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亥克尔特当时（在《评论报》上）写道，“德国发生的事件，是欧洲中心地带革命危机走向成熟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步”；由于代表资产阶级的社会民主党为了削弱无产阶级的战斗力而分裂无产阶级，法西斯主义取得了胜利；小资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幻想已经破灭，他们因凡尔赛条约而把魏玛政府视为“敌对人民的”。“今天德国民族主义是凡尔赛条约的产物；法国资产阶级民主，凡尔赛体系的支柱产生出希特勒。”这种力量关系说明了为什么德国共产党未能在1月30日组织起一次决定性的政治罢工，因为罢工会使手无寸铁的无产阶级遭受这个国家的全部武装力量的打击。（他把这一情况与俄国1917年的形势作了对比。）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1933年5月的决议中写道：“只有革命的先锋队，而没有起决定作用的无产者阶层的群众拥护，德国共产党就不可能着手进行一场事先就注定要失败的、毫无希望的反法西斯专政的斗争。”党未能克服在正确的决定与其执行之间存在着的差距；解放纲领[1930年]没有得到足够严肃的对待；反对凡尔赛条约以及反对道威斯计划和杨格计划的运动的主动权已被纳粹党人夺走。党还曾受到奈依曼和默克集团的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反对。奈依曼集团指责德国共产党要对希特勒的崛起负责，这不仅是对中央委员会的攻击，而且也是对斯大林、曼努伊尔斯基和对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一次和第十二次全会决定的攻击。但无产阶级并没有投降；社会民主党在道义上和政治上都被消灭了，但德国共产党的威望却空前提高。要使德国法西斯主义垮台，主要要靠德国共产党争取工人阶级的多数和清除社会民主党的影响。“社会民主党已表明，它准备参与法西斯反对工人阶级的一切血腥罪行。”在这事上，它找到了托洛茨基作为同盟者，此人“在法西斯的皮靴中间嗅来嗅去”，竭力要出头露面。托洛茨基曾说，德国共产党本当同社会民主党联合起来维护议会制度。这就是“希特勒—托洛茨基纲领”；这就意味着要维护布吕宁政府、工会官僚分子以及把希特勒扶上台的反动势力的统一战线。的确，纳粹党人也在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但只攻击一般党员，而非领导人；“纳粹党人打社会民主党，就象打一只忠实的老狗，它已经活过了有用之期"。但法西斯需要工会，并且在收买社会民主党的工头们为它效劳。德国仍然是资产阶级专政，“无论是以魏玛共和国形式还是‘第三帝国’形式”。提到《前进报》的事，多半是指在该报上发表的社会民主党的竞选纲领，该纲领宣称，社会民主党政府已给予所有的人以平等的公民权。在国会表示赞同给予德国以平等权利的要求时，威尔斯说社会民主党主张国内国外都要权利平等，不主张胜利者对被征服者进行报复。它要求根据法律的同等权利与同等安全。社会民主党单独投票反对纳粹党3月23日在国会提出的授权法令（德国共产党已被宣布为非法）。
　　在主席团会议之后，《共产国际》写道：“最近几个月来德国发生的事件表明，共产国际关于社会法西斯主义的论文是完全正确的。”工会领袖是希特勒的“公开同盟者”。“这种投降行径将有助于我们共产党人早日把最后那根钉子钉上世界社会民主主义的棺材。”接着一期的《共产国际》上的一篇文章谈到了“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即将到来”。德国共产党正在领导群众“从目前暂时的平静投入新的、大的、越来越大的战斗。在德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向德国无产阶级指明了胜利的道路。”只有“象托洛茨基那样的社会希特勒分子”才会谈论社会民主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在同一杂志上，1933年6月，亥克尔特写道，托洛茨基和布兰德勒曾建议共产国际同第二国际和国际工会联合会建立统一战线，但“我们拒绝同投降者和法西斯分子在党内的走卒建立统一战线”，并批评那些德国共产党员，他们坚信，由于其1932—1933年政策，德共将在今后若干年内不适合斗争。《评论报》上一个署名舒德尔的人评论了托洛茨基的看法，即德国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日趋成熟，而是反革命统治更加牢固。“如果事情真象托洛茨基说的那样，我们就得准备好受法西斯主义的多年统治。”
　　德共中央委员会在主席团会议之后所作的决议认为，社会民主党人失去了他们在政府部门中的职位以及他们的组织和报刊遭到粗暴的镇压，这些并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即社会民主党仍然同从前一样，是资产阶级专政的主要社会支柱。“由于社会民主党‘左派’领导人受到法西斯主义的迫害而力图使自己获得‘烈士’的声誉，因而他们的影响就更危险。”成功地进行反法西斯斗争的基础，是自下的统一战线，但在某些情况下，也许有必要建议同社会法西斯主义的领导人采取联合行动，“以便揭露社会法西斯对一切反法西斯活动的破坏”。这就是共产国际和德共向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提出建议的原因。德共将反对布兰德勒—托洛茨基关于“联盟”的建议。党的策略仍然不变—即通过发展局部的斗争，把群众引向政治大罢工和夺取政权、建立工农共和国的斗争。革命危机的客观因素正在成熟；现在一切都取决于主观因素，即取决于德共和工人阶级采取行动的能力。
　　在6月20日的宣言中德共中央委员会解释了希特勒对其他党派的进攻：希特勒反对胡根堡的民族党人和中央党的行动，反映了金融资本家的观点，即纳粹的一家统治是他们利益的根本保证；打击一些容克地主乃是对付来自下面压力的一种转移目标的花招；开除社会民主党人和工会会员是为了把他们的工作岗位让给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追随者；解散社会民主党并逮捕该党的一些领导人表明，随着工人阶级对法西斯专政的敌对情绪日益增长，“一个‘非法的’社会民主党是十分有用的，因为，在谈论反法西斯主义‘战斗’的同时，它会力图在工人阶级内部保持分裂状态，并阻挠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认为法西斯恐怖和经济危机会使斗争不可能，这是错误的。
　　8月份的《共产国际》写道，德共的任务是“激发劳动群众日益增长的义愤”，并使之转变为“用革命手段推翻法西斯刽子手政权的公开斗争”。1933年1月，要德共独立作战是不可能的，但它“现在正为独立地打一场决定性的战役作准备……为进行争取真正的工人政府和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决定性斗争而切实做好革命的准备工作”。对德共内那些争论说法西斯主义是一个"新制度”、而不仅仅是资产阶级统治另一形式的，借此贩卖“社会法西斯私货”的人，必须加以揭露。德共政治局1933年10月10日的决议宣称，“法西斯专政在不断壮大的共产主义势力面前发抖”；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群众逐步抛弃法西斯主义，德国居民的这一部分被鼓动拒交捐税、租金和利息；非法的社会民主党组织被设计出来为了阻止群众参加共产主义阵营。“共产党人必须使工人阶级明白，恢复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和恢复社会民主党在工会的领导权，对工人阶级的事业是有害的。”同年年底，《共产国际》宣布“在德国一个新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并且日益高涨，这使德共面临的任务是，为武装推翻法西斯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准备条件”。在4月的工厂委员会选举中，全德工会联合会（社会民主党）的候选人获得百分之七十三点四选票，国家社会联盟反对派（纳粹党）获得百分之十一点七，基督教联盟获得百分之七点六，革命的工会反对派（共产党）获得百分之四点九。（纳粹当局于是停止了一切工厂委员会的选举。）
　　1933年夏，在布拉格召开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被说成（在《评论报》上）是“特殊的民族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杂种”。关于谈论在德国反犹太主义的发言者，该报说，他们的“压抑心情可以感觉出来。不错，希特勒是犹太人的敌人，但希特勒是德意志民族的种族主义者，而犹太复国主义者则是犹太民族的种族主义者。从根本上说，他们唱的是一个调子。而事实上，希特勒与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看来似乎真可能存在某种谅解……他们两者之间并没有根本的原则冲突，只有利益冲突”。大会上没有来自俄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因为“犹太复国主义在苏联已相当地破产了”，也没有德国的，因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已“完全屈服于希特勒专政之下了”。一星期后，该刊物上一篇文章写道，“德国犹太复国主义者同纳粹党徒终于和解”；他们的分歧已被撇在一边；罗森堡为反犹太叫嚣是策划来向德国群众掩盖幕后进行的讨价还价。如果纳粹党人竟然走上侵犯犹太富人财产这一步，这项政策就会在美国和英国遭到抵制。“所以，犹太人可以满怀信心瞻望前途，只要手里还有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