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廿一章革命失败后社会主义的文化运动与托派

　　自1927年革命失败后，在工商业和文化中心的上海，社会主义的思想和文化方面，兴起了一股新的潮流，社会科学的书籍一本一本地出版；新的小型书店，为着适应客观的需要，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开办起来了。
　　当然，这在客观上是由于革命失败后，许多参加革命的分子企图从历史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各方面去寻求革命失败的根源，从中获得教训。这项重要的工作，本来是领导革命失败的共产党重要的任务之一；但当时党的领导，一方面要尽可能替过去导致革命失败的共产国际辩护，不愿意从历史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去寻找革命失败的根源，从中获得教训；同时又要盲目地执行冒险主义的政策；自然谈不到从事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运动了。因此，只有那些参加过去革命而又对莫斯科的领导怀抱不满的反对派，才能适应客观的需要，由他们来发动和推进，自觉地和有计划地进行这一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运动，出版社会科学书籍和杂志。
　　当我们一大批托派被党开除出来时，正值神州国光社开办，这个书局的总编辑王礼锡（曾加入过共产主义青年团，在革命失败后脱离其组织，但仍保持某种程度的左倾，对中共的政策不满），拟出版一种杂志，准备请述之担任编辑，但他不认识述之，通过神州国光社的经理曾某认识了刘伯垂^[1]，由刘找到述之，但由于述之无意见他，因而他只好委托刘伯垂转告述之如下的计划：“神州国光社拟出版一种定期杂志，即月刊，希望彭述之担任主编。”述之答允了编辑，但他提出了如下的条件：“编者应有全权审查和修改所有的文稿；经他编成后，如不得到他的同意，不得修改。”王礼锡完全接受了这些条件，他并且声言：该杂志所有文稿，均由述之自撰和觅他人撰写。这样，杂志办成了，约在1930年春，一个名为《动力》的学术杂志诞生了。
　　当述之担任动力杂志的主编时，他拟好了一个计划：介绍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从哲学、社会科学和政治上批评资产阶级的观点；特别介绍和发挥托洛茨基对于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的主张，以此抨击斯大林派的思想和政治立场。
　　《动力》第一期出世后，销行极好，三千份迅即卖完，随即重印；第二期更扩大了销路，它在一般的社会科学和马克思主义，以及托派思想的传播上，曾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正因此，斯大林主义者，在它党办的《理论批判》杂志上，恶毒地攻击《动力》。甚至陈绍禹在党内所发表的文件，即“对两条线路的斗争”中也征引《动力》的文句，大骂“托陈取消派”的陈独秀和彭述之，我们可以说：这是中国托派和斯大林派第一次在党外的公开思想斗争。
　　述之既然担任神州国光社出版《动力》的主编，但始终没有同该社的总编辑王礼锡见过面，这在现时看来是不能令人相信，而且也是不合人情的。但这是由于述之当时对于知识分子不信任，甚至反感的原故。因为在他看来：当革命上升时，成千成百的知识分子，包括教授和作家，都争先恐后地靠近中共甚至加入其中；但当革命开始失败时，这些知识分子首先又迫不及待地离开了党，有的甚至登报声明脱离共产党，以避免危险。因此，在革命失败后，有些知名的知识分子、作家和教授等想见述之，他都加以拒绝，例如知名的左倾教授许德珩（五四运动的领袖之一），几次托人要求和述之谈谈却被婉言拒绝，因而他对人说：“托派太高傲。”
　　但述之始终不同王礼锡见面，这便是更加不近人情；自己既任《动力》杂志的主编，竟不同该书局的总编辑见面，一切都由刘伯垂转达，而刘对于文字工作又是外行，这在编辑方面自然有许多的不便，这种态度主要是由于他把对一般知识分子在革命失败后脱离中共的反感，运用到每一个知识分子身上。当时我们已经被中共开除出党，在这种情形之下，王礼锡办杂志请述之主编，这是由于他有某种思想上的同情或接近，至少对中共的政策不满；而许德珩亦是如此，但述之对这类的人都一概加以拒绝，这自然是一种错误。这样，就把托派和自己孤立起来了。假如一旦遭遇到某种的意外的事变时，那就一筹莫展，没有任何同情者的援助，往后无数的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这种态度，直到1937年述之从南京监狱出来后才彻底改变，因此他在监狱中已经感觉到过去那种作风的错误；同时述之在监狱的五年中，我在社会上做职业，投稿，以及在左派文化界活动，自然结识了一些朋友，这便自然改变了过去那种关门主义的作风，而这种作风的改变，对往后托派运动的发展和出版事业方面获得了巨大的帮助（关于这方面将在后面叙述）。
　　述之当时所采取的对王礼锡的态度，事后想来，曾影响了他继续主编《的动力》。当第三期编好由刘伯垂拿出付印时，王即藉口神州国光社的经理由于某种原因不得不暂停《动力》杂志，因而《动力》仅仅出了二期便停刊了。
　　但随后不久，王礼锡用他自己的名字主编一个名为《读书杂志》月刊，他委托刘伯垂同述之解释，谓神州国光社之停刊《动力》而出版《读书杂志》并非他的本意，而是由于该社经理的主张；并特别希望述之以后“多多赐稿”和介绍他人的文稿，他都将尽力容纳，以继续《动力》的思想方针。
　　当然，述之没有因王礼锡的停刊《动力》，自编《读书杂志》而拒绝写稿和介绍别人的文稿。他为了传播我们托派的思想起见，曾经过刘伯垂尽力介绍托派分子同王接洽，其中被介绍的有李季、刘仁静以及从苏联回来的某些有写作能力的托派分子为《读书杂志》写文章。因此，在往后的《读书杂志》内掀起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以及未来中国革命性质问题的论战。因为斯大林党认为中国的社会经济仍旧是封建经济占优势。从这个观点出发，当然未来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这便为它的“革命阶段论”建立了理论的基础。但在这次的论战中，广泛地和明显地反映了托派思想与斯派思想的分歧；而且托派的思想和论据是占着上风的。
　　这里有一件事也值得提一提，即在《读书杂志》某一期中，有些文章是从那个编好了的第三期《动力》中取出来刊印的，而且王礼锡为着使《读书杂志》引起社会的注意，他便把述之原用笔名批评胡适的实验主义一文，以真名在《读书杂志》上发表，并在各大报登广告，以致引起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注意；陈立夫叫王礼锡到南京去，说彭述之为被通缉者，怎么可以登载他的文章呢？王礼锡因此被拘留起来。随后由于陈铭枢的请求才得以释放。实际上，彭述之从没有被公开通缉过，只不过作为一个共产党人而已，所谓“通缉”，也许是国民党的黑名单中有他的名字。由此可见，当时的国民党是如何地野蛮和横暴了！
　　此外，在当时社会科学书籍的出版方面，除了最初述之翻译布哈林的唯物史观在泰东书局出版外，当神州国光社聘请述之主编《动力》时，他便介绍了一批社会科学的书籍给它，其中有些是李季、吴季严……等翻译的；述之自己也翻译了一部《劳动运动史》。
　　差不多同时，由于王独清同春秋书店有关系，他介绍托洛茨基的《自传》的第一部，以及其他一些社会科学的书籍在这个书店出版。此外，述之又将王平一带回来的列宁的《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文选》；《西方革命史》以及拉狄克论中国社会发展史的那部书（书名我记不清楚了），介绍给平凡书局出版。这几部书在当时左派思想界发生了极大的影响。
　　随后经过陈翰笙^[2]介绍水沫书店出版了汪泽凯所译的马克思的著作《哲学之贫困》；以及其他一些社会科学书籍和小册子。
　　最后，也可说是重要的，便是沪滨书店，因为它是完全为托派所开办和主持。该书店的经理马任之是述之的老同学；同时又是老同志。因此，当他到上海开办沪滨书店时，即找述之为他作出版计划；但述之却首先同他谈政治问题，因为他当时还在党里。不久，马任之便同意托派的思想和主张而加入无产者社。随后，沪滨书店的编辑和职员也都从党转到托派，成立了沪滨书店支部。因此，我们为沪滨书店拟定了一个社会科学书籍的出版计划；随后出版了一批书。但异常之可惜，由于资金缺乏，沪滨书店被迫中途停办，以致不能实现原定的计划。
　　此外，亚东图书馆在陈独秀的影响和推动之下，也出版了少数社会科学的书籍。它在第二次革命时期（1925—1927），本是最接近共产党的书店，但自革命失败后，迫于国民党的威胁，不敢多出社会科学的书籍，迄至1937年抗日战争发生后，它才开始出版托派的书籍和小册子（包括述之的和我自己的在内），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总之，从1929年秋季开始，在上海左倾的书店差不多都围绕于托派的周围，而所有从党开除出来的托派知识分子，都依靠译著过活；就是某些并非托派而不满于党的政策的分子也在这个文化圈子里找生活出路，以前浦江中学的同志要求我介绍他在《动力》杂志上写文章就是一个例证，这在客观上，又反过来对于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的发展，起了推动的作用。
　　我们左派反对派运动，除了上述在社会主义思想文化方面的活动外，在实际的情形方面：自无产者社成立的初期，即在陈独秀和彭述之各自写信给党中央以及随后八十余人签名的《宣言》。陈独秀的《告同志书》的这一时期内，如我在前面所指出过的，整个的党都震撼起来了，许多党员，尤其是许多老干部，都开始对党感到疑惑，甚至开始动摇起来了，因为自1927年革命失败后，他们亲眼看到盲动主义不断地失败，亲身经历过官僚主义的任意压制和排除的痛苦、这时看到以陈独秀为首的老党的领袖和大批重要的干部，曾经肩并着肩地同他们在革命运动中艰苦战斗的老战士，现在站立起来了！他们拿着托洛茨基的政纲，勇敢而坚决地同党的领导机关进行斗争，批评党的政治上的盲动主义和组织上的官僚主义了！他们瞻前顾后，对于这种新兴的左派反对派运动，兴起了无限的同情和向往。这类的老干部，在当时确实不少；因而党的领导机关称这一批老干部为“调和派”。意即指他们在党的领导机关的路线与陈独秀派的主张之间的调和。
　　以何孟雄为首的调和派，早在1930年中共所召开的三中全会时，为反李立三盲动主义路线的最有力者（在1930年9月何孟雄曾提出关于理论和策略方面十二要点）。迄至1931年1月7日召开的所谓四中全会，在国际代表米夫的领导和监督下，踢开了李立三和瞿秋白，于是那个专靠巴结米夫和反托有功的王明，虽然他在革命时期，还是一个中学生，没有任何历史和工作记录，当时亦非中央委员，但在米夫的抬举之下，便跃登宝座，掌握了党权，他的那些在中山大学同他一起反中国托派学生的青年伙伴，也被提升为党的领袖，而排除那些原有的老干部，即他们所称为的调和派。
　　在这种情形之下，那些原来反立山路线的老干部，便更加感到党愈来愈不成话了，他们在极端愤怒的情绪中，不管客观环境如何险恶，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二十余人在一间小旅馆集会，讨论他们所面临的新局势时，被公共租界英国巡捕全数逮捕，移交国民党当局，于1931年2月7日在龙华机厂一起枪决了，这当然是个大悲剧和损失。但造成这个悲剧的，是以王明为首的党领机的罪恶。
　　自这件惨案发生后，党内普遍地传播着王明告密的流言。当然，像这种小人得志而有无任何原则的斯大林主义者，这种借刀杀人的手段，是可能做得出来的。
　　在这一批被牺牲的优秀老干部中，尤以何孟雄的情形为最悲惨！
　　约在1930年初秋的一天，即离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二十余人被枪决的几个月之前，我在上海北四川路底的电车上偶然遇见何，他会见了我，有如见到亲人一般，表现一种沉重地亲切的神情，他身着一套深蓝色布的工人服装，面容憔悴，他以沉重而愤慨的声调对我说：“碧兰！我告诉你我遭遇到一件最伤心的事情，伯英最近突然去世了！”他说到这里，喉咙哽咽着说不下去，我震惊地问他：“是怎么一回事呀！她这样年轻就去世了吗？她是患甚么病去世的？”
　　他接着说：“她是患虎列哪送了命的，本来这种病，即时送往医院是可以救治的。但你知道，没有钱是不能进医院的。我当时因筹不到钱就误事了！和我要好的同志们都同我一样穷，借也无法借。”
　　“像这种紧急的病，你是应当即时找党，要求党援助的，像伯英这样的女同志，在党里并不多呀。”我接着他的话说。
　　“唉！党！党是优待那些同他们意见一致的同志的，哪里还理睬我们这些‘异己’干部呢？”他说完沉重地叹了一口气。我接着说：“党堕落到如此程度，除了斗争外，没有别的办法，官僚的控制和虐待异己，看来现在更加厉害了。”我们就在这种沉重而凄婉的气氛中，握别了！但不幸，这次的握别，便成为永别了！
　　何孟雄和他的妻子缪伯英为我于1923年在北京时最接近的同志，他俩常常于晚餐后到我们临时所租的住所（连我一起三个女同志，暑假期间补习功课，准备投考大学）叙谈。何孟雄湖南人，北京大学学生，精明能干，为当时党内有能力的青年干部。
　　缪伯英也是湖南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生，早在1922年春，她会同朱务善、李俊（均为共产党人，北大学生）作为全国学生联合会代表到武汉参加武汉全省学生联合会会议，并访问我们五个闹学潮的女同志。在1926年1月，她作为北京国民党市党部妇女代表去广东参加国民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经过上海时，抱着两个月的婴儿到我们的住所来访问我，当时便住在我们家里，同述之和我叙谈，她有说有笑十分和谐，在我的感觉中，她是一位品质纯洁，具有良好德性和积极工作的女同志，但想不到，那一次的叙谈便成为永久的诀别！她的女儿当她的丈夫遇难时，约五岁左右，其命运如何，真不堪设想了！
　　这是一幕感人肺腑的悲剧，但自1927年革命失败后，像这一类的悲剧，不过是无数中之一罢了！
　　也从上面所叙的客观情形之下，假如当时其他从苏联回来的反对派分子，及时同无产者社谋取合作，在党内积极活动，以全力向党的斯大林主义的官僚领导进行斗争，那便很有可能争取党内许多老干部和年轻的革命分子到我们反对派方面来。像这一批以何孟雄为首的被牺牲的干部，即党称他们为调和派的，也大有可能走到我们反对派方面来。例如王明在他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中说：“当时的调和派曾主张：那些因反对六次大会路线被开除的托陈取消派（陈独秀和彭述之等），都应当请回到党的领导机关中来”（见《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七五页）。从王明的这几句话中，便可证明这种可能性；同时也反映出陈独秀和彭述之等所发动的反对派运动，在当时党内影响之巨大了。
　　但异常之不幸，正当无产者社同党的领导机关进行坚决的斗争时，那些从苏联回来的年轻的反对派分子，却自以为他们是天字第一号的托派，因为他们没有参加过1925至1927年的革命运动，他们不负革命失败的责任，因而才配做托派。例如“我们的话”派，当我们左派反对派开始知道已经有“我们的话”派存在时，无产者社，独秀和述之主张与他们接触，进行谋取合作，但“我们的话”派，却傲慢地自以为是正统的托派，不愿与任何人谈判甚么合作，以致毫无结果。
　　在“十月社”成立之前，陈独秀、彭述之和尹宽等早已同刘胤、赵济等谈判关于合作问题，但刘胤最关心的问题，只是他在领导机关里的地位问题，就是以作执行委员为条件，以致没有结果。因而刘胤、赵济几个人成立了他们自己的“战斗社”。至于刘胤不久便投降了国民党，改名为李麦麦，在国民党作文化人和教授，这便证明他一开始谈判合作，便以作执行委员为条件，决不是偶然的。
　　最坏的是：在刘仁静和王凡西所领导的“十月社”成立之后，在它的刊物《十月》第一期上，发表了刘仁静批评陈独秀的文章，恶毒地辱骂陈独秀为卑劣无望的老机会主义者，甚至竟用“没有出路的老机会主义者向托派投降了”这样侮辱的语句来诋毁陈独秀。这种辱骂，恰好同当时党的官僚主义领导辱骂陈独秀的机会主义形成了一种合奏，这便大大地削弱了反对派在党内活动的影响，使那些已经同情和向往的老干部感到彷徨和迷惑；甚至不愿再接近陈独秀所代表的反对派了。因为在他们看来，其他的一些反对派所攻击陈独秀的机会主义，竟完全同党的领导机关所攻击的一样。因此，他们对陈独秀的同情和向往冲淡了；他们退缩了，甚至对反对派的运动不感兴趣了，这对于在刚刚开始的反对派运动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和损失！
　　但为甚么这些从苏联回来的托派分子表现上述种种离奇的现象呢？这是有其客观的原因的，因为这些分子，除刘仁静外（刘将在下面另述），都是从中山大学^[3]回来的学生，其社会成分异常复杂，有国民党要人的子弟，如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廖仲恺的儿子廖承志以及其他许多要人的子弟等。除了这些要人的子弟外，有些是纯粹国民党的党员。但大部分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成员。由于当时中大的校长拉狄克是左派反对派的领袖之一，而且他精明能干，尤其长于写作和演说，因而学生受其影响，倾向托派者甚多。
　　尤其重要的是1926年蒋介石的3月20日的政变、1927年4月12日上海的大屠杀以及同年7月汪精卫武汉政府的清共，中国的革命完全失败。在这种情形之下，已经被压制下去了的苏联左派反对派，这时又抬起头来了；这些在莫斯科的中国的学生青年，亲眼看到苏联反对派的潮流在党内汹涌澎湃，尤其是从1927年10月间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于列宁格勒时，有一场群众示威，从这一示威运动中，清楚地看出群众对于反对派的热烈欢呼；以及同年11月7日庆祝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的莫斯科示威运动中反对派高举自己的标语参加示威行列的行动；他们从中国具体的事变和苏联的形势中，证实了斯大林对于中国革命的政策完全破产，托洛茨基所领导的反对派的主张之正确，因而莫斯科的中国学生大批地投进反对派，甚至连蒋经国也成为托派了。
　　但这些青年托派分子，在国内既没有受过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又无实际的革命工作经验，在那里学习了三年或四年便派回国。当然，那些国民党要人的子弟，如蒋经国等，由于他们所具有的资产阶级的血缘关系，自然回到他们自己的营垒里去了；那些国民党员，由于中国革命的失败，他们仍旧回到国民党里去了。至于那些原为共产主义者（团员或党员）的托派分子，尤其是那些能运用俄文材料来写作和翻译的分子（因为他们在莫斯科学习了三、四年），他们回国后，便自以为是正统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因为在他们看来，在国内的左派反对派——无产者社开始于1929年春；而他们于1928年在莫斯科时已经是托派，因而他们骄傲起来了，他们一致诋毁无产者社的领袖陈独秀为老机会主义者，而不愿与之合作。这便是从苏联回来的青年反对派采取那种荒唐作风的客观原因。
　　总而言之，从1929年开始直到1930年末这一时期中，从苏联回来的反对派的情形非常混乱。首先是刘仁静和王凡西等无原则的从“我们的话”分裂出去，成立他们自己的“十月社”；随后刘仁静又从“十月社”分裂出来，成立自己的“明天社”（但除了他的妻子外没有一个成员，事实上本已不存在），以及只因争取领导地位，而成立的“战斗社”（以刘胤、赵济为首）。包括最初成立的“我们的话”，这些派系，他们不仅一致仇视无产者社，特别诋毁陈独秀；而且他们互相之间，也同样以恶毒的口吻互相咒骂，互相排斥，绝对没有想到甚么统一，尤其没有想到同无产者社统一。迄至1931年1月8日托洛茨基主张四派及时统一的信来到后，这些派系，才于一夜之间转变过来，接受统一，大谈统一了。
　　但实际上，他们每派都怀着鬼胎，阴谋策划；首先是分化人数最多的无产者社，争取下层群众；如像王凡西自传所说的：“没有出路的老机会主义者向托派投降了，乃是我们共同的看法，从这一看法得出来的态度和对策便是：揭穿那些机会主义领袖们的‘卑鄙动机’，争取其下层群众”（见王凡西自传油印本一五五页）；其次，便是利用统一，企图在统一后取得己派的领导权。例如王凡西在他的自传中所承认的：“最初的协商会议是无休无止的辩论会，每次会议照例把纠缠不清的古老争论提出来，互相唇枪舌剑，弄得面红耳赤而散。究其实，人们不是真想统一的，如果不幸真的‘统一’了，则必须事先保证自己或己派对统一组织的控制权”（见王自传一六八页）。王凡西在自传中所自供的这两种“态度”和“对策”，正是他在统一过程中所积极进行的；而且他还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哩。
　　原来在统一谈判之前夕，刘仁静曾写了一封信给陈独秀，希望他“高瞻远瞩”，假如他脱离彭述之和尹宽，一定有很多人拥护他，首先就是刘自己“愿效犬马之劳”（括号内的话，系刘仁静的原文），陈独秀对刘仁静这种卑鄙的“献议”，当时并没有感到兴趣，因而把他的信当作笑话传观。但在统一谈判进行后，尤其是在第二次协商会议进行后，王凡西通过无产者社的陈其昌、郑超麟、何资深等包围陈独秀，对他施用拉拢和“劝谏”的手段；这时，刘仁静对陈独秀提出的那个“献议”，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得以实现了。这从无产者社选出参加统一大会的代表名单中，竟没有彭述之和尹宽的名字——这一事实中充分地反映了出来。
　　但这种排除彭述之当统一大会代表的诡计，却引起了无产者社绝大多数同志的反抗，他们不顾陈独秀和郑超麟的压抑，自动地集会选出了彭述之为代表。^[4]
　　虽然四派之间的意见，如对国民会议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未来革命性质问题等，有某种程度的不同，但并非原则性的；同时，也是最主要的，由于各派都一致尊重托洛茨基的提议，尽速统一起来，因而，于1931年5月1日召开了统一大会，四派统一了，定名为共产主义同盟。
　　但从政治的和组织的观点来说，这次统一大会是缺乏准备的，因为它事先既没有写好任何政治文件和组织文件发给各派下层同志讨论、批评或修正；在刚从斯大林主义官僚控制的党内斗争出来，开始成立左派反对派时，这种组织文件是特别重要的；更重要的是：统一大会违反了按照各派人数选举代表的民主制。这种在政治上抹杀民主集体讨论和违反按照人数选举代表的民主制，二者配合起来，那便显得这次统一大会只是为少数人在幕后所操纵和布置；凭借着这种手段，以便“保证自己或己派对统一组织的控制权”罢了。例如拥有一百二十个成员的“无产者社”，出席大会的代表人数和只有六十人（实际上不到四十人）的“十月社”相等，各自四个代表。但十月社选出的中央委员三人；无产者社二人（另有数人当选候补，其中有彭述之，见王自传一七五页）；十月社选出的正式中委还比无产者社多一个人。这就是说，无产者社的代表比十月社的代表少一倍；至于中央委员的人数，那就不止少一倍了。
　　我们单从这一事实中，便不可争论地暴露了这次的统一大会在选举代表的问题上，完全违背了按照人数比例选举代表的起码民主制，也就是最基本的布尔什维克的民主制原则之一。这种按人数比例选举代表的民主制，尤其在一个组织形成了派别时，或者是当几个派别合并成为一个组织时是唯一可能体现民主制的一种合理办法。因此，在我们第四国际的各支部内，是一律采用的。其次，在选举中央委员的问题上，也不是按照代表人数的比例进行选举的，例如各拥有一百二十成员的无产者社和“我们的话”派，被选出的中央委员各占二人；而仅有六十成员的十月社却选出了中央委员三人，这便显得不合理和不公道了。因为根据上面所指出的同一民主制，在一个组织分成几个派系，或几个派系合并成为一个组织时，选举领导机关也必须同样按照人数的比例，即按照代表人数的比例来进行选举。否则，人们可以运用拉拢和勾结等手段取得领导机关的多数，因而少数派可以藉诡计变成多数派，把持领导机关了。
　　总而言之，这次的统一大会，完全是十月社的王凡西、罗汉等串通无产者社的陈其昌、郑超麟、何资深包围陈独秀；同时利用我们的话派内部的分歧，王凡西便拉拢该派的代表投别派的票（该派选出的代表最多，约六、七个人），其主要的目的是在“保证自己或己派对统一组织的控制权”（王凡西语）。事实上，这个“目的”确是达到了。这从参加统一大会的代表以及大会选举出来的领导机关各派所占的比例中，赤裸裸地暴露了出来。
　　正因此，王凡西特别把这次统一大会对于中央机关选举的结果描绘成为：“这次选举乃是真正出乎每一个代表的自由判断，决无事先联络，或暗中拉拢情事，崇高精神占着上风，阴谋诡计自行退缩。代表们都超出了原有的派系界限，纷纷投别派成员的票。”（王自传一七五页）
　　王凡西在上面这一段得意忘形的赞美词中却忘了一件小事，那就是：出席统一大会的代表，既然不是“按照人数比例的民主制选举”，而正是由于“事前联络”，“暗中拉拢”等“阴谋诡计”所布置的。在这样事前的布置，有了这种“保证自己和己派在统一组织领导机关的控制权”，那么，当然啰，代表们都自然表现出“崇高的精神”，“超出了原有的派系界限，纷纷投别派成员的票”了。
　　这次统一大会，由于刘仁静只有他自己一个人，因而没有资格参加大会，他在托派运动中，不但没有如我们所期望的（当他于1929年回国时）对托派运动将有所贡献，而且恰好相反，他曾起了一些挑拨离间（如前面所指出的他写信给陈独秀，希望他“高瞻远瞩”，脱离彭述之和尹宽的影响）、分裂和破坏的作用，这是由于他个人的品质不良，且具有惊人的狂妄和荒谬的野心之故。这人倒是一个小布尔乔亚的典型人物，故在这里作一点素描，以便获得教训。
　　刘仁静湖北应山县人，北京大学外文系的学生，早期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创始者之一。曾于1923年至1924年担任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全国总书记。但由于他自命不凡，人缘不好，经常与同志们闹纠纷。尤其当1925年革命运动上升时，从苏联回来一大批干部，便更显得他的无能和不适应。因而他到我们的住所（1925年末）要求述之代他请党中央领机派他到苏联去学习。由于他的英文甚好，所以他在列宁学院学习了四年，于1929年9月由苏联回国，途中转道土耳其访问托洛茨基。因此，当他回到上海时，我们大都对他怀抱着很大的希望，以为他在列宁学院研究了四年之久，同时又在土耳其托洛茨基家里住了一个短时期同托氏讨论过问题。我们以为：他在思想理论和作风各方面可能受了托洛茨基思想和人格的影响，因而改变他过去的思想和作风。但实际上他不但没有改变以前的愚蠢和狂妄，而且还因此兴起了一种新的野心，他想象着自己便是中国的托洛茨基，他曾向人宣称：他是托洛茨基在中国的代表。
　　由于1923年我在北京时就熟识他，而且往后也时有接触，因而当他从苏联回到上海时，我怀抱着热切的希望到旅馆去访问他，并将我们的住址相告；他也曾数次来访问我们，我们同他商讨无产者社与我们的话派合作的问题。我们认为无产者社与我们的话派应该根据托洛茨基的纲领（此纲领为刘带回来的），进行谈判合作与统一。但刘仁静却主张无产者社的成员加入我们的话里面去，述之告诉他说：不是“加入”，而是两派“合并”。因此，述之与刘仁静之间引起了争论。
　　这种争论，最尖锐和最后一次是在我们家里，当刘仁静重复主张无产者社的成员，应无条件地加入我们的话派时，述之问他：“是不是你认为我们的话派是正统及其主张完全正确呢？”刘回答说：他并不这么想，但他认为：“假如无产者社的成员，尤其是有独秀和述之加入我们的话派里面去，一定可以在里面发生重大的影响，引起分裂，排除那些坏的领导者，争取好的分子……”。
　　述之对刘仁静这种加入我们的话去进行分裂的主张大加抨击，并指责他是在玩弄阴谋；而不是真正谋取合作与统一。我当时也指责他的这种作风极不正派，并坦白地说对他大失所望。
　　自此以后，刘本人果然加入了我们的话派，并按照他原有的计划，带着王凡西、宋逢春……等从中分裂出来，组织了所谓“十月社”，这显然是一种无原则的玩弄阴谋的分裂勾当。随后又从十月社分离出来（据王凡西说是十月社开除他的），自己一个人同他的妻子油印了二期“明天”，便自称为明天派。因此，他被各派所厌恶，没有资格参加统一的谈判和大会，当然更谈不到统一大会后得到一个地位了。
　　约在1932年，刘仁静被伊罗生（HAROLD ISSACS）雇用为他所著《中国革命悲剧》翻译材料。当他为伊罗生翻译材料时，曾作了一件对于个人品格具有象征意义的事情。那就是：在这一本书中，竟没有作为中共重要领导之一，彭述之的名字（其中有许多不重要的名字）。这个秘密还是他自己告诉别人的。他说：“在伊罗生的《中国革命悲剧》一书中，我偏不把彭述之的名字放进去。”从他的这句话中，表明这是他自己引为得意的一件事。他仅仅把握着这一点翻译的小权利，便凭借着个人的好恶来修改历史。由此，便不难理解没有原则的斯大林和毛泽东之伪造历史了。
　　在1934年刘仁静为伊罗生的翻译工作完毕后，他以列尔士（NIEL SIN）的名字写了一百二十四页的名为《中国左派反对派的五年》的英文报告，给伊罗生带交托洛茨基。其中宣称陈独秀为中派，彭述之为右派，列尔士，即他自己为布尔什维克左派。但这个唯一的布尔什维克左派，当他从北京去上海经过南京时被捕后，便投降了国民党，往后便一直为反动的国民党服务，迄至1949年中共取得政权后，他又厚颜无耻地写悔过书，污蔑托洛茨基主义，因此得以保留其生命。
　　总而言之，从1929年夏季开始，两年以来，从社会主义的文化思想方面说，托派确曾起来启发和推动的作用，在社会上发生了极大的影响，如前面所指出的；但从托派运动本身来说，则是一个艰苦和淘汰的过程。因为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是在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残酷压迫和斯大林党的无耻污蔑的情况之下，尤其在国际范围内斯大林主义势力扩展情形之下而诞生的。当然，艰难和困苦以及不断的打击和挫折是难以避免的。例如在统一大会约二个星期之后，由于马玉夫的告密，新选出的领导机关的人，大多数被捕，同时还捕去其他许多的同志。在这种情形之下，那些从苏联回来的自以为是正统托派的英雄们一个一个地投降国民党，在里面作一个小官或文化人，如梁干乔、刘胤之流；有的从上海溜走，自谋生活出路去了，如新选出领导人员罗汉（为了安全起见，恐马玉夫追踪）。只有某些真诚的革命者，才能再接再厉，继续奋斗。这差不多成为一种真理或定律：每一次的打击和挫折，便是一个考验和获得教训的机会；同时也是一个淘汰的过程。至关于马玉夫告密的情形和经过，将在下一章叙述。

^[1] 刘伯垂亦名刘芬，湖北人，日本留学生，老共产党员，1930年加入托派，他本为老同盟会的会员，曾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党多半是派他作国民党的工作，革命失败后，他隐居上海。

^[2] 陈翰笙原为北京大学著名的左派教授，当时为中央研究院农业经济部的部长，他对述之很尊敬和友好；但述之从不把我们家里的地址告诉他，只是自己有时到中央研究院去访问他；有些介绍稿件和某些事务，则由我到他的家里去接洽。由于他不到我们家里来，双方的关系便不密切，友谊便不能深刻而长期保存，这是很自然的。

^[3] 中山大学开办于1925年末，共产国际为了强调国共合作和讨好国民党，故命名为“中山大学”。

^[4] 当时述之对协商会议之无休无止地争论以及排斥和辱骂等等极为厌烦；我尤其厌恶那些企图在统一大会取得领导地位者，因我们既没有参加选举，更不知选举代表的把戏。直至沪东区委的同志董铁肩将重新选出述之为代表一事通知他按时出席大会时，我们才知道那次无产者社选举代表是由陈独秀和郑超麟等提出名单给同志们认可的。因为那时大家对统一大会不感兴趣，也就马马虎虎地认可算数。迄至最后发现没有述之在内，他们又才自行集会选举述之为代表。事实上，无产者社的成员，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述之一个一个地说服进来的；就是尹宽也起了重要的作用（郑超麟倒没有起过多少作用）。从这一件事中，我又一次对陈独秀的处事与为人极为不满，第一次是1927年第五次代表大会对瞿秋白私自到武汉和印刷攻击彭述之的小册子事，陈独秀作为党的总书记而一句话也没有批评瞿，我当时对他的这种态度极为惊奇！觉得他作为一个党的最高领袖没有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来处理瞿秋白这种违反组织原则的行动；关于这一件事，我在前面《武汉政府的清共与我的生活》一章中曾较详细地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