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威·爱·伯·杜波依斯 -> 《为和平而战斗》（1952）
第四章 和平大会
美国的和平运动是历史悠久而受人尊敬的。我很早就已开始加以研究，设法与它发生密切关系。关于和平团体在圣路易开会一事，我于一九二二年在「危机」中写道：
「和平在今天如果意味着什么的话，那就意味着：为了基督教义与文化的缘故，制止强者杀戮弱者。现代的那种一味想占有非洲、亚洲、南海的土地与奴隶的欲望，是所谓文明人之间发生战争的最大、也几乎是唯一的原因，为了这种『殖民』侵略与『帝国』扩张，英国、法国、德国、俄国和奥地利正在不遗余力地武装自己；为了对付这种政策，日本和中国正在拼命武装。然而美国和平运动仍认为讨论这个机关枪、土著及橡胶问题是下策，而要求在『仲裁、条约及国际法』方面从事『建设性的』工作。对我们来说，少一些威胁和美元，多一些人道，会使美国和平运动成为一种伟大的民主博爱事业，而不是一种贵族的避难所。」
在一九一九年的凡尔赛和会上，我是个局外的旁观者，我的贡献是泛非大会以及对委任统治委员会和国际劳工组织的呼吁。一九四五年，作为出席联合国旧金山会议的美国代表团的顾问，我试图使得美国代表团在国际人权法案中给予殖民地人民一个真正的地位。我在一九四五年五月十六日写道：
「企图在旧金山会议通过国际人权法案而没有特别提到生活在殖民地的人民，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最不幸的程序。如果大家都清楚地了解，各国要求保证的言论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能够毫无问题地给予生活在殖民地地区的七亿五千万人，
这将是一个巨大而有决定意义的步骤。但是实际情况是：这些人民构成世界上最下层的人民，有百分之九十是文盲，他们处于极端贫困的境况，是疾病的牺牲品，他们大多数人迄今一直被视为是利润的来源，世界上的民主发展没有他们的份—三百年来对他们的剥削已经成为战争、混乱及痛苦的主要原因！没有特别提到这些人民，几乎等于公开宜布他们已在大家默认的情况下被棑除于自由国家公民之外，他们的福利与自由只有依统治他们的国家的意愿来加以考虑，而不是依世界开明舆论的要求来加以考虑。」
我与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及其他领袖讨论了这个问题。但是毫无结果。一九四九年，有人请我和其他许多人一起担任纽约的一次和平集会的发起人，组织和平集会要把世界各国的代表集合在一起。一九四九年二月五日，前美国司法部助理部长奥·约翰·罗奇[1]写信给我说：
「最近美苏关系的发展，使得更加有必要举行一次像我们文化工作者保卫和平大会这样的集会。没有疑问，今天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最大祧战，莫过于为了我们如何求得真正和平的问题：竭尽他们的才干、技术与专门知识。『我们极其希望使这个会议对现在阻碍和平道路的问题的解决：有真正的贡献。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请你和我们发起人中少数重要人物与我扪会面，以协力筹备这次的讨论题目和计划以及发言者名单……」
[1] 奥·约翰·里奇是美国和平运动的叛徒，详见本书第十一章。——译者
会议于一九四九年三月在华道夫—亚斯多里亚饭店举行，它标志着美国文化史上的一个新纪元。它是美国具有文化和自由思想的五百五十位杰出领袖发起的。它使得代表性非常广泛的现代文化领袖，特别是苏联的文化领袖聚首一堂。
这次和平会议的遭遇异乎寻常。美国报纸用很粗暴的方式来对待它，使人清楚地看到这是一个反对和平、赞成反苏战争的有布置有指挥的宣传运动。像毕加索那样卓越的文化领袖被拒绝入境参加会议。这次会议引起了激烈的互相攻击；每次开会都布有纠察线，报纸对整个事情的歪曲报道是前所未有的。他们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攻击和歪曲。亨利·安·辛格尔(在「教育社会学杂志」〉总结说，在纽约报纸从一九四九年三月一一十三日到三十日刊出的二千零六十二条标题、特写、论文、社论、漫画、图片说明中，有：
一千零九十条感情激烈的指责字句
二百零五条没有根据的指责
一百三十九条谎言
四百六十八条反对大会的言论
一百三十二条口气中立的言论
二十八条赞成大会的言论
这样，一个由科学、文学和艺术上享有盛誉的人们怀着最好的动机所召开的会议，就像「纽约时报」所说，成了「最近纽约历史上争论最激烈的会议」之一，成了我国政治迫害和诽谤的显著表现——这种政治迫害与诽谤已经使得言论自由与探讨和说理的权利堕入几乎完全漆黑的深渊。
在麦迪逊广场花园的闭幕大会上，我介绍主席哈罗·沙普莱时说：
「我们明白，头脑比较淸醒的国家也明白，我们不是卖国贼，也不是阴谋家；我们不但没有阴谋使用武力和暴力，
而且我们所坚决反对的正是武力和暴力。召开这次会议不是为了要保卫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也不是为了要保卫美国生活方式。召开这次会议是为了要促进和平！召开这次会议是要不恽惮其烦地一次又一次地说：无论不同制度的宗教信仰、工业或政府的好坏如何，战争总不是成功地，有利于人类地解决它们之间分歧的办法。」
下一月，奥·约翰·罗奇、艾伯特·伊·康恩以及其他一些人要我参加在巴黎举行的一次世界性的和平集会。美国委员会同意供给我一部分费用，其余由我自己负担。在我看来，我所参加的是现代最伟大的一次和平示威。四天之中，差不多从世界上每个国家来的目击者都诉说了战争的恐怖以及和平的必要性——如果要保存文明的话。在最后一天——一个屋期日，从法国各地徒步、搭汽车、乘火车和飞机来的五十万观礼者列队 走过广大的布法罗运动场，髙呼「要和平，不再要战争！」在这次世界性的会议上，我着重地谈了殖民主义，我说：
「我们不要弄错。有可能引起世界大战的分歧的主要原因，不是社会主义的传播，甚至也不是共产主义所揭示的完全社会主义的传播。社会主义思在全世界各地传播，甚至在美国传播…… 与这种社会主义的传播相对的，是一种现代的制度正在拼命地努力，那便是殖民主义，而殖民主义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还是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领导这种新的殖民帝国主义的，是我的本国，我的祖先用血汗创造起来的美国。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上帝赐给它富饶，它的质朴的公民的辛勤劳动使它得到繁荣……陶醉于权力，
我们正在引导世界走向一种新的殖民主义的地狱，保持着一度毁灭我们的那一套奴役人类的旧制度；并且引导世界走向将会毁灭世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一九四九年七月，我会同莱纳斯·保林、约翰·克拉克、乌塔·哈根及奥·约翰·罗奇发起召开「美洲大陆拥护世界和平大会」，定九月间在墨西哥城举行。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五位美国名流被邀参加莫斯科全苏和平大会。由于三月间的和平大会受到的粗暴的待遇所直接产生的原因，我是唯一接受邀请的人。我并向出席大会的一千个人发表演说[1]。
[1] 这篇演说全文见附录。——原注
我的苏联之行使我不可能到黑西哥城去参加会议，但是我很感兴趣地注意了其他几次和平会议：八月间在古巴举行的会议；一九五〇年四月间在澳大利亚举行的会议；一九五〇年二月间由巴黎第一届世界和平大会所计划的向世界各国议会呼吁和平的代表团。
我和一些人一道准备欢迎被选派到这里来的人士，其中包括坎特伯雷教长和伟大的画家毕加索。但是他们被拒绝入境。一九五〇年五月，和平途径委员会召开世纪中和平会议，要我负责主持其中的一个讨论小组；但是我事先另有约会，不能分身。我被邀参加一九五〇年八月在布拉格举行的巴黎世界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执行局会议，并接受了邀请。这次会议号召召开一次第二届世界和平大会，并提出要求裁减军备的新呼吁。
但是在这次会议之前，我们已经在美国组成了一个从事和平工作的组织。这便是和平宜传站。
补充说明
当然，在参加一九四九年四月问巴黎第一届世界和平大会的美国人中，没有一个像威·爱·柏那样丰富的参加国际性集会的经验的。
我们决定去参加的人之中，几乎没有人真正是任何团体所派遣的代表，虽然有些人是工会或者组织松弛的民间委员会的代表。我在一个月以前参加了我们自己在纽约举行的文化工作者保卫和平大会，得益极多，因此作为一个作家，我希望看到更广大的世界面貌。我刚刚写完了我的那本关于本杰明·班尼克的书，但是为了从事这样的一次旅行，我必须开始再写一本小册子(由此可以预支一笔稿费) 。因此，我没有来得及与代表团同行，他们是在复活节一早搭飞机横渡大西洋的。只是命运的恶作剧，使我不能与我们的好朋友和热情的支持者奥·约翰·罗奇先生同行。一件法律案件使他不能动身，他已向法国航空公司定座，在其他的人走了以后数天再走。他建议也给我去定个座。但是，我较我原来所敢希望的早一些时候开始写作，而且很幸运地在美国航空公司弄到一张票，可以在四月十九日动身。罗奇先生对我说，我所安排的旅行远不及他的舒服。他送别的话是：「在法国航空公司飞机上进餐时有香槟酒。」
因此，后来我在巴黎机场着陆时，正是保罗·罗伯逊在普利叶大厅发表那篇引起许多讨论的演说的时候。巴黎委员会为我在克拉里奇饭店定了一个房问，他们把杜波依斯博士也是送到那里去住的。这家旅馆的豪华叫我相当吃惊，我心里明白我必须快点搬出去；但是因为已是傍晚时候，而我又看到威·爱·柏给我的一张字条，邀我去与他一起吃晚饭，我于是换了一身合适的衣服走下楼去。
我们刚在金碧辉煌的餐厅中找到桌位，保罗·罗伯逊便来和我们一起，他一出现，乐队就奏起了「老人河」，全场客人起立鼓掌。我还记得当杜波依斯博士对保罗那天下午被介绍给大会时所发表的「谈话」表示赞美的时候，保罗·罗伯逊所表现的谦逊的神情。他马上就要到挪威去。在我们美味的晚餐结束的时候，我们祝他一帆风顺，祝他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举行的巡回音乐会成功。
对我来说，这次和平大会眞，是紧张热烈得很。不论我坐在我的位置上，头上套着耳机以便前面发言者的每一句话都用英语传到我耳中来的时候，或者我穿过拥挤的过道的时候，我都有置身在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十字路口的感觉，在这个十字路口上，过去、现在和将来碰头了，东方、西方、北方和南方也会面了。整个大会对于从许多不同国家来的发言者都给予热烈的欢迎，从这一点来看，我的这种感觉是大家都有的。
我回顾一下展开在我们面前的节目单，我觉得很难决定哪几项是重点。有一个上午，杜波依斯博士经主席介绍发表演说，全场起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鼓掌欢呼。后来他告诉我说，当他站着等待欢呼的浪潮退下去的时候，他感到非常惊诧，因为这些从地球遥远的角落里来的人们「似乎都知道我这个人」。的确，在侮一张发光的、仰着的脸——非洲来的黑色的脸、印度来的棕色的脸、东方来的黄色的脸——上，这个事实是显著的。这些人的确知道这位他们第一次见到的瘦小庄严的先生许多年来都是他们的战友！
另外一件本该成为我们报纸上的有趣的新闻的事情，是俄罗斯正教教会领袖、大主教尼古拉的出席。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参加了我父亲的主日学校，我每个星期日都得到一张色彩美丽的画片。现在当我看到这位俄罗斯主教时，我不禁想起了这些画片上所画的旧约长老的威严神态。他那飘飘然的长袍，胸前佩带一种镶着珠宝的胸饰， 他那庄严的冠，他那长长的白须和炯炯的目光，使他成为一位庄严的代表。带着照像机的新闻记者赶到前面来，镁光灯闪烁着，铅笔簌簌在速写，这时，他的洪亮的声音响彻全厅，他的演说的结尾是祈祷「我们的天父赐福给我们亲爱的儿子，约瑟夫·斯大林！」
的确，尼古拉大主教提供新闻记者以轰动读者的标题的新闻材料，但是据我所知， 我们商业性报纸上一个字也没有登载。
星期一——四月二十五日，大会的后一次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和平宣言。这个历史性的文件一开头就说明，它是七十二个国家的人民——「具有各种宗教信仰、人生哲学、 肤色和文明形式的男女」——的代表所起草的。这项文件庄严地宣布「从今以后，保卫和平是各国人民的事业」。大会以出席者所代表的六亿人民的名义，发出这样的通告：「我们准备并决心赢得保卫和平的斗争，因为这意味着赢得保卫生命的斗争。」
大会闭幕了，代表们回到他们的七十二个国家去。宣言随着他们同去，它比我早到了丹麦。我曾接受哥本哈根一家出版公司的邀请，去参加那里庆祝斯堪的纳维亚最有名的在世的作家马丁·安德逊·尼克索的全国性节日。在六月间，我呆在那个可爱的绿色的小国。六月二十六日晚上，这位伟大的丹麦小说家的八十寿辰，我又看到了一次壮大的和平示威。
那天是一个连续不断举行庆祝的日子，一早就在霍尔特城马丁·安德逊·尼克索的家中开始，下午又在哥本哈根的一个大公园中进行公园中挂着各种旗帜，节目有音乐、舞蹈和演说，接着在一个古老巨大的壁上嵌板的餐厅中举行盛大的宴会。北方的天空到了十一时还没有灰黯。我们驱车到哥本哈根的广大的中央广扬去，古代国王所建筑的城堡的铜顶塔的影子掩盖了广场，广场四周是华丽的、灯光明亮的店铺。我走上广场中心临时建就的来宾台；这时，广场的四面八方，从哥本哈根的每个角落走来了似乎是走不完的四人一列的火炬行列。他们歌唱着、挥动着火炬入场环行，把火炬挪在一个火堆上，火光直冲天际。随后他们全都站在广场中和我目光所及的街这中唱着：「马丁·安德逊·尼克索，这是我们给你的生日礼物。我们在这里点燃了保卫和平的火焰。愿火光在高空为世人共见，愿各地人民都看到我们明亮的天空，愿它照耀着走向和平的道路！」
我在丹麦逗留了一个时候，直到七月最后一屋期才回国。那时已在谈论不久要在墨西哥城召开美洲大陆拥护和平大会的消息。但是我不去想它。因为我明白我必须回去工作。但是，我还没有打开行李，就被邀请去古巴哈瓦那参加一个和平会议，以筹备墨西哥城的和平大会。在我目睹耳闻了这么许多事情后，我当然对于参加和平事业的美洲人感到很有兴趣。我相信我们对维持和平的关心并不逊于欧洲人。我在鼓励别人去古巴的努力失败后，自己便于八月五日搭机飞向在热带的黑夜中闪烁的五颜六色的灯光。
这次会议的开幕会议在哈瓦那大学举行，由于参加的人愈来愈多，三天之中每天都换了一个比较大的地方。没有人料想到全国各地会有二千多名代表来的。在古巴动乱的历史上，西班牙贵族的后代和非洲奴隶的后代坐在一起，以爱米利奥·奥卓阿博士为代表的正统天主教徙和茄西亚·盖洛的战斗的社会主义信徒坐在一起，这也许还是第一次。农民们也同扶轮社社员、新教牧师、神父、黑人与白人、受过教育的人与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发表一样的意见，一致起草最后的决议。
我怀着热烈而迫切的心情回国，我要告诉美国的母亲们：「不要担心！全世界人民都像你们一样要和平。人人都要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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