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从北京到上海的生活与瞿秋白

　　在1927年12月末，当我们到达上海时，正是广州暴动失败之后，上海的情形异常恐怖。在这种情形之下，瞿秋白的中央把述之和我连同我们几个月的女儿一起，三个人安排在同孚路柏德里中央交通机关的一个楼梯底下三角形的地方居住。这并不是住人的，而是一个放粗东西的地方。既无窗户，当然也没有阳光和空气，里面只有一张床，不但没有任何家具，即连一张椅子都没有。我们晚上睡在里面，白天里连坐一下都不可能，述之就到楼上接头的地方去坐坐；我便只有抱着我的女儿到附近夏之栩私人的住所去混过一天，晚上才回来。这个交通处每天至少有几十个从本地和外部来的同志同中央接头，但中央的重要人物以瞿秋白、李立三、周恩来、李维汉等从不到这里来，由住在这里的中央交通张宝泉到第二道较为安全的交通处（即中央交通石琼住的地方），由那里的交通石琼通知他们，然后他们便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分别接见那些需要和他们接头的同志。我们所住的这个机关是第一道交通处来往的人最多而最危险的地方。有一天早晨，我们刚起来不久，尚未出门，刘伯坚、陈乔年、汪泽凯一同来看我们，在我们住的这块地方站了一会，他们一致表示十分惊奇，他们异口同声地说：

　　“这真令人料想不到，怎么会把你们安排在这样的地方？这简直不是人住的，连窗户都没有，没有一点阳光和空气，尤其对于婴儿最不适宜，即使是没有婴儿也不应该把你们安排在这样的地方；而且这地方太危险，你们没有必要冒这种危险。”

　　我们回答他们说：

　　“我们刚来这里，我们还没有想到这些问题。既然中央把我们安排在这里，我们只好住下。”

　　他们听了我们的回答，大家都没有表示意见，带着沉默的神情告辞而去了。其实，所谓中央的安排，就是瞿秋白个人的安排，我相信其他的同志是不会把我们安置在这样非人住的地方的。瞿秋白是总书记，而且又是一个阴险狠毒的官僚。他当时大权在握，可以为所欲为，按照他自己的好恶来分别地处置任何同志了；而述之是他多年来所忌恨的对象，这时便逃不脱他的手掌，受到他的这种贬辱和变相迫害的待遇了！

　　自1927年5月在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由于瞿秋白的处心积虑，阴谋策划的结果，在这次大会后，撤除了述之中央常务委员的地位；在北方又继续一次再一次地降低他的地位，当时所留下来的仅仅是在名义上的一个中央委员而已，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住在交通处已经受到某些接近上层的势利的同志的冷眼看待。而这些人是以前想同我们接近而求之不得的。同样的情形，我在夏之栩的家里，也碰到某些同志，大多数虽然对我们还是同以前一样，但那些“敏感”而势利的人们那就有点不同了。例如：有一次，当李富春在夏之栩的家里时，我也有那里，他坐在写字台上，以毛笔作写字之游戏，他用大楷字体写成底下的两句：

　　“今日之陈碧兰，昔日之交际明星”。

　　我看了这个字条除了内心里感受一种不快的刺激之外，没有作声。但另一位男同志（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因我对他不熟识，也许他认识我，不过到这地方来的是较重要的干部，因是上层领袖常来的地方），看了这个字条，表现一种不服气的神情，用一种质问的口吻对李富春说：

　　“奇怪！这是甚么意思？陈碧兰还不是同以前一样吗？为甚么有‘今日’和‘昔日’这样距离的分别？在不久以前她还是上海区委领导机关的领导者之一哩！”

　　李富春以狡狯的一笑作答，我不愿意揭穿他的意思。由于我的沉默，因而那位同志也没有追问下去就这样混过去了。这便深刻地反映着李富春之趋言附势的官僚倾向和党的日趋堕落和腐化。他的所谓“昔日”的含义便是意味着我在党内地位上升的时期；所谓“今日”便是揶揄我在党内地位的衰落。我当时内心里已经了解到这一点，不过我以沉默的态度忍受吧了。虽然我在党内获得相当的地位并不是在认识述之以后，而是在认识他之前，这是由于我自己多年来独自奋斗，努力学习和工作的结果。但我在党内地位之日渐低落，则是由于述之被瞿秋白的阴谋策划和公开打击的影响。我在夏之栩的家里，除了明显地受到李富春的揶揄外，也微微地感觉到我的曾经共患难的好友对我的态度也比以前不同了。虽然夏之栩是同我一起斗争（从1921年起），一同入党，而且往后一直保持着最好的友谊。但在这时，当我每天抱着我的女儿到她家里时，虽然她没有明显地表示不欢迎的态度，但比之她对新近认识的邓颖超和蔡畅那种有说有笑的热情表露来，那就使我感到对我冷淡得多了。自此以后，我和她的关系便日渐疏远。

　　我们在交通处约住了一个星期，由于刘伯坚、陈乔年、汪泽凯等同志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他们相互商量的结果，决定我们住在刘伯坚的家里。那是全国济难会的机关，刘伯坚便是该会的主要负责人。有一天，他到我们所住的地方来接我们到他的家里去住，他说我们可以住在他的第三层楼上，而且那里来往的人甚少，比较安全，我们便随着他搬到他的家里去了。他是留法勤工俭学生后来到莫斯科东方劳动共产大学的。当我到那里时，他是东大旅莫支部负责人之一；1926年回国后，作军事方面的工作，为冯玉祥的政治部主任。1927年革命失败后，他担任济难会总干事职位。

　　我们搬到他的家里不到一个星期，我们所住过的同孚柏德里的交通处被破获了，负责中央交通的张宝泉和他的妻子，一经逮捕便枪决了。他是莫斯科东大的学生（同我一个时期），诚恳、忠实、高大健壮的典型北方青年。当我们住在那里时，他曾有一次，趁着房子里没有一个人，在寂静的晚上，他以诚恳而严肃的态度对述之和我说：

　　“这里来往的人太多，每天总是几十个，很容易被侦探所发现，随时都有危险，我以为你们不应该住在这里；曾经住在这里的黄平、陈庚中央把他们都调开了，你们也应该想办法离开这里才好。我自己是做这种工作的，责任所在，牺牲在所不免，你们不必要在这里冒这种危险。”

　　我们听了他这一番诚恳而动人的话之后，回答他说：

　　“你知道我们自己是没有能力住旅馆或者找房子居住的，一切都由中央的安排。”

　　当张宝泉说这些话时，态度异常之自然而平静，好像他自己是宿命的要牺牲一样，而且对此丝毫没有表现恐惧和不安的情绪。我对他的这种忠勇的革命者的殉道精神，内心里异常之感动和钦佩。果然不出他之所料，时间只过了几天，他便牺牲了，他是自觉地为他的职责而尽忠了。其实，他的牺牲是可以避免的，假如瞿秋白是一个爱护同志的人，他既然知道这个机关已成问题，而把黄平和陈庚调开，不放弃这个机关，让张宝泉去冒这种危险，而白白地牺牲了！但瞿秋白是从来就看不起普通同志的，更谈不到爱护了。至于不把我们调开，那是别有用心（这将在后面的事实中更加证明）。我们这次算是万分侥幸，假如不是刘伯坚、陈乔年和汪泽凯等同志私自设法把我们抢救出来，那我们便毫无疑义地陪伴着张宝泉夫妇一同枪决了；而我们那个半岁的十分可爱的小女儿的命运，也就不堪设想了！

　　我们在刘伯坚的家里住了不久，住在他隔壁的陈乔年被捕了，他是江苏省委组织部的，同他一起被捕的还有负责工人运动的许伯昊和龙大道（即龙康庄，他是我在上海和莫斯科东大的同学）等一批干部。他们一经被捕很快便一齐枪决了。在当时白色恐怖的情况之下，凡是共产党人一经被捕就没有生还的希望的。刘伯坚处在当时这种极端险恶的环境之中，对陈乔年被捕这件事感到惶恐，尤其是他的妻子刚生产不久，而且又是一个入党不久的同志，更是异常惊慌和恐怖。当时述之和我虽然在情感上对于这几位同志的牺牲感到悲痛；但并不恐惧，因我们相信我们住的地方没有危险。我们告诉刘伯坚和他的妻子说：

　　“我们这个地方在一批被捕的同志中，只有陈乔年一个人知道，虽然他住在隔壁，但他并不常来这里，因此，在我们看来，这里没有危险，因我们深刻地了解乔年坚强的性格和对革命的忠诚，我们相信，他在任何严刑拷打之下，是决不会供出同志的地址的。同时，我们知道伯坚更是深知他的。所以我们不必着慌。”

　　但他们仍旧不放心，为了预防万一起见，第三天便搬到另一座房子里了，我们住在楼下的一层。前面已经说过，这是济难会的机关，刘伯坚便是该会的主要负责者。在他的属下有三个同志，由于他们没有任何实际的工作可作，便常常作打麻将之游戏。自革命失败后，在极端恐怖的局势之下，党为了掩护起见，凡属中上层机关都布置得像一般富有的家庭或中产阶级的家庭模样，当然愈是上层其布置和装璜就愈考究。这些机关有的作为分别接头之用；有的则为开会之用。当开会时，客厅里的方桌上放着一副麻将牌，四个人围坐于方桌之四周，假作打麻将，旁边围着几个人装作观牌的姿势，这是中国各大城市一般家庭的普遍现象。因而，共产党为了适应环境，采取打麻将的政策，作为烟幕掩护的手段。但“麻将”是一种异常复杂的游戏，它本是具有很高的技巧和兴味；尤其有赌钱的性质，因而它便具有更大的兴趣和吸引力了。假如一个人学会了，就非常地喜欢玩这玩意儿。但时常玩，自然就会变成一种嗜好。据我所知，在上海差不多每一个中上层的机关都经常“打麻将”，愈到上层，“打麻将”的风气就更普遍。他们实际上并不是当作开会时的掩护；而是变成一种享乐的游戏了。至于一般的下层干部，由于物质条件的限制，根本不可能利用麻将来作掩护。

　　但这种游戏魔力既大，又浪费时间，因而有不少党员，尤其是那些没有实际工作的上层分子，便开始腐化，他们不去读书和研究，经常玩此玩意儿，有的甚至每天如此。例如刘伯坚本是一位生活相当严肃的同志，但由于他经常地玩“麻将”，每天如此，有时甚至整夜不睡的玩，他便变成一个爱好“麻将”的癖好者了！述之本来根本不会玩麻将，但因在天津开会时常作假玩麻将之故（在北方是真正以此作为掩护，没有真玩麻将的风气），也开始懂得一点。他不参加此种玩意，有时偶然参加一下，但那些“牌精”们同他一起玩感到不痛快，因述之对此不熟练，动作太慢，程度又低，同他们不相调和。而述之本人也没有多大的兴趣去玩那种游戏，他终日同书作伴。至于我，我是会玩麻将，而且对此有兴趣的，但我没有可能参加这种游戏，这是要有充分的时间和相当数量的金钱的，我正好没有具备这两个条件。在时间方面，我的半岁的女儿，由于中国的条件和我们的贫穷以及生活之不安定，她从没有自己的小床，更谈不到有其他的坐的车子或推到外面去的车子。因此，她除了睡觉以外，便是经常抱在我自己的怀里；在金钱方面，当时党中央每月只给我们（三个人）三十元的生活费，这个数目只仅够一个人的生活费用。当时我的女儿面部生小红疹子，我每天必须抱着她到贫民的医院去诊治，历三个多月之久。虽然上海的人力车很便宜，十几个铜元就够坐到医院，但每天必须去，而且来回便需要三十个铜元（三十铜元等于十分之一元），这在当时我们的经济条件之下是担负不起的。但我们绝不愿向党中央要求更多一点的钱，宁可自己多吃点苦。我们亲眼看到：其他的同志假如他们有了孩子，中央会自动的津贴他们，根本用不着自己去要求；甚至有许多女同志在过去并无任何地位和工作能力，而在有了孩子之后当然更无工作，但她们大多数不但有女佣人，而且还有奶娘，她们自己可以完全不管孩子，让她们终日好坐在那里享受麻将的游戏。当然，这些女同志的丈夫假如不是为瞿秋白所喜爱的话，那么就是和其他的重要人物有密切的关系，才能获得优厚的待遇。

　　我们在这里约莫住了三个月左右，在1928年春，有一天党中央突然派李维汉来见我们，他对我们说：

　　“我现在带来中央派你们到香港去的旅费和香港交通处的地址。”他把旅费和地址都放在述之正坐在那里的写字台上，就不作声了。

　　述之当时就问他：

　　“我到香港担任甚么工作，为甚么事先中央没有告诉过我，和我讨论那里的工作问题，现在突然派我到香港去，究竟我到那里去做甚么工作呢？”

　　李维汉简单地回答述之说：

　　“你到了香港，那里会安排你的工作的。”我抱着女儿坐在一旁没有作声。但想不到述之这次再也不像过去那样的忍耐，而却以严厉和坚决的态度及语调对李维汉说：

　　“党过去无论派任何一个中央委员到那里去工作，一定要预先告诉他担任甚么工作，他应该参加中央的会议，同他讨论那里的局势和工作的方针。你们现在只简单地给我们一个交通处的地址和仅够买船票的旅费。在广州暴动失败后，现时的香港和广州特别严厉的情形之下，随时都有意外的事发生的可能，假如那个交通处发生了问题或迁移了，你们既没有给我们第二个接头的地址；也没有多余的钱，既无钱住旅馆（因为你们是准备我们住交通处的），又没有钱买船票回上海，那我们怎么办呢？你说我到了香港由那里派我的工作，究竟是谁在那里负责？由谁派我的工作呢？我的工作是应该由中央政治局决定的。像这样不按照组织的程序，糊里糊涂派工作的方式，我不能接受。你记不记得？当我在中央负责时，派你们到甚么地方去工作，是不是这种态度和办法？你把旅费拿回去，从此我也不接受党的生活费了。”

　　李维汉听了述之这一番话之后，面红耳赤，一句话也没有回答便把旅费拿在手里，表现一种尴尬的神情走了。

　　按照一般的常规，述之当时还是中央委员，派一个中央委员到一个地方去工作，首先便应该让他参加中央政治局的会议，讨论那里的局势和工作方针；同时应该告诉他担任甚么工作。尤其在广州暴动失败之后，香港的局势异常严重和恐怖，在这种情形之下，派述之和我到那里去工作，连防备意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据我们所知，党在当时派任何同志到其他的地方去工作，除了足够的旅费之外，一定还要多准备一些钱，以防意外；同时还需多给一二个可靠的地址，以防临时迁移（这是常有的事）。这两件事，差不多成为党在当时特殊恐怖的情况下保卫同志的一种措施。但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对待述之的态度便完全两样（主要的是瞿秋白对付述之，我是被牵连在一起的）。只给我们一个交通处的地址和仅够买二张三等船票的旅费（我记得约三十元左右），准备我们到了香港便住在交通处，因而没有为我们准备住一二天旅馆的费用。像这种对同志的刻薄待遇，在过去绝对没有；尤其在当时更不应该（对其他同志不会如此）。这显然是瞿秋白的蓄意陷害。实际上，他并没有准备述之和我担任甚么工作，而只是把我们一起（连同我们几个月的女儿在内）送给敌人吧了。因他深知当时香港的情形，他为我们所准备的条件，在那种情形之下，无疑安置了一个陷阱，我们一定会一起跌落下去的。在不久之前，瞿秋白阴谋的安排我们住在交通处的危险情形（如上面所叙述的），同这一次他阴谋策划的陷阱连系起来，这便无误地表明瞿秋白处心积虑的企图毁我们生命的意向是如何地坚强和恶毒了。

　　李维汉是法国勤工俭学出身，湖南人，体格高大，阴沉寡言。他于1923年开始，便担任湖南省委的书记。1925年1月第四次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在1927年第五次大会后，他仍旧回到作省委的书记。当同年5月21日长沙的马夜事变发生时，他就带着整个省委离开了长沙，而他本人就逃到武汉去了。他在听候中央的指令和希望国民政府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藉口之下，来掩护整个省委的临阵脱逃。当地的下级干部和群众领袖准备集合长沙，领导四郊的农民准备进行反攻长沙。但当驻在武汉的共产党中央下令取消进攻长沙的计划，静候国民政府来进行解决时，四郊的农民已经向长沙涌来；由于长沙整个省委的临阵脱逃，以致使浏阳县的农民队伍因来不及得到共产党的通知而全数被许克祥的机关枪扫射了！按照一般党的常规，李维汉带着整个的省委而临阵脱逃，是应予以严重处分的，但在当时机会主义和官僚主义合流的情况之下，他的这种罪恶的行动，在藉口等待国民政府解决的掩护之下，在瞿秋白的眷宠保护之下，他不但没有受到任何的指责和批评；而且后来还升高一级，作了瞿秋白的重要助手——中央组织部的书记。自1949年中共胜利后，李维汉仍旧被选为中央委员。他的职务是代表共产党在政治协商会议中，控制各党人物的首脑。

　　从上面的叙述中，便发生了一个问题，为甚么瞿秋白既剥夺了述之在党内一切职位之后还要进一步以借刀杀人的阴谋来毁灭我们的生命呢？这是极难使人理解的，即述之和我本人在当时也想像不到。但由于我们曾经住过的交通处被破获，以致张宝泉夫妇被捕和遭枪决；随后再把瞿秋白派述之去香港的陷害策划配合起来，加以分析和研究，我们才能了解这决非出于偶然，而是有其深远的原因的，为了要发掘这一深远的原因，我们就必须追溯一下瞿秋白和彭述之在中共党内的地位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

　　瞿秋白于1923年夏从莫斯科回国后，由于当时党内的人材缺乏，党就任命瞿秋白为新青年杂志的主编。他从俄文的书籍和材料中，编写了不少的文章。虽然同志们对他的文章都感到不易了解，但由于当时党内一般同志的理论水准甚低，大家就认为瞿秋白是党内的理论家（我当时亦其中之一）。从此，他在党内便享有理论家的声誉了。

　　但在1924年8月，彭述之回国后，他一方面参加上海地方的实际工作；同时又在向导和新青年写文章。他写了几篇理论性的作品如《帝国主义与义和团运动》以及《谁是国民革命之领导者》等。由于他的文章不是从俄文编凑而成，而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分析和阐述中国问题，而且由于他的思想有条理而合乎逻辑，使同志们看了容易获得中心的观念。因此，不但国内一般干部和党员，认为彭述之的文章才是符合于马克思主义的，于无形中认为他是当时党内的理论家；即在莫斯科理论水准较高的旅莫支部的同志们的眼光中也是如此。而对于瞿秋白把布哈林的唯物史观翻译过来改为《社会科学讲义》当作他自己的著作，是表示鄙视的。

　　1925年1月举行的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述之以旅莫支部的代表参加，被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宣传部的部长并主编向导和新青年，而又在彭述之所主持的宣传部作为一个委员。在这种气氛和现实地位的情形之下，瞿秋白在彭述之被党和干部尊重的光照之下，便显得暗然无光了。这是自以为了不起的瞿秋白的所不能忍受的。因为瞿秋白是一个典型的追求虚荣和权位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他的灵魂的深处，便产生了对彭述之的极端嫉妒。随着时间的进展，由嫉妒发展而成为仇恨，这就是他处心积虑地寻找机会企图报复，阴谋策划来打击述之的真实原因。

　　此外，由于瞿秋白个人的性格阴险残酷，因而对述之由嫉妒而发展起来的仇恨，便更进一步地发展到企图假借敌人的魔手来毁灭我们的生命。同时，也因为党在当时已经把斯大林的官僚制度完全输入党内来了，这二者配合起来，那就更使得瞿秋白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任何阴谋陷害的勾当都可以做得出来。从斯大林在30年代毁灭了整代的老布尔塞维克和无数革命者的残酷事实中，也就不难理解瞿秋白企图对述之和我的阴谋陷害的秘密了。假如他当时也像斯大林一样有政权的话，那么，我们便成为官僚制度祭坛上的牺牲品了！

　　瞿秋白在“八七会议”上，代替莫斯科清算了陈独秀，作了总书记后，有计划地排除了一大批老领袖和干部；奴颜婢膝地执行了共产国际的盲动主义（武装暴动）的政策。但他享受这个“荣誉地位”的时期是很短暂的。由于暴动一个接着一个地失败，干部和党员以及革命群众的惨重牺牲，因而在共产党内兴起了对瞿秋白的盲动主义的不满情绪，到处都听到反对盲动主义的声音，以致形成了党内的危机。这种情形，当然也带到了1928年6月中共第六次大会中。斯大林和布哈林，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便把瞿秋白当作代罪羔羊，因而以工人出身的向忠发代替了他的总书记地位，但实权却掌握于李立三之手，向不过是一个傀儡而已。这就同瞿秋白以前利用工人的名义来对付他的政敌一样，对瞿秋白来说，这倒是具有讽刺意味的。

　　由于瞿秋白驯服地在共产国际的领袖面前“承认错误”和“自我批评”，因而共产国际指定他作为中共驻国际的代表，他在那里消度了两年舒适而安定的生活（带着他的妻子），直到1930年9月才被派回国。

　　1931年3月的四中全会，从莫斯科派来的米夫支持王明等清算立三路线的同时，瞿秋白的政治局委员的地位也被取消了，他在党的地位从此完结了。这便是瞿秋白开始陷于痛苦和转向背叛的时期。

　　1933年末，党中央决定瞿秋白到“江西苏区”工作。他在准备进入苏区之前，曾向党中央要求他的妻子杨之华同去而遭到拒绝，由此表明他当时在党内地位之衰落到了何种程度；其痛苦和感伤可想而知了。他于1934年2月到达了“苏区”。他被派为苏维埃中央政府的人民教育委员，但由于王明派的博古（秦邦宪）对他的排斥而没有任何实权，不过一个空位置而已。

　　同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长征”，并决定瞿秋白留在瑞金工作。当1935年2月23日共军从瑞金完全撤退时，瞿秋白与邓子恢、何叔衡等化装商人准备由福建到厦门然后搭船往上海。但在福建武平县水口乡被国民党驻逮捕。

　　瞿秋白自被捕后，就在狱中写了他的《多余的话》，这可说是一篇投降书。在这个将近二万字的小册子中，从头到尾我们随处都可以发现他的贪生怕死的意图。他巧用心机地把他的身世、性格、学识，以及嗜好等描绘出来，表明他自己不是一个革命家，而只是一个“文人”；他之所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是“历史的误会”。例如他在《多余的话》的“历史的误会”一章中说：

　　“我自己忖度着，像我这样的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实在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十几年……勉强负担一时的政治翻译、政治工作而一直拖延下来，实在是违反我的兴趣和性情的结果。这真是十几年的一场误会，一场噩梦。”（见司马璐的瞿秋白传附录多余的话）

　　瞿秋白的上面这一段话，可以说是他的投降书的序言。其用意是在表明他的性情根本不能作为一个革命者。接着他又强调说，作为一个共产党人的最基本的条件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他在“我与马克思主义”一章中说：

　　“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部份，唯物的哲学，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的理论，以及政治经济学，我都没有系统的研究过，资本论——我根本就没有读过”。引文同上）

　　这种说法倒是真实的，正如他自己在《多余的话》所说的“我担任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之后，就逐渐的偷听到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的虚名，其实，我对这些学问，的确只知道一点皮毛。……我只是根据几本外国文的书籍转译一下，编了一些讲义”。但最重要而明白的还是他下面一句话：“我已经在政治上死灭了，不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了。”

　　在他的“文人”一章中，他极尽贬损文人之能事，把文人描绘成为“懦怯”，“动摇”，“怀疑”，“优柔寡断”，“随波逐流”的典型，而且还说这些都是“文人必然的性格”，并说自己就是具有这类性格的“文人”。他尤其强调说：

　　“可笑得很，我做过所谓‘杀人放火’的共产党的领袖（？），可是我确是一个最懦怯的婆婆妈妈的书生，杀一只老鼠都不会的，不敢的。”

　　“我的根本性格，我想，不但不足以锻炼成为布尔塞维克的战士，甚至不配做一个起码革命者，仅仅为着‘体面’，所以既然卷进了这个队伍，也就没有勇气自己认识自己，而请他们把我洗刷出去”。（引文同上）

　　这个在过去不可一世的骄傲而看不起人的瞿秋白，一旦被敌人逮捕，就把自己描绘成为一个如此没有一点自尊心和颜面的可怜虫。其贪生畏死的意图是如何地明显，而乞求敌人饶恕的手段又是如何地卑劣了！

　　不仅此也，最妙的文章还在后面哩。好的戏剧最后的一幕是最精彩的；瞿秋白的投降书的“妙文”，也是排在《多余的话》最后一章的“告别”中，他说：

　　“我已经退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的队伍，已经停止了政治斗争，放下武器，假使你们——共产党的同志们——能够早些听到我这里写的一切，那我想早就应当开除我的党籍。……你们早就有权利认为我也是叛徒的一种……”

　　“虽然我现在已经囚在监狱里，虽然我现在很容易装腔作势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这样做。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我骗着我一个人的身后虚名不要紧，叫革命同志误认叛徒为烈士却是大大不应该的。所以虽反正是一死，同样是结束我的生命，而我决不愿冒充烈士而死。”

　　“永别了亲爱的同志们——这是我最后叫你们‘同志’的一次。我是不配再叫你们同志的了。告诉你们：我实际上离开了你们的队伍好久了。”（引文同上）

　　瞿秋白上面的这段最后的话，是异常之清楚地向敌人表明：他“实质上离开了共产党的队伍好久了”。因此，他不愿意慷慨激昂而“死”；宁可做一个叛徒而“生”。同时也就是更明白地告诉他的敌人：不要误杀了一个共产党的叛徒，留着他的生命或者他还可以有所贡献。例如他说：“假使能够仔细而郑重的极忠实的翻译几部俄国文学名著，在汉文方面每字每句的斟酌着，也许不会‘误人子弟’的。这一个最愉快的梦想也比在创作和评论方面再来开始求得甚么成就，要实际得多。可惜，恐怕现在这个可能已经‘过时’了！”（引文同上）这不是明显地表明他的愿望而又恐怕他的敌人不接受吗？

　　瞿秋白的《多余的话》，虽然彻头彻尾是一篇投降书；虽然他集中了他的精神和智慧，精细而周密地从他的出身、性格、思想，乃至嗜好各方面来描绘自己不是一个革命者，虽然他尽可能的忠实和坦白，企图感动敌人的肺腑而饶他一命。但其结果，国民党却不纳降，终于辜负了瞿秋白的乞求而结束了他恋恋不舍的生命。这对他来说，不但是可悲，而且也是最不合算的。假如他具有革命者的风度，不贪生畏死，没有写《多余的话》，凭借着他的结果，以及他临刑前高唱国际歌的姿态，无疑地他是一名烈士；也不会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被周恩来[1]揪出来，公布他为叛徒的。唉！在烈士墓安息了三十多年的瞿秋白，终于被揪出来“斗垮”、“斗臭”了。因此，《多余的话》，对瞿秋白的结果来说，真正成为名符其实的《多余的话》了。但对他本人的性格和为人来说，它确是一篇真实而具体的自我写照。自1927年革命失败后，慷慨牺牲、从容就义的革命战士不计其数；但像瞿秋白这样背叛的尚不多见！

　　瞿秋白的背叛情节，虽然与向忠发[2]的下跪求饶命的卑贱姿态有所不同；但其灵魂的深处，其贪生畏死乞求敌人饶命的意图是一样的。不过由于二者的身份不同，其表现的方式也不一样吧了。向忠发是一个流氓工人出身的武汉撑船工人，而不是一个真正的无产者，他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屈下“膝头”来表示哀求饶命；而瞿秋白是一个善于舞文弄墨的知识分子，他便用“笔头”来代替“膝头”向敌人求饶了。但不管“膝头”和“笔头”，都一样遭到敌人的拒绝。这对于两个叛头的结局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最可耻的悲剧。

　　周恩来在另一次说：“这次运动搞出了一大批叛徒，这是红卫兵的功勋，瞿秋白死前写了《多余的话》是叛徒的自白书。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这个问题，这是从戚本禹同志的文章中得到的启发，年青人启发了我们这些老头子。最近又发现在枪毙前，瞿秋白写给当局一封求饶的信，他是个叛徒……”（见明报月刊24期78页刊载：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在接见财贸口革命造反派代表时的讲话）

[1] 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知道戚本禹发现了瞿秋白的叛变文件，因瞿秋白的墓碑是周题字，他为了自保，怕红卫兵搞他，就决定把瞿秋白的叛变真相公布出来。周恩来说：“瞿秋白出身大官僚资产阶级，晚年写了一篇《多余的话》……晚年变节了，我在政治局作了一个报告，还未发表，红卫兵知道了，就去八宝山公墓把碑给砸了……瞿秋白被敌人抓住了，卑躬屈膝，最后还是被国民党杀掉了。”（见明报月刊24期79页刊载：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在接见中国科学院双方代表时的谈话）

[2] 向忠发被捕后，供出了四个党机关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