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G·D·H·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 -> 第二卷：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1850—1890年）
第三章 俄国社会主义的曙光
——别林斯基、赫尔岭、车尔尼雪夫斯基
十九世纪中叶以前，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几乎完全是西欧的理论。诚然，访问欧洲的美国人以及移居美国的欧洲人都曾把社会主义带过了大西洋，但是美国人自己对这种学说却没有特殊的贡献，除非我们把约·弗·布雷也算上，他的名著是在英国写的[1]。罗伯特·欧文和傅立叶在美国是有信徒的；1848年埃蒂耶纳·卡贝从法国来，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建立了“伊加利亚”公社。在美国，创建宗教性质和社会主义性质公社的大不乏人，但是他们基本上都是根据外来的思想而且同外来的人一道工作的。1848年以后，寻求得以安居乐业享有自由的新世界的移民不绝于途，人数大增。但是社会主义并没有在美国土地上扎下深根，实际上，由于往昔的乌托邦热潮日趋消沉，而欧洲的社会主义在惨遭失败以后又一蹶不振，社会主义本身的影响也就不如以前了。
然而，正是在西欧的这个死气沉沉的时期，第一次有迹象说明社会主义将成为俄国的一种力量——这倒不是说成为一种人民的运动，而是成为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憧憬对象。1855年尼古拉一世的死亡和亚历山大二世的即位，使得自1825年十二月党人密谋被粉碎之后就雷厉风行的高压统治一度缓和下来。报章杂志的数目大大增加；人们一度可以在文学或哲学批评的幌子下比较公开地发表关于社会问题的文章。偷运外国书报杂志入境也比较容易。亚历山大·赫尔岑在伦敦出版的著名俄文刊物《钟声》在俄国知识分子阶层中广泛流传，这是俄国公众所能接触到的第一种没有经过检查的杂志。尽管，《钟声》只能秘密流传，但是在1863年以前它毕竟还相当广泛地流传过几年；1863年，波兰民族起义，波兰农民也企图高举义旗，因而帝俄当局几乎又象过去一样，实行高压统治。
当然，在这个时期以前，俄国早就有过自由主义的思想运动。叶卡捷琳娜二世就曾鼓励以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为基础的探讨，直到普加乔夫农民起义和法国大革命使她惊恐不已，她才不进行这种鼓励；再者，要想防止法国大革命的思想传播国外，不让它对俄国知识分子产生某种影响也是办不到的。但是这种影响在政治和社会方面并不深入；而且俄国同拿破仑的苦战以及1815年以后亚历山大一世在神圣同盟中所起的作用，都使这种影响不能持久存在。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影响以在俄国南部为最显著，这里的领导人是巴维尔·伊凡诺维奇·彼斯特尔（1793—1826年）。在尼古拉一世即位时参加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军事领袖和贵族中，彼斯特尔是激进派的鼓舞者。他主张解放农奴，把俄国的一半土地授予他们，其余一半则归国家所有，佃给进步的农业企业家。他鼓吹实行成年男子普选权，建立中央集权的民主共和国。他的观点远比以尼基塔·穆拉维约夫为首的北方十二月党人先进，穆拉维约夫希望建立地方分权的君主立宪政体，实行有限的选举权。彼斯特尔的观点也远比经济学家尼古莱·伊凡诺维奇·屠格涅夫（1789—1871年）先进，屠格涅夫是帝俄官员，一直要求亚历山大一世解放农奴，在赋税和行政制度方面进行大规模改革。屠格涅夫——他是经济学家而不是那个以小说著称的屠格涅夫——在十二月党人起义时幸好在国外，他同十二月党人的公开领袖一道被判处死刑，在国外度过他以后的岁月。他在亡命国外期间对土地改革问题的见解逐渐接近彼斯特尔。但是，他又不同于彼斯特尔：建议只授予个体农民以小块自由土地，认为不得不靠工资过活的农业无产阶级必然会发展起来。他认为，必须有这样一批农业劳动者为利用先进的资本主义技术改进土地耕作打下基础；就俄国说来，他们会形成一个相当于西方的工业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这些观点是他在流亡中形成的，1847年发表于巴黎（《俄罗斯和俄罗斯人》，三卷本）。
在十二月党人运动被粉碎以后，就再也没有什么自由可以发表民主主义或自由主义意见了。但是在“斯拉夫派”和“西欧派”这两个敌对流派之间，也就是在那些指望根据俄国人民以往的历史传统和明显的民族特性来发展俄国社会的人，同那些认为只有学习和吸收西方文化俄国才能走向更高文明的人之间，在文学和哲学方面都仍有辩论的余地。这两个对立的流派又衍生出各种不同的见解。于是，在“西欧派”中间，以彼得·恰达耶夫为代表的思想流派，在冯·巴德尔、博纳德以及德·梅特尔的影响下，希望天主教成为强大的统一和开化的力量；而其他人，比如维·别格·别林斯基和亚历山大·赫尔岑等，则都分别受到西方激进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至于在斯拉夫派中，观点也是形形色色的，其中包括这样两种看法：一种是竭力鼓吹专制政体和东正教，彻底否定西方的代议制政府和民主观念；另一种则持开明的观点，主张进行土地改革和解放农奴，同时要求保持和发展传统农村经济制度中的公社因素。此外，斯拉夫派虽然摒弃西方生活方式，认为它不适合俄国的特性和传统，但是又深受西方哲学的影响。他们作为依据的是赫德和谢林的学说，特别是黑格尔的学说。他们在黑格尔的学说中看到了适合为专制政体作辩护的国家观念，又在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的阐释中发现了坚持“伦理”（sittlichkeit）作为民族社会关系的基础、作为国家有责任加以统一并提高其理性现实水平的要素的极端重要性。当然，斯拉夫派并没有接受黑格尔的如下见解：由普鲁士国家统一起来的日耳曼文化代表最高理性。恰恰相反，他们认为，在俄罗斯民族的生活中也同样存在着取得最高成就的神秘基础，并且认为（更确切地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俄罗斯民族幸而避免了正在使西方文化遭到毁灭的那种污染。他们中的许多人非常敌视工业主义和立宪政府，认为这是西方文明的孪生子；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更赞扬正教的神秘美德，认为这不同于天主教的那种偏激的唯理智论，也不同于讲求功利的个人主义，他们认为，后者是新教教会的特色。
上面谈过，斯拉夫派受了黑格尔的影响，赞成沙皇的专制政体，反对任何形式的代议制政府。然而，他们决不赞成国家采取行动。他们从宗法性的神秘主义的角度来看待沙皇与其臣民的关系。在他们看来，这种神秘主义同政治活动风马牛不相及；实际上，他们着重指出，政治活动同人的内在生活的自由相比是不值一提的。斯拉夫派运动跟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完全不同，后者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发展起来的，它使俄国人梦想在统一斯拉夫各民族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庞大的斯拉夫帝国。斯拉夫派运动则是一种文化运动，而不是政治运动：它之所以具有政治性只是因为它反对政治，斯拉夫派在尼古拉一世统治下还是受到了不那么严厉的迫害，尽管它是支持沙皇制度的。
1825年以后的一个时期内，斯拉夫派的学说并没有发展成熟，但已经在传播中。这一派的学说同早期和后期的泛斯拉夫主义运动都不能混为一谈，泛斯拉夫主义运动虽同斯拉夫派的学说是同时发展起来的，但它主要起源于奥地利或土耳其统治下的斯拉夫民族。泛斯拉夫运动者虽把希望寄托在俄国，却有一种明显的民主色彩，因为他们所关心的是从异族的疆朝下争取民族解放的问题，而且发现在许多地方遭到那些跻身于执政权贵之林的贵族的反对。斯拉夫派事实上分为两支：一支赞助俄国境外的斯拉夫国家的解放运动；另一支把俄国看作是斯拉夫精神的代表，主张在“大俄罗斯”统一的事业中，使沙皇统治下的各族人民——包括波兰人在内——俄罗斯化。1848年，在欧洲革命的热潮中，巴枯宁参加了在布拉格举行的第一次泛斯拉夫代表大会。而赫尔岑则由于为1863年的波兰起义辩护而在俄国知识分子中声誉大落。斯拉夫派的各种思想倾向是可以同当时的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各种不同立场结合起来的。这些思想倾向之间唯一共同的特点是坚信斯拉夫人必须根据自己的文化历史进行自救，因而对资本主义、自由主义一议会制的西方政治和社会制度极为厌恶，而且往往也极为轻视。
最早在俄国鼓吹某种社会主义的三个宣传家是别林斯基、赫尔岑和巴枯宁。他们都生于拿破仑战争的末期，在十二月党人密谋时期，都还是十多岁的少年。在青年时代，他们都是“西欧派”，都受到当时蔚为时尚的德国哲学的影响。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他们都受到黑格尔主义、特别是费尔巴哈的左倾倾向的影响；他们一方面通过德国的著述家，一方面直接地同法国的社会主义思想发生接触。特别是维萨里昂·格里戈里耶维奇·别林斯基（1811—1848年），在他作为文艺批评家和哲学家的短短一生中，从浪漫主义开始，通过一种左倾的黑格尔主义很快转变为唯物主义的激进主义，这使得苏联的著述家推许他为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先驱者。对他的思想立场作这样的解释，根据是很不够的，至少也是可疑的。毫无疑问，别林斯基之成为唯物主义者和决定论者，其含义大致同费尔巴哈之成为这两者的情况相同。但是这并没有使别林斯基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也没有在任何真实意义上使他成为任何类型的社会主义者。他主要是一个西欧派，反对沙皇制；作为一个激进的文艺批评家，他在短短一生的最后一两年里对“社会问题”日益关注。他在严厉的书报检查制度下从事写作，不得不避免公开议论政治，而是在文艺批评的幌子下，抒发己见，针砭时事。他的早期作品几乎纯粹是黑格尔主义的。“人不是一个抽象概念：人是千差万别而又殊途同归的活的个体。人是象单个的人那样的个体。”因此，代表这种统一体的国家“是集体生活的最高形式，也是它的唯一的理性形式。只有成为国家的成员，一个人才不再是自然的奴隶，只有成为国家的成员，他才能表现为真正理智的人”。但是，在他接触到法国的社会主义以后，他的论调就变了。这时“社会问题”开始在他的著作中占突出地位，他热烈地论证说要评价艺术和文学，就不能不考虑它们的社会内容。不过在艺术和文学评论方面他始终没有陷入车尔尼雪夫斯基所持的那种极端功利主义的论点中。别林斯基说，作家是人民的良知的化身，作家的任务是启发广大人民的社会觉悟。他说，文学必须是现实主义的；他对果戈里推崇备至，认为果戈里是现实主义的人民小说家，并说文学对于现实的描述必须有明确的社会目的。正是别林斯基著作中的这一面使得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多大根据就推许他为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别林斯基还没有来得及对自己已经改变了的观点作进一步的勾画就去世了，不过即使假以天年，这些观点是否会使他形成任何一种马克思主义理论（或者先于马克思主义的任何社会主义理论），也是很成问题的。别林斯基是一位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赞扬西方的激进主义，希望发展工业和形成一个工业中产阶级，把俄国人从野蛮状态中拯救出来，并为人民暴动创造条件。正是因为他持有这种态度，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才得以编出一套别林斯基传奇，把他从来不曾有过的思想加到他身上。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赫尔岑（1812—1870年）比别林斯基小一岁，从气质和教养上来说，他受法国思想的影响比受德国思想的影响大得多。他是一个富有的俄国贵族的私生子，母亲是德国人，他在他父亲的伏尔泰理性主义及其必然结果——1789年大革命——的影响下长大。德国的形而上学虽然一度影响过他，但并没有真正吸引住他。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倒是使他心向往之。这两种思想一旦具备任何政治形式就立刻遭到当局的禁止；赫尔岑在莫斯科大学被开除并被放逐到弗拉基米尔城，在那里留居3年，不准参加学生政治活动，在这期间他同堂妹（也是私生的）纳莎莉结了婚。3年以后，他仗着父亲的势力获准回莫斯科，当上了公务员。他在莫斯科一直待到1841年，这一年他被撤职，并被送到诺夫哥罗德住了一年。他并没有设法去恢复官职。1846年，他父亲去世，给他留下一笔巨大的遗产。第二年，他阖家永远离开了俄国，定居在他所向往的城市——巴黎。他说，“就像人们进入耶路撒冷和罗马时一样，我怀着敬意走进了巴黎。”
赫尔岑一家从巴黎到意大利去旅行了一次。1848年革命爆发时，他全家正在意大利。赫尔岑匆匆赶回巴黎，正好目睹布朗基和巴尔贝斯在五月遭到的失败以及卡芬雅克将军在“血腥的六月”对工人的镇压。这时，他对巴黎产生了彻底幻灭的感觉，实际上，也是对自己过去在遥远的俄国曾仰慕不已的西方文明的许多事物感到彻底幻灭。他憎恨巴黎在路易-菲力浦的“资产阶级君主政体”统治下的气氛，他更不喜欢代之而起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赫尔岑具有贵族的气质和理想主义的信仰，讨厌西欧的上升的资本主义，指责它所标榜的自由和民主只不过是掩饰卑鄙的自私动机的骗人货色。正当西方的革命暂时遭受彻底的失败时，他成了一个反对西方改良主义和俄国的高压政治的革命者。
此后几年，他的个人生活充满不幸：他的夫人不安于室，夫妇争吵不已，一直到她1852年去世时才罢休。前此他一直卜居瑞士，此后就迁居英国。尼古拉一世死后，高压政策在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期有所缓和；赫尔岑在英国同学生时代结下友谊的终生知己尼古拉斯·奥格辽夫在1857年共同创办了《钟声》，最初是月刊，后来改为双周刊。刊物在伦敦用俄文印行，然后秘密运进俄国，不久偷运数量就达几千份之多，成了俄国新的一代知识分子的主要鼓舞力量；当时尼古拉的暴政已成过去，这批知识分子便拭目以待，准备干一番大事业。赫尔岑的一些读者寄希望于革命，而另一些读者则希望在新沙皇的领导下进行改革，把解放农奴、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和取消政治迫害作为改革的起点。我们知道，亚历山大二世有一个时期确曾以改革者的姿态出现，尽管他并没有表示准备改变专制政权的基础。解放农奴的计划开始了；解放的条件可望相当开明，能够使农民有一个不错的开端，而且还有采取其他开明措施的希望。赫尔岑从一开始就非常不信任这样一些俄国人：他们从痛恨沙皇制出发，寄希望于盲目的农民起义，并渴望一举摧毁残暴的旧制度，深信在旧制度的废墟上会建立起较好的社会制度。赫尔岑虽然憎恨暴政，但不相信对压迫者采取大规模暴力行动会带来什么好处，不管采取这种行动多么有理由。赫尔岑在那个一切革命希望似乎都已付诸东流的西欧居住了多年，很可能更加深了这种不信任心理。无论如何，他欢迎新沙皇的登基，并且准备推崇亚历山大是同特权和官僚的顽固堡垒作斗争的伟大改革者。《钟声》一期又一期地呼吁新沙皇领导俄国人民厉行改革，并且按照俄国人民的民族天才和牢固的公社传统引导他们走向一种完全不同于资本家横行、醉心金钱的西方的生活方式。
《钟声》1857年创刊，1868年停刊，1865年从伦敦迁到日内瓦，但这时已经失去早期的大部分支持者。1861年解放农奴时对地主支付偿金的条件十分苛刻而给予农民的土地又少得可怜，以致最热心支持农奴解放事业的人也感到失望；1863年的波兰起义以及随之发生的农民起义使得改革者统一战线陷于瓦解，赫尔岑曾成为这个统一战线的代言人。主张效法西方的俄国开明人士基本上是满意改革的，他们认为这种改革为整个政权逐步走向开明铺平了道路，同时也使更接近于西欧的社会制度得以发展。由于赫尔岑为波兰的叛乱分子辩护，那些赞成解放的斯拉夫派大部分人都跟他疏远了。此外，由于骚乱蜂起，高压政策又恢复了，而且沙皇也放弃了他在即位初期所扮演的改革者的角色，这就迫使激进分子再次转入地下，并去物色比赫尔岑更富有革命性的新领袖和先知。
赫尔岑之所以声誉日替，是因为他不能适应俄国的今非昔比的局面，或者是因为他不同意重新回到他早在1848年以前就不信任的认为会带来破坏的革命道路。在俄国国内的激进分子看来，他好象是故步自封，甚至是玩世不恭的，他们不再理会他，而去追随别的先知。此外，赫尔岑这时已疾病缠身，《钟声》停刊两年后便去世了。
E.H·卡尔先生在其所著《浪漫的流亡者》一书中对赫尔岑的私生活未免渲染过甚，否则我在这里就无需多说了。这本书以耸人听闻的笔调大谈不幸的赫尔岑好容易了结了他同海尔维格的争吵以及同第一个纳莎莉的纠葛，却又马上同第二个纳莎莉纠缠不清，而这个纳莎莉比前者更加一言难尽。更为不妙的是这个身为赫尔岑的情妇的纳莎莉竟是赫尔岑最亲密的朋友和合作者奥格辽夫的妻子。由赫尔岑、奥格辽夫和纳莎莉组成的三角家庭相安无事的局面当然是很奇怪的，但是必须理解这样两点：赫尔岑时代的俄国进步知识分子认为对婚姻关系信守不渝是一种专制行为；奥格辽夫对他的朋友远比对他的妻子感情真挚。尽管如此，奥格辽夫也总是喝得酩酊大醉，并且还缱绻于一个妓女以求解脱；这个妓女不久就带着她的孩子——非奥格辽夫所生——-加入了那个以赫尔岑为中心的奇特的一伙。要不是赫尔岑有钱，光景还会尴尬得多；但是实际情况并不象卡尔先生笔下的传记所描绘的那样荒诞不经。赫尔岑的孩子并没有因此而不能在十分正常的环境下长大；赫尔岑同别人的友谊也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影响，或者说他并没有因此而杜门谢客，拒不接待无数登门拜访的人，他们都以一种视若无睹的态度对待这一切。
赫尔岑在英国唯一广泛流传的著作是他的回忆录，英译本的书名叫作《往事和追思》（六卷本，1924—1927年）；这部书对欧洲的革命领袖作了生动的描写，并对当代事态作了评论，因而为人们广泛引证。这部书英译本出版以前早就用法文出版了。赫尔岑的许多最优秀的著作当他在世时就已用法文问世，其中包括他的《来自对岸》，在这本书里，他写下了他在1847年移居巴黎后对西欧所产生的幻灭感。他的名著《法国和意大利的来信》（1850年）也是同一时期的作品，其中记述了他在西方反动派获胜时所产生的极端失望的情绪。他的论文《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也是先以法文问世的。他在1852年迁居伦敦后就创办了自由俄国出版社，这家出版社在《钟声》创刊前后出版过许多小册子。1855年以后，他的许多最好的著作都发表在《钟声》上。赫尔岑的后期著作也有一些并没有在杂志上发表过，其中最重要的是论文《俄国人民和社会主义》（1855年）和《致老友书》（1869年），前者是以给历史学家米希勒特的公开信的形式发表的，后者是他生前最后一年写给巴枯宁的信。
马克思很不喜欢赫尔岑，他对大多数俄国人都是这样。相反，列宁在为纪念赫尔岑诞生一百周年所写的一篇论文中，却对赫尔岑推崇备至，认为他“是通过自由的俄罗斯言论向群众号召，举起伟大的斗争旗帜来……的第一人。”[2]马克思直到在世的最后几年才开始在俄国找到门徒，在这以前，对于那个指责西方文明腐朽没落，并把俄国的落后农民说成是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旗手的人至少没有说过一句好话。在马克思看来，俄国是个严重的蛮族威胁，欧洲有被席卷之危，一旦它同普鲁士的反动派结成同盟，西方日益成长的无产阶级就会遭受铁蹄的蹂躏。与马克思相反，列宁则认为，赫尔岑虽然在许多方面误入歧途，但毕竟是俄国社会主义强劲有力的先声，是民粹派的先驱者，同时也是明确提出如下说法的第一人：俄国人尽管落后，但在未来的世界革命中却能发挥巨大的作用。列宁还特别撰文反驳那些认为赫尔岑力主温和而加以赞许的人。这些人的论据是：赫尔岑写过文章，希望亚历山大二世出面领导伟大的改革运动；赫尔岑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只是批判地接受巴枯宁的极端革命论（当时巴枯宁曾一度受涅恰也夫的影响）。针对赫尔岑论点的这些方面，列宁则提出：赫尔岑在1848年的著作中表现出鲜明的革命气质，也曾为波兰起义进行辩护，再者尽管疑虑重重，他对俄国的革命事业仍然忠诚不渝。不过，如果说赫尔岑“面向群众”，而其含义又是指俄国的群众曾阅读过《钟声》或者涉猎过他的任何书籍和小册子，那就同事实相去甚远了。在俄国，为赫尔岑所吸引的是学生和知识分子。既然群众无法接触到他的著作，或是接触到也认不得，那就不可能不是这种情况了。
我们可以十分简略地谈谈赫尔岑对社会主义、对俄国人在社会主义中所起的作用的看法。他认为在西方，工业无产阶级是主要的革命力量，但是在1848年以后，他对这种力量会很快取得胜利并没有寄以多大的希望。事实上，他倾向于这样的看法：西欧的全部文明已遭资本主义毒化，也许没有复兴的希望了。他同意德·托克维尔的想法，认为议会政治和自由放任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孪生兄弟，议会政治的发展意味着庸庸碌碌和鼠目寸光的私己主义占统治地位，而这恰恰是同他从浪漫主义出发所追求的崇高的人性相抵触的。但是他不同于德·托克维尔，并不准备接受现实，变坏事为好事。他渴望为自己的幻灭找一条出路，而他在西方又一无所获，于是便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俄国身上。有一个时期，他研究美国，旨在弄清楚在美国那种迅速发展的综合文化中能否找到崇高伟大的东西。他的结论是，西欧的移民在美国即使找不到幸福，至少也有较好的机会，可以过上相当称心如意的生活。但是这同他所追求的相去太远了。他写道：“他们称心如意的生活比起欧洲的浪漫主义理想所梦求的毕竟要差一些、平凡一些、枯燥一些。”不过如果移民认为这就很不错了，那么就让他们去吧。他认为，在自命为人类进步先锋的腐朽没落的西欧社会中再也没有值得留恋的东西。
于是，赫尔岑便把希望寄托在俄国人身上，相信俄国人有力量发动革命，而俄国农民在革命中所承担的任务，正是西方社会主义理论交给产业工人的任务。他还相信这种农民革命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因为在俄国社会的农村中仍然存在着原始公社制的因素。这倒不是说赫尔岑美化俄国农民或否定西方的程度曾经象他的某些继承者那样严重。尽管他对西方把所掌握的征服自然的巨大力量搞得一团糟这一点表示深恶痛绝，他仍不失为一个“西欧派”。他希望俄国人吸取西方社会中的精华而扬弃其糟粕：采用西方的生产技术以改进农业和小工业，但又不随之采用资本主义，或者接受资产阶级的统治，哪怕是作为一种社会组织的过渡形式。他希望俄国恢复土地的公社所有制形式，这种所有制形式在俄国大部分地区曾经盛行一时，而在土地既没有被国家接管也没有被贵族侵占的地区依然残存着，并且同俄国的人民精神中的自然“共产主义”相适应。赫尔岑论证说，社会主义没有必要建立在工业主义和城市化的基础上，而不妨建立在先进农业的基础上，实行公社所有制和合作劳动制，利用最好的技术。
关于这种组织结构，当代俄国农村中残存的“米尔”（mir）——一种村社组织形式——就能提供必要的基础。即使在农奴制度下，俄国的农村在同地主及其代理人打交道时以及在提供公共劳务时，都在相当程度上保持原有的集体制。在1847年到1852年间，德国的社会历史学家奥古斯特·冯·哈克斯特豪森（1792-1866年）继早先对东德土地制度中的斯拉夫因素进行研究之后，又发表了他对俄国的土地所有权和农村组织的研究成果；格奥尔格·路德维希·冯·毛勒（1790—1872年）在1856年出版了关于德国中古时期的农村组织——村社（Mark）——的伟大著作的第一部。但是这些著作并不是亨利·梅恩爵士以及其他许多社会历史学家所进行的村社研究的嚆矢；梅恩爵士主要是在印度从事研究工作的，他的著作有《古代法》（1861年）和《村社》（1871年）。十二月党人和斯拉夫派的著述家已经强调过俄国农村生活中的公社因素。但是哈克斯特豪森的著作却特别对俄国的农民公社的历史提出了大量新的见解。他所提出的问题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一些人相信在整个欧洲以及其他大陆上一度存在过一种公社或氏族所有和农村经济由集体分配的制度，私有财产制和地主统治都是后来强加给这种制度的。从此以后，这种原始农村民主制在社会发展中究竟在多大范围内作为普遍现象存在过，就成了激烈争论的课题。我们并不打算在这里解决这个问题。不容置辩的是：俄国已广泛地把农奴制强加在这种远为自由的农村制度之上；农村的集体组织虽然处于衰微状态，但在斯拉夫人民中却保持着比西欧更强的生命力。“米尔”确曾作为农村集体精神的核心，而不仅仅是作为约束农村人民的行政工具而存在过。在赫尔岑和许多其他人看来，解放农奴似乎能使“米尔”更生，而“米尔”的影响又可以防止——或者可以用来防止——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农村结构的发展。那些鼓吹农民社会主义的人相信过去存在过一种集体拥有和管理农村土地的农村民主制，也相信有可能恢复农民集体制，使之成为农村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基础。从这一点出发，他们希望建立一个不致被西欧的经济所显示出来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弊端所腐化的社会主义社会。
赫尔岑也抱有同样的信念，相信俄国人民有潜力实行以农村公社制度为基础的民主自治，但是他并没有打算详细拟定新制度的结构；他同马克思一样，反对预绘出蓝图。直到晚年，他也几乎象巴枯宁一样，坚信得到解放的人类具有为自己做出最有利的事业的创造性才能，只要人类的解放者忠于他们的理想，不听任自己出于仇恨而成为单纯的破坏者，只要人类不在极权主义国家的统治下走上歧途。他始终没有对这些意见作多大修正，而是坚持认为要把这些意见付诸实现需要很长时间。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他曾经几乎用巴枯宁的那种无政府主义的论调写道，当务之急是摧毁现存的制度和准则，然后让子孙辈在废墟上进行建设。但是即使到那个阶段，他还是不愿意鼓励盲目的暴动和不分青红皂白地滥用残酷手段。到了六十年代，特别是在1869年所写的《致老友书》中，他强调指出：重建社会必须以新的准则为基础，而新准则的确立必然是缓慢的，在还没有拟就可以取代的方案以前，骤然推翻一切是危险的。但是，他并没有由于采取这种慎重态度而对改良主义或者西方的议会民主作任何让步。赫尔岑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他相信走向新社会的动力来自人民的内心，而不是来自提倡议会民主的人或是沾染了西方资本主义的腐朽标准的改革者。
事实上，赫尔岑同巴枯宁完全一样，憎恨极权主义国家，憎恨具有这种自上而下的国家哲学论调的任何东西；关于巴枯宁的思想倾向，将在后面专设一章讨论。赫尔岑在论述共产主义（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的共产主义）时写道：“我认为俄国政府开始对共产主义感到恐惧是有一定的事实根据的。共产主义就是颠倒过来的俄国专制制度。”这里所指的恐惧正是边诺阿·马隆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所著《社会主义史》中谈到赫尔岑时所提到的并归因于“某些西方自由主义者”的恐惧。马隆在这本书里谈到，强调俄国社会中的公社因素在西方引起了恐惧，担心“俄国可能把某种专制的共产主义强加于欧洲”。赫尔岑希望俄国实现的并不是一种中央集权的共产主义，而是一种地方分权制。在这种制度下，重建的公社作为土地的所有者将发挥主人翁的作用。他在1860年写下了这样一些表达他的本质思想的话：
我们使人与土地具备了新的关系：我们的人民力图发展个人自由而不丧失对土地的权利，力图用每一个人对个人所有物的主权来限制对不动产的主权。我们是为自己开拓了土地并习惯于某种农产品再分配的移民者，只要没有征服者骑在我们头上，我们就比欧洲的其他民族更易于从社会的意义出发去解决问题。根据我们的理解，人与土地的关系并不是俄国的新发明。这是原始事实，也就是说是一种自然事实。我们现在怀着真诚的自责心情希望在西方的科学和经验的帮助下来发展这种关系。
主张效法西方的赫尔岑就这样着手应用西方的科学，但同时却摒弃了伴随西方科学一道发展的社会准则。他不喜欢西方的革命主义；因为正如他所说的，不论在1848年，还是在六十年代，革命都是在“打不出任何旗号”的情况下进行的——缺乏任何创造性的理论或思想。他在从事社会活动的晚期还呼吁培育一种从整个人类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某种个人想象的乌托帮出发的新思想。在空想主义者中间，他赞扬傅立叶派，认为他们曾力图从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我们既不能把我们的世界建成一个斯巴达式的社会，也不能把它建成一个本笃会修道院。为了大众的福利，未来的革命必须把社会生活中的一切因素都协调起来，傅立叶派梦寐以求，力图实现的正是这一点。我们决不要为了某一些因素而扼杀另一些因素。”
下面将要谈到，赫尔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有教养的理想主义者，不可能放纵革命的热情，但是他自始至终又是一个浪漫主义者，追求伟大的人性，痛恨世界上的平庸状态，在这个世界上他是一个流亡者，对一切一直感到格格不入。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当他本着这种精神写作的时候，他已经失去了以往对俄国青年的巨大吸引力。对他的影响提出的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来自以皮萨列夫为主要代表人的文学的“虚无主义”，一是来自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其他一些著述家对他的思想的发挥，这些著述家在俄国国内工作，无需把自己的著作从国外偷运入境，同知识分子阶层不断变化的情绪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
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1862年）使“虚无主义者”一词传诸久远，及于国外。大体说来，虚无主义并不是一种政治运动或社会运动。事实上，由于它极端强调个人，并对一切有社会基础的价值提出挑战，因而它同赫尔岑主张公社制的哲学是水火不相容的；它的主要宣传者是文学批评家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皮萨列夫（1840—1868年）。皮萨列夫在不多几年的活动中，对于一代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一代人始而由于废除农奴制运动而欢欣鼓舞，终而因为解放农奴所附加的条件以及未能使解放农奴成为进一步改革的起点而颓唐沮丧。皮萨列夫本人对政治并不感兴趣，他所关心的只是强调个人的权利，否定一切剥夺个人的自由发展权利的社会价值。但是个人对传统价值所持的这种否定态度是可能带有政治色彩的，涅恰也夫[3]的革命虚无主义以及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期主要由学生组成的极端革命团体的虚无主义就是例子。皮萨列夫是一种自我实现的理论的鼓吹者，这种理论同马克斯·施蒂纳的理论相近似。对于一切所谓的顽强的个人主义，只要皮萨列夫能够发现，他一概加以推崇。涅恰也夫以及那些信仰皮萨列夫的学说并力图把他的学说运用到俄国当代政治上去的团体，除了否定一切传统价值以外，还坚信只要把革命事业当作个人解放的手段而献身于这一事业，采取任何行动都是正当的。这种信念把个人自我实现的理论变成采取毫无节制的革命行动以破坏资产阶级道德和维护这种道德的制度的理论。我们在后面的某一章中将会谈到巴枯宁有一个时期是怎样受这种社会虚无主义的影响的。在俄国，社会虚无主义的成型不仅在于否认一切理想主义观念，把革命看作是破坏一切旧东西的手段，而且还在于蔑视礼法，使其追随者同社会习俗决裂。此外，社会虚无主义还为民粹运动深入农民铺平道路，知识分子通过这个运动力图同人民打成一片，并且教育他们进行革命以推翻现存社会。
在虚无主义发展的同时，社会批评也开展起来了，只是后者的思想出发点大不相同。这种社会批评同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在《同时代人》杂志中的工作密切相关。尼古拉·加甫利诺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年）于1853年作为一个文艺批评家开始跟《同时代人》杂志建立了关系。他继承并大大发展了别林斯基关于艺术同生活的关系的思想，不仅坚持艺术作为社会批评的适当作用，而且接受费尔巴哈认为“美”和“真”是统一的看法，提出了一种反映在苏联现代理论和实践中的完全功利主义的观点。从1858年起，他把这家杂志的文学部交给杜勃罗留波夫（1836-1861年）负责，而集中精力于社会和经济批评。车尔尼雪夫斯基把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年版）一书翻译成俄文，并就如何把穆勒所申论的原理应用于俄国的社会历史和制度这一问题加上了自己的注释和见地。车尔尼雪夫斯基为费尔巴哈及其弟子毕希纳的唯物主义哲学辩护，并且强烈攻击黑格尔关于国家或任何集体的真正人格的观念。他的社会哲学是功利主义的，深受边沁和穆勒的影响，但是他的功利主义基本上是从社会的角度出发的。他激烈攻击那些相信“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见解；他根据穆勒关于法国社会主义思想的探讨发展了一种社会合作理论，这种理论中也强烈渗透着路易·勃朗的影响。车尔尼雪夫斯基所向往的社会是以民主的生产者协作社为基础的，这种协作社接受经过改革的民主国家的支援，并且依靠公社——作为解放了的俄国人民的基本集体组织的公社———的复兴力量来防止西方式的“无产阶级化”的发展。车尔尼雪夫斯基并没有错误地把农村公社看作是一种俄国所特有的组织。他认为，农村公社是一种到处都存在过的原始社会的典型组织，只是由于俄国社会与经济的停滞，这种组织在西欧绝迹以后，还在俄国保存了一部分。因此，象赫尔岑一样，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俄国的工业落后肯定是建立新制度的有利条件，在新制度下，这种原始公社将上升到较高的水平。他相信，俄国人可以发动一次革命，使他们能够越过工业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进入以解放了的农民阶级为基础的自由社会。
在亚历山大二世即位以后，有几年书报检查制度放宽了一些，在此期间车尔尼雪夫斯基得以不受干扰地从事写作。但是，新的压制一开始，他就立刻成了牺牲品。1862年，他被囚禁在一座堡垒中，利用强加在头上的闲暇时间写出了一部社会小说：《怎么办？》，这部小说很快就被翻译成好几种欧洲文字。在狱中监禁了9年以后，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那里又被迫度过了12年，同俄国的主要文化中心完全隔绝。但是他的影响仍然存在，他是民粹运动和新的一代人的主要鼓舞者之一。俄国新的一代人原寄希望于农奴的解放，随着希望的消失，也就不再追随赫尔岑了。在绝望之余，他们开始采取暴力行动，同那个温文尔雅的浪漫主义流亡者的批判性渐进主义看法很不协调。
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西欧思想的发展不是没有影响的。他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著作《从科学看政治经济学》，于1874年由A·特维提诺夫和比利时社会主义者西萨尔·德·巴普合译成法文。这部著作有助于加强那些主张地方分权和公社至上而反对国家集权鼓吹者的西方社会主义者的论点。从此，他敌视工业主义的态度就使他跻身于那些构成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势力的人士之林。车尔尼雪夫斯基强烈反对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分工细密的做法。他认为，劳动的专门化同人类要求从劳动中获得快乐和满足的愿望不相符合，并把公社看作是一种能够把有效率的生产所必需的分工减少到最低限度的制度。他的这部分学说显然是受了傅立叶的影响。傅立叶坚持说，为了避免重复劳动的单调乏味和能够更换人们的职业以适应他们的情绪，人人都应该具备条件，能够自由地从事若干行业。事实上，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傅立叶赢得了许多俄国信从者，他的俄国弟子——其中最重要的是彼得拉舍夫斯基——在1848年以前的那些岁月中，就积极宣传他的学说。正是由于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一伙，小说家费多尔·陀思妥也夫斯基才被关进一座堡垒并于1847年被放逐到西伯利亚的。俄国的傅立叶派为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小说《恶魔》提供了基础，这部小说于1871年问世，这时他对革命运动早就不抱任何同情了。
我们必须把傅立叶算作是促成俄国民粹派社会主义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把“法伦斯泰尔”移植到俄国，看来是一种可取的发展形式，能够使农民公社过渡到一个由社会地位平等的人组成的社会。这个社会使用先进的集约耕作法，消除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种种弊端。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看来，资本主义生产中存在着一种灭绝人性的趋势，这不仅是由于使用简化劳动的机器来逐渐代替手艺的缘故，而且也是因为把人仅仅当作是“商品”，从而也就在经济过程中取消了人的因素。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只有在一个大家都能在互相谅解和尊重的基础上自由合作的小规模组织中，人才能被当作人看待，人的个性才能得到适当的尊重。
本章只打算扼要地谈谈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俄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而不打算探讨俄国国内民粹运动的兴起以及巴枯宁1861年逃出西伯利亚以后在国外的活动。关于巴枯宁，在后面的某一章中要谈的很多，而且还要谈到极端虚无主义理论的政治代表人物涅恰也夫的一些情况。在本章，亚历山大·赫尔岑是主要人物，因为尽管他的思想基本上是属于“西方主义”的，然而毕竟是他首先探索了怎样以俄国所特有的方式去解决平等合作的社会主义理论所带来的问题，也正是他第一个提出可能有一种解决方案，而他提出方案时所讲的那番道理，又基本上不同于那些结合西方较发达的工业社会陈述问题和提出解决办法的人所讲的道理。当然，赫尔岑并没有预见到事态的实际发展过程：俄国最后不得不面对等待已久的沙皇专制制度的崩溃，不得不面对在旧社会的废墟上建立新社会的任务。他根本没有料到，这种建设要以效法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大规模生产技术为基础，采取大规模工业化的形式。他确曾预见到的是，俄国人在建立新社会的时候，无需经历他在西欧流亡期间所亲眼看到的那种资本主义统治的阶段。赫尔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列宁主义者。他由衷地憎恨专政和暴力，但是他把西方观念和斯拉夫主义思想结合起来混为一体，却对晚近的俄国有很大吸引力。这并不是说赫尔岑本来会喜欢斯大林主义。他倒会激烈反对斯大林主义的冷酷无情及其集权的独裁主义，而且也会同样反对俄国以美国为蓝本大搞大规模生产。事实上，毫无疑问，斯大林的俄国会使他极为反感和厌恶。车尔尼雪夫斯基也不会十分乐于承认这种趋势同自由合作的原则相一致，而在他看来，这一点在社会主义思想中却是主要的。然而不能否认，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4]的思想却大大得力于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他们鼓吹了如下信念：俄国人的使命是在本质上属于俄国独具的基础上，而不是在照搬西方蓝本的基础上创造自己特有的社会主义。此外，即使不是在工业方面，至少在农业方面，苏联也大大吸取了这两位农业社会主义先驱者的思想，尽管苏联已把这些思想导向完全不同的目标。从某个观点着眼，可以把集体农庄看作是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公社制思想的一种体现，虽然集体农庄是自上而下用强制手段建立起来的，而不是出于农民的意愿自然产生的，而且其控制方式也远远不是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所预期或向往的。这部分地说明了为什么尽管马克思极不喜欢赫尔岑，而他的名字——还有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名字——在当代俄国却备受尊重。当然，当代俄国强调的是赫尔岑对西方资本主义和议会制度的轻蔑以及他的著作的革命方面，而不是侧重他始终主张的、到了晚年更加显著的渐进主义。况且，就连他所主张的渐进主义也并不是那么完全不可接受的，因为渐进主义主要是为了批判巴枯宁把彻底的摧毁当作重建社会必要的第一步的无政府学说而提出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那场造成第一国际分裂的巨大斗争中，赫尔岑站在反对巴枯宁的一边是一大功劳；再者，虽然赫尔岑同马克思彼此恶感很深，思想也各走一端，虽然赫尔岑在那场斗争达到顶点以前就已去世，但是他毕竟用自己最后的重要著作相当严厉地谴责他的老战友巴枯宁。
对于那些愿意把车尔尼雪夫斯基当作现代共产主义学说先驱者看待的人来说，他也同样成为问题，因为虽然他是一个唯物论者，但是从马克思主义来衡量，不管怎样牵强附会，也不能认为他是一个决定论者。事实上，从反对俄国激进分子的理想主义这一意义来说，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俄国的激进分子曾经深受西方空想社会主义以及西方民主观念的影响。车尔尼雪夫斯基一再坚持，用公民自由、人权和民主政府的观念来打动俄国各族人民是徒劳无益的。他说，人民需要的不是投票权，而是足够果腹的粮食、不是自由而是靴子和足以御寒的衣服。干革命的人如果真正志在革命，就应该给他们送上这些东西，其他可以等一等再说。这正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思想中得到列宁赞扬的那一面，列宁就是把这种观点当作武器去反对当时的自由主义社会主义者的。
车尔尼雪夫斯基还坚持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去对待社会问题，必须按照法则处理社会事务。他认为，支配人类历史的法则说到底是思想法则，物质环境不过是次要的东西，只有社会进化的早期是例外。他写道，“同思想的发展相比，气候、土壤、资本来源，甚至连物质力量都是无足轻重的”。他认为，社会发展中最重要的是人类生活所在的社会制度，同时认为，社会制度是人为的，深受那些左右群众的盲目行为冲动的强者的影响。最后，他认定，人类历史是必然的法则的表述，所以伟大人物只能在既定的发展秩序所体现的一般条件下左右人类历史的进程。他说，人类的进步“不过是进展的法则而已”——一种无需解释的纯自然现象。但是，他认为，必然的法则就其本质来说，并不是经济性的，不过是有机的进展过程的表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种自然进化论的革命性的一面就表现在他坚持，人类的进步是缓慢的，“其中十分之九是在短期的紧张活动中发生的。历史缓慢地运动着，但其全部进展几乎都是通过突然的飞跃而发生的”。但是，即使在这一点上，他对事物的起因的看法仍同马克思的相去很远；因为他把进展的加速和延缓主要归因于有无伟大人物的出现，而不是归因于生产的物质条件的改变。这同他极度强调个人，摒弃一切超个人的社会目的是一致的。他写道，“普天之下，我最重视的莫过于个人。”
在这一章里，还有必要略谈俄国的另一位社会主义者，但并不打算讨论同他的名字关系最密切的民粹运动。此人是彼得·拉甫诺维奇·拉甫罗夫（1823—1900年）。他是一个陆军上校的儿子，1844年到1867年在圣彼得堡军事学院教数学，他经常向带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杂志投稿，并以此而知名。然而他这时还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更不是一个革命者。在卡拉科佐夫暗杀亚历山大二世失败以后进行大迫害期间，他被逮捕并被放逐到沃洛格达，尽管当时他并没有做任何足以引起警方注意的事情。他在沃洛格达的三年期间匿名写出了他的名著《论史信札》，并且通过了检查。这部书在俄国的年青知识分子中不胫而走，很快流传开来。1870年，他逃亡国外，参加了巴黎公社，公社派他到布鲁塞尔和伦敦去组织支援工作。巴黎公社失败时他正在国外，因而躲过了迫害，后来还在巴黎定居下来。1873年，他在巴黎创办了《前进》杂志，并且发展了他的社会学理论。这时他已经成了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但是他不同于巴枯宁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因为他反对立即进行革命，并且力陈有必要进行长时期的教育和伦理宣传，为建设新社会铺平道路。他的社会主义理论实质上是进化论。他不愿意同涅恰也夫或巴枯宁的信从者打交道，更不愿意和跟他一同流亡的特卡切夫有任何联系。后者在日内瓦主办《警钟》（Nabat）杂志，并在杂志中指责巴枯宁是资产阶级反动派，同时宣传由训练有素的中坚分子组织暴动的纯布朗基派学说，其措辞之激烈，甚至连俄国国内的恐怖主义者（包括热里雅鲍夫的民意党）都加以指责。[5]列宁曾赞扬特卡切夫是真正的革命者；近年来，更有人企图把他塑造成一位预示共产主义理论的革命思想家。但是，实际上他是布朗基和巴贝夫的追随者。他坚持，必须由训练有素的中坚分子来进行革命，然后才能把广大人民争取到革命方面来。而拉甫罗夫则始终主张，在实际发动革命以前，必须进行大规模的宣传和教育，为革命胜利提供必要的基础。正是由于这种信仰，拉甫罗夫在1881年以前恐怖主义活动盛行的年代里，是置身于俄国革命运动之外的。后来，在民意党于流亡中重建的年代里，他大力支持民意党，从1884年到1886年，同列甫·吉霍米罗夫（1850—1922年）在伦敦合编民意党的杂志《民意》。吉霍米罗夫其人在民意党内是同热里雅波夫是齐名的，1881年以前曾在俄国主编民意党的秘密刊物。在流亡中，他写了热里雅鲍夫、彼洛夫斯卡娅和恐怖主义者其他领袖的传记；但是后来他改变了政治立场，回到俄国，成了极端反动派的名记者。同他相反，拉甫罗夫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见解。事实上，他终其一生是个资质天成的思想家，而不是一个行动家；他的不朽地位在于历史社会学方面。
拉甫罗夫社会学理论的基础是对于个人的创造力的坚强信念。他认为，人类社会是从同动物社会形式相类似的社会形式中发展出来的。他说，原始人类就象他们的动物祖先一样，开始的时候是在基本需要的驱使下，单纯追求快乐和避免痛苦的。但是在人类社会中，共同生活的过程除去发展了利己主义行为以外，也发展了利他主义行为。于是正义感产生了；慈善和互相友爱的意识也产生了。此外，智力的成长带来了批判的能力，使冲动理性化，成为伦理上必须遵循的原则。理智的运用改变了纯由习惯支配一切的做法；人开始形成理想，并作出合乎道德的抉择。拉甫罗夫坚持说，在这些发展中，始终是某些个人起着带头作用，并且通过教诲和示范逐渐获得皈依者，因此，文明的发展始终是少数天资过人而又富有正义感的人的成就；领导人民走向更高的生活方式正是这样一批少数人的使命。因此，知识分子的责任是穷毕生精力为人民工作，以报答人民于万一，因为是人民给了他们优越的机会。
拉甫罗夫说，历史是由个人按照自己理想中的模式创造出来的。文明的发展远不是物质力量所决定的，而是伟大人物用说服的方法而非武力的方法把自己主观思想的模式赋予社会而得到的成果。尽管是这样，拉甫罗夫仍然承认历史的运行是由客观决定的，不过他只是从下述意义出发接受这一见解的：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伟大变革者的主观思想就象物质环境一样，也是客观事实。
自然，这些见解使拉甫罗夫遭到每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猛烈攻击。在俄国共产党人的著述中，他被称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典型。他们指责他不把工人阶级当作创造历史的力量，而仅仅当作供高人一筹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摆布的原材料，同时指责他犯了滔天大罪，把思想而不是物质条件当作人类发展的主要动力。
〔拉甫罗夫写道〕理想产生于个人的头脑；理想随着个人的知识和道德标准的提高而相应地在质量上提高，它也随着个人人数的增加而相应地在数量上增加。当许多个人意识到他们的目标一致并决心采取一致行动时，理想就成了一股社会力量。
另一方面，人类的大部分由于注定要为他人的利益过单调而十分劳累的生活，因而也就被剥夺了率先在道德和知识方面创新的机会，他们充其量只能跟着较幸运的人中间那些认识到自己有责任为人民服务的人走。这就是尼古拉·米海洛夫斯基（1842—1904年）后来在俄国加以发挥的民粹主义理论的基础，他同拉甫罗夫一道通常被认为是民粹主义和继承民粹主义的社会革命运动的理论鼓吹者。不难看出，拉甫罗夫关于知识分子有责任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怎样从原来所坚持的以和平的示范和说服进行宣传的立场发展成为“用行动进行宣传”的行动主义理论的。当所有其他行动手段似乎都因受到压制而无法采取时，这种理论便吸引了俄国的知识分子。
这里不能详谈拉甫罗夫或米海洛夫斯基，他们所属的时期基本上比本章所涉及的时期晚一些。这里之所以提到拉甫罗夫，完全是因为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快要开始的时候退出了舞台，而赫尔岑的影响又已衰微，这就留下了一段空白，拉甫罗夫所著的《论史信札》就在这十年结束以前起了填补空白的作用。
[1] 这是指1839年出版的《对劳动的迫害及其救治方案》，布雷生于美国，幼年随家移居英国，写这本书时，他在里兹当排字工人。参看本书第一卷第十二章。
[2] 列宁：《纪念赫尔岑》，载《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6页。——译注
[3] 关于涅恰也夫，本书第八章和第九章中将述及。
[4] 斯大林：《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22页。——译注
[5] 关于热里雅鲍夫和民意党，参看本卷第318页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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