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在北方的二个月

　　当一切准备就绪，我便从汉口乘轮船去天津，在船上约有四天。但到达塘沽时，因当时水浅，轮船不能直抵天津，故在那里上岸，再转乘大车，这就给与我很大的麻烦。我带了五件行李（因述之是夏季去的，冬季的衣物都没有带去）；因抱着一个四个月的孩子，自己不能去作一些事，幸而船上有一个青年茶房，因平时对我很照顾，我就托他替我办一些事情，如买车票，行李打车票等。待他把这一切办妥之后，我便上车，傍晚就抵达天津，住在一间旅馆里。但当我吃过晚饭，同孩子一起入睡时，忽然听到敲门声，原来是述之得到交通处的通知来迎接我的。他穿着长袍马褂，手里拿着手杖，伪装官僚政客的模样。自从我认识他以来，他这样的服装还是第一次见到，觉得有点不顺眼。他说马上接我到他的住所去，当时已是深夜秋风瑟瑟，坐在人力车上，颇觉有些寒意；但很快就到了他的寓所。那是一座中上等的西式楼房（因秘密工作需要掩护），他同顺直省委的书记朱锦棠和他的妻子以及述之以前的书记李芬等住在一起。

　　当我到达天津时，是在所谓“八七会议”[1]约二个月之后，当时党的政策，是在共产国际的机会主义领导之下，从一个极右的机会主义跳跃到极左的冒险主义，即所谓秋收暴动时期。但执行这种盲动主义的新路线的人，就是昨天的那些极右的机会主义者的中央委员瞿秋白、蔡和森、李维汉以及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选举出来的新中央委员周恩来和李立三。瞿秋白在共产国际的代表罗米那滋的允许之下，阴谋的召开了非法的“八七会议”之后，他自己如愿以偿地作了总书记，陈独秀被撤职（他已自动辞职），因共产国际已准备拿他来做主要的代罪羔羊。

　　这些执行新路线的领袖们，他们丝毫没有独立检讨局势的能力，而只是不假思索地追随共产国际的新路线走疯狂地进行盲动主义的武装暴动政策，不管客观的条件行不行得通。当然，这也是为了赢得莫斯科的眷宠；同时，有另一方面，他们把革命失败的责任完全推卸在陈独秀身上，以掩盖共产国际领导中国革命失败的错误。他们也不用头脑去思索一下：当革命的潮流高涨，工农和一般的民众都在共产党的领导和控制之下，最富有战斗性的时期，正好以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旗帜和武装去摧毁反革命势力的时候，为甚么共产国际却教导中国的共产党如何屈服在国民党的旗帜之下，如何投降，让反动的势力摧毁了革命的力量。共产党势力被削弱，群众的革命组织被摧毁，革命的民众和共产党人大量被屠杀时，共产国际却反而命令中国的共产党从一个极右的机会主义政策转变到另一个冒险主义的两极呢？这不是恶作剧吗？这不是拿中国革命者头颅和鲜血来开玩笑吗？按照一般的常情和常识，党在当时是应该采取暂时退守的政策，以便培养已经丧失的元气，恢复实力。陈独秀和彭述之以及许多高级干部如王若飞、伍孟雄……等在当时都有这种意见。陈独秀在“八七会议”后，曾写信给党中央，主张暂时采取退守政策，反对武装暴动。然而，这些领袖们，他们不但不考虑陈独秀的意见，反而攻击他为极右的机会主义者和取消主义者。他们完全没有独立的思想和意志，而只是一味的奴颜婢膝地跟着共产国际的冒险政策走。其结果是：南昌暴动失败；跟着湖南、湖北的秋收暴动也都惨败，丧失了无数革命者的头颅和无可计量的鲜血！

　　本来，当述之刚到北方时，他是被中央指派为北方区的书记（八七会议以前），代替已被牺牲的李大钊的地位。由于当时的党中央在共产国际盲动主义政策的领导之下，虽然八月一所举行的南昌暴动和随即发动的两湖的秋收暴动都惨遭失败，但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却命令北京和天津立即举行武装暴动。述之接到这道命令后，他认为在武汉革命失败之后，反而到处处举行武装暴动，不但不合乎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而且是没有常识。当然，他在当时不能干预这种不合常情的荒谬政策；但他和北方的区委委员商议，决定采取拖延政策。因为他们大家都很了解：当时天津和北京，在反动的军阀张作霖的野蛮统治之下，共产党又没有广大的群众组织和工人的运动。假如人工地制造武装暴动，除了徒然牺牲干部和党员外，绝无任何结果。因此，他们只好向中央报导以暴动的客观条件尚未成熟为藉口，以此拖延执行中央的指令。但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认为彭述之领导的北方区有意抵抗国际的政策，撤除他的书记职位，另派蔡和森去重新建立北方区委，把以前的委员如刘伯庄、陈为人……等都调走，藉口以尊重工人同志为名，指令铁路工人同志王薄波代替彭述之为北方区的书记。但实际上是蔡和森作主，王不过是一个傀儡而已。而彭述之便被降低一级成为顺直省的书记了。

　　但当我到达天津时，述之已再降低一级成为一个顺直省委的委员了。因为蔡和森也以提拔工人同志为名，使矿工出身的朱锦棠为顺直省委的书记。

　　朱锦棠是湖南人，原为安源矿工出身，在1922年9月的矿工大罢工运动中，由于他的勇敢和具有某种事务才能和鼓动的能力，成为矿工运动的领袖；尤其在罢工胜利之后，那里的运动迅速发展，朱锦棠也就继续发挥他的才能，起了重要的作用（1924年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他被选为中央委员）。但自1925年安源的矿工运动被反动的军阀镇压之后，那些著名的领袖们，如李立三、刘少奇……等都不能在那里立足，而朱锦棠亦被迫离开那里被党派到北京管理党办的印刷厂的工作。在我于1927年9月到达天津时，他已经是顺直省委的书记。但由于他在政治、理论各方面的水准甚低，实际上是依靠述之，他不过是名义上的书记而已。正由于这个地位同他的能力不相称的原故，才使得他原有的作工人运动的本能无法表现，而且逐渐感到无事可作。我同他和他的妻子住在同一座房子里有一个多月，我看他终日在房子里踱来踱去，表现得十分无聊的神情。在这种情形之下，他除了照例开开会议之外，谈不到起任何的作用了。

　　朱锦棠虽然是工人出身，但他的态度却很文雅，举止落落大方。他的身材标准，白白的面庞，上唇留着一撮黑黝黝的法国式短须，身着华贵的狐皮袍，套上黑色的马褂，手里拿着手杖（当时北方新式官僚的作风），俨然一个时髦的漂亮官僚政客的形象。

　　失锦棠作了书记后，他便于无形中改变了以前述之作书记时对财政管理的制度。以前述之作书记时，他本人从来不管钱，把所有的款项都交级二个女书记掌管，由述之签字向她们取款作各种用途。但朱锦棠好像过去没有这一回事一样，我从上海的中央带去的六万元交给他，其中除了一部分（多少我不知道）由王薄波取去交给驻北京的北方区委蔡和森外，其余的他便放在自己卧室中一个保险箱里，自己保管，也不向顺直省委报告用途。他自己随便取用，又没有账目，好像是他个人的私产一样。述之和我以及以前述之的书记李芬私下谈起这个问题，我们认为：一笔巨款掌握在他个人的手中，没有一种制度来保证，尤其对于一个在政治理论修养甚低，尚没有经过严重考验的人，是可能使他产生一种物质的欲望的，更何况他已经表现浓厚的物质享受的倾向，不过因为同我们生活在一起，他不免有所顾忌而已。因此，在一次的小组会议上，（因我们住在一起编成一组，成员为述之、朱锦棠、李芬和我，朱的妻子非同志），李芬在讨论了政治问题之后，她提出对朱锦棠关于管理财政制度的批评。（她曾在述之作书记时，同另一女同志管理过财政的）她认为朱把党的财政放在个人手中，没有任何账目和报告，是改变了以前的良好制度，应该重新恢复这种制度才合组织的原则和保持良好的作风。当然述之和我都支持李芬的意见（实际上，我们共同的意见），朱锦棠虽然当面不反对这个建议和批评，但实际上他根本不愿意把这笔款交出来。他用一种狡猾的藉口一天一天地拖延下去，一直没有下文。

　　这一次的小组会议是我们在天津最后的一次。由于北京六十多个干部和北方区的书记王薄波在一次准备暴动的会议上被军警包围逮捕，迅即全数以机关枪扫射毕命后，朱锦棠便利用这个机会，主张将房屋退给房主，我们大家分别找分租的房子居住，他准备和他的妻子单独居住，述之和我以及李芬住在一起。他的理由是因为王薄波知道我们的地址，恐对我们大家的安全有问题。实际上，王薄波已经枪决了，蔡和森在这件惨剧发生之后，从北京逃到天津时还来过我们的住所，由此可见我们所住的地方是没有问题的。更何况时间又过去了几天，危险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在刚得到这个北京恶消息的头几天，我和李芬以及朱的妻子仍旧住在家里，述之同朱锦棠住旅馆暂避，因我们所租的是一座三层楼的西式房屋，有许多家具等物，同时，还要应付环境，要寻找藉口向房主退租房屋以及应付为在家作饭的女厨子等，都需要有人留在家里应付），假如危险的话，是在开始我们三个女人留在家里的期间。朱锦棠的这种措施，在保卫安全这一点来说，已经失去时间上的意义；他不过是利用一个机会作藉口，以摆脱他在生活方面对我们顾忌吧了。最明显的是：自他迁居后，他的住址便不告诉任何人，甚至连述之都不知道，只是他自己常来我们家里。这是一种最不合理而且是从未有过的一种制度，即令是党当时最重要的中央领袖的住址，至少有一个或二个可靠的同志知道，以便互通消息。他这样作，并非不相信述之，最主要的是对述之有一种畏惧，惟恐在述之面前暴露了他在物质方面的享受。

　　但过了不久，约在1928年初，中央调他到上海作交通处的工作。由于当时上海的环境异常恐怖，为了技术上掩护的需要，党中央拿出一笔款项来开设一家木器家具店，派朱锦棠为该店的经理（上海话叫老板），一方面当然像一般家具店一样，正常的做生意，但主要的任务乃是作为中央的交通机关。但朱锦棠是一个异常精明的人，他知道凡是交通处，不管技术如何好，掩护如何巧妙，总是危险性最大的地方，因为从各地以及当地的许多共产党人跑进跑出，迟早总有危险。在这种情形之下，过于聪明的朱锦棠，就要在为革命工作而抱牺牲的决心，还是谋财保命这两条道路之间去选择。从他后来的结果看来，他选择了第二条道路。对于他来说，这也不是偶然的。因为他在北方时，既已开始贪图物质的享受（他冬天穿着狐皮袍，这只有官僚和资产阶级才买得起的），那就自然会贪生怕死，决不会为革命工作而牺牲。朱锦棠终于决定了，他想好了一个谋财和安全的计划，经过了一个时期之后，以他的聪明和能干，把各方面安排妥当，秘密的把木器店连同房屋一起卖掉之后，便卷款潜逃，从此杳无踪迹，不知去向，他的这一个秘密工作做得很巧妙。当然，他这一种行为已经超过了贪污和腐化，而是一种叛党的行动了。这一方面当然是由于朱锦棠对革命不忠实；同时，在另一方面，党中央的官僚措施和盲动主义的政策，也是重要的原因。瞿秋白阴谋策划地利用工人的名义来对付他所嫉恨的政敌，把工人扶上一个不适合于其能力的高位，以致使其感到无事可作，生活又太舒服，住的是高楼大厦，穿着高等华人的服装，手中掌握大量的金钱，而又没有一种制度来监视或限制，任其自由使用。在这种情形之下，一个政治修养甚低而又没有经过严重考验的人，是很容易受到物质的诱惑而趋向于享受的，由于逻辑的发展，便进一步的贪污腐化。在这种人为的条件之下，把一个原来勇敢有为的工人同志，在尊重或提拔工人同志的名义之下断送了。朱锦棠正是在这样的一种人为的条件之下，从开始趋向于物质的享受发展到贪污而卒至卷款潜逃走到叛党的道路，瞿秋白的官僚措施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同时，在另一方面，由于党的盲动主义政策，疯狂地进行武装暴动，使朱锦棠感到：暴动一次跟着一次地失败；尤其使他感到最新鲜和亲切的是不久以前北京六十多个重要的干部和北方区的书记王薄波一起被机关枪击毙，跟着玉田的农民暴动又遭惨败；上海的环境又是如此的恐怖，每天都有同志被捕和遭枪决。在这种情形之下，朱锦棠对于党的领导失去信心（在北方时他不赞成中央命令北京和天津举行暴动，但他不敢公开反对）；对革命的失去信心，因而，失望和恐怖交织在他的脑中，这又促使他决心脱逃革命，乃至走到叛党的道路。

　　本来在1927年7月末，当述之到达北京时，北方的革命力量，虽然因李大钊以及范鸿劼等一批领袖和干部于同年4月被奉系军阀绞杀后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但革命的力量，工人和学生的组织，却仍旧保持着。但自瞿秋白派蔡和森去那里重新建立新的北方区委，让工人同志王薄波代替述之的书记后，蔡和森便大刀阔斧地进行武装暴动，他把北京暴动的计划公布在内部公报上。因此，许多同志根据起码的常识，都反对这种办法（述之曾以个人名义写信给蔡和森同王薄波严厉地批评这种做法，因顺直省的其他委员不敢公开反对他，只好以个人的名义表达他的批评和意见），他们认为，内部公报可能落在统治者手里，就会遭到严重的压迫和极度危险。但蔡和森认为：暴动是正大光明的，可以公开的，就是敌人知道也没有关系，举行暴动夺取政权就表示我们有力量使敌人畏惧。像这种毫无常识的论调简直令人不能相信。

　　由于蔡和森这种没有常识的疯狂举动，把准备暴动的计划公布在内部公报上，落在敌人的手中而有所布置，以致北京六十多个干部和区委书记在一个准备暴动的会议上被军警包围全数逮捕而遭枪决后，革命的力量受了致命的打击。在这次惨剧发生后，蔡和森狼狈地逃到天津来。当他到达我们的住所时，全身穿着上等呢料制成的崭新的中式服装，活像一个乡下佬的暴发户。华贵的服装同他的那种瘦长的身材和憔悴的面庞极不调和，好像这一身服装是盗窃来的一样。他已失去以前那种得意洋洋神情，而表现一种意气消沉和狼狈的姿态。他的妻子（他的第二任妻子。前妻向警予在莫斯科离异）李一纯（即李立三的前妻）的化装使我们大家看了都感到刺目。当述之批评他在北京的作法时，他支支吾吾，很难解释；但他还是寻找一个为自己辩护的理由，他说这次的会议是有人告密，而不是由于公布暴动计划为敌人所发觉，企图掩盖他自己的错误，他避免同述之谈下去，他单独同朱锦棠个人秘谈甚久。过了几天，蔡和森便被中央调往上海。他到上海后，向党中央报告了一套谎言，说这次六十余干部之被牺牲确有人告密，而告密者同彭述之有关。不过当时没有人相信他的这种对述之的恶毒污蔑，这从周恩来对陈独秀说的“蔡和森对述之的这种说法是荒唐的”这句话可作证明。随后中央特派刘少奇到北方去调查，看究竟这次的事件是有人告密，或者由于蔡和森将暴动计划暴露出来，使统治当局发现了而特别注意之所致？据调查的结果，并不是有人告密，而是由于蔡和森的那种荒唐的措施之所致。结果，他接受了中央对他的批评，他承认自己“是一个没有常识的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

　　蔡和森在过去虽然在生活的态度上，有些呆板、古怪和不近人情，但他却是一个严肃的、诚实和朴素的革命者。但自1927年春从莫斯科回来后（他同他的妻子向警予于1925年末一同去莫斯科的），便完全判若两人。他变成轻浮、浅薄和不诚实，而且大有官僚的习气。这是由于一种制度使然。他在莫斯科一年半的时期内，自然深受斯大林官僚主义的影响；回国后又在这个阴谋险恶的瞿秋白的拉拢和影响之下。同时，党在当时正日趋腐化和堕落；这些因素汇合起来，才致使蔡和森变得如此的荒唐和腐化。

　　自从我到天津后，李芬一直是同我们住在一起直到她离开天津到湖南去时为止。她是湖南人，北方区委二个秘书兼会计之一。当我到那里时，那一个女同志已经离开这里，李芬在名义上虽仍是秘书，但实际上已无事可作了。我同李芬相处，虽然只有短短两个月，但我觉得她是在当时我所认识的或接触过的女同志中，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女同志中最优秀者之一个。她的优秀并不是她的形象，而是指她的内在的品德。她的面貌和善，态度诚恳；她为人诚实，关怀别人，对工作认真而忠实。最难得的是她的超脱，与人无争的德性，因而她没有某些知识分子女同志的虚荣心和嫉妒心。她同我很快就结为好友，谈最知心的话了。

　　李芬本是已经结过婚的，而且是生了一个男孩子的母亲。但由于她对婚姻的不满，同时，为了追求上进，她要求她的父亲在经济方面帮助她，使她能够离开夫家到北京去读书（她已经受过中等教育）。她的父亲是宝庆的一个地主兼新式绅士，他私自创办一所中学，据说规模相当庞大，他当然是有相当资产的人。他答允女儿去北京求学的要求。李芬于1925年考进北京大学为文科预科生。由于当时革命潮流弥漫全国，李芬遂于1926年加入了共产党。1927年秋，她便放弃学校生活作党内的工作。

　　李芬于1927年12月初离开天津，同她的爱人，一个湖南籍的北京大学的同志，一起回到家乡。由于她当时对党的盲动主义政策怀抱不满，不打算在党内工作，想回到家乡筹划一笔款项出来开办一所学校或书店以作生活的根基。但她的这个计划，我们事先并不知道，她决定后才告诉我们的，主要的是她爱人同她一起商议的。因为她的父亲刚逝世不久，她回乡的目的处理她父亲的遗产（她的母亲早已去世，只有一个幼小的弟弟）。但她父亲的财产已全部为她的嫡亲舅父所掌管。由于她母亲的去世，因而阴谋险恶的舅父便无所顾忌，遂起了谋财害命的毒心，把李芬以共产党员的名义献给当地的驻军——湖南宝庆的驻军——而枪决了！关于她的这一段悲惨的故事，在王实味所著“野百合花”[2] 的“前记”中，有极为动人的描述。我现在把“前记”的原文抄在下面，以作为我对于李芬的悼念！

　　“野百合花” “前记”的原文如下：

　　“在河边独步时，一位同志脚上的旧式棉鞋，使我又想起了曾穿过这种棉鞋的李芬同志——我所敬爱的生平第一个朋友。”

　　“想起她，心脏照例震动一下，照例觉得血液循环得更有力。”

　　“李芬同志是北大一九二六年级文预科学生，同年入党，一九二八年牺牲于她的故乡——湖南宝庆。她的死不是由于被捕，而是被她的亲舅父缚送给当地的驻军。这说明旧中国的代表者是如何残忍。同时，在赴死之前，她曾把所有的三套衬衣裤都穿在身上，用针线上下密密缝在一起；因为，当时宝庆女共产党员被捕枪决后，常由军队纵使流氓去奸尸！这又说明着中国怎样一个血腥、丑恶、肮脏、黑暗的社会！从听到她的噩耗时起，我底血管里便一直燃烧着最狂烈的热爱与毒恨。每一想到她，我眼前便浮出那圣洁的女殉道者的影子，穿着三套密密缝在一起的衬衣裤，由自己的亲舅父缚送去从容就义！每一想到她，我便心脏震动，血液循环的更有力！（在这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中，提到这样的故事，似乎不太和谐，但当前的现实——请闭上眼睛想一想吧，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似乎与这气象也太不和谐！）

　　我曾不止十次二十次地从李芬同志的影子汲取力量，生活的力量和战斗的力量。这次偶然想到她，使我决心写一些杂文。《野百合花》就是它们的总标题。这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这种花是延安山野间最美丽的野花，用以献给那圣洁的影子；其次，据说这种花与一般百合花同样有着麟状球茎，吃起来味虽略带苦涩，不似一般百合花那样香甜可口，但却有更大的药用价值——未知确否。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六日

　　从上面王实味对李芬这一段故事的短短描述中，人们便可看到：当时中国自1927年革命失败后蒋介石政府对于共产党人的残酷迫害到了何种野蛮的程度！尤其自南昌、湖北、湖南以及广州暴动失败后，在那些区域中的共产党人被屠杀的情形就更为惨酷。简单的枪毙，对他们来说，倒是一种求之不得的“幸福“。因为他们在临刑之前还要遭受各种各式的精神上的侮辱和肉体上的惨酷折磨，往往弄得半死才把他们拖去枪毙。至于那些年青的女共产党员，她们一经被捕，便要经历着惨不忍言的侮辱和虐待。在面临枪决之前，她们备受军警的侮辱和蹂躏，如割去其乳房……等等；在被枪决之后，军警还要纵使流氓去奸尸！这种情形，正如王实味在他的“野百合花”的“前记”中说：“这说明着中国是怎样一个血腥、丑恶、肮脏、黑暗的社会。”

[1] “八七会议”即1927年8月7日在武汉召集的中央紧急会议，该会议的本身，根本是非法的。出席的人数仅13人，其中只有瞿秋白，李维汉以及新近选出的中委向忠发，其余的10人是临时拉来凑数的，甚至连在中央机关作技术工作的同志，也临时被拉去凑数。这是亲身参与其会的郑超麟说出来的。会议只开了二、三小时，通过撤除陈独秀总书记和由瞿秋白起草的“八七会议告全党同志书”。瞿秋白正式作了总书记。

[2] 王实味湖南人，北京大学学生，于1926年加入共产党，在三十年代转入延安为共党中央研究院的重要研究员之一。他曾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译成中文达二百多万字。他是一个能力很强的作家，大家都尊敬他，尤其是青年人。在1942年，由于王实味写了几篇文章，题名为“野百合花”，对当时延安的某些方面，如缺乏民主、官僚享受特权……等等，作了彻底的暴露。因而毛泽东不能忍受，特别召集会议来清算他。会议的结果：王实味被叛定为反党、反马克思主义、托派的“罪名”被开除出党，囚于狱中，备受折磨。最后，他自己承认是托派而被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