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生存之道及其在六十年代再现生机的原因

（Reasons for the Survival of the SWP and for Its New Vitality in the 1960s）

　　在三十八年前的十月，我、马丁·阿本和马克斯·沙赫特曼——当时我们都是共产党全国委员会委员——因为坚持在国际讨论中支持托洛茨基及俄国反对派而被开除，从那一刻起，我们所代表的这个党的历史就开始了。回想起这么多年来我们关注过的组织的死亡率，就会觉得我们党依然能焕发着青春的活力，是一个非凡的成就。这个运动吸引青年人的能力就是它依然活跃的标志。无数人曾尝试建立各种各样的激进组织，他们创立了，又消散了，就这样周而复始。老家伙们停滞不前，新生血液却迟迟没有注入。一个又一个的这种组织，不是消亡了，就是半死不活（这种命运可能比死亡更加残酷）。
　　在我看来，我们运动得以生存及重新焕发生机的原因有很多，我将列举几个特别重要的原因，逐一详加解释。

1、国际主义与社工党

　　首先，早在三十八年以前，我们就认识到，在当今世界，革命党的组织不能局限在一国范围之内。今天，世界各国的所有问题都是相互交织的，仅凭一国之内的政策无法解决它们。林登·约翰逊刚刚为这个道理做出了最新的验证。他企图像德克萨斯牛仔一样，用武力来解决美国外交政策的问题。这显然失败了。我们早就决定了要成为国际主义者，自始至终都在坚持这么做，我们不打算按照美国理念去建立一个纯粹的美国政党——因为在创造性的政治活动的领域里，美国理念是很少见的。我们成为了一个国际运动的组成部分之一，参加到国际合作中去，从其他国家的运动的思想和经验中吸取了大量的教益——当然我们也同他们分享自己的思想——这样一来，我们就有了更好的机会，可以在本国开创一个富有生命力的革命运动。
　　我认为，这个道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适用于当下。一个非国际主义的政党，已是过时得无可救药，而且注定要失败。我不清楚年轻一代的同志是否已经理解了这个最最基础、最最关键的理念。有时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对这个理念只懂得皮毛，他们只是在表面上接受了它，却没有理解它的本质：归根结底，国际主义就是国际合作。第四国际每一个党的事务、困难和争论，都必须得到我们的关注——同时他们也必须关注我们的问题。参加第四国际内的一切讨论，不仅是我们的权利，更是我们的义务；参加我们的讨论与争论，同样是他们的权利与义务。

2、我们的革命延续性

　　我们党能够生存下来的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并不假装拥有新的天启。我们并不是那种“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人”，你们现在可以在大学附近或其他地方看见这种人，他们到处宣称：“我们得在一无所有的地方重新开始。过去的一切都要抛弃”。正相反，我们郑重地把革命运动的延续性作为自己的立足之地。当我们被逐出共产党时，我们并没有变成反共分子；我们反而认为自己才真正代表了共产党最优秀的传统。如果你们读过现在的文献，就会明白，只有我们挺身而出，捍卫了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头十年。然而共产党的正式领袖一点也不想说起这个。但是，当我们在本国开创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时，正是那富有成果的十年给我们打下了基础。在那之前，我们中有些人曾参加过世界产业工会和社会党，并在全国各地的各种阶级斗争活动中积累了十年的经验。我们可以说，我们是世界产业工人联盟（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 .IWW）与社会党的继承人，我们继承了它们身上一切优秀的、正确的和革命的东西。我们无比崇敬劳工骑士团^[24]与干草市场烈士^[25]。我们不是一无所有的新人，我们应该是后继者。
　　我们还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过去。我们可以追溯到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以及它的作者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有他们的其他著作。我们可以追溯到1871年的巴黎公社和1917年的俄国革命。我们可以追溯到列宁和托洛茨基，以及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左翼反对派的斗争。
　　我们常说，“我们是后继者”。我们也确实是后继者。我们对这个角色的态度是十分严肃认真的，而且从一开始我们就非常活跃。这是一个规模虽小、却十分自信的团体的标志。我们同一切妄称自己是美国工人阶级的领袖的人展开了论战：先是斯大林派，然后是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工运混子，和形形色色的自称能解决劳动人民的苦难的庸医们。论战是革命政党的标志。一个“过于擅长”某些人所谓的“争吵”与“批评”的政党，也确实能在政治的漩涡中生存得更久。
　　在这方面，政治比棒球还要糟糕得多。利奥·杜洛切^[26]名声确实不好，但他带领纽约巨人队拿了全国联盟冠军，还打败了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拿了世界冠军。他写过一篇文章，叫《好人没好报》，解释了这个现象。这个道理也适用于政治。
　　我们如果与其他人有不同的看法，就会坦率地说出来。我们会说清楚自己为什么会有不同看法，这样一来，喜欢追根究底、正在寻找一个能够代表他们的志向与理想的组织的年轻人，就会明白我们党同其他政党有什么区别。当他们关注重大问题时，再没有什么比糊稀泥、混淆双方之间的分歧更糟糕的了。

3、工人阶级路线

　　我们的运动能够挺过艰难的初期阶段的另一个原因便是我们的路线。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始终以面向工人阶级、面向工人阶级的组织为自己的路线。那时我们从来没有过不依靠工人阶级也能推翻资本主义的念头。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资本主义使人类获得了极大的便利，提升了社会生产力，同时又创造了工人阶级，它的利益在于推翻资本主义，并且也有推翻资本主义的力量。马克思说过，资本主义创造了这个数以百万计的工资劳动者阶级，也就创造了自己的掘墓人。我们认为，我们的活动、宣传和鼓动，都要以本国的工人阶级为本，这是革命者的任务。

4、将理论付诸实践

　　我们具有超乎寻常的生命力的另一大原因便是我们不仅仅学习书本上已有的规则和公式。许多人也会学习书本——但他们只会读死书，然后便待在家里不出去。以前托洛茨基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在我们的国际运动中有些人只会玩弄词藻。他说：这种人熟知所有公式，甚至可以倒背如流，但他们却没有真心理解这些公式，结果这些公式对他们来说根本没有意义。如果你真正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公式，那么你肯定就会迫不及待地将它们运用到实际中去。
　　正如恩格斯曾在十九世纪告诉过美国的社会主义宗派分子那样：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谁要是学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却不想在工人阶级中间实际运用它的话，还不如直接回家睡大觉。不过我们不是这种人。我们从过去的经历中吸取经验，但我们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实践中去这两方面都做得一样好。

5、学习能力

　　我们能生存下来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在工作中有一个长处，那就是谦逊。谦逊是学习的先决条件。如果你自以为什么都知道了，那还有什么好学习的呢？我们在1928年痛苦地发现，尽管我们经历过那么多、学过那么多东西，我们还是有很多东西不知道。苏联和国际运动中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和新的复杂情况都要求我们从头学起。而且还要向最好的老师——俄国革命的领袖——学习。自从投身美国工人运动以来，算上参加共产国际的经历，我们已经有了二十年的经验，但我们还是从头开始，尽力向那些在工人阶级历史上唯一一次进行了成功的革命的伟大领袖学习。
　　我们还要学会如何思考，并充分运用时间去思考。我们相信，纪律严明这个词不只是用来形容革命党的。其他党派，比如法西斯党，也会拥有这个特点。斯大林党就是纪律严明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独特之处就是，它的严明的纪律源自清晰的思考。思考是行动的另一种形式。在我们的运动的早期，我们进行过大量的讨论——讨论中讲过不少难听的话，但这帮助我们澄清了不少问题。我们必须学会耐心倾听，并通过讨论制定出我们的政策与纲领。
　　在我们的运动的初期，我们几乎被彻底孤立，而我们能够生存下来，都是因为我们具备了这些素质。我们相信美国工人阶级，并一直在走向它。当美国工人阶级在三十年代中期开始活跃起来的时候，我们制定出了行动的纲领，并走入了工人阶级，开始发展壮大——短短几年里我们就取得了快速的发展。

6、社工党的党内民主

　　灵活的党内民主不仅是我们党能活到三十八岁并继续成长的原因，现在也使我们获得了新的机遇。我们从不用强力来解决意见分歧。自由的讨论——不一定一周七天都进行，而是在规定的时间定期进行，而且少数派的权利能得到全面的保障——是我们这种组织能够保持健康有力的必要前提。
　　对于派别斗争，并没有一种万无一失的办法能保证它绝不会失控。我并不想鼓吹派别斗争——除非有人故意找我的碴，把党往邪路上带，还不允许我抗议！国际运动的一般经验告诉我们：过分的派别斗争是十分危险的，会对党造成毁灭性的的打击。在我写的书《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头十年》 ^[27]中，我特别强调了派别斗争在变得无原则之后产生的消极影响。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一个政党多年来一直没有派别斗争的困扰，这似乎也不算是健康的征兆；相反，这应该是这个党懈怠的表现；这样的一个政党算不得一个真正的富有生机的政党。而在一个充满活力的党里头，会有不同的意见，比如在某件事的评价上有不同的看法。但这才是富有生气的兆头。

7、20世纪60年代的新左派

　　美国激进运动中出现了一种新现象，我把它叫做“新左派”。新左派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可以用来概括这样一群人：他们不安于现状，想做点什么——但我们不想向过去的经验学习；“旧左派”也好，“旧左派”的思想或传统也好，统统都是不好的。如果你问他们未来是怎样的，他们会回答你“未来嘛，现在还不清楚，让我们再好好想想吧”；如果你问他们现在该怎么办，他们会对你说“我也不知道啊，总有些能做的吧”。这个描述，对这个难以分门别类的新左派来说，应该是比较准确的；对于新左派，人们已经写了不少文章，而我们还必须同他们竞争。
　　我们知道自己从何而来；我们要维持自己的延续性。我们也明白自己是世界的一份子，所以必须成为一个国际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全世界的同志一起合作，一起讨论，并且我们还能从中受益。我们已经有了一个确切的方向，但新左派却声称工人阶级的时日已尽。这帮二十来岁的毛头小子，居然自大地把工人阶级给一笔勾销了。在二十年代曾有过一段比较长的繁荣时期，但当时工人不仅没有赢得一点胜利，反而在不断退却。工会也发生了明显的衰退。在所有的基础工业里，所有你现在能够看到大规模的产业工会正在茁壮成长的工业里——汽车、飞机、钢铁、橡胶、电气、运输、海运——当时都没有产业工会，只有四处分散的小工会。在这些大型基础产业中只有一些黄色工会，被老板的傀儡把持着。工人必须对这些傀儡惟命是从，才能保住黄色工会的会员资格。直到三十年代中期，半革命的造反才打破了这种局面，并建立了真正的工会。
　　这些自大地把美国工人阶级给一笔勾销了的毛头小子说：“马克思从根本上就错了。他以为工人阶级能够发动革命解放自己。只要瞧一瞧工人阶级就知道，他彻头彻尾地错了！”。如果工人阶级发动不了革命，那还有谁能发动起来呢？——一提这个他们就哑了，就像新左派现在答不出来用什么力量才能改变社会一样。
　　那些曾在二十年代说过这种话的人，已经被证明是错的；现在还这么说的人也将被证明是错误的。我们将坚持面向工人阶级，特别是面向它有组织的那一部分。我希望我们党和我们的青年运动，不仅能够继续保持、而且还会强化和发展自己的论战能力，在即将到来的美国工人的激进化的过程中，同一切企图冒充领袖的人展开论战。
　　最重要的是，我希望我们党与我们的青年运动能不断地学习与成长。这是一个革命党能生存下去的必要条件。让我感到厌烦的，不仅是那些不知刚从哪里冒出来，就宣称他们无所不知的新人，还有那些以为自己已经用不着再去学习新东西的老家伙。世界是不停变化的。新的问题出现了，革命运动每走一步都要面对新的复杂形势与情况。一个领导有方的领导层，它的每一个领导人都必须坚持学习、不断成长。也就是说：必须始终保持谦逊。

8、个人的重要性

　　我还要补充一点，经常有人问我：“一个人能够做到什么？”。世界现状的紧迫性已经成为共识。随着核武器的发展，以及各种足以毁灭地球上全部生命的发现与发明，整个社会问题的紧迫性已经放大了一百万倍。这些武器不仅能毁灭广岛或长崎这样的单个城市，更能毁灭地球上的全体生命。而这些武器却被那些鲁莽的、不负责任的人掌握着。一定要把这些武器从那些人手中夺过来，而这只有革命才能做到。
　　在这样紧迫的情形下，单单一个人可以做到什么呢？前不久我在电视上看见伯特兰·罗素接受采访，他是一位英国哲学家、和平主义者，还是反对核战争的战士。他虽然不是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但却坚决地反对核战争，并预言了核战争可能造成的毁灭。

　　“在你看来，阻止一场可能毁灭地球上所有生命的核战争，可能性有多大？”罗素被问道。
　　“四成吧。“他说。
　　“你会怎样提高这个可能性呢？“访问者紧接着问罗素。
　　“除了全力斗争，尽量提高这个可能性，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罗素这样答道。

　　假设一下，由于各种抗议，由于我们和别人的大力活动，这个可能性提高到了五成。这时就好像有一个天平，两端是平衡的，只要一根羽毛就能打破这种平衡。如果这种情况出现了——我觉得今天的国际形势就是这种情况——哪怕多一个人参加革命运动，他的活动就有可能扭转乾坤。

注释

^[24] 劳工骑士团（Knights of Labor），全名“高贵圣洁的劳工骑士教团”（Noble and Holy Order of the Knights of Labor），成立于1869年12月28日，是早期美国工人运动史上成立最早、人数最多、影响力最大的工会组织之一，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盛极一时，但从八十年代末开始逐渐衰落。——校对者注

^[25] 干草市场烈士（Haymarket martyrs）：1886年5月1日，芝加哥工人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5月3日，警察开枪镇压，杀害两名工人，5月4日，芝加哥工人在干草市场广场举行示威游行，抗议警察枪杀工人，游行中有人向警察投掷炸弹，炸死七名警察，警察随即向示威群众开枪，打死四人，打伤上百人。在随后的镇压中，8名工会会员被判有罪，其中7人被判处死刑。为了纪念美国工人的英勇斗争，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时，将5月1日定为劳动节。——校对者注

^[26] 利奥·厄内斯特·杜洛切（Leo Ernest Durocher，1905年7月27日——1991年10月7日），美国著名棒球运动员和经理，在执掌纽约巨人队期间，曾于1951、1954年获全国联盟冠军，并在1954年世界大赛中击败了夺冠热门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夺得了世界冠军。“好人没好报”（Nice guys finish last）是他在1946年接受采访时说的，原话是“好人只能拿第七名”（The nice guys are all over there, in seventh place）——当年他率领的布鲁克林道奇队在全国联盟中仅排名第七（倒数第二）；这句话流传开后，慢慢变成了现在的样子。——校对者注

^[27] 《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头十年——一个参加者的报告》，商务印书馆，1963年12月。可在下列网址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cannon/1962/index.htm——校对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