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语言和宗教

　　新国家是有意识的产物，某种程度上以往的国家从未如此。早在民族国家本身被建立起来之前，便有了意大利和德国、希腊和捷克、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民族主义运动；而在早期的英国、美国和法国的情况，国籍的概念只有在民族国家形成之时甚或之后才开始生根。然而，日子对于新国家的创建者来说通常要比他们的先驱来得更为艰难。他们不仅经常遭到他们想要推翻或改革的国家执政者的迫害，而且他们想用来建造—个国家的原料——人民——还远没有准备充份。

　　长达数世纪的资本主义发展，已在西北欧和它移居的北美创造出由单一语言支配的、相当广大的地理区域：英格兰的大部份和苏格兰的部份、法国北部的大部份，甚至德国（由于路德成功建立了使用单一方言的教会）。相反地，在南欧及东欧、亚洲和非洲，资本主义的迟来意味着语言同质化的工作几乎尚未开始。

　　那时候经常仍可看到一如中世纪欧洲的景象：国家行政部门使用一种语言、教会使用另一种语言、地主使用第三种语言、农民阶级第四种、城镇居民则经常使用又一种语言。于是在巴尔干的任何特定地区，宗教语言用的是一种已死亡的语言——拉丁语、旧教会斯拉夫语、古希腊语或古典阿拉伯语。行政语言则为德语、匈牙利语、土耳其语或希腊语。农民阶级的语言则为斯拉夫语或有时为罗马或匈牙利方言，而城镇的语言可能是德语方言。此外，农民阶级的语言各村镇有所不同，或者有时在同一村镇内，各家各户又有所不同。

　　只要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占优势，这不会导致任何重大问题。农民知晓足够的行政语言和城镇语言，来有限地与他们交涉，而且确无多大困难地按情况需要从一种语言或方言转换到另一种。农民也许没法达到考试程度的能力标准，特别是书写能力，但即便如此，他们仍能够应付得很好。

　　但语言和方言过多，是很令现代化的民族主义者头痛之事。他们的目标不仅是要在口语中达到语言的同质性，在书面语上也应如此，这是推进市场与现代国家所需要的。为此目的，他们所能采取的唯一办法是选择某种口语方言，宣称它为“国语”（“national”language），每个人不仅必须学会说，而且要能读能写。

　　选择并不总是完全任意的。资本主义发展不论多么缓慢，通常意味着部份农民阶级已经以其较具影响力的方言同部份城市人口不断接触。因此，例如在19世纪早期的布拉格，已有了成长中的说捷克语的小资产阶级，能够作为与农民阶级的连接，这是民族主义者所想要的。但经常存在着一种有力的、独断的成份——例如意大利的民族主义者最终选择了托斯卡纳（Tuscan）方言[9]作为“国语”（半岛上只有2.5%的人口说这种方言）；或是最早的印度民族主义者决定：达里的地区方言（印度斯坦语，Hindustani）一旦清除了所有源自波斯文的字句，便可成为国语；再如，居住在维也纳的南斯拉夫民族主义者拒绝以旧教会斯拉夫语作为国语的想法，却对斯多可维恩方言（部份克罗人与塞尔维亚人所说的语言）大为赞赏，并加之以圣名——“塞伯克罗”（Serbo-Croat）。[10]

　　但决定何为国语只是问题的开始。接下来大众必须被说服去接受它。这里再一次地，情况对那些迟来的、经济较落后的国家来说，要比先驱们困难得多。因为在资本主义已发展成功的地方，给农民提供市场，以及给不断成长的都市人口提供工作时，要让人们忍受官方语言说得不流利而感到的不便，并不太难。在法国，大多数非法语的少数民族拥抱革命与国家，因它似乎提供了一种较好的生活。在美国，一代又一代非英语的移民珍视他们的新国籍，即便他们不太会说它的语言。相反地，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人（Catalans）为他们必须说那种经济上较落后的卡斯蒂利亚（Castille）和安达卢西亚（Andalusia）的语言而感到憎恨；在罗马尼亚，匈牙利人和撒克逊人坚持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在爱尔兰，国家的大规模劝诱也不能阻止偏远西部的人民废弃他们本土的盖尔语（Gaelic），去说经济上有用得多的英语；在印度，南方人根本拒绝说北印度语（Hinda）。

　　谈到宗教的问题，迟来的民族主义者也有类似问题。民族主义者的原型是强烈地世俗主义的。因为宗教乃是他们试图改造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宗教通常鼓励他们去担负那跨越新国界的义务，这新国界却是民族主义者力图建立的。民族主义者极力争取单一的国家认同感，宗教却经常在人们之间助长着分隔。因此19世纪的南斯拉夫民族主义者要求天主教、正统派与回教徒的统一；印度民族主义者要求印度教徒与回教徒的统一；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要求天主教与新教徒的统一；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要求回教徒与基督教徒的统一。

　　但他们总被诱惑着要与宗教妥协，以便能扎根在农民大众中——这些农民离市场以及随之而来的现代化规划仍旧相当遥远，而且“国语”对他们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因此爱尔兰民族运动的领袖在世俗主义的演讲中，总是企图从天主教会那里赢得至少是有限的支持；印度国大党最重要的人物甘地，试图藉着采用印度圣者的装束来与农民的偏见妥协；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复兴党（Ba’ath Party）的创建者阿弗莱克（Afleck）于晚年信奉回教。

　　这些关于语言以及对宗教妥协的问题有着非常重要的后果。民族主义奠基者通常并不与某一民族群体认同，并与另一群体对立，也不信奉今天所婉言的“种族净化”（ethnic cleansing）。他们的目标是去统一特定区域的人口，使他们能在资本主义的意义上将这一区域“现代化”。他们已准备好一旦必要，就强制推行某种语言和文化，且在必要时动用国家的一切权力对付抵抗者——就像法国革命在布列塔尼（Brittary）所做的，或如英格兰与苏格兰资产阶级联合力量在高地（Highlands）所做的。但他们的目标仍旧是要去统一所有人口，而不是用一部份人口铲除另一部份。

　　然而，每当他们选择一种少数人的方言作为国语，或承认某一特定的宗教时，他们就开始偏离了这个目标。民族运动便成了基于人口的某一部份，而非其他部份。这种必要性会很容易地被予以正当化——把讲德语的人看作自绝于捷克民族之外、把新教徒视为自绝于爱尔兰民族之外、回教徒于印度民族之外、天主教徒与回教徒于塞尔维亚（Serbian）民族之外。

[9] 亚历山德罗·曼佐尼（Alessandro Manzoni）在这个决定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他最初以伦巴第（Lombard）方言撰写其影响巨大的小说《约婚夫妇》（I promessi sposi）(The Betrothed)，然后花了15年时间将之改写为托斯卡纳语。参见D.M.smith, Italy: A Modern History (Michigan, 1959)

[10] 美国教授伊沃·巴纳克的专著《南斯拉夫民族问题：起源、历史、政治》（Ivo Banac,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Yugoslavia: Origins, History, Politics），London, 1984, P.81.；霍布斯鲍姆《1780年以来的民族和民族主义》（E.Hobsbaw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op.c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