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G·D·H·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 -> 第二卷：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1850—1890年）
第一章 导言：1848年以后的社会主义
就社会主义思想来说，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简直是死一般沉寂的时期。1848年欧洲各国的革命均告失败，欧洲大部分地区随之又重新建立起暴虐的警察政权，有一个时期几乎没有进行公开鼓动的可能，甚至也没有自由讨论社会主义思想的余地。凡是确有言论自由的地方，如英国、美国和瑞士的部分地区，都有法国、意大利、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流亡者在避难；正如在流亡者之间所习见的那样，他们内部意见分歧。他们大多数人都孤苦伶仃，潦倒不堪——至少大多数留在欧洲而又没有一技之长可以谋生的人是这样。有一个时期，他们中的许多人只肯承认革命只是暂时失败了，因而殷切地等待并进行策划，以期重新出现爆炸性的局面，使他们可以重返祖国，继续战斗。当这种情绪持续不衰的时候，他们是不气馁的，但是这也使他们动辄斥责他们中间那些怀疑革命即将来临的人。随着希望的日趋黯淡，越来越多的流亡者或则在可能的情况下暗自妥协，悄然回国，或则离开欧洲前往美国，在那里他们更有机会得到温饱，并可以作为新国家的公民定居下来，如果愿意，还可以主要在本国移民中为“事业”进行宣传。
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其他一些成员也都是在伦敦避难的流亡者。同盟在德国本土也曾短期秘密存在，至少在莱茵兰是这样，在革命时期这里是同盟的中心。马克思和恩格斯甚至还能够通过汉堡的一个出版商出版了几期《新莱茵评论》，在这个刊物上他们开始对革命及其失败原因进行分析。他们已经明显看出，希望革命运动迅速恢复是没有根据的。“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一般可能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象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1]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识到1848年的革命是经济萧条促成的，因而宁可等待下一次经济危机到来以后再发动新的革命起义。他们很快就愤怒地谴责同志中耐心较差的人，这些人已经在发表新的宣言，号召发动新的起义。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时并不知道需要等待多久，此后他们毕生一直在密切注视着经济方面的发展，渴望进一步出现毁灭性更大的资本主义矛盾。然而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及时地领悟到必须有一个等待时期，虽然连他们也没有立刻就认识到革命已经失败了。1850年3月，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在伦敦重新建立起来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草拟了一项宣言，宣言以这样的假定为出发点：新的革命高潮正在到来，并将汹涌向前，足以使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无产阶级的帮助下取得政权。宣言号召工人帮助“民主派”争取胜利，然后又告诉无产阶级要是获胜的小资产阶级在于己有利的时机遏止革命应当如何采取行动。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证说，面对这种企图，无产阶级的任务是“不间断地进行革命”[2]，直到把一切有产阶级赶下台、政权归于无产者为止。他们说，这就需要“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直到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里的时候为止”。[3]我们可以看到，这段话预示了14年后马克思着手建立国际工人协会时所抱的那些希望。
政治逆流和经济复苏共同起作用，把各主要国家革命运动的残余部分摧毁无遗，而革命的希望也就随之很快黯淡下来。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委员会里能够控制多数，但是在1850年9月，他们在同盟里却面对一个仍然号召再次发动革命并对大部分共产主义流亡者具有更大吸引力的少数派。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使用了20多年以后他在第一国际使用的同一战略，即利用他所掌握的微弱多数把共产主义者同盟总部从伦敦迁往科伦。留在伦敦的一伙又分裂为二，以奥古斯特·维利希（1810年一1878年）[4]和卡尔·沙佩尔（1813年—1870年）为首的分裂派成立了一个对立的组织。不久以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伦敦区部就成了一个无所作为的小组织，形同虚设。
在德国，共产主义者同盟面对着越来越严重的迫害，只能进行地下活动，不久全部活动都停止了。它的一个主要成员裁缝彼得·诺特荣克于1851年5月被捕，普鲁士政府根据从他身上搜出的文件逮捕了中央委员会的全体委员。他们未经审讯，在监狱里一直被关到1852年10月。在此期间，一些流亡巴黎的德国人也被法国警方逮捕，以参加法德两国人共同策划的叛乱阴密罪被判处徒刑，这一罪名看来基本上是法国警方捏造的。巴黎的这个团体同科伦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并没有联系，普鲁士警察当局企图证明它们之间有联系的伎俩并未得逞。马克思曾亲自进行部署，揭发警察当局为陷害科伦共产党人而捏造证据的罪行，但是这一揭发并没有能够使他们得救。审讯几经拖延以后终于举行。虽然当局不得不承认文件是捏造的，而大多数被告还是被判处了长期徒刑。共产主义者同盟解散了；背叛同盟的反对派也销声匿迹了。维利希移居美国；沙佩尔重新加入了伦敦那个仍然接受马克思领导的小组织。
马克思用德文写了《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这本篇幅不长的书，揭发警察当局的伎俩。这本书在瑞士付印，打算秘密运往德国，另一个版本差不多同时在美国问世。但是瑞士版在德国被警察查获，因而进入德国的为数很少。即使马克思的这本暴露性著作流传得更加广泛，那也无补于实际，因为反动派的地位十分稳固，即使是最有说服力的揭发也无法动摇它的权力。早在1851年2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把坏事当作好事，彼此庆幸自己的孤立，因为这样就完全不需要修改自己的理论去迁就他们原先被迫一道采取行动的那些人的不成熟见解或理想主义缺陷了，同时还可以充分掌握时间和资料去制定更加完整的基本原则。马克思早已希望尽快出版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著作，可是其中的第一部分（《政治经济学批判》）事实上直到1859年才问世。他们的重大障碍是马克思生活非常贫困。正是为了能够帮助自己的朋友，恩格斯才勉强回到曼彻斯特，重新到自己家庭企业所属的英国公司中任职。由于他们分居两地，后人才得以继承两人之间来往的大量信札；他们持续不断地通信，直到恩格斯将近20年后回到伦敦居住时为止。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英国在工业发展方面稳执牛耳。举凡大规模生产、工厂制度以及运输工具都远远超过其他国家所达到的阶段。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并有大量资本和作为资本的商品——特别是铁路设备——输往海外进行投资。棉纺织业在输出价值方面仍稳居第一位——约为同钢铁业争夺亚军的毛纺织业输出价值的3倍。但是钢铁和其他金属品——机械、金属器具、工具等等——的输出量也正在迅速增长。在进口方面，食品特别是谷物的输入增长迅速，而肉类、黄油、干酪和果品等也有增无减。轮船的数目和吨位大幅度地增加，而帆船的数目和吨位并没有减少。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固然发生过经济衰退，其中包括1857年（即上次危机发生后的10年）的金融危机，然而总的趋势却是在蓬勃发展，而且1857年的危机就其社会影响来说，比1847年触发欧洲革命的那次危机的危害性要小得多。1857年的危机也是国际性的，发端于美国，但是没有10年前那场危机所具有的那种政治影响。不论在法国还是德国，上层资产阶级都已经不再是潜在的革命力量了；当然，英国的上层资产阶级在1832年就已经不扮演这种角色。并没有迹象表明小资产阶级会采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0年所希望的那种主动行动。工人基本上没有组织起来，而且从任何角度来看，力量都太薄弱，难以单独采取行动。在英国，熟练工人忙于组织工会，而在五十年代后期也确实开始了那场导致他们在1867年取得选举权的议会改革运动；约翰·布莱特所领导的中产阶级激进派也开始活跃起来。
本书第一卷已经谈过，甚至在1848年以前，宪章运动就已经开始消逝，尽管厄内斯特·琼斯曾力图挽回颓势，但在整个五十年代它一直在日趋没落。在这10年终了的时候，作为一个运动它已经不复存在了，代之而起的是以熟练工人的新兴工会为骨干的比较温和的新改革运动。为成年男子选举权而再次触发的骚动直到六十年代才真正活跃起来或蔓延各地。在五十年代，虽然工会迅速发展，但是工会领袖全神贯注的仍然是巩固他们在某些行业中的地位，而不是在更加广泛的领域采取一致行动。1851年成立的机器工人联合会由于1852年普遍出现闭厂拒工的情况而几乎解体，需要时间来恢复元气。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壮大起来的全国矿工工会经过10年不断的斗争已经精疲力尽，矿工们一直到六十年代才发动一个新的全国性运动。棉纺业工人部分由于出口兴旺，获益不浅，在各区相继争取到集体谈判权，并根据1847年的十小时工作日法确立了熟练工人的地位。棉纺工人也许是各主要行业技术工人中组织力最强的工人，他们同熟练的机械工人一起成为大工业中的贵族。最后，到五十年代终了的时候，伦敦工联理事会成立了，这是承认有必要在更大的范围内采取行动的第一个迹象；其成员有若干主要工会的主要工作人员。理事会主要是从1859年帮助伦敦建筑工人进行斗争的临时机构脱胎而来的，它的主要目的是在劳资纠纷中互相支援。但是理事会从一开始就具有更广泛的职能，部分地起了中央机构的作用，始终为工人阶级的要求和疾苦而工作，直到六十年代建立起全国改革联盟和职工大会为止。这两个机构是出于加强同北部和中部工业中心的联系的需要而成立的。
新工会运动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机械工人和其他工人中得到迅速发展，在六十年代又大大扩展了活动范围。当时它主要是熟练工人的运动，这类工人终于开始从英国的高额生产率中得到一些好处。然而他们争得的利益是没有保障的，似乎取决于他们能不能防止资方招收太多的新工人进入他们所从事的行业，或防止资方找出办法取代他们的技术。因此，技术工人工会往往采取限制性的方针，设法严格控制学徒制或变相学徒制，并且拒绝接纳非熟练工人参加工会。这并不是说他们不准备在政治方面为整个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因为到了投票的时候，它们显然需要非熟练工人的帮助。但是就工业而言，这也确实意味着他们往往并不同情基础广泛的组织，因为他们害怕被淹没在不掌握技术的群众之中。发展中的合作运动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样。在合作运动中，消费合作社很快超过了所有其他类型的合作社。如果认为罗契台尔先驱者合作社或者是1844年以后按照“罗契台尔的方式”成立的许多社团在工人阶级工资最低的工人中间有大批追随者，那是错误的。这类合作社主要吸引的是经济比较富裕和节俭的人，这些人可以用现钱买东西，并把每周收入的小量节余储蓄起来。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消费合作社之所以迅速发展，正是因为在工厂工人、矿工和其他熟练工人阶层中，收入比较正常的人数大增，他们除了用现款购物外，还可以进行小额投资，同时也是因为消费合作社为来源方便的节余提供了出路，为工人阶级中克勤克俭的工人提供了最可靠的保障。这就难怪第一国际的社会主义者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讨论应该如何对待日益发展的合作运动时，曾有很多人表示疑虑说，消费合作社正在帮助培养脱离无产阶级主体的工人贵族，它们支付股息和买货分红的做法是在把资本主义的生财之道教给这批贵族，使之成为“劳动力”剥削制的保卫者。
基督教社会主义者虽曾竭尽全力，设法通过工业和勤俭会社法案使各种类型的合作社取得牢靠的法律基础，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同样心怀疑虑，因而把他们的热忱主要倾注在生产合作社上，他们打算在基督教事业的基础上创办这种生产合作社。但是到了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组织劳动协作社的试验大多数已告结束，生产合作社从此衰落了，直到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的大兴旺时期才恢复过来。另一方面，消费合作社则大有发展，但它们同创立罗契台尔先驱者合作社的欧文派社会主义的一切联系却完全中断了。参加消费合作社的新社员越来越多，特别是在北部和中部，主要原因是能够获得直接利益：货真价实、买货分红、为小额储蓄提供了有合理保障的投资机会，而不是出于任何理想主义的动机，也不是因为他们在合作社中看到新社会制度的任何端倪。理想主义者如爱德华·范西塔特·尼尔、乔治·雅各布·霍利约克和威廉·库柏以及其他许多人仍然很活跃，但是在运动的实际工作中，他们的意见却被讲求节俭而日益支配董事会和季度会议等决策机构的新人物淹没了。
因此，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国看来已经坚决背弃社会主义和革命，并决心充分利用资本主义了。与此同时，大陆上的人们越来越把合作运动说成是一种手段，可以使工人——不如说其中的勤俭者——摆脱革命和阶级斗争的想法，并能赢得机会改善经济地位和扩大自由，而不致威胁或者损害已经确立的社会秩序。在法国和德国，特别是在德国，关心社会问题的保守分子和重视社会问题的“开明”进步分子中间都有提倡合作运动的人：保守分子希望旧秩序和头脑清醒的工人结成联盟以抵制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鼓吹合作运动的开明人物则相信，出现不难驾驭的工人阶级企业家队伍会加强“自由企业”的力量，工人中的合作运动者在争取建立立宪责任制政府的斗争中能够成为资产阶级的同盟者。在德国，维克多·艾梅·胡布尔（1800年—1869年）代表保守派；海尔曼·舒尔采-德里奇（1808年—1883年）代表提倡合作运动的“开明派”，鼓吹这是一种旨在改善工人阶级状况而不危及社会安宁的自愿运动；而美因茨地区主教、基督教社会党人威廉·伊曼纽尔·冯·凯特勒（1811年—1877年）则尽其全力争取天主教会站在合作运动这一边起阶级调和的作用。在消费合作运动的力量很薄弱的法国，拿破仑第三政府对于赞助生产合作社很不热心，要求它们脱离工会和革命组织，作为国家生产机构，在同其他商业企业竞争中承包数目有限的合同，为国家服务。
总之，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英国和欧洲大陆上的合作运动在各种影响之下，都同社会主义中断了联系，而且还有人在某种范围内进行怂恿，企图利用合作运动把工人阶级活动引入非革命性和非政治性的轨道。在大多数大陆国家，工会运动由于政治失败而陷于分裂；设法保留下来的地方性行业工会也发生根本变化，仅仅从事互助会社的工作，或者是通过到处流浪寻求就业机会的工匠维持松弛的联系。只有在英国，工会运动才得到稳步发展；不过这种发展也只限于熟练工人而已，而且到了六十年代工会运动的生存权利也受到进一步挑战。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便戛然停顿了。1848年，乌托邦设计师的伟大时代无疑已经结束，虽然在美国仍有遗风流韵；在那里，傅立叶主义仍然是一支活跃的力量，卡贝以及傅立叶的弟子孔西得朗都在设法证明乌托邦社会是切实可行的。美国当时仍然处在一个有可能创建这种公社的阶段，它的疆界不断扩大，在已开发地区之间的空隙地带仍然纷纷出现新移民区。而在旧世界，创建公社实际上已经行不通了，只有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俄国、西班牙和葡萄牙除外。在这些国家，傅立叶主义多少还有立足的余地。但是，就是在这些国家也象在西欧一样，1848年以后的政治条件对于乌托邦实验也非常不利，除非有地主竟然愿意完全按照家长制来经营他的地产。在西欧，1848年以后就不大可能再从事这种实验了。最大的尝试也只是一种分红制，这方面的先驱者是埃德梅·让·勒克莱（1801年—1872年），他是巴黎一个白手起家的油漆匠，早在1842年就已开始同手下比较熟练的工人分红了。勒克莱的实验直到1850年他出版了小册子《贫困与摆脱贫困的方法》，才为世人所知。法国警察给了勒克莱不少麻烦：他希望同自己的雇工签订一纸约束自己的明确的分红合同，但是没有获准，因为法律禁止老板同工人签定合同。于是，勒克莱便不得不越出法律的范围办事，而且坚持了下来，并逐步把分红制推广到手下的全部雇工，同时又保持了以技术和劳绩为基础的差别工资制。继勒克莱之后，让·巴普提斯特·安德烈·戈丁（1817年—1888年）也采用了同样的做法，他也是一个艰苦创业而有所成的人，后来成了傅立叶的追随者。戈丁曾给维克多·孔西得朗10万法郎，帮助他在美国建立傅立叶主义移民区；他又着手把自己在古兹制造火炉、炉棚和其他金属器具的工厂变成一个家长制的公社，以合作的方式来满足公社的需要。在他的主持下，住宅、娱乐场所和公共服务事业、商店管理和其他活动都组织起来，并逐步改变成合作形式。这一试验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仍然处于草创阶段；著名的古兹法米利斯泰尔（Familistère of Guise，古兹家庭协作社）1859年才具备正式的组织，到七十年代才成为一个完全的合作事业，直到1880年才最后定型，股金成为工人的财产。但是在五十年代，勒克莱和戈丁的事业已经出了名，并且赢得了支持。在法国，沙尔·罗伯是在理论上提倡分红制的主要人物；在德国，传播这种理论的是维克多·波美尔特（1829年—1918年），六十年代他在苏黎世担任教授，后来回到德国，继续宣传分红制。耶拿地方著名的蔡司工厂实行劳资合伙制是后来的事，而且一直到1896年才完全采用这种经营方式。但是负责进行这种引人注目的试验的老板厄内斯特·阿伯（1840年—1905年）却是按照戈丁的传统起步的。
分红制和完全的劳资合伙制当然是两回事，因为劳资合伙制无论如何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把所有权交给工人，而分红制则不然。五十年代的实际发展很少有越出分红制范围的，而且上面谈过，即使是这样，在法律上还是遇到了麻烦。直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这两个运动才扩展到英国，当时它们一同出现在英国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和旧欧文派力图挽回颓势的活动中，与工会恢复合作生产的运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分红制和劳资合伙制在七十年代初期发展得很普遍，只是几年以后就被经济大萧条扼杀了。[5]
上面所说的就是1848年欧洲各国革命运动结束后的形势；比较先进的国家都在反动的政治统治下（欧洲大陆国家的工人阶级组织则更是在严酷的镇压下），平静下来，进入一个经济发展非常迅速的时代。在1848年革命运动以后，曾出现一段空白，直到六十年代，革命势力才再次抬头，建立了第一国际；填补这段空白的是大量的社会主义和接近社会主义理论的探讨思索，德国的情况尤其是这样。而且也主要是在德国，还兴起了一种新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一度似乎有可能按照开明的天主教方针发展，但是正如我们要谈到的，后来却基本上变成了一种反动力量。在法国，工人阶级运动经过一个消沉时期以后，主要在蒲鲁东的影响下又复兴起来。蒲鲁东死于1865年，留下了《论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一书，这是一笔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影响的遗产。马克思在1847年用《哲学的贫困》来回答《贫困的哲学》，自以为已经清算了蒲鲁东的谬误。但是，蒲鲁东决不是就此被一笔勾销。五十年代，蒲鲁东的互助论远比任何其它形式的社会主义理论更能适应第二帝国的限制重重的环境。法国的工人阶级以各行各业的互助会社为主要基础重新掀起的运动主要就是在蒲鲁东的影响下壮大起来的。下面将要谈到，参与组织第一国际的法国工人代表主要是蒲鲁东主义者以及反对政治和经济力量社会化和集中化的人物。关于这一点我们要留待以后讨论；总之在五十年代，法国的蒲鲁东主义虽然已经活跃起来，但毕竟是处于开始形成的阶段[6]。
从上面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是停滞不前的；马克思被剥夺了一切行动机会，只好在英国博物馆里消磨岁月，为日后发表的伟大著作积累资料，这部巨著后来为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奠定了稳固的基础，使之成为一种科学的理论。《共产党宣言》是一个行动的号召，而不是一篇有系统的论文。如果说《宣言》既号召战斗，也阐述了一种理论，那么，它并没有使这种理论得到证明，也留下了许多令人费解之处。在采取实际行动的革命时期，它对事态的发展几乎了无影响；随着革命的日趋消沉，它似乎也被完全忘怀。今天回顾往事，我们很容易认为，自1848年以来，《宣言》曾为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新的基础和新的理论。但是明显的事实却是，除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外，不论是在1848年，还是在此后很长时期，谁也没有这样来看待它。即使在第一国际时代，也没有人把《宣言》奉为经典。直到1872年第一国际已经陷于崩溃的时候，《宣言》的德文版才再次付印；直到社会民主党的兴起使《宣言》几乎在世界各地都有了读者的时候，《宣言》才成为一本畅销书。
如果说空想社会主义已经在1848年欧洲的燎原大火中化为灰烬的话，那也就可以说，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并没有立刻取而代之。因为不管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实际上存在着什么新的社会主义思想，就其绝大部分来说，都出人意外，没有受到马克思的影响。产生五十年代社会主义思想的源泉，就像《宣言》斥之为陈腐的空想社会主义一样，也完全是伦理性的。可以公允地说，当时就没有一位观察家猜想到——或能够猜想到——一个世纪以后欧洲革命起义中最有生命力和常被援引的文献，竟会是大多数人——甚至大多数革命者——连听都没有听说过的一个默默无闻的德国小宗派发表的那本小册子。
[1] 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8页。——译注
[2]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85页。一译注
[3] 同上。
[4] 维利希原是普鲁士炮兵军官，曾参加1848年的德国革命斗争，1849年逃到伦敦。他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积极成员。1853年，在他的再次起义的计划失败后前往美国。他在美国参加了南北战争，为北方作战，后来当了将军。
[5] 关于这个运动的情况，参看拙著《合作运动一百年》。
[6] 关于蒲鲁东，请参看本书第一卷第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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