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自上的统一战线”还不是共产国际的官方政策，但在1934年夏天突然改变策略时实际上被法共采用了。中央委员会在1934年3月底的一个决议声称，“尽管党的各组织将以十倍的努力去实现行动统一战线，但他们会拒绝任何走向与社会民主党结成联盟的政策。……必须在社会党工人和整个工人阶级面前揭露社会党的政策”；几个星期以后，伯利奥兹写道，法国总工会迫不及待地“要充当法西斯主义的工具”。他还谴责那些法共党员，他们信法国社会民主党的声明为真，“并倾向于认为统一战线是社会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忠实’同盟”。共产党的纲领和策略在瓦解社会民主党一事上起了很大作用。1934年5月初《评论报》上的一篇文章里，伯利奥兹发表了对多里奥的猛烈抨击，提到了他在1月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行为，他对社会党人的态度，以及他否认希特勒的上台是社会党叛卖的结果；多里奥3月曾在中央委员会说过，在法国击退法西斯主义不是共产党活动的结果，而是法国总工会和法国社会民主党采取的立场所致，他还要求中央委员会改变对这两个团体的态度。“从那里到社会党同共产党之间建立联盟的想法仅系一步之隔”，多里奥走出了这一步，并退出了中央委员会。“多里奥的政策是同削弱社会党的影响这个根本任务背道而驰的，而这个任务却是战胜法西斯主义的保证。多里奥政策的目的在于取消法国共产党。”1934年5月《共产国际》上一篇文章说，布尔什维克党人决不能“向‘保卫共和国’，‘保卫民主’，这类社会民主主义口号投降”。1934年4月23日，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多里奥被要求向共产国际执委会说明他们之间的分歧，但多里奥拒绝去莫斯科，于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宣布，多里奥所关心的并不是，如他所声称的那样，要建立统一战线，而是要分裂法国共产党。为此，多里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送去公开信，阐明自己的观点，并声称《人道报》的反社会党运动进行方式使统一战线无法建立。共产国际执委会授权法共中央委员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对付多里奥，以维护党的团结。政治局要多里奥发表一项公开声明，表明他将放弃一切形式的反中央委员会的斗争，并将把他的《解放报》置于党的控制下。多里奥所在的党支部（圣·丹尼斯）第一个同法国社会民主党的地方支部达成建立统一行动的协议，而这正是多里奥被法共开除时对他的指控之一。另一个指控是，他想以“同苏联结盟”来代替“保卫苏联”的口号。6月初，当多里奥在法国总工会和法国统一总工会举行的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时，会议被共产党人冲散。
　　1934年6月23日至26日在伊夫里召开的代表会议上，法共转变了态度，不再坚持“只可以有自下的统一战线”。法共说，这不是政策改变，而是策略改变。杜克洛否认了多里奥所说的，法共迟至今日还是接受了他的劝告，采用他鼓吹过的政策；多里奥曾想建立“由这两党组成的托洛茨基联盟”。多列士说，共产党人一贯为统一战线努力；他们目前还是这样做，但采取了社会民主党工人能够理解的作法。代表会议要求中央委员会开除多里奥；这件事做到了，以“分裂活动”和公开的反党斗争为理由。（托洛茨基指出开除的“那些人全是太鲁莽，竟然”先于共产国际就“领会形势所给予的教训”。）
　　6月23日《人民报》建议两党订立互不侵犯互不干涉条约。7月2日，《人道报》提出一个事先取得莫斯科同意的反建议，要求签订统一行动条约；两党在联合行动执行期间应停止互相攻击。两党代表于7月15日会晤，7月27日就反法西斯主义、反帝国主义战争等等的联合行动签订了一项协议。遵循相似路线的统一战线建议，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瑞士、西班牙等国的共产党也提出了。
　　1934年6月，季米特洛夫在起草他提议向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后来延期）提出的报告时，建议“社会法西斯的”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叛卖”这两词应该放弃，只准自下的统一战线的政策应该取消；共产党不应在口头上而应在行动上领导和指挥统一战线。
　　法国、英国、德国和波兰几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制定并于1934年7月初公开发表了宣言——没提社会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叛卖——呼吁全体劳动人民的团结，“不管你属于哪个政党哪个工会”，并建议共产党和社会党在1914年大战爆发二十周年的时候联合举行示威，其口号应是保卫苏联、保卫中国革命、保卫各殖民地人民。贝拉·库恩写道（《共产国际》，1934年7月），希特勒反对“向反对德国法西斯主义方向发展的国际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这就充分说明，共产党建议同社会民主党采取一致行动，是做对了”。共产党人不会放弃他们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我们认为，使共产国际和第二国际结合起来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下定决心，竭尽全力来争取和确保无产阶级的统一行动。”放弃同社会民主党人的论战，是对社会民主党的一个让步，他们要求以这个来换取社会党作出相应的行动，建立反对共同阶级敌人的共同阵线。“非常必要，在最近的将来就补上在这次反法西斯运动中至今仍被忽视的东西。”
　　在7月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皮亚特尼茨基说，纳粹党正在逐步失却群众支持，越来越依靠军队和警察。里希特谈到在德国的普遍不满情绪。“一方面法西斯主义使得争取群众的斗争更难开展，但另一方面由于幻想破灭又使它更容易……在为建立德国工人阶级的团结方面，我们工作不够。我们多少还处于同社会民主党工人隔绝的状态。……我们策略上的有些东西不正确。”皮克说，假如当初实现了团结，那么，在6月30日纳粹专政危机的关头，以街头示威形式出现的群众联合行动，就有可能推动反政权的真正的群众斗争。德国共产党是唯一能够指挥、组织反希特勒主义运动的力量。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已经投降，并准备同法西斯主义建立联盟：“他们要继续那个同资产阶级合作和分裂工人阶级的老政策。凡是愿意德国工人阶级团结的人，就必须下决心支持德国共产党。”9月皮亚特尼茨基写道：“我们必须竭尽全力，以使德国社会民主党，不能再像原来样子存在下去。”如果德共的基层组织不改变策略，德国社会民主党有朝一日就会死灰复燃。11月，季米特洛夫告诫共产党人说，统一战线工作的成功，并不意味着放松对社会民主党思想意识的斗争，相反，这个斗争还要加强。《共产国际》上周年纪念社论说，在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过程中，务必要使群众脱离社会民主党；工人们正在开始认识到苏维埃道路不可避免。“这同下述事实无关，即由于社会民主党正经历的危机，统一战线可由我们掌握，不但自下，也可以自上，这种情况使我们更容易接近社会民主党的群众。”1934年底，《共产国际》上一篇“讨论文章”建议，共产党人将来应当“区别带引号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和真正的左派”，因为改变了的形势要求策略上的改变。“我们并不是，象目前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主义叛徒老想证明的那样，由于过去的策略错误才改变策略。尽管存在个别的错误……我们过去的策略是正确的。现在，我们改变统一战线的策略，那是因为情况改变了。”这意味，打击那些抵制社会民主党人统一战线的还有那些主张组织上统一的人。共产国际决不能束缚双手：“统一战线的主要目的是使社会民主党的群众更易于转向共产主义一边，去夺取苏维埃政权。这个过去曾是现在仍是我们统一战线新策略的主要目标。”做这件事，意味要克服“左倾宗派的孤立状态”和“将统一战线策略从我们的战略任务中分割开来”的右倾危险。右倾危险要大得多，因为社会党在为数不少的国家里仍在发展，而在社会党被迫转入地下的国家里，脱离了社会党的党员并没有转向共产主义；他们会这样做，但只有当他们确信社会民主党的崩溃并非偶然，而是其政策的必然结果时。
　　第七次代表大会《资料》指出，德共，受到宗派主义的阻挠，在6月30日以后没有迅速改变政策。他们的态度是：“团结之门仍然敞开。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们，去参加德共吧”，尽管这些工人并未打算如此。“德共的统一战线政策……主要是一种吸收新党员的方法。”组织“独立的阶级工会”的尝试是错误的，也失败了。
　　对此新路线德共中央委员会中反对者占多数，其代表是弗洛林、达赫累姆、亥克尔特、舒伯特等人；少数派，以皮克和乌布利希为代表，在1935年1月的联席会议上得到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支持，2月11日，委员会向在布拉格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执委会提出首次公开建议，提出了某些方面的联合行动。这些建议遭到拒绝。主席团的决议指示德共中央委员会扩大活动以组织对希特勒、对天主教徒、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抵制。前一年秋天，德共期刊《国际》曾谈论德国政府解散天主教各社团一事，并警告读者不要相信这就使得天主教徒成为德共的同盟者；德共是“全体工人反对希特勒政权的领导者”；除非共产党加以阻止，否则，天主教徒和社会民主党人“就有可能成为资本主义专政新形式的基础”。
　　《共产国际》1935年3月号上（皮克）和4月号上（弥勒）的两篇文章阐述了这个转变。德国共产党不应过高估计它对社会民主党工人的影响；它还不懂得怎样提出能吸引群众，能为群众理解，并使群众愿意为之战斗的口号；它还得反对那些认为统一战线偏离了革命路线的宗派分子，反对那些想利用统一战线向社会民主主义投降的机会主义者。德国社会民主党已成功地重建了“一个确定的、集中的组织网”，但是共产国际“没有及时注意到形势已经改变”。德共曾试图吸收活跃的社会党党员，但没有认识到“只有广泛的统一战线政策才能防止工人阶级的再次分裂”。德共准备以“适当的方式”向德国社会民主党委员会提出建议。“我们要用统一战线的方法，更紧密地同社会民主党的阶级兄弟联合起来，瘫痪社会民主党右翼领导人，限制他们在为跟资产阶级合作所作斗争中的行动自由……我们要打破社会民主党工人的一切幻想。……通过统一战线我们就能使群众更接近无产阶级革命。”德共在工会政策上做错了；“所以，我们还要做工作以清除红色工会反对派的地方委员会，因为它们常常是重建自由工会的障碍”。统一战线是“通向反法西斯人民战线的传送带”。必需大力进行德共中反对宗派主义的斗争，“尤其是因为我们，领导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对此负有责任”。
　　7月底，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宣布法西斯主义是敌人时声称，虽然德国社会民主党曾将工人引入歧途，但“今天我们共产党人不想为过去争论……团结之门是敞开的”。德共各组织得到指示：带着切实可行的建议去接近社会民主党各组织；德共最严重的弱点，政治局的一份声明说，是未曾为工会的团结工作。“我们在希特勒血腥统治下的共同遭遇和共同牺牲……已经消除了许多过去隔开并且现在仍在隔开我们的东西……如果工人阶级是统一的，并且按照共产国际的原则和策略沿着革命道路前进，我们就能够推翻希特勒专政。……同共产党统一成为德国工人阶级的唯一的群众革命党。”
　　在意大利，两党代表举行了四次会议之后，意大利社会民主党和意大利共产党于1934年8月17日就不少专门问题同意采取联合行动；在波兰，共产党人没有取得什么成绩，尽管连斯基解释，"整个党的做法有了根本改变”，目的在于根除宗派主义最后残余。与同盟谈判破裂了，同时，波兰社会党领导人“竭尽全力阻挠广泛统一战线的建立”，藉口之一是波共“支持苏联人的外交政策这是一种甚至于跟法西斯国家也可以签订协议的政策”（指苏联建议的“东方洛迦诺”）。连斯基解释说，不是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已适应了新形势。“我们某些积极的同志在我们的策略上只看到狭隘的手法，他们不大考愿怎样跟社会民主党的组织达成共同斗争的协议，而只考虑如何立刻揭露这些党的领导人。因此，在不止一次场合上，都以最后通牒的形式提出要求……而这样做却使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更易于拒绝这些要求。”不管怎样，两党之间的“万里长城”已在拆除中。
　　在1934年10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波立特就统一战线政策在英国的进展提出报告：有许多党员都是勉强采取统一战线政策的，他们在工党拒绝这一建议时松了一口气。在几次会议上英共都被问起他们怎么能在大谈统一战线的同时又在选举中反对工党呢。工党和职工联合会说，他们就是统一战线，而英共则是分裂者。波立特要求在选举中有“一条关于统一战线策略的鲜明路线”；改良主义派工人对共产党的选举分裂行为极为不满；将来他们会在英共候选人或独立工党候选人意味着资本家候选人的胜利的情况时考虑英共的是非（在1934年10月的市政选举中，英共撇回了不少候选人）。英共的反法西斯工作，使它比成立以来任何时期都更接近群众。
　　在工会策略方面也有了改变。红色工会国际执行局的1934年8月2日的共产党党团会议上，皮亚特尼茨基说，尽管自下的统一战线仍旧是他们策略的基本形式，自上的统一战线也可以运用。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关于在改良主义工会里开展工作的指示是正确的，但执行得非常糟糕。无条件地加入改良主义工会的建议是正确的，要是这样做能使共产党员有一个好机会参加竞选和开展工作，但它不应成为共产党工会主要的政策；这将意味向改良主义要求的无条件投降；他们务必保持在工会内部的行动自由；他们务必极其慎重地考虑“解散一个在我们影响下的即使很小的群众组织是否可取，如果这样做就毫无机会在仍处于敌对领导者影响之下的较大的组织中真正赢得影响”。平行组织的存在，这事应唯改良主义者是问，但是，在红色工会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之后，把不得使用“参加改良主义工会”口号的指示机械地从德国党和波兰党搬到其他各国党，是严重的错误”。按照在德国采取的路线“试图在一切国家里建立革命的工会反对派，是完全错误的”。在德国采取这种方式曾是正确的，但是未能在全德工会联合会中进行工作，大大地损害了德共。改良主义者把工会反对派看成设计出来用以分裂工会的平行组织，他们很感怀疑和愤怒；这就是为什么反对派仅仅吸引了失业者。1934年11月，洛佐夫斯基写道，过去和现在，“红色工会国际政策的全部用意”，都在于追求工会团结，“毫无任何思想保留”，国内国际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