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威·爱·伯·杜波依斯 -> 《为和平而战斗》（1952）
第三章 我的旅行的习惯
我早年对美国和非洲黑人问题的兴趣使我养成了在大学毕业后的旅行习惯，后来并促使我拥护和平和参加和平宣传站。
我很久以来就有一再到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去旅行，以了解世界大事的习惯：这形成了我对当前问题的态度。我在哈佛的四年——两年在大学、两年在研究院——中就关心世界问题。在这时，每一个希望受现代教育的学生都渴望到欧洲、特别是到德国去留学。美国人在英国留学的并不很多，因为英国的大学不承认美国的学位。在法国也是这样。但是，美国人在德国是受欢迎的。约翰·霍浦金斯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新学者们多半是德国留学的。因此，我很早就希望到德国去留学，后来我请准了雷特基金会的奖学金，于是我通过我的哈佛指导教授艾伯特·布什奈尔·哈特，准备到柏林大学去办入学手续。
自从一八九二年第一次旅行后，我到欧洲旅行过十三次，其中有一次是环球旅行，我到过大多数欧洲国家，到过亚洲、非洲和西印度群岛，旅行变成了习惯，关于现代国家中的新思想的知识始终是我研究中的一个部分，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最好的美国报纸也很少谈到欧洲的思想。在柏林大学的假期中，我到过东德、西德和南德，到过瑞士、意大利、奥匈帝国和俄国的边界。
在一九〇〇年，我借着为美国政府做参加展览的准备工作的机会参加了巴黎博览会，并参加了在伦敦举行的泛非会议。十一年以后，费利克斯·艾德勒和我被任命为伦敦世界种族大会美国分会干事。我曾在伦敦大学大厅发表两次演说。
一九一八年，当威尔逊总统准备出席凡尔赛会议的时候，我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上说：
「这次以决定各国人民是否应该有权支配他们自己的命运为目的的国际和会，将有一个标榜着『被治者的同意』和『代议制政府』原则的国家的代表参加。这个国家就是我们自已的国家， 在这个国家里面有一千二百多万人，从来没有人问他们是否同意被统治。在某些他们占大多数的州的州议会中没有他们的议员，在国会中也没有一个他们的代表。」
同年十一月，在停战以后我乘「克利尔」号轮到巴黎去，想促请总统和其他美国人注意以提出非洲人民的要求为宗旨的泛非大会，我和豪斯上校谈了话，他对我很客气，但是没有什么行动，于是我找法国人，我通过曾带领十万非洲黑人去保卫法国的塞内加尔议员布莱斯·迪·亚涅，请准了克里孟梭总理，在戒严期间的巴黎举行了一次泛非大会。出席会议的有十五个国家的五十七个代表，我们要求国际联盟审议非洲人民的地位的问题，结果之一就是委任统治委员会的成立。两年以后，我召集了笫二次的代表性更为广泛的大会，这次大会是分三次在伦敦、巴黎、布鲁塞尔开完的，这次有二十六个不同国体(包括非洲、西印度群岛、欧洲和美国)的一百一十三位受权代表。大会的宣言说：
「在这耶稣纪元的二十世纪，在这释迦和穆罕默德的一千年代，在这最伟大的人类理性时代，文明世界一定可以找到足够多的利他生义者、有学识、有仁人之心的人们来发展他们本地的组织，谋求同胞的福利，不必再听任大多数人类受到商业组织的愚昧而自私的代理人的虐待和奴役，而他们的唯一目的就是少数人的利润和权力。」
后来，在一九二三年以及以后，还举行了另外一些这样的大会，但是，因为帝国主义国家对这种会议的反对日渐加剧，会议的规模都较小，效果也不大，在一九二三年的伦敦和里斯本会议上，我们的宣言说：
「我们向全世界要求给黑人以人的待遇。我们看不出有其他获得和平和进步的道路。南非一个大国的首脑居然盲目地企图用奴役千百万非洲黑人的办法在欧洲建立和平和亲善关系，今天世界上有比他更荒谬的人吗？」
同年，由于一个特殊的政治情势，我被任命为驻利比里亚特命全权公使。美国国会曾拨款给各国，赞助它们发展战后经济，利比里亚也申请了这笔钱，但是太迟了。因为我在葡萄牙开泛非大舍后曾到非洲去访问利比里亚，于是某些黑人政客认为：给我一个外交职位让我代表美国总统参加利比里亚金氏总统第二届就职典礼，这倒是一个好举动，同时也是一个不太花本钱的举动。因此，在一九二三年，出乎我的意料地，我成为了特命全权公使和赴蒙罗维亚的外交使团特使衔团长，我趁这个机会向总统祝贺，并提到美国黑人和西非洲黑人的过去关系。
同时，我对和平与进步问题的态度也逐渐有了根本的改变了，从前我和多数人一样，认为人类进步的这路必然耍通过战争，如果世界各国的黑人和美国的黑人要获得人权，他们必须组织暴动来反抗压迫他们的白种人，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我开始认识到，在现代条件下，这样取得进步的办法是自遭失败，从世界火战中的现代技术看来，战争不可能有胜利。战胜者最后和战败者一样狼狈。理性、教育和科学知识必须代替战争。
我不能断定我思想上的这种转变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但是我还记得一九一一年我在伦敦遇见一个黑人，他向我解释他的从非洲带领一支黑人军队越过比利牛斯山的计划。我深为他的热心所激动。但是慢慢地这种激动消失了。我开始对人类进步形成一种新的看法。
一九二八年，这种看法变得更明确了，那时我有可能去俄国旅行。在这次旅行中我不仅看到俄国，而且看到我三十年不见的屈辱的徳国。这是一个强烈的对比。我访问了列宁格勒、莫斯科、下诺夫哥罗徳和基辅：最后经敖德萨和康斯坦丁诺波尔回国。这次旅行对我是一种终身难忘的经验，它加强了我对于社会主义的基本信念，使我相信社会主义是走向进步的唯一大道。
十年以后，我为强烈的好奇心所驱使，想要了解欧洲发生的变化，于是我向奥柏兰德基金会(卡尔·朱尔兹基金会的一部分)申请奖学金。我提出的研究题目是非洲前德国殖民地，同时在德国调査它现在对殖民地的态度。申请没有被批准，但是后来我请准了一笔奖学金，研究德国的专业教育。结果，一九三六年我在德国住了五个月，然后到苏联去由莫斯科乘了十天火车横贯西伯利亚到中国的东北。最后我在中国和日本呆了两个月，经夏威夷回美国。
我这次是第一次到亚洲，对于世界有色人种的地位的问题开始有了一个新想法，我在日本讲学，在上海会见了中国的领袖们，讨论有色人种的前途、殖民主义和世界和平问题。
我回到美国后继续在亚特兰他大学教书，到一九四四年才回纽约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担任特别研究部生任。我以顾问资格参加了联合国旧金山会议。由于这个关系，后来我写了一篇「告世界人民书」提交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我在这本小册子中写道：
「美国对它自己的公民实行的歧视，大大违反它自己的法律，这种歧视如果继续下去，势必侵犯世界各国人民的权利，特别是联合国的理想和工作。
「因此，尽管这个问题无疑地主要是一个国内的种族问题，不可避免地变成了一个国际问题，而且将来随着各国关系日益密切，它的国际性也将日渐增加。因此，在这谋求共同基础和维护和平的共同努力中，一千三百万美国黑人公民理应向联合国呼吁，并请联合国适当地注意到这种使这一群人被剥夺他们作为人和公民的权利的情况，这样一来，假若不是在许多情况下使联合国无法行使其职权，那至少使联合国在行使职权时感到更加困难了。」
到一九四五年，与外国人民、外国问题的一切接触以及这些问题与种族问题的联系，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形成了一套思想体系。这样就使我一天比一天更坚定地相信：解决世界问题的第一步就是世界和平。在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〇年，我受到邀请和催促，参加了三次强调和平的重要性的大会。甶此产生了以我为主席的纽约「和平宣传站」，随后，政府把我们作为「外国主谋人」的代理人予以起诉。我现在就要谈到这一件事以及它对于我的生日宴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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