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开始和开除党籍

　　1929年的初夏，尹宽约述之同几位从苏联回来的同志谈话，他们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都是托派（当时中山大学的学生托派甚多，因该校的校长拉狄克当时支持托洛茨基）。述之和尹宽同他们谈话之后，得悉苏联托洛茨基所领导的左派反对派的概略情况以及他对于中国问题的某些意见。最后，王平一将托洛茨基所写的关于中国问题的两个文件——《论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和《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送给述之带回研究。述之带回这两个文件后，立即阅读，一直读到深夜，一口气读完了它们。他第二天一清早就起来，异常兴奋地对我说：“啊！关于中国革命失败的原因，我现在弄明白了；党现时所应采取的政治路向也发现了，看了托洛茨基的这两个文件，好像‘拨开云雾见青天’一样，把我在革命高潮时期和失败后所感觉到而说不出其所以然的道理，在这里面都十分明确地指示出来了；而且有些简直是预言，我完全赞同这两个文件中的意见，现在我要到独秀家里去，把文件送给他看。”
　　第三天的下午，陈独秀带着文件到我们家里来，他对述之说：“托洛茨基对于中国革命失败的原因的分析完全正确，对于共产国际指导的错误的批评也十分中肯，尤其以国民会议的总口号作为当前政治路线的指标，以此来代替目前盲动主义政策，我认为十分正确而合时宜。但对于未来革命的性质问题，我还觉得有些怀疑。”
　　述之接着说：“既然我们认为这两个文件的意见完全正确，尤其对于当前的政治路线同意托洛茨基的主张，那么，我们就应该为这个主张而奋斗；首先，就应该在党内进行活动，组织左派反对派，至于未来的革命性质问题，我们可以从长讨论。”
　　陈独秀同意述之的意见，他们准备集合所有对党的盲动主义政策不满的同志，来讨论这两个文件的意见，并进行组织左派反对派。
　　次日，尹宽也来了，他问述之看了这两个文件之后有何意见？述之回答他说：“不但我完全同意，独秀大体上也是同意的。我们已经商议准备从事在党内组织左派反对派，进行斗争。你是否同意托洛茨基的意见，并为这个主张而作有组织的斗争呢？”
　　尹宽说：“我看了这两个文件后仔细研究过，我也有这个意思”。自此以后，述之和尹宽分别把托洛茨基的文件传给其他的同志阅读，并和他们讨论文件的内容以及组织左派反对派的问题。在很短的期间内，就把留在上海的一些老干部，如汪泽凯、刘伯庄、郑超麟、李季……等，组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组织，这便是后来名为“无产者社”的核心；也就是陈独秀和彭述之等转向托洛茨基主义和组织左派反对派的开端。
　　同时，陈独秀和彭述之各自写信给党的中央，要求党检讨过去革命失败的教训，改变盲动主义政策，重新建立适合于当时客观局势的政治路线，并要求公布托洛茨基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一切文件，举行党内的普遍讨论。
　　在当时，我虽然对“立山路线”时代的盲动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作风极为反感，但我有一个牢不可破的观念，就是即令对党的政策和作风不满或反感，只能在党内组织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即在自己所属的支部或其他的组织形式进行批评，或讨论，而不可另行组织派别。因为我认为：真理只有一个；代表真理的就是共产党，当然也只是一个。假如另行组织派别，同党分庭抗礼，那就等于否认党，反对党，也就是违反了党的纪律。由于在我的心版上深深地刻划着这个观念，因而对于述之那样热衷于干组织左派反对派的活动，深不以为然，甚至反感。述之曾三番几次劝我阅读托洛茨基的两个文件，但我终于因怀抱着这种反感的心理而拒绝了。
　　自陈独秀和彭述之的信交给党中央后，我便从某些同志中得悉中央准备开除陈独秀和彭述之的消息，从此，在我的内心里感到异常的矛盾和痛苦。我深知道，我和述之是分不开的，假如述之被党开除，势必也就跟着开除我（除非我同述之离婚），犹如过去以及当时述之受打击而我在党内的地位也就自然丧失一样。我想到这里，愈想愈痛苦！我深深地感觉到：我之参加共产党，是由于自己首先从思想上的认识，然后在行动上不顾一切同反动势力搏斗而一步一步地走进革命的队伍的。往后在党里有了相当的地位，也是由于自己的自觉学习和努力工作，以及不畏任何艰苦和危险而获得，并非由于述之的关系而来。当我认识述之时，正是在工作的过程中，随后由于工作的巧合，使我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近，发展成为伴侣的。因此，我不愿意由于这样的一种原因就简单地跟着他被党开除。因我自1922年入党以来，已经八个年头了，而且一向把党当作生命寄托之所，我不愿仅仅为了伴侣的关系而失去自己的政治生命和生命的寄托之所。因此，我当时内心里所感受的痛苦是没有一个人知道，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同我讨论这个问题，只是自己烦恼和苦闷，甚至想到离婚的念头。为了想倾泻胸中的苦闷，有一天，我独自到陈独秀的家里和他专谈此事，我对独秀说：“我从某些同志中得到一个消息，说党中央准备开除你和述之。假如述之被开除，一定会跟着开除我，但我绝不愿意跟着他而被党开除，因为我开始干革命时，并不认识述之，我既不是跟着他参加到革命队伍里来的，当然也绝不愿意跟着他而被党开除。因此，我现在陷于极度矛盾和痛苦的状态之中，我想请教您，怎样才能解除这种矛盾和痛苦。”
　　独秀听了我的叙述，怔了一下，然后用很简单的话语诚恳而又坚决的态度回答我说：“假如我们被党开除，并不是因为我们背叛了革命；而是由于党的堕落，它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原则和布尔什维克的组织传统，这是党的错误，如果党开除我，我是不在乎的。”
　　我听了独秀这几句简单的话语，顿时便提醒了我，使我打破了过去对党的那种机械观念。我想，如果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有错误，党员是有责任起而批评和纠正的；为了使批评和纠正的意见发生效力和有力量，在党内集合一个有力量的反对派也是需要的。尤其是独秀所说的：“如果党开除我，我是不用在乎的。”这句话对我发生了极大的力量。我觉得：以他创立中国共产党和一直任党的总书记的声望和地位，都把被党开除看作不在乎；那么，我又何必把它看得如此严重呢？这样，我怀着探究研究托洛茨基的文件的决心回到家里。在仔细阅读了托的两个文件之后，把其中的意见和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变回忆一下，对照一番，我觉得他批评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领导的错误，真是一针见血；的确，有些意见简直成为预言，我认为真理是在这一方面（无怪乎斯大林和布哈林把托对中国问题的文件紧紧地封锁起来，不让中国的共产党人阅读哩！我相信，假如把这些文件公布出来，除了那些官僚外，真诚的革命者都会赞同的），我必须为它而斗争。从此，我便从矛盾和痛苦的状态之中解脱出来，转变成为一个为托洛茨基思想而斗争的积极分子了。
　　在这个时期不久之前，党已经把述之和我当作党员编入支部，我们在支部会议上，每次都以托洛茨基的观点来批评党的政策，过去的以及党现时的。但地方党部派来参加我们的支部会议的负责者，从来没有同我们争论，更谈不到驳斥或反对我们的意见了，他们只是背诵党的通知和牵强附会地解释党的政策而已。我们虽然反对党当时所采取的盲动主义政策，但我们仍旧服从党的纪律，也和其他的成员一样，执行散发传单和宣言以及其他宣传品的工作。当时，在我们所住的区域——闸北——党决定不在这里举行示威运动，因这里属于中国地界，假如有群众集合，军警可以当场开枪射击的，因此一般的示威都是在租界的繁盛街道上举行，喊了几个口号，就分散于人群中或大公司里面去了。当然，每一次的示威运动，总难免有几个人被牺牲的。
　　但最可怕的，是那些从共产党投降到国民党的叛徒们，他们充当国民党的特务，他们混在党里追踪重要领袖和干部的住址或会议场所；他们散布在公园里，在大公司门口和重要街道上，电车和公共汽车站上，同国民党的便衣侦探一道在那里厮守着猎获共产党人，他们身边带着几个武装特务；路旁准备着黑色的囚车。他们一经发现共产党人，便围拢来扣上手铐，带到囚车里面。那么，死神不久就会来安排了！
　　当时在我们的支部里，隐藏着一个危险的分子（这是后来才知道的），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施立，他沉默寡言，在支部会议中从未发表过意见，他是黄埔军官学校出身，在北伐时期，他曾充当蒋介石的卫队长，他的哥哥是国民党的官员，他本人在革命失败后，仍旧混在党内寻找机会，企图出卖重要的领袖，以此获得国民党的巨大代价。述之虽然过去在党内有很高的地位，但在当时没有任何职位，而只是参加支部的一个党员，因而施立没有单独出卖他；但他知道陈独秀和述之私人的关系密切，他企图将独秀和述之一起联合出卖，那就可获得甚高的代价了。例如，有一次，在开完了支部会议后，他私自对述之说：“想来陈独秀现时的生活一定很苦闷，我想约他和你一起去作一个短程的水上旅行，叫一只小船到吴淞去游一游，以解解闷。”由于施立同独秀并不熟识；即和述之亦无私人交情，因而他们当然没有任何兴趣和他同游；同时，也许本能地注意到安全的问题，虽然他们当时尚未怀疑他有甚么图谋。但在往后，经过了一个相当的时期，施立被党发现有大规模地叛党阴谋，因证据确凿，党的特务把他和他的妻子一起谋杀了。当我从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时，不禁毛骨悚然。由此更可证明：那次他约独秀和述之同游吴淞，显然是一个阴谋。
　　在1929年的这个暑假中，我因厌倦于家庭的生活；同时也想用假名到社会上去谋职业，以补助生活，因述之虽有书译，且稿费甚高，但自从他看了托洛茨基的文件之后，整天找同志们谈话，企图以托的思想去说服他们，因而无心译书，不能按照合同按月交稿，当然也就不能按月取款，时常拖延时日，但生活的开支是不能拖延的，这样，我决心积极进行谋职业。有一天，我到创造社去托一位管该社事务的同志苏某，请他为我留心一下，看能否找到一个职业，无论是教员或书店的职员都好，因我知道他很能干有活动能力；同时他也和某些书店有关系。他当时便对我说：“现在有几个朋友正在开办一所中学，包括高中，我可以介绍你到那里去当教员或职员，房子已经找好了，已经有人住在里面，你可以去见教务主任，他是同志，还有一些教员也是同志，实在说来，就是党主办的学校。不过，为着掩护起见，校长和事务主任不是同志，但他们是同情共产党的，我知道你的家离那里很远，假如你愿意住在学校里的话，你也可以告诉他们。”
　　过了两天，我便去访问那位教务主任，同时还见到了几位教员，其中有一位是刚从苏联回来的。他们都是同志，但我一个也不认识，我自己也改了名字，他们只知道我是同志，但不知道我的真名和我的丈夫是甚么人。
　　当暑假完毕，学校开课时，我便带着行李搬到学校里去了，述之和我们的刚满二岁的女儿莉莉，则由一个女佣照顾，我每星期六下午回家，第二天傍晚又到学校里去了。这样，在生活方面，对述之不方便；尤其我们的女儿没有我在家里时养得好，因述之一向不善于安排生活；而且经常往外面跑，为的和同志们谈话。他真有耐心，一个一个地被他说服过来，他每天交一些钱给女佣，由她买甚么菜物给他们吃，他们便吃甚么，当然营养很坏，不久，他们便逐渐消瘦了。在我自己方面，住在学校里，房间很小，伙食又特别坏，菜的数量之少和质量之坏，使我们简直吃不饱饭；不过，在精神方面，我觉得比关在家里要好得多。因为我可以过着社会生活，接触一些年轻的教员同志和高中的学生同志，可以影响他们。
　　我在这所学校里，经过了一个短时期，除了那位年龄较长而外表和性格却又异常枯燥的教务主任外，同其他住在里面的教员同志的关系都很融洽，而且有相当的友谊。在高中的学生中，有一个姓邓的女生和我很要好，而她在这一班中年龄较长且有初步的思想认识。因而她便是这一班，尤其是女生中的领袖，有一天，她忽然告诉我：“今天晚上请你到我们家里去吃晚餐。”
　　我当时以不认识她的父母为理由而婉言拒绝，她坚持地说：“你一定要去，事实是这样的：我们父亲有两位好友从北京来到上海后，就经常来我们家里，一位名叫胡鄂公；另一位名叫熊得山，他们都是我们的同乡——湖北人。有一次，我同他们谈起我们学校里有一位姓陈的女教员，也是湖北人，为人很和善，思想也很好。他们一听就一口断定是你。因此，他们决定在我们家里请你吃饭，以便重聚，因他们的家眷还没有来，我的父亲虽然不认识你，但一听到你的真名，他也就知道你了，因而他也很欢迎你到我们家里去谈。”
　　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胡鄂公和熊得山是我在1923年春初到北京时所认识的。我的女友的父亲邓初民当时在上海当大学教授，同时也是共产党员。假如按照年龄来说，他们都是我的长辈，在这次的聚餐中，不但晚餐极为丰盛，尤其是家乡口味，更觉味美可口；而且畅谈甚乐。我在这次和他们的谈话中，已经运用了托洛茨基对中国问题的观点，批评党在1925年到1927年革命潮流高涨时期，共产党足以控制工农和一切革命民众，甚至能够影响军队；但党竟采取极右的机会主义政策，使可能胜利的革命归于失败；现在经过革命失败后，革命潮流低落时，反而实行盲动主义政策，举行武装暴动。我尤其着重批评党在上海经常发动示威运动，差不多每星期一次；但每一次的示威，人数一次比一次少。我根据这个事实引用了陈独秀说的“这不是示威，是示弱”这句话，他们听了我的这一番大胆的批评之后，态度都转变得严肃起来，不像正在吃饭时有说有笑那样地轻松而自然。他们说话都很谨慎，不敢对党多作批评。对我所批评党在1925年至1927年领导的错误和现时盲动主义的政策问题，他们一致表示这个问题太大而又太复杂，很难发表意见；但对于上海经常举行示威运动，他们认为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之下，是不合时宜的。
　　由于中国社会不平衡的发展，因而产生某些不寻常的事件和人物。胡鄂公本是一个国会议员，在当时北洋军阀所统治的北京首都是一位在各方面都能应付的活跃人物。但由于他受了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同时他又时常同李大钊和苏联驻华大使加纳罕来往，因而他在思想上便逐渐倾向社会主义，随后就加入了共产党。在1923年夏，当我在北京时，我曾同他在一个支部里，也许他加入党的时间还早一点，在1925年五卅运动之后，革命的潮流遍及全国，据说他的妻子（她是一位能干而有个性的女子，曾参加过辛亥革命）、长女和姪女都一同加入了共产党，成立了一个家庭支部，据说他的妻子、女儿和姪子曾在支部会议上批评他过去干曹锟贿选的事之不名誉，他当即承认错误，同时，他为了要洗刷过去的耻辱，过着俭朴的生活，便辞去一切官职，表示忠实于党，为党工作。但由于他的儿女甚多（六七个），还要担负寡嫂和姪儿的生活费用，因而不到几年，他所剩下的钱花完了，专靠变卖古画和家具等物过活。尤其自1927年革命失败后，他的妻子觉得前途茫茫，生活没有着落，因而以菜刀自杀了！这的确是一个悲剧；但造成这个悲剧的主要原因，还是由于革命失败的结果。
　　约在1930年春，胡鄂公又来上海约我相见，他一个人住在一间极小而简陋的房子里，我见他面容憔悴，脚上穿着一双蒙上白布标志着亲人丧事的鞋子，这种标志即离他的妻子自杀的时间不远（中国的传统这种鞋子只穿三个月）。我目睹此情此景，真不胜感慨，而且寄予无限的同情，但我不忍提及他的妻子和子女们的情形，恐触动他的伤痕，他的态度沉静；我的神情也比平常不同，面上没有一丝笑容，沉静而严肃，表示着我已经知道他的遭遇而深刻地同情。他也体现到我的心情，故不和我谈及私人的事情，只是谈了一些政治问题，和我们组织左派反对派的情形，当我临别时，我将带在身边的一份我们托派出版的《无产者》送给他，并和他约定在下一次见面时希望同他讨论其中的意见。他接受了这份刊物，并答允要去阅读以便同我讨论。但当我下一次再去见他时，他说这问题太大，而又太复杂，而且是世界性的问题，他一时很难发表意见。不过，他表示其中也有些道理是对的，但究竟是那些道理他也没有说出来。这样，我便不能和他深谈。我知道他很难接受托派的思想，这问题不但是太复杂，而且还有实际的个人利害关系，他在党里的关系较多，他的姪儿当时，已成为党的干部，他可获得某些帮助。我认为：以他当时的处境来说，即令他认为托派的理论完全是正确的，也没有勇气来干这种比之干党的工作还要艰难百倍的事情，他过去为了加入共产党而辞去一切官职，已经使他倾家荡产，妻子自杀，哪里还有勇气再来干托派运动呢。因此，我便没有再去看他，从此便互不往来了。据说，他虽受了如此的痛苦和遭遇，还一直保持着他的思想，但意志消沉，年老体衰，至于往后的情形，我就无法知道了。总之，他在革命运动的过程中，曾扮演了一个角色，当然他的结果，是扮演一个悲剧的角色。然而，这不过是革命大悲剧中的一段插曲而已。
　　现在我要回头说到我在浦江的情形与活动。由于教员中有一位姓刘的同志是从苏联回来的，他不久便知道了我的真名，因他的关系，从苏联回来的一批青年同志就常到学校要来谈谈，其中有一位是陈独秀的外甥吴季严，他本是我在上海大学的同学，社会科学系的同班，自从他发现我在这所学校后，他常常于晚餐后伴同着几个从苏联回来的青年同志来访问我，挤坐在我的小房间里谈论当时的情况和政策。每次谈话时，我总是不放过机会运用托洛茨基对中国问题的观点来批评党的政策，对1925年至1927年右倾机会主义政策和当时的极左盲动主义政策，他们也有同感，吴季严是这一批青年同志中的领袖，为当时党报《布尔什维克》的主编，他曾到莫斯科东大学习，我觉得他一向读书认真，为人诚恳，态度冷静，人缘甚好，因而我便带他到我们家里同述之讨论托洛茨基的思想；同时，述之并把托的文件给他研究。他看了托的文件，继续同述之讨论了几次之后，他便决心放弃他在党的工作和地位，而加入了托派的组织，由于他的理论和政治水准相当高和做人的态度甚好，因而同他一起常来我的学校的那一批同志都一起加入了托派。此外，他还影响了一些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也加入了托派的组织。
　　在这个期间，我们在党内的左派反对派的活动，进展很快，约在两个月左右，就已经团结了四五十人，而且选出了临时中央机构三人委员会，即：陈独秀、彭述之和尹宽。同时，把所有的成员编成小组，并经常集会，讨论问题和商讨如何在党内进行活动的办法。随即出版一个正式刊物，名为《无产者》；并把托洛茨基所写的一些关于中国问题的重要文件编成小册子出版。
　　正由于我们在党内外的积极活动，在当时的党内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致使许多干部发生动摇和怀疑。例如我在浦江中学里因常常散播托派的观点，同时在高中的学生中进行活动，有些党员和团员（主要的教职员）发生了怀疑和困恼，尤其对盲动主义政策异常反感。我们教职员支部会议（党团合并的）时，上海的党团领导机关每次都各自派一位代表来参加并指导，在一次支部会议上，党^[1]团^[2]代表告诉我们，上海地方党团领导机关决定：浦江中学的学生到街上去举行一次示威运动；我们全体教员一致认为：刚开办不久的一所学校，单独地去举行示威，不但太孤立而没有力量，而且暴露这所学校，如果不是为共产党所创办，至少为它所操纵，大有封闭之可能，因此，全体教职员同志一致反对党团代表的提议。但当下一次他们来参加会议时，极力企图说服我们，仍旧坚持他们的主张；我们也仍旧一致坚持，并且认为这种作法是不智的，我们不好说这是没有常识。实际上，不但是没有常识，而且是荒谬的。经过三次会议，党团的代表没有达到目的，他们又同教职员个别谈话，但仍旧毫无结果。
　　由于浦江中学的教职员支部不遵从党和团代表的主张而始终拒绝该校单独举行示威运动，因而便加紧注意调查浦江中学所有教职员同志的来历，结果发现我在里面，因此，党团代表避开我召集其他所有的教职员同志集会，并特别对他们说：“难怪党和团的命令在这个支部里行不通哩，因为这里面有取消派（党当时称托派为取消派）彭述之的老婆在里面活动呀！你们是受了她的影响，才这样顽强地拒绝党和团的指令的。”
　　上面这些话是由教员中一位最年轻的同志私自告诉我的。
　　在1929年11月15日，陈独秀和彭述之被党中央开除他们的党籍了。这消息登载在党机关杂志《红旗》上，但并没有把他们写给中央的信内的意见公布出来，而只是简单地加上一个发党的罪名和托洛茨基思想为理由，就把他们开除了，但反党的意见是甚么？甚么是托洛茨基的思想，党却一字不提。当然，陈独秀和彭述之要求中央公布托洛茨基的文件，让全党普遍讨论，并建议检讨过去革命失败的教训以及应该采取何种政策，以及对党当时盲动主义政策的批评，更不会公布出来让同志们知道。
　　由于党和团发现我在浦江中学妨碍他们的领导，因而党中央便迫不及待地要想把我开除出党。关于开除我的党籍问题，中央是已经决定了的，不过交给江苏省委去执行罢了，但在执行的程序方面，为了应付其他的教职员同志起见，他们还安排了一个步骤，就是一连开了二次四小时的支部会议，专门同我讨论政治问题，但这不过是一个幌子，因为党团代表不好在第一次会议上就提出开除我的党籍问题，恐因此引起其他教职员同志的反感，或者恐使他们觉得这样作是官僚主义。
　　第一次会议是在晚餐之后，从八时起直到十二时，在此四小时的会议中，党和团的代表除了各自阐述一套的党的政治路线外，极力强调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问题。
　　他们批评我们这个支部的教职员同志不接受党团决定浦江中学履行示威运动是不尊重党的领导，反党的纪律。党代表并声言：“这次的会议是要专门同陈同志讨论政治问题。我们要知道她现时对党的政策有甚么意见？”
　　在党团代表各自发表意见后，我即接着发言，我说：“既然今天的会议是专门同我讨论政治问题，那么，首先让我从政治问题说起。你们刚才所说的关于党的政治路线和政策，我已经从通告上和行动方面看得很清楚，在这里我用不着多说。现在我要坦白地批评党的政策，这是每一个党员应有的权利和责任。自1925年到1927年革命失败后，尤其一系列的武装暴动完全失败之后，党应当重新检讨，要从中获得教训；党员们也不应该一味地歌颂党的路线正确而不加以批评，或采取怀疑和研究的态度。例如党在1925至1927年革命潮流高涨，工农和一般群众，乃至部分军事力量，共产党完全能够控制，可能取得政权的时期；从1927年2月开始到3月，上海的工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举行了三次武装暴动，在第三次暴动中，由于上海的工人群众和共产党人英勇地作战赶走了直系军阀，取得了所有属于中国地界的政权；两湖的农民，自动地没收地主的土地……这一切，都足够证明党当时应提出苏维埃的口号，来号召革命的工农以及一切革命的群众夺取政权。但党却完全相反，采取了极右的机会主义政策，始而相信蒋介石，并用全力支持，直到‘四•一二’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施行大屠杀后，又把全部的希望寄托于汪精卫的武汉政府，同时希望那个狡猾而又虚伪的冯玉祥同所谓革命的武汉政府合作，来限制和打击蒋介石。但结果如何呢？自徐州会议后，蒋介石、汪精卫和冯玉祥结成了一道反动的联合战线之后，汪精卫的所谓‘革命政府’，就在7月14日开始向革命者开刀了，——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的群众开始逮捕和屠杀了。封闭一切革命的组织和团体，如工会、农会、学生联合会及妇女协会……等，冯玉祥在北方也采取一致的行动，其结果，丧失了无数万革命者的头颅，引致了最悲惨的失败。”
　　党代表陈道源打断我的话，他抢着说：“过去革命失败的责任，就是你所批评的1925年到1927年革命的失败，是要由陈独秀负责的，因为他是当时党的主要负责者。”
　　我接着反驳他说：“是的，陈独秀是党的主要领导者，但过去革命失败的责任，绝不能说‘是要由陈独秀负责’，而是要由共产国际负责的，他不过是执行国际的政策罢了。关于这方面，我知道得很清楚。从1925——1927年将近两年期间，我担任上海区委妇女部的书记，同时也是区委五人主席团成员之一（主席团即区委常务委员会），我亲身参加了上海规模伟大的革命运动，上海区委直接受中央常务委员会的领导，中央则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国际经常派代表驻在上海，区委的重要会议，中央经常派代表去参加。同时，在1926年6月中央第六次扩大会议后，我曾被该会议决定我兼任一个时期中央妇女部的书记，并参加中央常委委员会的会议；我常到国际代表魏琴斯基的家里去和他的妻子讨论有关妇女运动问题，因她代表国际妇女部，时常要我报告上海妇女运动的情形。因此，我完全知道，所有党的政策，都是由共产国际决定的。中国共产党的中央不过执行国际的指令罢了。就是驻中国的国际代表，如鲍罗庭、魏琴斯基和加纳罕等，在重要的政治问题，甚至临时性的政策问题上，他们也不能作主，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才能执行的。”
　　“但共产国际倒行逆施，当共产党所控制的工农以及一切革命群众的势力可能取得政权（至少不致那样惨败和牺牲如此巨大）时，它偏偏死硬地命令中共支持蒋介石、汪精卫和冯玉祥，苏联以大量的金钱、军火和顾问，把他们扶植起来了，他们三位一体，把革命镇压下去了，革命的工农群众乃至共产党人的生命丧失无数、革命的力量大大地削弱的时候，它又忽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从极右的机会主义政策，跳到极左的盲动主义，举行了一连串的武装暴动。但结果如何呢？你们是知道的，难道这些活生生的和血淋淋的事实，还不够证明党的一切政策是由共产国际决定，革命失败的责任是要共产国际负责吗？”
　　“在目前的情形之下，所有的暴动都失败了，党还要决定在城市里不断地举行示威活动，但每一次的示威，人数一次一次地愈来愈少，现在连这种示威也召集不起来，因此决定浦江中学单独地去举行示威运动，这不但是没有常识，而且简直是荒唐。我以为现时党是应该谨慎而耐心地做地下工作，恢复革命力量，而不是跑到街上去暴露弱点，徒然作无谓的牺牲的时候。”
　　党和团的代表接着说了一些解释党目前所采取的政策之绝对必需和正确外，对我所说的一些事实却避而不提，也没有反驳，因事实胜雄辩，不能反驳，只是双方——我和党代表——各自说了一套，根本同讨论政治问题不相联，会议历四小时之久，其他的同志没有一个人发言，毫无结论而散。
　　由于开除我的党籍问题没有解决，在第三天的晚上又继续开会，但这次党代表一开始就声明：“再不需要和陈同志讨论政治问题，因她是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根本是违反党的政治原则，得不到任何结果的。”因此，党代表便开门见山地提出一个问题来问我，他说：“现在陈独秀和彭述之由于他们的政治意见是托洛茨基的思想，根本违反党的政治路线，已经被党开除了他们的党籍。现在我问陈同志对这件事的意见如何？”
　　“我抗议，我抗议党采取这种官僚主义的作法。”我以高声和激昂的态度回答他。接着，我反问他说：“陈独秀和彭述之究竟有甚么不同的政治意见？党中央从没有把他们的意见公布出来，公开地批评他们；甚至托洛茨基的思想，党也没有把他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文件公布出来让同志们知道、讨论或批评。”我刚说到这里党代表强烈地打断了我的话抢着说：“我们的党，不是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有它自己的组织原则和纪律，凡是对党的路线采取反对的立场，是要执行纪律的。”我接着说：“是的，共产党有它自己的组织原则和纪律，我在莫斯科时也学过关于组织方面的知识，我也懂得甚么叫做‘民主集中制’，我听说你也是最近从莫斯科回来的，我想你也懂得甚么是民主集中制的。我现在且不说彭述之，像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起过巨大作用；创立中国共产党，一直作党的总书记，直到1927年‘八七会议’被瞿秋白篡夺为止。像这样的一位领袖，开除他的党籍，同志们连他的意见都一点也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党代表同志！我要问我们这里在座的同志们知不知道？按照一般党的常规，开除一个中央委员，至少要在全体中央委员会上公布他犯了甚么错误，让大家讨论或通过，而他本人应当参加会议申诉和辩护。我要问党代表，中央是否经过这种手续？何况陈独秀还不是一个简单的中央委员，不公布他的任何意见，就这样随便开除了他的党籍，这算甚么纪律？算甚么制度？这算是民主集中制吗？”
　　党代表接着以坚决的口吻和态度对支部会议说：“陈同志不同意党开除陈独秀和彭述之就是开除她的理由，现在我代表江苏省委在这个支部里提议开除陈碧兰同志的党籍，你们大家对这个提议有甚么意见，你们要表示态度不能像上次会议那样一句话也不说呀！”
　　党代表说出“陈同志不同意开除陈独秀和彭述之就是开除她的理由”这句话时，大家都沉默着，头低下来，结果仍旧没有一个人开口。
　　党代表看到在这种情形之下，开除我的党籍的提议恐通不过，他已经看出大家虽然不敢公然反对，但内心里不服，因而沉默不言，等于消极抵抗。于是党代表赶紧地说：“既然你们大家都不作声，还没有一个人开口，那就是默认开除陈碧兰同志的党籍的提议就算通过了。”
　　我反抗他说：“完全是官僚的手段，大家在很短的时间内不作声就赶快地说他们是默认开除我的党籍，既然没有作声，怎么算是通过呢？也许是心里不服不敢开口反对。他们怎么敢反对呢？因为你首先就把他们吓住了，你说我反对党开除陈独秀和彭述之，就是开除我的理由；那么，当然啰，假如他们当中有人反对党开除我，也就是开除他们的理由，我相信他们不会以你们这种理由来开除我是对的，但他们又害怕被党开除，所以默不作声，不一定是‘默认’。你问他们好了。也许我的猜测是错的。假如大多数开口说同意党用这种方法来开除我是对的话，那么，我的被开除党籍算是在这个支部里通过了。”我停了一会，等待大家的意见，但仍旧没有一个人开口，党代表说：“好了，没有人说话，这个提议就是通过了。”我愤激地说：“我不承认我是在这个支部里通过开除了，而是被党代表用狡猾的手段解决的，首先用‘威吓’，然后用‘默认’二字来通过的，这简直是可耻的官僚办法，同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原则毫无共同之点，我要写抗议来反对和暴露这种勾当。”党代表的目的既已达到，恐别人发言反对，他便以时间太迟为理由，叫支部书记宣布散会，我就在上面所描述的情形之下被开除党籍了。
　　第二天的清晨，一位青年同志告诉我说：“昨天晚上党代表用这种不光明的手段来开除你的党籍，不但我心里不服，其他的几个同志也都同样不服，不过不敢作声，假如把心里的话说出来，就会同你一样被开除。”随后，他用更气愤的态度说：“党和团的代表在你走了之后，就责备我们，他们说：为甚么陈碧兰在你们面前好像比党和团的力量还大呢？难道你们都爱她吗？否则，为甚么两次会议没有一个人开口；没有一个人响应党代表提出开除她的党籍的提议呢？像这种话实在太无聊和卑下了。他们还负甚么责任？怎么能够叫人佩服呢？”我回答他说：“党堕落到这种程度，开除我是不在乎的，像陈独秀和彭述之在党里那样重要的同志也都随便被开除了，还说甚么呢？我准备写抗议书来暴露党和团代表这种狡猾和卑劣的手段。虽然我知道抗议书达到中央，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这是由上层决定，而且上层的堕落和官僚的手法比他们还要厉害，他们不过是执行上层的指令罢了。但无论如何，我要这样作，我要尽可能的给革命分子知道这回事；同时，我将更决心地同所有真正相信真理的同志们结合在一起同党的这种政治上的盲动主义和组织上的官僚主义作坚决的斗争，至于你们在两次会议中一言不发的态度，我很了解你们的地位困难，这不能怪你们，只能归咎于党内没有民主，没有像布尔什维克那样的民主，才使你们不敢说出心里所要说的话；同时又不愿意违背自己的良心来附和党和团的代表，因而只有采取默不作声的态度。我在昨晚的会议上不是说出这一点来了吗？”
　　我同这位同志谈完话后，立即回家同述之商量，我们决定我辞职离开该校，但必须在学校逗留数日，要把抗议书由支部书记转交党的手续完毕之后，我才离开那里，当我的抗议书写好了交给支部书记，请他转交党之后，我就告诉他们说我现在要离开这里了，我提着箱子和行李同他们告别，他们几个人（除了那位年长的教务主任外）都围拢来，一个一个地说：“让我同你握手。”我和他们一一握手之后，就离开浦江中学了。
　　我被开除的日期，离陈独秀和彭述之开除的时间约在二个星期左右之后，他们是在1929年11月15日被开除的，我和尹宽、郑超麟、李季、高语罕……被开除是第二批，约在11月末，随后轮到刘伯庄、汪泽凯一批人，这些开除的消息和名字都公布在党机关报《红旗》上。这种开除，并没有稳定党内的混乱和党员的动摇，宁可说，因此更增加了党内的震动，随后又有一批被党开除，如吴季严、彭桂生、彭桂秋，以及报馆支部以屠仰之为首的一批干部（都是工人同志），由于他们投进我们左派反对派组织，因而被党开除。这个支部是上海最大的支部，包括《申报》、《时报》、《新闻报》和《民国日报》，这些报是上海一般人都知道和阅读的大报。因此，在1929年12月15日，当我们左派反对派公开发表宣言时，已有八十一个干部签名，这些签名者中，除了陈独秀和彭述之为过去党内上层领袖外，其余的都是重要的干部，如省委书记和委员、工运和妇运、以及农运的干部等。这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托洛茨基主义同斯大林主义第一次大规模地斗争和分裂，它不仅在中国共产党内掀起了巨大震撼，而且也引起了中国社会和世界各国共产党的注意，例如日本波多野乾一所编的中国共产党史，便把陈独秀告同志书全文刊载其中（见波多野乾一编《中国共产党史》第一卷四零五页至四一五页）。并将1927年12月15日左派反对派宣言全文刊载（见同上党史四二七至四六五页）。而且还把当时第一批被开除的陈独秀、彭述之，以及第二批被开除的高语罕、郑超麟、李季、陈碧兰等的名字和准确日期也记载在内（见同上党史四零三页），由此表明对这次事件的注意和重视。

^[1] 党代表为陈道源，安徽人，留学莫斯科孙中山大学，即所谓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其首脑为陈绍禹（即王明）。但陈道源为其健将之一，当时他为江苏省委负责者，代表该省委出席浦江中学的教职员支部会议。

^[2] 团代表为赵云，即后来的康生（文化大革命时，他为文化革命小组成员之一），山东人，上海大学出身，当时他代表江苏省委少共团出席浦江中学少共团的支部会议；同时亦同党代表陈道源参加浦江中学的教职员支部会议；但他在教职员支部会议中，很少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