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廿二章　一个叛徒带来的灾祸

　　在1931年5月23日的那一天，我的心神不定，坐卧不安，不知如何是好。差不多整整的一天，都陷于这种状态之中。直至下午四五时许，我觉得再也不能在家里呆下去了，告诉述之说：“我不知怎的，今天这样心神不安？我想带着莉莉到陆沉的学校里去散散心，也许不回来吃晚饭，到时你只要把现成的饭和菜在打汽火油炉子上热一下就可以吃了。”（因述之必须在家里赶着译稿）。我自己也不能了解，当时的情绪为甚么如此的不正常；也许是由于在怀孕初期，生理上的变化而影响心神不安吧。
　　陆沉和他的庄有义，还有一位姓彭的都是托派。其余的如陆沉的妹妹和妹夫也都是这所学校的教师，他们曾经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加入党。回国后，由于中国革命的失败，环境又异常之恐怖，他们便于无形中同革命远离了。
　　他们留我在那里吃晚饭，我也没有推辞就随便吃了。饭后不久约七时左右，我们的同志兼私人好友马任之突然匆匆忙忙地走进来，面色惨白，神情慌张。他首先看见我，惊奇地对我说：
　　“我想不到你在这里，述之在家里吗？”
　　“是的”我说。
　　“糟了！恐怕来不及了！我准确地知道，你们家里有人告了密；但告密者是谁现在还不知道。”他接着说。
　　这时陆沉夫妇也围拢来，我们四个人站在一起，急切地商讨如何把述之拯救出来的办法。马任之着重地说：“现在最要紧的是赶快去他们家里把述之叫出来，但碧兰不能去，她去了万一已经有巡捕在那里就走不脱了，最好由别人设法去探望一下，看情形如何？假如无事，便上楼去叫他赶快离开。”
　　庄有义听了这话，她灵机一动，便自告奋勇地说：“他们的房东是开洗衣店的，我拿一件衣服去洗，看看情形如何；假如有甚么事，一定能够从房东的态度或谈吐中探察出来的。否则，我还可以随便问问楼上的房客太太在不在家？”她说完就急忙去拿衣服准备去。
　　马任之和我都认为她的这一办法很好，而且没有危险，但她的丈夫陆沉却沉默着一言不发，表现考虑的神情。我迅即了解到他不愿意他的妻子去冒危险，虽然大家认为没有危险。于是我立即坚决地说：“现在的情形是不能延挨一分钟，要愈快愈好，我决定自己回去，孩子留在这里；万一有甚么事，我预先委托你们照顾她，我去了。”
　　说完连走带跑地通过了花园，出了校门，便跳上一辆人力车，嘱车夫走快一点。当人力车把我带到我的家门口时，我也不顾一切，从后门一直上楼。开房门一看，没有异样，只有一个姓谢的青年同志正同述之谈话，我立即打断他们的说话：“马任之得到确切的情报，说我们家里已经有人告密，并在今晚就来逮捕我们，但是谁还不知道，我们赶快离开这里；并嘱小谢通知郑超麟、何资深等，叫他们赶快于今晚离家。”我又着重地告诉述之说：“现在情形很紧急，外面也许有便衣侦探布防侦察，我们不能带任何东西，即连一个小箱子也不要带，恐怕侦探追踪。我们每人身上多穿一件衣服，你把一件哔叽呢夹长袍穿在外面；我也穿上一件夹长衣就算了，甚么都不要，你只要拿你那本正在翻译的俄文书和字典就行了，因为这是我们吃饭的工具。”我当时还想找一件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一批当票，因为许多稍好一点的衣服，尤其是冬季的，述之的和我自己的都送进当铺里去了；但由于一时心慌意乱，不知放在哪一个箱子里，惟恐多耽搁时间来不及逃走就放弃了，这给予我们往后多年中无数的困难；另外还有几个银元，也不愿意开箱子去取，也放弃了。我把窗户关好，房门锁了，两个人轻轻地从后门溜出去，兜了几个圈子，在大雨的掩护之下，搭上电车，又换了无轨电车，下车后，转弯抹角地看看背后没有人影！就溜进陆沉的学校里去了。
　　我们身上既没有带钱，当然不能住旅馆，而且一件行李也没有，住旅馆是很危险的，因为当时上海的旅馆，大多有便衣侦探潜伏在里面，假如他们发现形迹可疑者，便报告捕房，捕房随时可派人到旅馆里面来盘问，搜查或逮捕。我们的情形是经不起盘问的。因此，我们当晚只好决定住在陆沉的学校里。
　　我们迅速地脱逃出来，心头感到一种轻松；但陆沉夫妇的心头却沉重起来了。我怎么知道呢？因为我们所睡的房间同他们的睡房是相连的前后两间。我整夜未曾入梦；但他们也整晚谈话不停。虽然由于房间是独立的，隔壁听不清他们所说的甚么话，但从他们的语调，声浪的高低中，可以听出是讨论一个异常严重的问题，我当时便断定是讨论关于我们的问题。因而，我继续听下去，愈听愈疑，我研究的结果是：他们是决不会自动出卖我们的，假如事情不蔓延到他们的学校里来的话；假如由于追寻我们而连累到他们，那么，他们为了自保，可能出卖我们，说出我们的真名，作为投降的条件。因为根据我平素的观察，虽然陆沉为湖北初期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之一，但我从1922年在武汉认识他的时候起，就一直觉得他的气质不单纯，往后经过长期的观察，对他不甚信任。
　　由于我对陆沉的不信任，因而我便推断：他们之间的谈话和争论的焦点是：假如万一找到他们家里来（他们害怕当晚我们从家里来时有暗探追踪），他们采取何种态度的问题。在我当时内心里的推测是：他们的争论是陆沉主张出卖我们而庄有义不忍心（她从1921年起就追随我而闹学潮，而入党，随后又加入托派）。这从开始时她自告奋勇要设法去救述之出来而陆沉不愿就是一个显例和考验。
　　第二天早晨，平安无事（陆沉最担心的是当日晚上），大家都平静如常。午餐前，约十时左右，马任之到这里来，带来一个关于我们的消息。他说：“今早九时，我叫了一部出租的汽车开过你们的住所的门口道路上，然后又叫车夫开回来仔细观察，我看见二辆搬运公司的大卡车把你们所有的东西，如衣箱、书籍，甚至家具等物，都一齐运走没收了。”
　　大家听到了这个消息，都觉得法租界特别野蛮和贪图小利。公共租界捕人，只没收文件和书籍而不没收衣物和家具的。虽然如此，述之和我不但没有因此而感到痛苦，而且在我们的下意识里还有一种侥幸之感。因为从马任之亲眼看到的事实中，就无误的证明昨晚法租界捕房是派武装巡捕到我们家里去逮捕我们的。至于东西全部丧失，比起我们自己被捕，也就不值得怜惜了。因为我内心里有这样的一种想法，所以在吃午饭时，我同平常一样若无其事地吃了三碗饭（因一夜未曾入睡，也没吃早点，很饿了）。当我吃完了饭，那位姓彭的同志认真的对我说：“啊！我真意想不到，你在听了这个全部东西完全没收了的消息之后，仍旧能吃三碗饭，我实在佩服；要是我一点也吃不下了。”
　　我接着他的话说：“为甚么我不吃饭呢？东西全都丢掉，但人逃出来了；这还不是不幸中之大幸吗？当然甚么都没有，对于今后的生活是一个极大的困难；但事已至此，只好让它去吧。”说完，我微笑了一下，我觉得这位彭同志有点庸俗，没有一点男儿气慨，且不说革命者的气慨吧。这决非出于偶然，从此他就脱离托派了。
　　我们在那里呆了一天，晚餐后，陆沉拿出五元钱送给我们，叫我们当晚去住旅馆，他说这里并非安全之地。我们只好找间小旅馆住下。第二天清晨，述之到刘毅同志的家里告诉他我们所遭遇的情形，他立即请我们到他家里暂住，然后再设法找房子。他认为住旅馆既没有钱，而又有危险性，述之迅即回到旅馆，带着我和女儿到刘毅的家里。由于他是作劳苦工作的工人，所住的房子自然很小，只有一间小前楼，他的妻子和孩子以及我们，大大小小六个人都挤在里面，晚上我们和女儿就睡在地板上。烧饭和马桶也都在这一间小房子里。
　　刘毅湖南人，本为知识分子出身，曾在安源作过矿工运动，并为当时矿工运动领袖之一。他的性格温和，对同志和朋友都异常诚恳热情，但他不喜多言，经常保持着一种和善平静的态度。他当时所作的职业是一种苦力的工作，即为装埋电话线掘土的工作。他的妻子刘镜圆也是湖南人，是一个吃苦耐劳的善良女子；她对信仰和同志都同样忠诚。
　　由于郑超麟，何资深，王凡西……等一大批同志被捕，知道是马玉夫告密。他是湖北人，留法勤工俭学，随后转入莫斯科东方劳动共产大学。当1924年我到莫斯科时，他已经在那里。他同我不同班，他读工人班，故很少接近。但我对他的印象不好。因为我不喜欢那些冒充工人的同志。事实上他并不是真正的工人，仅在法国做过一个时期的工。但由于天赋予他一个瘦长而寒酸的个子，长方形的面庞，狡猾的小眼睛配合着一个马嘴形的大嘴巴，活像一个马脸；再加上他那种想冒充工人的心理所表现出来的流氓习气的谈吐和姿态，使人一见生厌。
　　马玉夫回国后，在上海中共地方党部作工人运动甚为努力，虽然他在理论方面没有甚么修养，但由于他的两条腿很勤，因而在工人中有些关系，他便因此成为中共工运干部之一。当托派运动开始时，他找到托派在党内的干部，经过同托派负责者讨论之后，他本人并介绍报馆支部二十余人加入托派。
　　他自加入托派后，也同在中共一样，两条腿一天到晚的跑，一会儿跑到这个同志家里；一会儿又跑到那一个同志的家里，表现一种忙碌的神情，大家都觉得他很积极，而且有一些工人关系，因而便看重他，成为领导机关成员之一。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便自恃其长而开始有点骄傲起来了。当四派开始准备统一时^[1]，他同吴季严代表无产者社参加协商会议，他感觉到那些从苏联回来的小组织无了无休的派系斗争，各自怀着野心，都想在统一大会中争取控制权，因而他坚决反对统一，企图组织小组织，不管托洛茨基的意见。由于这个原因，他被陈独秀斥责一顿；他在受了独秀的斥责之后，怀着满腔的愤怒跑到我们家里来，又被述之严厉地批评一番。我在旁观察他的神情和反应。
　　当马玉夫离开了我们的家后，我对述之说：“从我的观察看来：他对独秀的斥责极为反感；对你的批评也并没有心服。我发现他走进来时，神情比平常不同，两眼火红，神经也不正常，好像几晚没有睡觉似的。我这次感觉得他的眼睛有杀气，我们应当留心一点才好。”我以埋怨的口吻对述之说：本来这次搬了家，我由于从各方面对他的观察的结果，极力反对他到我们家里来的，因为我的现时所住区域同托派所有的分子都是一个极端，而且你现时也不在常委，他没有必要再到我们家里来，我们同他没有任何私人的友谊，但你一定坚持。我们的家是最开放的，我从没有反对任何同志来，而且常委会经常在我们家里开，当然每次都供给饭食。这方面你是知道的，我们无论怎样穷，同志来了，我总是把第二天的伙食钱拿来吃了再说的。我反对马玉夫来是由于我认为他的本质不善良，既不是真正的工人；也不是有修养和品格的无产阶级化的知识分子。他具有浓厚的流氓习性。你要知道：某些流氓是有义气的，但本质不善良的流氓，是甚么可怕的事都做得出来的呀！我一向对他的印象不好，但今天才第一次感觉他有些可怕。当他去了以后，我不是再三对你说过：“他的眼睛通红，像要杀人的眼睛”这句话吗？
　　述之听了我的这一番话之后，他沉着地回答我说：“他是负责者之一，过去一直都来，现在忽然不要他来，会使他疑心我们不信任他，使他发生反感。他今天的神情实在不正常，这是受了独秀那次的责骂所引起的一时现象；至于眼红，那也许是由于失眠的原因吧。”
　　我接着说：“你的话很有道理，过去虽然我一直对他的印象不好，但从没有反对他来，尤其从没有像今天这样说他的眼睛有杀气。近几个月来，由于托派内部的分歧，大家都想争取他，因为他身边有些工人。因此，我眼看着他一天一天地骄傲起来了，狂妄起来了。你还记得吗？他有一次告诉你说他想写一本经济学的书，因为他看过你翻译的那本经济学问答，这不是比某些小布尔乔亚的知识分子更荒唐吗？他到每一个同志的家里，仿佛他有特权似的，食物不够时，他不管别人有没钱，作饭辛苦不辛苦，他一定叫别人再去买东西来作。他还以自傲的神情说：‘我是牛腹马肚，吃得很多的呀！’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他自傲是工人吃得多；同时也是表示他好像有特权似的，大家应当贡献他。他在超麟家里，在刘伯庄以及在我们家里都是如此。这些虽然是小事，但从这种做人的态度上，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品格的好坏。不过，现在没有办法不要他来，搬到这里来不过二个多月，没有这样多的钱和精力再搬家。但我今天忽然感觉到他对我们有危险性，也许是我今天的神经过敏吧。”
　　他这次来我们家里约在告密前一个星期左右，也许当时由于他企图进行一种卑污的出卖同志的阴谋，内心里经过一场搏斗，以致两眼通红，神情呈现着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吧。但过了两三天，当我抱着女儿站在窗口眺望时，恰巧看见他提着一个铅桶（为装刷房子的白粉用的，因他当时作这种工作维持生活），在我们的房子正对面的马路上神态自如地慢步走着。他抬头看着我们的楼房时，看见了我，还向我招手，并面带笑容；我几日来心头的重压却因此而轻松下来了。因我看他的神态自若地为生活而工作，不致有意外之事发生。我并告诉述之说，马玉夫现在的神情看来正常得多，他笑眯眯地提着铅桶慢步地走着，好像是做粉刷房子的工人。但过了三天之后，他就到龙华司令部去告密了！事后想来，他在我们的房子正对面的马路上徘徊着，是为了要详细地把我们里弄的名字和房子号码（我们的房子临街）弄清楚以便告诉捕房。
　　写到这里，人们一定会奇怪，为甚么我们能够在二三小时之前得到情报逃出罗网呢？这是一个近乎奇迹的故事；这不但是“近乎奇迹”，而且简直是“奇迹”。情形是这样的：前面所说的那位通知我说有人告密的马任之，他原来有一位好友潘谷之，福建人，日本留学生，住在上海，为商务印书馆译书为生。他的弟弟、女儿和女婿都是托派。经过马任之的介绍，他同述之认识，并时常讨论各种问题，因而对述之的学识与人格异常钦佩。他有一位密友也是姓潘，江西人，日本留学生，为龙华司令部的高级参谋。由于潘谷之时常同他谈及述之的学识与为人，虽然这位参谋从未见过述之，但他却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因此，在一天的下午二时左右，当马玉夫到龙华司令部去告密时（除司令部长外，还有二个参谋，潘为参谋之一），他发现在一批名单中有彭述之在内。当他从司令部出来后，便急急忙忙地跑到马任之家里，适逢马不在家；将近傍晚他再去马家，告诉马任之说：“今天下午二时左右，有一个貌似工人的托派到龙华司令部告密；有一大批人，其中有彭述之。据告密者说：要去逮捕彭最好在晚上十二点钟左右，白天里，他时常在外面开会或谈话。彭的地址以及连租房子的假名都写得清清楚楚。告密者并且声明：陈独秀的住址虽然不知道，但他经常到姓郑的家里去，只要有人在郑家里等待一定可以捕到他的。现在也许还来得及去设法通知彭，叫他和家人迅速离开住所。”
　　马任之听到这个紧急的消息后，不敢直接到我们家里去，急忙跑到陆沉的学校里，想同陆沉夫妇商讨如何去通知我们的办法。适逢我正在那里，我见情势紧急，不能等待商讨，便急急忙忙回到家中，叫述之同我一起离家，因而我们才能脱网。按照一般的常情，这本是不可能的事；一个身为司令部的高级参谋，其地位仅次于部长，竟把该部将要逮捕的人中之一个营救出来，这不是奇迹吗？
　　在我们漏网的第二日，便有一大批领导干部被捕了，即按照马玉夫告密的名单，如郑超麟，王凡西，何资深，陈亦谋，王之槐等。陈独秀这次没有被捕，仅因叛徒不知道他的地址；但最主要的是何资深之妻张以森（她没有被捕）到郑超麟住所的街堂门口等待着。当日陈果然去那里，张即向陈招手，意即叫他不要去，他迅即退走。当然，这一批干部的被捕，对于统一只有二个星期的托派组织是一个严重的打击。有的同志因此而消沉；有的自寻生活出路甚至脱离组织。
　　过了两个星期之后，陈独秀、彭述之和宋景修等组成新的委员会，恢复组织。约莫一个月左右，尹宽、宋景修和蒋振东等，又因在一个小旅馆集会被捕，这无疑地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不过组织仍旧进行工作，以吴季严代替宋景修参加新的委员会。
　　我们在刘毅家里住了一个短短的时期，便在公共租界新闸路租到一间亭子间，它是一座房子里最小的和最便宜的一间。因而一般市侩的上海人是最看不起住亭子间的住户的。我们虽然有了房间，但除了我们自己和女儿三个光人外，甚么东西也没有，不但没有任何家具，即连一个衣箱和铺盖包（即棉花被）也没有，这样怎么能搬进房间居住呢？我首先到述之第一次译书的书店老板赵南公的家里，告诉他我们所遭遇的事情，他同情我们，送给我们一张圆桌，二张椅子，一张写字台和一张凳子，还送了一点钱叫我找车夫搬回来。但我们没有钱买床，只好到旧家具店去租一张床和一个梳妆台（因单租一张床不肯出租）；同时，我们又向同志借了一个小衣箱，因里面没有一件衣服，就把报纸塞满箱子当作一件行李提进来。但我们既无御寒的棉被（这连最穷的人都有的），亦无枕头，这时，这一箱子的报纸就有很大的作用了。我们把报纸铺满在床上，床头多放一些，当作枕头；然后再把刚刚买来的一条印花布床单盖在床上，这样就布置了一个房间。
　　当时还是五月中旬，气候还有些寒凉，尤其是早晚。我们除了一条印花布床单外，甚么也没有；于是我们便把各人身上的夹长袍脱下来，安排孩子睡在我们中间，将夹衣盖上，以便抵御寒风。安排妥当之后，关了电灯，即安然入睡。但刚刚睡着，那些藏在旧床裂缝里饥饿的臭虫就出来大肆活动，开始拼命地来吸吮我们的血液了。我们把电灯开了一看，只见那成群集队的臭虫在床上包围着我们乱爬，我们捉也来不及，但很快就钻进它们的窝里去了。于是我们便放弃床，把床上的报纸铺在地板上，我们一起就睡在地上。但当电灯关了，刚刚开始入梦，那些聪明的臭虫，却又从床上爬到地板上来开始饱餐我们的血了。我们被咬得又醒来，把电灯开了一看，真令人毛骨悚然！那些臭虫像一支军队一样，一个紧跟着一个，形成一条粗黑线。我们用皮鞋在地上乱打一顿，但它们很快就归营了。这样，弄得我们一夜不曾入睡。
　　次日，我们烧了一些开水，把床抬到晒台上，用开水灌进床上的裂缝里，这是我们原始的杀臭虫的传统方法。虽然当时会发生效力，但过了一些时日，又会发展起来的。在不满一个月当中，当我们送了译稿得到稿费时，就买了一张床；李仲三送了一条棉被，由刘伯垂^[2]带来，这样算是勉强可以混过去了。
　　本来住在一个亭子间，假如我们的家具是一起搬进来的，还配合一些行李箱子等物的话，那或者不致引起邻居的怀疑。在这座房子里，除了房东住全部楼下外，楼上租了三户人家。其中除了前楼夫妇外，其他的人都不怀疑我们。我们告诉房东说我们是从北京来的，过去在北京当教师。他们从我们的外表看来，倒很合乎教师的身份。但那一对住在前楼的夫妇（他们的房门正对着我们的房门），当我们刚刚搬进的那一天，那男人就开始怀疑我们。傍晚当家具店派人送来我们所租的家具时，我就听见那人盘问送家具的人说：“这是从那里搬来的？”那人回答说：“是租的”，这便更增加了他的怀疑。因为那男人是日本纱厂的职员。在1925年至1927年中国第二次革命中，上海的工人举行了无数次的罢工，几次总罢工；尤其是1927年3月的上海工人的武装暴动，夺取了所有中国地界的政权，因而像这类靠吃资本家残余骨头的走狗，自然仇视共产党人。由于他受过教育，他便能够分辨出共产党人的生活方式和形象，懂得某些反动的政治知识，怎样去对付工人。他从我们搬进来时不合乎一般普通家庭的情形看来；随后又从生活上看述之时常在写字台上译书或写文章（内部的文章），这在他看来，无疑的是共产党人。因而他就像魔鬼一样盯着我们。他的妻子也是受过教育的，整天在家，这便使我们更难于应付。但由于当时我因搬家拿过重东西；同时几个星期来的流浪生活和终日奔走于找房子，因而腹中三个多月的胎儿流产了，我睡在床上不能动作有二个星期之久，几乎毕命。
　　然而，这个日本纱厂的职员——这个资本家的走狗一回到家里就侦查着我们。每当述之在写字台工作时，他就走到晒台上在我们的房间玻璃窗外视察；因为我们的窗户正面临晒台，而且很矮；我们又没有窗帘（不要说窗帘，我当时只有一件花格子布长衣，还是刘伯垂的妻子送的，常常晚上洗了还未干第二天便穿出去，因气候一天一天地热起来，我们逃出来时所穿的夹衣已经不适合了），因此，他可以清楚地看出述之是在翻译或写文章。我们发现他时常来观察，我们就买了一些绿色的纸把窗户的玻璃糊了下半截，这样，他就不能看到甚么了。这本是异常之可恶而不应有的荒唐行为（我想任何先进国家绝不会有这种现象），但由于他看出我们的弱点，知道我们不敢和他吵闹，便肆行无忌地时常来侦查我们；假如争吵起来，人们便可以叫巡捕来干涉，那男人便可叫巡捕搜查我们；一经搜查，我们就一定被逮捕。因我们家里有内部文件和述之的文稿和译稿。
　　在一个炎热下午的一天，述之出去了，我们的房门开着；因为我们四岁的女儿时常走进走出，她也时常到前楼去玩。那女人好像很喜欢她似的（他们没有孩子），同她东谈西问。有一次，我听见我们的女儿带着伤心的口吻对那女人说： “唉！我们有很多的东西都丢在北京呵！有柜子，沙发，还有我的玩意哩！”这几句简单的话是述之和我故意重三复四地当着我们女儿面前说的，最重要的是告诉她以前所住的地方是北京；其目的是希望她像鹦鹉一样向那前楼的女人说出来。这个目的是达到了，我们四岁的女儿莉莉——这个可爱的鹦鹉替我们做了秘密的工作。
　　自此以后，他们对我们的监视稍缓和一些了。在差不多一个月当中，没有感到像以前那样的麻烦，这便使我的身体得以恢复健康。但这女人常找机会同我攀谈，我一方面勉强敷衍；但同时尽可能的避免不多同她接近。有一天，她忽然混进我们的房间里来了。当时我正站在写字台旁边，她一边问我有没有蓝色的线；一边走近我，用手来开写字台中间的抽屉时，我敏捷地把身子靠拢抽屉；一边高声说：“我没有蓝色的线呀！”她无法推开我去开抽屉，因而，她的目的没有达到，颓然退出。假如那中间抽屉没有内部文件和述之尚未写完的内部文章，我可以抓住她，说她用手开我们的抽屉是想抢钱（里面有点钱），是犯法的行为。但由于自己有弱点，我也就装作若无其事般不响了，不过双方心里都很明白。像这样的事情实在太荒谬了！
　　述之回来后，我告诉他当日所发生的事情，我们认为，他们一贯对我们的行为已经够荒唐，令人不能忍受了。这次公然当着我的面前来开我们写字台的抽屉，这便更进一步，采取一切不顾的手段来掠夺文稿作为证据，以便告发我们为共产党人；或者她以为我会叫喊说她当面开我们的抽屉是抢钱，是犯法的行为，这样，便会闹到该区域的巡捕房。其结果：我们因有共产党人的文件作证而逮捕；他们则有功而获赏，这便是法律。法律是保护资本家和反动政权的。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便决定立即搬家，但不声张，也不告诉房东（按照一般的规则，是要在搬家一个月前辞退房子），准备临到搬家的那一天才告诉房东说：“我接到电报，我的母亲病重（实际上我的母亲早已去世了），我们立即要回武汉，我们家具等物暂寄存朋友家里。”房东对我很友好，还表示惋惜表情。我特别提及“家具等物寄存友人处”，意在以免那对夫妇注意我们搬至何处。
　　约在上午十时左右，那个魔鬼男人到工厂办公去了。当我们搬东西时，他的妻子看见我们搬家，顿时面色惨白，表现着惊异和惶恐的神情向我说：“哦！你们搬家吗？怎么我一点也没有听到你们搬家的事呢？我们常常见面，你怎么没有向我提起呢？”我回答她说：“我自己也不知道要搬家哩，我们要离开上海到武汉去省亲，因为我们接到电报，我的母亲病重；我连房东也没有预先辞退房子哩，哪里还想得到有必要告诉你呢？”说着我便离开这房子，也脱离了魔鬼的追逐。她见我们不声不响地搬走了，便知道我们确实发现他们企图陷害我们，因而她害怕我们将会报复他们，他们知道共产党在地下还有相当的势力哩！
　　约在本年（1931）7月末，我们离开了那个魔鬼房客的追逐，从新闸路搬至同一条路上一座西式建筑的三层楼房里。由于房东主人为洋行买办，故比较考究，他们只将楼下客厅后面一间出租，因而不像一般在一座房子里有几家住户，大家都在一间公用的厨房里烧饭，每家都是用一个没有烟筒的煤炉（烧煤球），煮起饭来，煤气使人头痛。这里只有房东用一个煤炉，我则用一只打汽火油炉作为烧饭之用，厨房也较大，因而住在这里，我没有感到煤气的痛苦。
　　这个房东是一个大家庭，他们虽然从各方面看出我们贫穷，但对我们没有甚么怀疑，对我们的态度还相当客气，有时请我带着孩子到楼上去玩玩。这样，我们便安然住下。
　　在这个期间，正是我们托派重新开始活跃的时期。当1931年9月18日（简称“九一八”），日帝国主义大肆进攻东三省时，激起了全国民众反日运动的高潮，客观的局势突然来了一个新的转变。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在这个反日运动潮流中，立即出版公开刊物《热潮》周刊，号召和鼓舞群众武装起来，以实力抵抗日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我们的这种鼓动和宣传在知识分子和工人群众中，发生了相当的影响；尤其在中共党内的中下层干部中，获得了广大的回声，冲破了托派的困境和孤立状态。
　　同时，由于当时中共内部正发生了一个大变动，那个专靠阿谀米夫和反托起家的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排除了李立三和瞿秋白，夺取了党权，他在政治上采取了荒谬的教派主义立场。例如他对“九一八”和“一二八”（即1932年1月28日）的群众反日运动以及随后对十九路军自动抗日的英勇行动（国民党左派蔡廷锴所领导的军队）等等，都采取教派主义的立场，在党机关报《红旗》上宣传拥护红军，主张由红军抗日，而不号召群众武装抗日和支持十九路军自动抗日的行动。正当全国民众抗日情绪十分激昂时，王明却采取了这种脱离群众的——愚蠢教派主义立场，这便把中共本身孤立起来了；在客观上便替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开辟了新的园地。
　　王明原名陈绍禹，安徽人，在武汉中学时代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五卅运动后，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学，随后加入中共。1930年因反立三路线被停止其工作。直至1931年1月，原任中大的校长米夫（当时已升到东方部部长）以国际代表的身份来上到上海，迅即召开四中全会，立三下台，王明被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并兼江苏省委书记。随后不久，傀儡总书记向忠发被国民党枪杀后，王明即任总书记。由于当时上海的情形十分恐怖，他便于1932年再度去俄，直到1937年中共同国民党重新合作时，他才从莫斯科回到延安，任国民参政员。他聪明的在莫斯科度过了五年的安全岁月。
　　在“一二八”前后，中共在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一批干部（他们都是区委的委员或部委书记为工人运动的领袖），以寒君和李平为首，通过我们的同志，看了我们的《热潮》和抗日宣言以及托洛茨基的文件，自行研讨后，即寻找我们组织的负责人，经过述之数次同他们谈话之后，全体投进托派的组织中来了。由于他们的加入和带来的关系；加上他们积极地活动，因而我们托派的组织迅速地发展，建立了几个重要的产业支部，如邮政支部，老电力厂和新电力厂（两厂共六千余工人）支部等。
　　随后不久，由于寒君和李平在沪东区负责（他们都是托派沪东区的负责人），在他们的积极活动之下，又接触了中共在沪东的区委书记严某及其他委员，得以把我们托派的文件给他们阅读，并同他们讨论抗日政策和托洛茨基对中国问题的文件。最后，经过述之和这批干部数次讨论之后，结果，党的整个沪东区委都投进托派的组织中来了，而且还带来了十几个工厂的支部，如怡和纱厂、英美烟厂……等等。这些转过来的干部和同志们，他们在其他工厂也认识不少的同志，接触一些工人；在他们的积极活动之下，我们在沪西又建立了不少的工人支部。
　　在上述的情形之下，我们托派在上海的工人支部有三十多个；工人同志达二百余人，这是中国托派第一次从党里争取了一批干部和许多工人支部，因而在产业工人中建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而且直接领导了几次工人罢工的胜利。不仅在量的方面，特别是在质的方面，都远远地超过了以前的水准，这是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史上最光彩的一页！
　　在同一时期，除了上海外，我们的领导机关又派人到北京去整理组织，因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此外，如香港、武汉、南京、江浙以及广西、山东等地，我们的托派组织都有某种程度的发展。
　　然而，从我们私人生活方面说，恰好同运动的生长成了一个反比。因为述之在当时几乎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消耗在运动方面，他整天在外面开会或谈话，把唯一维持生活的手段——译书的工作经常停顿下来；同时，我因为要照顾孩子和其他各种原因，也不能到社会上去做职业，因而我们的生活便陷于极度困苦的境地，差不多陷于半饥饿的状态之中了！我有时没有米煮饭，就拿几个铜元去买一斤面来充饥；有时家中有米，但没有钱买茶（指蔬菜豆腐之类，谈不到肉食），我就把打汽火油炉拿到房间里来煮饭，在饭里面放一点盐和油来吃（因厨房公用，恐房东和房东的佣人看见）。我当然知道，像这类的饭和面仅仅只能充饥，而缺少营养，尤其对我们四岁多的女儿来说。但没有钱有甚么办法？还谈甚么营养呢？！
　　述之常在深夜才开始译书，以期送稿子到书店去取款。因为按照合同的规定，每月必须送去一定的字数，才能领取每月所规定的款项。但述之的稿子常常脱期，因而生活便狼狈不堪。有时饥饿逼迫着我到米店去赊米（这总是成功的）；但有一次述之要求我到附近小店去为他赊一包“金鼠牌”的香烟，我不好意思去，因为当时一元银币或纸币可换三百个铜元；而“金鼠牌”香烟只要七个铜元一包；像这样的情形是不便启齿的。以前我经常踏当铺之门，但自从马玉夫告密后，我们全部的东西都被龙华司部没收了；我们不但没有任何衣物可进当铺，即连换洗的衣服也缺少哩。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经过夏季和秋季，可畏的寒冬已经开始到来了。但述之和我以及我们的女儿都没有一件冬季御寒的衣服。施复亮知道我们的贫困情形，他告诉述之说：“你可以写一篇文章，我可以介绍给一个比较进步的杂志，稿费甚高，十元一千字”。述之写好了一篇一万字左右的文章交给他拿去了。但述之有点不放心，最后问他：究竟这杂志是甚么背景？他说：“背景为孙科，主编为萧淑宇。”述之得知这种情形之后，便嘱施立即将文稿取回，他说：“我决不愿在这种杂志上投稿；不管如何穷和稿费如何高。”施见述之态度如此坚决，便将文稿取回，并深为感动。随后，他自动送给我们三十元，为我们制冬衣之用。
　　我买了一些衣料请缝工为述之做了一件丝棉袍，我则做了一件布棉袍。为了节省金钱，我第一次试做中国式的衣服，为我们的女儿做一件长棉袍。回忆当我做这件棉袍的那一天，天气突然寒冷起来，女儿的衣服已经不够抵御寒气的侵袭了。因而我用种种方法叫她睡在床上，等待我的新衣做好了再起来。她很聪明听话，躺在床上整整一天，我便坐在床边，一面做棉袍，一面同她东谈西讲；有时讲点故事给她听。这样从早到晚，紧张的工作，傍晚我把一件棉袍作好了，她起来吃晚饭时，穿着温暖的新衣，表现异常高兴的神情。次日，我又去买了些有花纹的棉布，准备为她做两件罩衫；因为棉袍穿脏了不能洗涤。我在几天之内，把我们女儿的三件衣服作好了，感到一种轻松和愉快，因为她在这个冬天里便可以混得过去了。
　　我本不擅长手工和缝纫，尤其对此没有兴趣。但贫穷逼迫着我只好勉强去作；我必须自己为我们的女儿学做各种各式的衣服。以前所作的都是些西式的小童装，这回第一次试做长棉袍特别感到困难。因为她已经四岁多了，西式的小童装不能御寒（我们当然买不起羊毛和呢绒的儿童服装），只好试做中国式的长棉袍了，这对于我确是一件苦差事。
　　我们住在这里经过夏季和秋季一直到冬天，将近一年之久。在这个期间，经常到我们家里来的只有吴季严、刘伯垂和诗人王独清。当时不但我们甚穷，王独清也穷得连饭都没有吃。每当他没有钱吃饭时，便从很远的地方步行到我们家里来吃饭。但我们只能吃白菜黄豆牙等便宜的蔬菜，连鸡蛋都吃不起。
　　王独清在没有参加托派以前，由于他写了一批戏剧和其他作品——如诗集、长城中的少年等——在“创造社”，有相当的销路，因而生活相当舒适。但自从他加入托派后，斯派便仇视他，封锁他的著作；同时，各种左倾文艺刊物都拒绝刊载他的作品，因而，他的生活也就经常陷于贫穷的状态之中。有一次，当他同我们一起吃饭时，他带说带笑地开玩笑说：“自……自从认识了你们（他说话有点口吃），我就倒霉了，我从很远走到你们家里来吃一碗白菜，一碗黄豆牙的饭。”说完哈哈大笑，大家也一齐笑了。
　　在1932年春，由于房东需要我们所租的这间房子，因而我们便迁移到静安寺路延年坊一个裁缝店的楼上，只有一间房子，烧饭就在房门口旁边放一个小桌子作为放打汽火油炉烧饭之用。
　　当时述之所译之书已译完，而又没有新的出路，我们的生活当然又受到严重的威胁。施复亮介绍我同陈望道的妻子蔡葵认识（陈望道早在1925年就认识的），他同蔡商讨希望我在女青年协会找到一份工作；第一步是介绍我在该会机关杂志《女青年月刊》上写文章，蔡葵当时为女青年协会的干事兼月刊的主编。
　　我写了一篇题为“苏联的妇女”一文，在该刊发表，随后继续写各种关于妇女问题的文章。当然，单靠每月写一篇文章是不能维持生活的。蔡葵又介绍我为女青年协会劳工部写一本女工教材的小册子，稿费甚高，十元一千字（月刊仅二元一千字）。述之准备同我合作，我们准备在两个月之内把这个小册子写完，计划写一万二千字，可得稿费一百二十元。但这本东西的内容写起来倒不甚容易，它必须适合于女工的需要，为她们所能接受。我们是用通信体裁，提出与女工有关的各种切身问题，予以解答；并从各种问题中暴露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之不合理，尤其暴露资本家如何剥削和压迫工人，以及指出斗争的方法和远景。
　　约在1932年7月的一个清晨，吴季严的妻子李秀全来我们家里时，她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告诉我们说：“季严昨晚没有回来，连玉（杜畏之的妻子）今早到我家里，她说杜也没有回家，他同季严是一起出去开会的，一定是被捕了。”
　　原来在前一天的下午，述之约李季、吴季严和杜在兆丰公园开宣传委员会。会后，李季要求同述之谈胡适之的哲学思想问题，因而他们二人一起离开吴、杜到公园的另一角落去了；吴杜二人则朝着正门方向走，准备从正门出去。但刚走到门口时，叛徒顾顺章带着几个便衣侦探从背后追上来，把吴的肩膀一拍，说：“老朋友”，几个便衣侦探便围拢来把他们两人的手拷起来，带到停在公园门外的黑色囚车里，送进捕房去了（这情形是杜畏之被安徽大学保释出来后告诉我们的）。述之和李季的哲学问题谈完后，仍从正门口出来，但由于吴、杜已被捕，顾顺章已离开公园，因而述之和李季侥幸没有被捕。
　　顾顺章上海人，电车卖票员出身，是一个阴沉寡言，内型发展的人。在1925年五卅运动时，他加入共产党作工人运动。由于他具有某种的能力和机警（内型的），因而在工人运动中起过相当作用，逐渐获得党的信任。当我于1925年秋参加上海区委工作时，他担任浦东部委书记。在1927年3月，上海第三次工人暴动胜利后，他作了工人纠察队的队长；随后，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任中共特务首脑，其任务为保卫中共机关，处置叛徒。1931年4月，顾顺章在汉口被捕，解往南京后，他便背叛了，当即供出中央各秘密机关。但由于中共从一个潜伏在国民党调查科管理机要资料的职员的党员得知，中共才立即重新迁移和布置。顾顺章被国民党特务科遣派至上海，专在各重要马路、大公司门口和公园守候，获猎共产党人。他的家人在上海全都被中共所杀，以资报复和警戒；而他本人往后亦被国民党的特务所暗杀。因为国民党对于那一类的叛徒们，一方面尽量利用；但同时又绝不信任。尤其当内部有争权夺利的派系斗争时，由共产党背叛投入进去作特务工作的，最后多半是被消灭的。
　　我们在延年坊只住了几个月，为了述之从事托派的工作的便利起见，我们便从静安寺路延坊迁徙到虹口兆丰路，这房子没有里弄名字，一排三座小型石库门楼房，全都为房东所有。我们只租下其中一座的整个楼下，有前后两间，还有一个厨房。我们的家具虽然很简单，但还可以应付，适合于一个翻译员的身份，房东对我们的态度很好，由于房子独立，生活不接近，看不出我们穷困的情形。
　　虽然当时托派运动的情形如上所述，是蒸蒸日上；但我们私人的生活确实穷困不堪。这本女工教材由于迁徙和种种原因尚未写完，我们只有继续努力写作，以期完成获得稿费来解决当前的危机。但在写作期间，真是陷于饥饿的状态。记得有一天，实在一文不名，无法购买任何东西来充饥，我们也没有东西可进当铺。不知是谁送给述之的一套旧西装，我用报纸包着走进一家当铺，掌柜的打开报纸一看，以一种轻蔑的态度和语调说：“不要这种衣服”，然后表现着一种不耐烦的神情说：“拿去！”
　　在这种情形之下，虽然我的自尊心受了伤害；但我仍旧把衣服重新包好，再到第二家当铺里去。这情形同第一家一样。虽然这次我受了更大的刺激，但我决定耐着性子再去尝试一次；因为家里一文不名，明天一整天，一家三口就要挨饿了。于是我只好硬着头皮再到另一家去碰一碰。但当我到第三家当铺时，我把纸包放在柜台上，掌柜者见报纸已破，知道已经是别的当铺拒绝接受的东西，看也不看用手一推说：“拿去！”
　　我从柜台上把衣服拿下来，报纸已经被两家当铺的掌柜弄破了，我企图把旧西装包住不让人看见的愿望也不可能，只好拿着破烂的一包垂头丧气地回到家中。述之眼看着我这种神情，他也不作声，只是拥抱着我，表示安慰之情。我自从有了思想之后，便不轻易流泪，这次我不禁落泪了！然而，伤心和眼泪不能解决明天的饥饿问题，于是我又尽可能地想办法，想来想去，家中实在没有一件可进当铺的东西，除了述之身上所穿的一套中国式的蓝条子布短衫裤子之外。我告诉述之说：“现在一点办法也没有，你赶快把你身上的一套衣服脱下来，我马上去洗，明早干了，我就拿去当，这套衣服一定可以当点钱买些面回来充饥。”
　　一般当铺只欢迎中国式的服装，尤其是男人的。因为他们准备这些当衣服的人在限定的时间之内无钱去取回，就算“死当”，这些衣服便可拿到旧衣商店去卖；西服不易卖出，因为能够穿西服的人多半不喜欢买旧的，因而当铺不愿意接受西服，除非是新的或质料甚好的半新的。
　　第二天早晨，我把述之唯一的一套可穿的衣服拿到当铺，当了四角钱（一元的三分之一强），买了些白菜和二斤面，拿回来度过一天。第二天我再也没有办法了，就到刘伯庄夫妇家里去借了一点钱（刘也是靠著书过活，每月只有三十元的收入），我们加紧写那本小册子，等待那批稿费来解决当前的问题。
　　然而最坏的是：我当时已开始怀孕我们的长子耀光，由于生理上的变化，一向不贪吃的我，这时忽然想吃某些酸甜的东西，如水果之类。但这些东西平时很难享受的，尤其当时是绝无可能得到的。因为连饭都没有吃，哪里还谈得到甚么水果呢？正因为没有饭吃，因而我的生理上，也就特别感到需要。正在这个期间特别穷困，而且还要赶着写东西。
　　当那本女工教材写完之后，我送到女青年协会交给蔡葵，领到了一百几十元。这笔稿费的用处甚大，如付房租、还债及维持生活等。约莫过了将近两个月的光景，此款将告罄，但除了每月写一篇文章获十余元外（在女青年月刊上发表），没有其他进款，我们的生活便又陷于恐慌的状态之中。此时已届秋尽冬来的季节，临近述之被捕之前夕！

^[1] 四派：即无产者社，以陈独秀，彭述之为代表；我们的话，以区芳为首；十月社，以刘仁静，王凡西为代表；战斗社，以赵济，刘胤为代表。

^[2] 我们住在这里没有一个人敢来，除了刘伯垂以外。因刘担任为我们送译稿和取稿费，他在我们脱逃出来的第二天下午，曾到我们家里，因捕房的巡捕仍旧住在我们家里，因而他被逮捕，但他由于神州国光社的经理证明他是该书局委托他同译者来往，为着送稿和代译者取款的，因而在法租界捕房坐了几小时就释放了。他出来后告诉我们说“我就坐在被没收在那里的你们的一个椅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