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粉笔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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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粉笔生涯

返里——回京——十六点钟——两副面孔——“五四”示威——“六四”以后的大演讲——“临时监狱”——紧闭三门——女学生运动与五等嘉禾章——“截然两事”——呜呼派——学生革命与阶级背景——代表过去生活的两首诗——“书生”和实际生活——读书与活动——“我要投身在时代狂澜中”——“玻璃铺盖”——译书的技术——第一本译文——补习学校——退出大学

　　当我回乡之日，正值北军和我地冒充“护国军”的土匪交锋对垒，两边的交通水塞不通。我经过一些周折。通过奉军的防线，安抵家中，久别归来的游子，备受家人热烈的欢迎，不独父母的心中非常愉快，就是祖母也十分高兴，地方人士看见我已经大学毕业，又能通过无人敢靠近的北军驻扎地，以为我有很大的势力，快要升官发财了，对于我的眼光遂为之一变。从前不肯将子弟送入“洋学堂”的人现在都想以我为榜样，打算叫他们读“洋书”了。
　　久居城市，力学不倦的我此次得返园林，将疲劳的心身休养一番，殊觉快意，但一个月后，祖母因病逝世，我在悲哀之中，帮助办理丧事，也忙了一些时候。旋因乡间土匪猖獗，不能安居。又家中虽得到祖母一部分遗产，较前宽裕，然我当秉自己一技之长出外谋事，没有坐食的可能，遂于两个月后，复束装北上，冀获得一栖身之所。
　　我于九月九日清晨抵京，正是P．K．大学开学的前一日。遇着几个同学，据说母校现开办预科补习班，全由毕业同学教课，我的同班也有两人——即曾做班长的一位湖北同学和一位湖南同学——担任英文功课，似乎还要物色教员，劝我和F教授接洽一下。
　　F教授是在我们班上在易卜生戏剧的新文化运动领袖，因我做第三年级班长，接触的机会颇多，对我以乎表示一种好感。我即于是日下午前去见他。

　　“F先生。好呀！”
　　“哈罗，密士特L，你来了，找到事没有？”
　　”没有。乡间土匪多，把我赶出来了。”
　　“唉，你来得太迟，校中开办补习班，本来很欢迎你们来教课，但是找不到你们。啊，待我看一看，你在实习班教八点钟的英文课罢。”
　　“八点钟的英文？听说薪水很少，恐怕不够生活。”
　　“那就是十六点。我们可将T君所任的功课给你，把他调入图书馆办事。好在教员的名单要于明日校刊上才发表，此时还来得及更改。等我今晚或明早和C先生商量一下。”

　　C先生是学长，所以F先生须与之商酌，然他们两人当时正是“一鼻孔出气”，凡他答应的事没有不成功的。因此好些同学费二三个月奔走还找不到的位置，我在两三分钟内却得得了。还虽是一点机缘，却不能不感谢F先生栽培的厚意。
　　我在十年的学校生活中不知受多少困苦，经过多少风波，一旦出来任事，心中十分高兴，自己在教课上既极努力，而学生的程度又不甚高，故应付裕如，关于这一方面没有什么特别可纪之处。惟有一事颇有一述的价值，就是一个人一旦脱离学生活，与粗糙的实际相接触，便会尝到异样的滋味。
　　当我们做学生的时候，除掉C阎王样一类的少数怪物外，一班教员无不表现一种和颜悦色，蔼然可亲的样子，而对于优才生和老班生更特别优待。这是我在中学，高商和大学屡试不爽的。但我们一入母校教课，向来的教职员都于有意无童之间另换了一幅面孔——一幅尊严的面孔。从前的关系，颇似家人父子，现在的关系却变成上司与僚属一般。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从前是他们对于我们有所顾忌，如不善为应付，深恐引起反感，打破自己的饭碗，或妨害自己的名誉：现在是我们对于他们有所要求，而又失去兴风作浪的可能，变成他们颐指气使的工具，自然不为他们所重视而虚与委蛇。在资本主义的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本来只是赤条条的利害关系。一般教职员具有两幅面孔，不过是由于趋利避害，何足深怪，然我系农家出身，生性高傲，殊不愿低首下心，伈伈伣伣，以求果腹。所以我在母校服务，颇感痛苦，为一时因无路可走，不得不暂维现状，却已深深感觉到此处非我安身立命之所。
　　然P．K．大学教职员对我们的态度，并非个个如此，也有历久不变的，如辫子先生就是一个显例。他始终像慈母一般爱护我，像严父一般督责我，遇有过失，即当面指斥，不稍宽贷。在十年来所遇的数十百个教员中，只有他对于我的影响最大。他是一个帝政主义者，我则为决切的共和主义者，在政治上固绝对不接受他的主张，然在其余的行为中几乎都唯他的马首是瞻。例如不趋炎附势，阿谀取容，不将相片登在同学录上，教课时不肯迎合学生的心理,加以赞许，且常当面督责，这几点都是由他直接传染给我的。
　　我在补习班教课不到八个月，北京学界即发生一种空前的举动，就是“五四运动”。令特略述其起原及经过如下。
　　当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的那一天，北京专门以上各校的学生齐集天安门，举行游街示威运动，并发出宣言道：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道：
　　中国的土地可见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十几个学校的学生于集合之后，即向东交民巷出发，及达到西口，美国兵营的军官允许他们从兵营与美使馆经过，但巡捕房坚不放行，学生们于是在美使馆前大呼：

　　“大美国万岁！
　　威大总统万岁！
　　大中华民国万岁！
　　世界永久和平万岁！”

　　同时并对美使馆递上一个说帖，又派六个代表到英，法，意三使馆求见各公使，因是日为星期日，各公使外出，由馆员接见，代表们也同样递上说帖。
　　学生大队对于自己幻想中的“友邦”公使馆这样递过说帖之后，即退出东交民巷，再行游街。这一次运动既专为抗日而起，故亲日派的走卒外交总长曹汝霖，日本汇业银行总理陆宗舆和驻日公使章宗祥也成为众矢之的。当日学生手中所持的白旗有“诛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标语，并有一副挽联，夹在两面大国旗当中，上面写的是：

　　学生队伍的游行路线为户部街，东街，东单牌楼，石大人胡同，于是直指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至则双扉紧闭，叩之不应，附近并有巡警宪兵和游缉队等二百余人正在那里警卫。因此引起学生的忿怒，齐声大喊“卖国贼”！旋有人用旗杆捣下屋上的瓦，几个湖南学生（北大和高工的）首先从天窗中跳进去，打开大门。大队遂蜂拥而入，大索曹氏，不得，仅找着他的久负艳名的小老婆苏佩秋和其他家人，纵之使去。后来搜出章宗祥，即你一拳我一脚打得他皮破血流，晕倒在地，天灵盖上露出骨头。而群众余怒未息，遇物即毁，又得到汽车油一瓶，作为引火之物，焚其住宅。
　　像这样的学生暴动在中国为创举，从前的学生很少干预政治的群众行动，即有（如太学生伏阙上书之类），也只是温和而非暴烈的，只是改良而非革命的。这既是一种非常举动，映入军警当局的眼帘，自然是叫做“不法”，所以警察总监吴炳湘下令捕人，有三十三个学生竟被他们抓去了。
　　此次暴动本是一种自发的运动，并不是由那一党或那一派的人暗中主持，谋定后动的。然世人多以此归功于P．K．大学，甚至归功于其中的某杂志社，这实在是一种不虞之誉，在政府方面也以为此举是出于P．K．大学的阴谋与煽动，竟视Z校长为眼中钉，于九日夜间发令查办（此令中途收回了）。而社会上早已谣言蜂起，不是说徐树铮已派人暗杀Z校长，就是说他要在夜间焚毁P．K．大学。弄得校中风声鹤唳，一夕数惊。
　　Z校长因受了这种种压迫，即于十日上午潜行出京，北京各校的学生自被捕的同学保释后，本已照常上课，但Z校长被迫出京的消息一经传出，等于青天霹雳，风潮的波缘又重新展开。学生们互相约定，政府于数日内不请Z校长回校，当一律罢课，与之作持久战。同时他们更组织演讲团，在各处讲演“抵制仇货”，“争回青岛”；而演讲的分子且由专门以上学校的学生，扩充到中等学校的学生。
　　政府对于Z校长的出京正是求之不得，那里肯请他回校，并且还慑于日本公使的抗议书，接二连三地下令干涉学生的演讲，解散他们的集会，查禁他们的“五七”日刊，到后来且逮捕贩卖国货的学生，因此激励全体学生的公愤，遂实行罢课。
　　至六月四日，各校学生的身上藏着旗帜，五六人一组或十余人一组，出校作露天演讲，劝民众爱国并购买国货。然满街的警察到处干涉，又有马队向听讲的群众冲锋，游缉队与保安队捕拿演讲的学生，送往北河沿P．K．大学的法科学院监禁，共计有一百七十多人。又从东华门到东安市场以及北河沿一带满布军队，尤其是法科学院的大门两旁张着二十个营幕，对于赤手空拳的学生，如临大敌一般。
　　可是政府的压力愈大，学生的反抗便愈烈。五日上午竟有几千人出发演，有些学生且背着行李，携带食品，预备坐监。他们共分三大纵队：第一队为P．K．大学，第一中学，第四中学各校的学生，由东四牌楼过东单牌楼到崇文门一带演讲；第二队为法政专门，蒙藏专门，崇德中学各校的学生，由西四牌楼过西单牌楼到顺治门一带演讲；第三队为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由前门到东长安街和西长安街一带演讲。于是警察，马队，游缉队，保安队，脚踏车队满街乱跑，到处冲锋或拿人，结果是日上午被捉去的学生多至一千余人。
　　此时法科学院已呈囚满之患，军警于是又占据马神庙P．K．大学的理科学院，作为第二监狱，而汉花园的文科学院前也张有营幕，大概是预备作第三监狱了。
　　当大队的军警将大队的学生赶入这种监狱之际，其余的同学和民众闻讯，都赶去欢迎，一时鼓掌与呼口号声纷然并作，声震屋瓦。群众激昂的情绪真是达到沸腾点。同时被监禁的学生即开始向兵士作爱国的宣传，很能获得他们的同情，当官长不在时，竟任听学生自由出入，而此项临时监狱及变成“自由监狱”。
　　然至是日下午，各校的学生仍是前仆后继地出外演讲，并且愈来愈多。政府因捕不胜捕，便改变计划，仅以军警驱逐听众，不再捉拿演讲的学生。并且因上海天津商民罢市的消息和天津学生运动的消息相继传来，清华学校全体学生排队入城的传说接踵而至，顿觉惊慌失措，狼狈不堪，遂一面撤退包围P．K．大学的军警，以平众怒，一面紧闭西直门，阜成门和得胜门，在阻清华学生的来京。
　　其实清华学生没有排队来京，用不着关上大门，众怒也并未因军警的撤退而平息。被拘于法理两学院的千余学生于军警去后，开会议决两条办法：（一）暂不出校，并举出纠察员数人维持秩序；（二）向政府要求集会言言论出版自由，不受限制。这一着如办不到，宁肯饿死狱中，不回本校。
　　同时北京中等以上各学校学生联合会通电全国各省议会。教育会，商会，农会，工会，各学校，各报馆，说明政府时而捕学生，时而撤军警。自为儿戏，学生无端被拘，诀不能自行散去。最后且说道：“此次军警蹂躏教育，破坏司法，侵犯人权，蔑弃人道，种种不法行为，皆政府纵使之。武人之跋扈日恣，国家之运命自蹙。长此优容，何以为国？学生等一面质问政府有以处置军警，一面仍应亟筹应付国仇国贼之道。”观此可以知道此时的学生仍满具革命的精神。
　　在近世的革命运动中，妇女也占有相当的，甚至于重要的位置。如当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之际，首先排队往凡尔赛宫的尽是妇女，迨国民军阻止前进。她们使用碎石作武器，将其击退，而有名的“革命美人”墨里库尔（Theroigne de Mericourt）手持指挥刀，坐在群众所拖的大炮上，口讲指画，更是风头十足，此外，如美而艳的罗兰夫人（Madame Roland）为吉伦特党（Die Guribdusteb）的灵魂，且能左右政局。当五四运动之初，一班女学生似乎稍为落后，但旋即急起直追，组织讲演团，创办周刊。变成学生运动中的一支生力军。到了军警包围P．K．大学之日，十五个女校联合会在石附马大街女子师范学校开一个大会，议决排队到总统府去要求撤退军警，可是女子师范的校长方还在前几天才得到一个五等嘉禾章，觉得令女生出校参加运动，实在有负政府的恩德，遂将校门封锁起来。不料学生们不谅解校长的苦衷，竟抛砖投石，将校门打开，排队至天安门，与其他十四校女生会合，浩浩荡荡，直奔总统府。这与往凡尔赛宫的法国娘子军真正有些相似。
　　但这一千人的女生队一到新华门首，即为总统府的卫队拦住，不准入内，遂推举代表四人向徐世昌提出四条要求：

　　（一）大学不能作为监狱；
　　（二）不可拿待土匪的法子来待高尚的学生：
　　（三）以后不得再叫军警干涉爱国学生的演说；
　　（四）对于学生只能告诫，不得虐待。

　　这种要求表现当时女学生的心理是何等温和。然徐总统对于这种心平气和的学生的代表竟拒不延见，仅叫一个秘书出来招待，而这个秘书对于上列四条要求，只有“三日之内回话”六个大字的答案。
　　末了，我对于各校教职员运动的情形也要附带说几句。自来学生参加革命运动，教职员总是置身事外，不肯出来活动的，如一八四八年中西欧洲各国发生革命时，几乎到处都有学生军，但绝对没有见说有什么“教职员军”，就是一个例子，因为教职员多半都是有家室的人，平日的生活虽不能说怎样席丰履厚，然大概差堪温饱，学校一旦发生事变，他们的饭碗即成了问题，所以遇事老成持重，长虑却顾，把革命性一齐失掉了，他们不独不肯领导学生运动，并且还要阻碍学生运动，无中无西，都是如此（这是就一般情形而言，当然也有例外）。
　　当五四运动初起之时，北京各校的教职员多持一种反对的态度，否则也是不闻不问，袖手旁观，至于站在前面来领导的，找不出一人，站在背后帮忙的也许有几个。直至数百军警包围P．K．大学，各专门学校的校长才觉得火烧眉毛，不能再行观望，于是共同上一道呈文给政府，请撤退军警，其所持的唯一大理由是：“学生与学校截然两事，学生犯法，不能罪及学校。”他们竟认学生革命的行动为“犯法”，把学生与学校分作不相干连的“截然两事”，这种论调真是可笑亦复可怜！
　　然北京专门以上教职员联合会对全国的通电，却勇敢一点，内有“等学生于匪徒，以校舍为囹圄，蹂躏教育，破坏司法，国家前途，何堪设想！”不过这还是没有反抗精神的“呜呼派”大叹其气的话，拿来与学生联合会的通电比较，要落后得多！当真，连“尾巴主义”都说不上。
　　五四运动经过的情形既如上所述，现在要问它的结果是什么？在消极方面是曹，陆，章的去职，在巴黎的中国专使对于和约拒绝签字，在积极方面是此后全国学生的组织和出版物如雨后春笋，蓬蓬勃勃地发育起来了。历时未久，他们且和十九世纪末叶“到民间去”的俄国学生一样，更进一步实行与劳动民众接触，并为之领导，使中国的革命运动得以继续发展。这种革命精神是值得称赞的。我后来看见德国的大学生，甚至于中学生有百分之九十九是反动的，如与之言劳动民众的利益或革命，不独要掩耳疾走，并且马上发生一种仇恨之心。当时不甚了解中国学生何以这样革命。他们何以那样反革命？难道中国的的“人性”比德国的好些么？后来详加研究，才知道另有阶级的背景在。
　　凡统治阶级的子弟大都是反动的，被压迫阶级的子弟则多为革命的，因为统治阶级为保持自己的地位起见，时时要防备并压迫其他阶级，这种意识反映到它的子弟，自然趋于反动一途；被压迫阶级为解除自己痛苦起见，时时要反抗压迫者，这种意识反映到他的子弟，自然趋于革命一途。德国现今的大学生和中学生都是资产阶级（统治阶级）的子弟，故日趋反动，然一八四八年的德国学生却争先恐后地叁加革命，荷枪前驱，因为资产阶级在当时仍是一个被压迫的阶级，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受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垂数十年（特别是日本的压迫来是凶猛露骨，如甲午之战和二十一条要求等等），故由此等阶级出身的学生满带着反抗的精神，变成了民族革命的急先锋。所以学生的革命与否完全以他们所隶属的阶级是否感受压迫为转移，现在统治中国的资产阶级此后如果不大受压迫，他的子弟必趋向保守或反动一途，这是可以断言的。
　　五四运动的源流既经明了，现在要讲我和它的关系。前面已经说过，我在中学肄业时是积极参加各种风潮和运动的，即在高等师范也没有改变这种态度，如同学们所提倡的抵制日货和救国储金等等，我总是发起人之一，但自入P．K．大学后，因学膳费都出自借贷，很想专心读书，不问别事，以免花费宝贵的时间。旋因受了辫子先生的影响，而又体弱多病，这种倾向愈加强固，不独对于同学们的一切运动都不参加，并且不与人往来。当时和我相友善的只有同班S君一人，曾有一诗赠他云：

　　八载湖湘二载燕，此心茅塞尚依然；
　　病中展卷新愁起，客里闻鹃旧恨绵。
　　愧我才疏同北海，羡君文绮等青莲：
　　异乡沦落知交少。愿作雷陈继昔贤。

　　这首诗可以表现我是怎样的孤立愁苦。然下列《怀乡》一诗更可看出我的思想的陈腐与态度的消极：

　　蓟门南望客心伤，只见云山不见乡：
　　路远莫逢千里雁，愁多时转九回肠。
　　十年献赋嗟难遇。廿载垂帷苦备尝；
　　举世纷拏同醉梦，平泉归去在沧桑。

　　
　　我当时于英文学之外，颇好作诗，愿意做一个清高的诗人，超然物外。但将这些诗拿给辫子先生看（我曾做了一首七律诗送他，至今公记着“孤身仗剑走幽燕，立雪程门又一年”两句），被他大骂一顿，说“这样干下去，至多只能变成一个名士，有什么用处？你的中文既有一些根柢，可以出国留学，我如有钱，一定送你出去。”
　　这种教训打破了我做诗人的幻想，从此以后，再也不弄这玩意儿了。然我的思想还没有什么变化。当五四运动时，我已是一个教员，与学生隐隐约约隔着一条鸿沟，对于当日的示威运动也没有参加。可是学生群众在此次运动中所表现的热烈情绪和奋斗精神激励了我潜伏已久的活动的本能，使我登时抛弃向来离群索处的冷静态度，而投身于这种漩涡中。
　　不过这是一种纯粹的学生运动，在表面上没有教职员出来参加。因此我是以P．K．大学毕业生的资格加入群众大会，或跟着游行，并且没有出面演过说。然仅仅这样的参加已经使我认识了群众运动伟大的力量，知道了群策群力确是拯救中国的不二法门，这是书本上找不到的，即找得到，也很容易忽略过去，决不会留下这样深刻的印象。
　　从前士子的口号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读圣贤书”，而先生出诗题也离不了“赋得目不窥园”这一类的东西，总想把学生造成三年不窥园的董仲舒。结果一班“书生”不独不懂得实际情形，甚至于连通常的说法也不能够领略。记得我县有一个饱学秀才一日偶行乡间，遇着一个大缺口，不能跨过。附近的农民见其欲进不能的窘状，即大声呼道：

　　“先生。你跳罢，跳哪！”
　　这种声音反复地送入他的耳鼓，他竟不懂是什么意思，仍呆着木鸡一般站着不动。那个农民无奈，只好跑来跳给他看。
　　“啊，你如果叫我跃，我早就跃过去了！”
　　他才恍然大悟地这样回答一句，登时跳过去了。

　　像这样的书呆子固然是丝毫没有用处，即现今号称“竞业乐群”的学校学生也都被封锁在深垣大厦中，不使与实际生活接触，以致对于社会情形毫无所知。一般所谓“大教育家”多半不主张学生参加社会运动（近几年来更是如此），以为学校是读书之所，学生在校应当专心向学，不问外事，将家学问造好了，再来活动不迟。我当时的见解也是如此。其实这是大错特错的，今特分述其理由于下。
　　庄子谓“生也有涯，知也无涯”，不独对于一切学问为然，即对于一种学问也何莫不然。人生不过数十寒暑，要想造好一种学问，恐怕至死也不能达到目的。所以说“学问造好了，再来活动”，就等于说，“待人死了，再来活动。”即退一步讲，假定学问是可以相对造好的，甚至于假定学问在毕业时就算造好了，再来活动不迟；然向来不肯活动的人，学问一旦造好了，更不会起来参加社会运动，因为他们不独没有这种素养，缺乏这种兴趣，并且为着生计问题，忙个不了，实无暇及此。
　　还有一层，一切学问都就有实验，自然科学以字宙和化验所为实验室，而文学，哲学和社会科学则以社会为实验室。凡文学哲学和社会科学都是理论的科目，而理论又只是实际生活的总和，这几科的学生要想将学问造好，必须与实际生活接触，必须参加社会运动，否则他们在书本子上所得的一点理论不能与实际打成一片，一定成为空论，没有价值。所以学生单是为造就学问起见，也有一面读书，一面活动的必要。
　　此外，智识分子（普通称为“智识阶级”，此与“有枪阶级”及“有笔阶级”同为不通的名词）系社会文化的保存者和发展者，负有先知先觉，领导群众的义务，而学生尤为其中的主要部分，不可放弃自己的责任。北京的学生倘若都是关着门读死书，必定没有五四的壮举，没有五四运动，则中国的民族革命至少要停顿至若干年之久。所以五四运动实具有伟大的价值，尤为推动我前进的机关车，故我不能不在此多说几句话。
　　我既受了五四运动的洗礼，即逐渐深思默想来确定我的趋向。就我的家境而论，本没有入任何学校的可能，然因自己的刻苦奋斗，毕竟由中学而高等，而大学，不能不算是一桩幸事。从前法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普鲁东（P．J．Proudjpm）自言和一个野蛮人一样，投身学海，勇猛前进，借此替无产阶级的兄弟们去夺取资产阶级所垄断的教育。我求学的情形也仿佛相似，然因此所得的教育如果专为一身一家谋利益，未免太不值得，我于是决意要为民众的幸福而奋斗。我当时的心情正和哥德的《浮士德》（Faust）上面所说的一样；

　　“我要投身在时代的狂澜中，
　　我要投身于事变之冲，
　　痛苦与欢乐，
　　失败与成功，
　　交相更选不为动；
　　男儿事业一步也不能放松。”

　　主意既定，我便开始研究社会科学，将P．K．大学政治，经济等科讲义拿来读一遍，发见其中是空无所有，并且不合我的口味。不得已求诸英文书中，得到托尔斯泰（Leo Tolstol）的几本小册子，读后觉得很有道理，便将其译成中文，登在上海某杂志上，而我自己也变成他的信徒了。
　　我为什么这样容易相信托氏的学说呢？因为从儒教克己之说到他的“无抵抗主义”，相隔不过一步，我一前进，即达到他的领域中了。不过旋因研究社会主义史，对于一般社会思想家和社会运动家的学说得到一个比校，知道他这种主义缺点甚多；同时自己从经验上也觉得一经相信他的说法，对于现状固然发生一种不满意的心理，但总只有消极的态度，而无积极的行动。这样殊不能满足我的进取的欲望，于是离开这个领域，而开始向着科学的社会主义的坦途前进。
　　当时一班自命为青年的领导者，都好谈谈主义，其实只是道听途说，一知半解地在那里挣扎，说不上有什么研究。我觉得要研究一种学说，须先从它的历史下手，便决计将我刚看过的一部史书译成中文，予大家以一种初步的知识。
　　讲到译书一道，本来极不容易，有时失之毫厘，便差之千里。例如某留日学生在某校翻译日文的仪器名称，竟将“力ツハン”（玻璃板）译作“玻璃铺盖”，及遭仪器室主任的诘问，他硬要维持译文的尊严，声言自己曾经睡过，以致闹成一个笑柄。即就国内译述界的先进而论，严复自命为“信，达，雅”，在实际上他只勉强做到一个“雅”字，谈不到“信”与“达”，因为他好以己意改窜原文，而又任意剪裁，失去原著者的本意。就是辫子先生也不能免去这种毛病。他每于译就一句话或一段话时，必说道：“你们看呀，我替它穿上中国衣服了。”然替西洋人穿上中国的袍套，即失去他们固有的形态，殊无足取，因为我们急于要看的，不是中国化的西洋人，而是纯粹西洋式的西洋人，否则便无从认识庐山真面目。至于林纾译书，全仗他人口述，作成文言，更容易失去原文的本来面目，所谓自郐以下，不足道了。
　　以上所举的缺点是意译所难免的通病；尤其是文言的意译最易犯此病。无论卡莱尔的作品也好，麦考利（T．B．Macaulay）的作品也好，如用文言意译出来，所有作风和文体都和译者的一样，不复能表现原著者固有的差别了。所以译书还是以直译为佳。直译对于表现原文的神情容易得多，因此也要忠实得多。不过一字一句地死译，丝毫不顾到文情，其弊还远在意译之上。曾有人将“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的英文再译成中文为：“吃饭没有好菜，吃水，把手做枕头，而且快乐”，将“驰骋文坛”的英文再译成中文为“文章场中跑马”，这就是死译的显例。
　　我赞成译书要逐段逐句直译，去掉其中重复的主格或宾格，将每句中的副词子句提在前面，正句放在后面（有时也不能一概而论），至于形容词子句或居前，或居中，或居后，原无一定，总以适宜为度。译文的语句宜简短清畅，不佶屈聱牙，文情宜前后贯串，不可各不相谋，致令人读之，感觉索然无味，甚至于不知其意义的所在。总之，翻译是一种艺术，要经过长期的熟练。和细心的配置，才能够将原文的神髄一一表现出来，决不是知道一二条规则就可以学好的。
　　当我开始翻译上述的一部历史时，一班老同学和同事都不相信我具有这种能力。尤其是曾经同房住过的T君很明白地说：

　　“老L，你是学文学的人，没有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知识，怎样能够翻译这样的书，得了，不要干罢！”
　　“啊，政治学，经济学的书我也看过，这部书不很难，我定要来试一试。”
　　“试一试，许多译名也会成问题！”
　　“自然也是免不了的，不过因为它成问题就不干，那便没有事可做。”
　　“何必做这样的难事？啊，拿破仑的字典中没有‘难’字，你只怕是他的信徒罢？”
　　“拿破仑的信徒！那到恰恰相反，我的字典中是没有‘易’字。西哲有言：生活就是作工，作工就是奋斗。你以为奋斗是容易的事情么？”
　　“生活，作工，奋斗，都是些怪好听的名词，老L，你看了三四个月新思想的书，论调居然不同，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你不要开玩笑，看我译罢。”

　　我起初翻译该书，的确感觉许多困难，有时对于一句话半天不能下笔，又没有人能够或愿意指教（辫子先生处我不敢拿去请教），专靠自己深思苦索，真不容易。就是能够了解的句子，也不知道要怎样翻译才好，这样试试，那样改改，一篇成功，稿凡数易。可是两个星期之后，各种困难，逐渐消灭，初稿已可应用，不必再易稿纸。这本是我的一种附属工作，然三个月之内，这部二十二万字的译品便告成功。现在看起来，此项译文并不高妙，且略有错误，但当时的读书界因其系易于了解的白话文，颇加赞许，初版二千，未几即罄。我旋看出是书的观点错误，议论浅薄，遂听其绝版，不再印行了。
　　除掉这种附属工作之外，我还担任不少的教课，自五四风潮爆发，P．K．大学的Z校长离京以后，F前校长力谋复任，补习班的教员V某（系本科毕业生），参加这种运动十分努力。迨事情败露，一般掌握全校行政权的大教授深感这许多毕业生在校中任课，暗中形成一种势力，难免乘机生事，遂于放假时借口下学期扩充学额，决定取消补习班，否则至少当使之离开本校。我们十几个同事的饭碗既发生了问题。便推举C与T两位担任筹备补习学校的工作（当时本也推及我，被我当面辞却了）。但他们因自己在P．K．大学每周得继续任课数小时，不注重此事，以致暑假将近过完，还丝毫没有举动。我在P．K．大学教课也得蝉联下去，勉强可以维持生活；不过眼见一个本来可以开办的补习学校不能实现，殊觉可惜，遂毅然出来找校董，请津贴和筹备招考等事项，并一面寻觅校舍，商借用具，不到两星期，诸事都弄妥贴了。当即招集一班旧同事开会，报告经过情形，他们一致推举我为这个“高等补习学校”的主任（没有校长）其实除庶务一职外，所有教务，会计和杂务等，都是由我一个人包办的。当时招收学生计二百余人，每人年纳学费四十元，总计收入在一万元以上，均分配作钟点费（职员不兼薪），故教员的薪水甚优。我每星期担任英文功课十二点钟，所入亦复不少。
　　然因为这是一块“肥肉”，“择肥而噬”的便大有人在。所有教职员既都系旧同学和旧同事，彼此势均力敌，各不相下，谁也不愿意受他人的指挥与支配，因此办事殊觉不易。即就教课而论，有好些人提倡“均产主义”，要将钟点平均分配，借使彼此的收入得以相等。这自然不是一种正当的办法，我于是提出一个标准，即非英文学门毕业的，不得教英文，非国文学门毕业的，不得教国文，非数理门毕业的，不得教数学，此议名正言顺，获得多数人的赞成，一场风波遂告平静。不过几位任课较少的同事便以不上课而领取干薪的方法作为消极的抗议。我复召集会议，说明本校对于学生征收巨额的学费，教员即不可随便缺课，致荒废他们的学业，凡曾经缺课的，应请补授，否则当实行扣薪，此议又被通过，而缺课之风也从此消灭。
　　补校的教员既能够认真教课，而学生为未来升学计，也颇知勤学，所以办学一年，成绩斐然，且超过P．K．大学前此的补习班，这是P大各教授于披阅试卷后的评语，并不是我凭空估计的。以同样的教员教同样的（指程度讲）学生，因变更办法，而效果竟不相同，可见实心任事与敷衍塞责，其结果原不可同日而语了。
　　我于补校的教课外，每周又在P．K．大学预科一年级担任英文作文和文法四点钟，但教至第二学期，即被迫而辞职，此事的原因颇为复杂，今特分作三项来说。第一，自五四运动以后，学生的气焰聚然增高，教员和学生的关系与从前迥然不同。某教授常说：“‘五四’以前的教员是老子。学生是儿子，‘五四’以后教员便变成儿子，而学生变成老子了！”当时的情形确是如此。学生对于本校毕业的教员，尤存一种轻蔑的心理。第二，我对于学生的英文作文颇多删改之处而又不滥加好评，不多给分数，故不能博得他们的欢心。第三，我的英文程度虽可勉强担任此项功课，但口音实在不正确（后在德国练习口音时，愈加觉得自己这个缺点），说话也不流利，本有引起他们反对的理由。基于以上三个原因，学生在教室中对于我便有种种不满意的表示，我因补校的教课与事务频繁，又忙着译书，正不必恋恋于这四点钟，阻碍他们的进步，遂辞去不干，免得他们劳神来下逐客令。
　　平心而论，用大学本科毕业生去教大学预科的学生，实在有些不配。记得在县中学时，某知县时常来校训话，总是说：“学堂办事人的程度不高，教员的程度不高，学生的程度也不高。然办事人和教员的程度不高不要紧，只有学生的程度不高就不得了。”当时以为此话很有道理，现在一想，简直是胡说。因为学生程度的高低是以办事人和教员为转移的：办事人的程度高，可以促进学校的改革，教员的程度高，可以提高学生的学识，反之，办事人和教员的程度均低，学生的程度决不会高起来。所以学生反对学识不充足的本校毕业生担任教课，本是一种应有的举动，毫不足怪（我的老同学十余人在P大学教课，前后都被迫离校了）。然P．K．大学经济学系的学生前年曾写信给我，要求前去任课，后又因此事打电给我（据说系由F先生转，但我没有收到），去年暑假复向学校当局请愿，聘我去当主任。从前预科学生的拒我，与现在本科学生的迎我，其举动虽异，其用心则同——都是在求进步。
　　我自退出P．K．大学后，心中发生不少的感想，决计要设法到外国去研究学问，以资深造。尤其是眼见一班在五四运动中露头角的学生都获得资本家的帮助，或有力者的奥援，个个兴高采烈地前往欧美留学，使自己感觉在学业上将成为落伍者，不得不急起直追。然我既没有丰富的家财可供留学之资，又不屑钻营幸进，以求一逞。真是一筹莫展，无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