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李季 -> 马克思传（1933）
第二章 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于一八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出生于德国莱茵省巴门（Barmen）地方，他的资质聪颖，而性情复刚毅果敢，且和马克思一样，生长于最进步与最富于革命精神的省分。受着环境的影响，故在少年时代即变成一个革命家，然他的家庭和本乡却充满了笃信宗教的空气，他为着逃出这种迷信，经过精神上的大战斗。他的父母有子女八人，而弗里德里希居长。他们都是虔诚派的信徒，（Pietist）故家庭教育带着浓厚的宗教彩色。恩格斯至十四岁止，肄业于巴门市立学校。“此校完全操在一个知识浅薄和鄙客不堪的保管部之手，这保管部大概只选择虔诚派人为教师。”（见《恩格斯早年著作》三○页。）由此可以想见恩氏幼年时代所处的环境对于他自身是很不利益的了。
恩格斯自出巴门市立学校后，于一八三四年十月升入欧尔柏菲尔德（Elberleld）中学校。他的父母因此校离家较远，特令其寄居于教员汉志克（Hantschke）家中。据他的父亲一八三五年八月二十七日给他的母亲的信看来，他对于向来所受宗教式和奴隶式的教育。已经露出一点反抗的倾向，信中说：“他在外表上更有礼仪，这是和你所知道的一样，可是他从前虽经过严格的谴责，现在即有所畏于惩罚，然他却表现不肯无条件服从的样子。我今天又心焦起来了，因为在他的书桌里发见一本鄙野的书，即一部十三世纪的骑士传，这是从图书馆借来的。他把这一类的书放在柜子里，他这样粗心，是很可注意的。愿上帝保护他的心灵。……再愿仁爱的上帝保护他，使他的心屡不致腐败。他一直到现在，竟伴着他那许多可爱的特质，而发生了一种无思想和心粗气浮的毛病。”（见迈耶《恩格斯传》第一卷十至十一页。）
据恩格斯的父亲看来，他有“无思想和心粗气浮的毛病，”然他在中学的成绩却十分优良。他于一八三七年九月毕业，文凭上证明他在校时以谨慎，（Bescheideneit）磊落，（Offenheit）和慈善（Gemütlichkeit）见称，他对于宗教，历史，地理，数学，实验心理学，以及拉丁文，希腊文，法文等功课都有美满的成绩，而他的德文作品尤具有独立的思想，与正确的词句。他是一个长于学外国文的人，文凭上所载犹不足以尽量表现他所懂的外国文，因为他在少年时代写信给他的妹妹和朋友，常杂以希腊文，拉丁文，法文，英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和荷兰文等等，他到后来且通俄文和波兰文，兼顾欧洲各国的方言，所以巴黎公社的一个亡命客称“恩格斯说得出二十种语言。”（见《新时代杂志》第二十三年度二卷五六○页，法拉格的《回忆恩格斯》Personliche Erinnerungen an F．Engels）
恩格斯自中学毕业后，曾拟习法律，转入仕途；但他自己具有一种自由的见解，在厉行专制主义的普鲁士政府之下作官，实不相宜，他的父亲又是一个很富的工厂主，愿意他习商业，因此他离开了学校，即在本乡自家所开的商店中实习商业。从一八三八年九月至一八四一年二月，他更离去故乡，前往布列门（Bremen）习商业。然他真心倾向的职业并不在此，乃在做一个诗人。他在少年时代很好诗词，当十三岁时，他即作诗送他的外祖父，（参看《恩格斯早年著作》三○四页，）他于一八三九年四月写信给友人威廉·格列伯，（Wilhelm graeber）有“我将为巴门市城诗人”（见同书五六页）的话。但他后来恰和马克思一样，觉得自己不能为诗人，因此他作诗的兴趣也渐渐地淡起来了。
恩格斯自到布列门后，对于宗教开始怀疑起来了，他于一八三九年四月八日写信给友人弗里德里希·格列伯（Friedrich Graeber）说：“我从没有做过虔诚派的信徒，在好些时候中，我曾为一个神秘论者，（Mystker）但这已经是过去的事；我现在则为一个真实的和很自由的超自然论者。（Supernaturalist）”（见同书四二页。）恩氏对于教会式的基督教既发生怀疑的心理，他于是力求解决这个问题，旋读斯特劳斯（D．F．Strauss）所著的《耶稣的生世》（Das Leben Jesu）一书，愈加置疑于《圣经》，他于同月二七日在致同一友人的信中说：“我现在专攻哲学和批评的神学。一个人到了十八岁，得闻斯特劳斯，一般唯物论者，（Rationisten）以及教会报章〔之说〕，他如果不是不加思索，一直读下去，就会对于乌白流域（Wuppertal）按巴门在此流域中）的信仰开始怀疑。《圣经》上既表现许多显然的矛盾点，我不懂一般正宗派的宣传者，怎能〔摆出〕这样正宗〔的样子〕。……正宗教派所夸示的基督真言在各种福音中所说的各不相同。至于《旧约全书》更不必说起。……旧正宗教是建筑在什么东西上面的呢？不过是建筑在旧的风俗习惯上面罢了。”（见同书四二至四三页。）
恩格斯既排斥基督教正宗派的学说，几经波折，转而服膺斯特劳斯的宗教说，因此又接近黑格尔的学说，他于十一月十五日写信给威廉·格列伯说：“我将达到变成黑格尔信徒的地步了。我将来是否如此，连自己也不知道，然斯特劳斯已经替我对黑格尔安上了引火线，表现得十分美满。黑氏的历史哲学使我至为心服。”（见同书九○至九一页。）历时不久，恩氏便变成黑格尔的信徒，他在一八四○年一月二○日致弗里德里希·格列伯的信中说：“黑格尔对于神的观念已经成为我对于神的观念，因此我居于‘近世泛神论者’（Moderne Pantheisten）之列。”（见同书九三页。）“此外，我研究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这是一种绝大的著作，我每晚必读此著作，内中伟大的思想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法擒住我了。”（见同书九五页。）
恩格斯在少年时代，不独是对家乡盛极一时的宗教宣战，并且对家乡正在萌芽的工业资本主义宣战，因此，他注意于劳工的疾苦还在马克思之前。他于一八三九年三四月间由布列门向阁慈科主撰的《电闻报》通信，描写巴门和欧尔柏菲尔德社会情形，述及造车工人及其他工人的状况，说此等造车工人“完全是一种堕落的人民，他们既没有屋住，又没有确定的收入，他们如果不是在人家屋中污秽之处或板梯上过夜，那么，到了天亮，他们就从草棚和牛栏等处爬出来。……在下层房间的工作——工人在此处所吸的煤气和尘埃，多于氧气，他们并且大概从六岁起就在此作工——恰使他们的一切力量和乐生之心都被剥夺了。那些家中有零星织机的织工从早至晚，曲着背坐在机上作工，并且让热火炉把他们的背骨髓都炕干了。此等工人如没有落入神秘教的手中，就沉湎于白兰地酒中，……在本地制革工人中固然也看得见强壮的人，可是经过他们的生活至三五年之久，他们的身体和精神就败坏了：他们五个人中间总有三个人是死于肺病，而这种病都起于饮白兰地酒。然工厂主如果不是以一种很荒谬的方法去管理工厂营业，而神秘教如果不是以现有的形态和行将蔓延的势头存在，则上述情形或不至达到这样可怕的地步。在各下等阶级中，实有一种可怕的惨苦情形，而在鸟白流域的工厂劳动者中为尤甚；花柳病和肺病的盛行，几乎令人不能相信；单是在欧尔柏菲尔德一处二千五百负有入学义务的儿童中有一千二百人抛弃教育而生长于工厂里面，其原因仅在工厂主使他们代替成年人的地位，免得对成年人付出两倍于儿童工价的工资。……在工厂主中的虔诚派人对待工人是坏到极处，他们用尽方法去减少工人的工钱，而以去掉工人吃酒机会为口实。……（见同书三一至三三页。）
恩格斯这种通信对于家乡各种事宜尚多描写与批评之处，然其最重要之点只在对于宗教和劳工状况两项的叙述。自此信稿发出售，把巴门和欧尔柏非尔德两个城市的人士惊动了，他的友人威廉·布兰克（Wilhelm Blank）于是年五月二四日写信给威廉·格列伯说：“这里的人对于此等通信和发了狂一样，此处所有的〔《电闻〕报》立即售罄。还有一点可注意的，就是，此地的人苦苦地猜想投稿者为谁，有人说这是佛莱利格拉，（Freiligrath）有人说这是格籣孙，（Clausen）又有人说这是霍尔慈亚菲尔，（Holzapfel）如此等等，可是他们都没有说对，这也是很好的，因为他们倘若知道这是恩格斯，那么，他一回家，他们必定和他为难。”（见同书三○七页。）恩氏这种通信上是以三个星点为记，没有署出真姓名，所以他的家乡人无从知道；即在以后两三年中他作许多论文和诗词登在《电闻报》上，也只署弗里德里希·阿斯瓦尔德（Frredrich Oswald）的假姓名，他在其他报章杂志——如《莱茵报》和《德国年鉴》等等——上投稿也常用此假姓名，因为“他对于他那虔诚派的保守家庭虽一切意见不能相容，然他却很依恋家庭，顾虑到这一点，所以他当时视保持假姓名——他是在此假姓名之下著作和活动的——的秘密一事为极关重要。”（见《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丛刊》第四卷八八页，迈耶《恩格斯的假姓名》。Ein Pseudony, von Friedrich Engels）
恩格斯既具有一种卓越的理解力和革命的精神，所以他处在不良的环境中，便时时要起反抗。初时和他发生直接关系的为宗教，故他和宗教宣战，其次和他发生间接关系的为政治，他于是又向政治宣战。他对于政治一项，除相信黑格尔的学说外，又以要求一切国民都享有平等和自由权利的政论家白尔尼（Börne）的论旨为依归，他对于黑泼两氏是同样重视的，所以他说：“在此最近的世界震动中，已经有两个人对于德意志精神的发达——这尤可称为近世的发达——静悄悄地作工，此两人在生时几乎无人注意，及他们死后，他们彼此相成之点才被认识出来，这就是白尔尼和黑格尔。……白尔尼是政治的实行家，他完全履行这种任务，这是他的历史上的地位，描写实际的巧妙，无有能及白尔尼的，凡他所表现的，都是活泼的，都是有力的。只有他的著作可以说是为争自由的伟业。……与白尔尼对峙的黑格尔，是一个思想家，他那已经完成的〔学说〕体系横在国人之前。”（见恩格斯早年著作一四四至一四五页。）“然没有白尔尼直接和间接的活动，则那由黑格尔出发的自由方针必更难构成。现在只要将黑格尔和白尔尼两人间阻塞的思想途径开通出来，这不是很难的。此两人所处的地位〔在实际上〕较在表面上更为接近。白尔尼的直切了当及其健全的见解构成黑格尔——至少——在理论上所具见解的实际方面。”（见同书一九二页。）“我们现代的任务是在完全贯彻黑格尔和白尔尼的主张。”（见同书一四六页。）
以上所述恩格斯反抗宗教和政治的争斗，都是他在布列门习商业时的事。当着这个时期，他的职业生活为经商，而他的精帅生活为著作，这两桩事不独是不能联成一气，并且互相冲突，因此，他无意于这种商行为，而别求他适，这是自然的。他于一八四一年春初离开布列门，当时究有何种计划，我们虽无从知道，然他向他的父母要求继续学业，未能如愿相偿，这是意料中的事。他旋于是年十月到柏林一个炮兵营中服兵役。他既是一个富家子弟，就当时的情形讲，很容易运动免除兵役，他所以不避去服役，是想借此机会，利用闲暇时间到柏林大学去听讲。他于柏林大学是年下学期开学之始，即入校当旁听生，兼听神学和哲学等课。当时的神学教员是普王威廉第四即位后新请来讲学的谢林，普王的用意是在是谢氏默示录的信仰去摧折黑格尔泛神论的锋芒。恩格斯听了谢氏的讲课，又对于黑格尔的哲学深加研究，于是以青年黑格尔派的资格，用激烈的主张，于一八四二年四月刊布一种没有署名的小册子，题为《谢林——基督哲学家，或世俗智慧变为上帝智慧》，（Schelling und die Offenbarung，Kritik der neuesten Reaktionsversuches gegen die freie Philosophie）卢格当时读了此书，以为是巴枯宁著的，他说：这个可爱的少年胜过柏林一切老驴子，这句话可以表现恩氏创作的能力当时已经高出常人一等了。
恩格斯于一八四二年九月底离开柏林，他在此寄居仅一年，然他的成绩却很好，除上面所述的小册子外，他对于《电闻报》，《莱茵报》，《德国年鉴》，和黑维在瑞士所办的出版物，都有作品寄去。他并且加入青年黑格尔派所组织的自由团，结识许多朋友。就是军事一项，他也获益不浅，不独军事学从此为他终身所嗜好的科学，他并且娴于武事，故一八四九年巴登起兵抵抗反革命军，他能亲自效命疆场，而一八七○年替法战争，更能于数日前从军略上预料色当（Sedan）之战，路易·拿破仑的军队必败，丝毫不爽。因此马克思的长女小燕妮呼他为“将军”，从此马家和他的朋友遂以此为他的浑名了。由以上各种事实看来，恩格斯寄居柏林，于学识经验大有长进，其重要殆与马克思居柏林相等了。
恩格斯的父亲和英人欧门（Ermen）在苏格兰（Scotland）曼彻斯特（Manchester）开了一个很大的纺纱工厂，叫做“欧门恩格斯厂”。恩氏自柏林抵家，住了两个月，他的父亲即命他到这个工厂去当书记。当他前往曼彻斯特时，取道波恩，与马克思第一次相见。当时马克思正任《莱茵报》的主笔，且正和柏林自由团人决裂，因为这些人将他们大批幻想的和放言高论的论文寄给《莱茵报》，马克思拒绝登载，彼此遂起冲突，恩格斯也是自由团中的一人，故马氏对之不免发生一点误会。恩格斯后来写信给梅林说：“当我于（一八四二年）十一月底前往英格兰，再访（《莱茵报》编辑部）时，我在该处遇着马克思，我们初次相见，甚为冷淡。马克思当时出面反对鲍威尔等等，这就是说，他已经宣言，反对《莱茵报》专为神学宣传和无神论等等的机关，而不为政治讨论与行动的机关，他并且也反对埃德加·鲍威尔Edgar Bauer）纯因想‘走极端’而唱出来的‘空论共产主义’（Phrasenkommunismus)然埃德加也旋用别种动听的极端话来代替这种主义了；我当时既和鲍威尔等通音问，我便被当作他们的同盟者，马克思对于我怀疑，即在于此。”（见梅氏《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一卷三八二页。）
马克思初次遇着恩格斯既是十分冷淡，而恩格斯对于马克思原来也没有什么特别好印象，他于布鲁洛·鲍威尔波恩大学辞退讲席后，因此作了一种很长的讥讽诗，内中有几旬是嘲笑未曾见面的马克思的，（原文见恩格斯早年著作一三六页，其辞如下：
“那个气势逼人而后起驰骋的是谁啊？
是特里尔的一个黑人，具有倔强的烈性。
他从不肯缓行，但要捷足先登，
他满腔愤怒，咆哮不宁，
像煞要拖彼天涯，使与地平，
他高张两臂，飞舞天空。
他紧握空拳，奋斗不停，
有若一万妖魔，绕其脑顶。”
恩格斯这种诗词系在瑞士发表，并且没有署名，马克思当时也未必知道这是出自他的手笔，诗中的词句形容马克思固免不了少年人喜欢嘲弄别人的习气，然在另一方面却表现马氏当时的奋斗情形已经是为许多人所深悉了。恩格斯与马克思初次相遇，虽不能一见如故，然他们并无恶感可言，因此，恩氏一抵伦敦，马上即以观察所得，寄给《莱茵报》发表。恩氏以充足的学识，与锐利的眼光，考察英国大工业状况，真是洞若观火，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是首先由恩氏安下经济基础的，因此我们对于他到英后的言论不得不加以极大的注意。
恩格斯描写并且批评英国社会状况的文字散见于《莱茵报》，《瑞士共和报》，（Schweizerischer Republikaner），《德法年鉴》，和巴黎《进步报》等等，我们现在只就其中最重要的，介绍一点。他初次在英国所得的最大印象是：无产阶毅的社会革命终久是要出现的。他于一八四二年十一月三十日由伦敦发信给《莱茵报》，首言英资产阶级的人否认革命为可能，“一种革命在英国是可能的么，或是像会出现的么？这个问题是关系英国前途的。将此问题置诸英国人之前，他将以千万种好听的理由向你们证明，丝毫谈不到一种革命。他将向你们说，英国目前敞然是在一种危急的情形中，可是英国在其财富，工业，以及种种制度中却有方法自救，得免于暴乱，英国的宪法富有弹力性，足以包容主义争斗上最激烈的冲突，而由此等状况所引起的变化不致有危及他们的基本原则之虞。他将向你们说，就是最下等的人民阶级也很知道他们在一种革命中是只有损失的，因为一经妨害公安，便足以使营业停滞，因此即能引起一种普遍的失业和饥荒。”（见同书二四三页。）
恩格斯根据英国的实在情形，对于上面一段话作一种答案，他首先说明英国非物产丰富之国，除铁矿，煤矿，和好些牧场外。专靠商为，航业和工业维持他的兴盛。可是英国行保护税制。使一切生活必需品以及工资的价格上升，因此英国的工业竞争不过德法的工业，到处受后者的排挤。英国于是不得不限制生产，然这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工业固然使一国富裕，但工业又创踏一个一无所有的赤贫阶级，这个阶级是家无余粮的，并且是繁殖很迅速的，这个阶级此后是不能够再被铲除的，因为他永不能获得确定的收入。英国人有三分之一——差不多一半——是属于这个阶级。一种最小的商业停滞便使这个阶级中一大部分人无从得食，一种大商业危机便使全阶级无从得食。当此等状况一经出现，这些人民除掉从事革命以外。尚有什么事可做啊？这个阶级因人数众多，已经变成英国最有力量的〔阶级〕，当他一变觉悟他是最有力量的阶级，英国的富人便要遭殃了。（见书二四六页。）
可是当时的英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这种觉悟，他们即偶有抵抗资本家的群众行动，然他们的组织非常散漫，他们的目标非常虚幻，如一八四一年夏季他们因工厂主要减少工资的事件而发动，然他们守法的观念太重，总想达到一种和平合法的革命，毕竟被征服了。恩格斯于叙述此事之后授，接着说蜕道：“然无产者因此所获的教训是存在的：就是觉悟一种依和平方法的革命是不可能的，只有对于现存的不自然的状况施以一种武力的革命，只有对于世家的贵族和产业的贵族作一种根本的破坏，无产者在物质方面的地位才能够改善。英国人本来守法的念头会使他对于这种武力革命望而却步，可是照上述的英国状况讲，在短促的时期中，无产者无从得食的事，不致于不会出现，畏饥饿而死的念头也不致于不强于畏法的念头。这种革命是英国所不能幸免的；然在英国所出现的事，和在其他一切国家一样，总是因利害关系——不是因则——而开始这种革命并且贯彻这种革命；从利害关系中才能够发展原则，这是说，这种革命不是政治的‘革命’，但是社会的‘革命’。”（见同书二四七页。）
恩格斯作上述通信时只是他到英国数日之后，然他的思想却起了很大的变化。此次通信表现他当时（一）极注重经济的事实，（二）认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间剧烈的阶级争斗，（三）开始集中全部思想于无产阶级而变成一个社会主义者，（四）一眼看破资本主义的工业制度必然引起社会革命，（五）指出和平合法革命的荒谬，确定武力革命为打破现社会状况的唯一方法。
恩格斯到英国后既转其注意力于经济一方面，故他对于这一方面的学识，与时俱进，他在曼彻斯特替《德法年鉴》作两篇论文，其一为《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Umrisse zueiner Kritik der Nationalökonomie〕他在此文中对于商业，价值，价格，地租，资本，劳动，竞争和垄断等都加以探讨。现介绍其重要的观点如下。
恩格斯对于竞争和垄断的议论，至为深刻，他说：“竞争的对抗为垄断。垄断是重商主义者的口号，而竞争是自由派经济学者的战声。这种对抗，又是一句空话，这是容易看见的。每个竞争者，无论其为劳动者，为资本家，或为地主，必定是愿意垄断的。每一小竞争者必定愿意排斥他人而独行垄断。竞争是以利益为基础的，而利益复产生垄断，总之，竞争流于垄断。在另一方面，垄断却抵挡不住竞争的潮流，垄断自身并且产生竞争，例如输入外货的禁令或重税恰恰产生偷运的竞争。……竞争的矛盾是：每个人定要想垄断，而全体则必因垄断受损失，所以必须打破垄断。竞争已轻是以垄断——即财产的垄断——为前提的，……财产的垄断一日存在，则垄断的财产是一样被认为正当的；因为一经出现的垄断也是财产。对于小的垄断加以攻击，而对于土地的垄断让其存在，这是何等糟糕不彻底啊！”（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一卷四四八页。）
恩格斯更进而讨论竞争律，他说：“竞争律是在使需要与供给时常相抵补，然恰因此永不能相抵补。两方面又互相分离而陷于严厉的对抗中。供给常是跟着需要走的，从来没有恰恰相抵的；供给或是太多，或是太少，从来没有和需要相符合的，因为在人类这样昏迷的状态中，没有人知道这种或那种〔需要〕是多少。需要如果大于供给，则价格上腾，因此供给便受刺戟了；如市场所表现的一样，价格如果下降，供给如果大于需要，则价格的下降甚大，而需要因此又被激动起来了。这样继续下去，从没有一种健全的状况，常是一弛一张，互相更换，一切进步都不可期，却长在飘摇起伏之中，而不能达到目的。这种定律及其此失彼得的互相补偿，自那经济学者看来，是非常美满的。他的最出色的地方，就是他乐此不疲，并且在一切可能和不可能的状况之下去考察此事，然这种定律显然是一种纯粹的自然律，并非精神律。（Gesetz des Ceistes）这种定律是产生革命的。那经济学者挟着巧妙的需要和供给的学说，出来指示你们，说‘从来没有生产过多的，’然实际却以商业危机作答案，这种危机和彗星一样，依照一定的规则复行出现，现在平均是五年以至七年出现一次〔危机〕。自八十年以来，此等商业危机的依期出现，恰和从前的大传染病是一样的，而他们比大传染病所带来的祸患与不道德的事件还要多些。（参看瓦德《中等阶级与工人阶级史》二一一页，一八三五年伦敦出版。Wade：History of the Middle and Working Glasses），此等商业革命自然充分证实了这种定律，不过其证实的形态比那经济学者要使我们相信的形态不同罢了。一种定律只有借定期出现的革命才能够实现，大家对之应有何种感想啊？这是一种自然律，这是建筑在当事者的懵然无知上面的。倘若生产者知道消费者的需要是多少，并且使生产有组织，将生产事宜在他们自己中间分派妥贴，则竞争的风潮及其流于危机的倾向都不可能了。你们如果像人一样具有意识，去从事生产，不像分离的原子一样，缺乏同类的意识，（Gattungsbewusstsein）则你们便超过这一切人为的和不可捉摸的对抗了。你们如果继续在现今这种无意识，无思虑和受偶然支配的状况之下从事生产，则商业危机便仍然存在；而后一次出现的危机比前一次必更普遍，更有害，更大部分的小资本家必流于贫困，而仅靠工作餬口的阶级之人数必按累进的比例而增加，因此从事劳动的群众——这是我们的经济学者之主要问题——显然是愈增愈多，到了结局便造成一种社会革命，这是那经济学者学院式的智慧所梦想不到的。（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一卷四四八至四四九页。）
恩格斯在上文既指出造成社会革命的商业危机是由于生产中盲目的竞争，他于是又详细描写生产中竞争的状况及其流弊：“资本对抗资本，劳动对抗劳动，以及土地对抗土地的争斗，驱使生产达到一种虐疾症的热度，一切自然的和合理的关系都被颠倒错乱了。一种资本的活动如果不达到最高度数，则他便挡不住别种资本的竞争。一块土地如果不时常增进其生产力，则他不能为有利的耕种。一个劳动者如果不以全力从事于劳动，则他不能对抗他的竞争者。总之，凡陷入竞争漩涡的人如不努力达于极点，如不抛弃一切真正人的目的，则他便立脚不住。一方面这种紧张的结果，必为他方面的缓弛。当竞争的风潮很小的时候，当需要和供给，消费和生产几乎相等的时候，在生产的发达中必定现出一种步骤，而呈生产力过剩的现象，以致国民中一大部分人无以为生，人民在物产丰富之前挨饥受饿。许久以来，英国即处于这种癫狂的状况中，即处于这种活现的矛盾情形中。生产的变化如果很大——因上述状况的结果，必然如此——则兴盛与危机，生产过剩与停滞的互相更换便出现了。那经济学者对于这种癫狂的状况永不能加以说明；他为着解释这种状况起见，发明一种人口论，那种议论是一样无意识的，并且比这种财富与贫穷同时并呈的矛盾现象更无意识。那经济学者不要看这种真实情形，他不要知道这种矛盾为竞争的单纯结果，否则他的全部〔学说〕体系都倒下来了。至于我们对于此事是容易说明的。那备人类驱策的生产力是不可限量的。土地的生产能力因资本，劳动，与科学的应用，是无限增加的，据一般显能干的经济学者和统计家的计算，（参看亚里孙的《人口原理》第一卷一，二章，Alison：Principle of Population）可以使‘人口过剩的’英国于十年之内生产谷类，足供他现今人口六倍之用。资本每日有增无已；，劳动力与人口俱进，而科学宰制自然力使供人类之用，更日甚一日。这种不可限量的生产能力如果以有意识的行动，为着一般的利益，作适当的处置，则人类所耗的劳动即刻会减至最小限度；如果委诸竞争，则生产能力便在对抗之中起作用了。一部分土地耕种得极好，另一部分土地——在英格兰和爱尔兰有三千万亩好土地——则听其荒芜。一部分资本流通非常之速，另一部分资本则停滞在柜中。一部分劳动者每日作工十四点钟以至十六点钟，另一部分劳动者毫无所事，以致白受饥饿。这种区别同时或如下：今天商业兴盛，需要很多，于是一切都活动起来，资本的周转非常之速，农业兴盛，而工人劳动到生起病来，明天商业停滞，农业因得不偿失，致使全块土地听其荒芜，资本的流通停滞，工人没有事做，而全国苦于过剩的财富与过剩的人口。”（见同书四五一至四五二页。）
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者看见上面所述工人失业的情形，遂谬倡人满为患之说，而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恰为之代表，所以恩格斯说：“马尔萨斯是这种教义的创始者，他以为人口时常压迫生活资料，生产增加，人口即在同一比例之下繁殖，然人口所具的固有倾向有超过其所应用的生活资料而繁殖之势，这就是一切贫困，一切恶行的原因。因为人类既然是太多了，必须用这种方法或那种方法除去他们，或者是用暴力杀死，或者是使之饿死。当此举一经出现，便再呈出一个裂口，然即剎又为人类的繁殖所填满，而暂时的贫困复开始了，在一切状况之中都是如此的，故不独在文明的状况中是这样，即在原始的状况中也是这样，野蛮的新荷兰人（Newhollands）——这种人每方里往一人——恰和英格兰一样受人口过剩的苦楚。总之，我们如果要据理推断，我们便当承认，地球上虽只有一个人存在，也已经是人满了。现在这种发挥的结果是，穷人既恰为过剩的人数，大家便不当对他们有何举动，只当使他们怎样更容易受饥饿，使他们相信这是不能改变的。他们的全阶级除掉极力缩小繁殖子孙外，别无救援，这一着如果不行，最好是像马尔库斯（Marcu）曾经提议的一样，设立一个国家机关，去屠杀贫民的子女，每个工人的家庭只能有两个半子女，如果生多了，便予以屠杀，施舍是一种罪恶，因为这种行为维持了那过剩人口的繁殖；可是大家如认贫穷为一种罪恶，认贫民住宅为一种改过局，像英国因‘自由的’新贫民律而曾经出现的现象一样，那就很有利益了。”（见同书四五三页。）
恩格斯既提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来讨论，他接着就指出马氏两种错误：第一，马氏没有看出过剩的人口或劳动力是和过剩的财富，过剩的资本，过剩的地产连结在一起的，凡生产力过大的地方，才有人口过多之虞；第二，他将工作资料（Mittel der Peschättigung）和生活资料（Mittel der Substanz）混为一谈，前者仅因机器力和资本的增加才能够增加，后者只要生产力增加就会跟着增加的。“马尔萨斯标出一个算式，他的全部〔学说〕体系是建筑在这个算式上面的。人口依几何极数而繁殖，即1＋2＋4＋8＋16＋32等等，而土地的生产力是依算术级数而增加的，即1＋2＋3＋4＋5＋6，这种差异是很显明的，并且使人望而生畏：但这是对的么？从何处证明土地的生产力是依算术级数而增加的呢？土地的扩充是有限的，对呀。然在土地上所使用的劳动力是同着人口增加的；假使生产物因劳动的增加而增加一事不是按劳动的比例而同样进行的；然尚有第三种原素在，这是那经济学者所不措意的，这就是科学，科学的进步是无限的，至少和人口的繁殖有同等的速力。本世纪的农业只是受了化学之赐，只是两个人——德斐（Sir Humphrey Cavy）利此喜（Justus Liebig）——之赐，便有何等进步啊？科学至少是和人口一样增加的；人口在比例上是于最近一代（Generation）繁殖的；而科学在前代所遗留下的认识材料比例上，于最通常的状况之下，也是依几何级数而进步的——科学何所不能啊？‘密西西比河（Mississippi）流域尚有充足的荒地可以移殖欧洲全部人口，’地球三分之一才开辟出来，而这三分之一〔土地〕的生产可以应用现今所知道的改良方法增加至六倍以上——于此时便谈人口过剩，这不是好笑么？”（见同书四五六至四五七页。）
恩格斯于驳斥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之后，又继续讨论资本，劳动，地产的各自为战及互相排挤，而归宿到集中运动：“竞争使资本对抗资本，劳动对抗劳动，地产对抗地产，而此等元素中的每一种又对抗其他两种。在争斗中得到胜利的是强者，我们为预言这种争斗的结果起见，当探讨争斗中的势力。第一，地产和资本都比劳动更强，因为劳动者为着生活起见，必须作工，而地主可以靠着他的地租生活，资本家可以靠着他的利息生活，当必要时，他可以靠他的资本或资本主义的地租生活。此事的结果是，生产物中只有那不可少的部分——即赤条条的生活资料——才归诸劳动，而其他最大之部分却分配给资本与地产了。再则强有力的劳动者驱逐弱无力的劳动者于市场之外，大资本驱逐小资本于市场之外，大地产驱逐小地产于市场之外。事实证明这种结论。大工厂主和大商人比小工厂主和小商人占优势，大地主比仅有一摩尔根（Morgan）地的地主占优势，这是人所共知的。由此所生的结果，是大资本和大地产在平常的状况之下，依照强者的权利，已经吞并了小资本和小地产——产业集中。这种集中〔运动〕在商业界和农业界中进行尤为迅速。——大地产的增加比小地产的增加尤速，因为大地主的所得中只有一很小的部分作为开支的费用。这种产业集中对于私有财产是一种固有的定律，恰和其他一切定律一样，各中等阶级必定愈见消极，直至世界分为大富豪与赤贫者，大地主与穷苦的日工（Taglöhner）为止。一切法律，一切地产的分派，以及一切资本的分散都没有裨益——如果没有一种社会关系的全部改造，一种利害冲突的融合，一种私有财产的取消，先期而至，则这种〔贫富悬绝的〕结果必定出现，并且行将出现。”（见同书四五七至四五八页。）
恩格斯以上一文是机应英国工业发展中的事实和趋势立论的，他既是脚踏实地，所以他的议论非常有价值，后来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已在他这篇文字中萌芽了，故马克思称此文为一中“富于天才的短篇文字”，（见马氏《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五六页。）而《资本论》中也时有提及此文之处。此外，恩氏在英国的作品尚多见解精确的议论，例如他在巴黎《进步报》所发表的《英国状况》（Die Lage Euglands）一文，其中论英国应用机器，发生工业革命，他说：“英国工业这样的革命是英国近世一切状况的基础，是全部社会运动的原动力。”（见《恩格斯早年著作》二七六页。）这不是历史的唯物论的种子么？他在同文中又说：“仅仅民主主义不足以医治社会的弊端。民主主义的平等是一种幻想，（Chimäre）贫民对抗富人的争斗不能以民主主义或政治的地皮为战争的终点。这一步也只是一种过渡，最后的纯粹政治手段是尚待探求的，并且必须有一种新元素，一种超过一切政治本质的原则从这种政治手段中即刻发展出来。这种原则就是社会主义的原则。”（见同书三○三页。）这不是一语道破无产阶级运动的目标不在政治的民主主义而在社会主义么？
恩格斯到英国后思想的进步，我们已分段叙出，现在还可借阿德勒一段话作个概括：“恩格斯初次寄居英国时的作品忽然表见一种完全不同的印象，并且使我们处于一种比我们从前游行之地完全不同的地域中。我们不复呼吸于那哲学空论之稀薄的高度空气中，我们不复跟随那仅仅理想的运动和争斗，我们却确切下降到事实的坚硬地皮上，并且骤然插入社会利害的运动和争斗中，然这不是盲目作牺牲物，乃是以愈趋明了的概念，同观此等运动和争斗，并且撮其梗概。我们在这些作品中一眼就望见后来为恩格斯所努力——这是我是所熟习的——造成的面目，即马克思主义的面目，即阶级对抗与阶级争斗说，唯物史观说，和一种社会革命必然取消生产工具的私有财产说。我们在这些富于天才的作品中看见这个马克思主义者恩格斯还在他和马克思亲密交接之前，即为这种观念的原始创造者——因此使我们惊讶不置——至于这种观念的完全深切发挥出来，固由于马克思之力，然马氏自己当时还没有达到这样明了和圆满的境界。”（见阿氏《思想家的恩格斯》二六页。）
恩格斯思想的变迁固然是由于他和工业国的新环境接触所致，然他受欧文派及宪章派（The Chartists）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他和这两派的领袖人物互相结纳，他对于欧文派的机关报《新道德世界》（The New Moral World）和宪章派的机关报《北方明星》（The Nothern Star）的言论尤为注意，并且曾投稿于《新道德世界》。可是在一方面，他认欧文派的社会主义对于工人阶级虽表同情，并提出实在的救济方案，然这种主义带着一点资产阶级的彩色，并且昧于历史的发展，不了解工人阶级的需要，不足以为工人阶级的导师。在另一方面，他认宪章主义虽站在无产阶级的地位上，明目张胆反对资产阶级，然这种主义对于保护工人的实际方案大半流于保守一方面，不与社会主义相接触，也不足以为工人阶级的导师。他以为这两种主义必互相结合，对于工人阶级乃为有益。由此可以表见他认识的深刻，与判断的正确了。
恩格斯居英国约二十个月之久，他于一八四四年八月底离英返国，取道巴黎，再访马克思。恩氏在《德法年鉴》上所发表的论文，既为马氏所赞许，而他们两人且已有书信往来，颇为密切，所以他们这一次相见遂成莫逆之交。当时马夫人正归宁母家，他们两人过从尤密，恩氏于返家后写信给马克思说：“我现在还没有再像和你聚谈的十日那样高兴和诸事洽怀。”（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一卷四页。）这句话可以证明他们再相见时的情投意合了，考茨基谓“在马克思从恩格斯所得的许多暗示中，有一种是尤关重要的。他超过德国思想方法的偏狭处而佐以法国的思想，这是他大大地自拔之处。恩格斯使他习闻英国的思想。因此他的思想才能在当时可能的状况之下达到最高的顶点。”（见考氏《马克思在历史上的成就》一八页。）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巴黎晤谈时，对于经济学以及其他方面的问题受恩氏的影响，当然校读其文字为更大，当时马氏恐怕要发生“与君一夜话，胜读十年书”的感想了。
恩格斯自在巴黎与马克思订交后，他们两人即共同活动，共同著作，终其身未尝分离，他们这种结合的结果不独是替无产阶级造成了健全的理论，并且在革命同志史上也开了一个新纪元，因此我们不得不借此机会，将他们两人的异同之点比较一下。马恩两氏虽是志同道合，好像一人，然他们的容貌性情，以及精神的表现，和文字的体裁，却完全不同。马克思魁梧奇伟，（身长五尺十寸以至十一寸，）面带棕褐色，恩格斯则身长而瘦，面目皙白。马克思的性情是决切的，坚忍的，冷静的，恩格斯的性情是活泼的，刚直的，慷慨的。“马克思是一个深沉的思想家，恩格斯是一个勇敢的思想家，在马克思则抽象的能力（Abstraktionskraft）更为发达，这种才能能在特别现象的粉乱漩涡中发见共同之点；在恩格斯则结构的能力（Kombinationsgabe）更为发达，这种才能能从单个的特点中造成一种现象精神的总体。马克思的批评能力更强，而反身自省力也更强，这种自省力对于他的思想的勇敢，予以一种控制，并且警戒其小心前进，时常考虑〔其立论的〕基础，至于恩格斯的精神则因其具有豪壮的气势，容易飞腾于伟大的观察上而超过最大的难关。”（见同书一七页。）此外，则马克思为精思玄妙的理论家，而拙于治生，恩格斯为洞达世故的事业家，而颇短于抽象的理论，（恩氏自己也曾承认他不惯于一切抽象的推理，参看《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二卷二七○页。）至于他们两人的文体也各不相同：马克思的作品是思想精审，气势澎渤，词锋锐利，文笔遒劲；恩格斯的作品则流利而富于精彩，明了而幽雅自如。由此看来，他们两人相似之点真是很少，然他们却因此能相辅而相成了。
马克思与恩格斯两人的本质虽少相似之点，然他们精神发达的程序却大致相同。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多已分别叙出，现在只总括说几句，作个比较。马克思当少年思潮澎渤之际，万流竞发，头绪纷如，他的精神上经过一番痛苦的争斗，归宿到黑格尔的唯心哲学，方才告一段落；恩格斯少年被宗教的迷信所包围，他也是努力奋斗，乃得突围而出，变成黑格尔的信徒，他才觉得安宁。马克思到法国后，因研究法国的政治状况及社会主义思想突起变化，即变成一个社会主义者，并且由黑格尔的信徒一变而为费尔巴哈的信徒，再变而为唯物史观论者；恩格斯到英国后，因研究英国的工业状况及社会主义，思想也突起变化，也即刻变成一个社会主义者，他也是由黑格尔的信徒一变而为费尔巴哈的信徒，再变而为唯物史观论者。他们两人在未出国之前，所处的环境大概相同，因此他们的思想向同一方面发展，这原不足异。可是他们自出国后，四周的环境迥不相同，马克思所居的是经过政治革命的法国，而恩格斯所居的是经过工业革命的英国，他们都具有绝大的天才，所以马氏对于法国革命时代的战争和意志能够了解，而恩氏对于英国工业时代的战争和意志也能够了解。因此，他们虽是分道扬镳，毕竟能够殊途同归。从此以后，他们合德国哲学，法国革命和英国工业中三大思潮，冶成一炉，造成近世科学的社会主义。恩格斯说：“我们不独是出自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我们还是出自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这是我们德国社会主义者所引以自豪的。”（见恩氏《社会主义从乌托邦到科学的发展》五页，一九二○年第七版。Die Entwicklung des Sozialismus von des Utopie zur Wissgenschaft．）这就是科学的社会主义之渊源。
马克思与恩格斯同为科学的社会主义之始祖，而恩氏且首先为这种主义安下一个经济的基础，我们一检阅他到英国后的作品，即可看出这一点。然恩格斯本人却不自以为功，他以为凡他所发见的东西，马克思必定也会自行发见，可是梅林说得对：“这种功劳却不会因他自己的话而减色。因为历史上的评判，不以可能的事为根据，而是以已成的事为根据的。”（见梅氏《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一卷二一五页。）不仅是这样。他在自己的著作《德国农民战争》（Der deutsche Banernkrieg）和《反杜林论》（Herr Eugen Dühring's Umwälzung der Wissenschaft）两书序言中且声明唯物史观的根本思想是由马克思出发的，他在《共产党宣言》的序言中尤特别郑重声明这一点。究其实际，则他具有这种根本思想最先于马克思，所以马氏于一八六四年七月写信给他，犹说：“你固知道，第一，我于一切〔学问〕来得迟；第二，我总是跟着你的足迹走的。”（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三卷一七三页。）此外，恩格斯推崇知己与谦让未遑的言论是到处表现的，他有一次写信给老友倍克说：“我一生从事我所任的工作，就是弹第二等小提琴，（Violine）我并相信我的任务是颇合节的。有了马克思这样一种第一等著名的小提琴，我是欢欣鼓舞的。（见《恩格斯书简》五五页。）可是一般没有细心读恩氏著作的人屡次听见他推崇马克思和不自居功的话，对于他在精神史上的重要遽尔忽视了。
我们现在再回转来叙述恩格斯与马克思在巴黎相会后的情形，他们当时于口头交换意见外，即开始实行共同著作。他们所著的书名《神圣家族》或《批评的批评之批评》，这是因反对布鲁洛·鲍威尔兄弟及同志而作的。马恩两氏自出国以后，不复属于青年黑格尔派，这是我们在前面说过的；反之，鲍威尔兄弟及柏林自由团一班人的思想却愈起于玄幻的一途，而尤以布鲁洛·鲍威尔为其代表。鲍威尔高唱回转到极端的主观论之说，他以为只有回转到纯粹哲学的，纯粹理论的和纯粹批评的东西，才是对的。当《德法年鉴》正在筹办之际，鲍威尔本来宣言愿加入著作者之列，但未几他要独树一帜，宣传自己的主张，遂邀集同志于一八四三年十二月编辑一种月刊，名为《普通学报》，（Die allgemeine Literaturzeitung）这种报本鲍威尔玄幻的主张，对于一切社会问题以及《德法年鉴》上的作品，大肆批评，因此惹起马恩两氏的反感，乃同著一书，加以反驳。他们在序言中首先说明他们著书的目的道：
“真实的人本主义在德意志的危险仇敌如有过于唯神论（Spiritualismus）或空论的唯心论（Spekulativer Idealismus）的，这种唯神论或唯心论把‘自觉’或‘精神’去代替真实个人的位置，并且与宣传福音教者同一教人道：精神创造生命，肉体是无用的。这种没有肉体的精神自然只是在他的幻想中具有精神。我们对于鲍威尔的批评所反驳的，就是那作为讥讽而表现出来的空论。自我们看来，这种空论是为基督教与德意志的原则最充分的表现，此原则以最后的努力，要使‘批评’〔指《普通学报》〕自身成为一种卓绝的势力。
我们的讨论特别集于鲍威尔的《普通学报》上面——我们现有此报的起首八册——因为鲍威尔的批评以及德国空论的无意识之点在此报中达到顶点了。批评的批评（《普通学报》的批评）愈加借哲学使真实颠倒变成最明显的滑稽剧，则此报便愈富于教训，……学报所供给的材料使大众可以懂得空论哲学的虚幻。我们著作的目的即在于此。”（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第二卷一○三页。）
《神圣家族》共分九章。起首三章半是恩格斯道过巴黎时随时草就的，其余五章半系马克思后来接手做成的。《普通学报》上所批评的事件甚多，如英国的工业，法国的革命，社会主义，群众运动和哲学等等都在其批评范围之内。马恩两氏的著作既要辟其谬误，故所涉的范围甚广，且多零星琐屑的议论。我们现在只将其中重要的议论介绍数节如下。
恩格斯在《神圣家族》第四章中先征引埃德加·鲍威尔批评工人之玄而又玄的话，继乃加以反驳，他说：“法国社会主义者以为工人创造一切东西，生产一切东西，然他却没有权利，没有产业，总之，他一无所有。批评〔指《普通学报》〕借着埃德加君的——认识之镇静的——口答道：要能够创造一切东西，须有一种如工人觉悟一样的强有力的东西，上面一句话要反过来才对，就是：工人未曾创造东西。所以他没有什么东西，然他未曾创造东西，是因他的工作总是一种单个的，基于自己需要的，和日常的工作。〔学报的〕批评于此达到一个抽象的顶点，他从这一点上只看见他自己思想的创作以及反乎一切真实的普通状况（Allgemeinheit）‘一点东西’。才是‘一切东西’。工人未曾创造东西，因为他仅造出‘单个的东西’，这就是说，只造出些可触觉的，非精神的，和非批评的对象，在纯粹批评的眼中，这种对象是一种讨厌的东西。一切实在的，和生活的，是非批评的，是繁多的，因此‘不算东西’，只有批评的批评之理想的和虚幻的创造，才是‘一切东西’。……批评的批评没有创造什么东西，而工人却创造一切东西，工人在他的精神的创造中还使全部批评惭愧无地了；英法工人对于这一点是可以拿出证据来的。工人并且创造了人，而批评者则当为非人，（Unmensch）他简直因此心满意足，而作批评的批评者了。……〔学报的〕批评除掉‘从现成的制度文物范畴中构成程序’外，别无所事，就是从现成的黑格尔哲学和现成的社会趋势中〔构成程式；〕此等程式就只是些程式，别无所有，他〔指学报的批评〕对于偏执论（Dogmatismus）虽极讥笑怒骂的能事，然他自身却陷于一种偏执论中，并且还陷于一种妇人态的偏执论中，他是一个老妇人，并且将长为一个老妇人，他将干燥枯寂的黑格尔哲学，将他干枯到最讨厌的抽象论的身体体上脂粉，加上美服，在全德意志国中左顾右盼，乱送秋波，希望勾引到一个爱人。”（见同书一一三至一一四页。）
恩格斯上面的话是暴露并且抨击埃德加·鲍威尔虚无飘渺的幻想，而马克思下面一段话也是暴露并且抨击布鲁诺·鲍威尔虚无飘渺的幻想，他说：“我们听见说‘自古至今历史上一切大事业从初时起即遭失败，没有深远的结果，是因群众对于此等事业曾经发生兴趣和热忱的缘故——或者是因此等事业中所含的理想必定以一种肤浅的见解为满足，也必定以群众的赞否为依归，于是此等事业必然罹一种悲惨的结局。’〔照上面所说的看来〕，似乎一种见解以一种理想为满足，与一种理想相符合，便不复是肤浅的了。布鲁诺君只把理想及其见解两者间的一种关系表现出来，恰和他只把历史上失败的事业对于群众的一种关系表现出来一样。因此绝对的批评如果斥何物为‘肤浅的’，这就简直是自古至今的历史，而历史上的事业和理想是即‘群众’的理想和事业。绝对的批评呵责群众的历史，要代以批评的历史。……按照向来非批评的，即非绝对的批评意中所赞许的历史，还当正确分别群众对于目标所发生的‘兴趣’达到何种程度，群众对于目标所具的‘热忱’达到何种程度。一种理想如与‘利益’分离，则这种理想是当受非难的。在另一方面，每种在‘理想’中之群众的和在历史上要贯彻的‘利益’当其初次出现于世界舞台时，远超过其实际限度之外，直与人类的利益混在一起，这是容易领略到的。……当群众在政治的‘理想’中没有他们的实在利益的理想，当他们的真正的主要原则与革命的主要原则不相符合，当他们的真正的解放条件与解放资产阶级自身及社会的条件在大体上不相同，则这种革命才对于群众是‘失败’的。所以凡能够代表一切历史大‘事业’的革命如果失败了，则其失败的原因是在乎这种群众——革命在群众的主要原则中大半停顿起来了——为一种孤立的，有限的，和非包括全体的群众。〔这种失败〕不是因群众对于革命具有‘热忱’和‘兴趣’，而是因最大多数人，即与资产阶级分离的群众部分在革命的原则中没有他们真正的利益，没有他们自己革命的原则，却只有一种‘理想’，只有一种暂时热忱的对象，只有一种表面兴奋的对象。”（见同书一八一至一八二页。）
《神圣家族》原名《批评的批评之批评》，所谓批评的批评是指《普通学报》，马恩两氏对之再加以批评，故有是名。可是承印此书的勒文达尔（Löwenthal）是一个有名的博士，他于一八四四年十二月底写信给马克思，说他听说马氏著一部书反对布鲁诺·鲍威尔，名为《神圣家族》，那书是否即他正在付印的《批评的批评之批评》，如果即是此书，请改名《神圣家族》，校为警切，马氏慨从其请，故《神圣家族》变为正名，而《批评的批评之批评》变为副名了。至于《神圣家族》这个名词本是马克思在书中的用语，系一种讥讽之词。因为鲍威尔一批人把群众看做龌龊不堪的东西，信口雌黄，自己以清流自居，自以为是超然物外，忘情一切，俨然和神圣一样，故马克思称他们为神圣家族。或“神圣的批评的家庭。”
《神圣家族》是一八四五年三月出版的。此书初初时原拟定为一种小册子，所以恩格斯只作了二十余页，后来马克思接续做下去，竟扩充到三百五十余页。因为据当时德国书报检查令，凡超过三百二十页的书得免检查，马克思下笔时大概顾虑到这一点，所以对于许多小节细故，不惜加以详细的讨论，使篇幅因此延长。然当时的人士对于此书不大感兴趣，因此也颇少印象。梅林说：“此书对于现今的读者容易表见像一堆无光彩的煤炭一样，然他如果稍具有明了的眼光，便有某种光耀的宝石从这煤堆中来照耀他。”（见梅氏《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一卷二○四页。）这光耀的宝石是什么呢？就是唯物史观说。此书表见马恩两氏公然反对黑格尔的哲学，过渡到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且逐渐超过这种主义，而发挥他们自己的唯物史观的学说。此书的重要与价值不在能“用大炮打麻雀”（参《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二卷七一页。）的方法去对付《普通学报》，（此报仅出十二期，当《神圣家族》出版时，他已经死去数月了。）乃在能明白表见马恩两氏思想变迁的过程。
恩格斯和马克思在《神圣家族》的序言中说：“我们先行发表这种辩论，然后继以各种独立的著作——我们自然是各作各的——我们对于各种新哲学教义和社会教义的真切见解以及真切关系，将于这些著作中陈述出来。”（见同书一○三页。）当《神圣家族》出版之时，恩格斯的“独立著作”已经脱稿，正将付印了。这种著作是什么呢，就是他的名震一时和销行最广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
《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所叙述的主要事件是，英国自十八世纪末叶以来，因应用新发明的机器，发生产业革命，产出一个无产阶级，麇集于城市的工厂中，以谋生活；这个无产阶级因受资产阶级的宰制，商业危机的影响，与同阶级中人相互竞争的结果，生活艰难，流离失所，而德智体三育且日益下降；可是他们所受的压迫愈大，而他们的反抗也愈甚，因此发生一种阶级觉悟，引起一种工人运动，而这种觉悟与运动的结果，当然会酿成社会革命，使工人阶级获到最后的胜利。此书不独是表见资产阶级的勃兴，并且还表见资产阶级的灭亡，他不独是说明无产阶级的困苦，并且还说明无产阶级的解放。“他含有唯物史观和科学的社会主义的一切种子。他从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说明无产阶级的心理；他使无产阶级历史的任务导源于经济的发展中，并且已经宣布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的结合。”（见《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丛刊》第九卷三四九页，考茨基：《迈耶的恩格斯传》。Jus tav Mayers，Engels Biographie）还有一层，此书对于马克思是发生很大的影响的，因为马氏在当时还是“一个书房中的学者，他的知识是从书本子上得来的，至于实际上的经济生活，他常是十分隔膜的。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是从实际事实的怀中产生出来的，或者恰因此使马氏获得一种特别坚强的印象。”（见博文兴《社会民主党的原则与要求》四一页，一九二○年出版。Albert Bovenschen：Die Grundsätze und Forderungen der Sozialdemokratie）恩格斯此书既是科学的社会主义的先锋，又为影响马克思至深且巨之作，因此我们特将其中重要之点分别介绍于下。
恩格斯在他的书中开宗明义就标出英国无产阶级的发生期及其原因，他说：“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是从前世纪的后半期中因蒸器机的发明与机器的应用于棉业而开始的。大家都知道此等发明引起一种产业革命，同时这种革命改变了资产阶级的全社会，其在世界史上的重要现在才起首被人认识。英国是这种革命的策源地，革命进行愈是静悄无声，则他便愈加剧烈，而英国因此又为他的主要结果——即无产阶级——发达的策源地。只有在英国才能够研究无产阶级，详考其一切状况和一切方面。”（见恩氏《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页，一九二一年第七版。）
英国的产业革命既开始于机器的应用，而机器的应用复首现于棉业中，则无产的贫民也自然以棉业为出发点，可是要明白这种贫民的发生，当上朔其历史，所以恩格斯说：“在应用机器之前，〔棉花〕原料的纺织都在工人的家中。〔一家中的〕妻和女从事于纺纱，而丈夫则将纱帜成布匹，当家主不自织布时，则将棉纱出卖给别人。此等纺织家庭大半居于乡村中和附近城市的地方，他们的工资完全敷用，因为国内市场对于棉料的需求尚大，且此业差不多是一种唯一的贸易，而那因商业的扩充，外国市场的征服，后来所表现的竞争大势力，〔当时〕对于劳动工资还不发生影响。此外，国内市场在〔棉料的〕需要上时常增加，与人口的慢慢繁殖，步骤相合，因此每个织工都有工作，各工人的住所散布于乡村中，工人间所起的竞争不能够达到一种剧烈的程度。这种织工并且大概是抛开一点工作，租一块小地，于闲暇时间——他的闲暇时间，只要他愿意，随时都有，因为他要在什么时候织布，并织至什么时候止，都可任意而行——从事耕种。他固然是一个不善于耕种的农夫，他不注意于农业，没有很大的实在收获；但他至少不是一个无产的贫民，像英国人说的一样，他有一根棍插在他的祖国的地皮上，他是有定所的，他在社会上所站的地位并且比现在的英国工人要高一级”。（见同书一至二页）。
此等织工的生活既安适，复以闲暇时间从事于田园工作和各种户外游戏，因此他们的体质健全，与普通农民无异。凡原料与纱布的交付，以及工钱的支取，都有游行经理踵门交涉，因此他们终身伏处乡村，不入城市。所有洒色征逐的事，都非他们所知。他们是有体面的乡人，他们的子女同住一家，受其教训与指挥，而家长制的家庭关系因得保存无恙。可是“他们能读书的很少，能写字的更少。他们依着常规到教堂里去，不问政治，不事诡谋，并且不运用思想，而以身体上的训练为娱乐，他们依传统的信仰，听读圣经。以谦逊的态度，与社会中各高贵的阶级相处，安然无事。可是他们在精神上也因此死去了，他们只顾着自己微小的利益，只顾自己的织机和田园，对于人类在外面所干之轰轰烈烈的运动毫无所知。他们在静悄的植物一般的生活中觉得愉快，倘若没有产业革命，他们永不会走出这种很浪漫的，温和的，但不值得为人的生存圈套之外。他们却不是人，只是些为少数贵族——此等贵族是向来指导历史的——服役的工作机器；产业革命也不过是将由此所产生的结果贯彻起来，使工人完全成为单纯的机器，从他们的手中夺去那独立行动最后的残余，可是恰因此驱策他们运用思想，并且要求享有一种人的地位。（见同书三至四页。）
统观以上两节的描写，可知产业革命以前的英国织工都是些比较有恒产的自由独立的，和保守的小生产者，然机器一经应用，他们何以会变为无产的贫民呢？恩格斯再告诉我们，说：“第一种〔机器的〕发明，引起英国工人向来的地位一种根本上的变化，这就是北兰卡州（Nord Lancshire）不拉克柏恩（Blackburn）的斯坦山（Standhill）地方惹姆斯·哈格理夫（James Hargrave）于一七六四年‘所制的’叶立（Jenny）纺纱机。这种机器就是后来谋尔（Mule）纺纱机粗形的起点，〔这种叶立〕是用手转动的，但他不和平常的手纺车一样，只能有一个纺锤，他有十六以至十八个纺锤，用一个工人就可以纺纱，因此所供给的纱才可以比向来多得多；从前一个织工常用三个女工纺纱，纱总是不敷用，织工常要等待棉纱，到此时所出的纱便多于原有织工能够织完的了。棉纱的生产费因新机器的应用而减少，结果使织物的价格低廉，而大家对于此等织物的需要更增加了，因此必须用多数织工，织工的工资便上升了，现在织工既可从织机上获得多量的报酬，他便渐衣抛弃他的农业工作，完全以织布为业。此时一个四个成人和两个小孩的六口之家靠纺织为生，每日作工十点钟，一星期能获四金镑——等于普鲁士二十八个塔勒——当着商业兴盛，工作忙迫的时候，所得还要更多；一个织工每星期从他的织机上获得两金镑，这是很平常的事。这个兼事农作的织工阶级逐渐消灭，而化为新兴的纯粹织工阶级，他们没有产业，连一种租地的准产业都没有，专靠工资过活，因此他们遂成为无产的工人了。此外，还有纺纱者对于织工的旧关系也消灭了。纺纱织布向来是在一处的。现在叶立机既和布机一样需要一个有气力的人去担任工作，所以男子也开始纺纱，许多家庭是全家专靠叶立机谋生，同时其他家庭把那些陈旧的和劣败的纺车抛在一边，他们如果没有钱购买一架叶立机，则他们必须专靠家长的织布机生活。后来工业中纺织业有无限完善的分工是由此开始的。”（见同书四至五页。）
纺纱机器一经应用，即创造一个工业的无产阶级，既如上所述，可是他的影响还不止此，所以恩格斯说：“第一种很不完备的机器已经这样发达一个工业的无产阶级，同时他又引起一个农业的无产阶级。〔英国〕向来有一大批小地主，叫做‘约门恩’,(Yeomen)他们也和他们的邻人农业织工一样，无思无虑，静悄悄地度日。他们完全依照他们父亲传下来的疏忽的老法子耕种他们的小土地，而以倔强的态度反抗每一种革新，然这种态度也自是许多世代以来为习俗所拘束的人所固有的。他们的下面又有许多小佃农，但不是现今所谓佃农，此等小佃农或由契约的世租，或由旧习惯的力量，从他们的父亲或祖父传下小土地来，他们向来据有这种土地，十分稳固，好像这就是他们自己的产业。现在工业工人既从农业中抽身出来了，便有一大批土地空着，大佃农这个新兴阶级于是插足其中，这些大佃农一租是五十摩尔根，一百摩尔根，二百摩尔根，二百摩尔根以上不等，他们是任意租户，（Tenants-at-will）就是，这种租户的租地每年可以任意通告收回，他们现在知道用更好的耕种法与大规模的组织，去增加土地的出产。他们和小地主相比，能以较廉的价格出售生产物，至于这种小地主的土地既不复能养活自己他除掉卖出土地，购进一架叶立机或织布机，或受雇于大佃农做日工——农业的无产者——外，别无谋生之道。”（见同书五页。）
恩格斯接着又说：“工业的运动并没有在此处停止。单个的资本家开始安置叶立机于大建筑物中，借水力使之转动，因此可以减少工人的数目，并且和那些以手推动机器的纺纱者相比，他们能以较廉的价格，出售棉纱。又叶立机时加改良，因此，在顷刻之间，一架机器即变为陈旧的东西，必须加以改造，甚至于须抛弃不用；当资本家应用水力尚能以旧式机器维持现状的时候，那单个的纺纱工人拿着这种机器毕竟站脚不住了。此处既已经伏着工厂制度的开端，而阿克莱特（Richard Arkwight）——他是北兰卡州布列斯顿（Preston）地方的理发匠——一七六七年所发明的居洛斯尔纺纱机（Spinnign-Throstle）复将此一点扩充起来了。这种机器在德文中称为克田机，（Kettenstuhl）与蒸汽机同为十八世纪最重要的机械发明。这种机器第一就是安排用机械的发动力，并且是以完全新的原则为基础的。兰卡州费乌德（Firwood）地方的科罗布顿（Samuel Crompton）联合叶立机与克田机的特点，于一七八五年造成谋尔机，同时阿克莱特发明了卡地纺纱机（Kardirspinnmaschine）和佛尔纺纱机，（Worspinnmaschine）因此工厂制度对于纺纱业就成为霸王了。这种机器略加改变，逐渐应用于纺羊毛业中，后来（十九世纪开始十年间）又应用于麻业中，因此，将此等业中的手工劳动驱逐了。可是工业运动在此仍没有停止；当十七世纪末年，一个乡村牧师卡特莱特（Cartwright）博士发明了机械的织布机，至一八○四年他已经能用这种织布机与手织工相竞争而获得胜利，所有这些机器都因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的蒸汽机而倍加重要，至于这种蒸汽机是一七六四年发明的，自一七八五年以来被用作纺纱机上的发动机。有了这些发明，——后来尚年年改良——英国产业的主要部门中机器劳动对于手工劳动的胜利便决定了，自兹以往，此等产业部门的全部历史就只是报告手工业劳动者怎样被机器从一种地位驱逐到别种地位。此事的结果是，在一方面一切制造品的价格陡然下降，工商两业十分兴盛，几乎所有无保护的外国市场都被征服了，而资本与国民财富的增加非常迅速；在他方面，无产阶级的增加还要迅速得多，工人阶级一切财产，和一切所得上的安全都被破坏了，还有德性的堕落，政治的骚动，以及一切为有产业的英国人所极端恨恶的事实出现。……”（见同书六至七页。）
工业发达的结果既把社会分成两个利害完全相反的阶级——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于是阶级争斗便日趋激烈，恩格斯讲到伦敦及其他大工业城市的情形，说道：“社会战争是大家互相对抗的战争，在此处是公然宣布了。一般人和〔我们的〕朋友施蒂纳（Stirner）一样，彼此相视，只当作可利用的东西；每个人掠夺别个人，〔实际上〕所表现的是强者蹂躏弱者，少数强者——即是资本家——将一切东西据为己有，而多数弱者——即是贫民——连赤条条的生活都难维持了。在伦敦是如此，在曼彻斯特，伯明翰，（Birmingham）和利兹（Leeds）也是如此，即在其他一切大城市中也无不如此。无论在何处，是一方面呈出野蛮的冷淡，与自私的残酷，在他方面呈出不可言状的困苦，无论在何处是社会战争，每个人的家宅是在戒严的状况中，无论在何处是藏在法律保护之下互相抢劫，一切行为是无耻的，是彰明较著的，一个人对于我们社会状况的结果——像此处明白表现的一样——发生恐怖之心，这种完全颠狂的勾当尚能维持得住，〔不致鱼烂而亡。〕他当以为天下奇怪的事无有过于此了。”（见同书二四至二五页。）
恩格斯认社会战争中资本家是强者，工人是弱者，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在这种社会战争中，资本——生活资料和生产工具的直接或间接产业——既是战斗所用的武器，则遍种状况中一切不利益的事都落在贫民的身上，这是很显明的。贫民没有人照顾，他既被牵入战争漩涡中，必须尽力战斗下去。他幸而找着工作，这就是说，资产阶级对于他肯加恩惠，肯利用他去致富，则他所望的一种工资殆不足以营养自己的身心；他要是找不到工作，那么，他如果不怕警察，就可以去行窃，否则只好挨饿，就是在此处，警察也要留心，使他在一种静悄悄的和无损于资产阶级的状况中挨饿。当我在英国的时候，至少有二三十个人在各种最令人伤感的状况中直接活活饿死了，当着验尸的时候，殆没有陪审官具有勇气，将此事和盘托出。验尸的证书虽很明了，虽没有疑义，可是资产阶级——陪审官是从这个阶级中选出来的——总找得着一张后门，逃出饿死这种可怕的审判词。资产阶级在此处不能说真话，否则他就是宣布自己的罪状。但还有许多人是间接饿死了——比直接饿死的更多——这是因时常缺乏充分的生活资料，致引起死症，而被牺牲，这种缺乏物资使身体虚弱，有某些状况本来可以完全平安渡过的，却因此而必然转入重病和死亡中。英国工人称此为社会的虐杀，他们归罪于全社会继续不断地犯这种罪。他们〔的话〕是不对么？”（见同书二五页。）
资本主义社会战斗中的武器既握在资本家的手中，所以赤手空拳的工人一时即侥幸不直接或间接饿死，也长在呻吟憔悴之中，恩格斯介绍伦敦工人的情形说：“最大的工人区域在陶卫（Tower）之东，即在白教堂（Whitechapel）与柏慈讷尔草场，（Bethnäl Green）伦敦工人的大群众集中于此等地方。我们且一听柏慈讷尔草场圣非力伯教堂的传教师亚尔斯顿（Hr．G．Alston）对于他的教区中状况所说的话：‘这个教区包含一千四个住宅，共住二千七百九十五家，约有一万二千人，这些大量人口所住的面积少于四百方码，（一千二百方尺）〔住所〕既是如此拥挤不堪，所以一夫一妻，四五个小孩子，有时还连着祖父母同住在一间十方尺至十二方尺的房子里，工作，吃喝，与眠睡，都在于此，这并且不是不常见的事。我相信在伦敦僧正使公众注意于这个最贫苦的教区之前，往在西城的人对于此区毫无所知，不亚于他们对于澳洲或南海岛（Südsee Inseln）的野蛮人〔毫无所知的程度〕。当我们一经亲眼看见这些不幸者的忧患时，当我们窥出他们极节省的食品，并眼见他们因疾病或失业而遭磨折时，我们觉得像我们这样的国家竟有如许孤苦和穷困的事，是当引以为耻辱的。我前在哈德斯菲尔德（Huddersfield）当牧师三年，正值工厂最衰败的时期；但我从来没有看见像伯慈讷尔草场的贫民一样，完全得不到救助的。在这全部邻舍地方，除掉工作衣服外，十个家长之中没有一个人再另有一套衣服的，即他的工作衣服也是很恶劣的，破烂的；还有许多人除掉这一套破烂衣服外，夜间是没有被褥的，床上除一袋干草及破烂物外，一无所有。”（见同书二九页。）
上述一节固然足以表见伦敦工人颠连困苦的状况，然还有更甚于此的，恩格斯在书中一连举出三个例子，我们现在特介绍其一如下：“当塞来（Surrey）的验尸官卡尔脱（Carter）于一八四三年相验一个四十五岁的妇人加尔威（Ann Galway）的尸时，各报上对于死者的住所有下列的纪载：此妇人同她的丈夫及其十九岁的儿子住在伦敦柏梦集街（Bermondsey-Street）白狮场第三号一间小房子内，房中既没有床和被褥，又没有木器。她伴着她的儿子，死在一堆羽毛中，这些羽毛散布于她那几乎赤条条的身上，因为〔除此以外〕，既没有铺盖，又没有被毡可见。羽毛附着在她的全身，十分坚固，所以在尸身清洗之前，医生竟不能够加以检验，后来医生发见她完全消瘦，并且周身被虱蚤咬烂了。房中的地板有一部分被拔去，这种没有地板的空洞被家中用作厕所。”（见同书三○页。）
“可是话虽这样说，这些人还有任何种屋子藏身，总算是有幸运的，——所谓有幸运是对那完全没有屋住的人讲的。伦敦每朝有五万人起来，不知道是日夜间当在何处安枕。这种数目中最有幸运的人能够到晚上省下一个或几个便士，投入一种所谓寄宿舍中，在一切大城市中有一大批这样的寄宿舍，他们出了钱，就在此中找地方睡下。但这是何等一种寄宿地啊！这种屋子是从上至下用床板布满了的，一间房中有四张，五张，六张床，只要摆得下去，便尽量摆下。每张床上四个五个六个人挤在一起，也是只要睡得下去，便尽量睡下，——病的也好，康健的也好，少的也好，老的也好，男的也好，女的也好，酒醉的也好，清醒的也好，只要恰好来了，都结合在一起。于是就弄出争闹殴打和受伤的事件出来——当同床的人互相和睦的时候，那更坏了，他们或是商量行窃，或是干种种〔鲜廉寡耻的〕事，这种事的兽性兽态是我们人类已成的文字不愿意再描写出来的。——那些不能够出钱买这种睡所的人们又怎样呢？他们随便在何处找得一个地方就睡下，或睡在走廊中，或睡在拱路中，或睡在任何屋角旁边，只要警察或物主不惊扰他们的酣梦就得了；有些人寄宿于避难所中，这种避难所是由慈善私人到处建设的，——还有些人睡在公园里的凳上，星罗棋布，正靠着维多利亚（Viktoria）女王的窗下。”（见同书三一至三二页。）
英格兰首都工人住所状况已略见一斑，爱尔兰首都的工人住所状况又是怎样的呢？恩格斯说：“都柏林（Dublin）的贫民区是非常扩大的，那屋内的龌龊和不能安居的状况，以及街道的污秽，迥非意料所及。大家要知道此处的贫民是怎样拥挤在一起，可以听一听一八一七年工人住所调查员对于巴拿尔街（Barrall-Street）五十二栋屋中三百九十间房子所住的一千三百十八人，和教堂街及其附近七十一栋屋中三百九十三间房子所住的一千九百九十七人的报告：‘在这个区域及其附近的区域中。有一大批发臭气的小巷及院子，其中的地下室专靠门户放进光来，多数地下室虽至少有床，然尚有许多地下室的居民是睡在赤条条的地面上的，——例如尼科尔孙院（Nicholsou’s Court）二十八间小而且坏的房子住一百五十一人，他们是处于最大的困难中，在这全院中只看见两张床，两套铺盖。’都柏林的贫穷是很大的，单是一个慈善机关每日收入二千五百人——占全人口百分之一——于‘乞食会’，（Mondi city Association）日间给以饮食，到晚上复令其散去。”（见同书三四页。）
在爱尔兰首都工人的状况是如此凄惨，在苏格兰首都的工人状况亦何莫不然，所以恩格斯说：“亚里孙（Alison）博士告诉我们，爱丁堡（Edinburgh）也有同样的状况。……亚氏以为这个城的大部分恰和都伯林最坏的区域一样污秽，一样可怕，爱丁堡的‘乞食会’恰和都伯林首都的‘乞食会’一样，要供养同数的难民，他并且说，在苏格兰的贫民——即在爱丁堡和格讷斯哥（Glasgow）的贫民——比英国任何地方的贫民情形还要坏些，那最困苦的不是爱尔兰人，而是苏格兰人。在爱丁堡旧教堂的传教师里伊博士（Dr．Lee）于一八三六年在宗教教育委员会（Commision of Religion Instruction）前演说道：‘像他的教区中这样的困苦，他以前从没有看见过。居民没有什物器皿，简直一无所有；并且常是两对夫妇住在一间房子里。他有一天到过七栋屋中，内中没有床——有些连干草都没有；八十岁的老人都须睡在木板子上，差不多大家都是穿着他们的衣服过夜的。他在一个地下室中看见两个从乡下来的苏格兰家眷；他们到城中不久之后，即死去两个小孩子，当他过访时，第三个孩子又要死了——每个家眷有堆干草置诸一隅，此外这个地下室中——这是很暗的，白天在里面认不清人——还养着一匹驴子。——一个人看见像苏格兰这样的困苦，他即具有金刚石般硬的心肠也会流出血来。”黑伦（Hennen）博士在《爱丁堡医药与外科报》（Edinburgh Medical and Surglcal Journal）上曾作同样的报告。一种议会报告中表见爱丁堡贫民的住所是何等不清洁啊——在如此状况之下，这是意料中的事。鸡在床架子上过夜。狗甚至于马同人睡在一间房内，这种情形的天然结果是住所污秽不堪，并且发生一种恶臭，藏着大群的臭虫虱蚤等物。”（见同书三四至三五页。）
“在其他港口大城市中的情形也不见得好些。利物浦（Liverpool）商业繁盛，财富丰盈，然对待工人是同样野蛮的。足足有五分之一的人口——超过四万五千人——住在狭隘的，黑暗的，潮湿的，和不适于空气流通的地下室中，城中这种地下室为数有七千八百六十二个。此外还有二千二百七十个小屋，即四面用墙围起来的小地方，其中只有一个狭小的进口，大小为拱圆形的，这种小屋不能通风，大概很龌龊，差不多专为贫民所住。当我们讲到曼彻斯特时，我们对于这种小屋将详加说明。有人在布里斯托尔（Bristol）访问二千八百个工人家庭，其中百分之四十六只住一间房子。”（见同书三六至三七页。）
恩格斯上面既经申明对于曼彻斯特工人所住的小屋将详加说明，他在以下各节就将工人住所的形势和构造等等详细叙出，并附以图解，他所以特别注重于曼彻斯特的工人住所，一因此城为当时英国工业的出发点与中心点，二因他自己寄居于此至二十个月之久，深悉内中的状况，故能和盘托出。他在一段结论中说：“我们如果把我们在此处地方经历所得的结果总括起来看一下，那我们必须说，曼彻斯特及其前城的三十五万工人差不多都住在恶劣的，潮湿的，和污秽的小屋中，此等屋子所在的街道大半陷于最坏的和桂不清洁的状况中，屋子的构造丝毫没有顾及通气一点，仅仅顾及构造者所收入的利益，——总之，在曼彻斯特的工人住所中没有清洁和方便可言，也没有家庭乐趣是可能的；在这种住所中只有一个残酷的，堕落的，智育德育降至兽类一般的，和身体带病的种族才能够觉得快乐，觉得是家庭。我并不是主张此说的唯一人；开伊博士（Dr．Kay）完全作同一的纪述。这是我们〔在前面〕看见过的，息尼尔（Senior）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是一般工厂主人所承认的并且极重视的要人，也是一个反对一切独立的工人运动的幻想家，我宁愿重复一点，将他的话引进来：‘当我经过爱尔兰城安柯慈（Ancoats）和小爱尔兰的工厂工人住所时，我只是惊讶，在这种住所中怎样能够保持得住一种支配持不敝的健康。此等城市——因为他们是在扩大中并且是居民数目有多的——的建筑，除掉投机的构造者直接的利用外，是丝毫没有顾及其他一切的。一个木匠和一个泥水匠联合拢来买一些建筑地基’。（就是租一些建筑地基至许多年之久），‘盖造所谓屋子在这地基上；我们在一处地方发见一条全街沿着一条阴沟而行，因此不必花掘地的费用，而得着很深的地下室，这种地下室不是用作堆积杂件和收藏货物，而是用作人们的住所的。在这一条街中没有一栋屋免去了霍乱症的。在这前城的街道，普通是没有铺砖石的，街的中心成是一堆粪渣，或是一池污水，各屋子的后墙是合在一起建筑的，不能通风，不能排水，许多家庭是全家局促于一个地下室或屋顶房的一偶。’”（见同书六四至六五页。）
恩格斯于述完英国各城市工人的住所状况后，接着就讲他们的衣食两项，我们对于这两项不必详为介绍，因为就上面的情形看，举一反三，我们可以知道他们是不会丰衣足食的，或像恩氏所说的一样：“〔怎样〕满足居住的需要，就对于怎样满足其他一切需要给出一个标准。只有一种衣服蓝褛和营养恶劣的居民才能够藏在这种龌龊的地洞中。”（见同书六七页。）因此我们只将他的一段总论写在下面：“工人的衣服平均是很省俭的，有一大部分是破烂的：营养普通是恶劣的，常至于不能入口，在许多场所还有——至少是一时的——分量不足的，所以一到了非常的时候就有饿死的事出现。——各大城市的工人阶级供给我们以一种不同的等级生活状况，在时机最顺利的场所，他们的生存暂时是舒展的，他们如努力作工，即获得好工资，好住所，和好营养，从工人的观点看，一切自然是好的，是舒展的，但在最不顺利的场所，〔他们〕即颠连困苦，以至于无屋可住，并且还会饿死；可是平均讲起来，最不顺利的场所比最顺利的场所〔对于工人〕要接近得多。这种〔生活状况不同的〕等级并不仅分派在一定的阶级中，使大家可以说：这一部分工人〔的情形〕好，那一部分不好，常是这样，并且由来已久；其实单个的劳动部门在大体上较其他部门为优，这是到处有的，然每一个部门的工人地位是动摇不定的，每一个工人可以经过比较舒展的景况与极端穷困——至于饿死——的景况两者间的各等级，差不多每个英国无产者晓得申诉重大的时运变迁。我们对于此事的原因现在要稍微加以考究。”（见同书七五至七六页）
恩格斯要考究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竞争。“竞争是盛行于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人类相互战争最充分的表现。这是一种生存战争，也必定是一种生死战争，这种战争不独存在于社会各个不同的阶级中，并且还存在于一个阶级的各个人中；每个人站在别人的路头上，每个人对于站在他的路头上的一切人又力求加以驱逐，力求插足在他们的地位上。工人中的互相竞争和资本家中的互相竞争是一样的。”（见同书七七页。）工人互相竞争的结果，使工资降至仅足维持赤条条生活的最小限度，而资本家互相竞争的结果使工资涨至为增加的需要所允许之最大限度；当双方没有竞争的时候，则工资略高于最小限度，这种增加的度数是以工人的平均需要和文化程度为转移的。然无论如何，“工人在法律上和事实上是资产阶级的奴隶，他是像一种商品一样出卖的，像一种商品一样，价格有涨有跌的。对于工人的需要上升，则工人在价格上也上升，对于工人的需要下降，则工人在价格上也下降；如果需要下降得很厉害，有一批工人不能出卖，当‘搁在货架子上’，那他们就停顿不动，可是他们仅仅停顿不动，即不能生活，所以他们就饥饿而死。……〔现代的奴隶制〕与古代公开的奴隶制完全不同之点只是：现在的工人好像是自由的，因为他不是一次出卖的，而是一部分一部分出卖的，每日每星期每年出卖的，因为不是一个所有主将他卖给别个所有主，但是他自己必须依此方法出卖，因为他不是单个人的奴隶，而是全资产阶级的奴隶。此事在根本上对于他是一样的，这种伪自由虽则在一方面也必定予他以几分真正的自由，然在另一方面他也有不利益之处，就是没有人保障他的生活费用，当资产阶级对于他的工作，对于他的生存，不复有利益的时候，他便时时刻刻可以被他的主人——有产阶级——弃掉，以至饥饿而死。”（见同书八一至八二页。）
工人的地位既常是危如朝露，则他们于惊慌恐怖之中，必发生一种失望心与忿怒心，他们于失望之余，就会流于放纵，于忿怒之极，就会发生怨恨与反抗，这完全是人之常情，所以恩格斯说：“卡莱尔（Carlyle）对于纺纱工人所说的话，对于英国一切产业工人都是真的：‘在他们中间的事业今天兴盛，明天衰败——这是一种继续不断的孤注的赌博，他们的生活也和赌徒一样，今天奢华度日，阴天挨饿。恶意的和反抗的不快之成把他们消磨了，这是人心中所能够怀抱的一种最糟糕的感情。……真诚，稳健，和坚忍为人类第一等福音，这是他们所不知道的。现世不是他们的家庭，而是一种黑暗牢狱，充满了反抗他们自己及一切人类之癫狂的和无结果的祸患，叛乱，怨恨，及阴谋。这是一个红花绿叶的世界，为一个神所创造和支配呢？还是一个悽惨诈伪的地狱，充满了硫酸气，棉花灰尘，酒醉声音，忿怒，工作苦况，为一个魔鬼所创造和支配呢？’（见喀氏《宪章主义》三四等页。Chartism）〔他们在同书〕四○页又说：‘如果不公正以及反乎真理，事实，和自然秩序的虚伪，是世间唯一的坏事，如果忍受不公正这种觉悟是〔世间〕唯一痛苦不堪的感情，那么，我们对于工人状况的大问题就是：这是公正的么？尤其要问：他们自己以为什么是公正的事件？他们的言语答复够了，而他们的行事答复更多了。’对于各上层阶级的反抗，以及忽然报复的冲动，对于他们长上的命令愈少遵守的意思，对于他们精神上的长上的垂教，愈少信仰的诚心，如此等等将愈为各下层阶级的普通状态。这种状态是可以非难的，是可以责罚的，然他们必须承认这些事都是确实存在的，他们必须知道这是可悲叹的，如果不加改变，将不可救药了。”（见恩氏《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二○至一二一页。）
恩格斯于征引卡莱尔的言论之后，接着就批评道：“卡莱尔讲事实完全是对的，然他非难工人对于各上层阶级所具横蛮的愤激之情，那就不对了。这种愤激之情，这种怒火就是工人感觉他们的地位不合人道的证据，就是他们不愿意被压迫做兽类的证据，就是他们有一天会脱离资产阶级羁绊的证据。我们试看那些不发生这种怒火的人——他们或者是低首下心，屈伏于他们所遭遇的命运之下，要是办得到，他们处世就和一种有体面的人一样，对于世事的进行漠不关心，并且还帮助资产阶级坚坚固固铸成钳制工人的锁链子，自己总是站在工业时代以前的精神灭亡的观点上——他们或者是让自己受命运的宰制，而乐天知命，他们在表面的坚固立脚点既丧失了，即在里面的也是如此，他们终日征逐于酒色之中——在这两种场所，他们〔都不是人，只〕是兽类。”（见同书一二一页。）
恩格斯对于上面两种工人痛加责备。因为前者没有阶级觉悟，甘心为虎作伥，这是工人中积极的败类；后者也是没有阶级觉悟，听天由命，以酒色自娱，这是工人中消极的败类，这两种人都是不可原恕的。但工人中虽有这两种败类，然具有有阶级觉悟的人数是日日增加的，因为他们颠连困苦的状况是引起他们觉悟有力的要素。不过我们在上面所描写的只是工人衣食住方面的苦况，现在我们当叙述资本家直接压迫并虐待工人的行动，借以表见他们困苦的泉源。恩格斯述及工厂对待工人的条规和其他手段说：“工厂主人在工厂中是绝对的立法者。他随意制定工厂规则；他任意改变处罚的条规，并且追加附则：如果他加入了最无聊的东西在里面，法庭还要向劳动者说：‘你们是自主的人，你们如果不愿意，尽可不结缔这种的契约；可是你们既以自由意志结缔这种契约，现在你们也必须遵守。”——因此工人还要受和平裁判官——他自己是一个资产阶级的人——嘲笑，并要受法规！这是资产阶级的——播弄。这样的判决是常有的。一八四四年十月工厂主肯尼第（Kennedy）的工人罢工。肯尼第依据工厂所订条规中每一个工作房一次告假出外永不得超过两人这一条的理由控告工人，法庭认为正常，而予工人以上述的答案。此等规则通常是怎样的呢——大家听罢：（一）工厂大门于开工后十分钟上锁，非到吃早餐时，无论何人不准放入。凡在此时缺席的人对于每一织机须缴纳三便士的罚金。（二）每个（机器）织工于机器动作时，如被发现有缺席之事，对于他所照顾的每一织机每点钟须缴纳三便士的罚金。凡于工作时间没有经监工人的允许而离开工作房的人也须罚三便士。（三）凡没有准备剪刀的织工每日须缴纳一便士。（四）一切机梭，刷子，油壶，轮子，和窗户等等如被毁坏，必须由织工赔偿。（五）凡未于一星期前给出报告的织工不得退工。厂主对于每个工人如认其工作不良或出品不足时，不必〔预先〕通告，得随时斥退。（六）每个工人如与其他工人相遇而谈话，唱歌，或呼啸，须缴纳六便士的罚金。我的面前还有一种工厂规条，按照这种规条，凡迟到三分钟的人须扣十五分钟的工资，迟到二十分钟的人须扣整天工资四分之一。凡于早餐前完全缺席的人在星期一日须扣一个先令，（Shilling）在以后各日每日扣六便士。后面这条规条是曼彻斯特节塞街（Jersey Street）泛尼克斯工场（Phönix Works）的规条。——有人会向我说，要在一个大规模的工厂中保持各种操作必要的连锁关系。则这种规条是必需的；有人会向我说，在工厂中恰和在军队中一样，必须有这样严格的训练。对呀，也许是这样，然没有这样束缚的专制即站不住脚，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啊？……凡当过兵的人就知道军事的训练是什么意思，也知道即使于短时期中为于军事训练之下是什么意思；可是这些工人格外倒霉，他们自九岁起至死时止，要在精神和身体的桎梏之下讨生活，他们是比美洲黑人还更糟糕的奴隶，他们的被看管更为严厉——此外，还要要求他们应当像人一样生活，像人一样思想，像人一样感觉呀！他们真正只能对于陷他们于这样状况并且降他们为机器的压迫者及制度具有最猛烈的愤恨，可是还有一桩更可耻的事，据工人们一致的宣言，有一大批工厂主人为夺取无产者几个小钱，增加自己的利润起见，运用极无心肝的严厉手段，推行那加于工人身上的罚金。利芝（Leach）也以为工人当于早晨发见工厂的钟拨早一刻，因为当他们到厂时，厂门己经上锁了，同时书记带着罚金簿走入工作房中，记上那大批缺席的人名。利芝有一次亲自在一个工厂门前计算有九十五个这样被关在门外的工人，这个工厂的钟于晚间则比市中公共钟迟一刻，于早晨则早一刻。工厂报告书中载有同样的事件。有一个工厂当着工作时间把钟上的指针拨转去，因此工作比正当的时间延长了，而工人却得不到更多的工资，又一工厂〔的工人须〕多作一刻钟的工，还有一个工厂，有一架平常的钟，和一架机器钟，后者是指出主要针的旋转数的；如果机器钟走得迟缓，则须照机器钟作工，一直到那十二点钟数目的旋转圆满为止，如果〔钟的〕进行顺利，于正当的时间之前把这种数目走满了，那么，工人于十二点钟后，仍须继续作工。报告者并附加注释，说他认识几个女子，她们如分作了工，还要做额外时间的工作，她们与其陷于这种专制之下，毋宁去当娼妓，操皮肉生涯。利芝说，再讲罚金一事，他有无数次，看见些将近生产的妇人为着稍微休息，离去工作一刹那时间，她们即因此过失，被处罚六便士。——因工作不良而处罚一事是极端专断的，商品在货架子上过验，验货者于此把罚款记在一个表册上，也并不通知工人，叫他亲自来看；当监工人发工资给他的时候，他才知道是受了罚，至于商品或者已经出售了，否则确实移往他处了。利芝得到一个罚金表册，这是装订在一起的，共长十尺〔内中罚款的数目〕达三十五镑十七先令十便士。他说在设备此等表册的一个工厂中，有一个新来的验货者是被撤差了，因为他罚款太少，致使工厂主人每星期少收入五镑。我再声明一次，我承认利芝为人极可靠，他是不会说谎的。”（见同书一八○至一八三页。）
以上是资本家在工厂中掠夺工人的状况，然他们心中并不因此满足，他们还要在工厂外掠夺工人。恩格斯说：“此外还有两种设施，特别帮助强迫工人屈服于工厂主人之下，——即以货酬工的制度和住所制度。以货酬工就是对于工人给以货物，以代工资的支付，这种方法早前在英国是十分普遍的。工厂主人开设一个商店，‘为工人谋便利，并且保护他们，免为零售商人的高价所制’，在这个商店中一切商品都有出售，都是算入工厂主人账目下的；因此工人虽在其他商店可以购得价格较廉的商品——即不以现金给他，但把他的工资数目拨到这个商店，〔他也可以购得较便宜的东西〕，——也不能够前往，而这种〔托密商店〕（Tommy-Shop）以货酬工的商品，靠褥住要贵百页分之二十五以至三十。”（见同书一八三至一八四页。）
以货酬工的制度掠夺工人既达于极点，于是引起英国国会于一八三一年通过一种取缔以货酬工的条例，可是据恩格斯的调查，至一八四四年此制犹盛行于乡村中，就是在城市中也有视取缔条例为具文，阳奉阴违的。然这种制度掠夺工人是显而易见的，至于住所制度的坏处便藏在骨子里面。“住所制度虽对于工人具有同样宰制的效力，然在表面上看来，他是很不容易诟病的，他并且也是在一种很不容易诟病的状况中起源的。在乡村的工厂附近地方，工人常是缺乏住所；工厂主人常须建造这种住所，他也乐意为此，因为这种住所使他对于所投的资本获得丰富的利益，当〔平常的〕工人住所房主从他们所投的资本每年获得百分之六的利息时，大家便可以算定，工厂主人对于工人住所当有两倍的收入，因为他的工厂如不完全停顿，则他总有住户，这种住户并且还是付现租的。因此其他房主所遇的两个缺点，他都免去了，这就是说，他的屋永不致空着，他又不致有〔收不到房租的〕危险。可是一个住所的租金是按照弥补这些缺点计算的，工厂主人如果和其他房主一样，收取同等的租金，那么，他就是牺牲工人，获得百分之十二以至十四的大利。他以房子出租，借此营业，比他的竞争者获得更大的利益，并且还是两倍的利益，同时又使他们不能与他竞争；这显然是不对的。然他这种利益是从无产阶级的荷包中取的来的——无产阶级的每一分钱是必须充家用的——那更是两重不对了。不过他已习为故常，他全部财产是由牺牲他的工人得来的。工厂主人强迫那些因受斥退的惩罚而闲居家中的工人付出一种高于通常房租的租金，甚至于强迫他们对于未尝居住的房子付出租金，这是常有的事，他这种不对的行为直达到可羞可鄙的地步了。持自由主义的《太阳日报》（The Sun）引哈黎法克斯保护报（The Halifax Guardian）的话，说亚斯顿，（Ashton-under-Lyne）奥尔丹，（Oldham）和洛芝得尔（Nochdale）等处有千百工人为他们的衣食主人所迫，必须付出房租，并且不管这种房屋是否为他们所寄居，住所制度在乡村的工厂区域是普遍的；这种制度创造了整个的村庄，而工厂主的屏子很少遇着竞争的，或者丝毫没有竞争，所以他用不着按照别个房主的要求去规定租金，他要多少，就可以规定多少。当工厂主人与工人不相投的时候，这种住所制度给予厂主以何等势力啊！工人如一经罢工，厂主只须向他们通告要房租，这种通告期间只有一星期；当此时期过了，工人不独是缺食，并且也无屋可住了，他们变成流荡者，于是陷入法网，法律就毫不容情。将他们送入牢狱中关一个月。”（见同书一八五至一八六页。）
英国自产业革命以后，无产阶级颠连困苦的情形，与资产阶级强夺巧取的状况，我们已略知其梗概了。这种岌岌不可终日的局势是会发生反响的，因此遂有工人的反抗运动出现。可是在开始时，这种反抗的举动不是群众的，乃是单独的；不是公开的，乃是秘密的；不是正大的，乃是胡乱的：不是积极的，乃是消极的；所以他的效力极小。然这却是工人运动史上所不能免的步骤，此事很有历史上的价值，我们可以看一看恩格斯的纪述：
“这种反抗起首最粗笨的和最无结果的形态为犯罪。工人生活于艰难困苦之中，他眼见别人比他的景况好些。他对于社会，比那富有财产的懒惰汉做得多些，他的理解力不能使他明白为什么他恰要在这种状况之下受苦。此外，穷困制胜了那传袭下来的尊重财产之心——他于是行窃了。我们已经看见，工业发达，犯罪便怎样随之增加，而每年被捕的人数怎样与所消耗的棉花发生不断的比例关系。
可是工人旋即看出这种举动是不济事的。犯罪只能为零星的个人，只能以私人〔的资格〕借他们的行窃，对于现行的社会制度作一种抗议；而社会以全力加在单个人的身上，以一种无匹的优势去压制他。行窃尤为抗议中一种最不高明和最无觉悟的形态，因此，工人们的公意虽成为对于这种行窃加以默认，然这种行为决不能为他们舆论一般的表现。工人阶级以暴力抵制机器输入〔工业中〕，这是他们第一次反抗资产阶级，像工业运动方开始时所出现的一样。首先发明机器的人如阿克莱特等已经在这种状况中受惩罚，他们的机器也被捣毁了；后来发生一大批反对机器的暴动，其进行差不多恰和一八四四年六月拨门（Bogmen）印刷工人暴动是一样的；工厂被破坏，而机器被捣毁。
就是这种反抗也只是零星的，限于一定地方的，并且只是对于现状中一个单独的方面而发的。即使这种眼前的目的达到了。然社会势力以全力加诸那些手无寸铁的犯法者，随意加以鞭笞，同时机器仍然是被输入〔工业中〕了。大家于是必须找出一种新形态，以便从事反抗。”（见同书二一六至二一七页。）
上面所谓新形态的反抗是什么呢？就是工人阶级公然集会结社的运动。可是直接助成这种运动的是英国国会于一八二四车所通过的取消以前一切禁止工人结社法令的议案。在此案通过之前，英国工人已有秘密的组织，但一切进行，诸多困难，故组织不能发展。自这种议案通过后，工人们才得享有那久为贵族和资产阶级所垄断的自由结社，于是他们的工会如云起霞涌，在顷刻间遍布于全国了。他们的工会名“工联。”（Trades-union）在一切工作部分都有工联，他的目的是保护工人的利益，帮助各工人抵抗资产阶级的压迫，然工联的活动大概只限于局部，很少兼顾到工人阶级全体的。这种统筹全局的任务是由民主主义起来担负的。所以恩格斯说：“在工会和被开除的工人之中，那种〔对于资产阶级的〕反抗总是零星的，总是单个的工人或单个的工人分会对于单个的有产者宣战；要这种争斗成为普遍的，这殆不是工人方面的意见，如果此事竟然出现，在根本上这就是宪章主义的意见。然对抗资产阶级并特别攻击其政治势力——即立法的壁垒，这是资产阶级拥以自固的——的工人阶级全体都集在宪章主义之中。（见同书二三一页）
可是英国工人阶级与宪章主义结合的只是一部分人，此外还有一小部分人则投身于社会主义之中。恩格斯述及欧文派社会主义者，说道：“他们不承认历史的发达，因此他们不要推进政治至达到政治自行解体的目的为止，只要使国家即刻入于共产主义的状况中。他们的确知道工人为什么出面反对资本家，但他们视这种愤恨心——这是领导工人前进的唯一方法——为没有结果，而宣传一种对于英国现状更无结果的仁慈与博爱。他们只承认心理上的发达，只承认与过去毫无关系的抽象人的发达，然全世界却是立脚在这过去上面的。单个的人却是和他相关连的。因此他们是过于博学，过于玄妙，而少有成就。他们半从工人阶级中招致一部分人，但这只是一很小的部分，就是那些教育最充足和性情最稳固的人到这一边来了。这种社会主义在现今的形态中永不能为工人阶级的共有物。”（见同书二三九至二四○页。）
欧文的社会主义既不能为工人阶级的公有物，上述的宪章主义可以独力担负领导工人阶级奋斗的重任么？据恩格斯的意见，这也是不能胜任的，他以为要这两种主义互相结合，才能使英国工人阶级获得胜利，所以他说：“宪章主义者退转得最远，发达得最少，惟其如此，所以他们是真正的贫民，是无产阶级的代表，社会主义者眼光较远，他们对于贫穷提出实行〔救济〕的方法，然他们本来出身于资产阶级，因此没有准备与工人阶级熔化在一起，社会主义与宪章主义互相结合，依英国的方法再行产出法兰西的共产主义，这是最近的将来的事，并且有一部分已经开始了。当此事实现之时，工人阶级才能真正变成英国的主人。”（见同书二四○至二四一页。）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描写英国工业初期中无产阶级的情形，十分详尽，他对于工业工人，矿山工人，农业工人，女工，童工的各方面都说到了；而他的结论就是，按照当时状况，英国马上会发生一种革命。自此书一出，英国无产阶级的实在情形才赤条条地暴露于世人之前。此书不独像梅林所说的一样：“为德文中这项科目的第一种著作，尤其重要的，是为自成一格的第一种著作。”见梅氏《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一卷二九二页。）即在英文中此书也要算是这项科目的第一种完备的著作，因为恩氏自己已经告诉我们：“英国人对于他们工人的状况，调查与探讨虽不知道有了若干年，然他们还没有一本完善的书。”（见《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八页。）英国有能力的学者对于本国的工人状况漠不关心，致劳一个德国青年越俎代庖，他们也不免相形见绌了。
《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出版后，大有不胫而走，不翼而飞之势，而翩翩年少的恩格斯从此在著作界中便崭然露顶角了。德国历史学派中著名的轻济学者希尔德布兰德（Bruno Hildebrand）在一八四八年所著的《现在与将来的国民轻济学》（Die Nationalökonomie der Gegenwart und Zukunft）一书中，本其保守的成见，对于恩格斯的书加以非难，然就是他也承认恩氏“确为德国一切社会著作家中最有才能和最有学识的人。”（见希氏《现在与将来的国民经济学及其他著作》第一卷一二五页，一九二二年出版。Die Nationalökonomie der Gegenwart und Zukunft und andere Gesammelte Schriften．Jena）他并认恩氏“此书唤起很少的喧声，但发生一种大效果，且足为事实的共产主义的福音。……”（见同书一三○页。）马克思于一八六三年四月写信给恩格斯，批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犹说：“关于你的书中的主要历史，下至于最细微之点，自一八四四年以来的发达都证实了。……重读你的书，令我惊心往事，恻然伤怀。铺叙事实是何等新鲜，热烈，并且勇于预言，而又没有学者气味的犹豫！明天或后天，那种结果将在历史上突然出现，就是这种幻想也予全书以一种热忱和活泼的兴趣。”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三卷一二七页。）
当一八九二年《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再版时，恩格斯自己在序言中说：“我当时〔著此书〕是二十四岁；我的年龄现在三倍于前。然我把我这少年的著作再读一遍，觉得我用不着自形惭愧。”（见《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序言七页。）恩氏至晚年仍相信他的著作的正确，然他的书中屡言英国武力的社会革命迫在眉睫，这种革命毕竟没有出现，因此大受资产阶级批评家的非难。其实这种非难是没有意识的，因为英国轰轰烈烈的社会革命所以没有出现是因后来的形势改变了，这不是当时所能逆料的。恩格斯说：“一八四八年的法国革命拯救了英国的资产阶级，法国胜利的工人社会主义的宣言使英国小资产阶级发生恐慌，〔按这个阶级原与工人共同作革命运动〕，使英国工人运动——这种运动是在更狭小的但更切实际的界限中进行的——解体。正当着宪章主义应当充分发展他的力量之际，他竟于一八四八年四月十日在表面上失败之前，已自行破裂了。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从此〕被压下去了。资产阶级在全部战线上都已战胜了。”（见同书序言一五至一六页。）这是英国武力革命没有即刻出现的原因。自一八五○年起，英国的工业大为发展，在这几年之中，又有二百万工人移居美国和澳洲，这都是足以消灭武力革命的。况且这种革命后来并不是没有出现，不过他的方式改变了，所以梅林说：“在事实上这种曾经预言的革命是业轻出现，不过他的形态与恩格斯所指的不同罢了：英国工人阶级已经从绝望的困苦中努力奋斗，变成一种有势力的队伍，并且将政治的权力一点一滴地拿到手中了。恩格斯在他的去世之前数年说，可怪的事体不在他少年的热忱所发表的预言有许多不验，而在这种预言有许多竟验了，他是可以依正常的自觉说这句话的。认武力革命已经到了门口，这种错误是恩格斯与一般最熟习英国情形的观察家所同具的。是恩氏与加斯刻尔，（Gaskell）卡莱尔，甚至于英国资产阶级的主要机关报《泰晤士》（The Times）所同具的；至于他的著作中新的和自出心裁的东西，至于他的精神的产物，已经被证明为开辟新道路的真理了。”（见梅氏《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一卷三○二二页。）
《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原来只是恩格斯拟著的《英国社会史》中的一章，可是他旋因材料太多，遂将这一章扩充成一本书，他宣言即时着手的《英国社会史》，毕竟因人事倥偬，没有动笔。因为他不独是思想家，而尤为实行家，他不仅是坐在书房中著书立说，借为无产阶级服务，他并且极热心于共产主义的运动，想把这种学说早日输入群众中。所以他到家乡后，如不伏处在书房中，他的时间就大半花在奔走呼号之中，而他的精力也大半注于考察实际社会状况上面，他于一八四四年九月底抵巴门，即于月底写信给马克思说：“我在科隆三天，我们在该处所引起的绝大宣传，便我惊讶不置。那些人都很活动。……后来我到杜塞尔多夫（Dusseldorf）也看见些有能干的人才。”（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集》第一卷一页。）他于是进而叙述家乡的情形，说最近两年每一方面的进步要大于前五十年的进步；最佳讲到工人状况，他说：“工人于最近数年来达到旧文明最后的步骤上，他们对于旧社会组织的抗议是犯罪，行劫，和刺杀，这类行为的增加是很快的，到了晚上，街道上便很不安全，资产阶级会挨打，被刀伤害，并且被抢劫；此处的无产者如果像英国的无产者一样，依同一的定律发达，则他们不久就会看出这种以私人资格借暴力反抗社会制度的行为是无用的，他们必须以人们普遍的力量，借共产主义提出抗议。大家只要能够向这些人指出一条路〔就好了！〕但这条不可能的。”见同书二至三页。）
当时的工人行动既还在一种原始的状态中，要向他们宣传共产主义，也很难入手，因此恩格斯的活动没有直接插入他们中间，他只是想法子和他们接近。所以他在十一月致马克思的信中，有“我们现在为着组织促进工人的联合会，到处开会”（见同书五页。）的话，而加入这种会议的人大半为文人和商人等等。可是历时不久，运动便大有进步，他于一八四五年二月二十二日在致马氏信中说：“欧尔柏菲尔德发生奇事了，我们昨日在城内第一等客栈最大的厅中开我们的第三次共产主义会议。第一次预会的有四十人，第二次一百三十人，第三次至少足有二百人，全欧尔柏菲尔德和巴门，除掉无产阶级外，自金钱贵族以至商人都有人预会。赫斯作一种演说。……大家只是谈论共产主义，不为别的事情，每日都有新的信徒加入我们中间。乌白流域的共产主义是一种事实，并且差不多成为一种势力了。……那些最愚蠢，最懒惰，和最庸俗的人民向来对于世界是无一事感兴味的，现在开始几乎要蜂拥到共产主义中来了。”（见同书一五至一六页。）
恩格斯从事实际运动，能够引起向来对世事不感兴味的最愚蠢，最懒惰，最和庸俗的人民向共产主义一途前进，可见他的手腕是很好的。这种共产主义的会议完全是他和赫斯共同发起的，他们于开会时招致弹琴唱曲的女子到会，装成一种音乐谈话会的样子，借避警察的注意。赫斯对于共产主义作一种演说，他把共产主义当作一种博爱的主义，他以为无须经过革命，可以达到共产社会。赫斯讲后，就是恩格斯对于共产主义的演讲。恩氏本其在英国视察的所得，对于自由竞争制度的不合理，发为详明剀切的议论，如资本主义生产的纷乱，商业危机的出现，中等阶级的灭亡，和资本的集中诸点，一一加以说明，于是归结到社会中的贫富悬绝，对抗愈甚，而一种依照合理的原则去改造社会的普遍需要乃迫切不容缓了。在将来共产主义的社会中，个人与个人的利益以及个人与公众的利益成为一致。不相冲突，阶级的等差概行消灭，所以对于财产的犯罪不复发生，而民事裁判官与刑事裁判官都成赘疣，只要有仲裁裁判官就够了。至于警察和常备军都归于无用，因为作乱和革命之事无从发生，而防御战争尽可由国民军负其责任。这种共产主义不是逆乎人性的，也不是一种幻想的学说，他在将来是会实现的。至于达到共产主义的方法，各国不必一致，而德国可行的约有三种：一以国家的费用，对于一切儿童施以一种普遍的和相等的教育，二将一切无所得食的贫民置诸殖民地，从事于工业和农业的劳动，三征收一种普遍的累进的资本税，充作以上两顶事业的经费。
我们看了恩格斯这种演说词，觉得他提出达到共产主义的方法，与他前后所发表的革命主张，迥不相同，这是什么缘故呢？替恩氏作传的迈耶已经引出恩氏日后对此事的说明，并且加以解释了，他说：“我们现在如果去读这种在欧尔柏菲尔德的演说词，我们不要忘记这是在那一种群众之前和那一种状况之下发表出来的。恩格斯有一次向许多在坐的相识者表明他前此公然提出的理想，不仅是一个少年梦想者的幻想，并且还因时机有助于这种理想的表现，因此使有产者与无产者都要及时信赖他。他因顾虑到那不意而呈出的煽动机会之安全与继续，迫不得已，抛弃政治与宗教不谈。他的希望是用革命的方法达到目的，但他于此便开始缄默不言，并且稍微吹一吹和平的喇叭！不过不像赫斯吹得那样厉害——然他并不是因此就指明他对于英国如此确信而预言的革命，在德国可以避去，这一点是同时表现出来的。他对于他意想中的将来国家与他要求作一种根本的赋税改革的现在国家两者间没有标出原则上的界限，这也是故意如此的。他当时在这第一次演说中对于德国发达所定的诊断，是蒙狼以羊皮，大家要读此演说词，当注重于这一点”（见迈耶《恩格斯传》第一卷二二七至二二八页。）
恩格斯在第二次共产主义演说会中，才说明共产主义的必要，这大概是根据英国的经济事实立论的。然一般听讲的人以为德国的情形与英国迥异，何以共产主义也成为经济上的必要！到了第三次共产主义会议，恩氏对于这一点乃加以说明。他首先指出德国的工业和农业区域不独有无数无产的贫民，而这种贫民的数目并且是有加无已的，“在一切状况之中，无产阶级必定是继续存在，并且也继续扩充，我们如果长此各为自己，互相对抗，去从事生产，则这个无产阶级必定成为我们社会中一种可怕的势力。这个无产阶级有一天会达到一种具有权势和发表意见的地步，他对于加在他肩上的全社会建筑物的重负，将不复担任，他对于社会的担负和权利，将要求平均分配；于是——至此时如果人性还不改变——一种社会革命便不能幸免了。”（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第二卷三九四页。）
恩格斯既指出一种社会革命是纷乱的生产互相竞争的结果，他于是更对于这种竞争在德国所由表见的每种形态加以考究。他以为当时德国的关税是一种中等的税则，即低于保护税则而高于自由贸易的税则；因此，德国对于税则的政策，不外下列三种：一为采用完全的自由贸易制度，二为采用保护税制度，三为维持原有的中等税则。倘若采用自由贸易的制度，则德国全部工业除掉少数部门外，都会被摧残，而骤然因此失业的工业工人必群集于农业中，于是贫穷遍野，产业的集中，因这种危机，将愈加迅速，而这种危机的结果必然发生一种社会革命。
采用自由贸易政策的结果既会引起社会革命，如施行保护税则又将怎样呢？恩格斯以为依照李斯特（List）的提议，逐渐提高税则，一直达到足以保障工厂主人在国内市场的地位为止，至若干年之后，又逐渐减轻税则，到末了则取消一切保护税则。假使国内工业因保护税则提高而得生长发育，充满国内市场，工业的基础既固，又逐渐减轻税则，于是英国工业能在德国市场上和德国工业竞争。这是李氏所愿意的。“可是此事的结果是什么呢？德国工业从此对于英国工业中一切摇动和一切危机，当同其命运。海外市场一经充满了英国商品，英国人——恰和他们现在所做的一样，也恰和李斯特君激昂慷慨所描写的一样——将以他们全部存货投诸德国市场，即投诸最近的和可以接受的市场，于是关税联合会又变成他们的‘旧货仓库’了。英国的工业即刻就会恢复起来，因为全世界是他的市场，全世界少不了要用他的商品，至于德国的货物就是在自己国内的市场上也并不是不可少的，他在自己国内还怕英国人与之竞争，在危机中英国商品投给他的顾客，他还要受这种商品之累。于是我们的工业将受英国工业一切衰败时期中的损害，达到极点，而他对于英国工业兴盛时期中的利益所享受的成分又极有限，总之我们将来所达到的地步，恰和现在一样。然我们却因此即时获得其结果，现今半保护工业部门所有的疲滞状况行将出现，一个一个的工厂相继消灭，又没有新的厂店继起，于是我们的机器日趋陈旧，而不能代以新式改良的机器，这种停滞的状态将转而为退步，依李斯特君自己的主张，一个工业部门继着别个工业部门衰败下去，终至于完全灭亡。可是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有了一个为数极多的无产阶级——这是由工业创造的——缺乏生活资料，缺乏工作；这个无产阶级会出而向资产阶级要求工作与生活资料。”（见同书三九六至三九七页。）
恩格斯上面一段话是说明保护税则减低的结果，英国工业与德国工业竞争能使后者一败涂地而发生社会革命，他接着又考究保护税则不减低也有同样的结果，他说：“我们现在假定保护税不降低，令其长此如故，并希望国内工厂主人间的互相竞争使保护税成为虚幻的，然后将保护税减低，此事的结果是，德国工业一经达到能够供给国内市场的程度，就会停顿不进。新的厂店是非必要的，因为原有的工厂足敷市场之用，而在需要保护之时，和前面所说的一样，新市场是用不着想起的。可是一种工业不能够继续扩充，便不能够进步。他向外发展既经停顿，则他在内部的发展也是相同的。机器的改良不是他的分内事了。旧式机器不能够抛弃，又没有新设的工厂能够运用新式机器。‘同时各国〔的工业〕向前进步，而我们的工业停顿不进，又变成一种退步。英国人因他们的进步，即刻能够廉价生产，他们因我们退步的工业，能够在我们自己的市场中和我们竞争，虽有保护税〔也归于无用〕，在竞争的战斗中既和在其他战斗中一样，是强者得胜，那么，最终的失败是一定的了。于是我刚才所说的事件又将出现，就是：那个被人力造成的无产阶级对于有产业的人将有所要求，而后者既愿为独行垄断的有产者，便不能履行这种要求，于是社会革命就出现了。”（见同书三九七页。）
保护税则减低与不减低既足以招致同一的结果，恩格斯于是又另找出一方面加以考究，他说：“现在还有一点是可能的，不过很有些靠不住罢了，就是，我们德国人因保护税〔的庇荫〕，获得成效，使我们的工业不用保护，能够和英国人互相竞争。我们假定这是一种事实；结果怎样呢？我们一轻开始与外国人在外国的中立市场互相竞争，则我们的工业与英国的工业两者间将起一种生死的战斗。英国人将竭其全力把我们逐出他们向来供给商品的市场之外：他们必须有此一举，因为他们的生活之源，他们的最足以致命的地方是受人攻击了。他们运用他们办得到的一切方法，和一百年来在工业上的一切优点，会把我们打败。他们将使我们的工业限于本国市场，因此使我们的工业停顿不进——于是刚才所发挥的同一事件〔仍然〕出现，就是：我们停顿不前。英国人向前进步，我们的工业既有不能幸免的衰败，便不能养活那因人力造成的无产阶级——于是社会革命出现了。”（见同书三九七至三九八页）
恩格斯既假定德国工业能与英国工业在外国市场竞争，终必归于失败而发生社会革命，他于是又从相反的方面加以考究，其结果仍然是相同的。他说：“假定我们在中立市场也战胜英国人了，我们将他们销货场一个一个地攫入自己的手中，这桩事直不可能，即使可能，我们究何所得呢？在最幸的场所，是我们将英国前此所经历的工业行程，再演一遍，迟早达到英国现在所处的地位，就是迫近社会革命的前面。可是照大势看起来，还等不到这样久。德国的工业继续战胜，则英国的工业必定衰败，而那必然临近英人眉睫的无产阶级群起反抗资产阶级之事便因此加速了。无从得食之事出现得迅速，将把英国工人驱入革命一途，就现在的局势讲，这种社会革命对于大陆各国——即法国和德国——当发生一种绝大的效力，而德国努力前进的工业所造成的无产阶级愈多，则这种效力便愈大。这样的一种革命同时就成为欧洲的革命，而我们的工厂主人所抱之德国垄断工业的迷梦将被其惊破了。一种英国工业与一种德国工业能够和和平平并行不悖——然竞争已使此事成为不可能的了。我重行声明一下，每一种工业要免去退步与灭亡，必须向前进行，他要能够向前进行，必须自行发展，夺取新市场，并且设立新工厂，继续扩大他的范围。可是自中国开放以来，不复有新的市场可供夺取了，只能就原有的市场更精密地掠夺一番，将来工业的发展既要比现在延缓一点，那么，英国现在不比从前，更难容忍一个竞争者〔和他竞争〕。英国为着保护他的工业免于灭亡起见，他必须将其他一切国家的工业压住，不使发展；英国主张垄断工业，不复是一个仅仅利益大小的问题，乃是一个生死问题，国与国间竞争的战斗比个人与个人间竞争的战斗已经是愈为凶猛，愈加决切，因为这是一个集中的战斗，这是一种合群的战斗，只有一方决切的胜利与他方决切的失败，这种战斗才能够告终。因此如果在我们与英国人之间也有这样的一种战斗，无论谁胜谁败，既不是我们工业的利益，也不是英国工业的利益，只是像我刚才发挥出来的一样，自己招致一种社会革命”。（见同书三九八至三九九页。）
德国采用第一项的自由贸易政策与第二项的保护税则，无论如何，终因与英国的工业竞争，会引起社会革命，那么，他如推行第三项政策，究竟怎样呢？我们可再听恩格斯说：“还有一种经济上的可能横在我们的面前，就是守着我们现行的中等税则！可是此事的结果怎样，我们在上面已经看见了。我们的工业将一个部门继着他个部门日就灭亡，工业工人将无从得食，当这种缺食之事发展到某种程度时，就会爆发而成为一种反抗资产阶级的革命。”（见同书三九九页。）
恩格斯将上列三种制度逐一考究之后，他于是把他的结论向听众郑重声明道：“你们试看我在起首把竞争做出发点所发挥的通论——就是，我们现有的社会关系在一切条件之下，和在一切场所，不可幸免的结果是一种社会革命——在单个的例子中也证明这是真实的。我们从已知之数学基本定理中能够确切推出一种新定理，我们从现有的经济状况和国民经济学原则中也能够确切断定一种迫在眉睫的社会革命。同时我们对于这种革命试稍微详加考究一下：看他将在何种形态中出现，他的结果是什么，他和向来的社会革新有什么区别？一种社会革命和向来的政治革命是完全不同的，他不和政治革命一样，反抗垄断的财产，他是反抗财产的垄断；一种社会革命是贫民反抗富人的公然战争，在这种战争之中，凡向来历史冲突中隐藏着一切原动力和原因都将公然显示其效能，这种战争比较向来一切战争有宁愿其更为凶猛，和更为惨酷之势。这种战争的结果是可以有两样的，或者是那反抗的党只攻击〔事物的〕现象，而不攻击〔事物的〕性质，只攻击〔事物的〕形态，而不攻击事物的本身，或者是那反抗的党探看事物的本身，拿住弊端的根源。在第一个例子中，私有财产将令其存在，只是分配和从前不同，那些造成现在这种状况的原因既仍然存在，则迟早又必定造成一种同样的状况，并且引起一种新革命。但这种〔仍令私有财产存在的〕事是可能的么？……贫民的反抗非至将贫穷及其原因铲除，他肯早早安静么？这是不可能的，倘若作这样的假定，则其所争持的便是违反一切历史上的经验了。即就工人的教育程度——特别是在英法两国〔的工人教育程度〕”——而论，也不准我们认此事是可能的。既是这样，那么，除掉另一种途径外，别无他路可通，就是，将来的社会革命直达到困苦与贫穷，和愚昧与犯罪真正的原因，因此这种革命将贯彻一种真正的社会改革。然只有宣布共产主义的原则，真正的社会改革才能够出现。”（见同书三九九至四○○页。）
末了，恩格斯向听讲的人说道：“现在的状况必定演出什么结果，以及这种状况引导我们入于何等互相背驰和纷乱的曲道中，你们只要愿意对于这一点好好地加以思索，那么，你们将觉得从根本上认真研究社会问题，的确是值得劳神的。我如果能引起你们这样做去，那我演讲的目的便完全达到了。”（见同书四○二页。）当时听讲的人大概是些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急进分子，恩格斯因为要引起他们去研究社会问题，所以他讲及达到共产主义的方法，总是隐约其词，不欲太露锋芒，使他们望而生畏，裹足不前，他“蒙狼以羊皮”的苦衷，即在于此。
恩格斯的第二次演说词是很有价值的，他论德国工业发展的趋势，面面俱到。就全文看，好像他断定德国工业难于发展的成分要较多些，然他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中曾认定德国工业以很大的努力向前进行，足为英国工业的劲敌，（参看《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二九七页，）而他在演说词中尤详细讨论德国工业能与英国工业在外国竞争后的局势，可见他对于德国工业的前途也并不是没有料到的。他断定英德两国的工业不能并立，必至互以死力相抗，而国与国间竞争的战斗必定极凶猛，极决切，这就是他对于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欧洲大战的预言，因为此次战争伏尸八百八十余万，流血数万里，其凶猛与决切是旷古以来的战争中所未尝有的，然考其性质不过是英德两国工业竞争中的武力大决斗罢了！至于他所预言大战后的社会革命，虽只有俄国已经实现，然西欧各国也正在酝酿中了。还有一层，恩氏这种演说词对于世界各国固有普遍的价值，而对于中国尤有特别的价值，因为中国农工两业中无产阶级人数之多与境遇之苦，在全世界上无与伦比，又加以中国的关税为协定税则，征税既少，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商品充满了中国市场，中国工业的发展宁有希望，社会革命的爆发宁能幸免？即便退一步，假定中国能脱离列强的羁绊，于获得目下所力争的关税自主权后，马上实行保护税则，以扶植本国工业，然中国工业发展的趋势又宁能超出恩格斯所指示的几点的范围，而阻止社会革命的出现？总之，中国的工业无论发展与不发展，一种社会革命迟早是要出现的，因此读者顾念到中国今后的局势，对于恩格斯此次演说词当加以缜密的考虑，万不要轻轻读过了！
恩格斯自对于共产主义连作两次演讲后，本拟在第四次会中续讲共产主义可以实行的道理，可是这种演讲会因警察的干涉而不能开会，他在这一方面的活动从此遂中止了。然同时他又要向别一方面开始活动，他于一八四五年三月七日写信给马克思说：“我们拟在此翻译傅立叶〔的著作，〕要是办得到，我们将发起一种‘外国最著名的社会主义著作者丛书’。”（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一卷一八页。）同时马克思也有翻译外国社会主义著作的计划，不过他是要从社会主义的历史下手，而恩格斯则注重切于实用的外国著作，所以恩氏于同月十七日写信给他说：“再讲丛书一事，我不知道翻译这种主义的历史一类书是否最好的。法国著作家和英国著作家既须轮流介绍，则〔社会主义〕发达的连结处会时常间断。我相信此处不如使理论的兴趣牺牲在实际的效能上，从能供给德国人以最多材料的著作开始，而紧接着我们的原则；因此傅立叶，欧文以及圣西门主义者等等最好的著作列为第一，摩莱里（Morelly）〔的著作〕”也可列在前面。……我以为最要紧的是即刻先从那对于德国人有实际的和深切的效力之著作入手。……”（见同书一九页。）恩氏后将傅立叶对于商业的著作译成德文，加以评注，作为丛书的开端，他并且在评注中说：“这样对于外国重要的社会主义著作的编辑，不久就会开始出版。德国许多共产主义者——内中有些人是〔共产主义〕运动中头脑最清晰的，并且自己本来是容易著作的——已经为此事联合起来，通力合作了。（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第二卷四一三页。”可是他们旋因别种事故，未能贯彻这种计划，而恩氏的编纂是这种丛书的开端，同时也是这种从书的结局。
恩格斯在巴门轰轰烈烈地宣传共产主义，风声所播，遂为警察当局所注目，因不能安居，不得不离开家乡。然这只是一个表面的原因，此外，还有一个里面的原因，使他不能不出于一走。我们已经知道，他的家庭笃信宗教，豪于资财，并且非常专制。他自到英国变成一个社会主义者后，对于那掠夺贫民的商行为不愿再干，自是意料中的事；但一抵家乡，又受父母的强迫，要到自家在巴门的工厂中去任事，这自然使他难堪。他于一八四五年一月二十日写信给马克思说：“我因妹夫的敦劝及父母忧愁的颜脸，再度尝试卖买事业的滋味，两星期以来，已略从事于计账。……可是在我开始作工之前，就愁起来了，商行为是太可憎，巴门是太可憎，虚掷光阴是太可憎，不仅做有产者，并且还做工厂主，做直接出面控制无产阶级的有产者，那尤其是太可憎了。我在自家工厂中留了几天，这种已为我稍微疏远的可憎情形，又映入眼帘中。我自然已经计算过，混迹商业中，只以适可为止，此后我将做一些违警的作品，〔得罪当局，〕庶几能够冠冕堂皇，逃出国界，然就是等到那个时候，我也忍受不了。每天倘若不是要将英国社会中最可憎的历史录入我的书中，那么，我相信我已经有几分成痴了，然此事至少使我怒不可遏。做共产主义者的人，如果不从事著作，就外表的地位讲，尽可去做有产者和市侩，可是一面大大地从事于共产主义的宣传，同时又干商行为和工业的勾当，那就不行了。够了够了，到耶稣复活节，我就会离开此处了。”（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书信录》第一卷一四页。）
恩格斯的父亲本来是要他投身于工商业中以继其志，此时看见他无意于此，且相信共产主义，于是愿出资令他到波恩大学去求学，但绝对不得以此项金钱供何种共产主义目标的用途。迨这位顽固的父亲知道他的儿子公然从事于共产主义的宣传后，他对于儿子不相容的程度便愈加增高了。恩格斯在是年三月十七日致马克思的信中说：“我现在是一种真正的狗生活。因〔共产主义〕集会的历史，和此地许多共产主义者——我自然是和他们往来的——的〔放纵〕，我父亲的全部宗教狂溺又复发生了，因我宣言决切抛弃商行为，他这种狂溺更增进了，又因我以共产主义者的资格公然出现于世，他还表现一种光华灿烂的资本家的狂溺。你现在试想一想我所处的地位。我在两星期内外既要离家，所以我不要争闹；我忍受一切，这不是他们所习见的，所以他们的气焰增加了。……我的母亲本具有很好的心肠，可是在我父亲的面前她丝毫不能自主，我是真正敬爱母亲的，我要不是为着她的缘故，则我对于我的狂溺和专制的父亲一刻也不能作这种最糟糕的让步，然不让步会使我的母亲时时刻刻忧愁生病，她要是特别因我的缘故受了气，马上就要头痛七八天。——我不复能忍受了，必须跑路，我在此处还有几星期，不知道怎样过去。然这也是要过去的。”（见同书二一页。）
我们从上面一段话中可以窥见恩格斯受家庭专制的痛苦是很大的，他因委曲求全，所以仅取消极抵抗的手段，而以一走了之。他此时决定抛弃商业，毕生尽力于共产主义的运动。可是他环顾知交的朋友中，与他志同道合，且才学兼全，大足有为的，只有马克思一人。马氏斯时正亡命布鲁塞尔，因此恩格斯便单骑就道，前往比京，与故人共定方针，通力合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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