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于所谓中国哲学发生时代的时势和思潮的批评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李季 ->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1931）

　　（一）暴力是新社会的接生婆（二）战争为资本原始蓄积的工具（三）阶级与阀阅的区别（四）一个人构成一个“社会阶级”！（五）士的阀阅（六）试问“新添了一种生计上的阶级”是什么阶级？（七）春秋战国时代的主要阶级（八）政治黑暗怎样算作哲学结胎的四大原因之一？（九）梁启超受了骗（一○）哪有这许多派别！

　　第一，胡博士“把老子孔子以前的二三百年当作中国哲学的怀胎时代”，首辟一章，加以讨论，而其错误与肤浅，在此书中要算首屈一指。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他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毫无所知，以致误认当时已有工业资本家和被雇用的女工的争斗。不仅是这样。他因缺乏经济学的知识，对于这个时期的战争，只感觉到它的消极作用，看不出它的积极效果，所以第一条说：“这长期的战争闹得国中的百姓死亡丧乱，流离失所，痛苦不堪。”其实“暴力对于每个怀孕新社会的旧社会是一个接生婆。暴力自身是一种经济的势力。”（引卡尔语）暴力中最重要的一种，不用说，是战争，战争是资本原始蓄积的工具。因此在近世资本主义的曙光时期，“欧洲诸民族的商业战争便以地球为舞台。这种战争始于尼德兰（Netherland）对西班牙的背叛，在英国反雅各宾党（Anti-Jacobin）战争中且占一种巨大范围，至中英鸦片战争等等犹继续表演下去。”（引卡尔语）不独近世的西洋是如此，即古代的西洋也无不如此。“罗马人以一批显赫的战争叩开非亚两洲的关门，此后的财富便达到最高的发展。亚洲是美术和工业的仙境，奇技淫巧的学府，征税人和署都护（Prokonsul）受贿的不竭的泉源，〔罗马人〕用最残酷的暴力，特别从此处榨取大批的金银。”（见萨氏《古代资本主义》）中国春秋时代战争的结果，使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逐渐与中原同化（指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方面讲，前者包括整个的生产范围及其技术的和经济的关系，后者包括言语，思想，道德，美术等等，即全部意识形态）。战国时代战争的结果除同化作用外，还发生资本原始的蓄积，当时的秦在这一方面和西洋古代的罗马很有几分相似（如“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也不失为资本原始蓄积的一种手段）。所以春秋战国的时代战争在消极方面固然使“百姓死亡丧乱，流离失所，痛苦不堪”，在积极方面却使中原的文化向四境发展，分立的小国被兼并，封建的地主被推翻，新兴的地主获得土地（详情见后），而超国界的商业遂愈形发达，渐成为社会的中心势力。胡博士对于当时农工业生产力的发展和封建的生产方法的崩溃既未曾梦想到，自然看不出战争深一层的原因，对于战争本身的积极和消极两种作用，又只知其一，复贸然列为哲学怀胎时代的时势第一种情形，无怪乎梁启超要说：“胡先生说哲学勃兴的原因，就只为当时长期战争，人民痛苦，这种论断可谓很浅薄而且无稽”了。
　　第二，胡博士“仔细研究……那时代的时势”第二种情形是：

　　“古代封建制度的种种社会阶级都渐渐的消灭了。就是那些不曾消灭的阶级也渐渐可以互相交通了。……古代社会的阶级约有五等：
　　一，王（天子），
　　二，诸侯（公侯伯子男），
　　三，大夫，
　　四，士，
　　五，庶人（皁舆隶僚仆台）。

胡博士这里所说的事实虽不算错，可是所用的术语却超出现代科学的常识以外，不免闹一大笑话。因为他所要说是阀阅或等级（即德文的Stand，按阀阅不应专指巨室，可兼指在法律上有特别权利或义务的人类集团讲，不过如有人嫌其内容过狭，可用等级两字），而他所用的术语竟是阶级（Klass）。中国从前虽也用阶级两字表示官的品位，如《三国志》所谓“异尊卑之礼，使高下有差，阶级逾邈”是，然等级两字似乎还应用在先，观于《韩非子·外储说左篇》说：”晋国之法，上大夫二舆二乘，中大夫二舆一乘，下大夫专乘，此明等级也”，就可以知道。到了学术发达的现代，特别是因受了西洋社会学的影响，阶级这个名词更不这样混用。现在所谓阶级是一种经济的社会的区别，所谓阀阅或等级是一种政治的社会的区别。如果认这种说法过于简略，我可介绍布哈林《历史唯物论的学说》中一段话如下：

　　“所谓阶级是指一种在生产进程中由共同任务结合起来的人群，此中的每一人对于生产进程中其他的参加者大概都站在同等的位置上。所谓阀阅是指一种在法律的社会制度中由共同地位结合起来的人群。大地主是一个阶级。贵族却构成一个阀阅。为什么呢？因为大地主据有一定的经济的生产标记，而贵族却没有。贵族据有一定的法律上的——即由国家法律许可的——权利和特权。但在经济方面，他也许没有一点根基；他也许是一个流氓无产阶级的人，不过讲到阀阅，始终是一个贵族。”

所以阶级和阀阅是两个不同的人群，它们在内容上既不相等，在名称上自不能任意混淆。胡博士竟把王，诸侯，大夫，士，庶人列为五个“社会阶级”，未免太怪诞了！
　　此处所谓怪诞不仅是指他误阀阅为阶级，还是指他的分类太不得当。凡稍微治过西洋史的人都知道在资产阶级革命出现以前（自此以后便只有阶级，没有阀阅了），有三个阀阅，第一为贵族，第二为教士，第三为平民。胡博士所列出的王，诸侯和大夫只是一个贵族阀，并不是什么三个独立的阀阅，因为他们的品位虽有大小之分（西洋也有大贵族和小贵族的区别），而在法律上则因为一个享特权的集团（中国的贵族和西洋的贵族一样，可免一切徭赋，《韩非子·诡使篇》“士卒之逃事状匿附托有威之门以避徭赋而上不得者万数。”一语就是一个反证）。这和西洋所谓第一阀完全相同。胡博士虽也读过西洋史，却不懂得这一点，以致将一个阀阅分作三个“社会阶级”！最好笑的，是王的这个“社会阶级”，当西周只有一个王的时候，岂不是一个人就构成一个“阶级”么？即依照他的说法，诸侯“也可称王”，然充其量不过几个人，试问三五个人构成一个“阶级”，如何说得过去？！
　　中国所谓士，和西洋的教士阀虽不甚相同，但也有些相似之处，的确构成一个独立的阀阅。关于这个阀阅的意义，胡博士并不懂得，他的哲学史上也没有表现出来，因此我们要在此略说几句，弄出个头绪，兼作为以后批评孔□的张本。
　　中国的士和西洋从前的教士一样，系社会中的智识分子（不同的地方就在士不是唯一的智识分子），为古代职官的来源。孟子讲周室班爵禄，君与卿大夫之下就是士，计分三等，食有一定的田租。他又说：“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可见古代的职官是由有智识的士来包办的，士和官几乎是不可分离。所以“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这并不是他老先生完全忠君的表示，实在是因几个月不过官瘾，有些难熬。
　　然所谓士。不仅是文的，还有武的，这是战争中军官的来源。如《商子》所称的“农战之士”，《韩非子》所称的“耕战之士”，都是武士，都是军官。
　　讲到士的等次，是在贵族之下，庶人之上，恰和日本的“士族”是在“华族”之下，平民之上一样。他所享的权利虽无从详考，然观于孟子所谓招“庶人以旃，士以旗，大夫以旌”，“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岂敢往哉？”《管子·立政篇》所谓“士止于带缘散，民不敢服杂采，百工商贾不得服长卷貂”，《入国篇》所谓“士人有病者，掌病以上令问之。九十以上，日一问；八十以上，二日一问；七十以上三日一问。众庶五日一问”，足证士的身分比庶人高得多，所以经传中总是以大夫士与庶人对举。
　　至于庶人，也和西洋的第三阀相当，他们在法律上多半只有义务，绝少权利的。由这些事实看来，中国古代明明也只有三个阀阅，胡博士偏将它们分作五个“社会阶级”，社会科学的常识不是成为问题么？！
　　胡博士误阀阅为阶级，以及任意分为多数社会阶级一事，骤然看来，似乎仅系一种小节，值不得我这样严重地批评。其实这话出自“‘学问成家数’的胡先生”（引梁启超语）的尊口即可以形成一种谬说，令人辗转相传，贻误青年学子。例如梁启超便接受这种意见，他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于引用芋尹无宇“人有十等”的一段话后说道：“其言若可信，则古代阶级可谓极复杂。”既是这样，我就不能不“辞而辟之”，以免这种谬说再蔓延下去。
　　第三，胡博士对于阀阅和阶级既弄不清楚，浑为一谈，到了第三项，复想勉强加以区别，于是说道：“封建时代的阶级虽然渐渐消灭了，却新添了一种生计上的阶级。那时社会渐渐成了一个贫富很不平均的社会，富贵的太富贵了，贫苦的太贫苦了。”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不独“老子孔子以前的二三百年”正是封建时代，即战国仍是封建时代，不过这种制度正在崩溃中罢了。此处指明封建时代已经过去，实属大错。至于所谓“新添了一种生计上的阶级”不知是什么阶级，所谓“一种”是指一个还是指数个？胡博士不肯——不如说不能——明白指示出来，可见他自己也有些莫明其妙。然就他下面“那时代的资本家雇用女工，把那‘掺掺女手’的血汗工夫来做他们发财的门径”这些话看来，所谓“生计上的阶级”一定是资产阶级，一定是工人阶级。实则当时和战国时代决没有现今垄断生产工具的资产阶级，也决没有现今一无所有，专卖劳动力的工人阶级，其理由已详上文，此处不用重说。
　　然当时以及战国时代的主要阶级究竟是那些呢？依我看来，
　　一是封建的地主（即贵族），新兴的地主（即士，说详后）与小农（自耕农佃农之类）贫民雇工。如《管子·山国轨篇》所谓“巨家重葬其亲者服重租，小家菲葬其亲者服小租；巨家美修其宫室者服重租，小家为室庐者服小租”，董仲舒所谓“富者田连阡陌，而贫者无立锥之地”，就是指这几种人。
　　二是债权者与债务者。如《左传》昭公三年，晏婴所谓“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战国策》所载孟尝君令冯谖“收责（即债）于薛”，《管子·问篇》所谓“问邑之贫人债而食者几何家，……贫士之受责于大夫者几何人”，《史记·货殖传》所言”子贷金钱千贯”，和曹邴“贳贷行贾遍郡国”，都是债权者（即盘剥重利者）和债务者存在的证据。
　　三是商人与手工业者及农民。除上面所举《史记·货殖传》的大批事实外，如《平准书》所载：“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庶人之富者或累巨万，而贫者或不厌糟糠”，《战国策》顿子所谓“有其实而无其名者商人是也，无把铫推耨之势，而有积粟之实。……无其实而有其名者农夫是也，解冻而耕，暴背而耨，无积粟之实”，就是商人宰制工农的明证。（富至巨万的庶人有一部分当为地主。）因为古代不独工农两业没有完全分离独立，有许多商品且为农产物，故操奇计羸的商人总是本着多财善贾的手段，来压迫工农。
　　还有一层，“从封建的生产方法过渡出来有两条路。即生产者变成商人和资本家，……或商人直接操纵生产。”（引卡尔语）当战国时，这两条路都是有人走的：如《货殖传》说，白圭治生产，“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孰，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与之食。……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蜀卓氏……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富至僮千人”，他们取的是第一条路；又说，“桀黠奴，人所之患也，唯刁间收取，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这取的是第二条路。这两种人都广蓄奴仆，以自封殖。此外，《商君传》言商鞅定变法之令，“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奴孥。”当时的奴仆恐怕也不在少数。
　　总之，先秦的阶级争斗是在地主，小农，贫农，雇工（这是农业中或家用的雇工，不是胡博士所指的替工业资本家服务的工人），债权者，债务者，商人，手工业者，农民，和奴仆这几种人中进行的。胡博士不知道将他们加以分析给大家看，仅说了一句“却新添了一种生计上的阶级”，求免太笼统太敷衍了事罢了！
　　第四，他所列举那时代的时势第四种情形是：“那时的政治除了几国之外大概都是很黑暗，很腐败的。”这真是牵强附会，不成理由。政治的黑暗腐败几乎是中国几千年来经常的现象，未闻即因此产生各种各样的哲学。况且那时还有几国可以除外，所谓政治的黑暗腐败并不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何以独能为诸子哲学结胎的四大原因之一？胡博士对于这一问题将无词以对了！
　　现在总括起来说：这一章对于中国哲学怀胎时代举出四种现象，即“（一）战祸连年百姓痛苦；（二）社会阶级渐渐消灭；（三）生计现象贫富不均；（四）政治黑暗百姓愁怨”，都是消极的，肤浅的，或错误的。梁启超反问道：“除却第二种稍带点那时代的特色外，其余三种可算得几千年来中国史通有的现象，为什么别的时代都不结哲学胎，单在这时代结胎呢？”这一问是极有理由的，不过他说“第二种稍带点那时代的特色”，显系受了胡博士的骗，误阀阅为阶级，把阀阅内部等次的消灭当作阶级的消灭。实则当时的阶级不独没有减少，并且还正在增加，因为封建地主阶级虽“渐渐消灭”，然新兴的地主阶级又起而代之，新兴的债权者，商人，债务者和手工业者又接踵而至，即胡博士本人也明白承认“新添了一种生计上的阶级”。所以他作出这一章说明哲学结胎的原因，都是牛头不对马嘴，都是白费气力！
　　第五，上面第一章既全无是处，下面的第二章仍是错误肤浅。他把那个时代的思潮分作五派：

　　第一忧时派，
　　第二厌世派，
　　第三乐天安命派，
　　第四纵欲自恣派，
　　第五愤世派（激烈派）。

他在每一派之下引几首诗作为例子，却不甚正确，如《北门》的“已焉哉！天实为之，谓之何哉！”明明是怨天，他却指为“乐天安命派”，《北山》一诗是人臣服役劳苦不均的怨声，《伐檀》《硕鼠》两诗是被压迫农民对地主的愤恨，两者在表面上虽好像相似，但性质绝不相同，将它们列在一起，目为愤世派或激烈派，实在有些不伦不类。
　　然这还不算一回事，本章最大的缺点是不从阶级的观点去分析各派，以致弄得极为混沌，使著者自己也有些莫明其妙，不得不很惊异地说道：

　　“请看这些思潮没有一派不是消极的。到了《伐檀》和《硕鼠》的诗人已渐渐有了一点勃勃的独立精神。你看那《伐檀》的诗人对于那时的‘君子’何等冷嘲热骂！又看那《硕鼠》的诗人气愤极了，把国也不要了，去寻他自己的乐土乐园。”

其实前四派（就当时的实际情形看，并没有这许多派，四者只能算作一个颓废派）是属于统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的，因为阶级的地位发生摇动，找不着出路，所以有忧时，厌世，安命，恣欲的种种表现。后一派是属于被压迫阶级的，虽因力量薄弱，不能作积极的反抗，但却敢于“冷嘲热骂”，具有“一点勃勃的独立精神”了。要这样解释，才切合实际情形，才算十分显明，否则于“没有一派不是消极的”之后，忽然“有了一点勃勃的独立精神”，不免有些神秘，不能不令人说一声“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