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替天行道

1．黑灯照

“来看这逆贼的头啊！”1803年2月，刽子手在伦敦围观者面前高举起爱德华·马库斯·德斯帕德的头。他和他的六个难友被判犯了叛国罪（图谋杀害国王），七个人全都英勇就义。德斯帕德坚称他无罪，他的死是因为他是”穷人和被压迫者的朋友”。围观者既愤怒又同情。伦敦报纸担心，若殉难者是沿着大街拉向刑场，而且是在泰伯恩刑场^[1]或肯宁顿公地而不是在索思沃克处决的，就有可能发生暴乱和劫法场的事。在那些目睹行刑的人中，有个叫杰里迈亚·布兰德雷思的青年工匠。14年后，他自己的头也要在德比城堡前的一群人面前高高举起：”来看这逆贼的头！”

从德斯帕德到布兰德雷思，非法活动的传统延绵不断。这个传统将永远不能从朦胧不明中澄清出来，但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去接近它：其一，可以通过对1800至1802年间”地下活动”所留传下来的证据进行考察。其二，通过对史料作出的批评性意见。其三，通过对半合法的工会传统进行考察。我们若不预先做好这些准备工作，我们就不能理解卢德运动，也不能理解战后年代的彭特里奇起义、奸细纳奥利弗和卡图街密谋等等。

在18世纪90年代末”联合英格兰人”若明若暗的社会活动中，我们看到非法活动的传统在萌生。^[2]1800年到1801年，整个英格兰又突然发生许多骚乱，其中多数是抢粮风潮，由拿破仑大陆封锁时期的粮食匮乏和物价腾贵所引起。但这里也有某种初步组织的迹象。有些骚乱和买者”罢买”是由传单事先通报的，其规模表明有委员会在做组织工作，他们可以接触印刷机。1800年9月伦敦出现这样一份传单：

六天中谷物市场上骚乱不已。11月有传单号召”商贩、工匠、帮工、零工等等去肯宁顿公地集合”——这次会议只是由于军队到场才没有开成。在朴茨茅斯，造船厂”机工”决议在价格下跌之前，”不再食用黄油、奶油、牛奶和土豆”。在诺丁汉，军官们试图叫观众高唱”上帝保佑吾主”，却被观众扔石子赶出了剧院。也是在诺丁汉，在18与19世纪之交的时候，人们还是每年举行庆祝活动栽种自由之树。有一次，当局曾截获一封信，内容描述一次成功的抢粮风潮，信中热情称颂”人民在星期二的行动，他们以无所畏惧的勇气顶住了义勇骑兵队的火力，以致使绅士们吃惊……写信人还加上一段意味深长的话：群众不再有”雅各宾”和”教会与国王”派之分了，”最叫绅士害怕的是看到各派联合，现在没有……潘恩派，也听不到像‘上帝保佑吾主'这样的歌了。”可见在”暴民”的半政治性行动中，群众的态度有了重要转变。^[3]

与此同时，警报不断涌向内政部。闹事最严重的地区看来在诺丁汉、兰开郡工业区（据说联合爱尔兰人和联合英格兰人仍在该地十分活跃）和约克郡西区。我们可以把约克郡西区的有关材料拼凑在一起：地下组织从雅各宾的据点设菲尔德向外扩散，1800年9月，在一个作坊里发现公然贴着一份煽动性传单，其中说：”农夫K-G-正忙着往穷人的空肚子里赛（塞）刺刀”。^[4]12月，设菲尔德的地方官发觉有必要颁布一份文告，禁止夜晚在田野里召开”有很多人参加的”会议。各种报告送到郡守菲茨威廉伯爵手里。在一次讨论怎样才能最有效地降低食品价格的会议上，一个奸细听到有人谈论长矛和武器，当这个奸细暴露身份时，他就被赶了出去。人们加入各种秘密社团，还庄严地进行结盟宣誓：”有一个组织系统正在发展——秘密委员会——正在准备敌视政府的武器”。设菲尔德附近经常召开会议——

任何人若不向外圈的哨卡通报口令，就不得进入会场。^[5]

1801年3月，恐慌已扩散到利兹和哈德斯莫尔德；地方官担心”下层等级正在图谋反叛”，有”一些人走门串户，拼命想拉老百姓起誓，叫他们此呼彼应地调整和压低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兰开郡两个地方官在一封信中断言：一月份在莱恩河畔的阿什顿附近召开过某种形式的代表会，与会的”代理人”来自约克郡、伯明翰、布里斯托尔和伦敦，就在这个时候，皮特用来禁止煽动性集会和中止人身保护法的两项法令(1795年底获通过)到期了。尽管各个团体间有组织的通信仍属非法，但从技术上说召开群众大会又算合法了。儿星期内，在几十个广泛散布的地区召开了抗议大会，这些会议往往靠手写传单召集。约克郡在设菲尔德、威克菲尔德、杜斯伯里、宾利等地开了会。在宾利，4月初有人把传单偷偷塞进门缝和市场摊铺，号召人民参加一次”自由之友联合”的示威集会。会议的目的是抗议食品价格过高，”揭露欺诈舞弊和形形色色的世袭制政府，减轻税务压榨，提出方案使无依无靠的儿童能够上学，使老人和穷人有舒服的生活……灭绝可怕的战争行为”。

下院一个秘密委员会报告说：”时局似乎在动荡，国家的不同部分在同日同时突然召开无数集会，其势头之大，若不加阻止，必大大危及公众的安宁。”4月底煽动性集会法再度生效，人身保护法继续中止一年。

宣传活动又立刻转入地下。我们可以再次到约克郡西区去追踪它的历史。集会在1801年夏季持续不断，主要是在晚上开，巴特利、奥塞特和萨德尔沃思也成了集会的中心。1801年7月，在哈利法克斯似乎召开过某种形式的代表委员会，到会的有来自各纺织城镇的代表，有一个设菲尔德人曾发言。会上谈到宣誓问题，也就是与联合不列颠人即联合英格兰”合作”的问题，该组织主要活动中心大概是彭奈恩山脉那边的博尔顿。所有参加者都要正面回答三个问题：（1）是否要求全面改变制度？（2）是否准备在使子孙后代获得自由的斗争中承担风险？（3）是否愿意尽你所能地去缔造自由之友们的友爱和亲善精神，不遗余力地摄取可以得到的一切政治信息……”八月份利兹也有报告说那里召开过一次代表会议；据一个地方官说，会议通过一项决议，认为”在法军登陆之前不可能再召开任何会议”，随后就休会了。威克菲尔德一个地方官也附和说：“……他们的目标是发动革命，而不满分子的叛变完全有赖于敌军对我国的入侵。”^[7]

集会现在变得相当普遍，以致《利兹信使报》也注意到了。这家报纸的编辑爱德华·贝恩斯曾经是普雷斯顿一个”雅各宾”俱乐部的书记，但现在却急于要和”一切有政治目的的秘密团体决裂”。该报在社论中评论说：半夜三更召开政治性集会已变得”极为常见”。因此完全有理由认为它们是出于”不好的动机”，也可怀疑与法国有秘密通信。他还指责改革派”像无法无天的匪徒”一样缩进”深洞里”。贝恩斯的评论促使本杰明·弗劳尔毫不妥协地作答，他的《剑桥消息报》（还有蒙哥马利的《设菲尔德彩虹报》）是坚持到19世纪的最后几张改革派地方报纸。1800年11月弗劳尔发文号召举行群众示威要求和平，人民（他说）”看出并且感觉到战争和捐税的后果是抬高一切消费品的价格”。他指责贝恩斯”见风使鸵”，为”教会与国王派”的宣传助威，蓄意诽谤改革派”与法国通信”，往他们脸上抹黑（而他们，除秘密集会外别无他法）还安慰：

弗劳尔这种人的旧潘恩式激进主义（这种人不怕起诉，也不怕冒险在不满群众中进行鼓动）与贝恩斯谨慎的”立宪”辉格激进主义的分道扬镶，在19世纪的进程中将变得日益重要。^[8]

10月，当和平预备条约获准通过时，群众欢欣鼓舞，似乎出现了一个间歇期。但在1801至1802年的冬天，约克郡西区又开始报道”夜半”会议，还报道反麦芽税、窗户税和限制自由的抗议活动。和平在1802年3月到来，但晚间集会仍在继续，尽管地方官多方努力，却找不出谁是会议的领袖。1802年8月利兹市长给菲茨威廉伯爵的一封信最详细地记载了其中一次集会：

只要有组织，它就有可能使用印刷机。1802年6月，一个约克郡西区地方官交给内政部一份小小八页纸的”致联合不列颠人”，声称要把所有想推翻民族之压迫者的人联合到”感情的链条上来”：

秋天，有两个设菲尔德人威廉·李和威廉·隆克斯利因主持秘密478宣誓而受审。据供述，他们在1801年10月至1802年8月间是一个秘密组织的成员，该组织在设菲尔德有1000人，他们打造矛头，拥有埋藏武器的秘密仓库。组织由”长官及指导”率领，这些人在夜间对会员操练。组织上的目标不清楚，但(利兹市长致信菲茨威廉说)”穷人中有一种想法——认为他们不应该纳税……成千上万的人怀有秘密的信念，并纵容着一种希望：时机已经成熟了”。^[11]李和隆克斯利被判七年流放。^[12]

11月，德斯帕德及其伙伴在伦敦被捕。12月，有更多的消息说设菲尔德在准备武器。迟至1803年8月，还有人向菲茨威廉告密说，起誓及制造矛头的活动仍在继续。尽管菲茨威廉一向怀疑，他还是写信给国务大臣说：秘密组织“渗透到本国制造业区的一大批人中，军队和民兵也有大批人起誓”，誓词如德斯帕德事件中所用的一样。地区间有特使来往，”很少有什么东西写下来，而一旦有，就一定在传递后立即销毁”。”领导人从不在自己的镇上开会，当他们需要商量时，他们就离开家走得远远的。”^[13]这以后，”黑灯照”仿佛就消失了。

在同一时期，南兰开郡和中部部分地区也有类似的报告。显然存在着一些地下组织，它们想把对物价腾飞和食品短缺的不满转到革命的轨道上去。这方面证据之多，又出自许多独立的资料来源，故而完全不可能支持那种广为接受的历史虚构，说什么除了在大臣、地方官和奸细想象之外，根本不存在”骚动”。然而在这一点上资料只能导向模糊不清：“联合不列颠人”真在全国存在过吗？德斯帕德中校是否和它有牵连，或和兰开郡、约克郡西区的地下组织有牵连？是否与法国及都柏林的罗伯特·埃米特有联系？地下组织在1802年之后还存在吗？

德斯帕德审判案几乎没揭露什么。虽说包含着大量的暗示。德斯帕德中校(1751—1803)出身于爱尔兰地主家庭，有过卓越的军功。纳尔逊^[14]应召出庭作证时说：“我们一块儿去西属美洲海岸，我们一块儿和衣而睡了许多夜晚，我们一块儿测量敌军围墙的高度。在那些日子……谁也比不上德斯帕德中校那样对君主对国家忠心耿耿。”^[15]纳尔逊对他的战友评价极高，曾指望他能升到军中最显著的职位上去。但这是许多年以前的事了：1780年之后他们就没有见过面。从1772年起，德斯帕德一直在西印度群岛和英属洪都拉斯服役，直至1790年应召回国，领取半薪。看来他一直是当时那一大批军官的典型，他们的钱和势都不足以被人承认，升迁的机会被别人骗了去，斗不过与宫廷有牵连的一些笨伯，被对手指控为行为不佳，在权力的门口长期等待，^[16]在德斯帕德那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现役军官的个人不满混合着对腐败伪善的政治生活的普遍厌倦，而这种同样的混合使科克伦勋爵变成一个激进派。

但德斯帕德又是个爱尔兰人，1796年或1797年他已经全力置身于爱尔兰的独立事业，因而既在伦敦通讯会的总委员会也在联合爱尔兰人和联合英格兰人隐密的伦敦小圈子里工作。奥科伊格里在弗尼瓦尔地下酒店接触的那批人中有一个就是他。^[17]1798年初，枢密院接到许多关于他活动的报告，说他在建立一支地下军事组织，把伊丽莎白时期的职业军队风格和19世纪革命军的特点奇妙地交织在一起。虽然组织的目标是雅各宾式的，但应征为德斯帕德服务的人却被许以成功后的高官厚禄。1798至1800年人身保护法中止期间，德斯帕德锒铛入狱，他的案子在当年弗朗西斯·伯德特和伦敦群众的”不要巴士底狱”的鼓动中曾经是最突出的。1800年他出狱后，大概就立刻又着手组织他的革命军去了。

他在1802年11月的最后一周被捕于兰贝思的”奥克利纹章”酒馆，他当时大约和40名工人与士兵在一起。他受审时，有些事实是明确无误的，德斯帕德及某些同伴在前几个月中不停地奔波于工人阶级伦敦酒馆的聚会场所中，比如纽因顿的”飞马”，白教堂的”双铃”和”车马”，干草市的”火腿与风车”，圣贾尔斯的”棕熊”和”黑马”，哈顿菜园的”流血的心”等。所有这些地方的同伴都包括零工和士兵，爱尔兰人的比例很高，肯定讨论过某种密谋。

他受审时，当时的报纸还引用了其他事例，但这些则必须用更批判的眼光来看待。据引述，在查塔姆和伦敦两地兵营中，雅各宾派禁卫兵招募了大批人马，让他们通过秘密起誓后加入密谋。在犯人们身上发现的文件，记录了协会的”章程”，那就是：

士兵们受到邀请去参加”宪法协会”，以便”战斗，砸碎这奴役束缚的锁链”。这个组织（据说）在索思沃克一地就至少有七个师和八个旅，在巴勒、玛丽莱本、斯皮特菲尔兹和布莱克沃尔还有更多的师，主要分布在”零工、帮工、普通士兵”、解雇的水手以及爱尔兰码头工人中。这是个仿军事组织，”每10人一连，当达到11人时，第11人领导”一个新连。各连都由一名”上尉”率领，每五连组成一个”旅”，由”上校”指挥，而另一方面，若这就是公认的组织形式，那么看起来并没有广为实行。据一个证人说，德斯帕德曾说过：

这种组织在伦敦”确实是不可能的”，但他提到利兹、设菲尔德、伯明翰、曼彻斯特和查塔姆是”外地的”中心，这几个地方都有这种组织，而且他和它们有联系。

审判还提出另外一些说法，指责德斯帕德中校及其革命军在急切准备政变，说他们想袭击伦敦塔和英格兰银行，从内部夺取兵营，打开监狱，杀害或逮捕国王。据称德斯帕德曾说：“我已深思熟虑过一切，上帝可以知道，我的心已经变硬”。在密谋者眼中，内阁是”吃人者。”夺取伦敦塔或抓住国王对伦敦群众来说是起义的信号；而邮车（它们都从一个中心驶离伦敦，这个中心在皮卡迪利）”被挡住，这就是对外地人民的信号，说明伦敦城已经暴动了”。

并没有真凭实据说德斯帕德的案子是”编造的”，虽然在当时，人们普遍相信他无罪^[19]，而且这种说法在辉格党史学传统中一直传下来。不错，为政府作证的人声名狼藉——特别是过去的雅各宾派钟表匠约翰·恩布林及某个禁卫兵，他们俩都转而为政府作证，后者还把他兄弟的命给卖了；同样不错的是，关于军中密谋的大量证据只是间接地牵连到德斯帕德，而且也许是背着他甚至违背他的劝告而进行的；而那些企图杀害国王和夺取伦敦塔的绘声绘色的描述，也许是作为应景之作捏造出来的。但另一方面，德斯帕德和他的辩护律师都没有对那些频繁在伦敦下等小酒馆召开的会议目标作出过丝毫解释，而在这种酒馆中，像德斯帕德这种身份的绅士是不大可能光顾的。德斯帕德只是在死刑判决通过之后，才打破他在对自己及同伴的审判过程中始终保持的沉默。而即使如此，那也只是一种告诫：

在当时的场合下，这话只能被理解为他承认有一个密谋，不过德斯帕德远不是发起者，而只是被别人拉进去了的，至于这些人是谁，他却忠诚地保持着沉默。

弗朗西斯·普雷斯（他曾和德斯帕德同在伦敦通讯会总委会共事）30多年后为一份手稿作注时说：“德斯帕德中校……是位少有的心地异常善良的绅士人物——一个少有的好心人。”“雄辩者”亨特是在他碰到德斯帕德的时候（在王座法庭吃官司时）最早接触雅客宾思想的，他也以类似的笔触写道：“这是个善良的绅士般的人。”我们是否应接受那通常的说法，即追随他的人“微不足道”，或“若不设想他心智不全，就无法解释他那愚蠢的阴谋”^[20]，1798年爱尔兰的形势就足以搅乱每一个爱尔兰爱国者的心。而且若我们设想（我们有理由可以这样设想）德斯帕德这个圈子可以接上伦敦通讯会的老关系，也可以接近在英国的“联合爱尔兰人”^[21]，而且他们还和约克郡的“黑灯照”这类组织有松散的联系，^[22]那么密谋之说就相当严肃了。此外，海军兵变提醒我们：军中有革命组织也绝不是不可能。陆军中怨声载道，其程度并不比海军轻——比如对津贴、伙食、居住、家属的赡养、纪律、鞭刑等等。士兵们获许在晚上穿便装去伦敦的酒馆和工匠劳工们坐在一起，安全保卫措施很少，雅各宾派使者可以轻易地走进营房中兵士的宿营地——正像1817年班福德和米奇尔所做的那样。^[23]在今天看来，一个投弹兵给他的儿子起名叫“波拿巴”，这似乎不大可能；但德斯帕德的一个同伴却这样做了。政府方面说禁卫军第三营至少有300士兵、第一营有三四十人卷人这项密谋，这个说法恐怕有点牵强附会，但选出来和德斯帕德一起受审处的六个牺牲者，却都是禁卫兵，这个例子说明政府确实对密谋的范围有所不安。

全面观察这些论据，就应该把德斯帕德一案看做是英国政治史上真正重要的一件事。它把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斗争（德斯帕德与罗伯特·埃米特有一些接触）与伦敦的劳工、北英格兰的剪绒工及手织工的疾苦连接在一起了，它是18世纪90年代老雅各宾主义的最后一颗火星，它和德斯帕德一起受到最惨的失败。这件事好像证明政府的“告急”政策和暂停公众自由的政策是对的，它还在一个极端雅各宾派的小圈子里为政变的策略（或者可以说是政变的幻想）开了头，后来这一直是伦敦一些小组织的目标，直到卡图街密谋（1820年）时为止。而阻挡邮车，用它来传递总起义的信号，这种念头到宪章运动时又萌生。

德斯帕德带走了大多数机密。假如真如他所说，他的图谋杀害国王和内阁罪是无中生有，那么他也没有解释过：他的组织的目标是什么。据有人记载，他在绞刑架上说：

如果说德斯帕德并未参与禁卫军中的共谋，那么有可能他是出于道义的原因而不能进行辩白，因为这会牵连其他人。但起诉也是有克制的，它将案子仅局限于某些有真凭实据的公开活动上，同时又宣称它还掌握着从告密者那里得来的更多情报，这些告密的人在审判中没有暴露，因为他们“为国家未来的安全……应不被别人怀疑”。案子审理的时候英国仍与法国保持着和平，有谣传说有关法国牵连在内的证据都抽掉了。《晨报》说：“德斯帕德深受这种观点影响”：

“穷人……相信他是个殉难者”。“德斯帕德的无头之躯是否会走进每一间酒吧，去找到100倍的新信徒……？”^[24]

2．无形之影

许多年中，《晨报》发出的警告看来是过分了。直到1811年，地下活动才重露端倪，而这时是以暴烈的产业冲突——卢德运动的形式出现的。卢德派以特别的工业目标为攻击对象：摧毁动力织布机（兰开郡）和剪绒机（约克郡），抵制中部地区针织业中违背惯例做法等等。要解释这些行动，我们需要进一步考察随即的经济和产业方面的灾难情况吗？

但我们要提出另一种解答。要想作出任何解答，历史学家都会在解释史料时遇到困难，而史料却又非解释不可。从18世纪90年代到1820年，这些史料又非同寻常地打着党派的印记。

首先，是当局有意识的派别倾向。从皮特到西德默思，政府只遵循一种政策。对于不满情绪必须先声夺人压服之孤立之；而为做到这一点，可以把不满说成有亲波拿巴分子的密谋嫌疑，或者（在1815年以后）有狂暴造反的图谋。每个下院秘密委员会（1801年、1812年、1817年）都曾呈递断定存在着谋反组织网的危言耸听而缺乏证据的陈述书。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府需要密谋者，这样就可以为继续执行镇压性立法提供合法依据，从而防止出现全国性群众组织。

但如果说所有的改革派都是法国的代理人，这种神话就必然会导致一种古怪的逻辑。它不仅意味着改革派被迫采用了隐蔽的秘密活动方式，同时也意味着政府当局也被迫以其他任何时期未曾有过的规模使用奸细和密探，以渗透到这些活动中去。密探和挑唆人之间的界限很模糊。密探计件取酬，因此他的情报越耸人听闻，他的生意就越有利可图。无中生有的情报对传播这种神话的当局来说真是求之不得。在某种程度上，没有人知道政府本身会被密探所编造的阴谋欺骗到何种地步。为孤立和恐吓潜在的革命者，有可能采取一种故意挑唆的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皮特在压制通讯会社时所执行的政策，合乎逻辑地导致了奥利弗事件和1817年的彭特里奇起义。这些年来充分暴露了捏造事实、恐吓威胁、双重奸细等种种令人作呕的现象，因此这种逻辑没有导致预定的结果反而是值得遗憾了。假如卡图街的密谋者达到了目的，暗杀了全体阁员，那么内阁就是被那些由其自己的镇压性政策所造就、为其自己的奸细所武装起来的密谋者所杀害。

因此，当局为1798至1820年间地下密谋活动所提供的证据，是大可怀疑，甚至是一无价值的。而这也确实就是当时改革派据以反驳的主要理由。包括伯德特和塞缪尔什·惠特布雷德等在1817年一个戏剧性的时刻，施鲁斯伯里议员H.G.贝内特把秘密委员会的报告掷在下院地板上并说这是“对全体人民的诽谤……是垃圾，我只认为适合把它踩在脚底下”。一代代历史学家也持有大体相同的观点，他们或者是想严格遵守信证法则，或者是同情改革派，或者像最近一段时间那样，冷冷地不加验证就断言任何有意识的革命活动都是非英国式的。他们为对抗关于雅各宾阴谋和斯彭斯派阴谋的神话，便宣扬一种英国“合法主义”的反神话，把信任寄托在另外一种主要的情报来源——弗朗西斯·普雷斯搜集的档案（手稿、回忆录、小册子、剪报等等）上。

这些档案价值连城。但普雷斯却绝不是那子虚乌有的“客观旁观者”，他也有高度的派别色彩，而且深深卷入在使1806至1832年整段时期光彩大减的激进派内部纷争中，他对意见不同的人很不耐烦——在他看来，科贝特只是个“无原则的吃软怕硬的懦夫”，雄辩者亨特“冒失、活跃但庸俗，他是功利主义有关工人问题的官方资料搜集人，当他着手写回忆录时，他一心想强调温和派的贡献，贬低“民众鼓动家”的作用。此外，资深改革派对他极不信任，1810年他是一桩验尸案陪审团的陪审长，这个陪审团认定不得人心的坎伯兰公爵无罪，为他洗刷颇有证据的谋杀书僮罪嫌疑；人们还知道他和某些改革派所讨厌的人来往；伯德特和亨特都曾在公开场合下指责他是“奸细”。这种指责是荒唐的，因为奸细总的来说是更可鄙的一类人。但从另一方面说，普雷斯——在1810年以后——对必须进行合法主义的改革，深信不疑，因此如果他真的掌握着密谋造反的证据，他完全有可能把它转交给当局。所以我们在谈论普雷斯档案时，必须记住他虽然处在有利的位置上，可以搜集首都改革运动和比较“体面”的工会、行业俱乐部等情况，但在某些范围内，他的情报与政府的一样大而化之。他对中部和北部地区知之甚少，对非法工会组织知之甚少，而且如果真有严肃的地下政治组织存在，其组织者必不允许普雷斯探见它的机密。^[25]

这样，我们就比较接近问题的核心了。还有第三大理由说明史料为何遮掩不清，这就是工人阶级要它们这样，而“要”这个词是十分恰当的，确实，在英国有两种文化。在工业革命的中心，新组织新观念新社会模式不断涌现，它们被有意无意地用来抵御官员、雇主、神父或奸细的侵蚀。新的团结不仅是一种融合的团结，而且是一种排斥的团结。在当局看来，他们的问题有3/2是能不能得到可靠的情报。地方官从他的驻所骑马而行，穿过拥挤的邻街走出数百码，就发现人们把他当做敌对的外国人来看待。他们想找出工会的分支组织，比皮萨罗的海盗似的冒险家在秘鲁的村庄落中寻找金杯更无能为力。^[26]

所以，我们在读内政部档案(我们主要的第一手资料)时常常因其荒杂而为难。官员和军官们像不识途的游人，由他们自己的密探任意摆布。互助会对一个从未考虑过穷人安葬费的人来说，有可能像一台煽动机器。而一个在野地里夸夸其谈的传教士，听起来就像是德斯帕德的代理人。雇主有可能希望用雅各宾的故事来把地方官吓得魂不附体，以确保对工会分子严加惩处，治安官从告密者(给钱的、或匿名的)及其他中介人如酒馆老板、行商小贩、士兵等等那里攫取零星的消息。这里人们发现有人把当天早上理发师带来的闲言碎语郑重地报告给约克郡西区的郡守。那里人们又发现另一个人在1802年从巴恩斯利写信说：“女人们都在神秘地交谈，期待着某件他们自己也不知道的什么事，一个地方人们又发现某个卫斯理牧师写信给波特兰公爵谈1801年以博尔顿为基地的某个革命者的大联合会——而事情的出处是某个“可靠的朋友”，这个朋友从设菲尔德一个教堂的“卫斯理宗歌手领班”那里听来，而领班又从另外一个什么人那里听说这条消息。^[27]

这一类闲言碎语自然无聊，但我们应更细致地考察一下密探的作用。英国人天真地相信在内部事务中使用奸细是“非英国式”的，那是“大陆的奸细制度”。事实上这是一种古老的英国治国术，也是一种古老的警察手段。早在克里斯托弗·马洛^[28]落入密探的圈套前很久，这种东西就已经存在，反天主教、反共和国和反詹姆士党，斗争中的间谍和反间谍活动，则一直延续到18世纪的刑事犯罪活动中，它出于一种颇为不同的理由持续存在(1780至1830年的50年中尤为盛行)。常备警察力量很不完备，导致“按成果付酬”的制度产生，即按定罪的程度给一定级别的报酬(亦称泰伯恩票证)。这又反过来滋养了一群讨厌的中间人，他们靠揭发犯罪获利，而为了利益所在又要求他们夸大，甚至编造事实。19世纪初在纯刑事案件上揭发过好几起这种骇人听闻的挑唆事件，而且无疑还有许多事未被人知。卢德派也和其他刑事案犯集团一样，受到高额悬赏，征求可以定罪的情报，臭名昭著的曼彻斯特代理警监约瑟夫·纳丁，就有人怀疑他用不正当手段弄泰伯恩票证加以出售从中渔利。1817年英格兰银行控告124个人假造钞票或使用假钞，而激进派报纸则揭露在有些案子中，靠出卖人命赚钱的密探把假钞票“栽”到无辜的受害人身上，而从其定罪中提取酬金。^[29]

如此，政治的和刑事犯罪的传统都赞成雇用密探，“平定”爱尔兰所取得的经验加强了这种看法，特别是在1798年以后，但是这样雇用来的密探素质却大不相同。在少数场合下，为对付激进的政治运动，当局可能挑选像“公民格罗夫斯”那样有一点文化也有一点能力的人打入到运动中去，格罗夫斯在1794年成功地渗入伦敦通讯会的核心会议中。但大多数密探却主要是那种传统的“卖人命赚钱”的雇佣兵，最近有人竭力想消除人们在传统上对奥利弗这种人的某些憎恶感，把他们描绘成“侦探”，在其心目中他们似乎扮演某种危险却又诚实的角色，这种做法是全无道理的。^[30]在战争中，甚至在内战中，都可以这样来看待密探；但在皮特或西德默思向改革派发动的战争中却不可以这样看，因为力量的对比大不均衡，况且告密者分成两种，首先是有些被当局找了麻烦的人，他们操持此业，是为赎身免遭官司（或者释放出狱招募这种奸细的最好土壤是债务监狱，19世纪之交有个叫巴洛的人就是这种应募人中最叫人恶心的一个，在曼彻斯特和设菲尔德的酒馆中寻欢作乐（还企图牵连一批中等阶级改革派），又不时写信给内政部可怜地要钱，不仅为其手头开销，而且是为偿还以前债务，（据他自己说）这是在他接受雇用时给他许的诺，他显然做得太过分了，在他的一封乞讨信背后有人（也许是波特兰公爵）粗暴地写道：“为甩掉巴洛如果还需要什么理由的话，那就是这封信了。我提议给他20镑之后立刻打发他。”^[31]（据某个动机不那么卑鄙的、后来又为这种行为感到羞愧的密探说，政府与卡斯尔、奥利弗及爱德华兹间的联系，“全都开始于舰队街监狱”。^[32]

第二种密探中有叛徒，他们曾是积极的改革派，为保全自己或为钱而当上奸细，也有偶尔自愿的贪心汉，企图按“件”出卖情报。荣誉心和职业道德在这两种人身上都很少。^[33]但另一方面，若认为这些人的报告一概没有价值，那就错了，坏人可以在坏事中起作用。^[34]假使可以从内政部、财政部和枢密院收藏的各种全然不同的文献资料作一个概括的话（包括书面报告及信件、誉抄的口供、囚犯的坦白等），它们可能会是这样一种情况：

1．告密者显然有一种使自己的报告耸人听闻的倾向（如哈孟德夫妇及其他人已指出的那样，他越是出于为钱的动机，他就越挖空心思想提供其雇主所希望收买的情报）。

2．但雇主又不全是傻子——这是个常被人忽视的事实。他们也了解这种倾向，地方官的利益所在也是取得准确的情报，他们并不愿意像傻瓜那样被派去搜寻根本不存在的武器库，也不愿意把时间浪费在追踪酒馆演说家上面。他们常常事先就心存戒备，不只雇用一个告密者（相互不认识）作为核实情报的方法。治安官在向内政部传递情报时，要对情报的可靠性作出某种估价，是普遍的做法。

3．然而这种情报却是一面观察历史的哈哈镜，又不仅仅是因为多数奸细倾向于给非罪的活动套上一个有罪的框子，而且因为有一些情报他们没有发出，这包括了对政治不那么热心的多数人的思想及兴趣，同时也包括了不列颠的大片地区。这里，我们不仅应考虑奸细的动机，而且要考虑雇用奸细的治安官们的动机。从公共档案馆的资料看，自18世纪90年代末到1820年，博尔顿似乎是英格兰的头号造反中心。但完全搞不清这究竟是因为博尔顿人特别喜欢革命或是因为博尔顿受到两个精力太盛的治安法官之害。托马斯·班克罗夫牧师和弗莱彻中校这两个人都似乎以不同寻常的规模雇用奸细（或“使者”）。

记住这一点是重要的。因为英国在这段时间中基本上是由托利党统治。一个地方官若孜孜不倦地给内政部写信，他大概会是个狂热的反雅各宾派托利党，或出于私人的理由博取政府的赏识。在同一时期，约克郡来的许多报告比兰开郡的简单得多，虽说没有理由相信设菲尔德或巴恩斯利就比曼彻斯特或博尔顿革命情绪更少。约克郡有一个辉格党郡守菲茨威廉指导下的辉格党地方政权，菲茨威廉不喜欢托利党干预他的事。同样的情形也适用于许多“老派”的治安官，不管是辉格还是托利，他们认为维护治安是教区的事，是当地贵族的责任，给内政部写长信毫无必要，令人厌恶，而且还多少有点失身份。

对中央政府的这种嫉妒事实上是导致了许多纠纷。历届内政大臣都以一些异常积极的地方官为依靠，这些人的权威伸展到自己的边界之外。高级军官和地方官彼此打小报告，报告对方的动静。卢德运动时，斯托克波特一个积极的诉讼师劳埃德先生受到鼓励，把他的权威伸展到约克郡，甚至把政府方面的证人拐骗到彭奈恩山另一边。^[35]在战后年代，博尔顿的弗莱彻中校掌握的曼彻斯特改革派情报，往往比当地法官还要多。1817年奥利弗直接由西德默思派往中北部时，他好几次差一点被地方治安官逮捕，以为他是真正革命者。

由此，我们必须认为内政部档案的确失真，不仅是在这点那点上的失真，而且是整体上的失真。我们不仅应对呈送进来的信件的字里行间，而且要对从未送出的信也加以探讨。 4．大体上可以说，当局向非法政治组织的渗透比向工业组织的渗透成功得多，对地区组织的渗透比对地方组织的渗透成功得多。无论在全国范围还是在地方范围内都是如此。这里的原因不说自明。对一个密探来说，假扮成雅各宾分子或激进派要比冒充大剪绒工或针织工容易得多。政治社团集结于广大地区并来自不同的社会集团，而非法工会或卢德派团体则产生于工场或村落，其中每一个人大都彼此认识。奸细们发现，正是在镇与镇相连，地区与地区相连的地方，他们最容易渗透。

5．记住所有这些后，我们还有两点要谈。首先是一句老生常谈，即根据旁证的一般规则，每一份报告都必须仔细审查。提到这点很有必要，因为现在变得有点时兴的是对所有这类报告都认为不可信而不予考虑，或谓对所有一切同纯正解释无法吻合的报告都不予考虑。但很少有什么报告不给批评留下把柄，为其他材料、内证、本质上可能的结果等等所证实或反驳。

我们可以看两个例子，都是1817年的。第一例是某密探报告曼彻斯特一个改革派的演说：

第二个例子是给一位王室律师的信：

还有比这更明显的差异吗？第一份看上去很可信，是一个未经正规训练的探子写出来的报告，显然这密探忘记了自己，被这段发言打动了，他对这位民主演说家风度的记录比一般出现在激进派报纸上的“文学”气味的叙述更生动。第二份报告的作者则是那臭名昭著的内奸约翰·卡斯尔——一个青楼妓女的“保护人”，1817年沃森受审时，其证词被撕成碎片。但即使我们不知道这一点，他的文风在第一句话中将他暴露无遗，他舞动他那支文盲之笔，急切地想进一步巴结政府当局。这不是说他证词中每一句话都是谎言。但确实意味着每句话在被历史承认之前，必须批判地过滤一遍。

要说的第二点是：人们会惊奇地看到在1792至1820年间，政府不仅没有被成群的骗子牵着鼻子走，而且它居然用高超的技巧成功地防止了严肃革命的发生，并保证有关图谋造反的可靠消息源源不断地流向政府。他们在伦敦通讯会中成功地安插了奸细（虽说在核心部分是间断地安插）。发现了有关联合爱尔兰人和联合英格兰人的相当一部分情况，他们打入并瓦解了德斯帕德的密谋，还终于渗透进某些卢德派活动的地区（但只是局部地并且经历了巨大的困难），在战后年代，我们将看到，政府在事发之前就知道了密谋的一切细节，而这个密谋在彭特里奇起义时发展到最高峰。亚瑟·西斯尔伍德从1816年起就被盯梢，直到他死在绞刑架上。在曼彻斯特，“我们用字母B来称呼的那个人”是为德斯帕德少校辩护筹款的司库，而1812年，这同一个“B”或另一个被任命为某个准卢德派的“秘密委员会”的司库，他和其他的密探对1816至1820年间兰开郡的每一个动向都了如指掌。若熟悉内政部的文件，那关于英国统治阶级从来就是愚蠢的说法，就不攻自破了。

事实上，一部可靠的英国雅各宾主义和群众激进主义史，只能根据特务活动对运动的影响来写，早在其初期阶段，伦敦通讯会就对典型奸细所装出的过分热情和挑拨态度有所认识。1794年，托特纳姆一个叫琼斯的人被（错误地）指控为奸细，因494为他提出激烈的决议，人们说这些决议是“想陷害协会”，而琼斯（据真奸细格罗夫斯不无挖苦的报告）则抱怨说：

为了加强安全，伦敦通讯会于1795年通过一个新章程，其中包括以下规定：

但这种规则一旦制定，可以被一个更改了自己形象的演员所规避。而战后的政治激进主义刚开始复活，就遭到卡斯尔和奥利弗事件的打击。假如我们想为战后激进主义的分裂和人们忠于报纸编辑而不忠于某个组织的问题作出某种解释，答案就在这里。

出于这种原因，秘密政治的传统要么是一个接一个的灾难（德斯帕德、彭特里奇、卡图街），要么是虚弱的宣传，既遮遮掩掩的，又是小规模的一点一滴的宣传，处于猜疑的环境中，因此它很难有什么结果，除非在某些地区它能与秘密的劳工传统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存在于卢德运动中，而在诺丁汉和约克郡，卢德派抵挡奸细的渗透最为成功。在这里，政府当局面对一种工人阶级的无形文化，它可以抵挡一切渗透（只有在拷打和绞刑架的威胁下，被捕的卢德派才有可能垮掉）。当两名经验丰富的伦敦警官被派到诺丁汉后，他们向内政部报告说：“不管城里还是乡下，下层等级几乎每一个人都站在他们那一边”。^[40]

现在可以特别就卢德运动的研究提出以下几点了。假如这些年中确实有地下活动存在，那么就其本性来说是不会留下什么文字证据。它不会有报刊杂志，也不会有会议记录，由于当局检查邮件，也不会有多少信件，人们也许指望某些成员会留下回忆录；然而迄今为止，还没有见到业经考证的第一手卢德派记叙。许多卢德派积极分子虽然识字，却不读书也不写字。此外我们还应该从1813年往后看，卢德运动在绞刑架上结束，此后的40年中，在任何一刻宣称自己曾经是卢德派鼓动家，就都有可能引起政府的反感，甚至在那些被处死者还有亲属活着的地区，有可能亲属被强加一些罪状。那些悔恨过去的卢德派正如有犯罪前科的人一样，不想让人们提起他们的青年时代。而那些不追悔过去的人，我们应该记住，革命密谋的趋向经过1816至1820年和1830至1832年这两个时期一直发展到宪章运动的最后岁月。对那些具有绅士派头的侦探来说，滋生出1848年宪章运动实力派的中、北部工人阶级文化，并不比战时年代更明显。至于那些“被饶了性命，继续留在乡下的“卢德派，照弗兰克·皮尔的记叙：

他们多数追随科贝特、亨特和费格斯·奥康诺。（据皮尔记载）有个老卢德派从不愿透露运动的丝毫机密，到老年糊涂时却给孙辈们唱卢德派歌曲；另一个从约克郡搬兰开郡去住，25年以后，因参加宪章运动而坐牢；还有一个始终对卢德运动“缄默不言，直至去世”。^[41]在中部地区的针织业村落里，夜半集会、军事训练和造反的言论一直延续了40年。约克郡西区也是这样，有传闻说1812年埋藏的卢德派枪支在后来的危机中被挖出来使用，诸如此类残存的记忆，就作为秘密传下来。

事实上，直至19世纪60和70年代，活下来的人才把自己的身世付诸报端，但一个在1811年仅21岁的人，到1870年已是80岁了。约克郡西区有好几个这样的幸存者，他们的故事由当地历史学家搜集起来，带着同情在可判别的意义上，以某种准确性记载下来。由于这些著作是口传机密最后的表达形式，因此它们应当被看做是严肃的历史资料。^[42]

诺丁汉的情形令人迷惑不解。至少有一个针织工领袖的政治文化水平相当高。格雷夫纳·亨森（1785—1852）在某一方面比得上弗朗西斯·普雷斯，在另一方面又比得上约翰·多尔蒂。（当时有人写道）：“本世纪最初40年中，中部数郡没有哪个行业结社是……亨森所不熟悉的。”1812年，他是针织工委员会幕后的策划人，而这个委员会显然与卢德运动有亲缘关系。随后几年人身保护法中止时他曾入狱（1817至1818年），后来又在废除结社法的斗争中起过领导作用。他自学成才，身体粗壮，脖子短，眼小而尖锐，下巴很宽，且上翘到不合适的高度。他对有关工业和工会法律异常了解，出版过《针织花边业史》的第一部（1831年），还为激进报纸和地方报纸写文章。在诺丁汉地区，人们都说他曾是卢德派，甚至还是“卢德将军”本人。这大概肯定不是真的，但毫无疑问，亨森知道很大一部分卢德派史实。但正是这样一位流畅的作家直至生命终止，都“坚决不肯”谈论这件事的细节。当然，确实有人说他把一些揭开卢德运动秘密的宝贵手稿留在诺丁汉市政团一位“有影响的成员”那里，“商定一旦某些派别让位从而消除惟一的障碍时，就将它们公之于众”。但这些手稿从未问世，也许那有“影响的成员”宁愿把它们带进坟墓”。^[43]

亨森“不肯”透露事实，不仅没有冲淡卢德派有明显的地下活动的说法，反而加强了它。现在我们要从评论史料转向积极的推测了，从德斯帕德到西斯尔伍德再往下，有一片秘密历史的空间，就如同圭洛德大平原埋藏在海底下一样。我们应尽可能地将它复原。

3．反结社立法

隐藏在动乱后面的“黑手”中，最受当局怀疑的是托马斯·斯彭斯。当局认为斯彭斯派鼓动1800和1801年的抢粮风潮，虽说1801年斯彭斯受审入狱，但当局仍归罪于他的煽动性书刊，1817年下院秘密委员会再次发现“斯彭斯博爱主义者协会”的一个密谋。而另一方面普雷斯则说，斯彭斯派“并没有什么不平常”，“既无害又单纯”。

我们还会回到1816至1817年的事件上来。不过很可能直至1814年斯彭斯去世，普雷斯的说法都是最接近事实的。斯彭斯既不想当真做一个密谋者，也没有在行动上这样做。另一方面他的团体却使地下不满活动在伦敦保存下去，比如书写粉笔标语和散发粗制的传单。在镇压的条件下，更重大的是斯彭斯不相信高度集中有纪律的地下活动。他的策略是扩大宣传1801年3月，斯彭斯派同意尽可能松散地组织起来，设“野外宣讲员”。追随者应组成协会，“自由自在地在酒馆聚会而无须费脑筋去制定章程”——协会的任务是交谈和传播公民斯彭斯的小册子。(1807年，一个叫“自由自在”的协会每星期二在小风车街的“羊毛酒家”聚会。他们是想让不满情绪无形可寻，这样政府就找不到中心，也找不到组织的脉络。)^[44]

这些都不是“黑灯照”和卢德运动所用的方法，但在其扩散宣传的策略中，仍可看见某种线索。因为从1800至1820年，非法活动的传统从来没有中心。既没有巴贝夫的平等派密谋，也没有邦纳罗蒂向全国各地派遣使节；^[45]如果我们想找到这个中心，我们就和当局犯了同样的错误。稚各宾主义成为工人团体中特有的东西的同时，就失去了全国性中心和绝大多数中等阶级支持者。正是在雅各宾宣传的旧中心地区——设菲尔德、诺丁汉、南兰开郡、利兹等地——瑟文沃尔的“苏格拉底精神”在工场作坊中扎下了根。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自觉的传统。相互认识而信任的潘恩派团体秘密地聚会，《人权论》从一个人手上传到另一个人手上。据某个绘声绘色的说法，

梅休记录过一个伦敦老书贩的话，这个书贩曾“偷偷地卖过汤姆·潘恩的书”。

在设菲尔德，“老哥儿们”还聚在一起为潘恩的健康祝酒，唱“上帝保佑伟大的潘恩”：

德斯帕德被处死后，工业区这种潘恩派团体就失去了全国性联系，而缩回到自己的地方圈子里。其影响也取决于地方事务和经历。只是在发生大动荡的时刻，它们才会小心翼翼地伸出触角，起先是寻求地区的联系，然后再寻求全国的联系。但既然它们缩了回去，其思想也就反过来由每个地区的特殊情况所定，不满的重点将在经济和产业方面。在博尔顿和利兹，为面包价格组织一次罢工或示威，要比组织一次政治讨论会，请愿或暴动容易。雅各宾或潘恩派于是消失了；但对人权的要求却比以前传播得更广泛。镇压并不能打碎平均主义的英吉利共和国之梦；它解除了工人对雇工残存的忠心，不满于是弥漫到一个当局所不能渗透的领域。某个充当地方官的牧师J.T.比彻曾怒气冲冲地谈到他对卢德运动起源的看法：

在这种爆发的背后，隐藏着错综复杂的怨恨。比彻是个托利党（摄政王对他来说，既是教会也是国王），他认为诺丁汉的袜商是罪有应得，他们中有些人在18世纪90年代是改革派；现在是非国教分子，1801年曾呈请要求缔和，1802年，协助撤换了一个托利党议员，而这恰好与骚乱和法国新纪元同时发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个议员丹尼尔·帕克·科克在1803年官复原职，而他对织袜情况的关注要甚于那些辉格党雇主）。十年前他们在诺丁汉市场上种下的龙牙^[50]现在全都手执武器地跳出来围住他们。^[51]但在有一点上比彻是看对了，他看出少数人过去的宣传现在“与社会状态完全融为一体”，而雅各宾主义嫁接其上的砧木正是非法的工会组织。

几乎没有证据表明潘恩派有意识地决定要“打人”工会和互助会。但在19世纪40年代以前的任何时刻，若我们心目中把政治上的不满和产业组织完全分开，那就会犯错误。互助会在合法时不允许发生地区性和全国性的联系，这时，“不搞政治”的规定常常生效。有一些年深日久的行业俱乐部也有类似传统。但在多数制造业地区，任何有组织的运动都很可能由少数活跃分子发起，而那些有胆量组织非法工会、有能力掌管其书信来往及财政经济、有知识向议会或向律师请教的人，就很有可能对《人权论》毫不生疏，年轻的工会领袖顶上来时，他们很快会由于他们与雇工、地方官或抱严惩态度的下议院的矛盾而转向极端的激进主义。

正是皮特实施结社法，才无意中使雅各宾传统和非法的工会结合起来了。兰开郡和约克郡的情况尤为如此，1799年的法案促使雅各宾派和工会分子结成一个着重于半政治性、半产业性广泛的秘密结盟。一个告密者（巴洛）报告说：

同一个告密者在设菲尔德发现：“最近的法案在各类的工匠和机匠中造成普遍的不满情绪……我担心这法案已经促成更多的结社，要不是这些法案，他们还想不起这样做的。”据他报告，工会活动家正在造可能受结社法反向影响的工人人数统计表。据估计，兰开郡有6万人，约克郡有5万人，德比郡有3万人。新团体的秘密委员会“处在共和派的操纵之下”。有趣的是，这以后北部和中西部幸存下来的政治俱乐部放弃了“爱国会”、“宪法会”这一类名称，而改称自己是“联合会”——这种叫法模棱两可，因它既含政治目的又含产业目的。这个名称（即使组织没有保存下来）成为战后年代出现的联合会和政治同盟的名称。^[52]

在兰开郡，抵制结社法的活动由一个技术工人的工会委员会发动，其中包括粗布裁切工、棉纺工、鞋匠、机器自制工、白布印花工等等。^[53]在约克郡，不断有报告说，呢料整布工和剪绒工扮演着秘密组织发起人的角色。其目的既是产业的，也有更深远的。1799年结社法通过并提交枢密院时，一份备忘录专门把剪绒工挑出来谴责：“他们所拥有并行使的那种专断权力，简直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54]1802年，约克西区温和的郡守菲茨威廉伯爵连续向内政部报告，说剪绒工的组织和一般的非法结社好像完全纠缠在一起，难以分清。起先，菲茨威廉倾向于对有关搞密谋暴动的报告的真实性打一个折扣。7月份他写道：“我担心真正雅各宾式的密谋多少是有一点的……但我深信真正的秘密只掌握在极少数人手里，其他人只是受了骗……他认为绝大多数夜间集会只是“为提高工资，而这并没有什么可怕的”。至于是否应接受某些大制造商提出的要求，对这种会议进行武力镇压，他采取谨慎的态度。不能因为有必要镇压煽动性集会，就以此为借口在“制定限制性更强的法律反对以增加工资为目标的帮工结社”，当行业兴旺时，帮工们也有权分享“收获季节”。对其结社进行惩治是不公正的：

但只隔两个月他就改变了看法。理由有三个：首先，他得到了关于“黑灯照”和秘密工会组织的报告，报告相当详细，其中工会的目标与传闻中的长远目标难分难解。他得知说：

其次，他从内政部得知可靠证据，说明约克郡的剪绒工组织和英格兰西部有联系。那里使用起毛机的工厂最近被毁。第三，他对工会活动取得成功、其势头不断高涨并囊括十几个行业的报告越来越感到惊慌。9月初，利兹市长写信给他，沮丧地谈到“各阶层工人（尤其是剪毛工）的结社热情所表现的严重情形”：

1802年9月底，利兹最大的呢绒制造商戈特所雇用的全体剪绒工罢工，反对招进两个超过公认学徒年龄（14岁）的男孩。（这件事是一个借口，引起戈特与剪绒工之间以及随后约克西区全行业关于学徒问题的摊牌。）菲茨威廉伯爵于是写信给佩勒姆勋爵，要求“进一步限制帮工的结社”：

我们不知道在剪绒工工会的主要人物中，是否有五年前写信给伦敦通讯会的“劳动机匠”社成员。^[57]但我们确实知道世纪交替的时候，小生产者在利兹建立过呢绒自由贸易行，绕过有钱的呢料商控制，一般人都把它叫做“汤姆·潘恩行"。我们还知道为约克郡剪绒工和西部各郡剪绒工传递信件的主要人物是一个利兹鞋匠——乔治·帕尔默，他是否就是那闻名天下的激进鞋匠呢？我们有理由假设这些有文化、有技术而又有能力的人中，有一些就是潘恩派。

此外，1799年和1800年结社法把工会驱入一个非法的世界，秘密活动和敌视当局正是其存在的实质。从1799年到废除结社法（1824至1825年），各种工会的地位十分复杂。首先，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矛盾，正是结社法生效的年代里，工会运动取得巨大的进展。不仅那些远植根于18世纪的工会：梳毛工、制帽工、制革工和鞋匠、造船匠、成衣匠的工会在结社法生效的许多年中，多少不受干扰地继续存在，而且有证据表明结社向许多新行业扩展，还有最早组织总工会的尝试。韦伯夫妇断言说许多伦敦手工艺行业'‘从未像1800至1820年间……那样完全地组织起来”，^[58]许多手工行业如成衣业甚至有网状的行业俱乐部或地方分会、候工所、资格证、流浪生活津贴、学徒期控制（这给工会基金添加了一大笔钱）、救济金、银行存款等，有时还有与雇主商定的正式工价。这些情况都表明结社法几乎形同虚设，如果认为这些年中有“反对自由的运动”存在，那是太夸张了。^[59]

与这种看法同样不确实的另一种看法是：认为结社法使以前合法的工会变得非法了。这种观点有时可以在一些流行的说法中看到。事实上，在18世纪90年代以前，有足够的立法可以使任何可能的工会活动受到起诉——例如习惯法中的聚众密谋罪，也可以说工会撤毁契约、未完成工作任务，将它与涉及到个别工业部门的法令相对照。结社法是由反雅各宾派和地主的议会通过的；他们最关心的是在现有法律中加上恐吓政治改革派的条文；但也想整理现有的反工会法律，简化程序，并授权两名地方官就可以执行即决审判。他们的新发明即在于无一例外地禁止一切结社，同时也在于这个事实，它与早期家长制立法传统不同。因为它没有制定保护性的条款作为补偿。尽管从技术上说，它也禁止雇主结社，却正如阿斯皮诺尔教授所说，这是个“讨厌的阶级立法”。

就这样，这个立法在所有工会人士的头上整整悬挂了25年，而且时常被引用。1802年一个内政部探子从英格兰西部写信道：“每天在这个或那个工业城镇，都会有两名或更多的法官坐到一起。由于结社法为传唤任何嫌疑犯到庭并在令其起誓后提审提供了方便的借口，我因此不断把这种人交给他们。结社法正是由于这样一种不加区别笼而统之的特性，才变得如此“方便”。现在还没有人计算过在结社法名义下审理过多少案子（这要求对地方报进行漫长的研究），但熟悉这些年代的人都怀疑它有过禁止结社的普遍影响。另一方面有许多有趣的理由说明它为什么不像所预期的那样被广泛使用。首先，尽管立法很有分量，但在某个模糊的范围内，某种工会活动是在事实上得到许可的。一方面，伦敦手工业中那种行业俱乐部主要起共济会的作用，在全国性联系和劳资谈判问题上不声不响。这些俱乐部可以长年累月地不受干扰，直至劳资冲突或罢工冒犯了雇主或当局。另一方面，还会有这样的情况，即某一行业的帮工——至少在不同的城镇和地区——可以合法地向议会请愿申诉他们的利益，或出席下院调查委员会。此外，结社法并没有完全取代旧的渐渐废弃不用的立法，这些立法授权地方官可以仲裁工资争议，为使帮工能够向地方官或议会吁请保护，就必须允许他们有某种组织去选举他们的发言人，筹集必要的经费。（政府并不愿意完全堵住申诉疾苦的合法渠道。）

因此，这是个在合法边界上有争议的地区。它在导致卢德运动的历史中相当重要。但此外，还有几个理由说明雇主为什么常常只愿把结社法当作威吓来使用。在工匠的行当中，如成衣或制鞋业，有许多行业小师傅自己就有一些小型组织。伦敦或伯明翰有大量这种人。他们本身就是激进派。他们蔑视镇压性立法^[60]，而他们对使用这种立法会感到良心不安。他们和自己帮工的关系往往是非正式的、私人间的；行业俱乐部早就作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存在了。很小的雇主仍然觉得学徒制度很方便，他把自己的生意看做是提供一个过得去的生活的手段，而并不在扩大经营的意义上加以理解。因此，他和工人一样嫉妒少数的大雇主。因为这些人不顾习惯和学徒制，抢走了最好的市场，雇用廉价劳工。在这些行业中，工匠工会就存在于一个不确定的宽容区分内。假如他们跨越某些界限，比如罢工或提出“无理”要求，他们就会面临起诉，或与雇主的相应组织相对抗。他们并没有摆脱结社法的约束，但他们学会了在它旁边生存。

在工匠手工业之外——事实上是在北、中、西部的广大工业区，还产生了其他情况。在那些工作分发到外面去做，或有工厂和大型工场手工业的地区。对工会运动的压制就相当严厉。生产单位越大，要求的技术越专门化，劳资间的对立就越尖锐，雇主也越有可能达成相互谅解。我们发现一些最尖锐的冲突涉及到有特别技能的人——如棉纺纱工、白布印花工、制模工、机械安装工、造船工、剪绒工、梳毛工、某几种建筑工等等，他们想夺取或保持特权的地位。其他的尖锐冲突则涉及到大批户外工（特别是手织工和织袜工），他们企图抗拒削减工资和反对自身地位的恶化。

但即使在这一点上，结社法也并不总是能用上的。首先，结社法把起诉的责任推给雇主，虽在不同的工业部门曾有过一些雇主的早期结社，但每一个雇主却都受到与他竞争的人的妒嫉。雇主的企业越大，妒嫉也就越甚，其对手也越愿意从他的困境中渔利。（因此1802年戈特企图搞垮剪绒工时，他却由于其他雇主向工会的要求让步而失败了。）其次，在工会强大的地方，起诉有很多困难。尤其困难的是要在工人中找两个证人起誓说工会存在，雇主知道他会失去许多最好的工匠。假如他们不坐牢不罢工，他们就会三三两两地走掉，给他的作坊或工厂“抹黑”。此外，起诉的结果并不一定总能抵偿所蒙受的损失。一个人被首次定罪后，惩处仅仅是三个月监禁，虽然定罪一般决不成问题，但不是自然成立的。雇主还受制于“向州法院上诉的权利……这可以把事情搁置三个月，然后再做出决定，而在此期间告发人就不会有生意做，因为他的剪绒工场会受到驱逐出教的制裁”。^[61]

正因为如此，起诉往往不引用1799至1800年的结社法，而是援引以前的立法——习惯法中的阴谋法，或是对工人不完成工作进行惩罚的伊丽莎白工匠法令（伊丽莎白女王第5年第4号）。前一种立法的好处是它可以用于对付一个组织的“头领”或干部（同时没收文件和资金等）；可以施行更严厉的处罚；而且起诉的责任交给当局而不是单个的雇主。这一点也并非无所谓。后一种立法的好处则是：在罢工时，雇主可以用罢工本身作证，依靠即决司法打官司而不需要找证人，让他们对正式的工会组织发誓作证。织袜工领袖格雷夫纳·亨森写道：“用结社法起诉，很少能够生效。”

但在工匠法令下却有过成百上千个案子，这项法律若不改，劳工们永不得自由。结社算不了什么；雇主们是引用了有关完成工作的法律，而找麻烦并把工人的工资压下来的。^[62]

以上这些说明是很重要的，但不应该为此就认为政府方面对工会采取温和态度。从工会人士的角度看，他们是受结社法起诉，还是受习惯法或伊丽莎白第5年第4号立法的起诉，其间并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后者更严厉或更迅速。对一般百姓来说，无论这些立法如何，它们都归在“反结社立法”这一名目下，立法的效力不由起诉的次数来判断，而是看它有没有起阻碍作用。在危机时刻，或在发展过程的关键点上，工会人士受到不同法律的打击，比如：英格兰西部的毛织工（1802），约克郡呢绒工的“协会”（1806），兰开郡棉纺工（1808和1818），《泰晤士报》排字工（1810），格拉斯哥织工（1813），设菲尔德刀具匠（1814），针织工（1814），白布印花工（1818）及巴恩斯利的麻织工（1822）。这些案子通常出现在组织广泛发展并取得成功时，或发生在政府本身对动荡或周围的“煽动”宣传感到担心时，内政部信件表明这种一般性考虑常常先附于个别的工业问题，而在希望雇主提出起诉的政府（内政部或地方官）和希望把责任推给政府的雇主之间，又一直存在着龌龊。^[63]就连较大的雇主也常极其谨慎地行事。1814年，菲尔德一个雇主在未婚妻向他抱怨时承认：“法律是苛刻的，若非依靠结社，工资就很难提高，如果是在雇工反抗较弱的时期，我是不想运用这些法律的”。^[64]我们又看到那无定形的宽容区了，它只会因工会取得令人不安的成功或是在反抗时，才会被扰乱。

这样，在工匠手工业中，尤其是在伦敦，就有一个半合法的朦胧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个地位很高的组织获得预期的成就，积累了相当一批资金（我们已知托马斯·拉奇曾暗示木匠们在1812年有2万英镑，也见过达文波特在同一口寸期关于鞋匠们的陈述），正是在伦敦，第一个与工会事务有关的期刊《女怪》于1818年问世，它由分毛工约翰·韦德主编并得到造船工领袖约翰·加斯特的支持。然而在北部、中部工业区，结社要么散布很广且富有战斗性，要么就一无成果，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或另一个反结社的法律就常被使用，用来协助削减工资或进行欺骗，粉碎刚出现的工会，并把别的工会打入地下。在纺织业中，格雷夫斯·亨森把结社法看做——

亨森的1813年针织工协会，其证件上印有一个纹章，上面有一架织机，一只拿着锤的手，还有一句缄言“Taisezvous”（保持沉默）。诺丁汉郡的工人（据亨森在1824年说）认为结社法“太压制人”，他们的警句因此是：'你们若找到监狱，我们将找到尸首。”^[66]韦伯夫妇写《工会运动史》，其中资料是19世纪末收集的。他们注意到每一个老牌工会都有其“早年的浪漫传说”，比如“爱国者半夜在一块地边开会，埋在地里的档案箱啦，秘密宣誓，坐牢的补贴等等……”^[67]于是，1810年成立的铸铁工协会据说是“半夜里在中部各郡高地的山顶、沼泽和荒地里”开会的。^[68]在举行深夜集会的地方（无疑是有这种集会的），整个气氛鼓励谈论革命，即使其直接的目标是产业，更常见的是工会在一个同情他们的客店老板的私室里开会。组织的形式使密探很难渗透。有些场合以“班”为基础（一种借用卫斯理宗的组织形式），^[69]有的则经过甄别，这可能取自雅各宾或爱尔兰的经验。这样，作坊选出代表参加城镇委员会，城镇又选出代表到地区委员会，一个精心设计的体系建立起来，有可能掩蔽工作人员和委员会代表的姓名，甚至不让广大会员知道。（有时工作人员的委员会的秘密无记名投票决定，名单只有书记或司库知道）。^[70]万一当局探知了组织的某个部分，其他部分也可以安然无恙。

可怕的誓言和入会仪式可能也相当流行。梳毛工（或建筑工）的入会仪式许多人都知道——门里门外有岗哨，眼睛蒙着在死神像面前庄严起誓，以保守秘密等等，对这些情况的可靠性没有理由加以怀疑。

这种誓词有许多来源，它部分来自共济会，部分来自古老的行会传统，或来自陈腐的民间仪典，比如市民的立誓等。“自由编筐人协会”在18世纪中期使用的誓词，就要求会员忠诚、卓越地保守行业机密，不传授给“除有权获得本技巧之外的任何人”，作为本会弟兄和自由人应履行一切义务。^[72]弗莱彻中校在博尔顿的特使找到一份更令人毛骨悚然的誓词，据信是爱尔兰“绿带会”^[73]使用的：

19世纪早期的誓言就是这些完全不同来源的混合。卢德派主要取自爱尔兰传统，工会则主要取自行业及共济会传统。^[75]入会起誓也许在伦敦手工业和其他大城市的工匠中最早废弃。但入会仪式和起誓在北中部(及其他地区)持续下去，直到结社法废除后好久还在用。它不仅被当成是抵抗雇主的安全措施，也因为它成了工人道德文化的一部分——意味着团结、忠诚与威吓，而这些对工会的存在都至关重要。1831年老机匠工会哈德斯菲尔德分会成立时，就买了一把手枪，一本圣经和十码窗帘布；显然，会费开销的第一笔钱是买入会式用品。在1832至1834年的总工会运动大潮中，宣誓似乎有所恢复，尤其在神密的约克郡“各业工联”中更如此。矛盾的是，“保持沉默”的传统好像骤然间达到一个过度夸张的仪式的最终阶段，而这个阶段远不是沉默的。绅士们惊惶地听到谣传，说有所谓“庄严可怕的誓言”，令工人杀死叛徒和坏主人。有人见煤窑子和建筑工人走进客店，在里面“发生嘈杂的声音，仿佛是在军训，……一个晚上通常要放四五十发枪弹，每个人在起誓后，立即向他头顶上开一枪。……”^[76]工会领导人西米恩、·波拉德不承认进行过这种起誓，但1825年领导过梳毛工罢工的约翰·特斯特（现在却坚决反对工会运动）却挖苦地写到工会在那一套行头上所花的钱——短剑、死神、布影、袍子、旗帜、战斧以及大大的像军用钱箱似的空盒子。利兹附近的法斯利有一个爱尔兰年轻人因破坏罢工，被一群不明身份的人殴打致死（1832年12月），在调查这件事时，查出的一些细节大概是可信的。工会一个支部每星期在“海湾之马”酒店聚会，一星期付3便士使用三楼的一间私室：

死者的父亲作证说，他曾在雇主要求下参加工会，以便揭露其图谋。他的说法看来是可信的：

在一个早已忘记战神的时代，我们可以引用一下工会挑选出来读给新入会者听的那些赞美诗段落：

这种誓词和这种赞美诗，摆在一家旅店后厅的死神像前，对那些仍旧畏惧迷信的人来说，确实是严重的事——他们中有一些可能虔信过乔安娜·索斯科特，或卷入卫斯理的宗教复兴。况且，一个人在工作时，当然也可能在酒店或教堂时，要抬起眼睛，就能遇到其他信守同样保密誓言的人的目光。正是由于某种这样的宣誓，多尔切斯特的农业工人“托帕德尔烈士”在1834年被流放，而在此之后，宣誓就迅速地不再使用了。在利兹的亨斯莱特草地举行的一次抗议多尔切斯特审判的群众大会上，一位著名改革派公开宣布：

然而对非法活动的岁月，我们却不能给它涂上太多的英雄色彩。客店后厅中作出的许多事都是单调无味的，其中有大量共济会善后会那种实实在在又无声无息的事务。在平时，许多最坏的情况不是由雇主引起，而是因为领导人无经验或办事疏忽。慢慢积累起来的资金可能因领导人潜逃而丧失，又不可能诉诸法律去追索，就像针织工杜克斯伯里分会那样，他们愚蠢地信任分会书记，这个人“看起来是个能干、笃信宗教的人”。^[80]工作人员一般虽不领取工资，但委员会开会时却用工会资金大喝一顿，工会的社会作用是很重要的，但早年帐簿中留下了足够的证据，说明约翰·特斯特的另一个抱怨并非虚构：

没有理由说秘密活动传统应该是沼泽中的夜半集会而不应该在酒馆举行。这两个地方都不会有绅士光临，陌生人只要一走到柜台，就立刻会引起注意。保守秘密不能只看做起誓和仪式，在战时及战后年代，它还包含一整套行为规矩，这几乎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工作中不需要领袖或代表去与雇主交涉工人的要求；而只是留一个暗示，给监工一点提示，或给雇主留一张没有签名的字条。假如要求未被满足，（那么在小作坊中）是没有必要来一次正式罢工的；工人会拂袖而去，或写一个离职报告。即使查出了领袖，也可能得不到他们活动的证据。1804年威克菲尔德某个地方官写道：“他们变得极其谨慎，故无须总罢工，也不与雇主对话，他们只要把事情做得让雇主一看就懂，却又不可能提出证据说他们在结社。”^[82]普雷斯20年后写道：

此外，非法状态意味着工会人士时常要依靠直接行动，去争取那种既不能诉诸法律，又不能有公开谈判的要求。这可以采取多种方法。较温和的形式大概就是强大的道德压力。低于工会工资率以下工作的匠人会受到抵制，“非法”工人会发现其工具“不见了”，或被其工友们“罚款”。在斯皮特菲尔兹，丝会断在织机上；在呢绒区，料子会被剪破；针织业中，织袜机上关键的部件“开关”会不翼而飞。工贼和坏主人会知道有人在盯梢，砖头会从窗子里飞进来，晚上则可能在小巷里遭到伏击。格洛斯特郡的织匠工贼被放在自己织机的大梁上扛出去抛进池塘。有时甚至应用更激烈的威吓形式；在格拉斯哥、都柏林、曼彻斯特和设菲尔德都有零星的报告说有过或企图有暗杀行动，向作坊里扔硫酸、火药包。最轰动的事件广为传播，就连中等阶级持同情态度的人，其心中也会生出对秘密工会暴力性质的深刻恐惧。^[84]通常，这一类直接行动总是被工人社会的道德文化小心地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人们把工贼看做一种威胁，从勤奋工作，无辜受害人的嘴角夺走面包；然而，虽说他遭到袭击或“受到教训”时并没有人同情他，但对其暗杀或伤害的行动就得不到道义上的支持。卢德运动是这种直接行动的延伸，但它也被小心地控制在这种无须言明的法典中。就连在森德兰和北希尔德这些民风粗犷的煤村港镇中，凶猛的示威和暴乱往往发生在较为固定的组织活动之前，暴力也有一定的界限，它可以感到却难以描述。

矛盾的是，秘密活动和偶尔出现的暴力，持续不断，这反而使取消结社法的论点更为有力。弗朗西斯·普雷斯的论点是人所共知的：

普雷斯自己关于废除结社法的宣传运动很成功的说法，被人们如此经常地加以引述(而且不作任何批判)，以致现在变成了某种传奇。据他说，战争结束后不久，他就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在议会内外开始宣传。而在这方面工会人士几乎未给他帮助，反而还有一些抵触：

最后他找到约瑟夫·休谟这样一位议员，既有能力又有恒心，还深得大臣们信任，由他在下院指导废除结社法的行动。小组专门委员会满是支持废除结社法的人。在院外，普雷斯为工会运动设立了一个常设总部，准备了最好的证人，向休谟提供材料证据。1824年，他们靠“保持沉默”的战略通过了一项提案，通过时竟如此“沉默”，就连最坚定的支持者都受到警告，要他们不要讲话。这议案不仅废除了讨厌的结社法，还公然使工会会员不受习惯法里密谋罪的起诉。接着就掀起一股公开组织工会和罢工的浪潮。1825年雇主和政府对此都发动反攻，他们任命了一个新委员会，指望它建议恢复镇压性立法。但普雷斯和休谟再次不懈地工作，抗拒或修改这种立法。请愿书源源不断地来自各地，议会走廊中全是代表团，要求作证。结果，1825年的修正案在这一点上收紧了，它规定用任何形式说服或恐吓非工会会员即是犯罪，然而让最主要的成果保留下来：工会运动和罢工不再像以前那样是犯法的了。^[87]

这个说法并非不真实。普雷斯的成功是聪明的幕后操纵加以大量辛勤的消息灵通的院外活动的伟大胜利。对有利和不利的因素，他一点都不放过。他知道他在和一个充满了绅士的下院打交道。绅士们对工会问题感到厌烦，其中有些人不喜欢工业，另一些人则把“自由放任”当做无可怀疑的教条，而多数人则对这一类问题迷惑不解或漠不关心。普雷斯是充分地利用了这种现实。但他的说法又早就该重新审查了，下面这几点就应该加以考虑。

首先，工会人士有理由怀疑普雷斯。他们的苦难不仅由于通过了结社法，而且（这一点可能更重要）由于同时取消了过去保障工人利益的一切立法而更加深了。^[88]但普雷斯和休谟都是正统“政治经济学”的信徒，曾积极参加与撤销一切限制“自由”资本和“自由”劳动的立法。因此在1812年7月，当格雷夫纳·亨森为通过一项保护针织工的提案进行院外活动而面临强烈反对时，他伤感地写信给诺丁汉委员会说：“休谟先生站在亚当·斯密博士不干预贸易的立场上反对我们的提案……。”取消伊丽莎白第5年第4条立法中有关学徒制条款的动作是由普雷斯积极筹划的，组织这场取消运动（1813——1814）的制造商雇主委员会由亚历山大·盖洛韦任主席，他曾是伦敦通讯会以前的助理书记。现在他在铁园的工场是伦敦主要的机械厂。雇主委员会的书记约翰·里克特又多少年来一直是普雷斯最亲密的伙伴。这件事曾受到工会的激烈抵制，成百上千的请愿书递进来，要求保留或延续使用学徒法规，总共有30万人签名。普雷斯把工人的反对（还有一些伦敦手工业中小业主）的反对，斥为“固执”——“证明帮工”完全不懂他们的真实利益。因此，工会人士在1824年仍然对普雷斯及休谟的“动机表示怀疑”，这就一点也不奇怪了。^[89]

其次，普雷斯根本不是在进行一场“单枪匹马”的斗争。事实上，格雷夫纳·亨森就走在普雷斯前头很远（他在工会会员中更有威望，尤其在特伦特河以北），他起草过一个提案，得到考文垂激进派议员彼得·穆尔的支持，穆尔在1823年提出这个提案。普雷斯和休谟迅速行动，既是为了促成自己的提案，也是为破坏亨森的提案。亨森的意见按普雷斯的话说，常被斥为“复杂而荒唐”，是“一大堆谬论”。韦伯夫妇较为审慎地说那提案是“精心制作的"，既废除结社法，又“为调节计件工资和解决劳资争端设计了一套复杂的机制”。他们继而评论道：“其中有一些建议令人赞叹地预见了后来的工厂法，但实行这些措施的时机却不成熟”。他们还继续赞扬普雷斯卓越的政治敏捷性，使用了高度迂回的费边技巧，将亨森和穆尔推到一边。^[90]

其实，普雷斯的“政治敏捷”不过是这样：他相信结社法不仅是秘密活动和暴力活动的原因，也是罢工和工会运动本身的原因。受到他在小裁缝铺里经历的影响，他以为雇主和雇工在完全自由的条件下，每个雇主就能多少宽厚地解决他与工人的问题。供求规律会调节劳动的价格，而在少数情况下地方官的仲裁能够解决困难。他在给休谟出谋划策，建议他如何能压倒穆尔时说，“事情其实很简单”，

1825年他写信给伯德特：

“这就是防止争议的方法……。”这句是普雷斯一切院外活动的基本注解。《爱丁堡评论》上发表的“政治经济学”老前辈麦卡洛克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相似的论点，正是这篇文章促使许多议员支持废除结社法。亨森自然没有这种谬想。然而作为一个外作工，他从自身的经历中知道，对手织工、针织工及其他工人来说，仅有工会运动还不够，因此他的提案想提供一种积极的保护机构。对此下院可能还不“成熟”，但外作工却是急不可待需要的。

工会对1824和1825年事件的反应，现在看来比较好说明了。他们看亨森的提案被排挤掉，这样做的人过去曾反对工会要求，并和政府好像有某种谅解。因此，在早期阶段就相当不愿意出来支持；而当他们确实出来给休谟委员会作证时，普雷斯又发现他们满是保留：

当他们看到普雷斯快要成功时，就给他支持，但并不热情，而是出于有比没有好这个原则。一旦结社法废除，他们就急切地利用这种新自由。1825年，在结社法似乎又要恢复时，就连政府也被铺天盖地的抗议、请愿、集会和各行业代表团吓坏了，从兰开郡、格拉斯哥、约克郡、泰恩河畔来的“聪明警觉的人”，现在到议会来观察议程的兰开郡棉纺工领袖约翰·多米蒂写信给普雷斯说：想恢复结社法的任何企图，都会引起广泛的革命运动。^[92]

普雷斯是废除结社法的主要设计师，因此在工会运动史上青史留名，这一点自是理所当然的，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斥责工会“漠不关心”（如韦伯夫妇所说）^[93]，也不能低估当时那种欢快的混乱状况。普雷斯是个教条主义者，他希望废除结社法，是因为结社法冒犯了真的政治经济学（也因为他对工人阶级身受压迫感到愤慨）。他并不想靠磋商或协议来为工会运动“效劳”，他想控制工会代表，正如他操纵议员一样：“我知道得很清楚，假如要为他们效劳……就不能征求他们的同意，不能由他们说了算”。^[94]至于工会方面，他们认明了普雷斯，看出他是真心实意的，又有影响，就给他适当的支持，尽管他的提案并不是他们所需要的。普雷斯认为亨森的提案不能在下院通过，要使它通过比十年后才成功的马克斯韦尔和菲尔提出的调节织工工资的议案更难。他的看法基本正确。另一方面，普雷斯在废除结社法可能产生的后果问题上，可说是自己骗了自己，而部分地正因为这个幻觉（即废除结社法能防止劳资争端），才使休谟在一个冷淡或敌对的下院争取支持。

结社法一旦废除，进入这新的自由领域的，不是麦卡洛克的“规律”，而是像约翰·加斯特、多尔蒂、亨森这样一些人的组织。伦敦的工会人士没有到普雷斯那里，而是到托马斯·霍奇斯金那里去接受理论。有很短一段时间，某些工会善意地看待普雷斯关于劳资利益一致的福音。^[95]然而阶级合作的理论刚一问世，就受到各方面攻击，首先是加斯特的《行业报》，其次是欧文派社会主义者。^[96]除了几个手艺工会是例外，这个理论完全被拒之门外，在15至20年的时间中几乎对工会发展没有影响，人们不禁要问，普雷斯这位伟大的木偶牵线人，是不是自己被挂到工会这根线的线头上呢？

4．剪绒工和织袜工

以上是写在叙述之前的话。关于废除结社法的最令人信服的论点，首先是从未有效地防止工会运动发展；其次，工会的暴力活动流行，到卢德运动时形成戏剧性高潮。我们已试图从三个方面来接近卢德运动：某种政治“地下活动”的无形传统；史料的含糊暧昧，活跃的非法工会传统。现在我们要更详细地分析一下卢德运动产生的工业背景。

分析早就有人做过，^[97]但应由最新发现的史料加以纠正和补充。1811至1817年，严格意义上的卢德运动仅限于三个地区与行业，即约克西区（的剪毛工），南兰开郡（的棉布手工织工），以及以诺丁汉为中心包括莱斯特郡、德比郡局部地区的针织业区。

这三群人中，剪绒工或称平绒工^[98]是享有特殊待遇的技术工人，属毛呢工人中的贵族。手工织工和针织工是外作工，有很长的匠作传统，但地位正在恶化。剪绒工最近似大众想象中的卢德派。他们与机器直接对抗，他们自己和雇主都深知这种机器会取代人。剪绒工的工作在1800年行呢业调查委员会的听证中被描写成下面这样：

在这样处理以后，背面还要剪，然后查看疵点、修补、刷光、洗净、压平，也许还要最后修剪一次。^[99]所有这些工序都由呢绒工即剪绒工完成。除了清洁、拉（即张）、压之外，剪绒工的技术表现在中心程序上，即使料子的表面毛隆起来，然后将毛剪去或平掉。毛用起毛果隆起，平绒则使用很重的手剪（从柄到刃4英尺长，重40磅）两道工序都需要经验和技巧。此外，由于习惯上剪绒工的工资是成品毛料价值的约5%，“他们可由于精心操作或马虎行事而使一块料子涨价20%或落价20%”。这样，他们就处于异常强有力的谈判地位上。^[100]

至18世纪末，这套羊毛织物的整理已成为高度专门化的过程。有些大厂商将整个程序置于单独的“工厂”中，戈特在自己的厂房中就雇了多达80名的剪绒工。但多数商人从较小的呢绒商那里买回未完成的料子，然后把它们外放到作坊中去完成，在利兹这种作坊雇有“40、50甚至60名”技术工人和学徒；但在约克西区的村落里，较小的成品作坊只有五六个人。1806年估计在约克西区有3000至5000以上的剪绒工（第二个估计数包括学徒），另加上梳毛工，英格兰西部的数字大约是该数的1/3。^[101]

剪绒工就这样控制着成品阶段，而且和梳毛工一样，处于组织起来以排斥非技术工人的有力地位。他们形成约克郡西区呢绒工人的贵族，如果充分就业，在19世纪初期可以每星期赚30先令。他们向来就以“独立”或“不依附”的气质，以政治觉悟和疲塌好玩著称。《利兹信使报》一个通讯员写道：“剪绒工严格来说并不是受雇用的人”，他不认为自己是，也不把自己叫作这种人，他们自称是呢绒工而与鞋匠、细木匠、裁缝等等属于同一类。……他像他们一样爱来就来，爱走就走，根据其工作多少……决定他休息时间长一点或短一点。

据另一个记载，他们“花在酒馆里的钱是手工织工、整布工或染工的两三倍”，而且“在这个重要的行业里，是受雇于其中的最难管束的人”。^[102]

然而与此同时，他们是常常知道机器使他们的地位变得不稳，可以在一夜之间把他们从“精英”变成“一种对本行业毫无用处的人”。起毛机是一种旧发明，而事实上，导致卢德运动的许多冲突，其关键在于爱德华六世的一项禁止使用起毛机的法令。起毛机其实是一个简单的装置，根据这个设计，毛料在装着起毛果的滚筒中间穿过，而不是用手来起毛，剪绒工（以及某些整饰业）坚持说，起毛机只适用于最粗糙的料子，不适用于其他，它会把较好的料子拉坏并拉扯得太长。但企图用这种说法来证明手工技巧不可缺少，这本身就拉扯得太长。起毛机威胁到的是要把成品过程中的一道工序从剪绒工那里夺走，而新近发明的剪绒机则含有同样严重的性质。这种装置把两把或更多剪刀安在一个架子上，用来通过毛料表面，其简单易行就排除了对工匠手艺的需要。

反起毛机的斗争追溯到18世纪。虽说它在英格兰西部少数地区早就运用，呢绒工人却始终不满于它的使用。18世纪末，约克西区部分地区有少数起毛机在开动，但剪绒工组织起来，不让它被引进利兹。多年来，剪绒工在约克郡和西部各郡间川流不息，因为他们的技术可以互换，18世纪90年代，反起毛机的斗争达到热点，1791年利兹呢绒商发表公开宣言，表明他们打算引进新机器，此后10年，剪绒工捣毁了不止一架利兹的机器。1799年枢密院得知剪绒工有一个“总金库”，金额超过1000镑。

假如雇主想缩短某道最后工序，剪绒工就坚决要求向他们的基金付罚金。假如雇主退回活计，说它做得不好，事情就交给一个工人委员会来裁决。利兹一家使用起毛机的工厂当着“几百个”目击者的面被捣毁，但尽管后来重金悬赏，却找不到一个人出来作反对工人的证词：

健康俱乐部大概就是“协会”或“呢绒制造人共同体”(1802)的最初形式，总部在利兹；但1802年，威尔特郡是放火烧工厂和群众骚乱的中心。这也许不是力量，而是绝望的表现。在利兹，剪绒工组织太强大了，根本不可能引进起毛机。1802年8月，利兹市长写信给菲茨威廉伯爵说：

这些“可怕暴行”于18世纪最后几年在西部达到高潮。一两千人的大群骚动者攻击可恨的机器，1797年12月，萨默塞特郡有：

但在威尔特郡，已经有某些迹象表明，由于与约克郡西区相关的行业地位衰落，剪绒工已经被削弱了。短暂的和平时期，许多平绒工从军中复员，失业问题变得更尖锐了。1802年，“一个回到妻子和哭喊的幼儿身边的战士”从布雷德福(威尔特郡)写信给某位议员说：

格洛斯特郡一个女呢商收到一封更吓人的信：

无论爱德华六世禁止起毛机的法令如何古老，重要的是剪绒工知道这一点，并认为反对机器取代工人不仅是他们的“权利”，而且是宪法的权利。他们也知道伊丽莎白工匠法令中规定7年学徒的条款，以及腓力和玛丽时期限制每个雇主使用织机数目的法令。他们不仅知道这些法律，而且要认真执行这些法律。1802年，他们在约克西区争取民意，在与戈特的抗争中大受同情。他们反对新机器，看来并不出于轻率也并不绝对，他们有过这样的建议，就是逐渐引进机器，而为被顶替的人找其他工作，或对机器整的毛料抽每码6便士的税，用做失业者找工作的基金。剪绒工看来希望进行行业内部的普遍谈判，而对受“报复心和贪婪心”驱使的少数雇主的态度，感到特别愤慨。因为这些雇主“意识到……法律可以轻易地对非法结社判罪”，因而竭力主张利用这种便利。^[109]

正是如此，结社法中罪恶的阶级压迫在每一点上向他们压来。当习惯法中的密谋法或伊丽莎白第5年第4号法令被用来击败工会活动时，任何人企图实行法令中对工人有利的条文，一定会遭到失败或受经济损失。英格兰西部毛呢工人组织募捐，聘请律师提出诉讼，反对使用起毛机和没有学徒资格的人，但一次也没有成功。^[110]雇主受到很大震动，于是请愿要求取消呢绒业中的一切保护性立法。约克郡的毛呢工人也卷入类似的立法斗争。1802年至1803年间，他们花了很多钱请代理人，代表他们出席议会，派出证人代表帮工作证。雇主的提案在1803年受挫，议会已把精力集中在与法国重起的战事上，提案也就失败了。此后许多年，每年都几乎不经讨论就强行在下院通过一项中止法案，停止实施保护工人的所有立法，而半合法的协会则花费大量金钱，试图抵挡雇主的进展。1806年，一个剪绒工证人说，在过去三年中，仅约克郡一地剪绒工和手织工已经募集了10000至12000英镑，用以进行诉讼和出席议会。

与此同时，人们的怒气在上升，对剪绒工的支持也在增加。协会在约克郡已成为令人生畏的组织。不仅剪绒工声称几乎100%地组织起来（一个证人说：“我认为在约克郡只有不到20个呢料工不属于协会”），而且许多小业主和手织工也向其交纳会费。1806年他们的帐本被查获时，显示出许多其他类别的工人，要么隶属协会，要么曾接受其基金馈赠，比如说挖煤工、瓦工、羊毛分类工、呢绒工、细木工、锯木工、麻布整饰工、鞋匠、铺路工、家具制造工、花样模型工、造纸工等等，此外它还和曼彻斯特棉纺工有金钱支付关系。到1806年，剪绒工的情况实际上已基本融入工人总体的疾苦及要求中，对剪绒工来说这种疾苦是特殊的：起毛机和剪绒机好像要变得普遍起来，如果允许它们发展，我们中成百上千的人就要饿肚子了。对手织工来说事情则

含义更广：古老的伊丽莎白第5年第4号法令中的学徒条款还有用吗？能不能堵住非技术工人的决堤之水？所有工匠都把对恢复还是全部取消有保护性或调解性的旧的劳工法规的表示视为对当局的一次测验。因为这旧法规是惟一尚可盼望的对削减工资和因引进机器而削减人手的全面压力能够提供法律保护的法规。对许多小业主来说，家庭工业制本身看起来受到了威胁，他们中成千上万人参加了1805年39000人的请愿，支持一项限制织机数，禁止使用起毛机、加强学徒制的提案。1806年议会任命一个新的委员会调查毛呢业状况，这时从毛呢工人和小业主的多数集团中涌现出许多代表团给委员会作证，约克郡和西部地区都有，给人深刻印象。所有的证词都集中到对工厂制的厌恶上。委员会报告说：“他们坦率地承认希望保留这项法律（即学徒法），因此这不利于实行工厂制，因此可以阻碍其发展。”相对大雇主违反工作常规、破坏已有的生活方式而言，起毛机所造成的威胁只不过是一项总爆发中的一个因素而已。^[111]

如果说工人的作证受到1806年委员会冷淡的接待，这还是一种忧郁谨慎的说法。工人及其代理人受到鼓吹自由放任、维护秩序，反对雅各宾主义的人的威胁恐吓。请愿被看做是密谋的证据。剪绒工花钱派往伦敦的证人被当做罪犯受到盘问（有一个剪绒工曾规劝道：“只要我知道，我便会说出真相，我以面包担保”），工人从别人那里征集金钱并同西部地区的毛呢工人保持联系，这些都成了滔天大罪。他们被迫说出在工会中共事的干部的姓名，他们的簿本被没收，帐目被查看。议会委员会去掉伪装公正的假面具，把自己变成一个调查审理的法庭。它向议会报告说：

委员会从剪绒工组织那里看到“存在着一个系统而有组织的计划，它既有效又危险，这不仅是因为其力量壮大，也因为这种力量有呼之即出的……便利及机密。……”正是这一点，需要“议会”认真而严肃地加以考虑"。^[112]

协会于是转入地下。接着的两年多，议会继续通过中止法案。1808年剪绒工再次请愿，声称“关于使用那种机器的大问题……已提交给这么多届议会，花费都把我们弄垮了。”最后，1809年，毛呢业一切保护性立法全都取消（包括学徒期、起毛机、织机数目等）。通向工厂的大门被打开了，现在可以使用起毛机、剪绒机，也可以雇用没有技术的工人和童工，而凭借宪法手段来作出补救的道路则最终被堵死。如果说剪绒工队伍中曾有过“合法”派和“卢德”派的话，那么卢德派现在占据了上风。早在1805年，皇家兑换保险处就收到一封匿名信：

1806和1809年之后，任何使人想到毛呢业帮工可以指望议会立法来保护他们地位的立法都消失了。在实行枢密院令^[114]的那些萧条凄惨的年代里，一些大雇主抓紧安装新机器，想依靠廉价劳动力垄断剩下的那一点贸易，卢德运动就几乎以必然的逻辑出现了。对剪绒工来说，内德·卢德^[115]是古老权利的捍卫者，是失去的法律的维护人：

但卢德运动的信号却首先来自针织工，而不是剪绒工。他们的情况很复杂，没有因为像起毛机那样单一的讨厌机器而引起他们的造反，而且就他们来说，合法的策略和卢德式策略似乎并不交替，而更像是同时使用的战术。这里我们首先要阐述的是合法这一条线。

战争中针织工被贫困打倒的过程，和手织工衰落的经过很相像。但织袜机却比多数手织机贵得多。行业控制在袜商手中，生产由织袜工进行，他们在自己家里工作，或是在袜匠师傅的小作坊里工作。有些织袜工^[117]自己有织机即织架，但1800年以后则日益归袜商所有，或者归一些独立的投机商，他们在织机上投下多多少少的资本，由此收取租金，正如同房产主所做的差不多，因此，除有关工资减少，工作习惯的一般抱怨外，还加上有关租机的切实抱怨。袜商事实上有两个手段可以降低工资；一是减少工作报酬，二是提高机租，正如在手织业中，最不谨慎的雇主败坏了全行业的情况。

1811年，全国大约有29000台织袜机，50000人在该行业工作或与这个行业有关。^[118]虽说伦敦这个17世纪的织袜业之乡还保有一小块织袜区；但现在它主要集中在诺丁汉——莱斯特——德比三角地区。如同约克郡的呢业一样，有少数大作坊或“工厂”发展起来。但到这时为止，绝大多数织袜工在工业小村落中只有三四架织机的作坊里劳动。与有技术的剪绒工不同，针织工是外作业，其地位特别容易受剥削，他们也就和手织工一样顾惜往日的好时光。关于18世纪下半叶的情况，人们各有各的说法，但从1785到1805年，看起来就业率相当高，一天工作12小时每星期可得工资14或15先令。18、19世纪交错时织袜业面临着困难的重新调整。反雅各宾协会阴沉的调子使革命前那种豪华长筒袜的需求下降，虽说在某种程度上，这由普通袜子需求量增加及逐渐引进了机织花边而得到补偿。织袜工的前景越变越坏，反应也很强烈。正像手织工的情况一样，可发现一些地方官和雇主，他们把工人的不驯服归咎于以前富足所造成的“骄奢淫逸”，“一个星期的前半周工人们就是谈谈政治、赌博或在酒馆里消磨时光，而不是尽工作义务，剩下来的三四天就足以赚到应当付当前花费的钱了”——“下层等级大手大脚腐败堕落到令人难以相信的地步，他们几乎全都被腐化了……”。^[119]

织袜工的疾苦很复杂，要想全盘了解，就要细心关注织袜业的详细情况。^[120]中部地区不仅织普通袜和花式袜，也织手套、背带、女用长臂手套、网状女衬衫、马裤、领巾及各种其他物品。莱斯特产许多精工制品，在卢德运动时期，不像诺丁汉受的打击大。但所有的不满都针对最不谨慎的袜商为节省劳动力和降低产品价格而采用的种种方法。有些村落中，“实物工资制”极为流行，几乎要掩护真正的工资。工作由复杂的计件法计酬，如织花边，就看花边上丝绒的粗细。工人抱怨说，他们的工资在较粗的活计中给他们的报酬一直太低，而且往往还不肯使用一种叫做“网架”的测量丝绒粗细的工具。织袜工还要从不足额的工资中扣除缝合接口、买针、灯油、领取活计的费用等等。不谨慎的中间人或私商，即所谓的“背袋子袜商”，走村串户地劝那些工作量不足或是想节省时间、不肯把他们的产品拿到诺丁汉大袜商仓库里去的织袜工接受低于工资率的活计。但最严重的不满是针对“剪裁袜”和“使用生手”的。中等阶级激进报纸《诺丁汉评论》曾写道：“诺丁汉及其附近并没有出现新机器让工人对其施行报复。”

剪裁袜子（及其他产品）由织好的大块袜料制成，大块料在宽机上织出，然后裁成所需要的形状，再在接口处缝合起来。^[122]这种产品便宜，而且和传统的织袜机相比，它可以成批生产。但行业内对此极不喜欢的理由很多。工人及许多雇主认为产品太低劣，缝合工序又分开进行。在不懂行的人眼中，它们和正品完全一样，因此可以压低用“手艺人风度”造出来的袜子的价钱一而这正是南美市场崩溃、枢密院令引起的总萧条导致需求下降的时候。此外，剪裁袜低劣的质地还打击了工匠的工作自豪感，并使全行业的产品信誉普遍下降。进而，这些弊端又直接导致“使用生手”，也就是雇用非技术工人或过量的学徒。粗制滥造推动了廉价的无技术性劳工的泛滥，针织业降格为一种“不体面的”行业。

像剪绒工一样，织袜工在保卫自身地位时，既有合法斗争又有暴力斗争的漫长历史。一个针织工公会从查理二世那里取得特许状，但在18世纪，中部地区事实上已突破了它的规定，而公会也已变得默默无闻了。1778至1779年之间，他们曾下决心争取一个法定最低工资。提案失败后，骚动和毁机行动就紧跟着而来。1787年，袜商和工人谈定了一份工资表，它在某种程度上实行了20年之久。从1807年起，工资下降，织袜工再一次使用合法宣传手段。古老的针织工公会复活了，帮工要交纳高达1镑13先令6便士人会费，接着又开始采取一些行动。一场反对“生手”的试探性官司打赢了，但陪审团判决的1先令赔偿费并不能阻止其他人犯法。工资从1807年的水平下降1/3。1811年，已成为工人们杰出领袖的格雷夫纳·亨森试图用结社法起诉雇主，这是有案可查的很少几次行动中的一次。他提出证据说，有一些雇主联合起来降低工资，而且在诺丁汉报纸上刊载了他们的决议。地方官不肯听他陈述，市政书记官则不肯签发令状。^[123]

正如剪绒工的情况一样，针织工感到可以保护他们的一切法令都废弃了，或者不再受重视，而依靠工会活动来维护他们“权利”的尝试，又都属于非法的。尽管在1811年以前有些袜商也希望制止“剪裁法”和“生手”，但阶级分野却一日甚于一日，以前曾存在于政治上是激进派的雇主与其帮工间的亲切感，现在消失了。不过很有理由设想，在1811至1812年，某些按习惯支付工资，又不生产“剪裁袜”的雇主是相当同情卢德派宗旨的，即使并不同情卢德派做法也罢。在诺丁汉，和约克郡一样，卢德运动很有针对性。只有工资偏低或生产“剪裁”袜的织机被毁，而织机上的成品被抖乱或货担上的货物被拦截时，“剪裁袜”被毁掉，织边良好的袜子却安然无恙。这种区别，清楚地体现在“卢德将军的胜利”这首歌中：

事实上，针织工甚至为捣毁机器寻找了法律依据。在查理二世的特许状中有一个条款授权针织工公会指派代表检验产品，可以把制作低劣或弄虚作假的产品剪成碎片。卢德派就把这种权力视为权利。针对地方官反对卢德活动的公告，他们发表了一个反宣言，使用“鉴于”、“无论何时”等公文套话，声称他们有意也有权“销毁织造下列膺品的任何种类的织机，及不按迄今为止雇主及雇工双方同意的正常比率支付工资的任何织机”。宣言下面附着一张犯忌的机型及开业活动的一览表。^[125]

诺丁汉卢德运动主要在1811年3月至1812年2月间，在此期间又有两次高潮，即3至4月和11至次年1月，当时毁机活动蔓延至莱斯特郡和德比郡。整个运动过程砸毁织袜机约1000台，价值大概在6000镑至10000镑之间，无数的成品被销毁。下面我们还要谈到这些事件，但在诺丁汉，卢德行动和合法抗议很有趣地相互交替。而且可能两种活动都受同一工会组织的指导——至少到1814年都是这样。在这个组织里，卢德派和宪政派（可能由格雷夫纳·亨森领导）也许意见不同。在议会把毁机活动定为死罪的法案通过后，卢德运动的主阶段结束，“内德·卢德”的《宣言》将此法案斥为“无效”，因为它是用“最骗人的欺诈，偏私和到处拉票的方法”通过的。但1812年2月法案的通过使针织工极为震惊。他们立即组织起半合法的“针织工联合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文件（1814年被缴）有许多至今仍保留着。

诺丁汉委员会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与伦敦、莱斯特、德比，甚至都柏林、杜克斯伯里和格拉斯哥建立通信联系，试图推迟通过这讨厌的法（并没有成功），以使议会能听到他们的陈述。他们收到的回信显示要形成合法组织是多么困难。莱斯特的来信（1812年2月20日）说：

德比来信（1812年3月3日）说：“本腐败选邑的地方官不容忍536我们开一次行业会议”。在伦敦只有100名左右的织袜工仍在开工，哈顿莱园的地方官就比较帮忙，但（据1812年3月4日来信）“两个警官出席会议，以使地方官对我们议事的合法性感到满意”。杜克斯伯里也有人写回信（3月2日）说地方官阻止了一次集会，信件也被拆开了。托马斯·卡瑟姆，他和亨森一起（主持通信）给“吐克斯伯里”市长写了一封辛辣的信：

应当知道人民“是会被迫犯罪的，当他们不能行使权利时，就会进行复仇”。但尽管有种种困难，上述这些中心还是都建立了织袜工委员会，而且和设菲尔德、阿什菲尔德的萨顿、贝尔珀、希纳、卡斯尔、唐宁顿、戈达尔明等地保持了通信联系。^[126]

诺丁汉委员会的目标是促成一项提案，使织袜工得到议会的救助。有几个委员会提出为拟订一项关于最低工资而请愿，诺丁汉委员会反对这些建议：

显然，亨森和他的同伴已测算过会遇到多大程度的对抗。若想取得工人所要求的工资增长（诺丁汉委员会争辩说），就必须制定更详尽的立法，来防止间接削减工资：

所以他们想起草一个提案，其中包括一些详细的条款：（1）用“插杆”即织袜机里的钢丝数来规定袜子的规格；（2）给一切袜子强制打标记，以区别质地好坏；（3）强制使用网架，以便能估计机制花边的报酬；（4）禁止仿制滥造优质产品；（5）强制每个作坊公布工资表；（6）授权治安法官调整租机费。

最后，他们草拟了一项提案，以阻止编织制造业中的欺诈陋习，其中有以上条款中的几条，还包括禁止用“实物”支付工资。1812年3月，他们忙于送募捐单和支持提案的请愿书，到4月底，在针织工中征集到一万多签名（“注意：本行业一切男子都可签名但女子不可”）。其中：

募捐单表明在织袜工队伍以外也受到广泛支持——酒馆老板、杂货商、面包师、屠夫、磨坊主、农场主、印刷工、某些织袜业雇主，还有许多工匠都解囊相助。还有人向健康俱乐部呼吁捐款。6月，当提案送交议会时，一个士兵写信表示愿在大亚茅斯民兵团里征集募款，而诺丁汉委员会则感谢“拜伦勋爵的慷慨捐赠”。

4月下旬至7月末，亨森、拉奇、莱瑟姆及其他代表经常在伦敦，密切注视提案的进展。他们发回的报告对伦敦很不恭维。因为他们不仅发现有技术的工会人士目中无人，而且发现工会538给他们的经费补助极度紧张。4月22日他们报告说在小伙子巷“双颈天鹅”旅馆住了第一夜：

（5月亨森已回到诺丁汉，他写信问他的同事：“伦敦的气氛是不是好一点了。”办事开销很大，基金大部分用在提出法案和议会活动上了，但代表们也需要路费和其他开销（亨森在6月中旬匆匆访问都柏林），他们的妻子得到一些津贴（每星期14先令），也给全部时间花在募捐上的委员会委员一笔津贴（每天3先令）。织袜工本身的反响也不同，莱斯特地区毛织袜业不像诺丁汉地区棉织袜业受影响大，因此热情也小，拉奇在4月写道逮城里只有五六个好汉，他们主要是绿林英雄”。^[127]5月份一个委员失望地写道：在诺丁汉郡织普通袜（使用两根针）的村落里缺少支持，这个行业的人怀疑提案主要对织花边和丝袜的人有利：“我已经出来两天了，但弄不到一分钱，他们滑机（稽）地看着我，好像我是个放牛的。”几个月过去后，人们开始问花在维持伦敦代表团及他们在家的妻子身上的钱（这种嫉妒心理在每一个早期工会那里都无可避免地存在）。并且，正当织袜工委员会在奋力压制砸毁机器的活动，因为它可能损害自己在议会的努力时，诺丁汉的情形却激动起来，3月份，当地有7个卢德派被判处7年或14年流放。委员会即使没有把卢德派领袖吸收在自己的行列中，它至少也肯定知道谁在指挥上一年的活动。4月，中部地区动荡局势中惟一一次暗杀企图发生了——一个叫威廉·特伦特姆的袜商在家门口被打伤。在此之前，曾有一封来自“上尉”的匿名信，指责特伦特姆给女工的工资不足：

莱斯特地方委员会的书记失望地给伦敦代表团写信说：我听说诺丁汉的袜商特伦特姆先生星期一晚上在自家门口被枪击，有消息说上星期六他裁减工人工资，每双袜减掉两便士，还叫他们去告诉内德·卢德。我不知道这事的真实程度如何，但现在这种时候肯定不能用奇耻大辱来激怒公众。事情在伦敦的发展有一点悲怆的味道，织袜工代表——特别是亨森——在审理提案的议会委员会前深刻感人地描述了工人的情况。^[128]代表们也拼命进行院外活动，把劣质产品的样品和漏织脱线的残缺品拿给议员们看，将最好的成品分送给有影响的人（从织袜工委员会的基金中开支），还送给摄政王几双袜、一块丝巾、一个丝夹子和几块手帕。西德默思和蔼地接见了代表团，为他女儿定做了几双袜子和一块头巾，代表们看起来是要成功了。在提案三读前夕，亨森带着胜利的口气写信给诺丁汉说（1812年6月30日）：

两天后他写信时就丧气了。休谟反对提案，随后下院就休会，“在场的不满40个议员，我们的事提交讨论时他们就像失了火一样往外跑”。几个月的请愿、募捐、牺牲和成立合法组织的尝试就此结束。在小组委员会上，下院接纳了最后一分钟送到的莱斯特及诺丁汉袜商的陈言请愿，因而决定划掉提案中与织袜业有关的一切条款，只留下与花边及实物工资制有关的无力条文。亨森把这个消息写在一封信里送回诺丁汉，附加了下面几句愤怒的话：

由于希望某些条款能重新加上，代表团就拜访了激进派领袖：

被阉割的提案确实通过了三读，虽说在7月21日，休谟又作了一次反对提案的长篇演讲：“大臣们支持提案，它通过时下院只有12个人，所有的爱国者都照例走开了”。但很难理解“政府方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因为3天以后，提案被上院否决了。最强烈反对提案的（没有人支持它）是西德默思的发言：他“对天起誓，再不能让这种原则在任何提案中带进下院”。^[129]

针织工组织的历史并不到此为止，简言之，提案失败后委员会采取措施加强工会。他们调查了“木匠、裁缝、鞋匠、刀具匠是如何管理工会的”，起草了一个新章程（也许由塞缪尔·罗米利爵士建议），工会取名为“争取议会救助、鼓励机匠改进机械的协会”。^[130]如此它实际上存在了大约两年，发放养老金、失业救济、罢工补助。工会不成功地雇用了一些会员直接进行生产，这些活动足以有效地阻止卢德运动的一次复发。然而，1814年毁机的行动再次爆发，一种说法认为这有违亨森和“合法派的愿望，另一种说法则认为这是加强工会的补充手段，卢德派小股队伍实际上接受了工会的基金援助。诺丁汉一个大织袜商铺子里发生罢工，导致袜商和市政团一个“秘密委员会”采取行动，而市政团早就使用密探刺探工会活动。工会两名领导人被捕入狱，工会的文件也被没收。砸机活动一直到1817年都时有发生；但同时也很清楚，就在这相同的年份里，工会也一直活跃在地下，秘密活动一年一年地让位给群众有组织的公开示威，让位给公开的谈判。^[131]

这些历史大体上属于卢德运动的余波。但调整针织业的提案流产的过程，却使卢德运动时期工会的困境变得明显起来。虽说我们手头没有文件可以使我们弄清楚手织工和剪绒工领袖的想法，但1800至1812年间，他们一定在花费巨大又一无成果地向议会求助时，遭遇了同样的经历。前面我们略为详细地追述了兰开郡棉织工的历史。但必须注意：兰开郡的卢德运动产生过家长式管理和自由放任之间的冲突，这恰如织袜业和呢绒业中的情形一样。迟至1800和1803年，手织工在进行了激烈的鼓动后至少还在“棉业仲裁法”中得到了正式的保护手段。他们和格拉斯哥的棉织工已有通信来往。而且（在博尔顿的弗莱彻中校看来），他们的鼓动“源出于雅各宾会社，目的是用来使手工织工的心境始终动荡……”^[132]但仲裁法的胜利却是一个幻像。地方官获得居中调停和强制实行最低工资的权力，

1807至1808年，争取最低工资法的宣传活动进入第一个紧要时期，有许多请愿、示威和罢工活动，结果是汉森中校被捕入狱。^[134]有一个苏格兰人证明说他曾在组织中发挥过战斗作用，他记得很清楚，1809至1812年曾有过一个全国性织工工会，中心在格拉斯哥，苏格兰、兰开郡、卡莱尔和北爱尔兰都是坚强堡垒。^[135]1811年，手工织工重新动员争取最低工资法，曼彻斯特的4万名织工，苏格兰的3万名织工和博尔顿的7000名织工在一份请愿书上签名，要求保护并反对肆无忌惮的雇主：1812年，手工织工委员会似乎出现了分歧，兰开郡人不再指望能受到保护，于是转向卢德运动；格拉斯哥和卡莱尔人则到法庭上去打漫长而花钱的官司，提出调节工资和学徒制的问题。格拉斯哥人甚至还打赢了官司，但这是在提交高一等法院并花费巨大开销之后才取得的。但是制造商立刻就拒付地方官在州法院商定的最低工资，结果（在1812年11和12月）从阿伯丁到卡莱尔发生一次纪律严明又大受支持的大罢工。工人们（据里奇蒙说）决心靠“同时并举的道义努力”来取得法律所赋予的工资，并决心为“其阶层力争立足于社会的最后基地”。格拉斯哥领导人（“极其冷静又极有能力的人”）曾在每一点上都费尽心机地请教律师，努力在法律范围内行事，这时却因此而被捕，判刑4至18个月不等。两年后，伊丽莎白第5年第4号法令中的学徒条款被废除，一份新的请愿书（这次是来自兰开郡手工织工）宣称：“废除上述法律的提案使请愿者的心冰凉透彻，无可名状，他们不再存有任何希望……。”^[136]

格拉斯哥手工织工领袖的遭遇最冷酷地表明了这时工会的困境，我们可以在这一点上把我们的分歧收拢来，找出促成卢德运动的原因。退回到经济主义这种毫不说明问题的理论上去当然很容易，它把卢德运动简单地归咎于枢密院令及其后果。的确，拿破仑的大陆封锁体系及枢密院的报复性禁令瓦解了英国纺织业销售市场，兰开郡、约克郡及中部地区的工业因此而停滞不前，战争和接连不断的歉收又把粮食价格抬高到“缺货”的高价水平。但用这些来解释卢德运动是不行的，它也许有助于解释卢德运动的时机，却解释不了卢德运动的特点。1811和1812这两个荒年在已有的痛苦上又加上持续的饥饿这个最严重的痛苦，从而使最不道德的雇主所采用的节约劳动力、降低劳动力价值的每一种方法（如动力织机、平绒机、剪裁袜等等）变得更加使人反感。但卢德运动并不是盲目的反抗，也不是抢粮风潮（像其他许多地区发生的那样）。也不能把卢德运动描述成“原始”的工会运动。因为正如我们所知，组织和掩盖了卢德运动及为其辩护的人远不原始。他们机灵而诙谐，其中有一些仅次于伦敦的工匠，是“勤劳阶级”中最有代表性的人。少数人读过亚当·斯密的书，更多的人对工会法有研究。剪绒工、织袜工和手织工有能力管理复杂的组织，承办其财政、通信事务，把代表远派到爱尔兰，或与西部各郡保持正常的联系。所有这些人都通过他们的代理人与议会有所交往，而诺丁汉经过学徒阶段的织袜工还是市民和选民。

应当这样来看待卢德运动：它起于家长式立法消失的关头，起于把自由放任的政治经济学强加给工人、而不顾其愿望和心意的时刻。这是从14和15世纪就开始的历史的最后一章，而这部历史的主要部分则见载于托尼的《宗教和资本主义的兴起》中。诚然，这种家长式立法的多数就其本意来说不仅是限制性的，而且对工人还是惩罚性的。然而，在这各法统中有一个一切人共有的仁慈国家的虚幻影子，它对肆无忌惮的制造商和不仁不义的雇主们不仅有司法的，而且有道德的制约，帮工们在其中总还算是国家的一个“等级”，而不管其地位如何低下，至少从理论上说，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可以请治安法官仲裁或保护，即使事实教育工人只能期待含混的答复；人们却仍根据这种理论来对待地方官。工业的作用是为受雇于其中的人提供生计，而明显地损害“行业”利益的实践和发明，则必须不加宽恕。帮工为其手艺而自豪，不仅因为它增加了工人在劳动市场上的价值，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手艺人。

这种理想也许从来就只是理想，而到18世纪末，也许就更加陈旧。然而在人们想象的理想世界中，它却始终是强有力的现实，工匠、帮工和许多小业主尤能与之产生共鸣。不仅如此，这理想还存在于传统制造业、社会团体的许可与习惯中。每当帮工们欢天喜地、隆重盛大地举行鞋匠的圣克里斯平节聚餐^[137]、普雷斯顿市的“行会”联欢或梳毛工的布莱斯主教聚会时，他们就大力赞美这种理想。早期半合法的工会组织在他们华丽的证件和会员卡上印着这种传统的标志，如平绒工有徽记，顶上是两把交叉的大剪刀，夹在正义和自由两女神之间；鞋匠则写上他们的口号：“让克里斯平子孙的产品踩在全体世人的脚之下”，所有工会又都有他们的宣言和声明，最后签着“受行业之命”。正如常发生的那样，当传统越接近尾声时，它就越充满缅怀的曦光。

此外，人们有时会忘记家长式立法消失得多么快。重要的“斯皮特菲尔兹法”迟至1773年才制定，经过某些修改而持续生效了50年，丝织工据此取得合法的最低工资——而这是其他织工和袜工所想要而徒劳无获的东西。^[138]棉织业的“仲裁法”（1800至1803年）虽无效却至少维持了“保护”这个概念。这以后，在10年之中，所有家长式的法典几乎全都扫涤一净。1803至1808年间涉及毛织业的规定全都暂停，1809年则根本废除。1813年伊丽莎白第5年第4号法令有关学徒的条款被废除。

1814年，则轮到授权地方官实行最低工资的条款（而未完成工作就离职即算犯罪的条款却保留下来了）。1814年刀具业中学徒资格的限制被“设菲尔德刀具工法”废置了。就在这10年，工人可以因为直接的工会活动而受到结社法的惩罚，于是日益求助于法庭，企图加强行将消失的立法。由此，才会有毛呢工针对起毛机和学徒制的诉讼，有织袜工针对“生手”和“实物工资”的诉讼，有棉织工针对学徒制实施最低工资的诉讼，以及1809至1813年伦敦各业造车工、制锁工、机器制造工等等就类似问题而进行的十多场官司。^[139]其中大多数案子都不成功，少数几个成功了，却耗尽工会的基金，造成哭笑不得的损失。最后，习惯或法律对开放市场上物价的最后一点控制也逐渐消散了，而恢复习惯法中关于囤积居奇的规定又遭到失败。

我们应该想像亨森和拉奇在耗费巨资出席议会时，其痛苦的经历扩大了100倍。工人很清楚出了什么事。他们前有狼后有虎，一方面他们面对现存秩序之狼，并非所有的乡村地方官都教条地支持自由放任，就连郡守们也未必如此。有时，他们会因调停对帮工不利而真正感到不安，甚至很不喜欢大雇主的做法。但是当工人的不满清楚有效地表达时，这正是他们威胁到秩序与价值的时候，老派的绅士有可能会同情一个饿得快死的织袜工以消极的原告的身份站在他们前，但他决不同情秘密委员会、街头示威、罢工或破坏财产。

但另一方面，工人们又面对雇主这条虎，他每天都从自由放任的信徒中吸取新的力量。1815年的谷物法将表明贵族乡绅离真正支持这种学说还相差多远。但战争期间，出于纯粹的反革命机会主义，政府发现接受“自由竞争”的说法很方便，只要这论点只妨碍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不妨碍土地的利益。事实上，1813年西德默思提出废除工资仲裁时，他很少想到这事还值得争论：

若说剪绒工和织袜工代表在大臣那里受到了挫折，那么他们也没有在休谟甚至伯德特这样的激进派那里得到安慰。反对他们的一面是有关秩序的价值观念，一大群心慌意乱的议员在这二者间选择最简单的出路，“我们的事提交讨论时他们就像失了火一样往外跑”，而其中某些议员，有可能对造成的不公正带有某种负疚感。

拜伦在上院作反对把砸毁机器定为死罪的著名演说时，并没有夸张其辞：“当一个解放或救助的法案提出时，你们犹豫不决，想过来想过去地盘算多年，你们拖延处置，收买人心，但死刑令却必须马上通过，而毫不顾及其后果。”工人们感到把他们和社会其他部分联系在相互的权利和义务中的纽带，无论其如何理想化，都一根接一根地中断了，他们被抛在宪法大门之外。而对疾苦最有切肤之感的是手织工和织袜工这批人，他们感到其工匠的身份受到损害。1811年“德比普通丝袜工”向袜商们呼吁说：

1811年，兰开郡一个手织工委员会宣布：“鉴于立法机构已干预过较不重要的事务——颁布过调节谷价的法律，规定面包价格的法律，……增加法官和教士薪水的法律等等……本委员会完全不知道在如此必要的情况下进行立法干预有何不妥之处”：

所以，卢德运动首先应放在这种背景中考察。帮工和工匠觉得自己被剥夺了宪法权利，而对此他们深信不疑。内德·卢德是“替天行道的人”，是“大执行官”，他（“经行业一致同意”）保卫着“习惯及法律”为工人确立的权利，这些权利是如此深刻，决不是一小帮雇主甚至议会所能不顾的：

其次，我们却不能夸大织袜工和剪绒工所被迫陷入的孤立状况。在整个卢德派“暴乱”期间，中部地区和约克郡西区的公众舆论一直支持砸机器的人。大雇主及整个工厂制度在成千上万的小雇主中挑起深刻的对立情绪。1795年，约克西区的毛呢业小雇主积极活动，争取人们支持一个提案，“以恢复并保持过去经营呢绒业的一整套制度……”。

提案（意在阻止商人制造商在公共会所买进呢料以补足定货）“目的是维持本行业制度，产生更多的独立、昌盛及良好品行，因此也就比国内其他任何工业部门都导致更大的幸福。”^[144]

服从主人命令、遵守主人纪律的“佣工”，即工资雇佣者，与能够随心所欲地“来来往往”的工匠之间的地位之差，真是大到可以让工人为之流血，而不愿让自己被别人推着从一边走向另一边。况且从集体的价值观念看，抵抗身份降低的人做得对。1797年布雷德福建立第一座动力纺织厂而招来的是几群人的威胁呵斥。约克西区的“小生产者”在阿克莱特那多烟囱、来自彭奈恩山另一边的创造物上，看见了他们自己家庭工业的死亡证书。在1802至1806年间支持“协会”或“呢绒商公会”的小雇主，在背后有道德经济学的一般理论支持。

人们很容易忘记新出现的棉纺厂名声有多坏。它是剥削的中心，是囚禁儿童的可怕监狱，是伤风败俗和劳资对抗的中心；^[145]尤其把勤劳的工匠贬低到“仰人鼻息的地位”。社会上一种生活方式濒临死亡。因此，我们决不可把剪绒工反对某种特定机器的斗争，仅仅看做是某个特定的技术工人集团在维护其自身的生计。这些机器象征着工厂制的侵犯。有些毛呢商道德上的先人之见如此强烈，以致我们知道在有些场合下，他们故意压制节省劳动力的发明，而理查德·奥斯特勒的父亲在1800年宁愿卖掉一家兴旺的铺子，也不肯使用他认为是“富人压迫的工具、穷人苦难没落的手段”的机器。^[146]这种情绪弥漫于毛呢商、整饰业雇主、工匠及各式普通工人甚至某些专业人员之间，正是它支持并保护了卢德派。格雷将军1812年在约克郡西区统帅当地驻军时曾沮丧地谈到：

这种情绪在中部地区也有，那里并没有什么重大的机器改革引起争议。织袜业主、商贩、工匠乃至某些袜商完全站在针织工一边，尤其是1812年针织工请求议会帮工时最明显。规定破坏机器为死罪的法案就连有些袜商也看不起，而据说这个法案是维护他们利益的。如此看来，过去把这几年中的卢德运动看成是盲目地仅对机器，这种说法就越来越说不通了。人们争执的是资本家有没有破坏行业习俗的“自由”，而不管他用什么方法——是新机器、工厂制，还是靠无约束的竞争、降低工资、低价出售打倒对手和降低工艺水平等等。我们对下面这种观点已经太习惯了，即各行业在19世纪初从“限制”措施中解脱出来，既无可避免又很“进步”，以致要有很强的想象才能理解：那些用以上这些手法积聚财富的“自由”工厂主、大袜商和棉纺织业制造商在当时不仅受到嫉妒，而且被看成是进行缺德和非法活动的人，下等人并不把“自由放任”看做自由，而只是“肮脏的欺骗”。他们看不出有什么“自由规律”，靠此某个人或某些人可以从事明显伤害别人的活动。

一封致“敬爱的兄弟爱德华·卢德总指挥”的“非常公告”，就表达了“行业”的道德经济学的所有观念：

由此出发，我们可以把卢德运动看做是反对无限制工业资本主义情绪的狂烈喷发，它追溯已废弃的家长制法典，又得到工人整体的传统支持。不过在这一点上，如果用“反动”这个词来形容就太轻率了。因为尽管对卢德派有那么多的说教(当时及后来)，说新机器和“自由”企业会有什么好处——这些论点卢德派无论如何是有智慧去自己权衡的——但仍然是砸毁机器的人而不是写小册子的人最能够现实地估计其短期后果的。剪绒工的情况就清楚地表明一种手艺轻易地消失会是什么样：

他们的工作由非技术工人和童工顶替了，据1841年一个记载：

一种体面的手艺竟落得如此下场。织袜工和棉织工后来的历史并没有提供更多的证据来证明那种“进步”的观点，打破了习俗限制措施有什么好处。我们已详细考虑过纺织工的生计如何被破坏，但假如工业革命中还有什么比手织工的遭遇更凄惨的话，那就是织袜工的遭遇。据费尔金说，到1819年他们许多人每天劳动16至18小时，每星期工资却下降为4至7先令，只有移民好望角才是惟一的出路。19世纪20年代初情况有所好转，当时引进机织花边（即螺旋网或筒子网“热”给行业注入新的生命，但接下来又是持续的衰落。1840年一个织袜工对托马斯·库珀说：“我们问或会有一点兴隆，但很快又回到饥饿中去。”（4先令6便士被说成是有工作做时的“平均”工资。）他们一方面要付机租，另一方面还有各式各样的剥削——如削减工资（“扣工资”也就是罚款、实物工资等等），在这两面夹攻下，“可怜的针织工被耗干了，直至你在离莱斯特一百里的地方碰见一个人，都能凭他特有的悲怆和心灰意懒的气质认出他来，而这还仅仅是受“自由竞争”的影响，还没有引进任何机器，不涉及蒸汽或水力在其中。^[151]

即使我们把产品便宜这一条算上，也不能在任何意义上把随后二三十年在该业做工的工人地位下降的过程称为“进步”。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把卢德运动看做是过渡时期的对抗。一方面，它缅怀不可再现的老习惯和家长制立法；另一方面，它又企图复活旧的权利以便开创新的先例。在不同时期，他们的要求包括实行法定最低工资，控制女工童工的“血汗劳动”，仲裁调停，雇主负责为受机器排斥的技术工人寻找工作，禁止偷工减料，给予公开组织工会的权利等等。所有这些要求既向前看，也向后看，其中含有的模糊影子与其说像家长专制主义，不如说更像民主社会。这个社会中工业的发展应根据伦理的优先地位来调节，而利润的追求应服从人类的需要。

这样我们应当把1811至1813这几年视为分水岭，它的水一股流回都锋时期，另一股则向前流，流向以后一百年的工厂立法。卢德派有几分像最后一批行会分子，但同时又有几分像最早进行鼓动而导致十小时工作日运动的人。在两个方向上都有替代“自由放任”的政治经济学及道德标准，在工业革命那关键的几十年中，劳动人民完全被遗弃在历史上最有辱于人类的一种教条——不负责任又毫无节制的竞争理论的摧残下，外加工或干活的几代人就死在这个摧残中。在十小时工作日法(1847)里，正是马克思看出了证据表明“第一次……在光天化日之下中等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服从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152]袭击卡特赖特在罗福尔兹开的工厂的人宣布了这替代的政治经济学，虽说那时是在夜半的一场混乱的遭遇战中宣布的。

5．绿林好汉

在一般人心中，卢德运动是没有文化的手工工人粗鲁而自发的行为，盲目地反抗使用机器。但破坏机器的历史却长远得多。毁坏原料、织机、打谷机，淹没矿井或破坏井口辘轳，抢劫不得人心的雇主的财产或烧毁他们的房屋，这些以及其他形式的直接暴力行动，都在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叶大量使用，而捣蛋做法一直到19世纪60年代还在设菲尔德刀具业某些部门中流行。这些方法有时是针对人们感到讨厌的那些机器，但更多情况下是用来维护习惯、恐吓工贼和“非法”工人及雇主，或作为（时常很有效）罢工及其他“工会”活动的辅助手段。^[153]

虽然和这些传统有关，卢德运动却必须和它们区别开，首先是因为它高度的组织性，其次是它蓬勃发展的政治背景。这些区别可以用一个简单特点来总结：尽管工业中的特殊疾苦是它的原因，卢德运动却是个半造反运动，它一直摆动在未来的革命目标的边缘上。这并不是说它已是完全自觉的革命运动，但另一方面它又确有成为这种运动的倾向，而正是这个倾向最常被人们所讳言。

兰开郡卢德运动表现得政治性最强，同时自发性和混乱状况也最突出。诺丁汉郡的卢德运动最有组织纪律性，同时又最严格地局限在产业目标上。约克郡的卢德运动则从产业目标转向进一步的目标。在具体分析这些区别之前，我们应简短地叙述一下。

主要的骚动在1811年3月从诺丁汉开始。织袜工举行一次大示威，“吵吵嚷嚷地要求工作和比较公平的售价”，结果被军队驱散。当晚，阿诺德这个大村子里有80架织袜机被砸毁，参加暴动人的没有预先化妆，他们受到群众欢呼。以后几个星期，动乱在诺丁汉郡西北的织袜业村庄里一直延续，而且主要在夜里。尽管临时巡捕和军队在村子里巡逻，他们却抓不到任何人。

虽说大约在30年时间里砸毁袜机的活动到这时开展得最广泛，但三四月份它最早爆发时，却并未引起轰动。这种那种的动乱在工业区司空见惯，因此很少引人注目。但1811年11月初，卢德运动表现出高度的纪律性，砸机行动不再是“暴乱者”所为，而是纪律严明的小分队所做，他们在夜间从一个村庄迅速转向另一个村庄。运动从诺丁汉郡发展到莱斯特郡和德比郡部分地区，而且不间断地持续到1812年2月间。11月10日布尔韦尔发生激烈冲突，当地有个袜商叫霍林斯沃思，他奋起而保卫自己的财产。双方交了火，一个卢德派被打死，三天后，一大队卢德派以长枪、手枪、斧头和锤子为武器，毁坏了阿什菲尔德的萨顿镇一个大袜商工场里的70台袜机。三个多月中，每一夜都有袭击事件，有时同一夜发生在相距很远的两个村庄里。

到12月底，《利兹信使报》驻诺丁汉通讯员声称：“过去一个月中，这个郡的造反形势在查理一世的动荡日子以后便前所未有。”尽管地方官采取各种规模的行动，军队也得到大量增援，却仍旧不能阻挡卢德派。袭击每一次都表现得有计划有秩序：

卢德派戴假面具或进行化妆，有哨兵也有信号，“他们通过口令互相联络，短枪或长枪的鸣火一般是危险的信号，或撤退信号”：

一般都相信卢德派根据庄严的誓言进行活动，不服从“将军”的命令就要被处死。^[154]

同时，抄查武器、为卢德派基金摊派捐款也变得普遍起来。一封来自阿肖弗的信描写卢德派行事时具有何等权威：

在彭特里奇（这个地方5年后因另一事件而闻名），“他们在全村巡视，检查了织袜机和使用机子的人，看他们的产品和所得的报酬，然后没做什么坏事就走了……有些袜商出于同情或自我保护而顺从了织袜工提出的条件，这样他们就可以在自己的织袜机上张贴印刷的单据：“本机制造全合格产品，支付全酬”^[156]

他们不但公开“悬赏”，让人们告发泄露他们秘密的人，而且556还发出警告，威胁那些冒名顶替私筹款项或抢劫孤立农场的假卢德派。“卢德将军”的纪律最充分地表现在一封寄给某个“不知名的陌生人”的信里，随信还附有在克利夫顿（诺丁汉郡）一次袭击中被盗的物品，请他把这些物品“归还给他各自的主人”。

此信的结尾十分严厉：

1812年2月的第一个星期，中部地区卢德运动的主要阶段停止了。这有三个原因。首先，卢德运动取得部分成功——袜商中多数同意支付较高的报酬，每周工资普遍增长了两先令。其次，该地区现在有好几千军队，还加上临时巡捕和地方警戒队。第三，把砸毁机器定为死罪的提案正在议会讨论，（如前所述）卢德运动突然让位给合法的鼓动——变化如此突然，以致人们不得不相信新成立的委员会至少部分地是在前卢德派指导之下。^[159]然而就在诺丁汉的卢德运动渐趋宁静的时候，兰开郡和约克郡的卢德运动则起而效尤。

在约克郡，剪绒工热切地追问诺丁汉的消息，据传说，《利兹信使报》上的记载在作坊里高声朗读。对卢德运动的首次模仿出现在1月中旬，当时一队人涂黑了脸突然袭击利兹桥。这以后，已充分发展的卢德运动似乎就处处仿效诺丁汉的纪律和战术，但伴随着更多的严辞恐吓信件。这些信有可能出自同一个中心，当然也可能不是，1月份，利兹不多的几个起毛机厂之一被烧；2月，哈德斯菲尔德和斯彭河谷地区夜夜都有袭击活动，这些地方是起毛机和剪绒机数量最多的地区。有一次，在袭击成功之后，

除了叫人憎恨的机器外，他们没有毁坏任何东西：

约克郡西区似乎有不同的卢德派“领导”，分别以利兹、哈里法克斯、哈德斯菲尔德和斯彭河谷的呢绒业小村落为中心。这些小村落的代表（来自克莱克希顿、赫克蒙德维克、戈默索尔、伯斯托尔、默菲尔德、布里格豪斯、埃兰及“更远的地方”）据信在2月份开过会，一两周以后又派代表到哈里法克斯参加另一个会议。^[161]利兹散发过一份传单，其言辞比诺丁汉卢德运动的任何文字都更富有造反性：

哈德斯菲尔德一个制造商史密斯先生收到一封信甚至更叫人心惊：

接下来史密斯先生及其“罪恶的兄弟们”得知，说仅在哈德斯菲尔德大军中就“有2782名由贫穷连接在一起的结义英雄”，在利兹，结义的人加倍：

10天之后（1812年3月20日），哈德斯菲尔德地区最活跃的地方官本人也收到一封恐吓信，信上说它发自诺丁汉的舍伍德森林，^[165]出自卢德将军的律师之手，要执行“诺丁汉卢德法庭”的判决。^[166]约克郡继中部地区之后也获得成功，军队软弱无力，公众情绪敌对，这些对小厂商来说已经足够了——而当他们接到这种毛骨悚然的信件时就尤为如此。他们中许多人于是就缴械投降，砸毁自己的剪绒机或把它们藏起来。据传说，卢德派常在夜里实行军训：“拿枪的人10人一排站在前面，然后是带手枪的人……持矛或斧头的在第三排，没有武器的一大群人排在最后。”^[167]然而在民间故事中居显要地位的是使锤子的人，他们手挥号称“伊诺克”的特大铁锤，开门撬锁，砸烂剪绒机。剪绒机（和锤子）是由马斯登的伊诺克·泰勒制造的，这人是铁匠，后来造机器。所以卢德派的口号是：“伊诺克造了它，伊诺克砸了它。”攻击行动在剪绒工歌谣中受到赞颂，这首歌以“真正打快板的格调”演唱：

约克郡卢德运动的主阶段在4月中旬陷入危机。这时它只有效地存在了六七个星期，由于使用这种侵犯工人的机器的小厂数量大减，事情就变得很明显：卢德派要么乘胜而止，要么试着去破坏少数几个仍在顽抗的大工厂，他们选择了后者。3月最后一周他们成功地袭击了利兹附近的两个厂。4月9日，约瑟夫·福斯特在威克菲尔德附近霍伯里的“大规模”毛呢工厂被一支多达300人的卢德派队伍袭击，他们也许集结于不同的指挥系统下，之后工厂被一洗而空并付之一炬。^[169]当时一般人都估计两个主要的大企业之一会受攻击，其业主都因为断然反抗卢德派而声名狼藉。哈德斯菲尔德附近奥蒂威尔的威廉·霍斯福尔对攻击等得既焦急又不耐烦，他手下的人都武装起来，厂里还安了一门大炮，对着进攻路线掏了许多枪眼。他自诩要踏着卢德派的血“骑马而过”，对他的仇恨竟如此深重，以致小孩子也在街上对他们叫嚷：“我是卢德将军！”斯彭河谷地区罗福尔兹的威廉·卡特赖特，不像那样大喊大叫，但其决心并不稍逊，每晚他的厂房里（他自己就睡在那儿）都有武装的工人和士兵，有人站岗放哨，楼梯上（如果外层防线被攻破的话）有尖头棍栅栏，楼顶还有一大桶硫酸。据传说，卢德派抽签决定先打哪个厂，结果选中了罗福尔兹。

罗福尔兹攻击战已成为传奇故事了。大约有150个卢德派参加攻击（据说还指望有更多的人来，利兹或哈里法克斯的队伍未能及时赶到）。他们由哈德斯菲尔德附近朗罗伊德桥下一家小成品铺中的青年剪绒工乔治·梅勒率领，与严阵以待的守军进行了20分钟的激烈交火，在火力掩护下，一小批持锤执斧的人几次三番想打开沉重的工厂大门。这一小批人损失惨重，最后有5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当卢德派突然撤走时，他们被留在现场。据说指挥者梅勒是最后离开战场的。他无法帮助这两个伤员。因为他协助把另一个伤员（他自己的堂兄弟）搬到安全地带去了。工厂周围的地上丢满了枪支、斧头、长矛和金属器械。

有关这次攻击及其余波的细节成千上万，纷纷流传在雇主的传闻和民间传闻中。在此，我们要停下来问一问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并进一步考察当局的力量，考察1812年4月和5月份的政治背景及兰开郡同期内发生的其他事。

有一部分背景情况由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说《雪莉》忠实地展现出来。工厂主穆尔（卡特赖特的原型）被准确地描写成一个半辉格党、半激进派的中等阶级人物，以《利兹信使报》为其喉舌，他对战争漠不关心，或持敌视态度，他希望取消加在商业上的一切限制，强烈批评政府的政策，特别是反对枢密院令。好战的牧师赫尔斯通（大体上以哈蒙德·罗伯逊牧师为原型）是个狂热的“教会与国王”派托利分子，认为《利兹信使报》是在恶作剧，工厂主心怀不满，自己给自己找来麻烦。所有这些描写都是真实的。夏洛蒂·勃朗特笔下的雅各宾——辉格派乡绅约克先生既忠诚于自己的阶级又同情民众的疾苦，他也许在治安法官中有不只一个原型，这些人在卢德运动爆发时一直古怪地无所作为。

当然，《雪莉》的局限性在于对卢德派及其同情者的态度上，但小说却真实地表达了一个中等阶级的神话。1812年，传统的阶级对抗经受着卢德运动的严峻考验，这一年开始的时候工厂主和乡绅严重对立，卢德派吓唬住一个又一个的制造商时，罗伯逊之流的蔑视就增长了。这时，卡特赖特用自己在罗福尔兹的英勇壮举赢得了军官和托利党乡绅的尊敬与感激。有好几个星期，他在北方是与威灵顿齐名的英雄。罗福尔兹的枪声标志着大工厂主和当局在感情上的根本和解。经济利益胜利了，制造商在工人阶级雅各宾主义面前最终表现出效忠之情，这由一个戏剧性的事件表达出来。

然而使有产阶级取得感情一致的东西，在有产者和工人阶级之间却造成深刻的对立。罗福尔兹事件的民间传说强调的是卢德派的英勇斗争和防守方面的冷酷无情。民间的说法夸张其细节插曲，夸张独特的危险和人物的相互影响。在卢德派撤退之后，卡特赖特据说不给那两个受了致命伤的人饮水和包扎，除非他们泄露卢德派的机密。哈蒙德·罗伯逊据信更像是审讯员而不是在当牧师。好几百人聚集在两个人临死前安放的旅馆外面的大街上，床单上发现有硝酸的印渍（大概是用来烧灼他们的皮肤的，大家都相信对他们采用了严刑逼供。据说罗伯逊曾俯身在其中一个人的床头——19岁的约翰·布思，一个国教教士的儿子那里，等候他作临终的忏悔。在死亡来临时，小布思向罗伯逊示意：“你能保守秘密吗？”“当然，当然，我能保守秘密”，罗伯逊迫不急待地答道；“我也能”，布思回答，不久他就死了。

当局曾缴获一封信，是一个住在约克郡的诺丁汉工人（也许是卢德派难民）写给家里人的，信中谈到了对这件事的直接反响：

围攻之后的几天有不少事刺激着群众的想像力，许多故事说人们怎样在军队眼皮下逃脱掉，说受伤的人如何藏在谷仓里，守卫卡特赖特工厂的一小队士兵中，不止一个人对执行任务毫无兴趣，其中有一个在整整20分钟的枪战中不肯开枪，“因为有可能击中我的一些弟兄”，这不幸的士兵（属坎伯兰国民军）后来受军法审讯（被判处鞭刑300下）——有可能会致人死命的处罚。处罚在罗福尔兹执行，卡特赖特被减免了大部分刑罚，从而挽回部分民心。

但他并没有挽回多少。在中等阶级神话里，卡特赖特和罗伯逊不仅是时代的英雄，而且还无情地追捕“心怀叵测的人”，即那些来自远方的神密使者和蛊惑家，他们是动乱的教唆者。夏洛蒂·勃朗特在写信给杰勒德·穆尔时说：“他不知道谁是头子”，

然而在民间传说中，卡特赖特和罗伯逊只是“嗜血鬼”，整个社会都以非常方式向其关闭。直至进攻罗福尔兹之前，约克郡的卢德派（像中部地区一样）严格地局限于毁坏机器。是卡特赖特而不是卢德派让人们流出第一滴血。好几个月中尽管在约克西区有4000名军队而且密探四布，参与攻击罗福尔兹的人却没有一个人被确切地认出来。而肯定会有成千上万的人认识其中的一两个，传闻中就记着非国教牧师和外科医生不肯报告情况，小呢商把自家的卢德派工人藏起来，还有士兵对证据假作不知这样的事，整个的教区中“监视”条例不起作用，卢德派歌谣流传：

就连暗杀奥蒂威尔的霍斯福尔这件事（4月27日），也没有像预期那样太多地扭转人们的感情。把“教会与国王”派及《利兹信564使报》——（罗伯逊与卡特赖特）——拉在一起的危机，也同样把人民中反对地方官和大雇主的情绪连接起来了。^[173]

此外，在1812年四五月，收成不好加重了粮食短缺和物价上涨，制造商把这些灾难都归咎于战争的延续，特别是归咎于枢密院令，卢德运动还是一种散布很广同时又颇为混乱的暴动紧张气氛的中心。这部分是由于1811至1812年发生的经济总危机。由于战争不得人心，由于反枢密院令的宣传鼓动，英法之间相互封锁，对美贸易的中断等等，都在1807——1812年间给制造业许多部门带来极大困难——如伯明翰、设菲尔德、利物浦和纺织业区，因为它使大部分欧洲处于封锁下。意味深长的是：卢德运动发生在那种大雇主利用时局的艰难引进新方法新机器从而失去民众支持的工业部门，而像设菲尔德、伯明翰以及在某种程度上还有曼彻斯特这一类中心，由于整个工业都局部瘫痪，雇主们自己就在发动反枢密院令的示威及请愿（由布鲁厄姆领导，在伯明翰则是年轻的托马斯·阿特伍德）以及工人的不满大体上保持着合法的形式。^[174]

事实上，到1812年，古老的乡绅阶层很少能控制工业地区了，除非他们能得到大雇主的支持。但矛盾的是，在雇主敌视政府的地方，治安问题反而较小。卢德运动就揭示着这整个治安问题。1812年夏，在骚乱的各郡至少有12，000名军人，比威灵顿指挥下曾在伊比利亚半岛作战的军队还要多。好几个月的时间中这些军队毫无作用，这大概部分是由于许多普通士兵同情人民，所以当局必须将他们不断地从一地调往另一地，生怕“不满”会在队列中传播。但同时也由于卢德派极度的保安措施和相互联系，他们静静地通过人所共知的地段，而骑兵则吵吵嚷嚷地从一个村庄转到另一个村庄。约克郡西区的山中骡马羊肠小道纵横交错，卢德分子在这里通行无阻。骑兵的行动，刀枪铿锵，马蹄得哒半夜里老远就听得见，弄得众所周知。卢德分子在树篱后面悄声潜行，伏在庄稼地里或走小路，行动就比较容易。……”^[175]卢德派的目标在许许多多星罗棋布的村庄和工厂中，这些村庄实际上没有警备，而军队又很不愿意让士兵三三两两地在危险的孤立中分散住宿，骑在马上的地方官既不懂工业又不了解人民，因此就一无所用。只有工厂主或制造商因其厂房及工资簿册主宰村庄，才能够实行控制。因此，在雇主失信于工人的地方，治安的整个结构就出现风险，而权威就只能像在罗福尔兹那样的加以补救。在罗福尔兹，主宰者是卡特赖特，而不是罗伯逊。但是在设菲尔德和伯明翰这样的地区，制造商和工人们仍旧由反政府的共同抱怨联结在一起，真正动乱的危险是受到雇主的控制的。

这样，卢德运动就不仅把地方官和工厂主拉到一起，它还使政府对制造业的利益作出不可避免的让步。这种让步是在胜利中得到的，1812年6月枢密院令宣布废除。^[176]卢德运动也许和阿特伍德及布鲁厄姆的合法鼓动同等地促进了这一过程。但废除枢密院令有更为险恶的背景，因为此时除约克郡和中西部地区的卢德运动之外，又加上兰开郡的严重动乱。

很难弄清兰开郡的动荡在多大程度上可算作真正的卢德运动，它其中一部分是自发的骚乱，一部分是非法然而“合宪”的政治改革宣传，部分是奸细罗织的偶发事件，还有部分是真正的起义准备工作。1812年2至4月间，至少有两种形式的“秘密委员会”存在于某些兰开郡城镇中。首先，有手织工委员会，其秘密组织多年来一直在为制定最低工资而宣传和请愿。这种委员会据报告4月初存在于曼彻斯特、斯托克波特、博尔顿、费尔斯沃思、萨德尔沃思、莱恩河畔的阿会顿、奥德姆、斯泰利布里奇、德罗伊斯登、普雷斯顿、兰开斯特、亨德尔、纽顿、德里斯代尔、霍林伍德、威林顿、埃克尔斯等地。^[177]其次，在曼彻斯特一斯托克波特地区可能还有其他地方，存在一种早期各行业的秘密会议（或称“各业委员会”），包括“纺纱工、裁缝、鞋匠、瓦匠、粗布剪绒工、细木工及其他许多行业”。这种委员会在1797年结社法初通过时即已存在曼彻斯特，工会人士无疑在情况需要时会正式或非正式地商讨聚会。

3月20日，威廉·拉特克利夫的仓库在斯托克波特受袭击，他是最早使用动力织机的制造商之一。4月份，事件接连发生。4月8日，曼彻斯特交易所发生一次多少有一点夸张的暴乱，事情至少间接地带有政治性。多年来人们以为摄政王支持辉格党，甚至支持政治改革，他为自己的宗派目的而在战争初期赞助过福克斯反对派。人们曾不断指望，到1812年初，当他的权力不再受限制时，就能够组成一个“和平改革”的政府，由格雷和格伦维尔两勋爵担任主角。然而摄政王所做的，仅仅是向“形成我公务生活的早期习性有关的某些人”提出参加联合政府，而所定条件又是他事先就知道不会被接受的。随之而来的政府改组中，由珀西瓦尔领头组成一个更不得人心的政府，而以卡斯尔雷为外交大臣，西德默思（首次）为内政大臣。人民的期望成了泡影，其影响远在想象之外，甚至有人说这种失望就是约克郡卢德运动爆发的直接原因。^[178]曼彻斯特的教会与国王派完全错估了公众的情绪，他们在交易所召开群众大会，向摄政王呈递颂词，庆贺他保留其父的大臣们连续任职。改革派在曼彻斯特四处张贴海报号召人民参加会议，否决颂词。托利党于是撂挑子，打算取消会议。但大批人群围在交易所附近，其中许多人（主要是手织工）接着向圣安妮广场进发，在那儿他们自己开了个会。同时，有些年轻人冲进报刊室打碎了玻璃，翻倒了家俱，接着发生一场大乱。这并不是一件大事，然而“标志着公众舆论掉转风向。在从前'教会与国王'是大家欢喜的口号，搜索'雅各宾’则是安全的消遣……但这以后，就不再有‘教会与国王'暴徒了！”^[179]有个老改革派后来曾这样回忆。

此后两星期中，曼彻斯特、奥德姆、阿什顿、罗奇代尔、斯托克波特、麦克尔斯菲尔德等地都出现更严重的骚乱，这些基本上都是抢粮风潮，特别狂暴又范围特别广，目的在迫使马铃薯和面包的价格压下。但同时，又有一些混乱的报告，说“卢德派”即雅各宾派鼓动者在积极煽动和组织参加暴乱的人。斯托克波特有两个男子穿着女人的衣服，自称“卢德将军的妻子”，走在闹事者前面。恐吓信不仅寄给有动力织布机的人，而且还寄给有改进过的整布机的人：

（这封信并不是卢德签署，而是“正义将军”签署。）4月20日，米德尔顿发生一次大骚动，丹尼尔·伯顿的动力织布厂被数千人围攻。进攻的人用排炮般的石块攻打，守卫者则开枪作答，打死三人，打伤更多。第二天早晨吓人的人群来得更多，中午时又加上一队人，由一二百人组成，其中有些拿着枪，枪口上着刺刀，其他人则带着矿工用的鹤嘴锄。他们列队进入村庄，参加到暴民之中。这批武装歹徒的前面抬着个稻草人，代表出名的卢德将军，他的掌旗兵挥动着一面红旗似的东西。……^[181]

工厂很难攻，参加骚动的人就烧了厂主的家。这时他们与军队遭遇，至少有七个人死在他们手里，许多人受伤。

就直接攻打机器而言，这是兰开郡卢德运动的高潮。很显然，这远不只是手织工的运动——被打死的人中有一个面包师，两个手织工，一个装玻璃的，一个细木工，在第二天的攻击行动中，霍尔姆菲尔德的矿工是主要参加者。就伤亡来说，这也是全国最严重的一次卢德派闹事。但4月24日发生一起带有神秘色彩的事——威斯特霍顿的雷邓克罗夫工厂被烧。此事之神秘，并不在于工厂受到袭击——这个厂是破坏活动的一个明显目标。它不仅一再受到恐吓，而且在一个主要是由弗莱彻中校雇用的内奸控制下的博尔顿“秘密委员会”鼓动下，已经发生企图攻击它的事件。但叫人迷惑不解的是，在这些鼓动无效的情况下（看来确是这样）进行了一次成功的袭击。^[182]

卢德运动的这段插曲充满了各种假象，人们的思想却很少能跟着那曲折复杂的过程。但如果说兰开郡卢德运动只不过是弗莱彻中校和约瑟夫·纳丁之辈借机对手织工进行挑动，这种（从博尔顿事件中得出的）假设却不能成立。不错，从表面上看，兰开郡的活动几乎没有诺丁汉和约克郡西区事件中所表现的那种组织纪律性。另一方面，捣毁动力织机所提出的问题，又和织袜机、剪绒工的问题属不同类型。动力织机是昂贵的机器，只是最近才引进，只在很少几个有蒸汽动力的工厂中使用，并大量散布在乡村各地的小作坊中。这样，夜半游击战在兰开郡就几乎不管用，每次攻击都必须有罗福尔兹或伯顿事件那样的规模，因此有可能直接与军队发生冲突。但这样做几乎没有意义了，即使从有限的战术角度来讲也是如此。同时，几十年来兰开郡人都和蒸汽动力纺纱厂生活在一起，所以必然有许多（也许是多数）织工会怀疑抵抗新机器是否有效，而这种怀疑由于有报告说手织工自己的“秘密委员会”中也有严重分歧而得到证实。所以，兰开郡的卢德运动在三四个星期的时间里就越过了砸毁机器的阶段。然而就在攻击工厂的活动告一段落的同时，关于起誓、武装和军训的说法却流传得最广。对动力织布机的攻击在五六月间让位给更严肃的暴动准备工作。尽管1812年5月底兰开郡和切郡巡回法庭都对参加4月骚动的人判处酷刑，^[183]动荡则一直延续到秋天。6月中旬，兰开郡一个消息最灵通的密探写道：“100多人的卢德派队伍每天夜里都进入民宅搜拿武器”，他们以枪声、狼烟、“火花”为号，表现了（按某一个军官的意见）高度的组织一致。好几个星期中，兰开和约克交界的整个地区实际上是处在军管之下，特别是某个军事指挥部还建立起恐怖统治，它随意抓人、搜捕、进行野蛮的审讯和恐吓，而相应的情况只有在爱尔兰的历史上才能找到。^[184]

初夏，卢德运动进入危急关头。在发生米德尔顿和威斯特霍顿事件的那一个星期，全国许多地方也出现报警的迹象，布里斯托尔、卡莱尔、利兹、设菲尔德、巴恩斯利等地发生严重的抢粮风潮，康沃尔矿工举行罢工，向集市进发，要求降低食品价格，普利茅斯和法尔默思出现动乱。其中有些地方的抢粮风潮比预计的情况要含意更深刻，它们是政治或公民行动，且是争取最大多数群众。在设菲尔德，人们冲进一座国民军弹药库，两个领头的人竟然不是饥饿的失业者——这些人组成示威群众的多数一而是“本城最机敏的两个巧匠”，每星期可以有四个半基尼的工资。^[185]4月27日，威廉·霍斯福尔在约克西区遭暗杀，5月11日，首相珀西瓦尔在下院被刺。整整一天中全国一片混乱，人民并不掩饰内心的欢快。在博尔顿（弗莱彻中校抱怨说），消息传来时“贱民们表示高兴”。在陶瓷制造区，一个当事人听到消息时看见：

诺丁汉群众举行庆祝，“敲锣打鼓地在城里游行，旗帜胜利地飘舞”。当消息透露出来时，伦敦本身的群众聚集在下院外面，行刺人约翰·贝林厄姆被带走时，“愚昧恶劣的一部分群众中再三发出欢呼声”。当有消息说贝林厄姆也许是神经病，而且是出于私人恩怨而采取行动时，人们几乎感到失望；他们希望出现另一个而且是成功的德斯帕德。贝林厄姆走上绞架时，人们高叫：“上帝保佑他”，科尔里奇还听见他们说：“这只是开始啊！”给珀西瓦尔举行公葬被视为不合适”。^[186]

在英国历史上反叛的义愤很少像这样广泛流传。连续几个星期，约克西区的门上墙上常有粉笔涂画的告示，以100基尼代价悬赏摄政王首级。^[187]5月中旬，摄政王及其私人秘书收到几十封恐吓信，其中一封署名“民声”的在开头写道：“粮食要便宜——面包或者流血——告诉你的主子，他是个没良心的混蛋。……”^[188]但对约克郡的人来说，摄政王毕竟远在天边，而工厂主和地方官则近在咫尺。在罗福尔兹失利之后，约克区的卢德运动进入拼死拼活的阶段。它在这里一向就比诺丁汉更富于军事纪律性，也更环绕在保密和宣誓的气氛里，因为它出现的时候，正是砸毁织袜机的行动被定为死刑的时候。暗杀霍斯福尔的决定也许是地区指挥员乔治·梅勒自己作出的，而不是在约克郡代表会议上作出的。据传说，牧师的儿子布思是他特别要好的朋友和心腹，布思的死使他气得发狂。后来为政府作证的行刺帮手本杰明·沃克说，梅勒及他在朗罗伊德桥下的约翰·伍德工场中的剪绒工伙伴们“谈到……在卡特赖特那里被打死的人”：

为一个远方的首相被剌欢呼是一回事，躲在墙背后冷酷地暗杀一个按时骑马而过又“属于”这个地方的人——尽管他不得人心——却是另一回事。如果说人们感情上曾经有过突发的变化，这种说法似乎太过分了一点，上千的人一定曾猜测过谁是凶手，但好几个月中未走漏任何消息。更接近事实的情况是，那些以前仅是被动地同情或袖手旁观的人，他们的感情发生了突发变化，与此同时双方的极端派则情绪更坚定了。霍斯福尔死后三天，哈蒙德·罗伯逊写信给卡特赖特说：

卢德派方面的人数开始减少，他们开始用恐吓来恢复松弛的纪律，攻击剪绒机的活动停止了（虽说现在很少有厂家还在抗拒），而代之以四处搜罗钱财武器。这些搜索和兰开郡一样，在5月、6月、7月、8月和9月一直延续，虽说偶或有一两队盗贼冒充卢德派，从而搅浑了水。有关这些搜索活动的记叙可以和在敌占区活动的骚扰部队相比较，1812年7月一个地方官曾对克利夫顿村（约克郡）的一次搜索有所描述并发表评论说：

约克郡的卢德运动在逮捕、背叛、威胁和失望中消失了。这一次，事情又由民间传说传下来，当然也透露在1813年1月的约克审判案中，从其他地区募征来的奸细发现了一些情况。于是在哈里法克斯逮捕了一小批潘恩派，其中包括制帽匠约翰·贝恩斯，罪名是进行卢德派起誓。接着，梅勒的工友及同伙本杰明·沃克说出了霍斯福尔暗杀案之谜。其他一些卢德派也去告密，以此来救自己一命。有些参加罗福尔兹事件的人被追踪，巴恩斯利和霍尔姆弗思也进行了几次逮捕。10月份，最热衷于追踪卢德分子的地方官约瑟夫·拉德克利夫接到最后一封恐吓信：“我肯定会当第二个贝林厄姆，我已经造了子蛋(弹)，假如我在教堂动手就把它射进你的心血管。”^[191]11月份收网了。1813年1月，在约克的特别法庭上，当其他审判还在进行时，梅勒及两名同伴被判犯有谋杀霍斯福尔罪并立即处死，其他5人因参加罗福尔兹攻击或搜索武器而被判极刑，其中只有一人减为终身流放。还有6人因进行非法起誓而判7年流放，其中包括哈里法克斯的老民主派贝恩斯。如果他们的罪行是在1812年7月底而不是7月初犯的，那么就会被判处死刑。

与此同时，诺丁汉和织袜区在1812年春夏一直十分安静。针织工委员会此时正试图保证其法案在议会通过。1811至1812年运动中的领袖没有一个可以被确认是定了罪。尽管1812至1813年显然平安无事，匿名信和重新活动的威胁却始终对雇主保持着压力，要他们同意织袜工的条件：

1812年11至12月，卢德运动有轻度复活，但两年中织袜工看起来把信心完全置于工会活动上。这以后出现一些零星的攻击工厂活动（1814），而且有一些织袜商似乎在试着挑动工人去砸毁机器，以便为采取行动反对工会寻找借口。^[193]工会瓦解以及两位领导人被捕后，攻击活动就流传得更广了。1814年9月贝斯福德一个织袜工詹姆斯·托尔因参与一次攻击活动而被捕，但在1815年的春季巡回法庭上获释。1816年夏至1817年最初几个月，中部地区的卢德运动经历了最后的阶段，其激烈程度为1811年以后所未见。其中最轰动的一次，是攻击希思科特和博登在拉夫巴勒的一座相当大的工厂，工厂守卫被手持大口径短枪、头戴面具的人群所压倒，人们高呼：“卢德派，好好干吧，这是一场滑铁卢大战，上帝保佑！”在口号声中厂里昂贵的花边织机被毁无遗，仅这一次攻击就造成6000多镑的损失。詹姆斯·托尔再次被捕，这次他被定了罪，在11月中旬处死。攻击活动又持续了一两个月。据一种说法，托尔的兄弟带着一帮人，急于想做给“詹姆斯看，他们没有他也能干点事”。另一种说法，则说卢德运动的这最后阶段是一两支几乎“以此为业”的团伙干的，他们受到转入地下的工会地方支部的召唤，并由此领取报酬。在受刑的那天早上，詹姆斯·托尔在忏悔式上说，他从未作过秘密起誓，也不曾听说有这种起誓：

但托尔并没有暴露谁是这种“为首的人”，他的忏悔可能是编造出来迷惑审问他的人。1817年初，他这一伙中又有人暴露身份，1817年4月在莱斯特又有6人被处死，还有两人被流放。处死的人中有一个叫托马斯·萨维奇的，他在行刑前两星期的一份口供上说运动的最后阶段中，“卢德活动和政治紧密联系”。他声称在法国加来有一个卢德派难民的侨民区。^[194]他还想暗杀格雷夫纳·亨森，就是全体之头(他指责格雷夫纳“几乎干尽罗伯斯庇尔所做的坏事)，但他绘声绘色的可疑说法，事实上并没有把亨森本人牵连到任何砸机行动中去。他的指责是说亨森在织袜工中领头进行极端激进主义的宣传，从而在1816至1817年之交的冬季引发出汉普登俱乐部行动，他还说亨森希望发生共和派的革命，“谈论攻击诺丁汉兵营”。不管这些是真是假，6月份发生彭特里奇的“起义”时，亨森却不能任意表达他的同情了。因为正是在萨维奇对他作如上指责的同一个星期，诺丁汉一个地方官告诉西德默思说，亨森（“一个聪明的家伙并酷爱言谈”）已经登上去伦敦的邮车，打算呈递一份请愿书，以拯救被判死刑的人。他在伦敦被捕，在人身保护法中止之际被关了18个月，而早在这之前很久，我们这里所定义的那种卢德运动已经偃旗息鼓了。^[195]

6．奉行业之命

拜伦在上院感叹道：“竟会有这样的进军和回军！”

无疑在被送上绞刑架的人们中，会有一些地方性的卢德派领袖，证据和传说都确凿地表明乔治·梅勒和詹姆斯·托尔是卢德派“上尉”。但时至今日，卢德运动仍不肯完全吐露真情，是谁在“幕后”策动？到底有没有这些人，或者说运动只是某个地区模仿另一个地区自发地在蔓延？不同地区存在着何种委员会？它们间有没有正常的联系？秘密起誓进行到何种程度？卢德派暗怀着何种政治目标和革命目标？

对这些问题，大多只能进行一些猜测，但应说明，某些公认的答案与证据并不相符。有关卢德运动的研究，最重要的是哈蒙德夫妇和达维尔的成果。《技术工人》是本很好的书，但有关卢德运动的章节读起来有时像为辉格党反对派准备的发言提纲，目的在涉及运动的密谋的革命性质时，推翻当局夸张的说法，书中对奸细、坐探的作用过分强调，以致竟暗示不存在真正的革命地下活动，也没有证据表明各郡之间有代表来往。至于宣誓活动，哈蒙德夫妇说：“即使解释得再宽，也没有证据表明宣誓的范围很广，或者除奸细活动的地区外还确实有过宣誓的事。”^[197]真正的卢德运动（据暗示）并没有深远的目标，因此若不是自发的骚乱（如在兰开郡），就是严格局限于产业目标的行动（如在诺丁汉和约克郡）。

F.O.达维尔的《摄政王时期的英国民众骚乱与社会秩序》一书，在多数论点上附和哈蒙德夫妇，他直截了当地说：

“虽说有过细致的搜查，却找不到奸细所说的大量武器储藏。也查不出一地的不满分子与另一地有什么联系。……”兰开郡各镇的秘密委员会是“株连生长”，受控于奸细和那些“把适度煽动作为收入来源的人”。至于较大的卢德攻击活动，“这种乌合之众的组织性，并不见得比在校园里自发搞'恶作剧’的人群强多少”，“除奸细不可信的证词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卢德派曾进行过秘密而非法的宣誓。”^[198]

若沉湎于每日细碎的报告中——有时是迂腐的军官，有时是吓坏了的地方官，再有时是歪曲不实的奸细汇报——确有可能令人全然怀疑卢德运动的真实性。但如果离开这些报告片亥我们就会看出这种权威的结论和最耸人听闻地说卢德运动是阴谋活动的说法一样不可信。任何人若抢过枪，或组织过标枪比赛，就都会知道一次校园里自发的“恶作剧”是不可能在半夜里把几十个人组织起来，叫他们化了妆，以大枪锤斧为武器，从不同地区来到指定地区集合，排成队，按号点名，走上几英里去进行成功的袭击，还随时打信号放狼烟的。任何人若了解北部中部的地形的人，就很难相信邻近三个郡的卢德派彼此间会没有任何接触。在一个心怀不满的爱尔兰人成百上千地涌入兰开郡，人们又在大街上欢天喜地地庆祝首相被刺杀的时代，要把卢德运动孤立起来，看做是纯粹的“产业活动”并完全与“政治”无关，确实需要敏捷的才思才行。总之，对卢德运动的这种观点的论证只依赖于一种特别的抗辩术，即把当局的愚蠢、怨恨及挑拨作用夸大到荒唐的地步，或是因缺乏割裂生活、轻视民众传统的学术想像力。

事实是，关于卢德派的组织情况，没有哪种证据材料是不曾在某种程度上遭受“污染”的。正如哈蒙德夫妇及达维尔所说，我们知道有代表与宣誓活动，仅仅是从传谣中，或从“奸细”的叙述中，或从地方文武官员处，或从已被宣判死刑或害怕被判死刑又急于求生的人的口供中得来的。有关卢德运动的深远目标也是这样。然而哪里又有其他证据呢？每一个犯人都自动地成为强制的对象，而每一个告密者都立刻成为“奸细”。

我们可以拿宣誓为例，如果说很少有中部地区卢德分子进行宣誓的证据，那可能是有原因的。中部地区砸毁机器的主要阶段在1812年2月结束。正是在这个月砸毁机器才成为死罪。约克郡和兰开郡的卢德运动在开始时就知道暴露即是死亡，因此很可能会进行一些秘密宣誓（奸细和民间传说都这样说）。1812年7月，当局出于重判的目的，使宣誓也成为死罪。有谣传说，宣誓在约克群一直进行到年底。而1814至1816年中部地区卢德运动再兴起时，从事活动的各小团体好像不愿在新的犯法行为上再添加死罪的风险。

1813年1月的约克郡巡回法庭上，有两批犯人因宣誓而定罪，其中一例——贝恩斯及哈里法克斯民主派案——十分可疑。他们之定罪是基于两个职业奸细的证词，这两个人是道德败坏出了名，专门为这个目的而被从曼彻斯特弄过来，很有理由相信这个案子是“罗织”的。哈蒙德夫妇和达维尔都暗示另一个案子——巴恩斯利一个手织工案——也值得怀疑，也是一个职业“奸细”所作所为。^[199]但情况并不尽如此。告密者托马斯·布劳是巴恩斯利的手织工，共济会会员，他自愿告密的原因不甚清楚。1812年8月他当着两个设菲尔德地方官的面宣誓作供，据说，他在当年早些时候曾参加一个巴恩斯利5位织工组成的“秘密委员会”，他们在巴恩斯利拉了2000人，主要是手织工，但也有两个酒馆老板，一个制帽工，一个园丁（爱尔兰人都不准入会）。他的任务是参加会议，收集经费并与其他委员会通信。巴恩斯利（该地没有发生卢德运动）被视为是新开辟的薄弱区，主要力量则在设菲尔德和利兹。卢德分子的圈子里，流行着这样一种夸大其辞：设菲尔德有8000人入了会，利兹有7000人，霍尔姆福斯有450人。代表们被派到曼彻斯特、斯托克波特和阿什顿去参加会议。在哈里法克斯，卢德派在“宗教外衣下以不从国教者的身份”开会。许多卢德派也是国民军队成员，“卢德派想靠发动国家的革命而最终推翻政府制度。”布劳顿自己曾参加阿什顿的一次代表会议，在那里另一个代表告诉他进攻两院就是第一个信号。假如革命成功，卡特莱特少校和伯德特会指望参加。他还收到10先令10便士用作代表的开销费。^[200]

如同其他这类供词一样，我们几乎不可能区分这份证词中的真伪。但这里可以指出两点。其一是布劳顿似乎是个告密者，也就是说，他曾是真正的卢德派，后来变成叛徒。其二，是根据布劳顿的证词在约克提审的案子——针对巴恩斯利委员会成员约翰·伊登的案子中，并未引用该证词中的任何一个字。起诉只想提出证据来证明他进行过非法起誓。

从字面上看，这誓词应该是真的。^[202]但这里需要进一步考查当局的意图。英国的统治者对工人群众冷漠无情，但英国却不是一个“警察国家”。它当然有文武官员，如哈蒙德·罗伯逊和博尔顿的弗莱彻中校之流，这些人对卢德运动的仇恨根深蒂固，和曼彻斯特臭名昭著的副警事长纳丁一样，会不惜以暴力及欺诈手段谋求定罪。但也还有另一种公众舆论是需要对付的。例如约克郡西区的辉格党郡守菲茨威廉伯爵就是一个持温和立场的人，他后来因公开抗议彼得卢事件而丢掉官职，因而不大可能容忍实际的挑唆活动。法官贝利先生在处理中部地区卢德派的儿个案件中，因其宽大为怀而大受攻击。另外，在1812年夏，曼彻斯特一个更重要的案子中，陪审团也不肯将纳丁试图“罗织”的38名激进改革派定成从事卢德派起誓的案件判定有罪。司法官员们深知，定罪并不是自动成立的。^[203]

此外，这时的政府为劳动人民所痛恨，又实在不讨中等阶级许多人的欢心。即使司法官员在类似布劳顿这样的证词基础上提出以叛逆罪起诉，如此办案也不合当局的利益。人们会怀疑他们的行动主要有政治动机，就会激怒公众舆论。因此他们想干的是将起诉限于明显的犯罪行为上，如砸毁机器和半夜袭击，抢劫武器，进行宣誓等等。像布劳顿所作的这种证词对法庭来说，无论如何显得证据不足，特别当被告聘请布鲁姆这种人当辩护人时更为如此。这种证词的依据只是一些未经证实的革命言谈，或有外地代表参加的会议而代表姓名又往往不知或只是假名，要不就是明显的夸张和完全不可能的各种说法——比如说卡特莱特、惠特布雷德或伯德特将领导革命等等。

事实上，最古怪的冲突发生在地方当局和内政部之间，而以1812年夏秋在约克郡表现尤为显著。“劳埃德先生是斯托克波特一个非常活跃的律师，他受政府雇用，向各地派奸细以搜取情报”（约克一个治安法官写信给菲茨威廉说）。^[204]他在内务大臣的直接保护下行动，采用一些为某些乡村治安官所不齿的方法来拼凑完整的案件，他还把主要证人实际上都绑架起来，带过彭奈恩山脉实行秘案保护性拘禁。^[205]

有人会说这只是处理方法的不同。一方面，内政部（在西德默思领导下）执行的是导致战后发生奥利弗、爱德华兹、卡斯尔挑唆事件的政策。西德默思、劳埃德、纳丁这些人想进行大规模逮捕，进行耸人听闻的审判和执行死刑，在卢德派和改革派的心灵上打下恐怖的烙印，而几乎全不顾受害人是不是“真正的卢德”派，也不管用什么方法来编造证据。另一方面，像菲茨威廉和拉德克利夫这种人并非不希望整垮卢德运动，但他们在方法上比较谨慎，决心抓住真正的犯人——例如暗杀霍斯福尔的凶手和攻击卡特赖特工厂的人。这样，交付审判的主要案件（除曼彻斯特的三十八人案之外）都是要针对特定罪行而蛮有把握的“侦破、定罪、判刑之实例”，较严重的政治煽动罪名则被细心地掩盖起来。即使是哈里法克斯民主派一案，虽说其暗藏有政治动机已无可置疑，^[206]起诉也只是煞费苦心地以犯人的见解间接治罪，而把案子置于在某种具体场合下向某个具体人进行宣誓这一明显行动的证据上。因此，如果要问为什么不提出叛逆罪，答案是这种罪名不得人心，在法律上不可靠，并可能以无罪开释告终（如曼彻斯特的案子那样）。

当局也不愿大批审判起誓案，它只想将其终止。^[207]为做到这一点，他们希望把最便当的案例作为典型，进行审理，叛处流放。而出于不同的原因，哈里法克斯和巴恩斯利人被挑了出来。若设想当局一心一意要把每一桩事都穷追到底，这是弄错了权力的本性。在约克郡，一旦杀死霍斯福尔的人被处以死刑，一旦有几个人因宣誓活动而被流放，另有14人因抢劫武器和深夜袭击而走上绞刑架时，“受损伤的法律”和秩序的价值就得到了补偿。再走远一点就会叫公众的舆论受不了，直到北方每一个治安官和厂主们都终日在咒骂声中生活。卷宗正是在此合上的，大赦由此发出，报复不是足够了吗？

因此，我们不能根据提交审判的案子，也不能用起诉使用的证据来讨论卢德运动的组织。事实上，当局通常是根据不在审判中提出的证据及强烈的猜测来行事的，^[208]他们握有关于秘密集会、操练、起誓、互派代表等等的大量证据，其中有些是捕风影，有些是声名狼藉，多数在法庭上很少有价值。这些证据包括匿名信和告密者的信件、供词，有一些简直是无关紧要的，例如有一份材料描述卢德派的暗号系统：

这一类供述在法庭上作为证据提出，虽然是没有价值的，但假如我们步哈蒙德夫妇和达维尔的后尘，忽视所有这些证据，^[210]我们就落到了可笑的境地。我们必须假设当局实际上通过自己的特务制造出密谋的团体，然后又制定新的死罪，而这些罪行(如起誓)又只存在于想象中，或只是他们自己奸细迷惑的结果。再者，这种说法的全部含意表现出他们未能从地方社会的角度去考虑卢德运动，尤其是诺丁汉和约克郡西区，这里卢德派的力量之所在是一些工业小村庄，那种地方每一个人都与邻居们相识又束缚在同一个亲属密封网中。誓言的制裁对有迷信心理的人们来说，已经够可怕了，而集体的制裁力甚至更强。卢德派领袖在各自的村庄中都深孚众望，如手织工乔治·豪沃思，他也许是约克郡秘密委员会的一员——他“气色很好，身材粗壮，交往中的好歌手，谈吐粗俗，好像是乡下人……”。^[211]顿当局极难叫一个证人出来说出邻居的名字，这部分是由于害怕卢德派报复，但更重要的是，充当密探就是背叛道德经济学，承受着被逐出群体的危险。就连地方官也只能把本杰明·沃克，那个为政府作证告发梅勒的凶杀帮手视为犹大。梅勒在其被处决前夕曾说：“他宁愿处在现在这样一个地位上，尽管这很可怕，也不愿对告发人的罪行负责，他不愿和告发人互换位置，即使有自由和2000英镑也罢”。那些为当局提供证据而救了自己一命的卢德派，他们的情况甚至比处死的人还可怜。有一个教友派教徒曾在约克处决一批人后去见沃克，发现他“面色……苍白可怕，全身骨架子像散了一样，几乎撑不住他的身体。”事实上他从来没有领到答应给他的那2000英镑血腥钱。他继续过悲惨的流浪生活，最后竟沦为乞丐。诺丁汉有两个告密的卢德派害怕丢命，便恳求政府送他们去加拿大。其他有告密之嫌的人被完全冷落，一个约克郡人不肯再和妻子共同生活，因为她轻率愚蠢地提供了证据，导致罗福尔兹袭击行动中的一个人被处决。几年后，两个约克郡告密者在相似的情况下被人们冷落，直至终其余生。他们若走进房间或是酒店，聚在一起的人会立即住嘴不说话，或站起来走开。^[212]

我们应想象一下集体的团结，想象当局极端的孤立，正是这一点把卡特赖特和罗伯逊提拔到夏洛蒂·勃朗特心目中的英雄的高度，在宪章派宣传运动中，她自己也经历过霍沃思牧师公馆中的孤立之苦。罗福尔兹受攻击时，尽管枪声大作，村子里却没有一个人去救援。只是当卢德派撤退之后，才有三四个本地人跑出来，说他们站在被围的人一边的，被围攻的人是哈孟德·罗伯逊牧师、科克希尔先生（大染坊商）、狄克逊先生（化工厂经理），加上当地的美食家名叫克拉夫。他们很快被七嘴八舌的人群围住，这些人的同情心很清楚是在受伤的卢德派一边。^[213]顿此外，审判和葬礼都为表现群众的同情提供了机会，这有时是以威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有时则以宗教狂热的形式。诺丁汉提审被控的卢德派是在恐吓和示威中进行的，有一次还在一个挤满人的审判室里进行，据说其中包括武装人员，有一个陪审团曾判定几个人参与了1812年3月诺丁汉的卢德派攻击活动，因而其陪审长就一直被追踪到沃克索普：

尽管约克郡审判在约克举行，离闹事中心有30多英里，当局还是另外征召了武装人员，害怕有人劫狱。被处死的人坚强不屈，就连反对他们的人都为之钦佩。梅勒和两个伙伴不肯作任何招供，几天后处死的另外14人也一样。“假如这些不幸的人知道什么秘密的话，《利兹信使报》写道：他们是带着这些秘密殉节了，发掘这些秘密的可能性微乎其微。”^[215]（据传说，首席法官这次表现得有一点轻浮，有人问他14个被处死的人是否应该被吊在一根横梁上，他想了一会儿回答说：“哦，不，先生，我想他们还是吊在两根梁上好，这样会舒服一点。”）首批带去当一大群人面执行处决的7个人，边走向绞架边唱卫斯理宗的赞歌：

在所有这三个郡，我们都有一种印象，即当地居民给一切卢德派活动予以道义上的赞许，只有实际的暗杀行动除外。当局自己也曾抱怨说：

正如民间传说把所有的坐探都描绘成犹大一样，夏洛蒂·勃朗特在讥讽摩西·巴勒克拉夫时也采用中等阶级的看法，说他是个“喧嚣派”传教师，“结伙的卫斯理宗派”，伪善的卢德派教唆犯，并且用《旧约全书》的调子来谈论对杰勒德·摩尔的暗杀企图：“恶棍完蛋时，人们齐喝彩；旋风过去后，恶棍不再来。……”^[218]这里的证据也和往常一样混乱。在约克被处死的人中有两三个肯定是卫斯理宗信徒。但即使他们中许多人是受卫斯理宗（或其喧嚣派及索斯科特派旁支）的文化所哺育，其牧师死在牢中也仍然对他们无能为力。而牧师们特别关心的就是使卫斯理教免于牵连。对《旧约全书》的热情已几近于是一种阶级团结，就连杰贝兹·邦廷也很难渗入。

卢德派葬礼很好地表明了这一点。在1811年11月一次骚动中被杀的卢德派约翰·韦斯特利的葬礼，成了诺丁汉反映公众同情心的一个机会。他的“遗体被死者生前的一群会友们簇拥在前，他们手持黑杖，上面缠着黑色纱结”。

因伤在罗福尔兹死去的两个人也得到同等同情。哈德斯菲尔德阻止了一次大规模的群众葬礼，这仅是因为当局悄悄地在预料的时间之前埋葬了布思。哈特利的葬礼在哈里法克斯，有成百上千的人参加追悼会，手臂上缠着白纱。他的朋友要求以卫斯理宗的仪式埋葬他，而当邦廷拒绝颂祷告时，就出现了愤怒的场面，下一个星期天有大量人群集合起来参加一次追悼仪式。当地一个跛脚的传教士乔纳森·萨维尔回忆说，那是“在哈里法克斯教堂的最大的一次集会”，

邦廷还不肯登台，而命令萨维尔代替他。跛脚牧师于是就信教者与不信教者死亡之间的区别加以宣讲：

但效果并不像萨维尔想造成的那么好，他在走回家时被人扔了石子，墙上和门上有人用粉笔写字：“为无辜者的鲜血复仇”。事件后的几个星期中，邦廷（他也收到了恐吓信）在下乡赴约时都给配备了一名武装护卫。当卫斯理宗牧师拒绝为在约克处死的人举行葬礼时，霍尔姆弗思和格里特兰（在哈里法克斯附近），也出现相似的麻烦。^[220]同样的群众抗议也出现在1816年11月的诺丁汉。詹姆斯·托尔的葬礼上，当时一个充当地方官的教士怀尔德牧师禁止宣读丧葬祈祷。尽管如此，还是有3000人参加了仪式，据一个奸细报告：

对卢德运动作为产业性的有限解释或否认其暴动反叛的基调而仅谈论一小批“头脑发热的人”，这一类说法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即使在诺丁汉，那里的卢德运动在追求产业目标时也表现了最大的纪律性，其捣毁袜机和政治煽动之间的联系也仍在交叉出现，因为不仅是针织工，而且是一般的“下层等级”都在卢德派对袜商、军队和地方官的斗争中与其合作。在兰开郡——虽说那里的组织骨干是由织工组成的——煤矿工、棉纺工和各式商贩也都在动荡中有份；在约克西区，虽说攻击的目标是起毛机和剪绒机，与卢德派合作的人却不仅是剪绒工，而且有“相当数量的织工、裁缝、鞋匠及几乎每种手工行业的代表”。约翰·布思，在攻击罗福尔兹时被杀害的那位牧师之子，就是一个马具匠的学徒。^[222]被带到约克特别法庭受审的犯人中，有28个剪绒工，8个农工，4个织工，3个鞋匠，3个煤矿工，3个棉纺工，两个裁缝，两个布商，及屠夫、起毛机制造工3、木工、织地毯工、制帽工、小贩、店主、石匠、船工和毛纺工各一人。^[223]

我们现在要试着来解释一下卢德运动的原因，它在诺丁汉是以直接的“工会”强制行动的形式于1811年开始的，受到工人群体的支持，因此，它立刻被指控非法，正是这种处境迫使它向更叛逆的方向发展。1811至1812年之交的冬季，“代表们”很可能去了北部其他地区而不管他们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224]约克郡卢德运动（1812年2月）则在更富于反叛性的气质中发生。一方面，剪绒工积压已久的忧郁之火被诺丁汉的榜样所点燃，另一方面，民主派或潘恩派小团体在卢德运动中看到了更广泛的革命机会。这两种动力都可以在两封卢德派信件的字里行间看出来。它们都寄于1812年3月，第一封信可能发自哈德斯菲尔德，其中表达了剪绒工的特殊疾苦：

另一封信发于大约一星期前，最不可能像一个“忠诚臣民”写的。它暗示摄政王未能组成和平、改革的内阁，因而引起失望（后来成为在曼彻斯特交易所发生骚乱的原因），这就是卢德运动的导火线：

如果我们承认这两封信都确凿可信，那就意味着约克郡的卢德运动源出于不同的图谋。如果是这样，反叛的气质就随事件的逐一发生而占上风。这样，由弗兰克、皮尔搜集的口头传说的影响力必须重视。据这些传闻，哈里法克斯的老制帽工贝恩斯确处于一群“汤姆·潘恩分子”的中心位置上，他们在哈里法克斯组织了一个“民主或共和派俱乐部”，在鞋匠神酒店开会。在这儿，一次重要的卢德派代表会议于3月份召开，而贝恩斯作为主席表示欢迎他们的运动。

据同一传闻，一个叫韦特曼的诺丁汉代表也发言说：“本委员会与一切不满情绪中心区团体保持每日的联系，并主张在5月份发动一次总起义。”^[228]

有理由设想：在这些说法中，不是个别的词句，而是其总体倾向是真实的。当局显然下决心要给贝恩斯定罪，虽说其奸细的证据完全靠不住，一个证人声称贝恩斯曾说他“不屑与任何人来往，除非这个人理解贵族与民主这两个字的含义”，而法官则认为贝恩斯曾炫耀“其双眼已睁开了23年”，^[229]这使其罪恶更为昭著。这个案子仅仅是想“陷害”当地的激进派还是说他们确实与卢德运动有关联，这是另一回事。但兰开郡主要的告密者“B”在1812年3至4月写的报告中提供了某些线索。“B”声称有一个叫沃尔什的利兹代表来找过他，还（在4月）收到过利兹某个叫曼的人的信，叙述卢德派的成功举动。^[230]沃尔什告诉他，利兹的秘密委员会“不让任何老雅各（即雅各宾派）活动，因为他们近年来一直受怀疑”：

约克郡的组织（沃尔什对“B”说）是由一个“行业委员会”指导的，其会议都是极其秘密地在利兹举行的：

有可能正当“老雅各们”在利兹留在后台时，哈里法克斯的卢德派则不那么谨慎。有人说在罗福尔兹攻击行动失败后，约克郡卢德运动采取更普遍的反叛形式，这种说法是符合现存证据的。无疑到4月间，约克西区已经有某种代表制度在活动。罗福尔兹以后，卢德派组织将其重点转向总体革命的准备工作。4月至9月，经常有抢夺武器、收集钱财和进行宣誓的传闻出现。铅（做子弹用）像热天的雪一样不见了，“唧筒和水管总是失踪”，^[232]就连染桶和排字版隔条都会不见。密谋蔓延到如设菲尔德和巴恩斯利这些地方，而这里既没有剪绒工，也没有起毛机和剪绒机。卢德派受激于“推翻政府这种浅薄的观念，其组织这时已蔓延到全国，他们也搜集到了足够的武器”。^[233]

如果说约克郡的卢德运动从剪绒工的疾苦向更一般的革命目标扩展，那么兰开郡的不满则有一个单独的主题将其纠合起来。抢粮风潮、煽动性的粉笔标语，私下鼓动政治改革，地下工会委员会，抢夺武器、袭击动力织机以及密探的挑唆等等同时发生，有时是自发地，而且相互间常常没有直接的组织联系。在《技术工人》一书中，“兰开郡卢德运动”是最不令人满意的一章。有些显然不实，比如说到1812年5月初，兰开郡和切郡的所有动荡都已终止。其他一些说法——例如对博尔顿的几个密探及曼彻斯特的赋于了过大的影响——则是建立在推测和特殊抗辩的基础上，不过表面上似乎是在叙述。结论几乎很可笑，作者要我们相信1812年5月，步兵的71个连，骑卫兵和龙骑兵的27个支队，加上成千上万的特别巡捕（仅索尔福德一个村就有1500名）在兰开郡辛辛苦苦地执行任务，原因只是“老S”、“小S”和“B”用一些关于暴动的故事吓坏了他们的主子，同时又发生了一些自发的抢粮风潮。

最值得注意的是，哈蒙德夫妇在处理史料时有一种明显的倾向，即以某种假设为其研究之始，也就是假设工人方面任何真实的暴动意图若不是极不可能，便必定是错误的，不值得同情的，因而应归咎于工人中昏乱的不负责任的一翼。然而却很难弄懂在1812年为什么要这样想。这时战争已持续20年了，中间只有一年的间隔。人民没有公民自由，没有组织工会的自由。他们没有预见历史的能力，不可能知道以后的30年中等阶级将得到选举权，而因此感到慰藉（况且那时他们中会有多人已经死了）。1812年，手织工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灾难般地下降。人们饿极了，不惜赔上性命去掀翻一桶马铃薯。在这种情况下，假如人们没有策划革命起义，会比策划了更叫人吃惊，而且这种情况看来完全不可能哺育一批渐进的宪政改革派在一个不允许其政治存在的制度下活动。

人们至少会猜测，民主文化会要求这些处境不妙的人处事谨慎并谦恭。但事实上却不是这么回事，对这个时期作研究的历史学家中，有几位（哈蒙德夫妇、韦伯夫妇和格雷厄姆·华莱士）具有费边社信念，他们根据后来的改革立法和工会代表大会及工党的成长过程来回顾“工人运动的早期历史”。由于卢德派和抢粮的人看起来不像是合格的“工人运动先驱者”，他们就既不同情也不对此多加注意。这种偏见还从另一方面得到补充。加上了那种正统经院传统的更为保守的偏见，于是“历史”就公正地对待了托帕德尔烈士，令人作呕地对待了弗朗西斯·普雷斯；而数百个因为起誓，因为雅各宾密谋，因为卢德运动、彭特里奇和格兰奇沼地的起义，因抢粮、圈地、税路风潮及伊利暴乱和1830年农工暴动及几十件较小的骚动而遭处死、放逐的男男女女们则被所有的人忘却了。只有少数几个专家还记得，而即使还有人记得他们，也把他们看做是傻瓜或沾染着犯罪恶习的蠢人。

但对那些生活于其中的人，历史既不“早”也不“迟”。"先驱者”是已往的又一个继承人。人们应该根据其自己的环境来判断，而在这种环境中，我们能看出像乔治·梅勒、詹姆斯·托尔、杰里迈亚·布兰德恩这样的人具有英雄的本色。

甚而，偏见可以深入到历史研究的细节上去，这特别适用于兰开郡卢德运动的情况，只有把内政部档案中有关其革命性的种种供词都视为虚假，要相信这一点只能有一个理由，即先假设这些证据注定是假的。而一旦如此假设，哈蒙德夫妇就航行于虚构历史的大海之中了。试举例：在卢德运动和战后年代里兰开郡最经常进行告密的是一个叫做“B”的人，这个“B”有可能自1801或1802年起就已经受雇做密探了，^[234]他同时为曼彻斯特极端激进派所信任。他的名字叫本特，是个小商人，1812年据称是“买卖废纱头”的，^[235]相对来说比较富裕，他常被任命为各不同秘密委员会的司库——这对密探来说，是个很好的监听位置。很显然，他的处境极利于提供内部情报。

在《技术工人》中，“B”时常出现，扮演一个激化感情、煽风点火的人：

（哈蒙德夫妇宣称）兰开郡卢德派的起誓“不无理由去设想……是出自'B'的发达大脑”。当他们发现证据表明曼彻斯特的一个代表走访了斯托克波特手织工的一个秘密委员会，想把他们卷进革命的准备之中去之时，哈蒙德夫妇找到了一种方便的解释：

基于这种假设（有冒似高深的知识的支持，因此很难有几个读者会对此加以质问），煽动的虚构就编造出来了。但仅几页之后，当上述这些作者们相信的报告中的另一部分适合他们口味时，他们又殷勤地告诉读者说：“本特曾当真想诱使其同伴们使用暴力活动是不大可能的，因为如果是那样的话，像约翰·奈特这种人就不会再信任他。……”总之，“B”的报告可以任意歪曲，只要它刚好适合情节的需要就行。

有人会说对内政部档案可以有不同的读法。本特不是挑唆者，而只是告密者，他把他的活动限制在能确保其激进同伙们持续信任的范围内，他似乎是个有点愚蠢但又机警的人，这种混合性格并不见得反常。因此，他的证据只有当他描述他亲身参加的事件时才可信，而他在报告不可告人的目的或国内其他地区的组织情况时，他只是在传递更残忍的蛊惑家的海口吹牛而已。至于说本特就是把斯托克波特委员会卷入到密谋计划里去的曼彻斯特代表，这种说法也经不起检验。^[236]

事实上，如果我们不再追踪挑唆这条线索，就有可能把兰开郡卢德运动的内部历史整理得更有条理，而在很大程度上仍使用哈蒙德夫妇用过的同样史料。首先，我们应该记得雅各宾主义在兰开郡比在其他任何工业区都扎根得更深，而且爱尔兰移民还使它具有特别的革命色彩，兰开郡几乎独一无二地有一条不间断的公开鼓动反战和改革的延绵之线，从18世纪90年代起，经过“联合英格兰人”，一直到卢德运动。1808年，这种鼓动不仅在曼彻斯特，而且在罗伊顿、博尔顿、布莱克本等地都有报道。当一批博尔顿手织工宣布打算在两个月时间内每个星期天都在城外的契据沼泽举行示威时，他们问道：

年复一年，手织工争取最低工资的无效宣传，把他们驱赶到政治鼓动的方向上去，不管是革命还是立宪。

其次，当卢德运动于1811—1812年开始时，非法的工会活动，已经在兰开郡植根很深了。我们已注意到曼彻斯特手工行业和棉纺工人的组织和协商程度。手工织工的组织可能也相当广泛并基础牢固。在兰开郡的城镇甚至某些村庄，都有某种程度的织工代表制“秘密委员会”，在诸如向议会提出要求、请愿、征集基金等问题上习惯于相互磋商。^[238]

所以，当卢德运动传到兰开郡时，并不是搬进了真空。在曼彻斯特和较大的中心地区已经有工匠工会、织工秘密委员会和一些新老潘恩派激进分子的小组，还有一个奔放的爱尔兰人旁支。兰开郡之所以是奸细、挑唆分子活跃的土壤，并不因为这里事太少，而是因为这里事太多。报告中矛盾百出，并非全体告密者都在撒谎，而是因为运动本身有矛盾。在一个像兰开郡这样政治上相对成熟的地区，必然会对捣毁机器这种做法有不同的看法。工人团体中这种冲突在1812年2至4月底造成许多不和。因此，可能在2月某个时期真正的卢德运动方针受到织工代表会议的支持，他们代表若干城镇的秘密委员会。据一个叫亚伍德的人供称，织工们加入(起誓“入伙”)一个以捣毁蒸汽织机、积钱购买武器并以武力反对为宗旨的组织，而亚伍德自己就是斯托克波特秘密委员会的小组代表。该组织每周征收一便士会费，而约翰·巴克利·布思^[239]这位前“非国教的牧师”，事实上被聘用了一两个月的，做专职组织工作。但在这一点上亚伍德的说法含混不清。其他行业，尤其是纺纱工、裁缝和鞋匠，似乎在曼彻斯特和斯托克波特的秘密委员会中也有代表，而且除织工外还有许多其他人“人伙”。但亚伍德并不知道委员会的确切计划，他只是斯托克波特组织的一个地区书记，他把钱交给约翰·巴克利·布思并从他那里接受指示。

从亚伍德和其他人的叙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各委员会之间是分裂的。早在4月5日曼彻斯特委员会就拒绝了“卢德派”。

为派代表到博尔顿和斯托克波特去，“通知他们曼彻斯特不愿一致行动”，就有必要弄一笔钱，可以（根据亚伍德的提议）向“本特先生借……，我曾见到他在摄政王之徽酒店里和秘密委员会在一起”。4月中旬的骚乱在多数场合下似乎是一些自发的事件，并不是秘密委员会发动的（甚至未得到其支持）。4月底，曼彻斯特各业（特别是纺纱工和裁缝）拒绝支付更多款项，结果，曼彻斯特代表（包括本特）被排斥于5月4日在费尔斯沃思召开的一次重要的代表会议之外。

这以后，兰开郡似乎出现了并行的（也许不是交叉的）两种组织形式。一方面，运动的一部分致力于恢复对和平与议会改革的宣传。本特报告说，5月18日召开过一次代表会议，为此目的准备一份请愿书，与会的代表来自兰开郡及约克郡的某些市镇，像往常一样，他设法使自己当司库。约翰·奈特等“38人”所卷入的正是这个宣传，他们6月份在曼彻斯特被纳丁逮捕（本特告密的结果），罪名是进行起誓活动。另一方面，运动的另一部分肯定是在做暴动准备工作。早在3月28日本特就曾称与爱尔兰的密谋者开过一次会：“他们是危险的亡命之徒，其中至少有4个人曾参加过爱尔兰叛乱”。4月份他宣称确曾有爱尔兰的代表造访过他，这个人到过都柏林、贝尔法斯特和格拉斯哥，还准备到德比、伯明翰和伦敦去，他自称是爱尔兰叛乱的一名军官，说自己叫帕特里克·坎诺文，“他大约40岁，绅士风度，黑衣贴体，穿黑帮长靴。下一个来拜访本特的是伯明翰代表，他在经普雷斯顿和卡莱尔去格拉斯哥的路上顺道到曼彻斯特。5月中旬又一位代表从制陶区的纽卡斯尔来，拜访了委员会一名成员，带来消息说，在他那个地区有好几千人起誓并武装起来，但伦敦却“非常落后，……出人意外地没有按预期的精神行事”。伦敦卷入密谋的“主要是斯皮特菲尔兹的织工和裁缝”，即“针线骑士”。

关于地下活动的说法并非绝对不可能，而地下活动的主要联络渠道是1798年的爱尔兰难民。但若把事情截然分开，分成这半边的合法改革者和那半边的造反的爱尔兰人，这样做就又错了。同样有可能的是，较成熟的政治改革者们认为自己是比机器破坏者更严肃的革命者。^[240]顿本特5月初写道：

5月6日，一个匿名的雅各宾派署名“汤姆·潘恩”于兰开郡写道：

可以设想，到1812年5月，兰开郡和约克郡的卢德运动已基本上让位给革命组织，它以爱尔兰移民和老雅各宾派为中介，实现了与许多中心地区的联络（如设菲尔德、巴恩斯利、伯明翰、制陶区、格拉斯哥等地），这些地方并没有发生过卢德运动。在其本来意义上的卢德运动来说，现在只剩下有卢德将军这个名字保存了下来。粗糙的手制卡片以及符牌、暗号、口令等等都用来保障会议的入场。甚至有一些更吸引人的证据，包括一些文件，据称是在卢德派袭击威克菲尔德附近霍伯里的福斯特工厂之后不久在路上被拾到的。其中有两大篇演讲，用华丽的自由派风格写成，还有一份“章程”和一个“誓词”，和在德斯帕德的一个同伴身上发现的在他受审判时曾被作用证据的那种如出一辙。^[241]因此，除非我们设想这里有某种精心编织的“圈套”（没有理由这样设想），这个证据确凿地指出了1802年和1812年地下活动之间的关系。^[242]

有关这一类地下活动的证据实际上来自许多不同的史料，如果对所有这些证据都不加理会，我们就只能退回到某些严重混淆视听的假设上去——例如存在着货真价实的谣言工厂，制造捉襟见肘的奇想，而其惟一的目的就是蒙骗当局。有一个完全另一类型的坐探，名叫“R.W.”的织工，他在6月初告诉其地方治安官说在斯托克波特召开过一次一个兰开郡代表会议，参加者有从诺丁汉、德比和哈德斯菲尔德来的人。代表们谴责——

据报告，设菲尔德在大力制造长矛，这在一个有大量小工场和铁匠店的城镇里是件相对简单的事。人们说起义预定在9月底或10月初发生。在迪兹伯里附近一块田里举行的半夜集会上，有个“绅士风度的人”讲了话，他没有就“工厂或机器问题说一个字”，而是号召举行一次总起义而不是“部分”起义。他“像国内很多人一样是个适于在圣坛或法庭上”演讲的人。^[243]

但正是在有关全国组织和“绅士”领导人的传闻上我们必须十分谨慎。很明显，真正的鼓动者企图用全国性支持这种宏大的许愿或甚至有希望支持革命的个人（如卡特莱特、伯德特、科克伦、惠特布雷德、沃德尔中校及其他人）来鼓舞其追随者的士气。但不管卢德运动与织工工会、“针线骑士”或游荡的爱尔兰代表之间有什么含糊的联系，它只是一个没有全国性领导或中心的运动，而且在共同的苦难及推翻政府的愿望之外几乎没有全国性目标。尤其是，有关伦敦“大委员会”的说法（如本特这一类人传递的）则完全是凭空的想象，而且表现了在外地革命者中间对他们的真实处境的误解。

梅特兰将军也许正确地宣称卢德运动“没有真实基础”，而且在现时，所有这些革命运动一般来说都只限于人民中的最低等级，限于运动已发生的那些地方，除了在每天发生的那些公开暴行中所表现出来的东西以外，既没有统一行动，也没有制定计划。^[244]

我们只要仔细留心这些话，就可以接受话里的论断。发论的人若不像梅特兰这样熟知内情，便会吓坏了自己，因为他们很难想象一个“革命运动”可以没有由“出谋划策的邪恶之徒”组成的内部核心，没有某些贵族或中等阶级领袖在秘密地鼓动一切。当找不到这种共谋者时，另一种极端意见就会出现，若没有指导者，就根本不会有革命运动。剪绒工、织袜工和手织工们居然会自己企图推翻当局，这是不可想象的。^[245]科贝特在评论1812年下院秘密委员会的报告时这样说：“似乎没有证据表明有人在挑唆，没有证据表明有人搞阴谋。这是使内阁最感迷惑的，他们根本找不到蛊惑者，这是人民自己的运动。”^[246]

而这次运动竟能在几个月内拖住12000名军队，并迫使约克西区的副郡守在1812年6月宣告该区正直接走上“公开的反叛之路”。

从某一角度看，卢德运动最像一次工业工人的一种“农民暴动”，他们不是掠夺庄园别墅，而是袭击象征其受压迫的最直接的目标——剪毛机或动力织布厂。卢德派产生在出版和公众集会已几乎寂静了20年后，它不相信有任何全国性领导可以信赖，也不知道任何全国性纲领可以与自己的宣传相一致，因此，它总是在地方社会中最强大，在有限的产业行动中最有凝聚力。

但就在攻击这些剥削和工厂制象征的同时，他们也意识到更远大的目标了；小群的“汤姆·潘恩派”存在着，能把他们引向进一步的目标。但是在这儿，用以摧毁棉纱厂或织袜机的严密组织就不再有什么用处了。无疑，在约克郡和诺丁汉还建立起某种形式的地区领导。而这只有极少数“队长”如托尔和梅勒才知情。但如果关于在艾什顿、斯托克波特和哈里法克斯召开代表会议的说法是确切的，而且看来也像是确切的，那么正是在这里卢德运动最虚弱——最容易受奸细渗透，也最容易引导到依靠法国人、爱尔兰人或苏格兰人之助发动起义的夸夸其谈上去。只是在1812年仲夏才有迹象表明出现了一个严肃的密谋组织，它摆脱了有限的产业不满情绪并扩散到新的地区。到8月份（根据雷恩斯上尉的意见），卢德派要么只能“孤注一掷揭竿而起，”要么运动必然瓦解。^[248]两个原因导致其结束：第一，枢密院令的解除，商业迅速发展。第二，当局压力增大，有更多的军队，更多的奸细，更多的逮捕，以及在切斯特和兰卡斯特的处决等等。

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又可以把卢德运动看做是过渡性的，我们应透过砸机行动看到那些挥舞大锤的人们的动机。作为“人民自己的运动”，它给人深刻印象的与其说是落后，不如说是它日益增长的成熟性。它远不“原始”，相反，在诺丁汉和约克郡还表现出高度的纪律性和自制力。可以把卢德运动看成是工人阶级文化的一种体现，它比18世纪所知道的任何一种都更加独立更加复杂。1811年之前的20年中，非法活动的传统丰富多彩，对此我们惟可揣测，特别是工会运动，其新尝试不断增长的经验和文化程度，较高的政治觉悟等等在各方面都很明显。卢德运动出自这种文化似乎有不可避免的必然性——共济会、秘密仪式和起誓，半合法地向议会请愿，酒店里的手艺人集会等等。在这个过渡时期中，自信的工会运动之潮虽受反结社法的阻挡，却努力冲出堤岸，成为清晰明了的现实。这也是以德斯帕德和“黑灯照”为一方，以彼得卢为另一方的中间过渡时期。1812年5月1日，一个（可能是未经授权的）^[249]“卢德将军的秘书”曾自诺丁汉写信到哈德斯菲尔德说：“本人经收（授）权宣布”：

在这三个郡中，要求议会改革的宣传恰恰开始于卢德运动被击败之时。甚至在贝恩斯受审之前，哈里法克斯就建立了最早的议会改革同盟。乔治·梅勒在约克城堡中等候受审时曾写信给一个朋友说：“我听说你正在向议会请愿改革，我希望把下面这些名字也加上……”，其中包括39名同狱犯。（他还加上一句：“请记住，灵魂比工作或金钱更宝贵”。假如把这种逻辑贯彻到底，我们就可以相信1817年德比郡一个地方官的愤怒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