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我们倾向于和平过渡，这种说法正确吗？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坎农 -> 受审的社会主义——坎农的法庭证词（1941）

　　在审判中，我们一再坚持，我们偏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并且我们只在防御性情况下才诉诸暴力，这引来了批评和嘲笑。穆尼斯说：“为什么不要求原谅，除了因为我们痛苦地被迫对资产阶级使用暴力？”可能其他人认为我们的表述缺乏侵略性和战斗性，但比穆尼斯更宽容的人将其视为在特定情况下可以接受的法律委婉说法。当然，我们的表述从法律角度有利于我们的立场，我们也毫不犹豫地强调了这一点。此外，在我们看来，宣称我们托洛茨基主义者偏好和平社会变革是对民主思想的美国工人一种良好的宣传方法。这两个考虑因素都很重要，但我们完全同意，它们不能为使用虚假或伪善的声明或违背原则的声明提供正当理由。
　　我们并没有犯下这种失职。我们的公式在这方面也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公式。他们不仅坚持和平变革社会的可取性，而且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认为这种和平革命是可能的。我们则拒绝在美国的任何这种前景，但同时声明我们对其的偏好，并指责统治资产阶级为暴力的煽动者。在这方面，我们完全忠于马克思主义学说和传统。在明尼阿波利斯的证人席上，我们提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19世纪英国的看法。以下是恩格斯的原文引用：

　　“在这样的时刻，应该听到一个人发声，他的整个理论是对英国经济历史和状况的终生研究的结果，这项研究使他得出结论，至少在欧洲，英国是唯一一个可能完全通过和平和合法手段实现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的国家。他确实从未忘记补充说，他几乎不期望英国的统治阶级在没有‘亲奴隶制的叛乱’的情况下，顺应这一和平合法的革命。”^[1]

　　我们应该补充说，马克思时代的英国条件已经不存在，因此他的计算也过时，不再适用。无论如何，我们已就美国情况澄清了这一点。
　　在《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一书中，这本书从头到尾针对考茨基的资产阶级民主偶像，托洛茨基捍卫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暴力，作为反革命资产阶级暴力强加给它的武器；他从未放弃对和平道路的偏好。在其对第二版英文版的介绍中，以《捍卫恐怖主义》的标题在英国出版，他解释了这一立场：

　　“我们可能会听到费边社的人反对说，英国无产阶级完全可以通过议会的方式来掌握权力，通过法律、逐步进行所有资本主义制度所要求的变革，从而不仅使革命恐怖主义变得不必要，而且还可以将反革命冒险者的脚下的地基挖走。这样的观点初看起来在工党选举中取得的重大成功的背景下具有特别的说服力——但这只是初看，而且是非常肤浅的。费边希望，恐怕从一开始就应被认为是不可能的。我说‘恐怕’，因为和平的、通过议会的社会结构转变无疑会从文化和社会主义利益的角度提供重要的优势。但在政治上，没有什么比将我们希望的事情误认为可能的事情更危险的了。”（我们的强调）^[2]

　　我们试图在审判中用自己的话和方式，适应情况来表达同样的观点。在这一经典表述中，我们的“偏好和平过渡”的法律和宣传优势被置于最重要的考虑因素之下：“文化利益，因此也是社会主义的利益”。
　　托洛茨基在《马克思生平思想》一书的介绍中预言了美国将经历一场暴力革命，但他没有忘记将责任归咎于统治阶级，并表达了不同的偏好。托洛茨基说：

　　“当然，最好以和平、渐进、民主的方式实现这一目标。但是，已经过时的社会秩序不会在没有抵抗的情况下让位于其继任者。”^[3]

　　正如之前所示，列宁曾多次否认布尔什维克对暴力的责任，许多激进的批评者可能会责备他的声明带有“委婉、甜美的特点”，并以讽刺的问句嘲笑他：“为什么不要求原谅呢？”然而，列宁在通过宣传准备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群众行动时，坚持直到最后，他偏好和平的道路。
　　在10月9-10日，他承诺如果苏维埃能承担权力，从而确保革命的和平发展，将“以一切方式”支持他们：

　　“无产阶级将毫不犹豫地作出一切牺牲来拯救革命，这只有通过实现上述纲领才能做到。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将以一切方式支持苏维埃，如果他们能利用最后的机会确保革命的和平发展。”^[4]

　　在同一篇文章中，他维持即使在那样晚的时期，苏维埃仍有可能——“可能是最后的机会”——确保和平发展：

　　“通过完全掌握权力，苏维埃今天仍然可以——这可能是最后的机会——确保革命的和平发展，人民和平选举代表，苏维埃内部的各党和平斗争；他们可以在实践中检验各党的纲领，权力可以从一个党平稳过渡到另一个党。”^[5]

　　直到9月29日，他仍然认为在他所列举的独特条件下，在“历史上的那个特殊时刻”，和平转型甚至是可能的：

　　“一般来说，任何革命的和平发展是极其罕见和困难的，因为革命是最尖锐的阶级矛盾的最大化；但是在一个农民国家，当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合可以为因极不公正和罪恶的战争而疲惫不堪的人们带来和平时，当这种联合可以给农民所有的土地时，在那个国家，在历史上的那个特殊时刻，和平发展革命是可能和可行的，只要所有权力都转移到苏维埃。苏维埃内部各党之间的权力斗争可以和平进行，如果苏维埃完全民主，‘小偷’和违反民主原则的行为，如给每500名士兵一个代表，而工人每千名选民才有一个代表，将被消除。在一个民主共和国，这种小偷行为必须消失。”^[6]

　　托洛茨基在《布尔什维克历史》中解释了这一策略，该策略没有受到暴力偶像的污染：

　　“将权力转移到苏维埃，意味着在其直接意义上，将权力转移给妥协者。这可能通过简单地解散资产阶级政府来和平实现，该政府仅凭妥协者的善意和群众对他们的信任而生存下来。工人和士兵的独裁自2月27日起就是一个事实。但工人和士兵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把权力托付给妥协者，而妥协者又把它交给了资产阶级。布尔什维克对和平发展革命的计算不是寄希望于资产阶级自愿将权力交给工人和士兵，而是寄希望于工人和士兵及时阻止妥协者将权力交给资产阶级。
　　在苏维埃民主制度下集中权力，将为布尔什维克提供完全的机会在苏维埃中成为多数，从而在其纲领的基础上创建一个政府。为此，武装起义将是不必要的。各党之间的权力交替可以和平实现。党从4月到7月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通过苏维埃使革命的和平发展成为可能。“耐心解释”——这是布尔什维克政策的关键。”^[7]

　　这两位马克思主义伟大领袖的话，对所有革命战士具有教育意义。列宁真诚而认真的谈论“革命的和平发展”；他提出“妥协”的建议，以确保“最后的机会”；托洛茨基总结的“布尔什维克政策的关键”是简单的处方：“耐心解释”——这些都表明列宁和托洛茨基完全摆脱了关于暴力的激进空谈。但作为回报，他们组织了一场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
　　他们的准备如此充分，以至于权力的转移确实在彼得格勒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暴力。我们在审判中提到“只有一点小争斗”并没有歪曲历史事实。暴力是在之后发生的，由“亲奴隶制叛乱”发起，最终被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人民群众力量所镇压。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事实赋予了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解释和公式一定的权威，对于那些希望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来说，尤为重要。

^[1] 恩格斯，《资本论》英文版序言，第一卷，哈蒙兹沃斯：企鹅图书，1974年，第113页

^[2] 托洛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第二版英文导言，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出版社，1941年，第41页

^[3] 托洛茨基，《当代马克思主义》，纽约探路者出版社，1970年，第35页

^[4] 列宁，《革命的任务》，《列宁全集》第二十四卷，第48页

^[5] 同上，第47页

^[6] 列宁，《俄国革命和国内战争》，《列宁全集》第二十四卷，第34-37页

^[7]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纽约摩纳德出版社，1970年，第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