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工人阶级的存在

第十三章 激进的威斯敏斯特

在通讯会瓦解、人身保护法中止以及所有的“雅各宾”表现形式都被宣布为非法之后，民众的激进主义并没有消失。它只不过失去了连续性而已。它在书报检查与威胁恐吓下的数年间，难于公然发表见解。它失去了宣传阵地，失去了组织机构，还失去了明确的方向。但它在整个战争期间仍然存在，仍然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要把这些不连贯的事件写成一部连续的历史是困难的，不过我们还要尽量去做。

1797年，正当皮特在全国大肆镇压之际，格雷和福克斯向下院提出了最后一个动议，为房产持有人争取选举权。随后，福克斯和他那批剩余的贵族辉格党“共和人士”退出下院，抗议人身保护法的中断和反对战争。他们退到各自的庄园上去，隐退到寻欢作乐之中，做做学问，或者在霍兰公馆和布鲁克斯俱乐部里清谈一番。他们富裕而有影响，所以不可能被完全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他们牢固地掌握着衰败的选邑，而这些选邑，恰恰是他们自己的原则所不容的。^[1]1800年以后，他们又回到议院，重新坐上他们的席位。虽然这批人对于服从多数人的民主信条只是说说而已；但其中个别人——如塞缪尔·罗米利爵士、塞缪尔·惠特布雷德、H.G.贝内特等，却一次又一次地在下院挺身而出，捍卫政治自由或社会权利。1797至1502年间，福克斯大概是改革的惟一保护伞。到处都有人在一起聚会，为福克斯和格雷的健康干杯，他们要求恢复政治上的自由，为实现和平而上书请愿。在诺里季，以前的雅各宾派就这样聚会，并且从1799年起开始举行“自由之友的每月公开会”。^[2]

但这类团体哪怕只要一露踪迹，马上就会引起官员的注意，并导致反雅各宾政论作家们的猛烈抨击——其中颇为尖酸刻薄的一人，就是新近从美国回来的办报人威廉·科贝特，他在美国是一个反雅各宾的雄辩家，回国后，他的爱国行径受到嘉奖，陆军大臣温德姆资助他创办了《政治纪事报）（1802年）。但即便公开的改革派被驱散或不得不转入地下，在1799年到1802年，普遍的不满仍在蔓延。拿破仑的大陆封锁使英国的工业停滞，失业率上升，物价高涨。厂商们为和平而请愿，博得公众舆论的日益支持，这就迫使皮特摊牌。抢粮风潮席卷全国；还有证据表明，存在一个有组织的地下反抗运动。^[3]

短暂的亚眠和约时期（1802年4月至1803年5月）造成一个新的阶段，皮特暂时让位给阿丁顿（即后来的西德默思勋爵），这是个软弱的首相，尽管他在反雅各宾、继承镇压传统方面是坚定的。战争打了快十年，和平的消息使人欣喜若狂，张灯结彩。拿破仑的使节在伦敦大街上被人们拉着一起凯旋游行，科贝特的办公室则被人捣毁，因为《纪事报》主张继续打下去。满心好奇的辉格党人和改革派人士，包括福克斯自己，成群涌到巴黎去，看看那新成立的共和国。（1795年曾把自己的军服丢给约克“兔崽子”的桑顿中校，这次到巴黎时带了一队猎孤犬和马，还有一箱手枪，作为礼物送给第一执政［拿破仑］）。

和平带来了一次大选，大选中，有五、六个选区推出的候选人得到雅各宾派的支持，并且取得惊人的成功。在肯特郡，通讯会曾一度在该郡中部市镇有很大的实力，一位福克斯派候选人挫败了现任议员。在考文垂，在那些严重的骚乱之后，激进派候选人仅以八票之差而落选。在诺里季，陆军大臣温德姆落选，两名福克斯派候选人在雅各宾派的积极支持下当选议员。在诺丁汉，福克斯派的市政团和兴高采烈的人民群众支持一位改革派人士当选为议员之后，出现了兴奋异常的场面。乐队在游行中奏《新纪元》和《马赛曲》，三色旗飘扬，还有（据一位反雅各宾的小册子作家说）“一个全裸的女性扮成理性女神，她是在场的显眼人物！！！”“科贝特曾说，诺丁汉民众“在任何方面都是……一群共和革命的暴徒”。但1803年，下院借口推说骚乱者威胁了选民，因此撤销了得胜者当选的资格；这件事被作为提出立法以加强乡村法官在工业城镇的权力的机会。^[4]

但大选中最轰动的事件发生在米德尔塞克斯，即当年威尔克斯的选区。三年来丑闻不断，暴露了那些“受人身保护的罪犯”即伦敦通讯会和联合英格兰人被捕成员所受到的待遇，他们没有被及时送交审讯，就被关在冷泉场监狱，置于典狱官阿里斯的看管下。霍恩·图克的朋友、议员弗朗西斯·伯德特爵士曾收到受难者的一件上诉书（据科贝特后来说），上诉书是用小木片蘸血写在一本书的衬页上的。伯德特发现，有些犯人己经虚弱不堪，“形容枯搞”，于是就经办这些案子（尤其是德斯帕德中校的案子），并在下议院内外四方投诉。一夜间，伯德特就成了伦敦人心目中的英雄，人们高喊：“不要巴士底狱！”1802年，伯德特参加米德尔塞克斯的竞选，与一个现任议员对抗，这个人名叫梅因沃林，是政府的支持者，同时又是地方官，与阿里斯有联系。这场竞争引起全国的注意。1794年曾被上枷示众的约翰·弗洛斯特成为伯德特的助手，其他一些以前的雅各宾派和被关押过的人也都来协助伯德特竞选。当时还是托利党的科贝特慨叹说：

伯德特的胜利是张灯结彩的信号，其规模与庆祝和平时不相上下。科贝特哀叹道：“它会引起一种极可怕的效果，它会使这个畸形发展和堕落的都会里的那部分不守法的、不正直的人胆大起来和人数多起来。”^[5]

就连兰开郡都出现了竞争。当时一位女士向“雅各宾式的群氓”发表演说，她说：“这是一场皮鞋与木鞋之间的竞争，是好衣服与坏衣服之间的竞争，是富裕与贫穷之间的竞争，只要人民决定伸张其权利，他们就能得到一切。”^[6]看起来，一场比1792至1795年声势更浩大的运动正在形成。假如有五年的和平，英国历史的进程就有可能重写。但事态的发展把一切都搅乱了。1802年11月，德斯帕德中校因叛国罪被捕；一月份，他被处死。^[7]1802至1803年之交的冬季，英法关系恶化，1803年5月，两国重新交战。

不过对许多改革派来说，这场战争的性质变了。1802年，拿破仑成为终身第一执政；1804年，他接受王冠，成为世袭皇帝。潘恩的忠实信徒是不能吞下这个苦果的。坚定的雅各宾派受此重创，正如当初较温和的改革派对罗伯斯庇尔感到沮丧一样。不管英国改革派如何企图划清界限，他们的士气却与法国的命运紧密相连。第一帝国给英国共和主义沉重的一击，英国自此以后一直不能从这个打击中恢复过来。《人权宣言》在控诉国王的权力、中世纪的野蛮制度和世袭的称号时最为激愤；而当战争进行下去时，拿破仑却与梵蒂冈和解，晋封一批人为王，提拔一个新的世袭贵族，这些都使法国丧失了它最后的一点革命吸引力。“新纪元”甚至在诺丁汉人的记忆中都褪色了；如果自由之树还要生长，它就必须嫁接到英国的树干上来。

现在，在许多人眼里，法国只不过打着与英国在商业和帝国方面竞争的幌子，而对西班牙和意大利人民进行压迫而已。 1803至1806年，拿破仑大军在海峡对岸严阵以待，只等取得制海权。“雅各宾主义已经死了，一去不复返”，1802年12月谢里登这样宜布，他此时已经加入了阿丁顿内阁，“被谁杀死？被那个不再是雅各宾主义之子、雅各宾之斗士的人杀死了，被波拿巴杀死了。”温德姆这时已经从诺里季的失败中恢复过来，他在下院发出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呼吁，呼吁全国团结起来，以对付战争的再起：

战争重新开始后，志愿兵每个星期天都进行操练。也许他们并不像当时政论作家和爱国的传闻所说的那么得人心。“志愿兵”本来是个误称。很多军官都自告奋勇乐于操练，而那些杂凑起来的缺乏训练的兵众，却因失去他们惟一的休息日而倔强地反对操练。为了不让不满分子得到武器，也要煞费苦心。谢里登曾代表政府说：“在大城市，像伯明翰、设菲尔德、诺丁汉，我们宁愿看到较高阶层的联合，而在乡下农村则宁可是较低阶层的联合。”1804年，《泰晤士报》报道说，在诺里季的

乡绅、律师和制造商子弟欢喜骑马穿戴整齐，去参加志愿军的舞会。贵族和中等阶级达成共同谅解，形成了后来的在彼得卢（大屠杀）场上得胜的那种“团结精神”。而在化妆舞会上，他们的姐妹挑选丈夫，正是他们使商业和土地的财富相互交融，从而使英国的工业革命闻名于世。行伍的兵丁却得不到这种好处：在诺森伯兰的一个村庄里，“志愿兵”的比例很高，其中“13个愿在步兵服役，25个愿在骑兵服役，130个愿做向导，260个愿赶运货马车，300个愿赶牲口。”^[9]

但不管这潜在倾向如何，谢里登是对的。雅各宾主义作为一个从法国得到启发的运动，大体上已经死了。1802至1806年间，民众中的爱国情感的确复苏了。“波尼”［即波拿巴·拿破仑］若还受到推崇，那他是被作为一个“战士”，而不是作为人民权利的化身被推祟的。爱国主义的通俗小册子、传单、印刷品在英国到处可见。如果诺里季的妇女曾经抵制，诺森伯兰的村民曾经保持沉默，那么兰开郡成千的织工却参加了志愿兵。纳尔逊是战斗英雄，其得人心的程度是自德雷克以来在英国所仅有的。人们认为他是同情人民权利的人，也还记得他曾为了救德斯帕德中校而说情调停。他在特拉法加取得的又苦又甜的胜利（1805），成为那么多民歌民遥的主题，也是每一家酒店每一个小村庄谈论不休的话题。1806年，福克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自己进入联合政府（即“全体人才内阁”）而听任战争继续进行。^[10]

然而如从前一样，激进主义还是没有被消灭。但是其论调变得难以辨认了。以前的雅各宾派变成了爱国主义者，热衷于指责拿破仑背叛共和事业，其程度不亚于拥护王朝的正统派指责他篡夺波旁王朝。（1808年，伦敦通讯会的一个前书记约翰·博恩作出有意义的努力以重新唤醒过去的事业，于是出版了名叫《理性人》的杂志以支持战争和许多“雅各宾的”老要求^[11]。）其他一些人，像设菲尔德的里德黑德·约克等则自感有罪，他们急于自我开脱，这种情形就像近来常在醒世言情小说中所见的那样；约克在1804年变成了“反雅各宾”的政论作家，其言词之恶毒，竟迫使科贝特厌恶之极，从而倾向于改革派一方。

正是从这意想不到的方面，传来了新的激进主义的号角，因为，那些使老一类的雅各宾主义风流云散的影响，也导致老一类的反雅各宾主义失去了一些势头。如果说，拿破仑是敌人，因为他是暴君，他把一切大权集于一己之手，那么皮特又如何呢？他（1804年起重掌政权，直至1806年初去世时为止）侵蚀英国的自由，不经审讯就监禁人民，贿赂报纸，利用每一种行政上的影响去支撑自己的权力。科贝特，这位好斗的托利党的报人，无论怎样丰富的想像力都不可能把他说成是雅各宾主义的人，竟在1804年开始转变立场，向政府发动论战性的攻击：

拿破仑的专制和皮特的专制有什么联系，在逻辑上丝毫也不清楚。科贝特在具体问题的辩论上头头是道，至于在主要原则上却往往大言不惭。不过在他越来越有力而频繁的高谈阔论中的要点却是清楚的：必须和国内的专制主义作斗争，也和国外专制主义作斗争。报纸被收买了，政府无能而腐败，豢养了一帮“马屁精、寄生虫、领取年金的人、受贿赂的议员、董事、承包商、股票经纪人、职业介绍所老板、国家大臣等人”。王室费用是派系的贿赂，是由超额收税之款支出的钱来支付的。那些“新富”的暴发户们靠战争发财，他们威胁着国王的权利和人民的自由。只有一个自由的英国，才能抵御外国的入侵。诸如此类。这是一个托利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奇妙结合，他在这种结合中不指责改革派，而指责政府，说它

科贝特言论之非同寻常不亚于改革派时机之不寻常。梅因沃林向下院请愿，推翻了1802年的选举结果。1804年，米德尔塞克斯举行补选，政府动用一切手段，想把弗朗西斯·伯德特爵士赶下台，而以梅因沃林的儿子取而代之。伯德特的能力并不足以成为全国性的改革派领袖。他是贵族激进派，有意无意地模仿威尔克斯的策略方针；^[13]。因同索菲娅·库茨小姐结了婚而得到一大笔钱。尽管他在竞选时戏演得不错，但在以后的10至15年中，他在下院的表现却说明他只是一个软弱的改革派领袖。然而他到底是国内几个主张改革的代言人之一，只有他的声音能让全国听到。他不想洗清因他同霍恩·图克和亚瑟·奥康诺的友谊而给他带来的雅各宾主义的烙印。1804年，他坚持他的立场，当民众高呼“不要巴士底狱”时，他尽情地嘲笑托利和辉格之流。15天中，选票数在梅因沃林和伯德特之间来回上下起伏着。每天投票结束，伯德特总要对人数众多、情绪激动的人群发表演说，以“ 独立”为口号，呼吁米德尔塞克斯的自由持有农，一遍又一遍地敦促他们“积极起来去游说拉票。”米德尔塞克斯的选民能不能发出“自由而独立”的呼声？或者，是不是要把席位永久出卖给“有利害关系的酿酒商、卖酒商和啤酒商的联合控制，或地方官和承包商的联合控制”？每天投票结束时，梅因沃林也登上竞选讲台发表演说，但都被狂吼和哼声赶下台。支持梅因沃林的人在伦敦张贴海报诽谤中伤伯德特，说他与“雅各宾派”有联系，并向伯德特的选民挑衅，把在政府影响下的每一个选民——“威斯敏斯特教堂的书记员、唱诗班歌手和敲钟人”，“警官、股票经纪人和巡捕”都在选民册上登记。到第15天，即最后一天，看来伯德特有一票多数，他得到2833票，梅因沃林得2832票。欣喜若狂的人群把伯德特拉着在伦敦城里胜利游行，“在游行的人马中间，好像有一片移动的树林．因为车和马都覆盖着绿色的树枝。”乐队奏《不列颠尼亚之治》，一面旗飘扬在伯德特的座车上，旗上画着赫拉克勒斯把多头蛇踏在脚下。第二天早晨．郡长根据在检票收盘时出现的技术问题更改了选举结果。不过，精神胜利是圆满之至的。^[14]

科贝特说潮流变了，这话说得很准。他自己就支持了伯德特，这在两年前根本就不可想象，而这本身也就是潮流转变的标志。对此，竟有如此多的自由持有农本来要赞成伯德特，表明了有一股不常见的倔强劲头存在于小商人、自由职业者和小乡绅以及工匠师傅之中，他们有一大堆抱怨，有些与经济利益无关（如执着于古老的“自由”与“独立”的风尚），有些则与较多的利益有关；例如政府通常把马车、马鞍和军服生意包给少数几家大商号或中间人，而忽略了多数小业主和工匠师傅。1804至1806年，科贝特并没有倡导而只是追逐一股改革的新浪潮。在以后的几年里，他的《政治纪事报》一个论点一个论点地表达着一种好斗的激进主义，所指的每一种弊端都被条分缕析地张扬和论证，所以这种激进主义是更可怕的。科贝特揭发文官、军官之渎职以及挪用、侵吞公款，约克公爵的情妇出售官职，军队中残醋的鞭笞刑罚；其揭发言词之有力，竟使各种信仰不同的人们不得不注意，而对其中许多人来说，18世纪90年代形成的一套老准则失去了意义。 由于科贝特多多少少地还是一个托利党分子，他又回到了那些坚定、独立、直言不讳的人的理想之中，他们不讲财富和地位，只忠于自己的宪政，因此，他避免了反雅各宾派的偏见，而能够使改革者们重新组织起来。

但伯德特因为有一批更为激进的伦敦民众的存在，取得胜利是可能的。1806年，民众找到了一个渲泄情绪的机会，成批地涌进威斯敏斯特进行大选。米德尔塞克斯实行自由持有农选举权，威斯敏斯特则是南部英格兰少数几个“开放”选区之一，凡持有房产的人都有选举权，允许许多工匠师傅和一些帮工去投票。1780年以来，那里的两个席位之一是福克斯的。霍恩·图克曾竞争另一席，在1790和1796年的竞选中得票率可观，但是出于默契，这一席却进入一个政府提名的人之手。“皮特方面指定一个议员，福克斯方面指定另一个，两方面都不想当真地去选举。事情就由两派举行的联席会议来决定，就如小偷们瓜分赃物一样。……”^[15]

福克斯死后，空缺的一席留给了辉格党，诺森伯兰公爵冒称有提名权而推荐其子珀西勋爵，于是珀西就在没有竞争的情况下“当选”了。弗朗西斯·普雷斯带着厌恶的心情注视着当时那些身穿制服的公爵的仆人们朝着奴颜脾膝、互相争夺的人群扔出大块的面包和奶酪，分发啤酒。^[16]当一次大选临近时，科贝特给威斯敏斯特的选民们写了四封公开信，其主旨是简明的：

选民们应该维护自己的独立性，消除敬畏权势的心情：

尤其是“在威斯敏斯特选民中为数不少的帮工们，在我看来是完全不受诱惑的……”。雇主们想要强迫雇工投票，应该被揭露出来让“公众藐视”：“一个铺子的工匠，若听从老板的指使并让他领着去投票处，那就把自己降到了牲口的水平上”。除非一些独立的候选人自荐于大选，“否则，威斯敏斯特就把自己放到了老萨勒姆或加顿的地位上。”^[17]

托利党提名胡德海军上将。辉格党则提名福克斯的老同事谢里登，当时他在联合政府中任海军大臣，每年有6000英镑的收入。科贝特与改革派和他没有来往。在最后的五分钟，有一个自告奋勇的候选人，他本身正体现着激进派阵营的内部混乱，他就是詹姆斯·波尔，拍思的一个裁缝的儿子，是自已奋斗在印度经商致富的，1804年返回英国，为的是在弹劾总督韦尔斯利的的活动中出一臂之力。他被福克斯的圈子搜罗去，当时，这个圈子有威尔士亲王的支持。他作为一个可能给皮特当局制造些麻烦的人，被指定到怀特岛的衰败选邑纽汤镇的席位上（1805）。反对韦尔斯利的行动按时发难。但当福克斯派参加了联合政府，波尔就被私下告知，把这件事放下，或至少要“堰旗息鼓”，波尔愤怒地拒绝了。但议会解散时他发现自己被排挤出纽汤镇的席位，而且他本来天真地以为把他的事业记在心中的那些人却也和他断绝了往来。他的回答就是在威斯敏斯特的竞选坛上去猛烈地攻击那些人。

在激进运动史上，波尔是过眼云烟，没有人再费事地去找有关他的什么材料。人们照例只把他看成是一个满肚子个人恩怨而好争论的小个子而忘掉。然而，他的恩怨却不仅是个人的。韦尔斯利在处理奥德问题时之傲慢、蛮不讲理和背信弃义，本是无可置辩的事实。不应该设想波尔对在印度的“放肆侵略和残暴”并不痛恨，他把这些和“我们每日指责”法国的那些所作所为做比较。假如这一类争端对威斯敏斯特的选民是遥远的，那么波尔作为辉格党和托利党都想让他沉默的一个人，就不得不令人尊敬了。科贝特后来写道：“一个人应有的才干与知识”

他对英国的政治几乎无知，作为演说家，缺乏雄辩；作为作家，没有说服力；但他也没有政治上的禁忌与野心。三星期吵闹的竞选，一个新的改革派联盟成立了，其中包括弗朗西斯·伯德特爵士，一位贵族激进派，他在竞选讲坛上提名波尔作候选人；科贝特，一位经验主义改革家，他指导了波尔的竞选运动；卡特莱特少校，老资格的男子选举权的提倡者，他得到波尔诺言，说他自己是一个议会的改革家。

科贝特回忆：“我们必须对选邑集团的全部力量进行斗争，他们公开地、积极地团结在一起拼命同我们作对。”头四天波尔得票数领先，于是，曾经嘲笑过波尔并说他不可能取胜的胡德和谢里登就联手共同对付波尔。一时间，伦敦城到处是大纸的宣传品、小纸的讽刺文章和歌谣：

波尔的对手则取笑他的卑微出身和外表：

科贝特宣称：争斗的双方中，一方面“是地方官和领年薪者、收税人、治安官、警察和护从人员”，还有谢里登的私人班底“演戏的、换布景的、剪蜡烛芯的和听从……不道德的召唤而来的人们”;另一方面是工匠和帮工们中间第一次严肃地试图成立民主竞选组织的证据；是教区助选委员会以及在鞋匠、帮工、漆匠和成衣业之中的有组织的声援活动。群众一晚接一晚地把波尔拉着在街上到处张扬声势。

詹姆斯，波尔未能获得席位，但他只比谢里登少300票；^[18]这次竞选打破了两派对威斯敏斯特的控制。科贝特说：“这是真正的斗争，是自由在威斯敏斯特的真正胜利。”但当第二年胜利真的到来时，波尔却与此无缘。伯德特未能赢得1806年米德尔塞克斯的大选，一些自由持有农对他的极端立场大为吃惊，尽管他仍旧博得了竞选讲坛前的欢呼声；在失败时“肯辛顿和奈茨布里奇两地多数的房屋都灯火辉煌，似乎完全是一种胜利的景象……”。但是他的失败又另有原因，一个典型的唐·吉诃德式的原因。在以前竞争时，他使用传统的拉票方法，以其财富慷慨地大批款待选民，赠酒送钱普遍地讨好，其程度也许不亚于他的那些对手。但现在，他因被指控行贿而恼怒；而作为其盟友的科贝特，在整个1806年都滔滔不绝地重申着廉洁选举的要求。1806年在霍尼顿闻名的补缺选举时科贝特要求绝对禁止行贿和请客，要求候选人庄严保证，一旦当选则既不接受公职，也不领取公款。伯德特于是采取廉洁的风度，但他对此不满，他除了每天到竞选场所露面，除要求“独立的选民”自动自愿地挺身而出之外就不肯做别的事了。他不去奔走游说，不搞请客吃饭，不为年老选民提供车马，无论什么组织行动都没有。支持他的人组成了一个委员会，他反而在竞选演说中驳回了它并敦促他们信赖“无需协助的公众原则”。如此一来，便减少了他的得票数。

1807年大选给改革派带来了机会。科贝特每个星期都在《政治纪事报》上给威斯敏斯特的选民写信，向他们发出警报。支持波尔的人做了准备并成立一个委员会，指名伯德特去争夺另一席。但伯德特已经泄气了：

有一个代表团去拜访他并问他，如果不需他本人同意或介入而把他选出来，他是否愿意接受席位？对此，伯德特无精打采地加以承认：“如果我在威斯敏斯特当选……我就必须服从召唤……但我不会为这次选举花一个几尼、出一份力。”事情甚至更糟，威斯敏斯特委员会在得到这个消极的允诺后，就打算推举伯德特和波尔作为争夺两个席位的竞选伙伴。但伯德特似乎希望摆脱他的平民竞选伙伴，于是那只“斗鸡”就勃然大怒，向伯德特提出决斗要求，而在决斗中双方都受了伤——波尔伤势严重，支持他的人只好放弃他的候选人资格。在15天的投票开始之前，改革的事业似乎就要在内讧中以闹剧收场了，^[19]但在最后一分钟，一个名气不大的候选人．激进航海家科克伦勋爵带来了一点复兴的希望。不过，在投票开始那天早晨，伯德特委员会中的人却“非常消沉”:

但就在两个星期后，威斯敏斯特的工匠和小店主们已经把伯德特和科克伦抬到街上去闹哄哄地游行庆祝胜利了。伯德特得票大大领先于其他人，科克伦则赢得另一个席位，票数比谢里登多10（心张。（在投票的最后一夭，科克伦为谢里登感到难过，他把他的监票员打发开，让他把投他票的选民人数重数几遍，好让他成为更体面的失败者。）从此以后，威斯敏斯特就一直掌握在激进派手里（除1819年一段奇怪的情节之外）。这是惟一的大众选区，议会就设在这里，但它被几乎所有的报刊都异口同声地称作是“雅各宾派”的人夺去了。^[20]

1806年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听起来并非是信口胡言。有人告诉波尔，他的竞选委员会里有一个主要人物，是众所周知的雅各宾派，名叫勒梅特，是法国人。这使波尔害怕，他要勒梅特离开委员会并请科贝特去传递口信。科贝特尽可能温和地去传达这个解职意见，但不料他碰到的是个出乎他意外的意志坚强的人。勒梅特以前确是个雅各宾派，一个伦敦通讯会的积极成员，是表壳匠；1794至1795年在“汽枪阴谋”大恐慌中他曾被捕，17％年未经审讯再度入狱，1798至1801年他第三次被收监，“在18到25岁之间大部分时间里，都关在监牢里。”获释后，他曾经帮伯德特在米德尔塞克斯竞选，从中得到了相当的经验。在投票到第三天时他进波尔委员会办公室，发现该委员会“既没有计划也没有协调竞选活动事务的制度”。在好几天内，他每天从早到晚地工作，制定了一套切实可行的竞选计划。现在，他把这项计划拿给科贝特去看。科贝特看后不禁大叫：“勒梅特先生，我以名誉担保，这是我在本委员会里看到的惟一有用的东西！”于是向他道歉，而勒梅特就留了下来。

1807年的胜利，完全是威斯敏斯特委员会工作的结果。委员会中，有些主要人物曾是伦敦通讯会的前委员。勒梅特事先就准备好了对每一条街每一个里弄都做竞选游说工作的计划。普雷斯在“一家名叫不列颠尼亚咖啡馆的酒馆”四楼上，从天亮到夜深，整整工作了三个星期而分文不取，细心地管理帐目，核查收回的选票数，为总委员会准备报告。另外一位以前曾坐过牢的人里克特是他的副手，普雷斯写道：

对手嘲讽他们，说他们是“无名之辈、普通的裁缝、理发师。……笑我们愚笨，骂我们鲁莽”。原则和基金短缺都决定这是一次廉洁的选举：

花钱都要由委员会投票决定，最大宗的花费（直至胜利游行需要的旗帜、乐队和彩带之前）是印传单和海报。普雷斯是委员会天才的组织者，他只有一次离开办公室去竞选场所。^[21]

现在，我们必须探究一下1807年时英国激进主义的状况。首先，“激进主义”这个词意味着一种豪放磊落而又目标不确定的运动。18世纪90年代的雅各宾派都忠于《人权宣言》，忠于某些公开的组织。随着19世纪的进展，“激进主义”内部存在许多不同的倾向。在1807年，激进主义意味着运动的勇气和论调，同激进主义致力的任何原则相一致。它意味着不妥协地反对政府；蔑视软弱的辉格党，反对限制政治自由，公开揭露腐败和“皮特体制”，以及一般地支持议会改革。但在社会、经济问题上却又并不一致，而最坚持不懈的是伦敦民众的激进主义，它广泛得足以时时把处境不稳的厂商或小乡绅接纳进来。

1806和1807年的较量是实在重要的，虽然是混乱的。改革事业再次变得清晰可见了。有两位极端激进派，他们是由一个平民选区选举到下议院的。有一个周刊，编写得颇具天才，政府很难禁止而该周刊又宣称是远离托利党或辉格党的权势的。就连“改革之父”卡特莱特少校也重新受到公众的注目与好感^[22]，人们第一次听到了一个新人即一个经营农场的绅士亨利·亨特的名字，他按照威斯敏斯特的榜样，发表了一篇致威尔特郡自由持有农的呼吁书。在伦敦，有一种新型的竞选组织建立起来了，威斯敏斯特委员会并不曾自行解散，而是保留了许多年，成为战后改革组织的样板。伯德特、卡特莱特、科贝特、亨特、普雷斯这些人成了后来15年中激进主义信史上有名有姓的杰出人物。伯德特许多年一直是伦敦民众心爱的人物。卡特莱特则长期矢志不移地经历过各种磨难，促成了第一批汉普登俱乐部的成立。科贝特一步一步从维护“独立”发展到完全彻底地指责“腐败的旧制度”，还确实指责了萎靡不振的激进派人士，如伯德特和普雷斯。亨特一时期作为科贝特的盟友，一时期作为他的对手，用他高超的群众演说技巧与科贝特高超的论战技巧相抗衡。普雷斯推广改革派的渗透政策和工匠与中等阶级联盟的政策，并成为边沁改革派与工会、与民众辩论团体之间的联络人。

1807年的胜利是威尔克斯的贵族的高超策略和较为进步的民主组织形式之间的一种妥协，收获是重要的，“独立”获得了新的含义。迄今为止“独立”一词成了富裕和地产利益的同义语：辉格党和托利党候选人之所以被推举到竞选坛上是因为他们富有，应该说，这就能使他们保持“独立”，而不必巴结大臣或国王以得到恩宠与官职。科贝特的“独立”则力主选民的义务，不管这些选民是自由持有农、是商人、还是工匠，都运用自己的权力摆脱庇护人、贿赂与依附。威斯敏斯特委员会还有更深刻的意义；即他们的胜利是独立于他们自己的候选人之外的，威斯敏斯特的“小老百姓”是用他们自己的权力作为一股力量而崛起的；此外，他们做出了一种效率高的新的竞选组织的鲜明的榜样，不靠候选人的财富或权势，而靠选民自愿地行使自己的权力。正因如此，威斯敏斯特人觉得这次胜利是他们自己的。

然而，若说威斯敏斯特委员会领导了一个独立的“民众”运动，那就错了，当然更谈不上领导一个工人阶级运动。选民（1818年大约有18000名房产持有人）^[23]中包括许多独立的手艺人和一些工匠。但其基调则越来越多地由小业主和小商人决定。这些集团的激进程度是战后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并曾影响到英国自由的一个组成部分，事实证明这个部分始终使政府当局难堪。最重要的政治和报刊审判都在伦敦举行，而陪审团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被挑选出来的。小店主和小商人在18世纪90年代曾组成难以对付的陪审团，财政部法务官的记录中保留着能胜任的陪审团成员的名单，在德斯帕德案子和奥科伊格里案子上可以看得出，王国的司法官们是如何小心翼冀地把同情雅各宾的人清除出陪审团。^[24]尽管他们如此防范，当局仍在1817至1819年间在伦敦那些陪审团手中丢了丑。^[25]嗣后，陪审团变得比较听话了，一方面是因为当局精心策划了新的特别陪审团制度和其他“辞退”的手段，一方面是因为伦敦老城的激进主义（及其代表人物如韦特曼参事和伍德参事）变得越来越脱离平民运动。

所以，威斯敏斯特的胜利很难说是工匠的胜利，而不管他们为这个胜利尽了多少力。而且，这个胜利也有一部分是虚幻的。除了所需的资格限制把挑选候选人的范围局限在有产者之外，即便不谈这个事实，普雷斯的总委员会中也居然没有一个人（至少是普雷斯）想到要把本委员会中的某个人推荐为候选人。这席位是伯德特的，委员会的职能是争取支持他。在以后的岁月里，委员会表明它自己作为一个民主组织具有重大的局限性。1807年，它是在一次新的民主精神的冲动中成立的，随后几年中，它却本质上成了一个自封的团体——或者，如科贝特抱怨的，一个“秘密会议”——一部分在伯德特的控制下，一部分则是小生意人工匠师傅的代表，如普雷斯。战争结束时，普雷斯成了边沁和詹姆士·穆勒的信徒，他对亨特和科贝特变得越来越有敌意，也越来越讨厌对“成员无数”的宣传方法。威斯敏斯特委员会是个有用的地方，可以借此运用谨慎的幕后操纵来维护稳重勤勉的工匠的利益。1818年，科克伦的席位空出来了，科贝特提名的卡特莱特少校却被边沁激进派霍布豪斯的票数超过而没有获胜。当普雷斯变得越来越“自鸣得意”和越来越讨厌游行和竞选活动时，委员会也相应地越来越脱离伦敦的劳动人民了。^[26]

这多多少少是1807年激进派所处地位的必然结果。反雅各宾主义根本没有消失。科贝特冲破报刊检查几乎是偶然的，此外就很少有定期的激进报纸了。（1810年，科贝持本人被监禁两年，因为他攻击军中滥用鞭刑。）威斯敏斯特委员会作为一个竞选组织而保留了下来，但政府当局并无意准许民众俱乐部有新的发展。曾经是伦敦通讯会领导人的约翰·盖尔·琼斯在伦敦大菜市附近组织过一次“英国论坛”的辩论跨过了谨慎的界线，下院就判处他进新门监狱（1810年）。而当伯德特谴责下院的这一行动是非法时，下院就判处他监禁于伦敦塔。确实，这几乎使所有的伦敦人都站到了伯德特一边。而伯德特最初采取威尔克斯的对抗策略，据守在皮卡迪利自己的家中，不向下院屈服。科克伦勋爵乘坐出租马车赶到伯德特家门口，向门厅里滚进一桶火药，准备炸掉所有的入口处而用武力保卫伯德特。人民成群在几条街上兜来转去，一场1780年规模的暴乱似乎在所难免。普雷斯自己则认为，军队中存在不满情绪，因此有一些阵发性的暴动可能发生。但这次事件的性质及其对威尔克斯的戏剧性的模仿，加上激进领袖中间的混乱，突出了改革派的弱点，即若由他们来驾驭一场造反潮流，他们既没有组织，也没有团结一致的政策。法律取缔通讯会社及公开的政治集会已经分散了运动的力量，所以，运动领导人的个人主义的和争执不休的行为，不过起着一种“喉舌”作用而不是站在运动组织者的地位上。

激进主义仍旧是一个由对当局不满的广泛的群众支持的防御性的抗议运动，却不是一个进攻性力量。如果要理解伯德特和科克伦在1810年的极端观点，只要读读拜伦的作品就知道了。那些人不屑于争权夺利，鄙视他们自己阶级的伪善和新富们的摆阔炫耀。在失望之中，他们也许会时时梦想来一阵子革命以推翻“旧腐败制度”的全部结构。如要理解科贝特的愤怒，只要想想那些引起他愤怒的事情，那就是油水大的承包合同、王室公爵的肮脏丑事、猛涨的租金和税款、农业工人的贫困和枯竭、政府给报纸的津贴以及道德监督会的告密者们对大众娱乐的摧残破坏。有一百个理由在助长不满的情绪。反抗强征入伍、伤残士兵的痛苦、工匠们被那些靠军火合同迅速发展的公司企业排挤而纷纷抱怨，以及在特拉法加战役后，反对那看似无休止又无目的战争的一股地下逆流正在不断地壮大。

1808年，设菲尔德一个非国教牧师这样写道：”情况很可能是”

“基督的王国”，只有经过“许多反对和许多流血”后才能降临人间，因为“魔鬼和他的代理人”不会原谅它用任何别的方式到来：

“悲乎，贫穷！尔乃不赦之罪恶！……尔无权利，尔无特许，尔无豁免，尔无自由！”

这呼声发自温斯坦莱和班扬的古英格兰，但这个古英格兰已开始读科贝特的文章了。它提醒我们，在设菲尔德、纽卡斯尔或拉夫巴勒这些地方，威斯敏斯特的选举又何其遥远！在伦敦城，激进派可以在酒店咖啡馆里聚会讨论，也可以感觉到自己在数量上的优势。在那些雅各宾的宣传曾深人人心的外省中心区，只有诺里季和诺丁汉具有广泛的选举权，足以让激进派利用选举的手段。伯明翰、曼彻斯特、利兹和多数正在发展的工业中心，在未经改革的下院里都没有代表。在这些地方，以及在更小的城镇和工业村庄，教会与地方官监视着任何“煽动”的迹象，就连订阅科贝特的《纪事报》的人，都能发现自己已被盯上了。改革派感到孤立无援——“被埋没，怠慢和侮弄”。威斯敏斯特的胜利把外省抛进了遭受更大压制的黑暗之中。

正因为如此，激进运动在中西部地区和北部工业区具有相当不同的表现形式——这种不同将在半个世纪中影响事态的发展。在伦敦，中等阶级改革派和工人阶级改革派保持着沟通渠道，典型的组织形式是委员会。在委员会中，少数几个自由职业者和自学有成的工匠们并肩工作，而这些工匠总有些看不起政治落后的工人和伤风败俗及犯罪的穷人。当压制放松时，论坛、辩论会和讨论小组也就恢复起来了。威斯敏斯特定期的选举至少提供了一个安全阀，对喧闹骚乱起到了关阀作用。但在中西部和北部地区，激进主义被打入地下，进入了非法工会的世界而和工业中的疾苦、秘密集会和誓约等等交结在一起。所以，直到1815年，伯德特和科贝特在工业革命的心脏地区仍旧无关紧要。威斯敏斯特委员会对卢德活动没有什么启示作用，而在特伦特河以北我们找到了非法活动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