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列宁的最后愿望和遗嘱

　　1922年12月12日，列宁最后一次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工作。12月13日响了第二次铃声，因此他听从了医生们坚持要他摆脱繁重的国务活动，搬到哥尔克去进行长期休养的要求。但是列宁没有把舵交给任何人。他依然准备月底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他依然打算对一些重要问题（如民族在未来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的作用问题）亲自来制定决议。因此他没有接受李可夫关于事羌经过几位副主席或中央委员会秘书选定后再由他亲自接见来访者的建议。他想作到“充分自由、没有限制、甚至扩大范围”，——12月13日下午医生们走后，他在给几位副主席口授的一封信中就是这样说的。列宁对其他问题都表示同意，但是对分工问题，不是像几位副主席所希望的那样，搁置3个月，“而是在我返回工作之前，如果不到3个月我就回来的话。”①

　　当天他还给中央口授了一封信，信中对政治局让罗日柯夫教授有权在莫斯科居住这一决定提出了抗议（列宁在还没有把工作圆满完成以前，决不放下工作不管）；他也给莫·伊·弗鲁姆金口授了一封关于对外贸易垄断制的信。

　　“下午12点30分，约·维·斯大林来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他谈到2点35分。”②

　　关于这次长时间谈话的内容，人们一无所知。想必他们谈的是民族问题和对外贸易垄断制问题吧。斯大林走后，列宁就后一个问题又给他口授了一封信。第二天下午2点25分，列宁把一封便函送给了瓦·亚·阿瓦涅索夫（他是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前副人民委员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现副人民委员）。写这封便函是为了把一封关于对外贸易的信一起送给他。便函中说：“送上我的信，请在7时以前退给我。请好好考虑一下，需要补充什么，删减什么，如何开展斗争？”③关于对外贸易垄断的信于12月15日交给了斯大林。④

　　12月13日，列宁口授了一封给斯大林的信之后，又给托洛茨基口授了一封便函：“不管怎样，恳请您在即将召开的全会上出面维护我们的共同观点，即保留和加强对外贸易垄断是绝对必要的。……上次全会在这方面通过了与对外贸易垄断完全背道而驰的决定……”⑤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26、327页。——译者注。
②《回忆列宁》俄文版第3卷第347页。
③《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2卷第549页。——译者注
④同上，第43卷第328—332页。——译者注
⑤同上，第52卷第548页。——译者注

　　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对外贸易垄断制的必要性问题上持着相反的观点。在10月6日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斯大林使会议通过了一项列宁认为是破坏了对外贸易垄断制的决议。10月13日，列宁在一封写给斯大林并让其转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中批评了斯大林的立场。他写道，决议“暂时准许某几类商品或在某些边境进出口的若干决定”。列宁对此提出了具体的批评意见：“为了进出口而开设采购站。采购站的主人有权买卖的只是特别指定的商品。监督在哪里呢？监督的手段又在哪里呢？亚麻在俄国值4.5卢布，在英国值14卢布。……有什么力量能不让农民和商人去做最有利的交易呢？再让俄国布满监视人吗？把采购站的邻人抓起来，设法证明他出售的亚麻是供秘密出口的吗？……我们才试行刚刚开始使我们得到几百万卢布（并将使我们得到几千万甚至更多的卢布）的垄断制，就来制造一个完全混乱的局面……”①

　　列宁指出，垄断制使苏维埃政府能够用很低的价钱来购买农产品，而把这些农产品在世界市场上转卖后就能获得很高的利润。列宁在10月13日的信中抱怨道：“问题是匆忙地提到全会的。根本没有展开认真的争论。……非常遗憾，我因病未能参加那天的会议……俄国农村在这种问题上绝对不可能有任何‘法制’。”②

　　在附言中列宁补充说：他从斯大林那里听到了关于“假定暂时开放彼得格勒和新罗西斯克两港”的计划。列宁警告说，这定将使走私活动更加严重。“我们已开始指望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开辟黄金来源。我看不到有别的指望，也许酒类专卖除外，但是在这方面……要极严肃地考虑到对道德的影响……”③（烧酒专卖是在列宁逝世后实行的。）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220、221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222、221页。——译者注
③同上，第222、223页。——译者注

　　十二月全会快到了。因此12月13日列宁同斯大林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并于当天又给托洛茨基口授了一封便函，请他出面维护对外贸易垄断制。列宁不只是怕丧失“黄金流入”，他还怕俄国的农夫可能同外国的生意人结成联盟。和斯大林不同，他力求加强垄断制。

　　这时，列宁在由于罗日柯夫教授而引起的一场战斗中赢得了胜利。①12月14日，政抬局改变了自己的决定，让罗日柯夫迁到普斯科夫去住。列宁也有过这样的情况，当年他从流放地回来后，沙皇当局只准许他在普斯科夫居住，而不准许他在两个首都居住。罗日柯夫被警告说，一旦发现他有反苏维埃的行动，就把他驱逐到西方去。当天列宁就罗日柯夫事给季诺维也夫口授了第二封信。

　　看来列宁同托洛茨基保持着联系，因为12月15日一大早，他就给托洛茨基写了一封便函：“我认为，我们已经完全谈妥了。请您在全会上声明我们两人意见一致。我相信，我们的决定一定能通过，因为在十月全会上投反对票的一些人，现在正部分地或者完全地转到我们这一边来。

　　万一我们的决定通不过，我们就向苏维埃代表大会党团声明，要求将问题提交党代表大会。

　　那时请通知我，我也将寄去自己的声明。”②

①《苏共历史问题》1962年第2期第77页。
②《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2卷第550页。——译者注

　　几个小时之后，赞同列宁关于垄断制的观点的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弗鲁姆金以书面形式通知列宁说，根据传闻，关于垄断制的问题“可能在全会上被取消”，要拖到下一届全会时来解决，其借口是那时列宁定能参加对这个问题的讨论。

　　列宁立即将弗鲁姆金的通知转给了托洛茨基，同时又附上了一封给托洛茨基的便函（这是在这一天中列宁给托洛茨基的第二封便函）：“……一劳永逸地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是绝对必要的。如果有人担心这个问题会使我感到不安，甚至会使我的健康状况受到影响，我认为这是完全不正确的，因为拖而不决将使我们在一个根本问题上的政策完全稳定不下来，这更会使我一万倍地感到不安。……恳请支持立即讨论这个问题。……或许，我们可以接受这样一种妥协，即我们现在作出一个确认垄断的决定，但问题仍然向党代表大会提出来，并立即就这一点谈妥。……其他任何妥协都是我们根本无法接受的。”①

　　12月16日清晨，列宁的病又发作了，延续了30多分钟。虽然如此，早晨在医生们到来之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向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口授了一封信，谈的是关于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工作问题。②晚上，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给秘书处打了个电话，她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名义请求通知斯大林，说他将不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③福季耶娃回忆道：“不能在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这一点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健康产生了很坏的影响。他的健康状况急剧地恶化了……”④列宁陷于进退维谷的状态。他的健康状况的每一次恶化都限制了他参加政治活动的可能性，而每一次这样的限制又导致了他的健康状况的恶化。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2卷第551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552一553页。——译者注
③波斯别洛夫等人写的《列宁传》俄文第2版第620页。
④《回忆列宁》俄文版第3卷第352页。

　　12月16日，列宁打算离开莫斯科到哥尔克去。15日晚上，他关于自己的书籍作了一个指示，并给中央委员们口授了一封信：“现在我已经办完了自己的事，我可以放心地走了。我也就捍卫我的关于对外贸易垄断制的观点同托洛茨基谈妥了。只有一个情况使我十分焦急不安，——这就是我不能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但是列宁并没有丧失希望。他请求：“在不停止准备由另一个人来作报告的同时，保留由他来作报告的机会”，如果医生准许他发表讲话的话。①

　　医生们劝列宁到哥尔克去。但是道路被雪盖上了，因此无法坐汽车去，而要是坐自动雪橇去，则会使人过于疲累。

　　每天早晨警卫队长帕卡伦总要把列宁养的一只狗艾达带到列宁的住宅里来。列宁就玩弄着他喜爱的这个动物。看来他的头脑和身体都在同死亡进行着斗争。在几天之中他什么事也没有作。

　　斯大林以疑虑的心情注视着情况的发展。他能够有充分的根据得出结论说，列宁和托洛茨基可能是为了想要撤他的职而建立起了反对他的统一战线。从捷尔任斯基那里他得知，列宁对奥尔忠尼启则的粗暴行为和斯大林的“自治化”计划的反应是多么强烈。而就在这个时候，他收到了列宁于12月15日给中央的信。信中说：“同托洛茨基谈妥，由他来维护我在对外贸易垄断问题上的观点。”②——这里说的维护是对付斯大林的。全会也果然使斯大林遭到了失败，而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和托洛茨基支持的建议。

①波斯别洛夫等人写的《列宁传》俄文第2版第620页。在该书第1版（莫斯科，1960年）中，这封信没有引用。在1960年发表的福季耶娃的《回忆录》（《回忆列宁》俄文版第3卷第315页）里转载了这封信，但是关于列宁同托洛茨基就捍卫对外贸易垄断制的观点谈妥的话被删去了。
②《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33一334页。——译者注

　　列宁获得了胜利。12月21日，他向克鲁普斯卡娅口授了一封给托洛茨基的信（见托洛茨基在哈佛的档案，T一770号文件）。克鲁普斯卡娅亲笔写道：“列夫·达维多维奇·费尔斯特教授今天准许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口授信件，所以他向我给您口授了如下一封信：‘托洛茨基同志，好像仅仅调动了一下兵力，就一枪不发地拿下了阵地。我建议不要停顿，要继续进攻……尼·列宁’

　　“弗·伊·还请您给他回个电话。娜·康·乌里扬诺娃。”①

　　“仅仅调动了一下兵力”，这表明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是完全一致的。

　　这封信以某种方式传到了斯大林的手中，于是第二天，即12月22日，斯大林转入了反攻，来反对克鲁普斯卡娅。当时对于遵守医生为列宁规定的生活制度一事，委托由斯大林亲自负责。斯大林以此为借口，打电话对克鲁普斯卡娅痛加责骂，说她把一些有关党的日常事务方面的情报告诉了丈夫，从而使他得不到休息，并且扬言要把她交付监察委员会处理，对她进行威胁。

　　不知道克鲁普斯卡娅是否把这个电话中的谈话告诉了列宁。看护列宁的任务使她累到了精疲力竭的地步，她的神经很紧张，大概连列宁也不可能没有注意到，她在为什么事而伤心。

　　在这天夜里，列宁的右臂和右腿陷于瘫痪状态。天一亮，医生们就来了。列宁请求医生们准许他每天口授4分钟。他们同意了。12月23日刚到9点钟，列宁就把玛·阿·沃洛季切娃叫到自己的住宅里对她说：“我想向您口授一封给代表大会的信。请记吧！”接着他就开始口授起自己那个著名的遗嘱来。

　　流传着一种说法，说什么这个遗嘱的内容是要求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职位上撤下来，因为斯大林手里集中的权太多了。但是在遗嘱里也还有其他很多内容。

　　列宁口授道：《给代表大会的信》。

　　“我很想建议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对我们的政治制度作一系列的变动。我想同你们谈谈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些想法。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2卷第553页。——译者注

　　“首先我建议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几十人甚至100人。”（中央委员会当时是27个人）“如果我们不实行这种改革，我想，一旦事态的发展不是对我们十分有利……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就会遭到很大的危险。

　　“其次，我想提请代表大会注意，在一定条件下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决定以立法的性质，在这方面我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条件下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意见。”列宁说，“为了提高中央委员会的威信，为了认真改善我们的机关，为了防止中央委员会一小部分人的冲突对党的整个前途产生过分大的影响”，增加中央委员会的人数是必要的。①

　　这封信的副本当天就落到了斯大林的手里。②它只能使斯大林心中已经形成的关于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结成联盟的印象更加牢固。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37页。——译者注
②《苏共历史问题》1963年第2期第89页。

　　（在下次党的代表大会上，即在1923年4月——这时列宁已经失去了智力——召开的第十二次党的代表大会上，中央委员会扩大到了40人。在1924年5月召开的第十三次党的代表大会上有63人选进了中央委员会。从那时起，中央委员的人数继续增加。但是与列宁所期望的相反，这并没有产生好的后果。因为中央委员会的人数愈多，每个中央委员所占的比重就愈小，斯大林就愈容易实现自己的目的。）

　　斯大林对克鲁普斯卡娅的攻击使她感觉到她需要对斯大林进行防御。在列宁口授《给代表大会的信》的当天，她给加米涅夫（他是列宁的三个副主席之一，在列宁患病期间担负着政治局主席的职务）写了一封信。克鲁普斯卡娅写道：“列夫·波里索维奇：由于我记录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经医生许可口授的一封短信，斯大林昨天竟然对我极其粗暴无礼。我入党不是一天了。30年来从未听见任何一位同志对我说过一句粗话。我珍视党和伊里奇的利益并不亚于斯大林。现在我需要最大限度地克制自己。什么可以对伊里奇讲，什么不可以讲，我比任何医生都清楚，因为我知道什么事会使他不安，什么不会，至少比斯大林清楚。”克鲁普斯卡娅接着写道，她向加米涅夫和“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求助是向列宁的两位“极其亲近的”同志求助，因此她请他们保护自己，使她“的私人生活”免遭“粗暴的干涉，无端的辱骂和威胁”。克鲁普斯卡娅写道：“斯大林竟然以监察委员会威胁我，我并不怀疑监察委员会会作出一致的决定，但是我既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闹这种愚蠢的纠纷。我也是个活人，我的神经已经紧张到了极点。娜·克鲁普斯卡娅。”①

①克鲁普斯卡娅的这封信是赫鲁晓夫于1956年2月24日夜里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作所谓（秘密报告）时第一次宣读的。“揭露”斯大林“罪行”的这个报告，在苏联始终没有发表出来，虽然在苏联的书籍和报刊中也曾不断地提到它（例如，《苏联大百科全书》俄文第2版第46卷第391页上关于赫鲁晓夫的词条）。1956年夏，我曾问米高扬：为什么这个报告在苏联不发表出来？回答说：“为时还早。”（路易斯·费希尔《重访俄国》1957年纽约英文版第70页）但是在西方，这个报告不止一次地被发表出来：如美国国务院将其出版成一本小册子（106年6月5日“纽约时报社”版），《新领袖》周刊也将其出版成一本小册子（并附有波·伊·尼古拉耶夫斯基加的注释）。又：克鲁普斯卡娅这封信的上述译文，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2卷第703页上的第619注。——译者注

　　根据现有的材料还无法判断：在克鲁普斯卡娅的信交给收信人之前，列宁就见到了这封信呢，还是通过别的什么途径知道了她内心的痛苦。但是在她写了这封信之后的第二天，列宁口授了《给代表大会的信》的另一部分，这一部分以《列宁的遗嘱》这一名称而闻名于全世界。列宁几次警告沃洛季切娃说，这封信应“严格保密”。列宁在这个月中以及以后所口授的一切，根据列宁的愿望，都转抄了5份，其中一份列宁要求留给自己，3份给克鲁普斯卡娅，一份给秘书处（“严格保密”）。沃洛季切娃写道：“在用火漆封住信口的信封（在这些信封里根据列宁的愿望，保存着这些文件的抄件）上他请求标出：只有弗·伊·列宁才能启封，在他死后，只有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才能启封。‘在他死后’这几个字在信封上我没有写。”抄件的草稿都烧掉了。①

①《苏共历史问题》1963年第2期第90页。

　　《遗嘱》的下一部分是12月24日口授的：

　　“口授记录（续记）

　　“1922年12月24日

　　“我上面说到的中央委员会的稳定性，指的是能够采取的防止分裂的措施。……

　　“我们党依靠的是两个阶级，因此，如果这两个阶级不能协调一致，那么党就可能不稳定，它的垮台就不可避免。一旦出现这种情况，采取任何措施，怎么谈论我们中央委员会的稳定性，都是没有用的。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措施都不能防止分裂。但愿这是极遥远的未来的事，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事，这里可以不谈。

　　“我说的稳定性是指保障在最近时期不出现分裂，我打算在这里谈一下对纯粹个人特性的一些看法。

　　“我想，从这个角度看，稳定性的问题基本在于像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委员。依我看，分裂的危险，一大半是由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的，而这种分裂是可以避免的，在我看来，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50人，增加到100人，这应该是避免分裂的一种方法。

　　“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同志，正像他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问题上反对中央的斗争所证明的那样，不仅具有杰出的才能。他个人大概是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但是他又过分自信，过分热中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

　　“现时中央两位杰出领袖的这两种特点会出人意料地导致分裂，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那么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

　　“我不打算再评述其他中央委员的个人特点了。我只提醒一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的那件事当然不是偶然的，但是此事不大能归罪于他们个人，正如非布尔什维主义不大能归罪于托洛茨基一样。

　　“在年轻的中央委员中，我想就布哈林与皮达可夫谈几句。依我看，他们是最杰出的力量（在最年轻的力量中），对他们应当注意下列情况：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理所当然被认为是全党喜欢的人物，但是他的理论观点能不能说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很值得怀疑，因为其中有某种烦琐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因而——我想——他从来没有完全理解辩证法）。”

　　看来，感到疲倦的列宁在这里中断了口授。第二天他对自己的意见又补充了下面两段：“12月25日。其次是皮达可夫，他无疑是个有坚强意志和杰出才能的人，但是太热中于行政手段和事情的行政方面，以致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是不能指靠他的。

　　“当然，我对两人作这样的评语是仅就现时情况来说的，而且还假定这两位杰出而忠诚的工作人员得不到机会来充实自己的知识并改变自己的片面性。列宁。1922年12月25日，玛·沃·记录”①

　　这时，医生又准许列宁阅读东西了。列宁的一个秘书在《值班日记》（自1922年11月份以来列宁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大小事情都记在这本日记里）中提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文学小说不感兴趣。”②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38一340页。——译者注
②《苏共历史问题》1963年第2期第67—91页。

　　列宁开始阅读尼·苏汉诺夫（吉姆美尔）的《论革命的札记》的第三卷和第四卷。苏汉诺夫一度曾企图调和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后来他成了一个“无党派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到了最后，他加入了孟什维克一伙。在革命后直到1930年这个期间，他在苏维埃的各个机关中工作，他是共产主义科学院的一个成员。他的《回忆录》是一个目击者关于二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详细报告。①

　　12月26日，列宁向福季耶娃口授了自己遗嘱的下一页。谈的是必须增加中央委员的人数问题和改善“实质上是从旧制度继承下来的”机构问题。列宁写道，不能够指望这样的机构能在五年内得到改造。“我们在五年内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类型，在这个国家里工人走在农民前面反对资产阶级，这已经很好了，这在敌对的国际环境中是一项巨大的事业。但是在意识到这一点时，丝毫不应忽视，我们的机关实质上是从沙皇和资产阶级那里拿过来的旧机关，在和平已经到来和免于饥饿的最低需要已经得到保证的现在，全部工作都应该集中到改善机关上。”②列宁想使几十个工人进入中央委员会。列宁认为，这些工人在出席政治局各种会议的情况下，“能使中央委员会本身具有稳定性”。③

①苏汉诺夫《回忆录》（七卷本）格尔热比纳出版社版，莫斯科一柏林，1922年。
②《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41页。——译者注
③同上，342页。——译者注

　　像往常一样，列宁想把改换人员看成是消除各种灾祸的一副良药。产生官僚制度的真正原因他没有注意到。布尔什维主义不仅是继承了旧的官僚制度，而且还通过使大部分经济国有化的措施极大地扩大了官僚制度的范围。在这里100个中央委员是什么也改变不了的……

　　12月27日、28日和29日，列宁口授了关于使国家计划委员会具有立法职能的记录。他说：“这个思想是托洛茨基同志提出来的，大概已经很久了。我当时反对这个思想……但是经过仔细研究，我发现这里实质上有合理的思想……”①国家计划委员会是由专家们组成的，他们向国家各部门提供必要的资料让它们作出决定。列宁曾建议扩大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职权范围，于是国家计划委员会就有权自行作出一些具有法律效力的决定。对它作出的这种决定，只有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才有权“推翻”。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44页。——译者注

　　在遗嘱的这3部分里，看不出列宁的智力有任何减弱的表现。他表现出了自己通常那种智力上的敏锐、对复杂的组织问题的理解以及言语方面的坦率、朴实和逻辑性。

　　在列宁口授关于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最后一个记录的那一天，即12月29日，他对关于增加中央委员会人数以“改善我们糟糕的机关”的那一部分又口授了一页补充的意见。他现在认定，把中央委员会的活动同工农检查院的努力结合起来，以便将来取消工农检查院这个单独的人民委员部，使之成为中央委员会的一个部门的作法是正确的。

　　12月30日，列宁继续口授自己遗嘱中的一些小的篇章。这一次他可是钻进了最能刺人的荨麻中去了，即钻进了民族问题、“格鲁吉亚问题”和斯大林在这方面的“决定性”作用问题中去了。列宁在口授时，不时地向秘书抱怨说，他很难进行口授，因为他已经习惯于看到在自己的面前放着写出来的东西那样一种情况了。但是他所口授出来的作品仍然是连结得很紧凑的。

　　“我觉得很对不起俄国工人，因为我没有十分坚决十分果断地过问有名的自治化问题，其正式的说法似应叫作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问题。

　　“夏天，当这个问题发生的时候，我正在病中，后来，在秋天，我寄极大希望于自己的康复和十月全会和十二月全会使我有可能来过问这个问题。然而，不论十月全会（讨论这个问题）还是十二月全会，我都没能出席，因而这个问题几乎完全绕过了我。

　　“我只是同捷尔任斯基同志谈过一次话，他从高加索回来，向我谈了这个问题在格鲁吉亚的情况。我还同季诺维也夫同志交谈了几句，向他表示了我对这一问题的忧虑。根据捷尔任斯基同志（他是中央委员会派去‘调查’格鲁吉亚事件的委员会的领导人）说的情况，我只能感到莫大的忧虑。如果事情发展到奥尔忠尼启则竟会动手打人——这是捷尔任斯基同志告诉我的，那么可想而知，我们已掉到什么样的泥潭里去了。可见，整个这个‘自治化’的想法是根本不对的，是根本不合时宜的。

　　“据说需要统一机关。但是，这种主张来自何处呢？还不是来自俄罗斯机关本身，而这种机关，正如我在前面的一篇日记里已经指出的，是我们从沙皇制度那里接收过来的，不过稍微涂了一点苏维埃色彩罢了。

　　“毫无疑问，应当等到我们能够说，我们可以保证有真正是自己的机关的时候，再采取这种措施（即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路·费·注）。现在我们应当老实说，正好相反，我们称为自己机关的那个机关，实际上是和我们完全格格不入的，它是资产阶级和沙皇制度的大杂烩，在没有其他国家帮助，又忙于军‘务’和同饥饿斗争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在五年内把它改造过来。

　　“在这种条件下，很自然，我们用来替自己辩护的‘退出联盟的自由’只是一纸空文，它不能够保护俄国境内的异族人，使他们不受典型的俄罗斯官僚这样的真正俄罗斯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实质上是恶棍和暴徒的侵害。毫无疑问，在苏维埃的和苏维埃化了的工人中，会有很少一部分人沉没在这个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垃圾的大海里，就像苍蝇沉没在牛奶里一样。……

　　“我想，斯大林的急躁和喜欢采取行政措施以及他对有名的‘社会民族主义’的愤恨，在这件事情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愤恨通常在政治上总是起极坏的作用。

　　“我还担心，去高加索调查这些‘社会民族主义分子’‘罪行’案件的捷尔任斯基同志，在这件事情上也只是突出表现了他的真正俄罗斯人的情绪（大家知道，俄罗斯化的异族人在表现真正俄罗斯人的情绪方面总是做得过火），他的整个委员会是否不偏不倚，这在奥尔忠尼启则‘动手打人’这件事上得到了充分说明。我想，这种俄罗斯式的动手打人行为是不能用受到任何挑衅甚至侮辱作辩解的，而捷尔任斯基同志无法补救的过错就在于他对这种动手打人的行为采取了轻率的态度。……奥尔忠尼启则无权发怒，尽管他和捷尔任斯基借口说是被别人激怒的。……

　　“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原则问题：怎样理解国际主义？”在速记记录中下面还有这样一句话被勾掉了：“我想，我们的同志们还没有充分理解这个重要的原则问题。”①

　　列宁讲的不只是由苏维埃宪法保障的分离权变成了一纸空文，而且少数民族力求获得有限的自治、力求摆脱莫斯科的强制的愿望竟被痛斥为“社会民族主义”。一位老党员、列宁的战友姆季瓦尼由于捍卫异族人的权利、防止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意图，竟被奥尔忠尼启则打了嘴巴②，而波兰人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一方面为奥尔忠尼启则洗刷罪责，另一方面却指责姆季瓦尼犯了政治上的“罪行”，犯了社会民族主义，似乎是这种社会民族主义激起了奥尔忠尼启则正当的愤怒。列宁把这种歪曲国际主义的罪过归咎于斯大林。斯大林也的确成了一个异族人的暴君，他用大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掩盖了自己个人的专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种贪权的欲望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假面具的掩盖下，吞没了苏联疆界以外的许多小的国家。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49，350，351页。——译者注
②前注已指出，被奥尔忠尼启则打了一个嘴巴的不是姆季瓦尼，而是卡巴希泽。——译者注

　　列宁是毫无办法的，即使第二次铃声还没有响，他也还会是毫无办法的，因为在一个没有个人自由的国家里，怎么可能有少数民族的自由呢？列宁老是在反复地说，共产党人继承了沙皇的官僚制度。但是问题并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在布尔什维克的统治下实行了比在沙皇统治下更加厉害的中央集权制。在这种情况下，少数民族怎么可能成为独立的民族呢？

　　列宁在12月30日结束口授时提出了一个问题：“怎样理解国际主义？”对这个问题他没有回答。

　　列宁和斯大林之间的争论是围绕着给予民族共和国和民族州以多少自治这个问题进行的。斯大林坚持自治化，这同没有自治的情况是符合的。而列宁则认为实行“独立”即实行有限的自治要更好一些。在1922年最后几天口授的关于民族问题的记录里，列宁企图说明，应当怎样对待这个问题。在12月31日这天他作了两次口授，在第一次口授里，他指出：“……没有什么比民族问题上的不公正态度更能阻碍无产阶级阶级团结的发展和巩固的了。”①在第二次口授里，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目前形势下应当采取哪些具体措施呢？”对这个问题他回答说：“第一，应当保留和巩固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第二”，应当在“外交机关”方面保留这个联盟。“第三，需要处分奥尔忠尼启则同志以儆效尤……当然应当使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对这一真正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运动负政治上的责任。”至于应当给这三个犯了罪的人以什么样的处分，列宁没有说。“第四”，在“各民族共和国中”应当鼓励使用民族语言。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53页。——译者注

　　列宁接着指出：“毫无疑问，在我们的现有机关的情况下，我们这里将有人借口铁路业务统一、国库统一等等而干出大量真正俄罗斯式的胡作非为的事情。”这就需要由本共和国的“各民族”制定出“一个详细的法典”来。“而且……不应……保证，由于做了这些工作，在下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就不会退回去，也就是说，只在军事和外交方面保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而在其他方面恢复各个人民委员部的完全独立。”①

　　什么地方也没有谈到这些人民委员部曾经具有有“完全的独立性”。但是从政治观点来看，“恢复”这个词要比“实行”这个词听起来更好一些。除了这个惟一的用来进行宣传的词而外，在这篇记录里所谈的一切都证实列宁是第一次用非正统的方式来思考苏维埃制度的根本弱点。因为如果像他所建议的那样，莫斯科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活动真的只限于军事和外交范围，而在其他一切方面，各共和国是独立的，那么克里姆林宫就可以由于其不需要而被取消了，那时中央集权就将为地方分权所代替。这样一种措施意味着列宁自本世纪一开始就发展了的关于国家政体这一哲学的观点的改变。这种观点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一个因素是列宁神经的性质，它使列宁对异己的思想不能容忍，使列宁宁愿要一个小的、然而却是听话的政党；另一个因素是沙皇专制制度的传统，在沙皇专制制度下，国家的行政机构是由寡头政体构成的，这种寡头政体听从于专制君主，执行着极少数社会上层的需要。苏维埃虽然把沙皇制度彻底翻转了过来，但却保留了它的一些基本特点：专制政体、寡头政体和官僚制度，以及在任何情况下都挂在口头上的为人数不多的社会少数——无产阶级服务。在俄国民粹派的思想中，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某些法国革命家的思想中，列宁找到了证据，证明极少数意志坚强的、具有侵略性思想情绪的人能够夺取政权，并且在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残暴的制度之后，能够保持住政权。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54，355页。——译者注

　　1922年12月，当苏维埃国家的成立满五年的时候，列宁突然发明了地方分权制。他的关于使莫斯科的中央政府把自己的活动只局限于军事和外交方面的建议，很容易被看作是一句空话而不为人们所注意。但是斯大林玩弄的各种手腕和格鲁吉亚发生的各种事件对列宁的神经影响之大不亚于对党的纪律任何最严重的违反。在格鲁吉亚，不仅奥尔忠尼启则狠揍了姆季瓦尼一顿，格鲁吉亚的肃反委员会还拒绝变为国家政治保卫局，而斯大林分子，即反对新经济政策的人，又对农民进行着迫害。此外，列宁开始注意到，那种既具有大国沙文主义、又具有拖拉作风的“典型的俄国官僚”能够为革命带来什么样的危害。早在1919年3月召开的俄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就谈到了“在共产主义名称掩盖下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那时，这还只不过是一种批评性意见，而现在则已经出现了危机：斯大林和那些大国沙文主义者有可能葬送革命。有足够的理由对苏维埃的整个形势进行全面的重新估计。列宁在自己的遗嘱中所作的正是这样的重新估计，而他在自己于1923年写的那些文章中所作的则更是这样的重新估计。

　　列宁在指出了削减中央政府职权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之后。自然注意到了这可能导致各“人民委员部的分散现象和它们在莫斯科及其他中心城市的工作的不协调”。列宁补充说，但是这种不协调将由“党的威信”来克服，“只要十分谨慎和公正无私地运用这种威信”。在了解了列宁对党的这种态度的情况下，就应该在这个建议中寻找最主要的东西，而关于地方分权所谈的一切被认为不过是一种迷彩伪装。但是建议并没有到此结束。列宁接着说道：“由于各民族机关和俄罗斯机关没有统一起来而可能给我们国家造成的损害，比起那种不仅给我们，而且给整个国际、给继我们之后不久即将登上历史前台的亚洲几亿人民造成的损害要小得多……

　　“必须团结起来反对维护资本主义世界的西方帝国主义者，这是一回事。这是毫无疑问的，不用说，我是绝对赞成这些措施的。要是我们自己即使在小事情上对被压迫民族采取帝国主义态度，从而完全损害了自己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原则上的真诚性和自己维护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原则态度，那又是一回事。而世界史的明天，将是这样一个日子，那时已经被唤醒的、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各民族将彻底觉醒，并开始争取自身解放的长期艰苦的决定性的战斗。”①

　　这些滔滔不绝的言谈是脑的产物，而他的脑再过几个星期是注定要失去其说话的能力和进行有条理地思考的能力的。列宁的话听起来是真诚的。但是列宁没有充分发挥自己的思想。要知道在一个大部分工业已经国有化的国家里，运输的统一、国库的统一和计划的统一促进了中央集权，限制了各加盟共和国的特权。列宁也没有提到地方分权会对专政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俄国那样，面临着一种十分棘手的抉择，因为俄国的一半居民都是异族人。在不超过居民10％的少数人居住的地方，种族问题常常是无法解决的。只有在个人的自由不受限制、民法让少数人能够进行自卫、能够在自己遭受欺侮时进行报复的地方，这个问题才能得到解决。没有人权的主权是毫无价值的。列宁捍卫的是民族共和国的权利，但不是这些共和国中公民的权利。当格鲁吉亚人只是从莫斯科方面得到了自由，但从自己的奥尔忠尼启则和斯大林那里却得不到自由时，那么这种自由对他们来说究竟有多大用处呢？从区域自治、州自治和地方自治中只能得出一个同专政的原则相抵触的结论。列宁未能从地方分权的原则中得出这个惟一合乎逻辑的结论。但是列宁提出了这方面的问题。这也许是他对苏维埃政策的正确性产生了怀疑，而也许只不过是他对斯大林的行为作出的反应。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55页。——译者注

　　虽然不能够肯定地说，关于斯大林对克鲁普斯卡娅采取的粗暴态度和关于克鲁普斯卡娅写给加米涅夫的信当时是否有人告诉了列宁，但是有种种根据可以推测，到1月4日时列宁已经知道了这件事，因为在这一天他找到了12月24日记录的那一部分，并对这一部分又口授了如下一些补充：“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物、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①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40页。——译者注

　　这种小事所具有的决定意义超出了列宁的一切意料。由于这种小事，俄国在从1924年列宁去世到1940年托洛茨基在墨西哥被害这16年中受到了震动。30年代进行的几次莫斯科审判（在这几次审判期间，党和政府的许多领袖都被判处死刑，他们是：李可夫、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皮达可夫、拉柯夫斯基、鲁祖塔克、索柯里尼柯夫、拉狄克、托姆斯基——他没有等到逮捕就自杀了、克列斯廷斯基以及其他几十个最重要的领导人），实际上是对托洛茨基的“审判”。托洛茨基是主要的被辩护的当事人（缺席）。斯大林企图把托洛茨基说成是恶魔，而把自己说成是天使，是列宁事业的当之无愧的“继承人”，是“今天的列宁”。1937年在军队中、在行政部门中、在工业的负责干部中、在知识分子中进行的血腥的清洗（在这些被清洗的牺牲者中，很多人后来被正式恢复了名誉，对这些“被恢复名誉者”的悼念文章直到今天还继续不断地出现在苏联的报刊上），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斯大林对托洛茨基进行近亲复仇①的种种方面的一个方面。这种清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人员损失方面付出了多么昂贵的代价，以及在由于对技术熟练人员的屠杀而给工农业所造成的损失方面付出了多么昂贵的代价，那是无法准确地说出来的。因为在苏联没有实行一种社会统计，因此根本没有人去估计进步和胜利是用了多少人的生命价值换得的。斯大林对托洛茨斯所抱的那种病态仇恨在政治上造成的结果也没有为人们所注意：给很多外国共产党人带来死亡的共产国际的政策；过早和过快的工业化；使千百万人遭到牺牲、使国家发生饥荒、使农产品下降的过早的集体化；——这一切都是斯大林给予托洛茨基对他的批评的回答。从1924年直到今天，苏联的整个历史可以毫不夸大地被看做是在斯大林同托洛茨基相敌对的标志下过去的。这种敌对还导致了这样一个结果，就是苏联所出版的一切历史书籍和传记作品直到今天都留着谎言的污点。

　　如果列宁能够再活上10年、再治理俄国10年的话，比如说，如果他能够活到63岁的话，那么斯大林就有可能或者是把他枪毙（这从政治方面来看是非常困难的），或者是依然成为他的部下而失去其在俄国的生杀大权。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仇恨之火，如果没有急剧地爆发，也许会慢慢地燃烧，就像刚开始时即从1918年起在列宁的监视下燃烧的那样。正是列宁的患病使得这种仇恨之火爆发出刺眼的火焰，而列宁的逝世则导致了一场真正的灾难。

①近亲复仇是科西加岛和撒丁岛上的一种习俗，直到20世纪初，这两个岛上还保存着这种习俗。——译者注

　　既然列宁在自己的遗嘱中建议同志们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职位上撤掉，那么人们有充分的根据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列宁不亲自把他撤掉呢？要知道列宁当时还依然具有足够的政治影响和智力上的坚毅性，使他能够做到这一点。这个问题至今还是一个谜。也许列宁是想在他的健康恢复到相当的程度，使他能够参加1923年3月或4月召开的下一届党代表大会，那时他将亲自来领导同志们进行斗争，把斯大林撤掉吧？一个人写出遗嘱决不意味着他就安心地等着很快死去。也许是列宁对斯大林搞大阴谋的能力估计不足而过分重视了党内民主原则的作用吧？没有列宁，党在斯大林那钢铁手腕的控制下是束手无策的。

　　不幸的是，托洛茨基也对斯大林估计不足。两千多年前阿菲尼亚宁·修昔底德①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写道：“智力低的人通常更能够得手；他们由于知道自己的弱点和自己敌人的智力，使他们在同敌人争论中难以取胜……所以他们便勇敢地、毫不迟疑地给敌人以打击。敌人往往轻视他们，确信自己已经看透了他们的意图，认为在自己觉得有足够智力的地方不需要使用武力，因此遭到了对方出其不意的袭击而被消灭。”

①阿菲尼亚宁·修昔底德（约纪元前460一395年）是古希腊的历史学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他的主要著作，他的著作特点是：所述事实详细精确，并试图用唯物主义概括历史。——译者注

　　斯大林读过列宁的一些著作，但没有全读。可能他的一位顾问曾经恭敬地建议他注意一下《列宁全集》（俄文第2版）第25卷第441页上列宁所说的话，在那里列宁对专政的概念作了说明（他是在对孟什维克、立宪民主党人等等进行了大量的痛骂之后紧接着来说明专政的概念的）：“专政的科学概念无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不受任何法律或规章约束而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权。

　　‘专政’这个概念无非是这个意思，……好好地记往吧。”①

　　斯大林不会不喜欢这些话。他根据伊里奇的劝告，好好地记住了这些话。

　　1922年5月17日，列宁写信给司法人民委员德·伊·库尔斯基说：“现在给您寄去刑法典补充条款草案，作为我们谈话的补充。……我相信基本思想是清楚的：公开地提出原则性的和符合政治真实的（而不只是狭隘的法律上的）论点，说明恐怖手段的实质和理由、它的必要性和范围。

　　“法院不应当取消恐怖手段；答应这样做是自欺欺人，应该……说明使用恐怖手段的理由，并使它具有法律根据。”②

　　问题在于：在列宁的大脑一共只剩下三个月的活力的情况下，他对于专政和镇压是否会想到了一些新的东西呢？不知道是在1922年的11月份，还是12月份，布哈林曾同列宁谈了一次话。他们讨论了“领袖学”。列宁当时也正是这么说的：“领袖学”。使他感到焦急不安的是关于继承问题。他对于批评要比一般人更具有宽容态度。布哈林到他那里时，他正在阅读普列汉诺夫的《在祖国的一年》一书。这是普列汉诺夫一生中的最后一年（这一年他是在革命的俄国度过的）写的一本论文集。布哈林感到惊讶的是，列宁竟然对布尔什维主义敌人的观点感兴趣。列宁说：“这里有很多真理。”③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第20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43卷第187页。——译者注
③1936年布哈林在巴黎时，曾带着官方的使命访问了波·伊·尼古拉耶夫斯基（尼古拉耶夫斯基是一个孟什维克。——译者注）。他去访问的目的是想得到尼古拉耶夫斯基的一部分最珍贵的档案。他们之间就政治问题坦率地交谈起来。在交谈过程中，布哈林提到了他同列宁的这次谈话。当时尼古拉耶夫斯基就布哈林的一个见解发表自己的看法说：“看来，您是完全相信十诫的。”布哈林回答说：“要知道它们并不是那么坏的。”

　　疾病给了列宁以所有国务活动家都需要的东西，然而又是他们之中很少有人能够拥有的东西，这就是用来思考问题的闲暇时间。在列宁所思考的问题中，有一些保存在他于1923年所写的著作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