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三苏维埃的对外政策

　　列宁不接受社会学，因为社会学研究的是个人的情况，而不是阶级的问题。因此当年他曾经由于民粹派把社会学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这种“在理论上毫无内容的”论据联系起来而责骂过他们。但是当共产党员们害了病，经不住苏维埃方针的急剧转变时，他“建议对在苏维埃或党的工作中遭受挫折而产生心理上的危机的所谓反对派的人们分别加以关心，甚至往往要像医治病人那样对待他们。应尽力安慰他们，同志式地给他们讲明情况，给他们安排……适合他们心理特点的工作”。1920年10月26日，在政治局的会议上通过了列宁的这个关于精神疗法的决议草案。①当政治情况许可时，列宁便企图在经济上来关怀制度的人力资源。他一方面毁灭了很多人的前程，同时又采取措施来挽救一些人。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391页。——译者注

　　列宁作为一位伟大事业的领导者，不能不相机行事。1920年夏，他派红军进军波兰。但他却主张不要急于去占领前沙皇帝国的其他一些地区。1920年11月27日，政治局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决议：“对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土耳其和波斯采取最大限度的和解政策，即尽量避免战争的政策。”当时统治着格鲁吉亚的是以令人痛恨的英国人为靠山的令人痛恨的孟什维克。亚美尼亚的民族主义者在埃里温建立了一个反共产主义的政府。但是列宁命令：“不要提出向格鲁吉亚、亚美尼亚或者波斯进军的任务。”而在莫斯科，一些格鲁吉亚的和亚美尼亚的共产党员却发出了这种进军的号召。在阿塞拜疆，列宁主张实行“极其慎重”的政策（红军早在1920年4月27日就占领了巴库）。“把保卫阿塞拜疆和牢固控制整个里海定为主要任务。……从各方面物色尽量多的穆斯林共产党员到阿塞拜疆去工作。”①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0卷第45页。——译者注

　　9月份，季诺维也夫在中亚细亚号召进行神圣战争；11月份，列宁主张要谨慎行事：国务活动家们并不是始终如一的。

　　然而客观情况却促使布尔什维克在东方和西方获得了某些胜利。人们对英国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有各种不同的解释。邱吉尔想推翻苏维埃。前印度总督、英国外交秘书寇松勋爵继续奉行遏制“俄国熊”和保持英国在中亚细亚的影响这种一贯的政策。苏维埃革命使得英国把这种影响扩大到了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后来英国人手中只剩下了一个格鲁吉亚，因为苏维埃占领了巴库）。

　　但是，英国必须医治战争创伤。寇松不断受到强大的政治压力，要求他从格鲁吉亚和巴统撤走英国的军队。英国发生了罢工；在巴黎举行的和平会议上，笼罩着一片惊慌气氛；风潮席卷了印度、爱尔兰和埃及。劳合一乔治决定减少英国在世界上所承担的义务。1919年，总参谋长亨利·威尔逊爵士同意从西伯利亚和俄国北部撤退，但是他决定要“加强英国在巴统一巴库一克拉斯诺沃茨克一梅尔夫这条线上的阵地”。①这条线就是寇松线，这是寇松的很多线中的一条线。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条线也不得不缩短。劳合一乔治劝说意大利来代替在格鲁吉亚的英国人。看来，罗马准备同意。但是这个计划引起了意见分歧，促使了奥兰多内阁的垮台。弗兰契斯科·尼蒂②写道：“当我于1919年6月担任政府的领导时，意大利曾准备往格鲁吉亚派去一个军事考察团。人数不多的英国军队正从那里撤走。意大利在盟国的同意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出于自愿，准备派出一个庞大的军事考察团……格鲁吉亚这个国家的自然资源异常丰富”（这个说法异常的夸大！），“因此，估计它定能给意大利提供意大利所没有的大量原料。”尼蒂否决了这个考察团。③

　　1919年9月2日，问题提交英国内阁讨论。寇松认为，在格鲁吉亚应当只留下一个旅的英国军队。米尔纳赞同他的意见。但是，博纳·劳、爱德华。蒙塔古爵士、奥斯汀·张伯伦和亨利·威尔逊爵士表示反对。④

①C·E·卡尔韦尔《陆军元帅亨利·威尔逊爵士》英文版第2卷第188页。
②弗兰契斯科·尼蒂（1868--1953）是意大利政治家，曾任农业、工业、商业和财政大臣及首相等职。——译者注
③弗兰契斯科·尼蒂《不太平的欧洲》1922年伦敦英文版第147页。
④卡尔韦尔的前引书第2卷第219页。

　　英国在巴统的驻军于1920年7月7日撤离那里，于是这个城市转到了孟什维克的格鲁吉亚共和国的手里。

　　如果红军当时不是忙于对付波兰人和弗兰格尔的活，那么失去了英国人在军事上的支持的格鲁吉亚，是会成为布尔什维克所轻易获得的猎物的。而当1921年初，布尔什维克腾出手来时，托洛茨基便要求兼并格鲁吉亚。支持他的有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则。在这两个人身上既有格鲁吉亚的热血，又有布尔什维克的侵略性，这两者十分恰当地在他们身上结合了起来。红军侵入了格鲁吉亚，于是在1921年2月，孟什维克的政府被布尔什维克所推翻。

　　一个小小的格鲁吉亚所发生的事件反映了整个形势，这就是西方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的时期即将结束。克拉辛在伦敦进行着贸易、债务和贷款的谈判。越飞在里加正在为同波兰缔结永久性的和约而努力。

　　越飞有不满情绪。因为中央经常把他从一个工作岗位调到另一个工作岗位。他感到疲倦和愤怒。1921年3月15日，他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向列宁进行抱怨，他在信中明显地把中央同列宁个人等同了起来。列宁于3月17日给他回信说：“第一，您重复（不止一次）说‘中央——就是我’，您这就错了。只有在非常激动和疲劳过度的情况下才能写出这种话来。”列宁举例说，越飞本人参加过的“原中央在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上击败了”他。“为什么要这样神经质，竟写出这种绝不应该、绝不应该的话，说什么中央——就是我。您这是疲劳过度了。

　　“第二，我对您既没有丝毫的不满，也没有丝毫的不信任。据我所知，中央委员们也没有，我同他们谈过，了解他们对您的态度。

　　“那么事情又怎么解释呢？只能用您机遇不好来解释。我在很多工作人员身卫看到过这种情况。……您也和相当多的第一流的工作人员一样，机遇不好。您是第一流的、优秀的外交家之一。……您冷静考虑之后，就会看到，这是实际情况。

　　“为什么没有选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您哪怕是问一下托洛茨基就知道了，中央在对这个问题提出原则性意见和作出决定之前犹豫过多少次？很多次！‘民主制’迫使最大限度地更新人诜……

　　“我个人的意见，完全是开诚公布的：（1）您要很好地休养一下。……您考虑一下，是不是到国外，住疗养院更好一些。我们这里条件不好。……

　　“休养一下。然后到莫斯科来。我们谈一谈。……您的列宁。”①

　　遇到这种问题的并不只一个最高领导人。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都不能保险不遇到这样的问题。

　　占领格鲁吉亚以及由此而反映出来的国际局势的缓和使莫斯科在对外政策方面获得了很大的机动性。1921年年中，列宁在评述形势时能够指出“出现了一种均势……是资产阶级社会即整个国际资产阶级与苏维埃俄国之间的均势。当然，所谓均势，也只是从一定的意义上说的。……仅仅是在军事斗争方面国际形势中出现了某种均势。……一种极不稳定的均势。”②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0卷第166、169、170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42卷第38页。——译者注

　　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作关于俄共的策略的报告时警告说，喘息时机随时都可能被打破。他说，加强红军依然是一项直接任务。“国际形势中出现的某种均势的事实对我们的实际政策具有一定的意义，但这只是说明，我们必须承认，虽然革命运动向前推进了，但今年国际革命并没有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直线发展。当初国际革命是由我们来开头的……我们曾这样想：或者是国际革命将会援助我们，那我们的胜利就有充分的保证；或者是我们将做自己的一份小小的革命工作，即使遭到失败，我们为革命事业仍然尽了力量，我们的经验可供其他国家的革命借鉴。……还在革命以前，以及在革命以后，我们都是这样想的：要么是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其他国家立刻爆发或至少很快爆发革命，要么是我们灭亡。”①这个想法列宁在3分钟内几乎一字不差地重复了3次。

　　随后列宁建议出席共产国际的代表们注意“流亡世界各地的俄国侨民有150万或200万人”这一事实。他说：“在俄国，没有哪一个村庄的人民和被压迫者不曾受到震动。尽管这样，只要我们冷静地估量一下国外的俄国反革命流亡者的组织程度和他们的观点在政治上的鲜明程度，我们就会相信，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仍然比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阶级意识强烈。”②

　　列宁具有悲观主义的思想情绪。

　　他不惜使用忧郁的语调：“但是，除了剥削者阶级以外，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也许英国是例外——几乎都存在着小生产者和小农阶级。现在，革命的主要问题就是要同这最后的两个阶级作斗争。……对于大地主和资本家这两个阶级，我们可以干脆加以剥夺，把他们赶走。我们也已经这样做了。但是……在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里，这两个阶级”（即小生产者和农民）“是一个很大的少数，约占人口的30--45％。如果加上工人阶级中的小资产阶级分子，那就会超过50％。对于他们，不能剥夺或驱逐……”③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39一40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42、43页。——译者注
③同上，第44页、——译者注

　　难道列宁是在修正自己关于革命的概念，是在暗示革命的前途由于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中小资产阶层的增长而变得不那么远大了吗？列宁在下面一句话中所预言的正是这样的结论，他说：“在理论上，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很好地很容易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但理论和实践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从实际上解决这个问题和在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决不是一回事。我们很清楚，我们犯过很大的错误。……我们现在创造的经验对于其他国家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是会有用的，它们定能把解决这个问题的技术准备作得更好。”①至于这个问题将如何解决，列宁没有指出。

　　列宁用相当长的时间来谈论苏维埃经济方面的困难和政治方面的变化，并援引了西方一些社会主义者对俄国专政的批评。他问道：“我们应当根据什么原则行事呢？根据公平的原则还是根据多数的原则呢？不，我们应当讲求实际。我们应当以保住无产阶级政权为前提来进行分配。这就是我们惟一的原则。”②

　　列宁从这个问题转到了租让问题上。他说：“我们公开承认，我们决不隐讳，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租让是向资本主义交纳贡赋。但我们赢得了时间”③去实现电气化。“在德国当过俘虏的农民看到而旦认识到，生活，文明的生活，应当以什么作为实在的基础。12000千瓦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开端。”④发展重工业是达到农业富裕的唯一途径。对于苏维埃的宣传农民很容易接受。这证明广大群众也像在最先进国家中的情况一样，根据自身经验来学习要比从书本上学习容易得多。在喀琅施塔得叛乱的日子里，“农民的骚乱来势很猛，工人中间也有不满情绪。他们已经筋疲力尽了。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啊。他们已经饿了三年肚子，但不能四年、五年地饿下去。”⑤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企图利用这一情况来捞取政治资本。他们提出了这样的口号：“没有布尔什维克参加的苏维埃”。列宁声明说：“我们必须同这些分子继续进行无情的斗争。专政是一种激战状态。我们正处于这种状态。……我们说：‘在战争时期我们是像作战那样行事的，我们决不许诺任何自由和民主。’”⑥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44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48页。——译者注
③同上，第51页。——译者注
④同上，第53页。——译者注
⑤同上，第54页。——译者注
⑥同上，第55页。——译者注

　　列宁在结束报告时说：“关于我们的策略，关于俄国共产党的策略，我要向同志们说的就是这些。”①

　　劳累、开始患病、世界革命延期——这一切使得列宁的领悟更加敏锐。他对现实看得更加清楚，因此他决定给共产国际上一堂有关实践优越于理论的课。他想让参加共产国际的代表们了解到俄国所面临的问题，以及俄国为什么拒绝革命教条主义者期望于一个革命国家的那种方针。他知道，将来共产国际的代表们势必要为苏联在国内事务和国际事务中所作的很多极其恶劣的行为进行捍卫和辩护。他对他们解释说，管理是需要残酷的，在这方面任何学说都无济于事。

　　根据第三国际最初的思想，它应当成为莫斯科的一个发电站，把电供给欧洲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电网。共产国际发出的火星应当点燃起世界革命。但是不久布尔什维克就了解到，发生革命的仍然只是一个俄国。飘荡在两个半球之上的革命幻影已经消失了。在共产国际最初的思想中只剩下了利图尔基亚②和宗教仪式。但是共产党人的热情在为自己寻找出路，其结果是建立了一些强大的政治组织。苏维埃政府认为，它拥有很多能为它带来好处的代理人。但是外国的一些共产党经常成了使苏维埃感到难堪的一种情况，因为它们到处都因进行破坏活动而受到谴责。另一方面，克里姆林宫成了许多外国党的一种障碍，因为许多外国共产党人由于效忠于一个遥远的国家（他们把这个国家的所作所为捧上了天）而被人们称之为莫斯科的工具、被动的工具和政治上的蠢人。但是他们需要莫斯科的物质上的支持和道义上的支持，而莫斯科需要于他们的是为了不丧失先前对世界革命所抱的那种靠不住的幻想，还为了在国外建立一个侦察网。共产国际使苏维埃政府感到自己是救世主思想的传播者，而这种思想竟把一些最令人憎恶的犯罪行为神圣化。因此，尽管存在着种种困窘难堪和不好意思，但是要使苏维埃国家同共产国际相分离，那还是谈不上的。它们两者都是不幸的，但要使它们分开生活也不可能。后来，共产国际被帝国所代替。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56页。——译者注
②利图尔基亚是古希腊富人必须承担的一种义务，如缴纳一种特殊形式的贡赋等，在这里指参加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对俄国共产党承担着一定的义务。——译者注

　　7月5日以后，列宁就没有再向共产国际发表讲话了。但是7月11日，他在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意大利代表团团员会议上发表了演说。对这次演说他作了充分的准备，起草了详细的提纲（包括12点）和总结（包括4点），后来又起草了一个简要的提纲（包括7点）。所有这些材料和演说的速记记录，在1959年以前一直没有宣扬出去。

　　1921年德国举行的三月暴动遭到了喜剧性的失败，带来了悲剧性的后果。莱维的《我们的道路·反对盲动主义》这本小册子，揭露了这种愚蠢的冒险行动，给了莫斯科以引起很大疼痛的打击。列宁暗中是了解莱维的实情的，他曾想使德国避免重演为时过早的革命，但同时他却未能彻底制止住欧洲的共产党人。

　　列宁说，有三篇报道使人们产生了很快就要发动“总攻”的希望，这三篇报道是：柏林市政工人罢工，里尔纺织工人罢工，以及“第三件事最重要。在罗马为组织反法西斯斗争而举行了一次群众大会，有代表各党派的5万名工人参加，其中有共产党人、社会党人，还有共和党人。5000名参加过战争的人穿着军服参加大会。……这件事表明欧洲的易燃物比我们想像的多……欧洲正孕育着革命，但是不可能事先拟定革命的日程表。

　　我们在俄国不仅能够支持五年，还能支持更久”。①也就是说，不必着急。“不要怕讲，我们都是（在开完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后）从莫斯科回来的，但要讲得更谨慎些，更聪明些，更有分寸些，‘更右一些’。这在策略上是正确的。现在越是右一些，明天就会越正确些：可能是‘明天’，但也可能要过两三年之后。不要急躁……”②“我们现在惟一的战略是要进一步壮大力量，因此就要变得更聪明些，更明智些、‘更机会主义些’，而且我们应当把这一点告诉群众。但是，一旦我们凭着自己的明智赢得了群众，接着就要采取进攻的策略……”③

　　总结：“不用急躁，不要怕‘误期’……在关于在这个时机或另一个时机‘采取行动’方面可以‘起制动作用’，但是在革命宣传方面却是不可调和的。”④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62、63页。——译者注
②《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第280页。
③《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第62页。——译者注
④《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6卷第279页。

　　列宁的演说在代表们那困惑不解的头脑里究竟产生了一些什么想法呢？有一点是清楚的，这就是他命令“退却”，以便将来有朝一日“更好地跃进”。眼下列宁主张学会机会主义。将来这种机会主义能使共产国际赏同苏维埃在对外政策方面所采取的一切曲折措施。

　　列宁在1921年7月向共产国际的代表们作报告时，他当然不可能考虑到1923年1月发生的事件，但是他所预见到的显然正是这样的事件。苏维埃外交“闯将”阿·阿·越飞起初出使德国，后来被派往里加，1922年时又被派赴中国。1923年1月，他在上海同中国的总统孙逸仙博士会晤。他们于1月26日发表了联合公报。孙博士大声宣称：中国将不实行苏维埃制度，“因为现时还不存在胜利地建立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条件。越飞先生完全同意这种观点”。①越飞的行动自然得到了克里姆林宫的赞同，就是说，应当认为是得到了列宁的赞同。

　　孙逸仙和越飞的共同声明讲的完全是真话，虽然莫斯科后来不好意思提到这个声明。中国当时如果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话，那就会是一种为时过早的革命。但是关于在国际政治中讲真话的问题很少有人去关心。越飞讲了真话为的是便于同中国政府建立正常的关系。革命的长子继承权为了外交方面的一碗红豆汤而被出卖了②；后来克里姆林宫支持孙逸仙和蒋介石，首先是为了阻止日本对中国的渗入，并加强苏联在中国的影响以代替西方的影响。凡是在不怕遭到列强镇压和不受外来制裁的情况下能够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地方，列宁都这样作了。在1921年底，一部分红军进入了孤立的、没有自卫能力的、脱离了中国的外蒙古，同蒙古的傀儡签订了条约，并在蒙古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莫斯科并没有准备把沙皇政府在满洲修筑的中东铁路交还给中国。克壁姆林宫实行的这种帝国主义政策，加上它在援助中国革命方面所表现出的那种很大的节制，就在红色俄国和红色中国之间播下了不和睦的种子。

①见1923年2月1一15日苏维埃驻北京全权代表处发表的公告。我在莫斯科外交人民委员部的档案室里知道了这份公告的内容。应当指出，在《苏联对外政策文件汇编》第6卷（1922年11月20日一1923年12月21日）（1962年莫斯科俄文版）中没有收入这个文件。在我的《世界政治中的苏维埃》一书中引证了这份公报。
②“为了一碗红豆汤而出卖了自己的长子继承权”出典于《圣经》，讲的是犹太人的一个族长以撒有两个儿子，大的叫以扫，常在田野里干活，小的叫雅各，常居帐篷中。一天雅各正熬红豆汤，以扫从田野里回来，又饥又渴，向雅各要红豆汤喝，雅各乘机提出要以扫先把长子的名分让给他作为交换，以扫答应了，这样他就轻易地出卖了自己的长子继承权。后来，这个典故常被用来比喻因小失大、贪图眼前小利而放弃最重要的东西。这里比喻越飞为了同中国政府建立正常关系而讲了真话，从而失去了重要的东西。——译者注

　　列宁作为《帝国主义论》这部名著的作者，向全世界表现出了一种不屈不挠的帝国主义反对者的样子。虽然反帝国主义和民族自决是同一枚奖章的两面，但是克里姆林宫任何时候都善于把在前俄罗斯帝国领土上实行自决的原则作出一种解释，以至于其结果是没有任何自决，而是赤裸裸的兼并，例如，对待孟什维克的格鲁吉亚就是这样。因此苏维埃早期的反帝国主义的思想情绪既是由思想方面的需要产生的，又是由实际方面的需要产生的。因为一个弱国如果面对着许多强国的话，它是不可能敢于放手去搞帝国主义的那一套的。列宁把这种软弱变成了一种力量。一方面他以装模作样的姿态放弃了沙皇制度的帝国主义的野心。而同时他却对从前曾经属于沙皇帝国的领土表现出了极其浓厚的兴趣。

　　契切林写道：“苏维埃政府最初存在的三个月是革命发动政治进攻的时期，这时它毫无顾虑地向全世界的劳动群众抛出了自己的革命口号……这个陶醉于胜利的第一个时期并没有注定要继续下去。”①接着而来的是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和平会议，德军在东线的进攻，德国在世界战争中的失败。随后是立即对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采取行动。当恺撒的政府刚一垮台，在俄罗斯帝国的从前这些领土内便立即宣布成立了苏维埃政权。爱沙尼亚的苏维埃政府在1918年11月29日（没有注明地点）的宣言中宣布了自己的执政，宣言中谈到：“全世界的革命正在以坚定的步伐不可避免地发展着！”②拉脱维亚苏维埃政府于1918年12月17日（宣言中没有注明地点）“以世界革命的名义”宣布了自己的存在。③

①格·契切林《两年来的对外政策》，载于《消息报》1919年11月6一13日。
②《苏联对外政策文件汇编》俄文版第1卷第587一588页。
③同上，第616一618页。

　　在此前一天，“立陶宛临时革命工人政府”发表了与此类似的宣言（没有写明地点）。①1918年12月24日，俄罗斯苏维埃政府宣布它准备“给予”波罗的海沿岸各苏维埃“以必要的帮助和支持”。②1919年2月17日至21日之间（没有写明地点）召开的立陶宛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决定立陶宛同苏维埃白俄罗斯实行“合并”，并“立即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工农政府以及同拉脱维亚、乌克兰和爱斯兰各工农政府进行谈判，以便由所有这些共和国建立一个统一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③但是，当时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手还不长，情况还不利，所以在波罗的海沿岸各个国家中，非苏维埃的政府便占了上风，莫斯科只好承认这些国家的独立。莫斯科不得不容忍波罗的海沿岸各独立国家一直存在到1940年根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所规定的条件将这些国家兼并为止。

　　在1918—1919年时，对于波罗的海沿岸各国是否曾经不成功地试图用民族主义性质的动机或国际主义性质的动机来促使它们苏维埃化，这很难说。斯大林在一有这种可能的情况下就兼并了波罗的海沿岸各国这一事实，并不能令人充分信服地证明莫斯科在1918年时就抱有帝国主义的野心这一设想。1918年德国失败后所出现的混乱状态，给苏维埃政府提供了一个它盼望已久而且经常念叨的机会。列宁在那些令人陶醉的日子里想必认为，向欧洲进行革命突破的时候开始了。客观地讲，对列宁于1918—1919年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所实行的政策可以作各种各样的解释，既可以解释为企图进行革命扩张，也可以解释为力图占领俄罗斯帝国的全部领土。

①《苏联对外政策文件汇编》俄文版第1卷第612一616页。
②同上，第627一628页。
③同上，第2卷第76一77页。

　　在中亚细亚，即在英国狮子和俄国熊之间历史上一直进行角逐的地区，用反对帝国主义的和革命的漂亮词句所掩盖的苏维埃政策，其矛头始终是对准英国的。契切林（他是列宁意志的执行者，有时候甚至是列宁在国际政策方面的教师）具有强烈的反英情绪。在私人谈话中他曾不止一次地预言不列颠帝国末日的到来。他在20年代说，英国的自治领——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联邦——将对英国丝毫不予帮助，因此英国将成为一个微不足道的二等国家。他希望，俄国在消灭英国方面作出自己的贡献，这就是要破坏英国在以下地区的统治，这些地区处于英属印度与苏维埃在中亚细亚和高加索（而主要是在阿富汗和波斯等地）的领土之间。

　　1919年2月，阿富汗国王埃米尔·哈比布拉“死于一个无名歹徒之手”。继承他的王位的是他的第三个儿子阿马努拉·汗，2月21日举行了加冕礼。在战争期间，阿马努拉由于同情反英的和亲德的青年阿富汗运动而被他父亲判处了死刑。这位王子为了逃避死刑便躲藏了起来，等待着埃米尔·哈比布拉的死去。

　　1919年4月7日，阿马努拉国王致函“大俄罗斯国家总统陛下”，即致函从前的特维尔省农民米·伊·加里宁，通知他说自己已即位，并用极其恭维的语气和过于华丽的文体建议建立外交关系（“因为您，陛下，我的伟大的和亲爱的朋友——伟大的俄罗斯国家的总统和您的其他一些同志，即人类的朋友，担负着关怀和平和人们幸福这一光荣而崇高的任务，并宣布了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各族人民自由和平等的原则……”）。

　　5月27日，“人类的朋友”即加里宁和列宁在回信中向新的国王表示了祝贺，并意味深长地补充说：“阿富汗人民力求仿效俄国的榜样，这将是阿富汗国家获得巩固和独立的最好保证……在两国伟大人民之间建立永久性的外交关系将为两国人民进行互助，反对外国掠夺者”（应读作：英国）“对别国自由和别国财产的任何蓄意侵占的斗争，展现出广泛的可能。”①

　　1919年10月14日，晚上7点钟，列宁接见了阿富汗的大使，见面时列宁说了下面的话：“我很高兴能在工农政府的红色首都见到对我们友好的阿富汗人民的代表，阿富汗人民目前正受着帝国主义压迫的痛苦，并为反对这种压迫而进行着斗争。”大使对此回答说：“我向您伸出友谊之手，我希望您能帮助整个东方摆脱欧洲帝国主义的压迫。”②

　　在阿富汗人那些词藻华丽的话语中和苏维埃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中，听得出还是从前那种英俄竞争的隐隐约约的声音。

　　1907年俄历8月18日，还没有从对日战争失败中完全恢复过来的沙皇政府签订了英俄协定，根据这项协定，阿富汗处于俄国的势力范围之外，也就是说，起码是在原则上处于英国的势力范围之内。缔约双方宣布了不干涉西藏的原则。但是它们却共同瓜分了波斯。波斯北部属于俄国的势力范围，南部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中间地带不属于任何一方。

　　1918年1月14日，外交人民委员托洛茨基通知波斯的公使说，苏维埃俄国认为1907年签订的英俄协定已“永远被废除”。德黑兰正式确认，它收到了托洛茨基的照会。这时在波斯还驻扎着英国的军队。③

　　苏维埃撤出波斯，使波斯出现了一个军事和政治方面的真空。据官方的传记作者寇松勋爵说，波斯的“四面八方都布满了英国的步哨”。④英国军队从波斯开往高加索和俄国的土耳其斯坦。但是随着邓尼金在陆上和在里海上遭到失败，布尔什维克推进到了波斯的港口恩泽利（即现今的巴列维港）。于是英国人退却了。后来，接受格鲁尼亚共产党人命令、尤其是接受斯大林命令的红军部队在波斯北部设防固守下来，并建立了所谓吉兰苏维埃共和国，但是后来列宁和契切林取消了这个共和国，他们断言，没有无产阶级的波斯还没有成熟到可以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地步。

①《苏联对外政策文件汇编》俄文版第1卷第174一175页。
②同上，第261一262页。
③同上，第90一93页。
④罗纳德·谢伊伯爵《柯曾勋爵的一生》1928年伦敦英文版第3卷第212页。

　　陆军大臣里扎·汗·巴列维（后来他宣布自己是波斯王，并建立了新的巴列维王朝）于1921年2月21日发动政变，组成了新的内阁，立即废除了英国和波斯于1919年8月缔结的协定。2月26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同波斯签订了条约。苏维埃政府根据该条约放弃了“俄国前政府同第三国缔结的有害于波斯的和关于波斯的”一切协议和协定。但是在该条约的第六项中规定，如果第三国对波斯进行武装干涉，目的是要对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或它的盟国的边境构成威胁的话，以及“如果波斯政府在俄罗斯苏维埃政府向第三国提出警告之后本身无力防止这种危险的话，俄罗斯苏维埃政府将有权把自己的军队开入波斯领土，以便为了自卫而采取必要的军事措施”。①这意味着：如果英国军队再回到波斯的话，布尔什维克的军队也将开到这里来。

　　里扎既不是一个革命者，也不是一个改良主义者。他是一个统治者，因此他懂得，为了进行统治，他应当使波斯摆脱两个外国的统治。阿马努拉自认为是中亚细亚的彼得大帝。他幻想使阿富汗现代化，他想去掉蒙在妇女头上的恰得拉②，并限制伊斯兰教神职人员的权力。但是他的力量弱小，而他的改革为时过早，于是保守势力便把他推下王位，并让他在享受优厚待遇和各种方便条件的情况下把他驱逐到了意大利。基马尔·帕夏·阿塔图克则完全是另一种人。他是一个统治者、革命的改造者、强有力的人物；他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专政者、职业军人和能治政治病的人。1853年时，尼古拉一世曾称土耳其是欧洲的一个病人。在这个绰号中有很多真理，虽然它也反映出了起这个绰号的人的帝国野心。

①《苏联对外政策文件汇编》俄文版第3卷第536--544页。
②“恰得拉”是伊斯兰教妇女蒙在头上的面纱，在中亚细亚还从肩披到脚。——译者注

　　土耳其失去了自己的威力，因而也失去了世界战争前它所统治的土地。在世界战争中的失败使得土耳其只剩下了一个安纳托利亚。在战争期间屡次打败了英国人的基马尔·帕夏，在安纳托利亚的新鲜空气中，在风沙高原的悬崖峭壁间，开始医治自己的病人。他把首都从坐落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欧洲一方的亚洲的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迁到了一个建立在亚洲的新的欧洲城市安卡拉。他赶走了苏丹，废除了哈里发政体，把土耳其变成了一个不受教会控制的国家。恰得拉、闺阁和妇女与外界的隔绝状态都被禁止，拉丁字母代替了导致文盲的阿拉伯的斜体铅字。那些站在伊斯兰教寺院尖顶上根据基马尔的命令呼报祈祷时间的人召唤穆民们到伊斯兰教堂去作祈祷时已不再使用阿拉伯语，而是使用土耳其语。基马尔不准土耳其人戴非斯卡①，代替它的是一种西方的帽子。土耳其钞票上印的那张土耳其之父②的最风行的照片，其形象是他穿着一身燕尾服，系着一条白领带，——不能想像还有什么能比这幅照片同一幅描绘土耳其的传统漫画之间的距离更远的东西了，那幅描绘土耳其的传统漫画画的是一个人头上戴着带缨子的非斯卡，下身穿着肥大的灯笼裤，脚上穿着东方的便鞋，鞋尖弯曲着。

①“非斯卡”是某些亚非国家的一种帽子，平顶圆锥形，带穗。——译者注
②“土耳其之父”是对基马尔的尊称。——译者注

　　基马尔把巴黎和安纳托利亚结合于自身，把绅士和达梅尔兰①结合于自身。他时而表现出一种创造性劳动的激情（他把自己作为一个预言家和改革者的热情都倾注于这种激情之中），时而表现出一种长时间的狂欢（在这种情况下，他整天整天地打牌、纵酒和淫荡）。基马尔骑在马上进入了自己人民的心中，人民身上那些相当原始的特点使他们敬佩他那种粗暴的、坚韧不拔的勇敢。基马尔可以随随便便地敲打人们的脑袋和破坏各种先例。具有英雄特点的基马尔把值得传诵的人民的感情还之于人民。于是一个贫穷、弱小而又落后的土耳其感到自己变得更加年轻了。

①“达梅尔兰”——即帖木儿，阿拉伯人诨称帖木儿为帖木儿林，意思为跛子帖木儿，欧洲人将此讹传为“达梅尔兰”。帖木儿（1336一1405）在几十年的侵略战争中，征服和占领了欧亚两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最后建立了庞大的帖木儿帝国。——译者注

　　基马尔认为自己的革命民族主义和自己的一党制度要比列宁的主义和制度更好一些。他禁止进行共产主义的活动并对有共产主义嫌疑的人进行迫害。基马尔虽然反对共产主义，但这并不妨碍土耳其和苏维埃俄国在军事、经济和政治方面进行合作。同西方的影响进行斗争，是符合两国的利益的。

　　从1677年到1917年，俄国和土耳其相互打过13次仗。于是产生了一种关于两国之间存在着难以根除的仇恨的神话。实际上难以根除的仇恨是不存在的。两国人民太讲求实际了，因此他们不受历史的支配。当俄国和土耳其彼此都对对方抱有领土野心时，它们是敌对的。当双方都失去其帝国并由于软弱而失去其侵略野心时，它们就变成朋友了。

　　1920年4月26日，基马尔写信给苏维埃政府，信中着重指出，土耳其准备“参加反对对两国构成威胁的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并建议同俄国结成军事和政治的联盟。①契切林的回答是冷淡的，他只建议两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基马尔则坚持自己的主张。他在1920年11月29日给契切林的照会中谈到，“我们亲密的联盟”和“全世界的劳动群众”，在“亚洲和非洲被奴役的各族人民”的帮助下，定将消灭“资产阶级”和“国际资本的权力”。基马尔明显地想从莫斯科方面得到些什么。但是莫斯科正忙于对付弗兰格尔，忙于处理格鲁吉亚问题和经济问题。而基马尔则表现得越来越执拗。1920年11月14日，土耳其的外交大臣别基尔·谢米来到莫斯科请求给予军事援助。因为希腊的军队在英国的支持下侵入了安纳托利亚。

①路易斯·费希尔《世界事务中的苏维埃国家》1960年纽约英文版第286页。

　　当我在写作关于苏维埃的外交政策一书时，卡拉汉对我说：“我们在武器、军事教官和金钱方面给予了基马尔以巨大的帮助，这已不再是什么秘密。”列夫·卡拉汉是副外交人民委员，一个长得漂亮而目光敏锐的亚美尼亚人，他十分高兴地把这个秘密的情报告诉了我。我从他那里还得到了蒋介石和孙逸仙同契切林之间的来往信件。卡拉汉在个人事务方面是一个很能独自作主的人，所以当他把一些秘密告诉我时，可以看得出，他表现出一种个人独自作主的感觉。而对于这种独自作主的表现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937年12月19日，他在没有招认他并未犯下的罪行的情况下竟被枪毙。

　　苏维埃驻基马尔的土耳其的第一任全权代表是从前的一个军官和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谢·伊·阿拉洛夫。阿拉洛夫在离开莫斯科之前，契切林领他去见列宁。

　　列宁欢迎他说：“老兄，我们就这样结束了同土耳其的战争，您成了一位外交家，这很好。化干戈为玉帛，这是需要的，是一件好事。请坐……”

　　列宁把话题转到了土耳其的问题上来：“当然，穆斯塔法·基马尔·帕夏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是看来他是一位很好的组织家，有才能的统帅，他进行的是资产阶级民族革命，他是一个有进步思想的人，一个聪明的国务活动家。他了解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意义，对苏维埃俄国持肯定的态度。他进行的是反对侵略者的解放战争……据说，人民相信他。我们应当帮助他，也就是说，应当帮助土耳其人民。这就是您的工作。要尊重土耳其的政府和人民，不要高傲自大。不要干涉人家的事务。英国唆使希腊人来反对他们……您面临着重要的工作……虽然我们自己还穷，但我们还是能够从物质上给土耳其以帮助的。而需要的是……土耳其人民将感到他们不是孤立的。”

　　列宁继续说道：“沙皇俄国同土耳其打了几百年的仗，这当然在人民的记忆中留下了很深的痕迹……您知道，不相信的心理只有慢慢地才能消失。因此需要作大量的、耐心的、慎重的、细心的工作；需要善于用事实而不是用空话来证明和说明旧的沙皇俄国同苏维埃俄国之间的区别。这是我们的任务，您作为大使，有责任宣传苏维埃的不干涉他们事务的政策，有责任热烈捍卫我们两国人民的真诚友谊。土耳其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农民国家。工业很少，即使有一点，也是掌握在欧洲资本家的手里。工人也不多。这些是应当考虑到的。”换句话说，土耳其要进行无产阶级的革命是不可能的。

　　列宁对阿拉洛夫说，莫斯科将帮助基马尔的土耳其。“至于将提供什么样的帮助，我们说，很可能是提供武器方面的帮助，如果需要，我们也将提供其他方面的帮助。”

　　“要学习语言，要与一般的人和社会活动家们来往，不要像沙皇专制制度的大使那样，用围墙、用堡垒把自己同劳动人民隔离开来……您和子女们一起去吧？这很好，要让子女们学会土耳其语，您自己也要学一点。这很重要。”①

①谢·伊·阿拉洛夫《一个外交官的回忆》1960年莫斯科俄文版第34一37页。

　　这就是列宁给自己大使的临别赠言。

　　俄国帮助了土耳其（帮助它的还有法国）。但是在苏维埃给予土耳其以帮助之前，有一件事差点破坏了苏土关系。在1921年2月，当布尔什维克占领格鲁吉亚时，克里姆林宫把自己的军队开往巴统。3月11日，土耳其人攻占了这个城市。当时俄国惟一的一条石油导管是从巴库开始，尽头在巴统。巴统港除了具有经济上的意义外，这个城市也还有政治上的意义，因为格鲁吉亚的民族主义者是不会为格鲁吉亚失去这样一个最重要的城市而宽恕布尔什维克的。开来的红军部队准备采取军事行动。苏维埃和土耳其双方的指挥官进行了五天的谈判。最后基马尔让出了巴统，而莫斯科则承认把卡尔斯省和阿尔达汉转交给土耳其。

　　列宁知道，苏维埃的对外政策同国内政策是密切相关的。因此不能不考虑到格鲁吉亚和像斯大林这样一些仇恨基马尔的土耳其的格鲁吉亚人。不能不争取苏维埃的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也参加莫斯科同安卡拉之间的谈判。虽然这种作法并没有减少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对莫斯科的依附程度，但却有助于在国外、特别是在亚洲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沙皇政府从前的一些殖民地已经获得了国家的权力。1921年3月31日，列宁称赞了契切林的一项建议，即在穆斯林居住的地区“进行反宗教宣传时”，必须“掌握分寸”。列宁知道：在乌克兰、高加索和土耳其斯坦的民族主义者中间存在有分离主义的倾向。这些地区的不满情绪有可能引起群众性的骚动而需要进行镇压。如果国外知道了这种情况的话，那苏维埃俄国在各附属民族中的声誉就会受到损害。在这方面土耳其斯坦的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当工会领袖米·巴·托姆斯基不支持列宁在工会问题上的政策时，列宁便把他派到了土耳其斯坦，任命他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共同成立的土耳其斯坦事务委员会的主席。在土耳其斯坦，托姆斯基同俄共（布）中央土耳其斯坦局的委员格·伊，萨法罗夫发生了政治上的分歧。分歧的基本点是关于在土耳其斯坦是否实行新经济政策的问题。托姆斯基坚持要实行。而萨法罗夫则断言，在土耳其斯坦的条件下，耐普不能实行，而应当继续实行战时共产主义。

　　托姆斯基把这个情况写信告诉了列宁。1921年8月7日列宁回信说：“您说我们（莫斯科）需要‘900万头绵羊’，这当然是对的。无论如何要弄到手！立即把取得这些绵羊的进度、计划送到我们劳动国防委员会来……”

　　“我们派越飞同志前往，是试图调解您和萨法罗夫同志的分歧。”——像任何时候一样，越飞总是被委托去消除不愉快的事情。

　　列宁接着阐明了自己的计划：“我想，你们双方的意图能够而且应该统一起来：（1）首先要给莫斯科供应粮食和肉类；（2）（为此）可给予‘商人们’一系列让步和奖励；（3）当然要实行新经济政策……（4）一定要成立穆斯林贫苦农民委员会。（5）仔细地、慎重地对待穆斯林贫苦农民，向他们作一系列让步。”

　　“能够而且应该把符合我们在整个东方的‘世界政策’利益的、明智的、慎重的路线统一起来并固定下来。”①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1卷第183一184页。——译者注

　　列宁把“世界政策”几个字加上引号似乎是在嘲笑自己的夸张，但是在下一封信中他就把引号去掉了。

　　越飞来到土耳其斯坦后，很快就了解到困难的实质所在，11月9日，他通知政治局说，托姆斯基和萨法罗夫之间的分歧最终将“激起俄国居民和当地居民之间以及某些民族之间的敌对情绪。”

　　萨法罗夫没收了所谓富农的财产、牲畜和农具，并在贫农中进行分配，也就是说他也执行了一种阶级斗争的政策，而这种政策在俄国中部已经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萨法罗夫的狂乱措施给穆斯林所造成的牺牲，其罪责全在于俄国的官员即穆斯林们那些传统的压迫者。托姆斯基坚决主张要废除战时共产主义的各种措施。但是在那些将从耐普的实行中得到好处的富农和商人中，看来有很多俄国人，因此受这些俄国人欺压的穆斯林的贫农便不想实行耐普。萨法罗夫的方法和托姆斯基的方法一样，也激起了穆斯林对俄国人的仇恨。此外，越飞还明确地说，势必要在托姆斯基和萨法罗夫之间进行选择。原来耐普同贫农委员会、同对穆斯林贫农的种种让步是不能并存的，而这是出乎列宁的预料的。

　　1921年9月13日，列宁通知越飞说，在莫斯科，“中央委员会内部对这个问题有一些分歧意见”。列宁写道：“更准确地了解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我个人非常怀疑，‘托姆斯基路线’……很可能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路线，或者确切些说，有这种倾向。”

　　“取得当地人的信任；取得三倍、四倍的信任；证明我们不是帝国主义者，我们不能容忍这种倾向的存在——这对我们的整个世界政策是极其重要的。

　　“这是一个世界性问题，是毫不夸张的世界性问题。

　　“应该极其严肃地对待。

　　“这个问题将影响印度，影响东方，这可开不得玩笑，要千倍地慎重。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列宁”①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1卷第323页。——译者注

　　最后，正是萨法罗夫，而不是列宁怀疑其有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托姆斯基被从土耳其斯坦召了回去，被任命为共产国际的东方问题顾问。中央监察委员会审查了有关他的工作的材料。由于这种调查，萨法罗夫向党中央提出申请，要求他不再参加任何负责工作。列宁给他回信说：“不要急躁，这是不允许的，也是可耻的，您又不是14岁的小姐。”列宁以信任的口气对萨法罗夫写道：他也认为“对您的发难是荒唐的”，①而与此同时，列宁却把格·雅·索柯里尼柯夫这样一位重要的布尔什维克派往土耳其斯坦去调查萨法罗夫的情况。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2卷第155页。——译者注

　　要证明布尔什维克不是帝国主义者，要博得土耳其斯坦当地人的好评，这对列宁来说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问题。因为如果在土耳其斯坦取得胜利，那就会在印度和整个东方引起反应。列宁是从全球范围的观点来看问题的。土耳其斯坦和高加索有可能不是成为桥梁，就是成为障碍物。寇松和邱吉尔不知道列宁认为土耳其斯坦有什么样的意义。但是他们认为列宁是罗曼诺夫王朝的红色体现者，是一位坐在沙皇宝座上的委员，是不戴皇冠的沙皇，但是他却具有非常危险的思想。他们认为，瞧，这只熊越来越起劲啦。虽然列宁对世界革命的不可避免存在着种种幻想，但是要让他同意他们作出的俄国有可能在亚洲进行扩张这种评价，是不大可能的。到1921年时他已经知道，要传播思想，不是靠剑，就是靠钱。

　　此外，对列宁来说存在着两个英国：一个是他想在亚洲加以侮辱的英国，另一个是他正在伦敦将其作为一个世界银行家、商人和生产者竭力对之讨好的英国。起码有两个列宁、两个灵魂，这两个灵魂和平地共处于一个胸膛里，都只忠实于一个原则：苏维埃政权无论如何要得到保全。为此目的，俄国就需要同资本家做生意。而作为资本主义堡垒的英国为了存在下去也需要做生意。但是在英国有人认为，帝国比做生意更重要。亚洲的列宁主义和家里的红色宣传，看来比金钱上的损失更危险。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共产主义的危险并不那么可怕，依靠建立正常的贸易关系就能够彻底消除这种危险。一些英国的大公司希望恢复革命前它们在俄国的那些企业的剥削。于是它们要求实行租让。克里姆林宫以最有希望的方式对此作了回答。英国一些认真作事的人认为，贸易关系能否建立，要看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是否承认沙皇俄国所欠的债务。不知是为了回答这些债权人的压力，还是为了避免在本来已在分崩离析的协约国中进一步引起分歧，劳合一乔沧就法国对英俄贸易协定持什么态度问题向巴黎征求意见。法国外交部长阿里斯蒂德·白里安于1920年11月25日通过一份非常古怪的照会作了回答。①照会中说，法国政府“不反对恢复私人之间的贸易关系”。但是由于国家对外贸易垄断组织禁止私人在苏维埃俄国进行国外贸易，所以实质上白里安是在说，他反对同苏维埃俄国进行贸易。此外，他还提出了一个人们已经知道的条件：俄国应当支付战前的和战时的债务。但是法国人由于怀疑布尔什维克是否有支付能力以及他们是否同意支付旧的债务，所以便建议成立一个专门组织，委托其执行有关支付债务的工作。“支付债务所采取的方式应当是有助于利用这个国家的自然资源。”白里安梦想把苏维埃俄国变成西方一个经济上的殖民地。

①英国政府与法国政府关于英俄贸易协定的通信。《英国白皮书：俄国》1921年第2号。指导性指示1456号，1921年伦敦英文版。

　　布尔什维克用不着来拒绝白里安的计划，因为英国人就已经把它拒绝了。英国人在1921年6月24日声明，恢复同俄国的贸易和俄国承认自己的债务这两个问题应当分开来研究。

　　1921年3月16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同大不列颠签订了贸易条约。双方认为，继这个条约之后将签订和平条约和恢复外交关系。冰解冻了，封锁被打破了，同布尔什维克的贸易开始了。现在，在俄国和外部世界之间，确实如列宁所说的，“出现了一种均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