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不要试图执行并不存在的规定

（Don’t Try to Enforce a Nonexistent Law）

　　1966年2月8日
　　仅供全国委员会多数派阅览
　　致书记处
　　亲爱的同志们：

　　汤姆［汤姆·克里］在1月28日的通告中，附上了拉里［拉里·特雷纳］1月15日的信的副本、1月7日阿恩［阿恩·斯瓦贝克］写给拉里的信的副本、12月14日他写给罗斯玛丽和道格［道格·戈登］（Rosemary and Doug Gordon）的信的副本以及艾尔·A（Al A.）宣布自己决定加入进劳党［进步劳工党］的通告（我之前已经在当地看到过这个消息），对于这些内容，我深感不安。
　　我之前收到过的斯瓦贝克的信件，以及凯伊［克拉拉·凯伊］的文件，都对党和青社盟在华盛顿感恩节大会^[18]上的表现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此外他们还对党的一般性的政策和措施提出了一系列严肃的、甚至是根本性的批评。
　　自从我国的左翼反对派在托洛茨基指导下开始工作算起，已经过去了三十七年，在我看来，问题在于如何根据这三十七年来的传统和经验，有效地应对这些挑战，并在这个过程中帮助党和青社盟的教育工作。也许有人会把这个阶段之前的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头十年也算进去，至少对于我来说，这十年中走过的弯路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也记住了很多东西。
　　拉里在1月15日的信中提议采取纪律处分，而汤姆在1月28日的信则通知我们，政治委员会已经将纪律处分的问题列入了全体会议的议程。我认为这些都是错误的。
　　经历了由共产党的十年派系斗争带来的反面教育，也许我从托洛茨基身上学到的最不容易的一课就是：只有当存在争议的政治问题不仅在全国委员会中、更在全体党员中得到彻底的澄清之后，再去讨论组织问题。正是因为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学到了这个来之不易的教训，并将其运用到实际中去，我们党今天才得以存在。这绝非夸张，而是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事实。
　　以我之见，如果从这一点出发的话，即将召开的全体会议应该成为一个学习班，用于学习如何利用在新争论中出现的政治议题，来对全党进行教育和澄清，这些新的争论大多出自旧的争论，只不过多了一些时髦的修饰和谬论。
　　如果能形成一种没有恶毒的个人攻讦、没有用组织纪律进行阴险的威胁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这些攻击和批评能够一一得到答复，这个目标就能最完美地达成。我们年轻的同志们最需要的就是学习；要想学会这些新的争论中需要知道的东西，这是最好的办法——事实上是唯一的办法。可是他们对此还一无所知。他们当中有些人觉得自己已经知道了一切，这只会使把全会变成学习班——任何人都能自由提问，并得到耐心的回答——的提议显得更加明智。
　　如何引导政治争端，用以教育干部，这方面最经典的事例，记载于两本书中，它们是根据1939年至1940年间同小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原则斗争而编写的^[19]。我认为，尽管已经过去了二十六年，这两本书依然鲜活生动，因为它们尝试去回答与阐明这次争端中包含的所有重大问题，并把纪律处分与组织手段暂时搁置，留待以后再考虑。
　　比起小资产阶级反对派在那次斗争中对正常的纪律规章和程序进行的有系统、有组织的违犯，柯克［即理查德·弗雷泽］和斯瓦贝克的违规行为跟少年的恶作剧没什么区别。然而托洛茨基从一开始就坚决要求，所有涉及纪律处分的提议，甚至仅仅是谈及或威胁要进行纪律处分的提议，都要先搁置起来，等到政治争端得到阐明和妥善解决之后再行讨论。在那场历史性的斗争中，党之所以得到了重生，获得了再教育，并且为在紧随其后的艰难岁月中屹立不倒做足了充分的准备，恰恰是因为执行了这个政策。
　　至于拉里在信中建议的纪律处分，以及政治委员会将这个问题列入全会议程的做法（至少是威胁要这么做），我觉得在目前情况下有些小题大做了。仅仅因为两个全国委员会委员在委员会外传播他们的批评，我们就要给予他们纪律处分吗？根本找不到一则党规党纪和前例来支持这种行为，况且如果我们开了这种行为的先例，我们就会在全党以及国际遇到各种麻烦。
　　我们一直认为，在出现分歧、遇到批评时，妥当而负责的处理过程应该是在这样的：在可以在全会上对这些分歧与批评展开全面讨论、并正式允许在党内开展讨论之前，得先把分歧和批评限制在全国委员会内部。但这种做法对于不负责任的人来说，从来就没有奏效过，将来也永远不会奏效；而且这种麻烦不是靠纪律就可以解决的。
　　在左翼反对派的头五年里，每当全国委员会中发生争论，无论大小，沙赫特曼和阿本就会把纽约支部也拉进这些争论里去，他们还收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能言善辩的狂人对党的政策的批评——这些人就像主日学校里的乖学生一样层出不穷——进行永无休止的讨论，不停地指责全国委员会里的多数派。对此，除了据理力争，没有其他方法。任何形式的纪律处分都会触发一场分裂，而这种分裂在激进群众面前，是没法解释明白，也没法为之辩护的。
　　在我回忆里，在我们三十七年的历史中，还没有过一个提出批评意见的反对派，是在等了这么久之后，才在全国委员会之外传播自己的思想的——尽管我们认为这种做法是不正确的、不负责任的。几十年来，我们通过在政治上直面一切批评和反对，教育了那些可以教育的人，培养和磨练了我们的干部队伍。
　　除了上面讲过的与小资产阶级反对派作斗争的例子之外，我还能列举两个小例子。
　　1、1941年明尼阿波利斯审判之后不久，著名的穆尼斯^[20]指责我们在法庭上表现得缺乏“自豪的勇气”，拘泥于合法主义，还犯有种种罪过，耍了不少下流的花招，等等。对于他的批评，我一一做了答复，没有一丝含糊和客气。你们中有些人可能还记得，我们把穆尼斯的信和我的答复发表在一本叫《明尼阿波利斯审判中的辩护政策》的小册子里，这样一来，所有党员，所有可能对这件事感兴趣的人，就都能了解双方的意见，并做出自己的判断。
　　那本小册子出版于二十四年前，这么多年以来，我本人再也没有听见有谁批评过我们在那场审判中的表现。相反，我的证词《法庭上的社会主义》以多个版本重印了多次，就我所知，这本小册子一直是党内最受欢迎的小册子^[21]。
　　2、我注意到，青社盟不久前在一个内部讨论公告上，发表了我在1948年全体会议上发表的论华莱士^[22]的进步党和我们1948年竞选的两篇演讲^[23]。这两篇演讲的背景，与即将召开的下一届全会有一定关系。
　　华莱士刚宣布代表进步党参加总统大选，斯瓦贝克没有跟其他人商量，马上就在芝加哥宣称华莱士的进步党就是我们等待已久的劳工政党，我们应该全身心地支持华莱士。全国委员会全会尚未召开、就连政治委员会都还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并得出统一的立场的时候，斯瓦贝克就急匆匆地拉拢了巴特尔［迈克·巴特尔[Mike Bartell]］、曼尼·特尔波维奇（Manny Trbovitch）和当地的执行委员会，在他们帮助下，整个芝加哥支部瞬间就成了华莱士的助选机关，并在基层支持进步党。这个政策在洛杉矶、水牛城、杨斯顿等地的支部都获得了有力的支持。我们应当先了解这个背景，再来研究全会上的讨论。
　　我这两篇演讲从头到尾都在对这个问题进行政治分析，并逐条答复了斯瓦贝克等人提出的反对意见。如果有谁想从过去的经验中学到一些东西的话，他们应该注意到，我一次都没有指责过斯瓦贝克的行为是不负责任的，一次也没有指责过他违反了拉里所谓的“委员会的纪律”。
　　我没有这么做是有理由的，尽管他的行为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会让人恼怒不已。我之所以没有这么做，是因为我们希望全会能全力关注这次争论中涉及到的关键的政治问题，并从中吸取政治上的经验教训。我这两篇演讲，以及其他同志在全会上的发言，都让绝大多数与会者信服，甚至还动摇了反对派对自己立场的信心。在几个月后的全国大会上，党已经紧密团结起来，并且确信我们独力参加1948年总统大选是正确的决定。
　　委员会的“纪律”源自坚定的信念和责任感；而不是由通过党纪或者恐吓产生。我以前说过，在我们超过三十七年独立的历史中，我们从来没有尝试执行这样的纪律。但在我说的这段时间里，共产党却在党内执行过这样的纪律——至少是我们和他们都认为是党纪的东西——这在实际中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呢？
　　理论上，政治委员会及全体会议的所有讨论和事项都是应当严加封存的机密。实际上，任何会议召开后不到一天，各派的党羽就已经把整个报告写在秘密的“小纸条”上，传遍全党了。哪怕是极度要求纪律的共产党也从来没有因为这些鬼鬼祟祟的行为而处分过任何人。
　　假如社工党突然决定要变得比共产党更为严厉，企图执行一个并不存在的规定——这不可能不激起各种不满和分歧，更何况这还会扰乱严肃的政治争论，而这些争论原本是应该加以讨论和阐明，用以教育全体党员的。
　　我希望所有收到1月28日汤姆的信的全国委员会委员都能够得到我这封信的副本。

　　兄弟般的问候
　　詹姆斯·帕·坎农

注释

^[18] 1965年11月25日至28日在华盛顿白宫门前举行的反战大会与示威游行，这次大会是由“结束越南战争全国协调委员会”（National Coordinating Committee to End the War in Vietnam）主办的。会上激进派与自由派发生了激烈争论，由此在社工党内引发了关于反战政策的争论。坎农于1965年12月在洛杉矶的演讲中发表了对此次大会的看法，后来发表在1974年10月的《国际社会主义评论》上，并以《反战运动的革命战略》为题重新发表在《社会主义者教育公报》（Education for Socialists Bulletin）1975年4月号，第12—17页。——原注

^[19] 这两本书是托洛茨基的《保卫马克思主义》（探路者出版社，1973年）和坎农的《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探路者出版社，1972年），它们对由马克斯·沙赫特曼、马丁·阿本和詹姆斯·伯纳姆领导的社工党少数派的立场做了答复，经过激烈的派别斗争之后，这个少数派于1940年脱离了社工党。——原注
　　《保卫马克思主义》可在下列网址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40book/index.htm

^[20] 格兰迪索·穆尼斯（Grandizo Munis，1912年4月18日——1989年2月4日），本名曼努埃尔·费尔南德斯—格兰迪索·马丁内斯（Manuel Fernández-Grandizo Martínez），生于墨西哥托雷昂市（Torreón）。幼年时随父母移居西班牙。1930年2月参加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国际左翼反对派西班牙支部），并参加了1934年十月起义。在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多数派同第四国际断绝关系后，他与坚持拥护第四国际的少数派一同建立了西班牙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支部（Sección Bolchevique-Leninista de España）。格兰迪索·穆尼斯原本建议西班牙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支部全体参加统工党，成为统工党内的一个派别组织，遭到统工党拒绝，于是西班牙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支部大部分成员便以个人身份参加了统工党，1937年4月5日他们全部被开除出党。此后格兰迪索·穆尼斯参加了1937年五月的巴塞罗那起义，起义失败后转入地下，1938年2月12日被捕。法西斯军队占领巴塞罗那时越狱，潜入法国。1940年春流亡墨西哥，二战后与第四国际书记处产生分歧，1948年脱离第四国际。此后转向左派共产主义立场。1951年潜回西班牙国内，组织工人运动，1952年被捕后被判处十年徒刑。1957年获释后前往巴黎，继续在西班牙流亡者中间进行革命活动。——校对者注

^[21] 探路者出版社于1973年出版的《法庭上的社会主义》是坎农在1941年的明尼阿波利斯审判中的证词，其中收录了《明尼阿波利斯的辩护政策》（Defense Policy in the Minneapolis Trial）。——原注

^[22] 亨利·阿加德·华莱士（Henry Agard Wallace，1888年10月7日——1965年11月18日），民主党人，曾于1933年至1940年任农业部长，1941年至1945年任副总统，1945年至1946年任商务部长，在1948年总统大选期间脱离民主党，成立了进步党（Progressive Party），以进步党的总统候选人身份参选。——校对者注

^[23] 坎农在1948年2月召开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发表了两次讲话，分析了由亨利·华莱士领导的新兴的进步党，并建议社工党在当年首次参加总统选举。这两篇讲话以《论社会主义选举政策的几个方面》为题发表于《社会主义者教育公报》1971年3月号，第21—34页。——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