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审判的背景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坎农 -> 受审的社会主义——坎农的法庭证词（1941）

2．审判的背景

　　美国，这次审判的发生地，是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最富有的国家，正因为如此，它成为了在资本主义衰退和腐朽的时代中少数几个仍能承受资产阶级民主形式的国家之一。在过去十年里，工会在一个又一个欧洲国家被摧毁，而在同一时期内，工会在美国蓬勃发展，成员人数增加了两倍多——部分原因是得到了政府的鼓励。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在其他国家被抹杀或被戏谑化，但在这里几乎没有受到限制。选举依然按照美国百年来的传统资产阶级民主形式进行，广大工人自由参与这些选举。美国资产阶级的财富和有利地位使得它在经济危机的严重打击下，仍能维持工人阶级远高于其他国家的生活水平。
　　这些客观情况无疑影响了工人的心态和革命政治运动的命运。虽然经济受到动摇，但暂时靠军备繁荣支撑起来，其革命影响却还很少在工人意识中反映出来。他们的观点离革命性还很远。“政治”对他们来说就是投票给某个大资本主义政党。组织工人运动尚未独立采取政治行动，甚至连在改良主义基础上的政治行动都没有，而是在政治活动中仍然是罗斯福政治党的附庸——这一简单的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美国工人还未开始将其在经济罢工领域对个别雇主的激烈斗争转化为针对整个雇主阶级的独立政治行动。至于马克思主义党，它主张社会的革命性变革，但在这样的环境中，它的声音只能吸引到几千人的注意，招募到的最先进、最有阶级意识的积极分子数量更少。
　　四千万美国工人几乎全体为罗斯福投票，他们仍处于阶级政治发展的最初原始阶段；他们充满了资产阶级民主幻想；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对现状不满，并有一定的工会意识，但并没有阶级意识；他们对联邦政府有着迷信般的尊敬，认为它是全体人民的政府，并希望通过投票给“友好”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来改善自己的处境；他们憎恨并害怕法西斯主义，并将其与希特勒等同；他们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解，仅限于资产阶级报刊传播的版本，对它们要么持敌视态度，要么漠不关心；绝大多数人对社会主义的真正含义，即革命性的马克思主义含义，一无所知。
　　这就是1941年10月、11月和12月明尼阿波利斯审判时，美国工人面对的普遍外部因素和心态。这些情况给我们党提出了什么具体任务和宣传技巧呢？在我们看来，答案显而易见。任务就是通过审判的讲坛，让工人听到我们的观点。这些观点必须尽可能简化，使之对工人有说服力，并尽可能用美国历史上的熟悉例子来说明。我们必须面向工人，不是作为一般的抽象工人，而是以1941年美国现实中的工人来讲话。我们必须认识到，民主形式和党的合法性极大地促进了这一宣传工作，不能轻易忽视。我们的任务不是让检察官的工作更容易，而是在不放弃任何原则的情况下使其更困难。这些考虑指导了我们在审判中的工作。
　　我们的批评者没有提到这些考虑；显然他们甚至没有想到这些。我们的方法与简单重复关于“行动”的公式方法大不相同，这种方法只需要一个好的记忆力。更确切地说，我们的方法是将原则应用于具体环境，以使党得以普及并创建一个能够在阶级斗争的现实生活中采取行动的运动，而不是在印刷页面上，教条主义的“行动”总是在这里开始并结束。
　　要完成我们的主要任务——利用法庭作为讲坛，向那些可能第一次听到我们声音的美国工人讲话——在我们看来，不需要呼吁武装斗争，而是耐心地、课堂般地解释我们的理论和我们自己，并采用平静的语调。因此，我们根据我们对情况的理解调整了我们的宣传技术，而不是调整我们的原则。我们使用的宣传风格和语调并不推荐为普遍适用的公式。我们的宣传风格和语调仅仅是为了适应上述历史环境中一个小型少数派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民主资本主义大国中所面临的要求。
　　穆尼斯同志指责我们以牺牲原则为代价来普及我们的宣传并为自己（和党的合法性）辩护。他认为我们在审判中的声明“明显机会主义”；“接近于放弃原则”。在提出类似的论断后，我们被告知“以策略代替原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这一格言——在我们的运动中并非完全原创——可以在以下前提下接受：即理解这条格言；区分服务于原则的“策略”和违背原则的“策略”；并且将其应用于实际而非假想的原则牺牲。这就是整个问题的核心。马克思主义导师们并未改变他们的原则，但在解释这些原则时，他们经常根据情况改变他们的方式和语调以及强调的重点。我们有权利也有责任做同样的事情。从这个角度来审视我们的证词，将得出与批评者草率得出的结论不同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