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一忧伤的列宁

　　当列宁将遗嘱口授完毕又锁了起来，并将自己所担负的公务移交给三位副主席和党的秘书处时，他便生气勃勃地重操起革命前他曾经干过的一种职业即政论家的职业来。

　　布哈林在纪念列宁逝世5周年追悼会上作的报告中，列举了列宁在1923年1—3月所写的5篇文章后，称这些文章是“列宁的政治遗嘱”。布哈林在自己的报告（这个报告发表在1929年1月24日的《真理报》上，差不多占了整个一版）中说：“列宁留给我们的遗嘱中最主要的东西都包含在他这五篇光辉的、内容极其深刻的文章中。”布哈林断言，这几篇文章“不是孤立的、分散的一些片段，而是一个大的整体、列宁的战略与策略的一个庞大计划的几个有机组成部分，列宁的这个计划是根据他所预见的十分确定的前途发展而釆的”。

　　这5篇文章中的第一篇文章是列宁于1923年1月2日口授的，两天之后发表在《真理报》上，标题是《日记摘录》。这篇文章谈的是关于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文化问题。列宁在引用了关于俄国居民识字状况的统计（列宁至死都喜欢数字）之后得出结论说：“我们距离普遍识字还远得很，甚至和沙皇时代（1897年）比，我们的进步也太慢。这是对那些一直沉湎于‘无产阶级文化’的幻想之中的人的一个严厉警告和责难。这说明我们还要做多少非做不可的粗活。才能达到西欧一个普通文明国家的水平。”①

　　列宁以其通常所具有的那种讲求实际的态度指出：“我们不应当光讲这个不容争辩的但过于理论化的道理。……首先应当削减的不是教育人民委员部的经费，而是其他部门的经费，以便把削减下来的款项转用于教育人民委员部。在今年这个粮食供应还比较不错的年份，不要再舍不得增加教师的面包配给额了。”列宁写道，应当“推动旧的教师们前进”并“注意宗教之类的问题”。②

　　但是问题的实质在于国民教师。应当“把国民教师的地位提到应有的高度，而不做到这一点，就谈不上任何文化，既谈不上无产阶级文化，甚至也谈不上资产阶级文化。问题就在于我们直到今天还没有摆脱半亚洲式的不文明状态……”③

①《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第762--763页。——译者注
②③同上，第763页。——译者注

　　列宁着重指出了政治组织工作的必要性，这本来是可以预料的，他说：“应当不断地加强组织国民教师的工作，以便使他们从资产阶级制度的支柱（在无一例外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里，他们一直是资产阶级制度的支柱）变成苏维埃制度的支柱，以便通过他们去争取农民，使农民摆脱同资产阶级的联盟而同无产阶级结成联盟。”①

　　在这里列宁警告不要采取过于仓促的措施：“决不能把这话理解为我们应当马上把纯粹的和狭义的共产主义思想带到农村去。在我们农村中奠定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之前，这样做对于共产主义可以说是有害的，可以说是致命的。”②

①《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第764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765页。——译者注

　　在这些话里反映出了列宁的农民政策，反映出了暂时向农民看齐、同农民结合的必要性问题。列宁的战略实质就在这里，而列宁的战略，正如布哈林所说的，是“以十分确定的前途为根据的”。普列汉诺夫也曾经预言过只是受到工人阶级支持的或者说主要受到工人阶级支持的一党专政道路上的各种障碍。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列宁很早以前的老师格·瓦·普列汉诺夫在十月革命三天之后发表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收入《在祖国的一年》论文集，列宁读了这个论文集）中写道：一些事件使他这个为工人阶级事业而奋斗的老战士“感到痛心”，“由于发生了这些事件，亚·费·克伦斯基的联合政府垮台了”，因为“我国工人阶级还远远没有达到在对自己和对国家都有益的情况下来夺取全部政权的地步”。普列汉诺夫写道：“在我国居民中，无产阶级不是多数，而是少数……诚然，工人阶级能够指望得到至今占俄国居民绝大部分的农民的支持。但是农民需要的是土地，而不是用社会主义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因此农民是工人在建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事业中最可靠的同盟者。”接着普列汉诺夫附列宁的其他一些论点也提出了异论：“……德国人不可能做完俄国人要开始做的事。无论是法国人和英国人，或者是合众国的居民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俄国无产阶级由于不合时宜地夺取了政权，它就一定完成不了社会革命。只能引起国内战争，而国内战争最后定将迫使它从今年”（即1917年）“2月和3月中所占领的阵地上后退到很远的地方去。”①

　　倘若列宁读到的正是这些话，那他就会对布哈林说，这些话里有很多真理。

　　事件是按照普列汉诺夫的预言发展的，而现在，在国内战争之后，在“向农民看齐”和实行了新经济政策之后，列宁在回顾自己所干的事时指出，无产阶级必须慢慢地争取农民的少数，而不要在农村宣传共产主义。

　　别人为列宁作了一个让他放书的特殊的台架，这样一来他就不需要用他那惟一能够工作的左手去拿书了。他继续阅读苏汉诺夫论述革命的那本书，同时他还要求女图书馆员马努恰里扬茨给他送去关于合作制方面的材料，他尤其是开列了下面一些出版物：美舍利亚科夫②的《合作制和社会主义》、弗兰茨·施陶丁格尔③的《马克思主义与消费合作社》和《从舒尔策－德利奇到克罗伊茨纳赫》（后一本书的内容是德国合作社工作者在生产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合并问题上的学术辩论）以及其他一些关于合作制理论和沙皇俄国合作社运动史方面的著作。④

　　列宁在把这么多的出版物消化之后，在1月4日和6日，用了两个15分钟的时间，口授了一篇文章，标题是《论合作社》，发表在1923年5月26日和27日的《真理报》上。⑤

①格·瓦·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载于《1917—1918年文章和演说全集》（两卷本）1921年巴黎俄文版第2卷第244一248页。
②尼古拉·列昂尼多维奇·美舍利亚科夫（1865—1942）是俄国革命活动家、政论家。曾任《真理报》编委、《苏联大百科全书》副主编、《苏联小百科全书》主编等职。——译者注
③弗兰茨·施陶丁格尔（1849一1921）是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译者注
④《苏共历史问题》1963年第2期第90页。
⑤《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第767一774页。——译者注

　　布哈林在1929年的报告中用大号字母和黑体铅字引用了这篇文章中的如下一句话：“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①

　　无论在苏联，或者在国外，列宁的话时常被人们用作进攻的武器或防御的武器。1929年时，著名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尼·布哈林在为自己的政治生存而斗争，因为斯大林玩弄的各种阴谋诡计威胁着他的政治生存。在这一年的6月，他的地位开始下降了，而到了1938年3月，他被判处以死刑。布哈林在]929年引证列宁的话是想表明，他所偏重的是什么，但是他也能够证据确凿地表明列宁本人偏重的是什么，因为列宁曾经这样说明自己关于“看法根本改变”的话：“这种根本的改变表现在：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②

　　这样的政策是布哈林在1929年时所希望的。他当时反对斯大林用强制手段对农民实行导致毁灭的集体化，这样的集体化绐千百万人和苏联的经济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布哈林想在不使农村“社会主义化”的情况下继续实行新经济政策。当1923年列宁在其《论合作社》一文中写出下面一段话时，他就是这样想的，列宁写道：“如果不是因为国际关系……我真想说我们的重心转移到文化主义上去了。如果把国际关系撇开不谈，只就国内经济关系来说，那么我们现在的工作重心的确在于文化主义。”③

①②③《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第773页。——译者注

　　列宁所理解的文化建设不是指教育，而是指建立消费合作社。他写道：“为了使全体居民人人参加合作社的业务，并且不是消极地而是积极地参加，我们还须要完成在一个‘文明的’（首先是识字的）欧洲人看来并不很多的工作。说实在的，我们要做的事情‘仅有’一件，就是要使我国居民‘文明’到能够懂得人人参加合作社的一切好处，并参加进去。‘仅有’这一件事情而已。为了过渡到社会主义，目前我们并不需要任何其他特别聪明的办法。”①

　　列宁警告说，让从事私人买卖的俄国农民不要以为他“有本领做商人”。“他虽然在做买卖，但这离有本领做文明商人还远得很。他现在是按亚洲方式做买卖，但是要能成为一个商人，就得按欧洲方式做买卖。他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整整一个时代。”②

　　这里列宁又回到了国家资本主义这个老的话题上来，他断言：“在我国条件下，租让”（即对外国人实行租让）“无疑就是纯粹的国家资本主义类型。我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看法就是这样。”③他声称：“在我国的条件下合作社往往是同社会主义完全一致的。”④

　　列宁抱怨道：“我觉得我们对合作社注意得不够。”他写道：在罗伯特·欧文及其他旧日合作社提倡者的理想中含有很多幻想。“他们常常由于这种幻想而显得可笑”，因为他们认为，从资本主义能够逐步地、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但是现在，在俄国，由于政权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并且全部生产资料又属于这个政权，“我们要解决的任务的确就只剩下实现居民合作化了”。“社会主义……在居民最大限度合作化的情况下，自然就能达到目的了。”⑤

①《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第769一770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770页。——译者注
③同上，第771页。——译者注
④同上，第772页。——译者注
⑤同上，第767页。——译者注

　　列宁继续说，新经济政策使私人买卖合法化了，“正是从这一点（这与人们所想的恰恰相反）产生了合作社的巨大意义”。他劝人们不要轻视合作社，他认为，合作社可以使私人买卖相均等，也就是使他过去曾认为是犯罪行为的那种买卖相均等。他说：“我们改行新经济政策时做得过头的地方，并不在于我们过分重视自由工商业的原则；我们改行新经济政策时做得过头的地方，在于我们忘记了合作社……”①

　　国家应当促进“确实有真正的居民群众参加”的合作社的流转。参加合作社的农民应当受到奖励，而居民参加合作社不应当是虚假的，而应当是真正的。“而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了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②后来列宁的这个论点被简化成这样一个公式：“合作社加苏维埃等于社会主义”。

①《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第768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771页。——译者注

　　在20年代中期，我曾经访问过辛菲罗波尔。我在那里看到一家铺子挂着“合作社小铺”的大招牌后，走了进去。我问小铺掌柜：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合作社？因为我曾在纽约公共图书馆里用半年时间读了各种有关合作社的书籍和小册子，所以我知道有各种各样的消费合作社：有些合作社到年底付股息，有些合作社按低价把货物只卖给自己的成员。小铺掌柜对我说：“这是国营合作社”。这在概念上是有矛盾的。因为合作社是同政府没有联系的人们自愿成立的一种联合组织。“国营合作社”只不过是国营商店罢了，而决不是合作社。

　　从那时起，苏维埃抛弃了消费合作社的假象，这样的合作社就没有了。国家对各种买卖都做，既做批发买卖，也做零售买卖，而对于农民，则让他们能够在政府所规定的范围内从事私人买卖。

　　既然苏维埃加合作社等于社会主义，而合作社没有了（其实，苏维埃也没有了），那方程式也就不存在了。

　　当列宁口授到关于使全体居民都参加合作社买卖、“确实有真正的居民群众参加”合作社这几行字的时候，他心中想的是什么呢？被组织在合作社中的全体居民会成为一种巨大的独立的经济力量，因而也是一种政治力量。在关于工会的辩论中，列宁曾愤怒地反对在摆脱共产党的监督的情况下来集中经济权力。被组织在合作社中的人民会意味着一种民主，而民主是会同党的专政进行竞争的。难道就要死去的脑子使列宁变成一个新人了吗？

　　布哈林在1929年1月分析了列宁这最后5篇文章之后说：“谁要是知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话语的准确含义，谁要是知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讲这些‘含意深刻的话’时思想纯洁到什么程度，谁要是想到所谈的是他的政治遗嘱，谁就不能不在对这些问题的提法中看到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英明的战略家在为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前途担忧，在为整个革命的前途担忧。”

　　布哈林是用列宁的武器在进行论战。但是在1922年他去到列宁那里时，列宁正在阅读普列汉诺夫的一本书，而这本书关于布尔什维克对向往资本主义的农民实行一党专政作出了令人伤心的预言，至于这种预言准确到什么程度，在战争情况下是难以估计的。作为一种矫正办法，列宁建议建立合作社，因为合作社定能使农夫习惯于“欧洲式的”买卖，定能把他们从社会主义的敌人变成在俄国社会主义建设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难道列宁真的准备忍受经济民主及其政治后果吗？他在1914年时引证了歌德的一句话：“我的朋友，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①列宁的首要原则是党的专政原则。他不止一次地把党的专政同国家、同革命等同起来。但是当这一切受到构成居民的压倒多数的农民的威胁时，他看来认定民主的合作社比起不受任何监督的农民和耐普曼的私人买卖来要更受欢迎，因为这样的私人买卖有淹没不强大的苏维埃制度的危险。

①这句话出自歌德的诗剧《浮士德》。实际上列宁最初引用这句话，并不是在1914年，而是在1905年（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第86页），1914年是列宁第二次引用这句话（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409一410页），到1917年时列宁第三次引用了这句话（见《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3卷第27页）。——译者注

　　列宁的第三篇文章是对苏汉诺夫论革命的札记的一篇短评。这篇文章是他在1月16日和17日口授的，发表在1923年5月30日的《真理报》上。①这是一篇杰作。

①《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第775一778页。——译者注

　　他写道：“这几天我翻阅了一下苏汉诺夫的革命札记。特别引入注目的是我国所有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也和第二国际全体英雄们一样迂腐。引入注目的是他们对过去的盲目模仿，至于他们非常怯懦，甚至其中的优秀人物一听说要稍微离开一下德国这个榜样，也要持保留态度，至于所有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整个革命中充分表现出来的这种特性，就更不用说了。

　　“他们都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却迂腐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一点也不理解。……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出他们是些怯懦的改良主义者，惟恐离开资产阶级一步，更怕跟资产阶级决裂，同时又用满不在乎的空谈和大话来掩饰自己的怯弱。即使单从理论上来看，也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们根本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下述见解：他们到目前为止只看到过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在西欧的发展这条固定道路。因此，他们不能想像到，这条道路只有作相应的改变，也就是说，作某些修正（从世界历史的总进程来看，这种修正是微不足道的），才能当作榜样。

　　“第一，这是和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相联系的革命。这样的革命势必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或者说正是由于战争而有所改变的一些特征，因为世界上还从来没有过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这样的战争。……

　　“第二，……他们甚至没有想到，例如，俄国是个介于文明国家和初次被这次战争最终卷入文明之列的整个东方各国即欧洲以外各国之间的国家，所以俄国能够表现出而且势必表现出某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当然符合世界发展的总的路线，但却使俄国革命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而且这些特殊性到了东方国家又会产生某些局部的新东西。

　　“例如，他们在西欧社会民主党发展时期背得烂熟的一条论据，已成为他们万古不变的金科玉律。这条论据就是：我们还没有成长到实行社会主义的地步，或像他们中间各种‘博学的’先生们所说的那样，我们还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可是他们谁也没有想到问一问自己：面对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所造成的那种革命形势的人民，在毫无出路的处境逼迫下，难道他们就不能奋起斗争，以求至少获得某种机会去为自己争得进一步发展文明的并不十分寻常的条件吗？

　　“‘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第二国际的一切英雄们，当然也包括苏汉诺夫在内，把这个论点真是当作口头禅了。……”①

　　“既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②

①《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775一777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777页。——译者注

　　“你们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在哪些书本上读到过，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许或不可能有这类变化的呢？

　　“记得拿破仑这样写过：‘On s'engage et puis……0n voit’，意译出来就是：‘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便见分晓。’我们也是首先在1917年10月投入了真正的战斗，然后就看到了像布列斯特和约或新经济政策等等这样的发展中的细节（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无疑是细节）。现在已经毫无疑问，我们基本上是胜利了。

　　“我们的苏汉诺夫们，更不必说那些比他们更右的社会民主党人了，做梦也没有想到，不这样就根本不能进行革命。我们的欧洲庸人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

　　“不用说，按考茨基思想编写的教科书在当时是很有益处的。不过现在毕竟是丢掉那种认为这种教科书规定了今后世界历史发展的一切形式的想法的时候了。应该及时宣布，有这种想法的人简直就是傻瓜。”①

①《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第778页。——译者注

　　两次脑溢血都未能冷却列宁那辩论时的热烈劲头或者减弱他那锋利的论据。在这篇书评里还有着创造性的思想。列宁提到的辩证法用一个简单的警句表现出来就是：一切取决于实际情况。列宁指出了俄国一些特殊的民族情况、俄国介于东西方之间的中间位置以及俄国由此而产生的落后的文明。这些情况为后来东方所发生的革命采取更加新奇别致的形式提供了根据（很想知道，列宁指的是不是中国）。这里列宁离开了他原来的马克思主义的普遍主义，根据这种普遍主义，同样的规律在所有国家中都起作用。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俄国以西的一些国家能够不使用暴力即通过改良途径来进行革命。在某些具有高度文明的东方国家里也能发生同样的情况。

　　列宁说，首先要投入战斗，然后便见分晓，这是对的。什么事不要作，这他已经看到了。但是那种认为所有这些表现都只是俄国“不文明”的结果的说法是否对呢？列宁本人的经历证明，沙皇制度对待自己敌人的态度比起布尔什维克主义来要人道得多。临时政府存在了八个月的制度证明，俄国也有文化，而不只是文化落后。因为在临时政府的制度下，正如列宁所承认的，俄国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列宁关于地理因素在俄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的论据，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而在某种程度上则不是这样。如果没有人民的帮助，单是地理本身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人生来就具有某种意志自由。假若是处在列宁的地位，任何一个李可夫或加米涅夫，在1917年11月里，都是有可能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建立起联合政府，从而缩小国内战争和使用恐怖手段的范围的。列宁力求垄断政权的这种志向阻碍了这种联合的建议，使以后在四分之一世纪（这四分之一的世纪是在斯大林的恐怖手段的标志下过去的）中所发生的可怕事件成为可能。列宁对苏汉诺夫回忆录的简评反映了一种宿命论，它屈从于一个国家过去的坏的方面。但是，俄国过去既有拉斯普廷，也有托尔斯泰；既有保安机关①，也有热爱自由的知识分子；既有实行专制制度的沙皇，又有自由派的地方自治机关；既有为数众多的不识字的农夫，又有一些伟大的数学家。为什么俄罗斯人的亚洲人一定要压倒俄罗斯人的欧洲人呢？②

①保安机关是沙皇俄国时专门惩治自由人士的一种暗探机关。——译者注
②“俄罗斯人的亚洲人”代表落后，“俄罗斯人的欧洲人”代表先进，这句话的意思是：为什么落后一定要压倒先进呢？——译者注

　　不能不使人提出某种推测的是，如果列宁能活得更久一些的话，他是会发生变化的。致列宁于死地的疾病使他摆脱了日常的事务，给了他以思考问题的时间。在他的遗嘱里，尤其是在他对民族问题所发表的意见里，以及关于合作社和关于苏汉诺夫的文章里，都有一条足以得出结论的线索，证明列宁知道在什么地方犯了错误。

　　列宁刚刚口授完了对苏汉诺夫回忆录的评述，马上就开始了他的最后一篇著作。1月19日，他在30分钟的时间里口授了关于工农检查院的文章。玛·阿·沃洛季切娃在值班日记中记道：“弗·伊·说，他想快些写完这篇著作。”第二天，列宁对在打字机上打出来的这篇文章作了一些补充和修改。他请克鲁普斯卡娅和福季耶娃把一些必要的统计材料拿给他。1月21日，列宁没有从秘书处里叫来任何人。22日，他继续口授文章，并要求把重新打印干净的正文在傍晚时给他送来。第二天，列宁“把上面提到的那篇文章又很快地看了一遍，作了一些小的改动。他请我把改动的地方转到他那一份上和我们那一份上，并请我把其中的一份交给玛丽娅·伊里尼奇娜，让她交给《真理报》发表。”这篇文章以《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①为标题，发表在1月25日的《真理报》上。

①《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第779一783页。——译者注

　　列宁写道：“毫无疑问，工农检查院对我们说来是一个大难题，而且这个难题至今没有解决。一些同志用否认工农检查院的好处或必要性来解决这个难题，我认为是不对的。但同时我并不否认，我们国家机关及其改善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困难、远未解决同时又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们的国家机关，除了外交人民委员部，在很大程度上是旧事物的残余，极少有重大的改变。这些机关仅仅在表面上稍微粉饰了一下，而从其他方面来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①

　　接着列宁叙述了改组计划，不仅改组作为一个政府委员部的工农检查院，而且改组共产党的整个上层机关。在列宁时期，党代表大会一年召开一次，党代表会议一年召开两次。中央全会每两个月召开一次，在全会闭会期间日常事务由政治局来管理。检查方面的职责由中央监察委员会来担负。列宁在自己的文章中建议“把中央全会完全变成党的最高代表会议，每两月开会一次，有中央监察委员会参加。而这个中央监察委员会要……同改组后的工农检查院两基本部分结合起来”。②这将是一场根本的改革。

　　在过去的年代里，列宁及其战友们的主要原则是把党的机关同政府机关分开。对于这一点，无论是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还是一般的场合，都谈得很多，而且所采取的解决办法也总是赞成使两者分开。而现在列宁却建议完全放弃这个原则，把党的机关同国家机关合并起来。他建议“代表大会从工人和农民中选出75—100名（这当然是大致的数字）新的中央监察委员”③，把工农检查院的职员缩减到300一400个，并将两个机构结合起来。列宁认为，这样的结合将会提高工农检查院的威信。

　　列宁预见到会从两个方面对此提出反对意见：一方面是那些不想进行任何改变的保守派，另一方面是那些“认为我提出的改革只会造成混乱”的人。他们说“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们将在各机关游逛，不知道该到哪儿去，去干什么，去找谁，弄得到处一片混乱，打断职员们的日常工作，如此等等。”④

①《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第779页。——译者注
②③同上，第780页。——译者注
④同上，第781页。——译者注

　　列宁说后一种反对意见是“那些居心险恶的人提出来的”。他写道：“自然，从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和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及其部务委员会（相应的还有我们的中央书记处）来说，需要顽强地努力若干年，才能恰当地组织自己的人民委员部及其协同中央监察委员会进行的工作。”①

　　进行这种工作的第一年一定会是混乱的一年。

　　但是列宁希望工农检查院的全体人员从几千人缩减到300一400人。列宁认为，把工农检查院同中央监察委员会结合起来，定能“更严格更负责地”为政治局会议准备出需要的材料，而政治局的会议监察机关的领导人也要参加。

　　列宁写道：“我们中央委员会已经形成为一个严格集中的和威信很高的集体，但是这个集体的工作条件还和它的威信不相称。我提出的改革必将有助于改变这种状况。有一定人数必须出席政治局每次会议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们，应该形成一个紧密的集体，这个集体应该‘不顾情面’，应该注意不让任何人的威信，不管是总书记，还是某个其他中央委员的威信，来妨碍他们提出质询，检查文件，以至做到绝对了解情况并使各项事务严格按照规定办事。”②

①《列宁选集》中文第3皈第4卷第781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782一783页。——译者注

　　因此，实行结合的工农检查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对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担负着监督者的作用，它在党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始终是苏维埃俄国的最高机关。根据列宁提出的新计划，中央委员会必须受到它的严格监督。

　　列宁直到最后都坚信组织和改组具有神奇的力量。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一段里，列宁描绘了苏维埃共和国的社会制度，认为它“是以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的合作为基础的，现在也容许‘耐普曼’即资产阶级在一定的条件下参加这个合作。如果在这两个阶级之间发生严重的阶级分歧，那么分裂将是不可避免的”。一切都取决于农民群众是否让“耐普曼”“把他们和工人拆开，使他们和工人分裂”。列宁写道：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就是防止这种危险，防止“那种会使苏维埃共和国覆灭的分裂”。①

①《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第783页。——译者注

　　当列宁写到关于中央监察委员“应该‘不顾情面’，要注意不因任何人的威信来妨碍他们提出质询，审查文件”等等时，他是有所指的，他指的是在他患病期间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的情况。为了预防这些情况的发生，他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等级锥体：这个锥体从下面起是党的代表大会这一广阔的基础，再往上去是党的代表会议，然后是两个作用相等并处在同一水平上的机构——中央委员会和工农检查院一中央监察委员会，在它们的上面是锥体的顶尖即政治局。列宁没有想到，这个锥体是可以颠倒过来，两脚朝上的，这样一来，这个锥体就将是站在自己的顶尖之上即个人专政之上，全部政权以及其他各级的所有权力都将归这个个人专政的代表所掌握。在斯大林统治下所发生的情况下就是这样，他在20多年过程中使用各种方法使这个锥体处于一种很不稳固的状态，对他所使用的各种方法，尼基塔·赫鲁晓夫曾经作了详细的叙述，在他所使用的方法中包括消灭大多数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列宁的整个锥体在对付一个贪权的人方面是毫无办法的。列宁对共产主义的主要贡献就是他提出了关于垄断全部权力的一党执政的国家这一思想。但是，他未能使这个党成为一个对个人专权病具有免疫力的党。

　　共产主义的其次一个组成部分，即只是对党的专政来说是次要的部分，就是民族问题。因此关于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问题和所谓“格鲁吉亚问题”使列宁那样地焦急不安。在1922年12月底，他口授了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并把这篇文章派人送给了托洛茨基，“弗·伊·委托托洛茨基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捍卫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因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意见是一致的”。关于民族问题“使他非常焦急不安，因此他准备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就这个问题发表讲话”。①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1922年12月30日在苏维埃例行代表大会上宣布的。但是联邦政府即全苏政府的权力和各加盟共和国政府的权力还没有划清。正是这个大问题使列宁十分牵挂，他继续研究这个问题的内情。1月24日，他委托福季耶娃向捷尔任斯基或斯大林索取关于格鲁吉亚问题委员会的材料加以详细研究。“目的是供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作报告之用”。24小时之后，列宁询问材料是否拿到。福季耶娃回答说，捷尔任斯基外出了，不在莫斯科，到星期六即1月27日才能回来。星期六这天福季耶娃给捷尔任斯基打去了电话，捷尔任斯基说，格鲁吉亚问题委员会的材料在斯大林那里。于是她给斯大林寄去了一封信，但是斯大林不在莫斯科。1月29日，星期一，斯大林“‘打来电话，说未经政治局同意材料不能给”。福季耶娃写道：“斯大林问我是不是对弗·伊·说了什么多余的话，他是从哪儿了解到日常事务的？例如他那篇关于工农检查院的文章表明他知道某些情况。我回答说，我没有说，也没有任何根据认为他了解日常事务。今天”（即1月30日）“弗·伊·把我叫去问回音，并说要为取得材料而斗争。”②

①福季耶娃给加米涅夫的信，信的抄件于1923年4月16日寄给了托洛茨基，收入托洛茨基的档案，编号为T一793号文件。
②《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466页。——译者注

　　福季耶娃在1月30日记的下一个记事是：“弗·伊·说，昨天他问能不能在3月30日的代表大会上讲话，医生作了否定的回答，但是许诺在此之前他将能起床，再过一个月可以允许他看报。当又谈起格鲁吉亚委员会问题时，他笑着说：‘这又不是报纸。所以我现在也可以看。’看来，情绪不坏。头上未敷压布。”①

　　这是第一个说明，说明列宁被束缚在病床上，他是在躺着口授的。

　　2月1目，列宁在晚上6点30分时把福季耶娃叫了去。她在日记中记道：“我告诉他，政治局批准取材料。他指示要注意什么以至怎样去利用这些材料。……估计研究这些材料要4个星期。问及瞿鲁巴和其他人对他的文章”（关于工农检查院和改组党的文章）“的态度。我按照瞿鲁巴和斯维杰尔斯基的指示回答说，斯维杰尔斯基完全同意，瞿鲁巴赞成谈到吸收中央委员的那一部分，但对工农检查院在人数减到300—400人的情况下能否完成目前的全部职能表示怀疑。”列宁还问，“中央委员会讨论过关于这篇文章的问题没有。我回答说，这一点我不清楚。”②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467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467—468页。——译者注

　　在列宁看来，格鲁吉亚问题成了关于斯大林的问题，成了他同斯大林在关于联邦政府和各民族共和国之间权力划分方面发生意见分歧的问题。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边疆地区那些组织成为共和国或州的少数民族有可能倒向敌人一边去；在和平时期，他们有可能实行怠工、举行叛乱、对政府的号召行动极其迟缓以及作出其他一些令人不愉快的表现来。问题在于：为了满足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在使克里姆林宫不受损失的情况下，能够让他们“独立”到什么程度。至于领土方面的丧失，列宁是深信不疑的，其程度不亚于斯大林。以分离形式获得独立，这种情况已被排除。但是列宁知道，要处理好边境和中央之间的微妙关系，斯大林的灵敏程度是不够的。斯大林既然能够以粗暴态度对待克鲁普斯卡娅，那他就也能够以粗暴态度对待少数民族的脆弱的感情，而这样的粗暴态度是一定会把事情搞糟的。使列宁感到痛苦的是，他不能够出席党的代表大会，他不能够亲自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不能够像他在自己《给代表大会的信》（这封信以《列宁的遗嘱》的名义载入了史册）中所建议的那样，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职位上撤下来，同时再给他以打击。

　　《给代表大会的信》是保密的。出于个人关系或由于民族问题而对斯大林发动公开进攻则会引起大的动荡，会造成党的分裂和全国的分裂。感到失望的、被束缚在病床上的列宁只好从读书和口授中寻找安慰。“2月2日，弗·伊·列宁委托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给他找来两本书：A·E·霍多罗夫的《世界帝国主义和中国（政治经济考察的尝试）》（1922年上海版）和米·巴·巴甫洛维奇①的《苏维埃俄国和帝国主义日本》（1923年莫斯科版）。”②晚上这两本书交给了列宁。”就在这一天的早晨，列宁把沃洛季切娃叫到自己身边，开始口授新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发表在1月25日《真理报》上的那篇关于工农检查院的文章的续篇。他口授了45分钟。

　　沃洛季切娃在日记中记道：“1月23日以后就没见过他。从外表看病情大为好转，容光焕发，精神饱满。像平时一样口授得很好；没有停顿，在用词上极少发生困难，确切些说，他不是口授，而是打着手势讲话。头上未敷压布。”③

①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1871—1927）是俄国革命活动家，东方学专家，十月革命后历任乌克兰副教育人民委员、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东方学研究所所长等职。——译者注。
②《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701页。——译者注
③同上书，第468页。——译者注

　　第二天，列宁把福季耶娃叫去了几分钟，问她是否浏览了关于格鲁吉亚问题的材料？福季耶娃回答说，“我只是粗粗地看了看，材料并不像我们预计的那么多。他问这个问题提到政治局没有。我回答说，我无权谈此事。”

　　列宁问：“禁止您谈的正是专指这件事么？”

　　福季耶娃答：“不，关于日常事务我一概无权谈论。”列宁说：“就是说，这是日常事务？”福季耶娃写道：“我明白自己疏忽了。我重复说，我无权谈论。”

　　列宁说：“我还是从捷尔任斯基那里知道这件事的，是在生病之前。委员会向政治局作了报告吗？”

　　福季耶娃答：“是的，作了。我记得，政治局大体上批准了委员会的决定。”（在委员会的决定中，奥尔忠尼启则被认为是无罪的。）

　　列宁对福季耶娃说：“好吧，我想您在三个星期内能把调查报告写出来，那时我再写信。”

　　当医生们到来时福季耶娃走开了，医生们有：费尔斯特（他不久前刚从德国来）、科热夫尼科夫和克拉默。福季耶娃在日记中写道：“弗·伊·看来很愉快，精神饱满，见到好久没有见面的费尔斯特，他好像有点激动。”①

　　2月4日，列宁继续口授论工农检查院的第二篇文章，他给这篇文章加的标题是：《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克鲁普斯卡娅转告沃洛季切娃说，费尔斯特准许列宁作体操，还增加了口授文章的时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满意”。但是当沃洛季切娃在晚上8点钟又去到列宁那里时，发觉“口授的速度比往常慢一些。头上敷着压布。面色苍白。看来他累了”。②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468一469页。——译者注
②同上书，第470页。——译者注

　　2月5日，福季耶娃病了，没有到列宁那里去。因此列宁同另一位女秘书玛丽亚·伊格纳季耶夫娜，格利亚谢尔谈了20分钟话。她在日记中记道：“这是弗·伊·卧病期间我第一次看到他。据我看，他看起来很好，很有精神，只是脸色比以前苍白一点。说话缓慢，用左手打手势，右手指头不断活动着。头上未敷压布。”①谈话时谈的还是关于捷尔任斯基的格鲁吉亚问题委员会。列宁认为，必须派人到高加索再搞到一些材料来。这个问题使他得不到休息。很清楚，他准备写一封信来给斯大林及其同盟者以猛烈的抨击。他问格利亚谢尔，离代表大会还有几天时间。格利亚谢尔回答说：“还有一个月零25天”。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471页。——译者注

　　他依然希望在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

　　2月6日这天，沃洛季切娃同列宁一起度过了一个半小时。列宁先是读了自己的一篇新的文章，他请求在修改的地方不要弄上墨水，每一次都要把整篇文章在打字机上再打一遍。然后就口授下去。“口授了15一20分钟。是自己停止口授的。”列宁的情绪很好，有时还开点玩笑，他感到遗憾的是，他不能够亲手来写，或者是像他在1918年向托洛茨基的速记员口授时那样，一面口授，一面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躺在床上他感到很困难。

　　2月7日，列宁把福季耶娃叫了去。列宁问她关于调查苏维埃职员的结果怎样。她说，这需要得到斯大林的准许。列宁的所有秘书都是忠于列宁的。但他们都是党员，因此他们必须服从总书记的命令。列宁还问她，对格鲁吉亚问题委员会的材料阅读得怎样以及工农检查院的全体负责人员是打算根据他在《真理报》上发表的文章而“采取具有国家意义的重大步骤”呢，还是推迟到代表大会召开之时。

　　福季耶娃在值班日记中记道：“今天科热夫尼科夫说，弗·伊·的健康状况大有好转。他的一只手能活动了，他本人开始相信，他将能使用这只手。”①但是，当第二天早晨沃洛季切娃又去到列宁那里时，发现列宁的情况更坏了。晚上他很疲倦，因此克鲁普斯卡娅说，第二天列宁不口授了。

　　2月9日早晨。列宁把福季耶娃叫了去。“他重申，他要把工农检查院的问题提交代表大会”，并且说，“费尔斯特同意准许他在看报之前会见人”。福季耶娃在日记中记道：“我认为从医生的角度来看似乎确实要好一点，他沉思了一下很严肃地回答说，在他看来，正是从医生的角度来看，这样做更不好，因为印刷品看过就完了，而会见就要与人交换意见。”②

　　列宁暗示，他很了解那些提出反对意见的人：在会晤时，他们会同他进行争论，从而影响他的神经。

　　在同一天早晨，他向沃洛季切娃口授《宁肯好些，但要少些》，口授了一个小时。这篇文章几乎是准备好了的，所以列宁对这篇文章很满意。2月10日，他托人把文章转给了瞿鲁巴，“要他在两天肉看完”。这一天，福季耶娃在日记中记道：“他看样子很疲倦，说话很困难，有时忘了要说的话，有些颠三倒四。头上敷着压布。”③虽然如此，列宁还是请求让给他弄来许多书，他开列的书单是：关于新科学和马克思主义的书，关于马克思主义是一门教学科目的书，关于国内战争时期和新经济政策时期苏维埃财政的书，关于货币理论问题的书，以及阿克雪里罗得的《反对唯心主义》、德雷夫斯的《关于基督的神话》、库尔洛夫的《俄国沙皇制度的结束》、莫扎列夫斯基的《无产阶级的神话创作（关于当前无产阶级诗歌中的唯心主义倾向）》，还有其他一些书。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473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474页。——译者注
③同上，第475页。——译者注

　　2月12日福季耶娃的记事证明，列宁的健康状况急剧地恶化了：“弗·伊·健康变坏。头痛得厉害。叫我去了几分钟。据玛丽亚·伊里尼奇娜说，医生们使他很不高兴，他气得连嘴唇都发抖了。费尔斯特头天晚上说，绝对禁止他看报、会见和听政治消息。问他怎么理解后一点，费尔斯特回答说：‘呶，譬如说，您关心对苏维埃职员的调查统汁问题。’看来，医生们这样消息灵通使弗·伊·很不高兴。除此之外，看来弗·伊·还得到这样的印象：不是医生们给中央委员会指示，而是中央委员会给医生们下指令。”①

　　列宁的这种猜想大概是正确的，因为仅仅在两天以前，费尔斯特还准许他会见人。不管怎样，列宁觉得，在党的最上层人士中存在着敌视他的情绪。这大概不是他的什么大错误造成的。甚至有种种推测，就是斯大林明明知道列宁的神经很紧张，却故意地刺激列宁，并且通过苏维埃的医生们说服了费尔斯特，让他改变原先的指示，其目的是再给列宁以刺激。

　　2月14日下午1点钟时，列宁把福季耶娃叫了去。她记道：“弗·伊·的头不痛了。说他完全健康了。说他的病是神经方面的，病症是有时候他十分健康，就是说头脑完全清醒，有时候他又感到不好。因此我们应当赶紧完成他交办的任务，因为他一定要向代表大会提出一些东西，并且期望能够做到。如果我们拖了，因而坏了事，那他会非常非常不满意的。医生们来了，谈话不得不中断。”

　　晚上列宁又把福季耶娃叫了去。福季耶娃记道：“弗·伊·说话困难，看来已经累了。……特别详细地谈到最使他焦急不安的那件事，即格鲁吉亚问题。要求抓紧一些。给了一些指示。”②这就是：“向索尔茨”（俄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示意，他（列宁）站在被欺侮者一边。让被欺侮者知道，他站在他们一边。三点：1．不能打人。2．需要让步。3．不能把大国同小国相提并论。斯大林是否知道？为什么没有反应？把有沙文主义倾向和孟什维主义倾向的人叫做‘倾向分子’这一称呼证明，这种倾向本身就在大国主义者身上。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收集报刊上的材料。”①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475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476页。——译者注

　　这段令人有点难以猜测的记事反映了列宁的一种愿望，就是他想让少数民族的代表——“被欺侮者”——知道，他是他们的保护者。大国应当向小国作出让步，而不是同小国发生冲突。“大国主义者”（斯大林、捷尔任斯基及其他一些人）指责像姆季瓦尼这样的格鲁吉亚人犯了沙文主义和孟什维主义，而他们自己则正是犯了这些罪过。

　　《苏共历史问题》杂志（1963年第2期）证实，“从2月15日到3月4日这段时间，在日记中没有记什么”。不知这是由于列宁有病呢，还是由于他同克鲁普斯卡娅在写一篇文章？但是在3月4日以前，他显然没有叫秘书到自己身边去过。文章是1923年3月2日结束的，3月4日发表在《真理报》上。列宁的著述活动同这篇文章②一起结束了。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发表任何作品。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568页上的第314注。——译者注
②这篇文章就是《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见《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第784一798。——译者注

　　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谈的不只是工农检查院的问题。在这篇文章的第一段中列宁就指出：“直到现在，我们还很少考虑和关心我们国家机关的质量，所以，理所当然应该关心特别认真地提高它的质量，把具有真正现代素质的人才，即同西欧优秀人才相比并不逊色的人才集中到工农检查院里来。当然，对社会主义共和国说来，这个要求是太低了。但是在头五年里，我们脑子里充满了不相信和怀疑。……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有真正的资产阶级文化也就够了，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抛掉资产阶级制度以前的糟糕之极的文化，即官僚或农奴制等等的文化也就不错了。在文化问题上，急躁冒进是最有害的。我们许多年轻的著作家和共产党员应该牢牢记住这一点。

　　“因此，在国家机关问题上，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现在也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最好慢一些。

　　“我们国家机关的情况，即使不令人厌恶，至少也非常可悲，因此我们必须首先认真考虑怎样来克服它的缺点，同时要记住，这些缺点根源于过去，过去的东西虽已被打翻，但还没有被消灭……”①

①《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第784页。——译者注

　　“应当及时醒悟过来。应当采取的解救办法是对任何冒进和说大话等等一概不相信。应当想一想怎样检查我们每小时都在宣布，每分钟都在实行，尔后又每秒钟都在证明其不扎实、不可靠和未被理解的那些前进步骤。这里最有害的就是急躁。最有害的，就是自以为我们总还懂得一点什么，或者总还有不少人能用来建立真正新的机关，名副其实是社会主义的、苏维埃的机关，如此等等。”

　　在这里不能不注意到，这些话即使今天在苏联读一读也是有益的。

　　列宁继续说道：“其实不然，在我们这里……甚至这样的机关人员，是少得可笑的……

　　“我们有哪些人可以用来建立这种机关呢？只有两种人。第一，是一心为社会主义奋斗的工人。这些人受的教育是不够的。他们倒是想给我们建立优秀的机关。但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做。他们无法办到。他们直到现在还没有具备建立这种机关所必需的文化修养。而做这件事情所必需的正是文化。……第二，是有知识的、受过教育和训练的人，而我国，比起其他各国来这种人少得可笑。

　　“在这里也不要忘记，我们往往太喜欢用热心和急于求成等等来弥补（或者以为可以弥补）没有知识这种缺陷。”①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应当把作为改善我们机关的工具的工农检查院改造成真正的模范机关。

　　“要想使工农检查院达到应有的水平……我们应该遵守一条准则：与其匆忙从事而毫无希望得到优秀人才，倒不如再过两年甚至三年好些。

　　“我知道，相反的准则会通过无数渠道在我们这里得到奉行。……然而我深信，我们只有通过这样的工作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而只有达到这个目的，我们才能建成名副其实是苏维埃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以及其他等等。……

　　“让我们直说吧，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现在没有丝毫威信。大家都知道，再没有比我们工农检查院这个机关搞得更糟的机关了……”②因此列宁便建议把工农检查院同中央检查委员会予以合并。这两个机关的公职人员应极其审慎地从具有行政工作经验的共产党员中去挑选，他们“必须通过有关我们国家机关问题的基本理论……等等基础知识的考试”。③此外，列宁命令“派几个有学问的切实可靠的人到德国或英国去搜集图书和研究这个问题。我提出英国，是考虑到派人去美国或加拿大可能做不到。”④

①《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第785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786、787页。——译者注
③同上，第788页。——译者注
④同上，第789一790页。——译者注

　　列宁接着问道：“怎么可以把党的机关和苏维埃机关结合起来呢？这里难道没有什么不可容许的东西吗？”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很简单，很实际，根本没有去回顾理论、原则、先例和以前的政策。他说：“真的，为了工作的利益，为什么不把两种机关结合起来呢？”难道政治局没有在外交方面、甚至其他一切方面操纵政府的政策吗？“我看不出这里有什么障碍。而且我认为，这种合并是顺利工作的惟一保证。”①

　　列宁知道，那些官僚分子，不管他们属于哪个党派，都是非常保守的。他写道：“在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所有领域中，我们是‘极端’革命的。但在尊敬上司、遵守办文的形式和礼节上，我们的‘革命性’往往被最腐败的因循守旧的习气取而代之了。在这里常常可以看到一种极其有趣的现象：在社会生活中，最大的跃进和对极小的变革令人吃惊的畏怯两者兼而有之。……在我们这里提出一般构想的理论勇气和在微不足道的办公制度改革上的惊人畏怯兼而有之。”②

　　现在列宁在评述苏维埃生活的整个情况：“现在我们生活的一般特征是这样的：我们摧毁了资本主义工业，曾力求完全摧毁中世纪设施和地主的土地占有制，并在这个基础上培植出小农和极小农，他们由于相信无产阶级革命工作的成就而跟着它走。”谈到国际形势时，他以阴沉的心情补充说：“但是我们靠这种信任一直支持到社会主义革命在比较发达的国家里获得胜利，那是不容易的，因为小农和极小农，特别是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由于经济的必然性，还停留在极低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上。此外，国际环境也把俄国抛回到过去的水平，我国国民劳动生产率，整个说来，现在比战前低得多。”③

①《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第792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793页。——译者注
③同上，第794页。——译者注

　　在俄国以外，列宁看到了“东方许多国家，如印度、中国等等”，这些国家看来“被抛出了自己的常轨”。“在这些国家里开始出现整个欧洲的那种动荡。现在全世界都已清楚，这些国家已经卷入不能不引起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发展进程。”

　　列宁提出了一个问题：“在我国这种小农和极小农生产的条件下，在我国这种经济破坏的情况下，我们能不能支持到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那一天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远不是乐观主义的。西方国家向社会主义发展“不会是像我们从前所期待的那样。……不会是经过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里平衡‘成熟’，而将是经过一些国家对另一些国家进行剥削，经过对帝国主义战争中第一个战败国家进行剥削……来完成的”。但是列宁没有失去希望。他说：“另一方面，正是由于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东方已经最终加入了革命运动，最终卷入了全世界革命运动的总漩涡。”①（但是，无论是在这里，还是在列宁的其他著作里，我都未能找到人们常常强加给他的这样一句话：“通向巴黎的路是经过北京的。”）

　　列宁问道：“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国应该采取怎样的策略呢？显然应该采取这样的策略：为了保住我国的工人政权，为了保持工人政权在我国小农和极小农中间的威望和对他们的领导，我们必须极其谨慎小心。现在全世界正进入一种必然引起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运动，这对我们是有利的。但是也有对我们不利的地方，这就是帝国主义者已把整个世界分裂为两个阵营，而且因德国这个真正先进的、文明的、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现在很难抬起头来而使这种分裂更加复杂化，所谓西方的一切资本主义列强都在啄食它，不让它抬起头来。而另一方面，拥有亿万过着极端贫困生活的被剥削劳动人民的整个东方已陷入这样的境地：其体力、物力根本不能同西欧任何一个小得多的国家的体力、物力和军事力量相比。”②

①《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第795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795一796页。——译者注

　　列宁问道：“我们能不能避免同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在未来发生的冲突呢？”东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会不会“再给我们一次延缓我们同帝国主义国家的冲突的机会呢”？

　　列宁对自己提出的这个问题，作了十分聪明的回答。他说：“我觉得，对这一问题应当这样来回答：这里问题的解决取决于许许多多的情况；整个说来，只有根据地球上绝大多数人口终于在资本主义本身的训练和培养下起来斗争了这一点，才能预见到斗争的结局。”

　　“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如下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这个大多数的人口正“非常迅速地卷入了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所以“世界斗争的最终解决将会如何，是不可能有丝毫怀疑的。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

　　这里，列宁在一生中的最后一篇文章快结束时，说出了心里的话：“但是我们关心的并不是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这种必然性。我们关心的是我们俄国共产党、我们俄国苏维埃政权为阻止西欧反革命国家扼杀我们所应当采取的策略。”列宁全力以赴忙于从事的是他所建立的新的俄国能否存在下去的问题。他对未来的战略的提法很广泛：“为了保证我们能存在到反革命的帝国主义的西方同革命的和民族主义的东方，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同东方那样落后的但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发生下一次军事冲突的时候，这个大多数必须能赶得上建立文明。我们的文明程度也还够不上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虽然我们已经具有这样做的政治前提。”①

①《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第796页。——译者注

　　列宁建议采取如下的政策：

　　为了保持农民对自己的“信任”，工人应当“大力节约”，“把自己社会关系中任何浪费现象的任何痕迹铲除干净”。

　　一切浪费现象都应当从国家机关中铲除干净。

　　列宁以演说术的语气问道：“这岂不是会成为农民局限性的天下吗？”他对这个问题作了否定的回答。他要求节省下来的每一个戈比都要用于“发展我们的大机器工业，发展电气化，发展泥炭水力开采业，完成沃尔霍夫水电站工程”（这项工程的建设是1922年开始的）“等等”。列宁声明：“我们的希望就在这里，而且仅仅在这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打个比喻说——从一匹马上跨到另一匹马上，就是说，从农民的、庄稼汉的、穷苦的马上……跨到无产阶级所寻求的而且不能不寻求的马上，跨到大机器工业、电气化……等等的马上。”①

　　这就是为什么列宁想对国家机关进行清洗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列宁需要改组工农检查院的原因：为了从“小农的很有限的状况”向“大机器工业”过渡。

　　“这就是我所向往的工农检查院的崇高任务。这就是我为了工农检查院而打算把一个最有威信的党的上层机关和一个‘普通的’人民委员部合并起来的原因。”②

①《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第797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798页。——译者注

　　这是列宁发表在报刊上的最后两句话。

　　写出这5篇文章的人是一个忧伤的人，他陷于种种无法解决的问题之中，他感到自己是无能为力的。

　　3月5日，列宁口授了两封信——一封是给斯大林的，一封是给托洛茨基的。列宁要求斯大林对于他在电话中给于克鲁普斯卡娅的侮辱，向克鲁普斯卡娅道歉，并威胁他说，如不道歉，就同他断绝一切关系。克鲁普斯卡娅请沃洛季切娃不要把这封信送给斯大林，因此这封信在3月6日这天就没有发出。但是到7日时，女速记员说，她必须执行列宁的指示。于是克鲁普斯卡娅找加米涅夫商量，加米涅夫建议她把信交给对方，而把信的抄件交给他和季诺维也夫。沃洛季切娃亲自把信交了斯大林，斯大林马上就向她口授了一封道歉的信。不过列宁始终没有看到这些道歉的话，因为他突然瘫痪了。①

①《苏共历史问题》1963年第2期第84一85页和91页。这是值班日记中的最后一次记事。列宁给斯大林的信发表在《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中。斯大林的回信至今没有发表。——作者注（在中共中央编译局出版的《斯大林研究》第1辑和新华出版社出版的《被篡改的列宁遗嘱》一书中都发表了斯大林的这封回信。

　　列宁显然已经安于这样的想法：他不能够参加下一届党代表大会（这是一年中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了。因此他写信请托洛茨基出面为“格鲁吉亚事件”进行辩护。这封信的正文第一次发表在托洛茨基的《我的一生》一书中：“尊敬的托洛茨基同志：我请您务必在党中央为格鲁吉亚那件事进行辩护。此事现在正由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进行‘调查’，而我不能指望他们会不偏不倚。甚至会完全相反。如果您同意出面为这件事辩护，那我就可以放心了。如果您由于某种原因不同意，那就请把全部案卷退还给我。我将认为这是您表示不同意。致最崇高的、同志的敬礼。列宁。”

　　第二天，即1923年3月6日，列宁口授了我们所得到的最后一封信。这封信是写给斯大林在格鲁吉亚的反对者——波·占·姆季瓦尼、菲·耶·马哈拉泽等人的。信的抄件送给了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列宁写道：“尊敬的同志们：我专心致志地关注着你们的事。我对奥尔忠尼启则的粗暴、对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的纵容感到愤慨。我正为你们准备信件和发言稿。致以敬意！列宁。”①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2卷第556页。——译者注

　　列夫·托洛茨基在1922年时经常害病。因此在5月和10月之间他没有像斯大林和加米涅夫那样常到哥尔克去看望列宁。当列宁回到莫斯科时，他同托洛茨基建立起了一种真挚的关系。但是，像托洛茨基在其自传中写的那样，列宁需要的是顺从的和善于执行任务的助手，而托洛茨基有自己的观点和自己的工作方法。托洛茨基就是以这样的看法来说明如下一个事实的，这就是李可夫、加米涅夫和瞿鲁巴被任命为列宁在人民委员会的副主席，但没有任命托洛茨基为副主席。

　　托洛茨基病了很长时间。政治局为了使他能够出席会议，常常在他的克里姆林宫的住宅里开会。后来他住在莫斯科近郊和阿尔汉格尔斯克。最后，医生让他去了高加索，他住在梯弗利斯。1924年1月，他在从梯弗利斯去往苏呼姆途中的一个火车站上，别人当面交给了他一封电报：列宁去世了。电报是斯大林打来的，斯大林在电报中写道：列宁的葬礼“定于星期六举行”。这样，托洛茨基要及时赶回莫斯科是已经来不及了。但是实际上葬礼是在星期天举行的，在这种情况下，托洛茨基要出席葬礼，那是能够来得及的。

　　关于托洛茨基没有出席列宁的葬礼一事，人们有很多说法。有人证明说，如果托洛茨基在莫斯科的话，他就可能成为列宁的继承人。这是一种肤浅的看法。托洛茨基本人在其自传中指出，由于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进行了种种努力，施展了各种计谋，他当时已经被孤立了。托洛茨基的病只是帮助他们达到了目的。葬礼的日期并不是决定因素。当托洛茨基得知列宁逝世的情况时，为什么他不立即回到莫斯科呢？要知道武装力量归他指挥，他又是政治局委员，军用飞机也会为他效劳的。然而长期的患病使他成了一个犹豫不决的人。

　　托洛茨基的失败也还有另外一些因素。他在《我的一生》中说，他曾经企图使自己的亲戚加米涅夫脱离三人联盟（斯大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但他未能达到目的。三人联盟竭尽全力要从处于半瘫痪状态的列宁手中把权力接收过去。在托洛茨基主管的那个人民委员部里，改组工作是背着托洛茨基紧张地进行的。他的那个人民委员部的党组织处在三人联盟的控制之下，而三人联盟已经准备由米哈伊尔·伏龙芝来代替托洛茨基担任军事人民委员了。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托洛茨基出来反对奥尔忠尼启则和斯大林的话，那他就会为他们提供反对自己的方便理由：他们会说他这个过去的孟什维克曾经主张对孟什维克的格鲁吉亚使用恐怖手段，而现在他却谴责对在苏维埃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使用苏维埃的恐怖手段。托洛茨基是不可能这样作的。因为他相信恐怖手段，他害怕别人搬出自己的孟什维克的过去来败坏自己的名誉。

　　此外，托洛茨基也不是一个当最高领袖的材料。他是一个伟人，他既是自己命运的牺牲者，也是同志们对他的怨恨的牺牲者，但他只是在列宁在世时才是一个伟人。没有了列宁，他是竞争不过斯大林的三人联盟的。

　　这一切因素在托洛茨基答复列宁于3月5日给他的信的回信中都起了作用，列宁在那封信中请他出面在党中央为格鲁吉亚事件进行辩护，反对斯大林的作法。

　　托洛茨基考虑之后，拒绝了。这一拒绝就预先决定了他的失败、他被开除出党、被流放和死于凶手之手。

　　3月9日，列宁的脑溢血第三次发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