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1月，德国国会选举使纳粹党获票占总票数的百分之三十三点一，而7月份是占百分之三十七点三，德国社会民主党占百分之二十点四（7月份占百分之二十一点六）；德国共产党占百分之十六点九（7月份占百分之十四点三）。中央党保持了占百分之十五的票数。10月柏林交通运输工人工会曾投票表决是否举行罢工来反对拟议中的降低工资；投票结果没有达到所需的多数；但是德国共产党和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向它们的党员发出号召实行罢工；选举后，罢工宣告终止了。纳粹党的参加被《共产国际》解释为由于“受到内部群众的压力”；这同时也是他们企图在选举前欺骗和分裂无产阶级。《评论报》（它在1932年7月起取代了《国际新闻通讯》德文版）写道，资产阶级为了新的专政需要广泛的群众基础，专政也将包括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但是谈判拖延下来，由于他们害怕公开的内战。
　　《共产国际》在这次选举之后的一篇题为《德国共产党采取攻势》的文章抨击了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说他们“越来越频繁、紧迫地呼吁共产国际限制自己的活动，放弃其不妥协立场场，……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的名义，为的是‘拯救德意志共和国’。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只字不提德意志共和国‘民主’的资产阶级性质，而是再一次竭力用社会主义的词藻作为诱饵去欺骗群众。”由选举结果反映出来的革命浪潮的新高涨，是“德国无产阶级对社会民主党的背叛行为”以及对德国共产党内的“失败主义者和制造恐慌的人”的“直接的、毫不含糊的回答”。“这次选举的第二个教训可以从国家社会主义的失败中看到。”大规模的法西斯运动还没有被摧毁，但“革命和反革命力量对比的变化，正不可抗拒地继续朝着有利于工人阶级和它的共产主义先锋队的方向发展”。社会民主党人说，摆在历史议程上的问题不是建立苏维埃式的专政，而是为建立共和国而斗争；他们这样说，就是要求同资产阶级和平共处，这就会增强社会民主党的作用。“德国共产党的任务仍然一如既往，在现阶段主要是打击社会民主主义。”巴本的倒台，《评论报》说，是由于无产阶级的群众运动和资产阶级内部的分歧所引起的；代表重工业的施莱歇，比起巴本所代表的土地改革派来，更谋求纳粹同改良主义工会之间的合作，以作为资本主义统治的基础；全德工会联合会和国旗社支持施莱歇计划，赞同把工会置于法西斯专政之下，但德国社会民主党却企图掩盖它对法西斯制度的支持。
　　施莱歇政府的倒台和希特勒的上台被认为是德国资产阶级不再企图运用“社会”的手段来阻止革命运动的标志——他们现在求助于公开的恐怖手段，尽管他们既担心那些支持希特勒的东普鲁士地主的贪得无厌，又担心由于新政府的“粗暴手段”而失去社会民主党的支持。
　　德国共产党1933年1月关于统一战线的建议，不是向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执委会提出的，而是向其地方组织提出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愿意考虑统一行动，只要事先能达成一项“不侵犯协定”。这个条件德国共产党不肯同意。一些著名的德国共产党员，包括埃里希·沃伦堡和在1月30日以后要求改变政策的费利克斯·沃尔夫，被开除出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建议由布赖特赛德于2月12日再次提出，又遭到拒绝。在流亡中的托洛茨基写道，布赖特赛德的建议，不管怎样要外交词令和多么含糊其词，还是应该受到伸出双臂地欢迎；德国共产党关于统一战线的建议是“为了同他们自己建立统一战线”。德国社会民主党，托洛茨基在《曼彻斯特卫报》上写道，曾经希望逐步“教育”法西斯主义；他们拉了工人的后腿，让法西斯分子得以分阶段完成他们的革命；德国共产党的政策是“彻头彻尾错误的”；它的领袖们都是瞎子；“法西斯主义取得政权都是这两个工人政党的领袖们努力帮助的”。皮克2月6日代表德共国会的党团发言说：“无论把形势看得多么严重，我们并不悲观失望。……。德国共产党越来越大地获得群众的信任。”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32年秋天同苏联驻柏林的外交人员接触，以便与德国共产党会谈。在国会纵火案发生前不久，施坦普费尔（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报《前进报》的编辑）接到苏联大使馆秘书通知说，莫斯科认为，法西斯统治一段时期，是事态发展中不可避免的一个过渡阶段。（《真理报》11月16日的社论认为，法西斯恐怖统治越厉害，就越会激化阶级斗争，加速德国共产党的发展。）原定于2月28日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官员的会议，由于国会纵火案的影响而未能举行。直到纵火案以后，德国共产党才同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全德工会联合会的执委会直接接触。《评论报》写道，纳粹党的恐怖活动“部分地也是指向社会民主党的”；魏玛共和国已经崩溃，宪法成了一张废纸，任何合法的共产党活动都不可能。第二国际关于德国共产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停止敌对行动的建议没有得到直接的答复。克诺林在《共产国际》上评论此事时写道：“共产国际不相信第二国际执行局提出这个建议的诚意，鉴于他们过去的所作所为，也不可能相信。然而在当前这个危急的时刻，它也并不拒绝这个建议。”尽管提出这个建议的动机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希望其过去的罪恶被人遗忘,“并同以前一样能肆意出卖工人阶级”，“在联合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期间”，将会中止相互敌对行动，德国无产阶级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但是“资产阶级掌权只能维持很短一段时间了”。
　　在1933年3月5日的选举中，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得的选票超过了一千七百万张（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三点九），德国社会民主党超过了七百万张（占百分之十八点三），德国共产党得票四百七十万张（占百分之十二点三），中央党的票数降到占百分之十三点九。选举以后，德国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财产全部被没收。1933年夏，除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外，所有各党都遭取缔。皮亚特尼茨基写道，“魏玛各政党”出卖了工人这么多年，以致工人们再也不愿意保卫这些政党免遭法西斯的摧毁了；资产阶级已把政权拱手让给了希特勒，使他能够降低工资，停发失业救济金，接管工会等等，为的是把危机的重担完全转嫁到工人阶级身上；单靠德国共产党，它受到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全德工会联合会的激烈反对，是无法制止这一切的；况且，德共的党员们，受到的是突然袭击。“德国共产党内许多负责人都没有料到，对德国共产党的进攻规模会这样大，来得又这样快。……德国共产党大多数党员对这样空前的大镇压毫无准备。”3月14日，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执行委员会建议联合呼吁，以组成联合防御，以反抗纳粹党对工人组织的进攻，等等。如果建议被接受，德国共产党就会，与共产国际执委会一致，在联合行动期间停止抨击德国社会民主党。4月，《共产国际》发表一篇社论，《魏玛德国的崩溃和德国的十月准备》，社论断言，自从国会纵火案以来，德国共产党一直在顺利地建立统一战线。“直到今天，社会民主党一直是阻挠实现这种团结……一直在瓦解工人阶级的斗争，并逐步地把工人阶级的斗争置于法西斯血腥恐怖的打击之下。”既然社会民主党在崩溃，德国共产党就“确实得到了争取工人阶级多数的极好机会”。《第十二次全会指南》论证道，把德国发生的事件看作是革命力量的失败，这是机会主义、投降主义的观点。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资料》在谈到该评论时指出：“共产国际所以采取这一重要的政治步骤，是由希特勒取得政权所造成的整个国际革命形势决定的，这种革命形势在紧张的国际关系方面、在一些国家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方面以及在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瓦解和第二国际危机的日益增长而出现的劳工运动内部发生的变化方面都有所反映。”共产党关于统一战线的建议遭到了拒绝，是因为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们并未抵制他们的领导人，也因为些共产党员中有“失败主义情绪”。（在1934年7月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皮亚特尼茨基把工人没有响应德国共产党3月5日的呼吁，归咎于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对建议没有作出任何响应。）工人们也因受到“把法西斯主义同资产阶级民主等同起来”的“机会主义倾向”的影响而“涣散”了。这种宗派主义态度也影响了同社会民主党工人的友好关系；与此同时，德国共产党也必须反对同社会民主党建立“无原则的联盟”，反对从上层做联合工作而不同时发动群众的倾向；它还必须同“摧毁改良主义工会”这一口号所反映出来的关于全德工会联合会的种种错误理论作斗争。尽管已竭尽全力，德国共产党但仍未能使群众相信德国社会民主党政策的危害性。“从在德国建立赤裸裸的法西斯专政一事中获得的明确教训是，不根除改良主义者在群众中的影响，特别是在工会里的影响，不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进行不懈的斗争，就不可能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
　　对纳粹运动的一贯评价没有改变：“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强烈反对社会民主党人的和托洛茨基分子、布兰德勒分子这些叛徒的企图，他们想把目前的法西斯主义描绘成小资产阶级或流氓无产阶级的专政，描绘成‘超阶级’的政府，不但超出无产阶级，也超出资产阶级。……法西斯主义，工人阶级最凶恶、最残忍的大敌，是金融资本中最反动、最沙文主义的和最帝国主义的分子所实行的赤裸裸的恐怖专政。”1934年底，当时任《共产国际》编辑的马尔丁诺夫写道，共产国际对第二国际的建议未予直接答复，是因为它不相信第二国际的声明；也因为第二国际没有提出联合行动的纲领，而没有这个纲领，“党派间的任何协议必然会与工人阶级的利益背道而驰”；还因为由各个国家的社会党和共产党之间达成的协议会是更为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