第廿四章彭述之被捕后的五年生活

　　在述之被捕后的五年中，从私人生活方面说，蔡葵对我在投稿和职业方面的帮助，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的。同时，在私人方面，她对我也深表同情和友好。
　　约在1933年初，在一天的下午，当我亲自送一篇文章给她后（为她所主编的《女青年月刊》发表的），从她的写字间出来时，她也跟着出来，在走廊里她向我说：“我看你的脸色很不好，怎么，你不舒服吗？”
　　我回答她说：“约在二个星期之前，我的腋下生了一个大疮疖，痛得很，近日来同居的女朋友替我把里面的脓都挤出来了；这当然是原始的方法，但现在已经不痛了，不过还留下一个伤口罢了。”
　　她听了我的这一随便的叙述，却异常感慨地说：“假如我们这里任何一个人生了像你这样的东西，一定要住医院，而且还会施行小手术；因为这地方生大疮疖有危险性，你不但没有看医生，而且还写了文章自己送来，你还怀孕在身哩！”她说完叹了一口气，眼眶里充满着同情之泪送我上电梯。她这种真实同情的话语和表情，曾给予我很大的安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过了一个短时期，当我再去看她时，她对我说：“我向你建议：你写一篇关于妇女问题的文章，理论性的或历史性的，我可以介绍给东方杂志妇女栏发表。因为这个杂志的稿费最高，五元一千字。我们这里以及其他杂志都是二元一千字。这样，你写一篇就等于写两篇半文章所得的稿费，我觉得你像现时这样实在太辛苦了。至于文章的思想内容，你仍旧可以运用你一向的观点和方法，因为东方杂志的妇女栏为最左倾，这是由于这一栏的编者思想左倾的原故。”
　　自从我的第一篇文章在东方杂志发表后，从此就在妇女栏内站住了一个地位。在往后的五年中（从1933年至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东方杂志迁往重庆为止），差不多每月都有一篇，而且经常放在首要的地位。这样，许多杂志都纷纷要求我写文章，甚至连斯大林派所办的妇女刊物，编者明知我是托派，也请我写文章。总之蔡葵的这一建议，不但对于我的生活方面有很大的帮助；而且在社会上建立了一个公开地位，我可以用笔名在进步的文化圈子里活动了。
　　在我的生产临近期间，凡是关心我的朋友和同志们，大家都主张我将未来的孩子，无论是男或女，都设法送给需要孩子的朋友，这件事在我的内心里，曾掀起了一种矛盾和痛苦——一种天然的人类本能的母爱，与生活利害相冲突矛盾的痛苦。我常常为此而整夜失眠，经过无数次内心的搏斗，最后，手紧捏着拳头对自己说：“我是一个前进的女性，一个革命者，不应该有这种宗法思想观念；孩子送给别人，有甚么关系呢？”于是我决定了，孩子生出来后，找到适当的对象，就给人家。我把这计划告诉蔡葵。在施复亮夫妇同她的通信中，也提及此事，他们也主张送给别人（施想送给他的一个在乡下种田的弟弟）。因为他们认为：我养育两个孩子，又要做职业和写文章，实在太辛苦了，甚至不可能。
　　可是，命运照顾着我，出乎意料之外的奇遇，把我的这种痛苦的决定挽回了。有一次，蔡葵告诉我说：“全国女青年协会劳工部的顾问美国籍的柏特莱小姐约你谈话，因为她从我方面知道你的遭遇和实际生活情况；同时，由于她懂中文，她很佩服你在女青年月刊上所写的文章。”于是我应约前往，柏特莱小姐和蔡葵在一间客厅里等我。柏小姐对于我的孩子以及未来的生活问题，表示她的意见。她说：“我对于你的思想和精神都很佩服，同时特别同情你的处境，听说你准备把将要生产的孩子送给别人，我想这当然是由于你在生活方面有困难。但我以为这困难是可以解决的。我们劳工部愿意帮助你，因为我们认为：帮助你与我们所做的劳工部的工作有同等的意义，你的未来的孩子不要送给别人，因为假如你送给一个有钱的人，将来孩子的思想会反对你；假如你送给一个穷人，他们没有能力雇奶娘，在中国的物质条件和一般妇女没有知识的情形下，孩子能不能养活是一个问题。因此，我以为，你现时离生产期不远，我们首先担负你的生产费用，你住头等医院条件好容易恢复健康，满月后，你就可以在劳工部所办的女工学校当教师，当然，每个月三十元薪金对你是不够的，但女工学校每天只有早晨和晚上各二小时，白天里你可以继续写女工学校的教材和其他文章，雇一个女佣人。这样，你就可以养育你的两个孩子。”
　　柏小姐高高身材，年约三十以上，尚未结婚，生活简朴，住在工人区域，同女工的关系异常密切，看来她是同情革命的一位基督教徒。她是用中国话慢慢地对我说的。我听了她的这一番对我的孩子问题以及未来的生活与职业问题，安排得如此周到的叙述，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因为蔡葵并未事先告诉我。我当即回答她说：“柏小姐对我的孩子问题的意见以及对我未来工作和生活的安排，这样的妥善和周到，我除了衷心的感谢之外，没有别的话说。当然，一个母亲，不管思想如何前进，都是爱自己的孩子的。假如一个母亲要把自己所爱的孩子送给别人，那是出于生活没有办法，是违反本意的。我为了这个问题，曾经时常矛盾和痛苦，甚至因此而整夜失眠。现在柏小姐既然这样热心地帮助我，我当然乐意按照这个计划去作。”我辞别了柏小姐和蔡葵，欣然回到家中，把这件出乎意外的事告诉刘伯庄夫妇，他们也为我高兴。
　　我的生产期临近了，蔡葵告诉我，她们已经为我在圆明圆路，即全国女青年协会同一条路上，定好了一间医院，她把地址写给我，必要时，我随时可以直接进医院。
　　在1933年4月29日的夜晚，我发现已经动胎了，刘伯庄夫妇迅即送我到医院，进院不到两小时，我的儿子玲玲出世了。当生产的一切手续完毕，看护小姐把我安放在床上时，她以和善的态度对我说：“听说你原有一个孩子，是男的还是女的？”我说：“是一个女儿。”她接着说：“那么，恭贺你，你很幸运，现在你生的是一个男孩，一个面庞很可爱的孩子，你一定很高兴。”
　　“谢谢你，小姐！”我轻声地回答她说。
　　我听了她的好意的祝贺，反而感到一阵一阵地心酸！看护小姐走了，我静静地怀着复杂的心情和极端疲乏的身子入睡了。这间房子很清洁安静，为二等房间，里面设有二个床位，但实际上只有我一个人，因为一般妇女生产，多半住三等房间，二等房间不但房金较三等贵得多，而且接生费要多一倍（头等再多一倍）；不过住二等房间，房间里所住人数较少（二个），伙食较好些罢了。这完全是柏小姐等的安排，我无需过问。住了一个星期，刘伯庄夫妇便接我回家了。
　　我的工作已经决定在沪西女青年协会劳工部所举办的女工学校，名“沪西女工社”教书。生产满了一个月，我就必须迁居，因为我住在地方为沪东；同沪西是两极端。我在“沪西女工社”同一个衖堂里，找到一间前楼，相当宽大，我和两个孩子及女佣都住在里面。我的房间底下，便是房东所举办的一所小学，我的六岁的女儿莉莉就开始在这所小学念书，较为方便；而我早晚到“沪西女工社”去教书也节省走路的时间。
　　这所学校的制度分为三班：即初级，高级，和特级班，我是特级班的教员，即程度最高的一班。学生的成分全是成年的女工，袜厂、纱厂、丝织厂都有。有一部分袜厂的女工住在“沪西女工社”里面，该社雇有一个女厨子为她们作饭，因而她们的生活较好，有多一点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学习，这些都是特级班的学生。当我去教她们时，她们已经在特级班读了二年，已经能够作短短的文章了。过了不久，我鼓励她们办壁报，她们自己作文，自己抄写的壁报也出现在墙壁上了。
　　我在这所学校一方面教书；同时女青年协会请我再写一本为特级班用的教材题目为“工人的衣、食、住”（为协会劳工部所指定的）。其稿费同以前的一本一样，十元一千字，这是特别高的稿费，比之稿费最高的《东方杂志》还高一倍。同时，我还继续为《东方杂志》和其他杂志以及申报^[1]副刊的妇女栏写文章。当然生活相当紧张，每逢星期日便是我写文章最好的日子，自然谈不到休息或娱乐了。
　　女青年协会一般地左倾，早已从它的机关杂志《女青年月刊》的内容表现出来，但我还不知道其真正左倾的所在。当我在这所学校约莫教了三个月的光景，我便发现：劳工部是真正左倾，它是基督教的掩护之下，做教育女工和组织女工的工作，在上海的每一个工人区（五个），都设立一所像“沪西女工社”同样的学校；而特级班的教师，大都是左倾分子或共产党人。
　　此外，劳工部请我写教材，而不购买书局出版的教科书，也正是表明它的左倾，因为一般的教科书不能灌输前进的思想给学生；而我所写的教材，提出许多问题：如资本主义制度，资本家怎样剥削工人，妇女问题，尤其是劳动妇女有关的切身问题等，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以通俗的术语，加以分析和阐述；同时，另一方面，指出工人应如何斗争和团结，并指出最后的道路，即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学生们对于这些问题，感到极大的兴趣，因为把她们所亲身经历的痛苦和被压迫剥削的情况都描绘出来了；同时又指出未来的远景，打破了她们过去以为一辈子做资本家奴隶的想法。
　　约莫在这所学校教了四个月左右，我便发现：她们（蔡葵不在内）聘请我去当教师，并特别在各方面优待我的原因，是有计划地争取我，希望我重新回到党里去。例如，有一天，曹亮特别到我的住所来访问我，他是全国女青年协会和全国男青年协会同共产党之间的媒介，看来好像是女青年协会劳工部的顾问。他特别对我说：“我有一位以前的同学兼好友孙怒潮在南京，他时常去地方法院看守所去探望述之，因为他也是述之中学时代的朋友。”他用这样的方法，就自然揭露了我同述之的关系，也就揭露了我是谁。这样一来，他同我之间的谈话便没有隔膜，他表示关怀我的生活，我诚恳如实地告诉他。但他没有同我讨论政治问题，他的目的，只是向我表明他们全都知道我的真名，而且是托派，但对我仍旧如此优待，以此打动我，这是他们的第一个步骤。
　　过了不久，我的学生中之一的孙凤琴有一次独自来我家访问我，她说她想加入共产党，问我对此有甚么意见。我当时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一方面，我是托派，但当时的托派组织，由于上述陈独秀和彭述之的被捕以及干部不断地被捕，受了致命的打击，组织尚未恢复正常的状态，工人和群众运动中的基础完全被摧毁了。我明知道有一批学生受了我的影响而倾向共产主义，但我不能把她们吸收到托派的组织里面来；同时，我又不愿意她们加入共产党，想把她们留在那里，等待托派的组织恢复了正常的状态再说。因此，当孙凤琴向我提出她想加入共产党的问题时，我所采取的态度是：“这是你个人的问题，你有这种前进思想和意志要加入共产党，我当然赞成不过，我以为这是一个异常严肃的问题，你必须把那个党的宗旨、政策、组织等问题都弄清楚了，你就可以加入；假如还没有了解的话，那么，我以为你不妨等待一个时期再说。”
　　自此以后，她时常把共产党的秘密机关报拿给我看，企图以此来影响我，这便证明她向我表示要加入共产党时，她已经是共产党员，党决定叫她来试探我对共产党的态度如何；同时由她来把党的机关报或其他宣传品拿给我看较为方便，因其他的人不愿意暴露之故。
　　年假将届，女青年协会的劳工部（也许受党之命）特别派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共产党人姚女士来我的住所访问我，她首先便开门见山地说：“我对于陈先生的思想与学识异常钦佩，尤其对你的这种艰苦的生活深表同情。但我以为：你最好加入党（当然指共产党），因为你一个人孤立奋斗，没有任何帮助，带着两个孩子，生活在这个社会里，实在太辛苦了。听说你在星期日还在两个孩子、一个女佣人的一间小房间里写文章，为了补助生活的不足；假如你加入了党，你的孩子党可以帮助，而且同志和同情者很多，大家都可以帮助，那么，你就不会像现时这样辛苦了。不知你的意见以为如何？”我接着她的话说：“姚女士对我的同情和诚恳的建议，我非常感谢，但我现时很忙，一方面有职业，同时还必须为补助生活的不足而写文章，这便等于双重的职业。除此之外，还要照顾孩子和处理家事，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加入党有甚么贡献呢？我没有时间和精力为党作任何事情。”
　　她打断我的话说：“这没有甚么关系，有些党员并不一定要为党作许多工作，假如不是专门作党工作的干部的话。例如田汉，他虽然是党员，但他除了参加支部会议或某种文艺性的会议外，党并不要他作甚么工作，他仍旧写他自己所计划的文艺作品。但如你加入党，你除了参加支部会议或其他某种与你的写作有关的会议——如妇女问题——外，你仍旧像现时一样教书和写作，不过生活不会如此单调和辛苦，有保障和有某些帮助罢了。”
　　我听了她的这一番话之后，知道以没有时间来推托加入共产党是不成为有力的理由，因而我便决定不避免谈政治问题。我说：“想你已经知道，我本为早期的共产党员，由于政治意见不同而离开的。当然，说起来太复杂，但这些理论方面和策略方面的不同，今天依然存在。例如‘一国社会主义’问题，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问题；1925年到1927年中国革命失败的教训以及往后党所采取的一系列的政策问题等等，直到今天都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因此，我不能加入与我的意见不同的党。”
　　当我坦白地表明了我的政治立场之后，她在某些问题上曾同我争论，但双方各持己见，不能得到结果，只是双方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罢了。
　　这一次我同姚女士的谈话，在我的职业机关和党方面当然知道，这是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的。在他们看来，托派既无任何力量和社会关系，即连找一个职业或写稿都要依靠共产党的外围关系；但是他们却有一个大党，有一个苏联做后台，有钱有众多的党和同情者以及各种社会关系，即在基督教的最高机关里也有关系，而且在这方面为我谋到职业，并在就职前，尤其在生产时期特别帮助我，使我享受特殊的待遇。这种情形之下，唯有加入党才是最好的途径。他们的这种想法，是实际的，是他们曾经估计过，我是可能接受的，这从姚同我谈话时，以轻松的口吻说的，你最好加入党，党可以帮助你，生活有保障……等等语句中反映出来。
　　然而，对我来说，政治早已决定了我的命运，在过去的几年中，曾经饱受了穷困与痛苦，但我从没有在生活方面打算过，甚至连明天将没有饭吃也置之度外，哪里还想到为了生活的利益，甚至为了以后的生活有保障而加入我所反对的党呢？虽然我明知道，这次姚这样坦白地表明我的政治立场，我的职业将成问题。因为女青年会的劳工部经过曹亮的关系，已经为共产党所控制；而且看来劳工部的部长邓裕志，“沪西女工社”的主持者钟韶琴均为共产党员。但我不管这些，等到职业成了问题再说。因为我深深地了解，我所坚持的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不管今天如何孤立，如何没有力量，但从1925到1927年革命失败的原因与教训中，已证实托洛茨基主义是真理。当然，真理在没有获得大多数革命者的支持时，坚持真理的少数革命者，自然感到孤立，这就是说，真理在没有获得最后胜利之前，他们的命运总是坎坷的，他们的生活总是艰苦的。只有紧紧地把握着这一个观念，才不致为势力和物质所引诱而随波逐流，才不致成为投机取巧，没有气节和无原则的机会主义者。
　　寒假到了，我们的女工学校——沪西女工社——也要放假，女青年协会劳工部筹备召集一个全国劳工部负责者和特级班教员的会议，钟韶琴通知我，她说这次邀请我参加会议，并希望我在会议上多作些贡献，意即发表意见，影响那些资产阶级思想的分子。她说参加这个会议的人，有许多是从其他省份来的，就是住上海的也都要住在同一座房子里，会议一个星期。她叮嘱我收拾一下行装，以便到时搬进去。我表示我不方便去参加会议，因为我的几个月的儿子还在吃奶。她告诉我，她们已经为我安排好了一间房子，我的孩子和佣人都可以住在里面。在一天的下午，钟韶琴叫了一部汽车，她亲自带领我们到会议的住所。
　　一到那里，第一个碰到的便是在不久之前劝我入党并同我争论过政治问题的姚女士，她到我的房间里站了一会，神情颇不自然，随便谈了几句不相干的话就出去了。这时，我才知道，她也是女青年协会劳工部的职员。这便更加证明：全国的女青年协会上海的劳工部，有很多的共产党员，她们聘请我以及优待我，显然是企图争取我。虽然我曾经坦白地向姚表明了我的政治立场，拒绝入党，但她们这次仍旧一定要我参加会议，而且还例外的叫我把孩子和佣人也带去，这是又一次地特别优待；或者是企图影响我。
　　会议进行了一个星期，开始两天是各地女青年会劳工部的报告，随后是讨论今后工作的方针；再次是几位左派名人的演讲；最后是会员的自我讨论。
　　这次会议所请的几位演讲者也值得在这里提一提，因为他们在共产党的外围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一个演讲者为章乃器，他的讲题为“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他根据自己的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社会是封建经济占优势。”这是1931年到1932年托派与斯派在《读书杂志》上争论过的理论问题，他抄袭了斯派“封建经济占优势”的理论；章乃器浙江人，为一银行的高级职员，他以似是而非的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理论，写了一些文章，并时常被各种进步团体或会社请去演说，成为当时左派权威名人。他披着左派的外衣，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享受着左派名人的荣誉，是一个典型地投机的知识份子。他为着讨好中共，因而特别仇托，比真正的中共分子还更厉害。例如他在某些前进的社团里发现我也在场（他时常发现我，我也时常碰见他），他便对那些主持者说：“陈碧云（我的笔名——兰）是托派危险分子，以后这类的会议最好不要请她参加。”这些话是我的一位女友《女声》的编辑亲耳听到告诉我的。在1936年他为民主救国会的领袖之一，同沈钧儒、李公仆等七人一同被捕，这便更提高了他的声望，因而他便有资格向国民党投靠，得以谒见蒋介石，因此作过安徽的行政专员。但自1949年中共取得政权后，他又回头靠拢中共，作中共的高级官吏（部长）。在1957年“百花齐放”后，他被中共以右派分子的名义清算了。
　　第二个，演讲者为陶行知，安徽人，基督教徒，美国留学生。他的生活与行为同章乃器完全不同，他诚恳、朴实。他的思想和主张，是提倡乡村教育，而且亲自到乡间去作，他在乡间创办乡村师范，训练出了一批青年教师和民间戏剧演员。这批演员所到之处，大家都是鼓掌称赞。由于他的吃苦耐劳和自我牺牲精神，因而在基督教圈子里获得了很高的声望，即在社会上赢得了乡村教育专家的称誉。他在我们这个会议上所讲的，不是甚么理论或学说，而是朴实而具体地叙述他在乡村如何教育儿童和如何帮助妇女的事实和经验。
　　最后一位演讲者为钱亦石（原名钱介盘），湖北人，日本留学生，武汉早期共产党员之一。在1925年到1927年之间，他为武汉国民党市党部的执行委员，同董必武当时在国民党工作的地位同等重要。自1927年7月汪精卫清共后，他流亡上海，化名钱亦石，在中共外围文化圈子里活动，在各种左倾杂志上撰文，并出版文集和小册子，当时颇负盛名。
　　当他的演讲完毕之后，他问听众有甚么问题，我根据章乃器和他对中国社会为封建经济占优势的理论，提供了几个证实中国不是封建经济占优势的事例，拿来问他，并要求他解释这些事例，是否适合证实中国社会是封建经济占优势？他对此避免不作正面的解答，只是模模糊糊地混过去了；而我也不曾发表正面的意见。因为在这种场合来争论托派与斯派之间的分歧问题是不适宜的，因为一般参加会议的分子根本不懂。在这种场合只能用一般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以通俗的言语来影响某些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分子，希望其左倾罢了。至于中国社会究竟是封建经济占优势，或是资本主义经济占优势？这是一个分析中国社会的性质问题，是一个理论问题；参加这个会议的大多数，可以说是完全不懂的。
　　钱亦石本来认识我，当然知道我是托派，但他从讲台上下来时，特别来同我谈话，他对我的生活表示诚恳的关怀和同情。他说：“你的生活实在不容易呀！”我说：“不容易也得挣扎下去。”我们在友好气氛中结束了私人的谈话。由此看来，他不但不像非共产党人章乃器那样仇视托派，而且还表示同情。
　　这次会议最后的一个议事日程，便是讨论。首先，上海方面的参加者根据几位演讲者的内容提出了中国未来革命的远景问题。在讨论的过程中，大都同意未来的革命是社会主义的革命；但由此便兴起了一个问题，即哪一个阶级来领导的问题。当这个问题由一位工人代表提出时，她已经含糊地表明是要由工人阶级作领导的意思。但一位天津派来的代表起来发表意见，她说：“从历来代表资本家、大地主的统治政府看来，资产阶级是不能成为主要革命的领导者的，只有知识分子才能担负这个使命。因为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惟有知识分子才能把西方的文化传播到中国来，把西方的民主、自由的传统也介绍到中国来，推翻独裁的统治，使中国成为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但我相信，这里一定有许多代表认为工人才是革命的主要动力。不过，我认为：中国的工业不发达，工人的数量既不大，而且最重要的是工人没有知识；我们不能依靠没有知识的工人来做革命的主力军，或革命的领导阶级。”
　　当这位代表的话说完之后，停了一会，我看到有好些代表表现不同意她的神情，尤其是上海方面劳工部的负责者和女工学校的教师们。但过了一会，还没有人站起来发言，我站立起来发表我的意见。
　　首先，我阐述知识分子在历来的民主运动或反帝运动中，往往是起带头的作用，例如1919年的五四运动，1925年的五卅运动等，他们在这些运动中曾起过重大的作用，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要推翻一个独裁的政制，建立一个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制，这个艰巨伟大的使命，就不是单靠知识分子所能办到的。因为知识分子在社会的经济基础上，它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它是一个动摇的小资产阶级，它们不是依附着资产阶级，便是依附着无产阶级，这要看那一个阶级的力量强大来决定。当资产阶级的政权稳定时，他们可以在政府中做官，例如在五四运动中的许多领袖，后来在政府作官吏；他们还可以做工程师教师、海关、邮政以及银行的职员等等，由于他们的出路多，因而他们就不一定革命到底。当然，有许多知识分子，由于他们在思想上理解革命的理论，自觉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同工人阶级一起干革命工作，因而他们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了。
　　要担负上述这个革命的使命，我认为只有工人阶级或称无产阶级才能革命到底，才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因为他们在社会的经济基础上是主人翁，从各种轻重工业品乃至一切建筑物，包括轮船、铁路、火车；……等等哪一样不是工人的手制造出来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除了两只手以外，一无所有，因而他们没有任何顾虑，能够一直革命到底。所以我认为只有工人阶级才是革命的主力军，才是革命的领导阶级。至于他们没有知识，那是可以用各种方法来补助的。那些在思想上已经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的知识分子可以帮助他们。
　　当我的反对那位代表的意见，说完之后，一个一个地站起来发言，支持我的意见。最后，女青年协会劳工部的顾问曹亮，除了支持我的意见外，并特别强调我所分析的知识分子的动摇性之正确。结果，那位天津代表的意见陷于孤立。劳工部的部长邓裕志以及上海劳工部的负责人钟韶琴也先后发言认为，这次会议在讨论过程中形成两种不同的意见，是很好的现象，因为真理愈争论就愈明白和深刻，她们主张第二天争论下去。
　　但第二天那位天津的代表不坚持她自己的意见，便没有进行再争论，一致承认当天的结论，随后便是讨论其他的问题以及全国劳工部的工作方针和计划。这些问题都没有引起争论，均按照该部所起草的文件通过罢了。
　　在这次会议结束后，我利用寒假还有一个星期的机会带着我的八个月的儿子耀光到南京地方法院去探望述之，并看到陈独秀、罗世凡和述之的弟弟道之。但想不到，我这一次和道之的会见，竟是永久的决别，他在半年之后，便病逝于狱中！
　　从南京回来后，仍旧过着教书和写作的单调生活，我除了正式上课外，还需找出时间到女工的住所去访问。当傍晚的时候，做日工的女工回来了，我便到她们的住所去访问，亲眼看到她们的生活实况。这工作对我来说具有极大的意义，虽然在1925至1927年的革命运动中，我曾作过女工运动，接触不少的女工，但由于当时的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去进行访问女工家庭的工作；而只是在会议上，或示威运动中接触她们的。因此，平时在我的印象中，或在文字方面描写关于女工的生活状况，还不免有些抽象。但这次我才有机会得以了解女工悲惨生活的具体情况。假如单从她们的穿着方面来看，是不能了解她们的真实生活的。她们一般都穿得整齐清洁，她们不但没有穿破烂的衣服，有时甚至穿绸料的衣服，当她们参加某种节日或吃喜酒的时候。但如果从她们的食物和住的条件来说，那便简直不是人的生活，实在是太悲惨了！
　　在住的方面，她们一般都是住在工人区域那些单座的小型石库门二层楼房子的阁楼上（即第一层同第二层之间，中间搭一层矮的房间），或厨房间。当我上阁楼去访问她们时，从一个小梯子爬上，低着头进去，连腰都伸不起来。至于厨房间本为这座房子的住户共同烧饭之用；但房东为了贪图多租些钱，也把它拿来作为房间出租，这便使住户，包括房东在内，就没有地方烧饭了，于是在厨房间的门外面、从后门进来过路的一条狭窄巷里烧饭。有的用原始柴炉，弄得满屋子烟雾弥漫；有的则用一个打汽火油炉在自己的房间里烧。这样的条件，当然谈不到空气和卫生了。
　　在食物方面，她们主要的食粮便是米饭，至于蔬菜，只是买些最便宜和容易烧的东西，如咸菜、萝卜干和咸腐乳之类。她们的早餐是用隔日剩下来的饭用水煮成稀饭和着咸菜、腐乳等吃了去上工；午饭是用一个饭盒子带些饭和咸菜、萝卜等。晚上回来就烧晚饭和准备次日的早餐和午餐，但她们的工作时间每日至少十小时，有的甚至十二小时。因此，她们的生活是异常之辛苦。
　　但可怕和最悲惨的还是那些“养成工”的女工生活！在一个初夏的傍晚，我同钟韶琴去参观一所养成工的集体生活（因女青年协会劳工部的名义，主人才许参观）。当我们走进一个平民区的弄堂里（几座房子全都是养成工所），看见几十个年约十五岁至十八、九岁之间的女工在弄堂里一起吃饭，桌子上摆着二个用竹子做的大箩筐装满着饭，上面叮满了苍蝇；一大钵咸萝卜和咸白菜，大家捧着一碗饭站着吃；有的坐在房门外的石阶子上吃，有的在两个冷水龙头，围着一块布的浴间洗澡，因浴间只有二个，几十个人都要轮流洗浴。我们想参观她们的睡房，但主人不带我们去，只是说她们都是睡在楼上。我问一个女工：“你们几个人睡一间房？”“几个床铺？是不是一层一层的床？”那女工回答我说：“哪里还有甚么床，我们十几个人睡在楼上的地板上，上面铺了一条席子，一个挨着一个地睡着，中间没有一点空隙，房子又小，晚上闷热得很。”
　　我观察了一下那些女孩子的面容，都呈现着一种缺乏营养的灰白色，她们从乡下来时所带来的一点少女红润的容颜，已经被资本家和养成工所的老板所吸枯了。
　　所谓“养成工”，在上海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有些老女工或男工，在工厂里做了工头，因而他们便容易替别人找到工作。他们只要在工人区租二座或三座一楼一底的房子，便可收容一大批从乡下到上海找工作的女孩子，因为她们没有门路，无人介绍是很难在一间工厂找到工作的。当然，这些养成工所的老板也是从乡下来的，他们在乡下招收穷家的女孩子到他们的养成工所来，于是这些初到上海的贫苦女孩子就投进养成工所里面来，该养成工所的老板对她们是所谓“三包”、即包吃、包住、包找工作，但她们所得的工资，全都交给老板，由老板按照她们的工资多少来分配。除了食、住外，只给她们很少的钱。因此，“养成工”是被资本家和养成工所老板双重剥削的奴隶。据她们说：她们当中有人病了，也得勉强去工厂做工；否则，就要挨打，老板娘会用皮鞭子来抽的。自从我参观了养成工所以及和某些女工交谈后，这一幅凄惨的画图，便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中。
　　在这个期间，虽然由于工作繁忙而无闲暇到生活的单调和苦闷；但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往往感到凄凉与寂寞。我回忆起：在一个夏季的晚上九时，当我从女工学校下课归来时，拖着疲乏的身子走上楼梯，我轻轻地开了房门，女佣已经到阁楼上去睡觉了，我的七岁的女儿莉莉和一岁的儿子耀光都熟睡了。我在那两颗熟睡的苹果似的小脸上轻轻地吻了几下，突然感到一阵心酸！我躺在床上，虽然觉得身子有些疲倦，但睡眠却远离我，我追忆着那些新鲜、活泼值得玩味的往事，不禁微微地笑着，然而这微笑是多么的短促啊！我从床上起来，在房子里慢步地踱着，随手在书架上拿一本白香山词选来阅读。本想藉着文艺之力把我送入睡乡；但愈读愈伤感，文艺反而成为助浪的狂风，使我离睡乡更远了。
　　在这种精神不安和情绪异常波动的情形下，我知道很难入睡，索性拿起笔来描述当时的感想和情绪。我决定写一篇随感，题为“狂风骇浪中的一叶孤舟”。在这篇短文中，除了以凄惋而沉痛的词藻，表达当时的心情外，还对自己作了某些鼓励的话语。我将这种不幸的遭遇当作锻炼自己和考验自己的机会；并认为它对于我的未来，也许是一个富有历史意义的时期。最后，尤其强调：“这一叶孤舟”，虽然在长途的旅程中，将会遇到狂风骇浪的威胁以及各种各式的打击；但只要有确定的目标，把握着舵柄，坚信终有达到目的之一日。更何况在不分国界的环球汪洋大海中，有不少的同航者，大都终会到达一定的目的地的。这篇随感是我在述之被捕后的两年中（1934年暑假前），我的生活与情绪是凄惋和最深刻的纪录，它曾在一个名为“现代父母”的杂志上发表，随后收集于“妇女问题论文集”一书中（全国女青年协会出版），作为附录之一。
　　暑假到了，“沪西女工社”忙着开一个同乐会，没有分配我任何工作，也没有请我去，由于我太天真，我没有因此而想到在下学期会辞退我的问题。因为我觉得学生都很喜欢我，而且她们在一般常识、国文各方面进步甚速，尤其是思想方面，大多数倾向于社会主义，我自己是这样相信着：“我的工作做得不坏”。就是沪西女工社的负责者钟韶琴也是如此看法，这从学生们同我闲谈时反映出来。因此，我没有想到下学期会辞退我的事情。虽然我记得在寒假前那位姚女士建议我入党而被我拒绝并与之争论；同时，在年会上我曾提出尖锐性的问题，但我以为：那些事情已经过去了，这所学校又不是党办的，只要学生有进步，把她们的思想影响到左倾，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但问题并不像我所想象的那样简单，在一个炎热的晚上，钟韶琴约我到她的住所谈话，当我坐下来等待她发言时，顿时我看到她的表情异常不安，仿佛她没有勇气说出来她所要说的话似的。我不作声，当然等她先开口，她终于开始说话了，她说：“我一向对于陈先生是衷心地佩服的，我读过你的许多文章；尤其使我佩服的，每当我到你的家里时，你的两个孩子和佣人都挤在一间小房子里，但你仍旧安静地坐那里写文章。我常常想，我有时想写点东西如报告之类，关在一间静静的房子里都不容易写出来。
　　“现在有一件事情我必须告诉你，我实在难于启口；但我没有办法推诿。事情是这样的：现在沪西女工社要减少开支，教员的薪金要减少一部分，但弥补的办法是教员住在沪西女工社所租的房屋内的一小间。我们以为这个条件对你是不适宜的，只能适于一个简单的个人。”
　　我听完了她的话回答她说：“这没有关系，我离开了我们仍旧是朋友。”
　　她接着说：“假如有甚么学校要聘请国文教师，我们一定乐意介绍。”
　　我说了一声谢谢便告辞而去了。所谓节省开支，不过是一个遁词而已，事实上是政治问题，蔡葵有一次同我谈话时便明白地证实了这一点。当我向她谈到我的职业失去的问题时，她对我说：“她们当中有人告诉我说：陈先生人很好，学生也都很欢喜她；而且真正使得学生进步和思想左倾。但当学生的思想左倾了想进一步加入共产党时，她又加以阻止。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只好辞退她。”因为我的职业是蔡葵介绍的，她们对蔡当然要有交代，必须找出辞退我的理由。
　　蔡葵告诉我，她当即回答她们说：“既然学生们都欢喜她，而且使学生进步和思想左倾，那么，这样的教员不是很好吗？至于学生加入共产党的问题，那不是她的任务；那是学生个人的事情，学生根本不应该问她这样的问题。”
　　蔡葵回答她们的话很有道理。从她的话看来，她不满意由于政治的原因来辞退我，因而她对我说了真话。
　　在我的职业失去了之后，我仍旧住在这个弄堂里，因为我的女儿在这个弄堂里的小学读书，准备暑假后仍旧进这所学校。但过了不久，忽然有两个高级班的学生来我的住所访问我，我不认识她们，也没有任何人介绍她们来见我。据说她们是刚从监狱释放出来的。她们突然来到我的住所，并没有同我谈甚么，也没有问我甚么问题，只是坐在那里，我感觉有点惊奇，四只陌生的眼睛投射着一种异样的目光到我的脸上；一会儿又转到我的书架上，仿佛企图发掘甚么东西似的，神情极不自然。不久，便告辞而去了，我当时就感觉到这两个女工一定是叛变了，是想找寻对象来报销特务的任务，当然第一个便想到我，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同时，这两个女工也很难找到其他的共产党人。住在我的后房的两个特级班的我的学生，也同我一样感觉到这两个女工来访问我是很危险的。因此，我当时便决定搬家，当时我将此情形告诉刘伯庄、郭乔等同志（他们住在一座房子里），他们于次日清晨便在附近找到了一间前楼，当日下午他们便来帮助我搬家了。
　　由此看来，假如我在这个弄堂里继续住下去，大有遭到逮捕的可能。因为我既不是女青年协会的成员，也不是基督教徒，而只是该会所聘请过的一个教员而已，因而我没有任何保障。
　　失业对于我的生活当然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因为专靠写文章来维持，不但太辛苦，而且也不可能。我除了自己外，还要担负两个孩子的生活（一个孩子还要担负学费），而且还必须雇一个女佣人，除房租外，四个人的生活费用（女佣人的工资不多，上海一般都是每月五元），在上海是需要相当的数目来开支。因此，在暑假中，我委托某些有社会关系的朋友为我留意寻找职业。
　　我写了一封信给庄有义托她为我留意寻找职业，因为我知道她有某些社会关系，前面已经说过，她同她的丈夫陆沉开办了一所小学，她便是这所学校的校长。不久，我接到她的回信，说她已经为我找到一份职业，嘱我立即到她的学校去商谈。
　　在一个炎热的晚上，我吃了晚饭，怀着满腔的希望到庄有义的学校里去。当我到那里时，她的丈夫陆沉和易礼容以及其他两个人（都是湖北人，过去曾加入共产党），正在闲情逸致地打麻将，庄有义单独接待我，她同我一起坐在凉台上。她告诉我说：“我们为你找到一个职业，也是当教师，条件很好；除了足够维持你一家人的薪金外，还供给房子给你和孩子以及佣人居住，当然这房子的条件是相当好的，最好的是你不需要付房租以及关于这方面的一切费用。”
　　我听了她的叙述，沉思了一下，我认为职业的条件是相当好的；但不知是甚么背景，因为一般请教师只给一定的薪金，而不供给房屋的，我有点怀疑因而我便对她说：“这职业的条件看来相当好，但我想知道是甚么背景。我自己不会在职业的范围内作政治活动；但我希望职业不妨害我的政治人格。因此，我希望知道这个背景。”
　　庄有义知道我对这职业怀疑为国民党的背景，因而，她以劝诱的话语对我说：“我相信：蒋介石的政权，至少还有二十年，难道你在这二十年当中就不吃饭吗？你的孩子们也不吃饭吗？难道你忍心眼看着你的孩子们不能受教育，甚至挨饿吗？”
　　我坚决地回答她说：“这个职业，我不能接受，我一方面再另找职业；同时多写点文章。”
　　“专靠写文章来养活自己和两个孩子是不可能的。”庄有义接着我的话说。
　　“假如我不能养活孩子，我宁愿把孩子送给别人也不就这个职业。”我以坚决的态度和声调回答她说。
　　她听了我的话后，在皎洁的月光之下，把头垂下来了，眼睛也不敢正视我，一声不响。我看到她的这种神情，知道她内心里霎时还感到一种羞愧，因她是在1922年同我一起加入共产党的，随后又加入托派，在这种情形之下，再也无话可说，我便起身告辞。
　　当我从楼上凉台走出经过他们的客厅时，易礼容急切地轻声问庄有义说：“怎么样？怎么样？”
　　庄有义一声不响，只是把手一摇，示意叫他不要问下去。当我临去时，没有同她的丈夫陆沉以及易礼容打招呼，就一直从他们打麻将的桌子旁边走出客厅，因为我不愿意同叛徒们打招呼，准备同他们永久断绝来往。从此，我就没有再见过他们了。
　　从易礼容如此急切地问庄有义同我谈话的结果看来，我的职业一定是由他找来的。因为在走背叛的道路上，他比陆沉和庄有义先走了一步；陆、庄正在准备步他的后尘。
　　易礼容湖南人，为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创始人之一，毛泽东早期最亲密的同志和朋友，他们一起创办文化书店。当1926年革命上升时，湖南的农民运动蓬勃地生长，易礼容便作了湖南农民协会的会长。自1927年7月革命失败后，他便带着妻子离开湖南，隐居于上海。经过一个相当时期，他便同国民党的黄色工会领袖来往；经过这个孔道，投降了国民党。当1949年中共取得政权时，由于他在中共占领上海之前夕，他拉住了黄色工会的领袖朱学范靠拢中共有功，因而他便在中共政权下，仍旧在工会里站一个地位；而朱学范在中共工会中的地位，亦如在国民党黄色工会的地位一样重要。他的名字常常出现于《人民日报》上。不过，由于政权的转移，他从“黄色”工会的领袖变成“赤色”工会的领袖而已。
　　陆沉的来历前面已经说过，现在只提到他于1927年开始，作了湖北农民协会的会长，直到同年7月汪精卫清共时为止。随后作过江西省委书记。由于他对中共的盲动主义政策不满，因而于1930年加入托派。在上海创办一所小学作为维持生活之手段。该小学已经开办了三年之久，足以维持生活，但由于易礼容的怂恿和他们本人贪图物质的享受，不以办学校的清苦生活为满足（尤其是陆沉的气质不纯洁，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我对他的印象不好，一直不甚信任），于是便决定跟着易礼容走投降国民党的道路。陆沉的结局是在国民党内部军事派系斗争中惨遭谋杀了，这便是他想在国民党里做官、贪图物质享受的悲惨下场。
　　自1934年暑假，我在“沪西女工社”的教员职位失去了，以及拒绝庄有义所介绍的同国民党有关系的职业以后，我的生活又陷于异常危机的状态之中了。虽然我拼命地多写文章，但所得的稿费绝对不够维持几个人的生活，因而我的心头是沉重的，因为我当时除了依靠自己做职业和写文章外，没有其他方面的帮助。我暗自思索着自己当时所处的境况以及政治环境。思索后所得的结论是：沪西女工社的教员职位是由于政治问题被学校当局所辞退；而庄有义所介绍的职业又是由于政治原因而由我自己拒绝。由此看来，我这个作为托派的人，左右两条道路都行不通。左的共产党方面，因为我是托派（尤其是我拒绝他们建议我重新回党后），而被辞退；右的国民党方面，因为我是革命者而不愿接受同它有关系的职业。因此，我寻找职业的道路是异常之狭窄的，虽然我深知这种客观环境的困难，但幸而天赋予我一种乐观的性格，怀抱着随遇而安的精神，因而我并未因此而悲观消沉，愁容满面，还能保持谈笑自若的态度。因为我过去所遭遇的困难乃至危险的机会甚多，这些机会曾经磨炼着我，使我自觉地了解：忍受艰苦和磨难是我的生活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它们变成了我的命运。
　　虽然我过去常常遇到困难和艰险，但却也奇怪，幸运又时常照顾着我，它就好像追随在我的背后，常常使千钧一发的危险局势变成平安无事；生活正陷于绝境时，忽然又找到了新的出路。
　　约在1934年的初秋，我正因失业而焦急着，但当我有一次去见蔡葵时，她又同过去的作风一样，突然告诉我说：“现在有一个职业机会，就是全国青年协会书局编辑部需要聘请一位校对员，这个职位本是为钟复光（施复亮的妻子）找的，但你现在没有职业，这一碗饭就先给你吃了吧（她说俏皮话）。你愿不愿意就这个职业呢？”
　　我回答她说：“我一向把职业看作生活的手段，任何职业只要我能胜任，我便愿意做，除了某些职业有政治关系对我不方便外。”她接着说：“那么很好，我就介绍全国青年协会编辑部的主任吴耀宗先生给你认识。他是圣约翰大学毕业，美国留学生，中英文都很好，人品也很高尚，他在青年协会的地位仅次于总干事，而且由于他的品学兼优，同事们都敬重他，你明天下午就可以去访问他；我明天中午约他一同进午餐，我就可以当面向他介绍你的一般修养和工作能力等等。”
　　在第二天的下午，我到四川路全国青年协会去访问吴耀宗，他是广东人，态度严肃冷静，谈吐诚恳爽直，没有任何外交词令，给予我良好的印象。在会客厅里谈了一会，他便带我到一间工作室介绍两位编辑委员给我认识，一位是应元道，另一位为张仕章，他们都是基督教徒，该协会的干事，吴并告诉我说：“明天上午九时就开始在这一间工作室同他们一起工作，先试验三个月，在试验期间，月薪仅三十元；往后成为正式职员后，薪金就会增加。”
　　在我的工作三个月期满之后，吴耀宗约我到一间办公室去谈话，他对我说： “Miss陈，现在你的工作已经满三个月了，我们认为你能胜任，现在准备聘请你为青年协会编辑部的正式职员，每月薪金五十元，你对这个待遇认为满意吗？”我回答他说：“很好！吴先生，谢谢你！”
　　我在这里工作是用陈碧云笔名，而不用丈夫的姓，这在中国一般的传统（自1911年辛亥革命，尤其是1919年五四运动后）上，并不稀奇，但全国青年协会是美国在中国的教会机关，其中的干事以及高级职员，都是美国在中国所开办的教会大学毕业，有的留学美国，有几个高级顾问为美国人，因此他们是按照西方一般的传统习惯，结了婚的女子，应称某太太（MRS）而不称小姐（Miss），因此，总干事在一次干事会议上特别声明（我非基督教徒，没有资格作干事，故未参加此会，此事是编辑部姓应的同事告诉我的）：“陈碧云是笔名，她是一位结了婚的太太，因为她是一位独立的女子，不用丈夫的姓，而用自己的笔名，这在现时一般知识妇女中是常有的事，你们不必引为奇怪。”
　　由于蒋介石对1931年日帝国主义强占沈阳的“九一八”事变以及1932年日军袭击上海的“一二八”事件采取不抵抗政策，因而激起了民众的抗日情绪，发生抗日救国运动。例如在上海便组织了民主救国会（它出版《救国日报》）和国难教育社，以及其他各种团体和组织等。所有这些团体和组织，以民主救国会和国难教育社为最大。吴耀宗参加了民主救国会和国难教育社，他反对国民党，同情中共。因此，他认识所有最上层的左派抗日救国的领袖和文化人，甚至某些中共分子。他从这些人中，知道了我的真名。但他对我的态度仍旧很好，可见他不仇托。有一次蔡葵同我一起进午餐时，她连说带笑地说：“碧云！真有趣！吴耀宗煞有介事地好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对我说：‘我现在知道陈碧云并不是真名，而是笔名，她的丈夫是甚么人我也知道。她的丈夫以前在共产党里的地位是很高的呀！她本人也有相当高的地位。’他说这些话时，表现一种难以形容的神情。”
　　蔡葵说完了哈哈大笑，我也跟着笑了，因为蔡向他介绍我时，只是说是一位思想左倾的女作家，而没有告诉他我的实情，因恐他害怕而不聘请我，由于她没有向他说实话，因而她只好装作以前不知道似的态度，害怕吴怪她不够交情，因他们是很好的朋友。蔡没有向吴告诉我的实情，一方面固然是唯恐吴不愿意聘请我；同时也有为我保密之意。但吴耀宗同我认识不久，他没有告诉他的好朋友蔡葵我的真名和我的丈夫的名字，往后在青年协会里面，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他正如蔡葵准备介绍我去见他时所说的“品德高尚”。
　　我在这里工作整整的三年，从1934年初秋，一直到1937年暑假结束时为止。在此三年中，假如单从生活方面说，可以说是我自从1927年7月第二次革命失败以来最安定的生活。除了政治方面孤立的痛苦和私人精神上的寂寞外，没有经济方面的恐慌。这职业的薪金以及文章的稿费足够维持生活。按照中国的一般生活标准来说，除了住的条件对我业余的写作工作有些不便外（仅一间房子，孩子和女佣都住在里面），衣食方面都还不算坏，九岁的女儿读书很聪明用功，我从未因此而感到和需要督促她，她从小就能够自动的做功课，成绩甚好。当学期考试时，常得第一名，儿子三岁不到，尚未到达入学年龄。他从出生以来，整天都由女佣照顾，就是我从工作室回到家中，吃完了晚饭，还要写作或阅读资料，为着投稿，很少有时间来抚爱他。因此，他爱女佣比爱我更甚，这是很自然的。
　　我的这个儿子玲玲的命运很可怜，当他三个月在我的腹中时，他的父亲被蒋介石政府逮捕入狱，整整地关了五年。因而自他出世后一直到五岁，他从没有见过父亲，没有享受儿童应有的父母的爱抚。更不幸的是：当他在我腹中时，由于我的处境太艰难，担心孩子出世后的生活问题，因而接受某些好友的建议（他们也是为我着想），将未来的孩子送给别人，这便掀起了我内心的矛盾和痛苦，时常因此而整夜失眠！这种精神上的矛盾和痛苦，从儿童教育的观点上说，对于胎儿的胎教很坏，这将给予未来的孩子的性格以不良的影响，这孩子的性格，从小到大，一直是沉默寡言。
　　我到青年协会工作不久，由于地点的适中以及其他的条件，例如我的工作室内有电话（一般家庭有电话的很少），因而使我便于从事各种活动。我对这个时期的生活感到极大的兴趣，除了写作外，经常同各种杂志的编辑、作家接触，参加某些进步社团的活动。尤其有意义的是经常参加《女声》半月刊编者王伊蔚以女声社的名义所召集的各种会议：如演讲会，讨论会，聚餐会等。特别是妇女问题座谈会我最感兴趣，参加这个座谈会的分子多半是女作家、女教员、女职员和大中学生等，大都是思想左倾的分子，有些是中共的成员。但这些分子，包括中共的成员在内，当她们发表意见时，没有人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分析所讨论的问题，不能按照问题的性质有系统地发表意见，得出结论。我在这种场合，从不首先发表意见，观察和听取别人的意见（因为只有我一个人是大家所知道的托派，除了极少数女学生外），我必须异常谨慎地有系统地发表意见。一直到最后大家要求我发表意见时，我才按照所提出的问题，加以分析和发挥，批评某些不正确的意见，并得出结论，《女声》的编者叫她的书记把这些意见的要点和结论记录下来，准备放在女声半月刊上发表。因此，在每一次妇女问题座谈会之前，她一定要问我商讨下次所要讨论的题目纲领，而且希望我事先加以准备，在座谈会上多发表意见，以影响别人，而且充实《女声》的内容。
　　王伊蔚福建人，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系，她曾在上海资产阶级的女界闻人刘立明所主持的妇女节制会任干事，主编《女声》周刊。由于她的思想前进，便脱离妇女节制会而独立主编女声周刊（后改为半月刊）。当她还在妇女节制会时，她到全国女青年协会要求《女青年月刊》的编者蔡葵介绍我和她认识，因为她看到：我在各种杂志上所发表的妇女问题的文章，尤其是在《东方杂志》和《女青年月刊》上所发表的文章，都是最严肃的理论性的，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理论来分析和阐述的。特别是在东方杂志经常写这样的文章，因而各种杂志，甚至连斯派所办的妇女刊物《妇女生活》和《现代妇女》，也要求我写文章，我都曾为它们各写过一篇。因此，王伊蔚特别同我交涉，她为了企图《女声》同其他妇女刊物，尤其同左倾的竞争，她要求我，不要在其他杂志上写文章，而专为女声写。不过，她知道我的负担甚重，除了生活外，还有些额外的开支，如交际费，孩子的学费及疾病费以及一年一次去南京监狱探望述之的旅费等等。因此，她说：除了东方杂志外（因此杂志稿费最高），我希望你不要在所有妇女刊物上写文章，我当然没有接受这样的限制，不过，我允诺她特别帮助《女声》就是了。
　　虽然我没有答允她的这种要求，但她仍旧是我的最密切的朋友。她的女声社的办公处的地址，同我的机关只隔一条街道，穿过街道就达到我的会所，她差不多每天中午十二点钟（除了青年协会每二个星期一次的同事中午餐聚会，或我另有他约外），她就到我的工作室来约我在附近广东餐馆去吃茶点当作午餐，我们经常利用这两小时（从十二点到下午二点）的机会来讨论各种问题，她的问题很多，甚么问题都提出来同我讨论，甚至连她同她的丈夫之间的私人问题或小纠纷也征求我的意见，她对我很坦白，甚么话都同我说。
　　但最有意义的是：关于每一期《女声》半月刊的内容，乃至编辑次序，王伊蔚事先都要同我讨论，并时常请我作社论。同时，我介绍托派同志刘伯庄和郭乔等为女声写文章或回答读者所提出的问题。
　　同时，斯派方面，王也有许多朋友，女作家，文化人，男女都有。他们知道王同我的关系甚深，故极力拉拢她，同时也拉拢我。前面已经叙述过，早在1932年述之被捕后，中共便通过全国女青年协会的关系，曾用种种方法企图使我回党。虽然两年多来没有结果，但他们从未放弃这个希望。例如参加女声座谈会的中共女作家邀请我到她的家里去，对我表示友好和信任。她的丈夫当时在党内的地位很重要，她介绍她的丈夫同我认识。她们并邀请我参加他们的国际问题讨论会，当然是想影响我，我以时间不够为理由而婉言拒绝了（我的时间实在不够）。
　　此外，中共仍旧从《女青年月刊》的编者（蔡葵已经升为该会的总干事，而不担任编辑）陈维姜方面同我接触，陈是我的同事刘良模（青年协会的干事青年部的主任）的妻子。他们的思想左倾，假如不是中共的成员，便是同情者。由于我常在《女青年月刊》上写文章，因而他们对我很友好，有时请我同他们一起午餐，有时请我看电影，尤其是苏联的电影。这些表现，当然是对我私人生活的同情和好感（他们知道我在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常在协会自己的办公室写文章）；同时，也许希望从电影中影响我倾向苏联而转向中共。另有一次，陈维姜以女青年月刊名义，在一间最考究的酒楼宴客，专请左派女作家和编辑，但除我之外，全是中共的分子，如妇女生活的编者沈兹九（她曾请我写过文章），杜君慧（参加女声妇女问题座谈会，并写文章，她曾请我到她家中，并介绍她的丈夫同我认识，如前所述）以及其他女作家等，只有我一个人是托派，连女声的编者王伊蔚都没有被邀请，这便显然是制造一个机会使我同中共的女作家等融和在一起，以联络感情。
　　由于女声的编者常请我在她所召集的某些集会上演讲时事问题或国际问题；同时在妇女问题座谈会上，我所发表的意见，又被女声刊载出来，最重要的是我拒绝参加中共文化人所组织的“国际问题研究会”。因此，参加妇女问题座谈会的斯派分子，便不参加女声社所召集的妇女问题座谈会，而另行组织她们自己的妇女问题座谈会，邀请王伊蔚参加而不让我知道，实际上就是拉拢王而孤立我。可是，王在参加了她们的座谈会后回来告诉我说：“碧云！我很坦白地告诉你，我参加了一次斯派的妇女所召集的妇女问题座谈会，我发现她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才。没有一个人能够按问题有系统地发表意见，没有理论，没有分析能力。编辑也好，作家也好，都是说话没有内容，文不对题，总之，没有一个人才，即连一个风度很好的人也没有。我以后再也没有兴趣参加这种会议了。我们还是继续我们的座谈会吧，斯派的人不来也没有关系，不过少了几个人吧了。过去，她们来了，也并没有多大的贡献”。这样，我们的座谈会仍旧同以前一样继续。
　　同时，由于上述同样的原因，在国民党方面，也注意到我同女声的关系。在一个下午，王伊蔚特别到我的办事处来访问我，她拿出一份小报（名社会新闻）给我看，因为其中有一段新闻有关女声以及王本人和我之间的关系。
　　该段新闻说：“陈碧兰，即被监禁在南京的彭述之的妻子，当彭被捕后，她曾到处活动，谒见国民党名人，如宋庆龄等，企图援救她的丈夫（我从未见过宋庆龄——兰），随后又在左派文化界颇为活跃，她素具交际才能，且小有文才，最近‘投靠’（括弧「」为我所加——兰）女界闻人王某名下，主编《女声半月刊》。”
　　我看了这一段新闻后，尚未表示意见之前，在一瞬间，我观察王的表情，见她若无其事一般，我暗自思索着：这位女朋友很有气魄，她没有受这个消息的影响而对我有所改变，而且往后一直如此。
　　我仔细研究这个消息的内容，虽然很简单，但其用意却很毒辣，其中显然包含有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企图破坏王伊蔚同我的关系，使她对我发生心理上的反感，因为女声本为王伊蔚所主编，但说我“在王某名下主编女声半月刊”，这便意味着她缺乏能力或没有独立的政治立场，这种挑拨离间的手段，对一个思想尚未成熟和确定的知识妇女来说，是可能发生效力的，但由于王对于我的思想有某种同情，尤其对于我对人处事的态度异常信服，因而没有受其影响。第二个目的，也是最重要，便是暗示王，《女声》为托派所操纵，威胁她，使她离开我。因为国民党的文化贩子们都知道王没有加入任何党派，这些文化贩子们，多半是从中共脱离出去的叛徒，如前面所说的国民党的小报《社会新闻》的编者便是一个叛徒。第三个目的，是企图暴露我的历史，尤其是我和彭述之的关系，使人们根据笔名的生活与活动，容易同我的真名联系起来，限制我用陈碧云的笔名，在左派文化界以及某些前进社团活动。
　　实际上，当时所有中共外围的民主团体以及左派民主人士，都知道陈碧云就是以前第二次革命中的陈碧兰，彭述之的妻子，后来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即某些并非左派的知识分子，假如他们同我认识，看了这一段新闻，也会疑心，也容易把笔名同真名联系起来。例如全国青年协会有一位老同事，他是该协会机关杂志《同工》的主编，对我的态度很好（因他常看我的文章），他同编辑部姓应的最要好，（姓应的在编辑部里算是同我较接近的，虽然他没有思想，但人还好）不知他从哪里知道的（也许是从编辑部姓张的方面得知）。有一天，姓应的同事对我说：“袁先生看了那一份小报，关于陈碧兰与女声的关系消息之后，他特别告诉我说：‘这情形很像陈碧云，从各方面的描述都很像她。’我嘱咐他不要告诉别人，假如协会知道，恐对MISS陈不利。”从他的这几句话中，便可看出：他已向他的朋友承认这回事了，不过嘱咐他不要告诉别人罢了。国民党的黄色小报，时常刊载一些关于中共领袖的新闻，特别描写，以刻薄的笔调来描写某些著名的妇女领袖，以迎合一般普通人的低级兴趣。托派方面，自述之被捕后，我便成为这种小报的对象，时常刊载他们自己捏造出来的关于我的所谓故事和消息，这次刊载的关于我与女声和王伊蔚的新闻，不过是过去许多次数之中的最后一次而已。
　　前面已经提到过，全国青年协会编辑部的主任吴耀宗参加了民主救国会和国难教育社，他同这些社团的高级领袖都有往来，他们常到吴的办公室（普通朋友则在会客厅接见）里面来同他接触，我同吴是同一间办公室工作，他们全都知道我的，这些社团全是中共的外围，但吴没有党派的经验，其本质又异常善良和纯洁，因而他不了解斯派对托派的仇视。有一次，他表现高兴的神情天真地对我说：“MISS陈，我想介绍你加入民主救国会，因为我是这个会里的执行委员之一，时常集会，假如你加入进去，有时我没有时间到会时，我可以委托你代表我出席，不知你的意见以为如何？”
　　“那很好，只要通过过（我心里想你太天真），我是极愿意为抗日工作尽一臂之力的。”我简单地回答他说。
　　我知道他的想法一定是行不通的，不过，我不方便向他解释，因为我和他之间虽然在同一间办公室，但除了工作方面的事情外，从没有说一句闲话。虽然他知道我的一切，但他从未向我当面说穿过，因而我不便，也无必要告诉他民主救国会里面有仇托分子，只好让他去试一试。
　　由于章乃器为民主救国会的重要领袖之一（前面曾经提到过，他为反托之最积极者）当然是吴介绍我参加该会的提议没有通过，事后吴从此没有向我提及此事，但他对我的态度一点也没有改变，他又介绍我加入著作家协会。这个协会也是中共的外围组织，他们通过了我加入，因为它没有理由拒绝一位马克思主义的作家，尤其是出版了著作的作家加入，给了我会员证，但从未通知我参加过一次会议，过了几个月之后，寄给我一张会员缴纳会费的通知单，这便是斯派的作风，他们害怕托派比害怕甚么人还厉害，实际上托派只有我一个人，他们唯恐我发表意见，影响他们的同情者，尤其唯恐我有机会接近青年作家，不能孤立我，因此，他们一方面接受^[2]吴耀宗的介绍，给他的面子，同时用不通知我开会的手段，使我不得其门而入。
　　在中共的外围的左派文化圈子里，我也是他们注目的对象，只要我同哪一位著名的左派作家或编辑接触一次，便会弄得满城风雨。例如有一次，为了稿事，我到开明书局去访问该书局的编辑兼编东方杂志妇女栏的编者金仲华。这消息像电流一般在左派文化圈子里流传着（因开明书局有些左派分子）。本来作家与书店和杂志的编辑接触是很自然的，但由于我的地位和情形特殊，因而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这次访问金的事，我还是后来从托派的同志王凡西那里得知的。当我第一次由一位托派同志李仲三介绍我同王会见时，他便告诉我说：“你第一次到开明书店去访问金仲华这一件事，在左派文化圈子里传遍了。”
　　王凡西早已被中共开除出党，而且从监狱出来不久，这消息连他都知道，可见流传甚广，我听了王的话颇为惊奇，这一件访问的小事，人们竟会这样大惊小怪！金仲华为中共的外围，也许是党员，我不知道，他对托派是敬鬼神而远之的，例如我的“妇女问题论文集”由全国女青年协会出版时，蔡葵将全部文稿交给金仲华请他为该书写一篇序言，因为他编东方杂志妇女专栏时，写了一些妇女问题的文章，他的序言一般说来是按照书的内容相当客观，但他很巧妙地在序言的开始时声言：“女青年协会的编辑主任蔡葵女士，将陈碧云女士的文稿送给我，请我为该书写序言，我本不够资格，只好勉力为之……”这几句声明，便明显地表明同陈碧云无关。实际上，在过去，他在东方杂志妇女栏里刊载了我的几篇文章，是为了应付蔡葵，而不是对托派陈碧云有甚么同情或好感（有些分子是有同情和好感的），宁可说，他是相当仇托的，他刊载了我的几篇文章之后，有一次，将一篇文章退回由蔡葵转给我，这便表示以后再也不会刊载我的文章了，我当然也不会再寄文章给他。实际上，东方杂志妇女栏需要我的文章，但这是由于我是托派之故，因为金注意到政治问题，他唯恐中共误会他亲托，他是企图利用中共的背景来提高自己的地位和声望。果然不错，他得到中共的支持，主编《世界知识》（当时所谓权威杂志），而放弃开明书店的编辑，和东方杂志妇女栏的编辑，成为左派文化人中的“红星”。东方杂志妇女栏，便由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之一张明养来担任编辑。
　　约在1935年秋，蔡葵又向我建议，她说：“现在东方杂志妇女栏的编辑变更了，代替金仲华的是我们（指她的丈夫陈望道，著名的大学教授及作家）的好朋友张明养，你可以继续写文章，你把文章交给我，由我转交给他好了。”
　　经过一个时期之后，约在本年冬，张明养写了一封信给我，希望我到他的办公处谈谈，接到信后，我便到商务印书馆去访问他。当然，第一次见面，没有谈多久，我便告辞而去了，虽然是短时间的晤谈，但给予我良好的印象，他的态度自然、直爽，不像某些知识分子装模作样，表现一种编辑或作家的派头。
　　随后他又到全国青年协会来访问我，表示非常欢迎我的文章，最好每月能作一篇，由我直接寄去，不必经过蔡葵转交，以免耽搁时间。从此，我便每月写一篇，由协会专门送信件者直接送到编者手中，由编者签名在送信件簿上。这样，既迅速，又安全。
　　这位朋友同斯派的某些文化人不同，他比较开明、坦白，看来不满斯派某些文化人的那种把持和操纵的作风，例如《民主周刊》被封，编者李公朴被国民党暗杀后，他们便办另一种周刊名《国民杂志》，由张明养用张弼笔名主编（在我看来，这是企图争取张的一种手段，他们当中是不缺乏人来作主编的，而且张有正式的职业，他们差不多都是没有职业的）。有一次，当张同我一起进晚餐时（我们双方都是在业余忙于写作，需要见面时，便利用晚餐的时间），他向我发牢骚说：“国民杂志没有青年问题一栏，我本来想多找些作家来写文章，但王任曙却要包办这一栏（王为著名包办的文化人），这样，便不能容纳他人的文章了，我对这种办法本不满意，但编委会通过了，我也没有办法。”由此看来，他尚未入党。
　　另有一件事情也可以证明张尚未入党，在一个下午五时左右，他打一个电话给我，希望我在工作完毕时暂留会所，他将要来约我一同晚餐，因他有一件极要紧的事一定要在当晚决定，希望在事前同我商讨，我们一到餐馆坐下，他便急急忙忙地告诉我底下的话：“国民杂志社以及同它有关的左派重要文化人，今晚将在酒楼晚宴，决定我辞去商务印书馆的职业，而专编国民杂志，这问题我很矛盾，我想不去参加酒会，以便让我有多一点时间来考虑这个对我个人的生活以及我的家庭生活有决定关系的问题，按照他们的意思，在商务印书馆作编辑，没有甚么意义，专编国民杂志才是有革命意义的工作，今晚要我决定辞去印书馆的职业问题，我想听听你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因为我相信你比我有经验得多，我简直不知道如何是好？！”我回答他说：“假如简单地或形式逻辑地站在革命的观点上说，他们的说法似乎是言之有理，冠冕堂皇的，不过，在我看来，问题不是这样简单，并不是在商务印书馆为东方杂志工作便完全没有意义，你在兼编《国民杂志》之前，也写了不少有意义的文章，用笔名在前进的刊物上发表，已编集成文集出版；而且你还介绍了不少具有进步思想的文章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这些事实，不能说没有意义，‘只有主编《国民杂志》，才是有意义的工作’这种说法，是片面的，主观和幼稚的，你的职业对你作有意义的工作并无矛盾，假如你不能兼编国民杂志，由编委会推举一人负责，但你仍旧可以参加编委会，写文章，不是同样有意义吗？假如一定要你主编，编委会可推举专人帮助你，何必一定要你辞职呢？
　　“而且，在现时反动的政制之下，做这种文化工作，最好是有一种公开的职业来作掩护，商务印书馆是资产阶级最有权威的文化机关，在这里作编辑，在社会上有一个公开的地位，这对于作有意义的工作是最有利的，我不理解，他们为甚么一定要你离开商务印书馆的职业，而把自己孤立起来，这是不智的。此外，你还有一个实际问题，你有妻子和几个子女，家庭经济全靠你负担，当然，你辞职后，他们会安排你的生活，但假如日本进攻上海，甚至占领上海，那时，他们自顾不暇，你的生活便失去保障，职业也失去了、商务印书馆全国都有分馆，它可迁移，总之，我希望你严肃地考虑不要听他们的鼓动，怂恿和强调而离职，以遗后患追悔莫及。”
　　他听了我上面一番叙述之后，他认为我的意见比较客观，顾及到各方面，合乎情理，不像他们那样简单，不顾一切。他说：“我今晚决定去同他们一起聚餐，因为我的矛盾解除了，我坚定保持不离开商务印书馆的职位。”
　　斯派的文化人一定要张主编（已经兼编，以迫他辞职）国民杂志，在我看来，是企图以此争取他，因为国民杂志，凡是左倾的人谁都知道它是被封了的民主周刊的替身，为当时左派文化界权威刊物，因为它抗日；同时，他们一定要他辞去商务印书馆职位，是因为要争取他入党，使他在没有任何生活资源的情况下，只有依靠党，这样，他们便完全可以控制他了。我当时心里明白这一点，但我不便对他明说，因为我是托派，我避免作这种没有根据的推测，我只是根据他向我提出的问题，就事论事，使他心服。我从他所说的一系列的事实中，使我又一次地了解，斯派文化人的作风，同过去党的官僚主义作风一样，把持和操纵，利用物质的力量来控制别人。
　　从我个人当时的政治生活方面说，深深地感到过于孤立的痛苦，我在女声社以及左派文化界活动，只有我一个人唱独角戏，仅有一次，有一位托派的女同志参加女声社的妇女问题座谈会，她本勇敢地站立起来发言，但由于能力不够，只说了几句，尚未到题便说不下去坐下来，但从此她便不再去了。我本来极力鼓励她同另外两位女同志（一位是郑超麟的妻子，另一位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一起研究妇女问题，三个人一同来参加妇女问题座谈会，以免我一个人孤立，但她们看到参加座谈会的人数众多，有时还有男性，自己已觉得没有把握发表意见便不去参加了。至于男同志，除了郭乔混在斯派外围文化圈子里写些文章外（因斯派不知道他），其余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出来公开活动。实际上，也没有几个人。
　　如前面所述，托派的组织，由于同志不断地被捕着，当时的组织，名义上虽然由陈其昌负责，但实际上，只有二三人组成一个名义上的领机，连支部生活也没有，例如在陈负责之前，曾有几位从北京来的年轻同志，他们得到李福仁^[3]的帮助（少许经济上的，和资料方面的，因为他能够收到美国SWP的机关报，以及国际文件等），还作了一个时期的工作（如出版不定期的内部公报），我还参加一个支部，其中的成员为：刘伯庄、李季、王独清、郭乔、王莫之和我六个人，但自这批年轻的同志被捕后，便由陈其昌负责，他没有能力作出任何贡献，只是到李福仁那里去跑跑，带点英文书刊或文件回来自己阅读或给他接近的同志看看，一般的同志是不知道的，最坏的是：他收到国际的法文杂志和文件，他本人不能阅读，但他拒绝给王独清阅读，王在法国留学多年，法文甚好，陈不但应该给王独清阅读，而且应当请他翻译出来给同志们传观。陈这种狭窄的心理状态，我真很难理解，这可能是一种很坏的小布尔乔亚的心理状态，因为他本不够格作为党的总书记，但由于没有人，只好让他看管一个时期，将来再说，正因为他唯恐同志们不把他当书记看待，他才采取这种愚民政策的作风。
　　自我们的支部解散后，王独清、李季和郭乔还同我保持私人的来往，但李季特别谨慎，只有我和王独清才能到他的家里，但同我生活最接近的刘伯庄^[4]夫妇，由于在上海著书无法生活下去，因而追随汪泽凯^[5]之后（汪在上海带着妻子和儿子贫困不堪，到北京当大学教授去了），也到北京当大学教授去了。
　　刘伯庄是一位异常诚恳善良而有相当理论修养的老同志，他的家庭一向同我的关系甚深，尤其自述之被捕后，我们住在一起，差不多等于一家人，我有多余的钱（好友们为了对我的同情，自动地送些钱给我），除了为述之买些必需品以及自己和女儿添置必需的衣物外，都拿出来给他的妻子管理作家用，但这次他到北京的计划，事前一点也没有向我吐露，事后也不同我通信，走的时候还不向我辞行，这表明他是决定离开运动了，汪泽凯早已脱离运动（自当教授以后一个短时期），刘的教授职位为汪所介绍，因而他不让我知道，这件事，给予我精神上一个重大的打击！使我更感到孤立了！几年来，我独自在文化界，在斯派外围的圈子里活动，已经深深地感到孤立的痛苦（幸而还有一个女声半月刊来支持我的精神）。这次汪泽凯和刘伯庄联合离开组织（他们并未声言，为无形脱离），不但给予我精神上重大的打击，而且更使我感到托派运动之艰难！汪、刘都是法国勤工俭学时代加入党的，他们回国后，都曾作过省委书记，成绩甚佳；当1929年托派开始时，他们又是最初的发起人，积极的干部，仅仅是因为国民党的压迫，不断地逮捕托派分子，致使组织瘫痪，斩断了社会和工人的关系；同时由于斯大林党对托派之仇视，造谣和污蔑，宣传托派为“汉奸”，这种宣传，正在日帝猛烈进攻，民众抗日情绪高涨的时候，对托派是很不利的，在这种情形之下，作为一个托派，是很难在社会上立足的。
　　从我当时私人的生活方面说，除了政治方面孤立的痛苦和精神方面的寂寞外，有时还遭到意外的麻烦。在一个初夏的季节，我的八岁的女儿莉莉，忽然热度甚高，脸上发现有红沙子，当我上午九时到办公室时，我告诉姓应的同事关于我的女儿的病情，他一听到就急忙告诉我说：“这是腥红热，你赶快把她送往公部局隔离医院。”他迅即打电话协会的事务主任，用全国青年协会的名义写一封信给上海公部局隔离医院，我拿着信急忙回到家中，将女儿送往医院。她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星期，我每天利用中午吃午饭时两小时的时间到医院去看她，每次带几个美国橘子给她，她很聪明，听医生的话，医生叫她每天喝一定数量的水，她一定遵守，因而热度容易降低，当我每天去看她时，情形一天比一天好，一个星期之后，我便接她回到家中休养，由于我自己一个多星期来中午都没有休息，因而感到异常疲倦，同时也感到自己的身世之凄凉！
　　另一次，在一个夏末的夜晚，我同女佣坐在小凉台上纳凉，她抱着我的三岁不到的儿子玲玲，她突然惊慌地告诉我说：“不好了，这孩子的手脚冰冷，口吐白沫。”我一看这情形，便决定把他送往医院救治，因他有热度已经有几天了。我首先到朋友处借了一些钱（因住院一定要先付一笔钱），然后叫了两部人力车，将孩子送往医院，把一切手续办完之后，我才同女佣坐人力车回来。其时已是午夜二时，人们都已入梦乡。路上行从稀少，我颓然地坐在车上，不禁兴起了无限的感慨！平时的生活，已够辛苦和紧张，职业外写文章也是为了补助薪金的不足，这便双重辛苦；再加上要处理家事和照顾孩子，尤其当孩子们发生重病时，更使我透不过气来，这不仅是增加经济上的负担，而且也加重精神方面的痛苦。过了几天，孩子的病好了，我便接他回来，可怜的孩子，在医院里整天哭着要妈妈，回家便表现十分高兴的神情，虽然他的两眼还留着泪痕，但已经露出笑容来了。
　　约在1936年春，差不多十年不见的弟弟慧剑，忽然从青年会宿舍打一个电话来，请我马上带点钱去接他，因为他身上已经没有支付宿舍以及食物等费用了。我迅即到附近青年宿舍，替他付清了一切费用之后，他便跟着我到我的办公室，过了一会，中午十二点钟放工的时候，我便带他到我的住所，吃完午餐，我仍旧到青年会去工作，下午五时半回来，安排他的生活，在我当时的经济条件之下，当然谈不到甚么安排，只是在我所住的那间房子里，晚上架起一只帆布床让他睡觉吧了。从此，他便在我家里住下来，这当然又增加了我的生活负担，他当时年约十七八岁，高中尚未毕业，又没有任何工作技能，只是文笔还好；继续读书，我工作也很困难，我实在无法负担；他对自己的前途，好像没有任何打算似的。当他刚来时，我因为没有一个亲人，他来了我很兴奋，但由于我的负担过重，房子里面住的人太多，一间房子一共住了五个人，两个孩子和女佣都同我睡在一张床上，使我无法写作，由于这种生活无法忍受，我便同弟弟商量他应当考虑自己的前途，当然，他也有自己的自尊心，他当时便发脾气，说我是赶他走，他当晚便要求给他旅费到南京去找朋友，寻找生活出路，我当即向友人借了几十元给他，这样，我们不欢而散了。由于他没有钱进学校，生活无着，他便考进军官学校，随后到四川重庆去了，因为中日战争以及后来日美战争的阻隔，我们多年没有通信，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日战争完全停止，约莫过了七八年之后，他才从武汉来上海同我们重新相见。
　　在1937年5月末，全国青年协会给我一封辞退书，理由是时局紧张，协会裁人，但问我在暑假期间，即七、八两个月是否愿意工作，否则，从六月起，薪金便停止了。这一封辞退书，在中日战争激烈，日帝节节胜利的当时，对于我的生活是一个异常严重的威胁。在未接到这个通知书之前，蔡葵已经告诉我，协会要在暑假前辞退我，但她知道暑假如干二个月的工作，当然有一百元的薪金，否则，马上便停止了。她说：“假如你接到这样的通知，你便明白地说，为了生活上的需要，我愿意在暑假期间工作。”我便按照这个意思写了回信给青年协会，我每天仍旧按时到那里去工作，但八月十三日，日军袭击上海，全国青年协会的地址接近虹口，因此他们叫我不必再去了，我领取一个月五十元的薪金（七月份已经领了）以及三年来每月的储蓄金一百几十元，回到家中，感到异常恐慌，我心里想：带着两个孩子，每月的房租和食物，这点钱不久便用完了，怎么办呢？这时找职业当然是异常之困难的，投稿自然也成了问题。因此，我感觉到这一次的失业是致命的，但不管怎样，总要设法活下去。
　　正在“八一三”爆发之前夕，张明养打了一个电话给我，他说：“你还没有搬家吗？以前‘九一八’和‘一二八’两次事件，你总是大胆不搬家，仍旧住在虹口危险地区，这次你可不能不搬家了。”由于他的提醒，我便打了一个电话给我以前的一个女学生的丈夫，请他立即在法租界找一间房子，不管条件如何坏，只要便宜。他当天便找到一间小前楼，比我以前的房子小而且条件坏得多，不管好坏与否，立即搬进去。幸而张打电话提醒我，否则，假如迟了一天，不但找不到房子，即连找搬车夫也找不到了。因为住在虹口和闸北中国地界的人家，都要搬到租界去，当我搬家的那一天，街上挤满了搬家卡车，人力拖车以及人力车等，几乎走不通。事后想来，这倒是一件幸事，否则，将使我遭到很大的困难，我应当感谢这位朋友对我的关怀。
　　在对他方面，如前面所述，幸而他同我商讨关于中共外围要他离开商务印书馆的职业问题，我极力主张他不要离职，因而他没有辞职，在“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事件发生后，张告诉我，商务印书馆准备迁往香港，他和他的家人也准备同往，商务印书馆为中国最大之书局，各省都有分局。总之，他们一家人的生活有了保障，否则，马上便成了问题。国民杂志准备停刊，许多斯派的干部和文化人都一个一个地投进江苏省苏维埃区，上海只留少数人负责同苏区来往的人接头。张到香港后，还写信给我请我写二篇文章，到重庆后，便从此不能通音信（因交通阻隔），也从此没有再见面了！
　　由于“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的事件发生之后，同时以飞机轰炸南京，模范监狱被炸，典狱长决定首先将所有的政治犯都释放，因而陈独秀以及其他几位同志都释放出来了，但将述之一人扣留下来。因为当陈、彭的案件公开审判时，述之的辩诉演说异常激烈，他指责国民党不开放民众彻底抗日是危害民国，公开宣传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挽救中国的危亡。他不顾生命的安全，只是想藉这个机会，大大地作一次宣传。因陈、彭案件在报纸上登载了二年之久，轰动全国，所以当审判那一天，审判所内挤满了人，旁听的人都站在走廊上以及其他可能站立的地方。同时，述之的辩诉状的内容也同演说词大致相同，文字异常锋利。因此，国民党的特务头子陈立夫把述之一个人扣留下来，说是要送到安徽监狱中去，实际上是准备把他秘密处死，但典狱长向司法院院长居正要求释放述之，他说陈独秀和彭述之是一同被捕，一同判决，现在陈同其他的人都释放了，只留下彭一个人没有任何理由，院长接受了典狱长的理由，主张释放，因而述之才得以出狱，准备回到上海，但从南京至上海的途中，火车又被日机轰炸，他躺在稻田里，飞机过去，然后再转乘火车来到上海，约在八月末的一个傍晚，赵济同志突然将他带到我的住所，我和孩子们都感到突然和惊奇，因为在此之前没有得到述之将会出狱的消息，假如不是日机轰炸监狱，陈独秀和述之还要在监狱里度过三年岁月。我刚失业不久，住的条件又异常之坏，因而我当时是以沉重和喜悦的复杂心情来迎接他的归来。

^[1] 上海《申报》妇女栏最为左倾，我常在该报写短文章，该报为上海最大的日报。

^[2] 中共对吴耀宗很看重，因他在全国青年协会地位甚高，人又单纯老实，容易为他们所利用。例如，他们时常越过吴在协会的大会客厅开各种秘密会议，一来便是几十个人（当然是星期日），因为它是美国教会机关，建筑又堂皇庞大，容易掩护（这倒无可非议）。

^[3] 李福仁在上海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我从没有去访问他，因为当那些从北京来的年轻同志组织领机负责时，由于我们的支部不让他们轮流来参加（因环境恶劣，而这些同志中有的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有的是北京大学的学生，由于他们一来便自行组织领机，由其中一人作为总书记），由于我们支部的成员没有一个人认识他们当中任何一个；因而他们说要来轮流参加我们的支部会议时，我们一致决定：这个支部由于人数过多，环境恶劣，开会的地方只有刘伯庄家里。因此，本支部决定暂由支部书记向领机报告，同时带回领机的消息和指导，但他们对此决定，非常生气，他们认为这些元老，看不起年轻人，不信任他们。因此，他们主张把这元老全都开除，连陈独秀在内。这种荒唐的主张，想来是因为李福仁不赞同而没有实现，由于这一原因，我不去访问李福仁；同时，我没有担负组织的特别任务，我觉得没有必要去访问他。当然，假如是一个正常的组织，我是应当时常去谒见他的，因为在托派的组织中，只有我一个以作家的资格在文化界活动，如上所述。

^[4] 刘伯庄于1947年病逝于四川，他的女儿写信给我说：“当我的父亲临终时，手里还抱着求真杂志。”这杂志为述之所主编，他发现述之和我各主编一种杂志时，曾有信给我们，他看到托派运动之复兴而高兴，临终时，手里抱着求真杂志，表示他的托派思想至死不变。

^[5] 汪泽凯同他的妻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完全结束，全面和平之后，他们看到述之主编《求真杂志》，我编《青年与妇女》，（后改为《新声》，成为托派机关报），看出这象征着托派运动的复兴，很兴奋地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给我们，最后，他们说：“我们将以节妇见面。”这便是说，他们保持托洛茨基主义的节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