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一个错误的趋势

（A Trend in the Wrong Direction）

　　1966年11月12日
　　抄送：
　　艾德·肖，纽约
　　珍·西蒙，克利夫兰
　　瑞芭·汉森
　　纽约州纽约市
　　亲爱的瑞芭：

　　这是给你11月2号那封信的回复。就是那封附有珍·西蒙10月12日信件的副本的信。珍在信里要求修改党章，把原本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独立的监察委员会，变为全国委员会的下属委员会，实际上就是要把它变成政治委员会的下属委员会，这让我非常惊讶和关注。这实际上就等于废除了监察委员会原有的职能。
　　党章之前一直对党起着良好的作用，但是，我发现那些意在“加强”集中的折腾党章的提议提案，在目前代表着一种错误的倾向。党（还有青社盟）已经够“加强”了，再这样搞下去，会有扼杀党的危险。
　　我记得，设立一个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独立的监察委员会的提议，是在老头子被暗杀之后的1940年秋天召开的全会和工人积极分子会议上提出的。你应该记得，那个刺客认识我们的一位党员，靠这层关系混进了科约阿坎的宅子^[28]。老头子被暗杀后，政治委员会忙于处理政治与组织问题——它如果正常运转的话，总是会忙于这些事务——没空去对个人进行调查和安全检查。
　　大家一致认为我们需要一个专门的机关来进行这项工作，对各种传闻和指控进行调查，并将调查结果与建议提交给全国委员会。
　　如果说保证党的安全是监察委员会的职能之一，那么它的另一个职能——重要性不比前者低——就是向任何被指控或被怀疑为不应继续留在党内的党员，提供最大的保障，使他们能够获得最充分的调查与公正的讯问或审查。大家觉得，要想把这两方面的职能给执行好，最好是把它们交给一个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独立机关，这个机关要由老资格的党员组成，最好是那些因公正持平、富有献身精神而得到全党尊重的人。
　　我还记得监察委员会在这两方面尽心尽力地为党服务的许多例子。记得有这样一件事，以前有一位党员，他是海员工会党团的成员，在遭到两名全国委员会委员的指控后，他被洛杉矶支部开除了。这名海员便向全国委员会提出上诉，于是这个案件交由监察委员会调查。我记得当时的政治委员会驻监察委员会代表是多布斯——监察委员会对整个案件进行了调查，发现这个指控缺乏可靠的证据，便建议恢复他的党籍。这个案件就这样结案了。
　　再说另一起案例：沙赫特曼分子和党外的一些人曾散布流言，污蔑全国办公室的一位秘书对党不忠，监察委员会对此进行了彻底的调查，收集了各方的速记证词，最后宣布这些流言纯属无稽之谈，遭到指控的这位党员洗清了冤情，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上。在其他案例中，也有经过调查之后，发现指控属实，并建议采取恰当措施的情况。
　　所有这些经历都有力地证明了独立的监察委员会的必要性：它由德高望重的同志组成，负责对每个案件进行彻底的调查，不受个人或派别偏见的影响，也不受来自任何方面的压力影响，它的全部职责就是全面、公正、公平地调查每一个案件，并上报它的调查结果与建议。这不仅是保障党的安全的最佳办法，而且也是尊重每一个案件中的被告人的权利的最佳办法。
　　据我所知，近期，在监察委员会遭到的所有批评当中，唯一正确的批评，是它在一些案件中没有按照这样的规矩来办事：即所有监察委员会委员都必须参加所有的议程——亲自出席也好，通过信件联络也好——并让全党相信：监察委员会的调查是彻底的，它的调查结果与建议是公平公正的。

※　　　　　※　　　　　※

　　我还得指出一点：设立一个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独立的监察委员会的主意，其实并不是我们最早想出来的。就像我们所知道的关于党的组织原则与职能的一切东西，几乎都来自俄国布尔什维克一样，监察委员会这个主意也来自布尔什维克。俄国党很早就建立了独立的监察委员会。我也许还应该指出一点：十月革命后，新政府设立了法院^[29]。它还让独立工会获得了这样的权力——列宁曾在一次论战中指出，即使是对那些反对苏维埃政府的工会会员，独立工会也有义务去维护他们的权利。当然，这一切在后来都改变了，党的书记处垄断了一切权力，所有原本应该是独立的机关都变成了橡皮图章。但我们绝不能朝这个方向走。列宁—托洛茨基时代的形式与方法依然是我们最好的指路明灯。

※　　　　　※　　　　　※

　　党章中有条款规定，被暂停党员资格或被开除党籍的党员，拥有向代表大会上诉的权利，这项权利是不可动摇的，而任何可能削弱这项条款的提议，都让我十分担心。在全国委员会的权力可能遭到滥用的时候，这项条款就能明确清晰地维护每个党员的权利。绝不能只为了表现出我们自己是彻底的革命者、对“资产阶级的分权制衡思想”不作丝毫让步，就废除或削弱了这项条款。著名的《权利法案》就是典型的分权制衡，我希望我国未来的工人共和国宪法能吸收《权利法案》，至少能吸收它的大部分内容。我们党章中关于上诉权的规定也属于“分权制衡”。这有助于促使革命工人相信，我们党是一个真正的民主组织，既能保障各项权利，做事又认真负责，这样一来，我们对革命工人就更有吸引力了。
　　我相信，与党的过去三十八年的历史相比，如今这些考虑更有意义。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中，考虑到党的成分正在改变，必须灵活地运用民主集中制。我们至少得把90%的强调都放在民主这一边，而不是那些为了使党“更高效”、让党变得敌视疑问、压制批评与讨论的馊主意上。在党展现出它如何能够吸引新一代人、发展青年党员之前，这些馊主意就会扼杀了党——青年人还不知道该从何起步，他们得在自由、民主的气氛中，通过解释与讨论，才能学到东西，才会成长起来。
　　在一次反对斯大林主义的论战中，托洛茨基说过，即使是在内战期间，党内的讨论也“像泉水一样地涌流不息”^[30]。这些话，与托洛茨基在《新路向》中首次向斯大林主义发起进攻时写下的其他话，都应该向我们党的年轻的新党员重新解释一遍。而解释这些关键的思想的最好办法，就是亲身践行我们所宣扬的一切。

　　兄弟般的问候
　　詹姆斯·帕·坎农

注释

^[28] 列夫·托洛茨基，也就是我们的“老头子”，在1940年8月不幸遇害，刺客是一个伪装成第四国际同情者的苏联特务。——原注

^[29] 坎农说的应该是工农检查院，该机关的前身是1918年5月成立的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1920年2月7日改为工农检查院。——校对者注

^[30] 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柴金如译，三联书店，1963年12月，第154页。——校对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