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凯勒曼在《评论报》（1933年9月）上指责了那些捷克共产党人，他们说对社会民主党人所采取的正式态度阻碍了统一战线，也指责了捷克共产党刊物上的那些作者，他们把法西斯主义说成是无产阶级化了的中间阶级的运动，并主张对社会民主党人让步；凯勒曼最后说，没有什么斗争动员可言，如果动员不是矛头对准社会民主党的。次月，哥特瓦尔德的一篇抨击捷克党内的机会主义的文章认为，对社会民主党的安抚政策，会使社会党人更难于退出他们的党来而加入共产党；统一战线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可能实现。后来的一篇文章解释道，那不是一个什么“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团政策……相反，它是主要的手段之一，用来从工人阶级队伍中铲除社会民主党的思想意识”。社会民主党人提出同共产党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这个建议纯属“社会法西斯骗人把戏"。“社会法西斯的领导人马把肉体灵魂都卖给了资产阶级并毫不犹疑地为资产阶级掠夺、镇压无产阶级效劳到底。”在苏台德区问题上，据说（《共产国际》1933年5月号）捷克资产阶级力图把保卫凡尔赛条约说成是针对法西斯主义来保卫民主。卡尔·布劳恩在6月写道，“捷克政府针对该地区纳粹分子所采取的号称措施”，只不过是一种托辞，其目的是为了阻止工人参加真正的斗争；逐步向法西斯主义靠拢的政府对待纳粹党人的态度是宽大的宽容态度。“捷克资产阶级”，凯勒曼写道，“已决心以战争来维护他们从凡尔赛条约获得的剥削捷克斯洛伐克被压迫民族的特权，并在有利的时机，同帝国主义盟者一道，进攻苏联……现在正全力以赴在准备战争。”社会民主党人支持贝内斯解散在苏合德区的德国民族主义组织的企图，这事被卡尔·奈依曼描绘成“那个跟民族的和社会的压迫者结成的令人作呕的联盟”
　　各共产党内对共产党政策的批评在《共产国际》1933年12月的一篇文章中有所反映，该文在催促各党为推翻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革命作好准备，为在西班牙争取“苏维埃政权”去领导群众斗争，为在日本把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内战之后，抨击了机会主义分子，这些人否认世界革命危机日益成熟，并要求建立“自上”的统一战线；捷克斯洛伐克党内危险很大，有要同社会民主党人结成集团的倾向，法国也有危险，那里共产党人顺服地支持改良主义工会的头子出卖罢工。
　　该杂志的随后一期抨击了社会民主党人，说他们扬言德国无产阶级已被击败，法西斯主义和反动势力的时代已经开始；这种态度，被托洛茨基—布兰德勒叛徒们拾起了，在共产党内“引起一些回啊”——德共的奈依曼—雷梅勒集团、捷克斯洛伐克的古特曼集团；该期杂志还抨击了美国党内那些人，他们夸大了罗斯福的重要作用，相信他当真愿意改善工人的状况。"社会民主党同我们相反并违背事实，力图在资产阶级民主同法西斯专政之间作出原则区别”，它不认为这个专政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专政，而认为是小资产阶级和流氓无产阶级的专政。“在捷克斯洛伐克，许多共产党人起初并不了解，社会民主主义……不但是法西斯主义的引路人，还是它的扶植者。”他们把共产党内的衰退归咎于在德国战败后捷克无产阶级内的意志消沉。在法国，中央委员会曾一度认为，“同改良主义者一致”是可能的，并与法国社会党进入了谈判。“这个错误，法共中央委员会已纠正了，目前形势已发生了变化。”萨克森的共产主义青年团曾犯了“同社会民主青年联盟互派代表”的“机会主义错误”。统一战线执行的程度“与社会法西斯领导人被揭露的程度成比例”亥克尔特，在1934年该杂志的第一期上，写道，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在德国已经提上日程，因为纳粹政策已然破产，但政权斗争这种口号还为时过早。德共决定性的任务，“在准备条件用暴力推翻法西斯专政的斗争中，就是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变成德国工人的唯一的群众性党这个任务。它务必以肃清社会民主党的群众影响来做到这一点。”当“对社会民主党人的憎恨已笼罩工人阶级，当共产党已把工人阶级大多数争取到自己一边来”的时候，法西斯主义的最后时刻就已敲响。社会民主党已被宣布为非法，因为法西斯分子认为这是“利用社会民主主义的帮助来制止工人走向共产主义”的最好方法。叛徒们和假左派，“从塔尔海麦尔起到托洛茨基”，都认为德共同德国社会民主党同样无能，新的革命组织应该建立。
　　希特勒在5月17日专门召开的国会上的演说是在不少纳粹领导人和外交官的演说在国外引起了巨大不安和疑虑之后发表的，这些演说提醒英国发出警告说，德国违反凡尔赛条约重整军备的企图“将使条约规定的制裁生效”，还促使罗斯福致函出席裁军会议的各国政府首脑。他欢迎罗斯福的信，并说德国愿意彻底裁军，假如其它国家也这样做的话；如果大家都不裁军，德国将维持对等要求。演说之后没有辩论，也没有旁的演说。德国社会民主党执委会指令它的代表不参加5月17日会议，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议会党团残余（它半数以上成员死亡、坐牢或匿居）决定参加，以回答“社会民主党背叛”这个纳粹指控，还期望这事能阻止针对该党的另一次恐怖浪潮。德国社会民主党议员同国会其他议员一道投票赞成希特勒声明的决议。
　　在十一月纪念日之后几星期，斯大林在接见美国记者杜兰蒂时暗示了对国际联盟态度的改变，当时他说：“国际联盟可以在推迟战争的爆发或根本防止战争上成为某种因素。如果真的这样……我们就不会反对国联……尽管它有严重缺点。”
　　第二国际执行局3月份开了两次会，第一次在苏黎世，第二次在巴黎，为了研究希特勒执政后的局势。它建议所属各党避免与共产党交涉，只要共产国际拒绝同意第二国际提出的唯一先决条件——停止共产国际对第二国际的攻击。这个，《评论报》写道，就是破坏。在第二国际1933年8月在巴黎举行的会议上南尼曾建议两个国际会晤，说那些生活在没有民主的国家中的人懂得了民主的可贵；俄国剥夺本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合法性，但与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缔结友好条约。奧托·鲍威尔说，工人阶级运动现在比以往更不该分裂，但是，目前在德国散发的共产党文件仍然充满了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侮辱。南尼、勃鲁姆、阿尔特提出的建议：第二国际和国际工会联合会应当向共产国际建议成立国际统一战线（被《评论报》说成“狡猾的伎俩”），没有被通过，但执行局仍可根据情况自由行事。
　　贝拉·库恩写道，第二国际的“法西斯就是战争”的口号是骗人的，应该是“资本主义就是战争”，但是社会民主党人用这口号作为开脱资本主义战争罪责政策的—部分，社会民主党的和平主义背叛行径，是一种手法，用此资产阶级把工人阶级吸引到帝国主义战争和干涉那—边。“社会民主党的反法西斯主义……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一种手段，藉以从无产阶级革命手下维护摇摇续坠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第二国际会议召开的几天前，该作者又说，会议的工作是要找出“新的背叛方法”来代替破了产的旧方法。“第二国际的领导人出来利用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暂时胜利……来维持劳工运动的分裂，准备法西斯主义进入其他国家的道路。”在国际工会联合会后来8月在韦默斯举行的会议上，红色工会国际提出的建立统一战线的建议遭到拒绝；红色工会国际及其所属的组织应该解散，成员应该加入国际工会联合会的工会。
　　王明回答了就苏联在1933年5月2日提出的把中东铁路卖给日本的建议所遭到的非议，他在《评论报》上写道，铁路被利用作为挑起反苏战争的借口。苏联的建议旨在消除与日本发生冲突的一个可能根源，是“符合全世界工人和农民利益的”。假如国民党曾经抗日卫国，而不曾去镇压抗日力量，这个问题本来不会发生。《共产国际》上1933年9月的一篇文章说：“国民党利用出售中东铁路的谈判发动了蛊惑人心的巨大反苏宣传运动。为了反击，地方党组织……坚决揭露了国民党的造谣诽谤。”片山潜写道，“美、法、英帝国主义不会允许日本扩大它在中国的掠夺地盘”，但会容许它巩固阵地，因为它们“想削弱革命的中国与打下反苏战争的基础，……苏联正以毁灭来威胁资本主义世界”。日本宁愿在同苏联打仗之前先打美国。不过为此日本需要英国做为盟国，而“英国并不热心于同美国作战，因为这事会引起失去加拿大的严重危险”。因此，反苏战争的危险已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