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坎农 -> 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史，1928-1938
第六讲 与共产国际决裂
国际主义·在失业工人当中开展工作·工会工作·德国事变·德国共产党的投降·第三国际的破产·社会党的发展趋势·进步工人行动协会·转向群众工作·宗派主义的反抗·美利坚工人党·建立新党的运动
在这个课程中，我们已经讲了五次课。你们应该记得，第五讲中，我们讲的是左翼反对派，即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头四年——从1928年至1932年。我在上周讲过，这是这个新运动最孤立、最艰苦的时期。
上周我着重讲了那个时期的运动的不利方面：组织发展陷入停滞，缺少力量，物质资源匮乏，在这种环境下必然会产生的内部困难，以及困扰着所有新生运动的极端分子，我可能过分强调了这些方面。不受我们控制的客观因素，将这种孤立，及随着而来的种种不利加诸于我们身上。即使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怀着最美好的期望，也无法阻止这一切。这就是那时的环境。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陷入了危机，而与此同时，苏联却正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刺激下跳跃式地前进，因此斯大林主义运动取得了高涨，这正是使我们陷入几乎彻底孤立的最重要的因素。在那些缺乏批判力的人——大部分群众是缺乏批判力的——看来，斯大林主义似乎是苏联的合法代表，而苏联与斯大林主义威望的提升使我们反对派运动显得古怪而不切实际。除此之外，工人运动陷入了大停滞。没有罢工。工人处于休眠之中。他们对任何理论问题都不感兴趣。那时他们甚至对任何行动也不感兴趣。所有这些因素把我们这个小团体逼进了困境。
在那个艰难的时期，我们的任务是：坚持下去、阐释各种重大问题，并教育好自己的干部，让他们在客观环境好转、形势有利于运动的发展的时候做好准备。当时各国和全世界工人的先进分子，事实上都在各国共产党及共产国际的行列当中，因此，对各国共产党及共产国际进行改良的可能性加以检验，也是我们的任务。从1933年初开始，全世界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这表明我们在主要任务上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当事态开始变化，当我们有机会打破孤立时，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从1933年开始，尤其是在1934年，我们面前出现了一些转机，我们及时抓住了这些机会。
在托洛茨基同志的指导和鼓舞下，我们的运动在国际主义这所伟大的学校里接受了教育。在对世界上最重要的问题的积极学习和热烈讨论当中，我们锻炼了自己的干部。
前几讲中我说过，过去美国共产主义运动最大的缺点是它局限于本国的狭隘思维（不是理论上的而是实践中的）、它对国际事件漠不关心、它对理论没有认真的兴趣，也没有得到真正的指导。这些毛病在我们年轻的运动中得到了纠正。我们教育了一批人，让他们学会了从最根本的理论角度、利用国际经验来思考问题，教会了他们如何分析国际事件。俄国问题的奥秘已被我们的运动解决。在一篇接一篇的文章中，在一册接一册的小册子中，在一本接一本的书中，托洛茨基同志向我们展示了什么叫从世界角度来观察问题。他让我们清楚地理解了，当工人国家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之中，发生堕落、畸变出官僚阶层、但仍保存其基础这个复杂问题。
那时德国已成为世界问题的中心。托洛茨基早在1931年就写了一本名叫《德国——国际形势的关键》的小册子。他比任何人都更早地觉察到了法西斯主义的威胁，以及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必有一战。他最早、最清晰地分析了德国的事变。他教育我们理解这些事情，力图使德国共产党和工人们为那场命运攸关的考验做好准备。
对于爆发于1930年12月的西班牙革命，我们年轻的运动，首先通过托洛茨基同志的理论著作及阐释，对这场革命进行了研究和学习。
在被孤立的那段时间里，我们花时间研究了中国问题。上周我提到，在困难时期内，我们的运动尽管窘困而无力，还是出版了一本标准大小的《中国革命问题》。1925年、1926年、1927年，中国革命的这几个关键年头里，俄国反对派就中国革命问题写下的不被发表的论纲、文章和阐述，都收录在这本书里。可以说正当这场在世界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斗争进行之时，共产国际的那些人却被蒙上了眼睛，不被允许去学习俄国左翼反对派当中的真正大师对这些事件的评论。我们出版了遭禁的文件。我们的同志受到了中国革命问题的教育。这就是为何我党今日在殖民地问题上有如此明确坚定的立场，为何在保卫中国以及印度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问题上，我们没有失去理智的重要原因之一——实际上就是最重要的原因。亚洲人民的伟大起义对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被我党清楚理解。这是那段孤立与学习的时期留给它的遗产的一部分。
1933年初，我们开始更积极地介入一般的工人运动。经过长期的宣传准备后，我们开始转向群众。我前面跟你们讲过，我们在组织内与一些急躁的人进行过的斗争，他们想要开展群众工作，可以说是操之过急，不顾未来和我们的干部教育，不顾我们的纲领和宣传工作的规定。这是本末倒置的行为。我们制订出了自己的纲领，培养了我们的干部，首次开始了我们的初步宣传工作。当在工人运动中开展活动的时机到来时，我们已准备好为某些目的而付诸行动。我们不是为了活动而活动，不像有些闲人说的那样没有目的，瞎干一气。为了走进群众运动，我们准备了明确的纲领和方法，它们可以让革命运动事半功倍。
《战士报》合订本上逐年逐月地记录了我们的活动、计划和期望，上面记载了于1933年1月22日召开的一次纽约失业者会议。这次会议当然是由斯大林派组织发起的。但它有点不同于之前的排斥我们的会议。这次他们从右派到左派到处拉人，开始涉足统一战线，试图吸引普通失业运动中的某些非斯大林派组织的兴趣。为此他们邀请了所有的组织参加会议。我们在自己的报纸上评论说，这次转向统一战线——至少是半转向——是正确的。我在一篇文章中指出，邀请“所有的组织”，暴露出他们最终出现了一道小裂缝，左翼反对派可以从中走进群众运动；我们应该穿过那道裂缝，将它进一步拓宽。我们——沙赫特曼与坎农——赫然出现在那次会议上，准备告诉整个无产阶级怎样同失业斗争。这并不是在开玩笑。我们的纲领的是正确的，我们对它做了详细的解释。我们主张各政党和各工会为了救济失业者而建立联合阵线的演说，在《战士报》上全文刊载了。
1933年1月29日，进步矿工工会（Progressive Miners Union）和其他独立工人组织在伊利诺伊州吉莱斯皮（Gillespie）召开会议，商讨成立一个新的工人联合会。我受一个进步矿工团体之邀出席了会议，并在会上发言。近五年以来，这是我第一次离开纽约。这也是美国左翼反对派的代表第一次有机会对激进知识分子小圈子之外的工人讲话。我们抓住了这个机会。我代表我们同盟去到那里，与矿工度过了几天，接触了一些重要的人。再次接触到活生生的工人运动，群众运动，感觉非常好。
在从吉莱斯皮返回芝加哥的汽车上——我记得路途非常远——我在报纸上读到了希特勒被德国总统兴登堡任命为总理的报道。那一刻我就觉得，形势开始出现转折了。世界工人运动的停滞和僵局被全然打破。摊牌的时刻正在来临。我们已做好充分准备参与到这新形势中来。几天前，在准备我的这次演讲提纲时，我核查了那些报告，对我来说，我们同盟的这次行动，我们首次获得机会参加伊利诺伊州吉莱斯皮的工人群众集会，标志着我们与新时期取得了共鸣。我们的行动无意之中与德国僵局的打破同时发生。对这次新发展、对这里的工人运动的新活跃，特别是对德国形势，我们做出了非常积极的回应。我们像运动员一样为行动训练和保持均衡，但被内部困难所约束，无法前进。然后形势突然发生了新变化，我们便投入其中。
我们对德国事变的第一反应是在纽约召集一场群众集会。长久以来，我们已经放弃了召集群众集会的想法，因为群众不会参加我们的会议。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是举办小型公开讨论会、讲座、小圈子的聚会等等。这次我们尝试召集群众集会，时间和地点定在1933年2月5日，史岱文森俱乐部（Stuyvesant Casino）。主题为“德国事变的意义”，沙赫特曼和坎农在会上讲话。《战士报》的报导说有500人参加了我们的群众集会。
我们敲响警钟，警告人们，德国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决战正在迫近。随着事态越发严重，德国的每一天都经历着新的进展，我们做出了一件对于我们这个小团体来说简直前所未有的事情。我们把每周出一期的《战士报》——当时它已成为周报——改为每周出三期，每一期都满载着托洛茨基主义关于德国事变的消息。你们要是问我们是怎么做到的，我也回答不了。但我们还是做到了。这本来是一件不可能做到的事，但在托洛茨基主义者当中，有一种说法：在危机时期，你不能去做可能做到的事，而要去做必须做到的事。而且我们认为，必须打破我们的日常讨论和对斯大林派的批判，去做一些事情，警醒整个工人运动，让他们明白，正在德国发生的事变对整个世界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我们想唤起全部工人，尤其是共产主义工人的注意。我们加快节奏。我们开始呼喊，开始敲响警钟。我们的同志跑到他们所能找到的每个会议中去，跑到每个最小的工人集会中去，夹着几捆《战士报》，用最响亮的声音喊道：“读一读《战士报》吧！”“读一读德国的真相吧！”“看看托洛茨基说了些什么！”
在德国事变期间我们的口号是：工人组织的联合阵线，战斗到底！所有工人组织的反法西斯主义联合战线！德国的斯大林派和社会民主党拒绝建立联合阵线。事后他们又都装出另外一副样子，相互指责对方不肯接受联合阵线，但他们都是骗子，都犯下了背叛的罪行。他们分裂了工人，而不愿战斗。趁着这次分裂，法西斯主义的巨大瘟疫在德国掌权，让全世界笼罩在它的阴影下。
在这命运攸关的数周内，我们尽了一切努力去唤醒、激励和教育美国的共产主义工人。我们举办了一系列的群众集会——不只是我提到的那个。我们在曼哈顿举行了一系列群众集会，并第一次在纽约市的其他市区建立了支部。前几年里他们包围着我们，孤立着我们，把我们困在第十四大街。我们仅有一个支部，因为分不出足够的人去建立其他支部；一切都集中在激进工人聚集的十四大街和联合广场这个小区域内。
但在德国的这场危机中，我们扩大了活动范围，在布鲁克林和布朗克斯举行集会。《战士报》上报道了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各地支部举行群众集会的消息。胡戈·奥勒尔（Hugo Oehler）——那时是我们组织的成员——被派去巡回宣讲德国事件。我们非常大胆地接近斯大林派。我们决心让愿意听我们说话的人听见我们的消息。我们甚至闯进了斯大林派在布朗克斯召开的一次群众集会，把这次集会的形势扭转了过来。我和沙赫特曼在几个同志陪同下，径直闯进会场，要求上台发言。这个大胆的要求让主持会议的斯大林派伪信徒措手不及，台下的群众要求“让他们讲！”。我们便开始发言，把自己的话传达给了斯大林派的集会。
随着新的生活开始激发起一般的工人运动，我们不放过一个机会，参加新的活动。1933年3月，一场全国性的失业会议由斯大林派在奥尔巴尼发起，大约有500个代表与会。既然会议的规定允许我们出席纽约当地的会议，所以我们自然也能派代表去奥尔巴尼参加这次会议。我出现在那次会议上，上台发言，面对着500名代表，就失业者运动中的联合阵线的马克思主义观，发表了讲话。1933年3月10日的《战士报》刊登了这次发言。本国问题和国际问题结合到了一起。在我们用最响亮的声音让人们知道德国事变的同时，我们也抽出时间参加了纽约州的一场失业者会议。
你们都知道，托洛茨基的意见、解释和警告没有得到重视。德国共产党在莫斯科的斯大林团伙的直接领导和控制下不战而降。法西斯主义甚至用不着内战、用不着街头武斗就获胜了。正如恩格斯和托洛茨基曾多次解释过的那样，这是所有失败当中，最糟糕、最有损士气的失败——不战而败，因为这种失败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让失败一方丧失自信。一个战斗的党，或许会因寡不敌众而被打败，但它会留下传统，能激励后人的斗志，当更有利的时机出现时，这种传统会极大地激励无产阶级奋起斗争。在历史上，巴黎公社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就是在巴黎公社的光辉记忆影响下崛起的。
1871年巴黎公社的英勇斗争，鼓舞了1905年俄国革命。力战而败的1905年革命，也同样成了俄国无产阶级的重要道德资本，它对1917年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动起了重大作用。布尔什维克经常说1905年是1917年的预演。
但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斯大林派的悲惨投降在历史上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德国拥有西欧最强大的无产阶级。在最后一次选举中，社会民主党和斯大林派合起来拥有超过一千二百万张的选票。如果德国工人同心协力的话，他们本来是可以给法西斯狠狠一击，打得这帮乌合之众狼狈逃窜的。然而强大的德国无产阶级却被自己的领导层所分裂和叛卖，未经一战便失败了。法西斯分子把最残暴野蛮的政权强加于工人之上。在事变之前，托洛茨基说过这一战斗的失败将是历史上最可耻的背叛。结果确实如此。托洛茨基说，十次不成功的起义使无产阶级丧失的斗志抵不上一次不战而降的百分之一，不战而降使得无产阶级失去了自信。这次投降是德国事变的悲剧性顶点，此后，许多人开始认为，托洛茨基所说过的、所做过的一切，都是在努力帮助工人避免这场灾难。即便在消极的意义上，事变的结局似乎向人们彻底证明了他所说和所做的一切。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声望和权威开始快速增长，甚至在那些曾将我们当做宗派主义者和制造争端者开除的那些圈子中也是如此。
然而，无论是在美国共产党还是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内，在整个共产国际内，对这次失败都没有大的反应。很明显，这些党已非常官僚化，从内到外极度腐化，极度堕落，甚至连历史上最残忍的背叛都不能在他们的队伍当中引发真正的反抗。显然，对于革命来说，共产国际已经死了，它被斯大林主义摧毁了。
于是，在历史的辩证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种特殊的矛盾发展。1914年至1918年，第二国际支持帝国主义战争，背叛了无产阶级。各国社会民主党抛弃了国际主义，为本国资产阶级效劳。正是这次背叛促使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在1919年建立新的国际，即共产国际。共产国际以重生的马克思主义纲领为旗帜，以列宁和托洛茨基为领袖，在反对叛徒的斗争中诞生了。但是，从1919年到1933年，在一系列事变过程中，正是这个国际完全倒向了自己的对立面；它已成为国际工人运动最大的绊脚石和拦路虎。斯大林的共产国际甚至比1914年的第二国际更加卑劣无耻地背叛了无产阶级。
新一代的革命工人遭到斯大林主义的排斥。随着事变的进展，社会民主党处在这些国际事变，特别是德国法西斯主义兴起的巨大压力之下，开始出现各种左翼和中派倾向。这种现象有多种原因。各国共产党在官僚的压制下，丧失了所有独立思想和革命生活，导致激进工人纷纷离开共产党。许多想干革命的人，选择了结构较松散的社会民主党。此外，年轻一代社会民主党人无须为14年前的背叛承担责任，他们并没有这种传统或精神，在事变的巨大压力之下，他们越来越焦躁不安，并开始寻找激进的解决办法（原文虽然是“14年前”，即1919年，但从上文来看，似乎又应该是指1914年？）。各国社会民主党内，特别是在其青年组织内，开始出现各种左翼小组。美国社会党的重振旗鼓，也是这股世界性潮流的体现。1919年和1921年的两次分裂让社会党元气大伤，它几乎只剩下了一个空壳子。生气勃勃的反叛青年大量涌入了年轻的共产党。多年以来，社会党已经衰落到了只剩下几千人的地步，支持它的主要是来自犹太日报《前进》（Forward）的一伙叛徒，以及纽约制衣工会里的工运混子，他们需要社会党，只是为了给自己披上一件伪激进的外衣，保护自己不受左翼工人的进攻。多年来，社会党只是共产党的一副丑陋的讽刺画。但随着共产党越来越官僚化，随着它开除了越来越多的忠诚的工人，拒他人于门外，社会党开始复兴。它松散而民主的结构吸引了一整个新的、以前从未参加过政治运动的工人阶层。他们中有成千上万的人，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下觉醒起来，变得激进，他们涌入了社会党。它的党员人数极大地增长了；1933年，有至少25000人参加了社会党。同样地，这批新鲜血液和党的年轻一代，给党带来了一点活力，在它的成员当中出现了左派和中派倾向。
与其他国家相似，在美国也产生了共产党之外的独立工人团体，它们此前与激进政党毫无关系，它们是出于亲身体验，而产生了激进思想。进步工人行动协会（Conference for Progressive Labor Action）就是美国的此类独特运动之一。它由A.J.马斯特领导。它起初是工会中的一个进步运动。在危机的影响下，它越来越激进。在1933年底，马斯特的运动正忙于讨论是否要把自己从工会积极分子的松散团体转变为政党的问题。
由于共产国际在德国的投降，托洛茨基向全世界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发出了信号。“共产国际破产了。我们必须成立新的党和国际。”此前我们尽管被共产党开除了，但我们仍然试图作为一个派别去影响共产党，为此努力了多年，如今这个过程已经结束了。不是我们给共产国际做出了无可救药的判决，而是历史。我们只不过是认识到了这个事实。我们据此彻底改变了自己的战略和策略。
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派别，我们宣称自己是新党和新国际的先驱。我们开始直接向思想激进化、并且以前没有参加过政治运动的工人发出呼吁。历经长年的努力——通过维持我们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派别的立场——我们从共产党先锋队里吸收到新运动的首批干部。现在，我们开始将注意力转向社会党和独立团体，转向他们之中的左派和中派团体。在那段时期内，《战士报》印出了多份关于社会党内左翼发展的报告和分析。其中有进步劳工行动协会及其转变成一个政党的计划的文章。我们对青年社会主义者联盟抱有同情。我们按照托洛茨基的路线在美国所做的一切，也正在国际上进行着。各国的托洛茨基主义小组开始与各国社会民主党内新近发展起来的、有生气的左翼建立了联系。
这段时期我们改变了整个活动，转到群众工作。在我们运动刚诞生的时候，有人曾要求放下一切，全力投入群众运动——仅仅只靠屈指可数的一小批人，我们当时拒绝了这种过早的要求。而现在已是1933年底，我们已经完成了前期工作，做好了准备，于是便采纳了这个口号：“从宣传圈子转向群众工作。”
这个提议引发了新的内部危机。这次“转向”使得宗派主义的问题公开化。最后不得不通过斗争解决问题。政治是一门在恰当时机作出恰当行动的艺术。在我们组织建立之初，客观环境迫使我们陷入孤立，有些人急于摆脱孤立，引发了危机和内部冲突。现在形势颠倒过来了。客观环境已急剧改变。我们面前出现了走进群众运动、同工人建立联系、深入到躁动不安的左翼社会党人及独立运动中去的机会。必须毫不犹豫地抓住机会。这个决定遭到了某些已适应了、甚至是享受孤立的同志的抵触。在那样的氛围内，一些人产生了宗派主义的心理。驱使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摆脱孤立跳入湍急的冷水中的企图让他们背上一阵阵打冷颤。他们抬出“原则”，为自己的抵触找借口。这标志着我们开始在自己的运动内同宗派主义进行斗争，这场斗争以古典的方式进行到了最后。
我们对德国事变的宣传吸引了更多的注意。开始有不认识的人突然跑来跟我们要出版物。“托洛茨基是怎么说的？”“关于德国他写了些什么？”
我们完成了一个重大成就：头五年斗争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已建立了一个总数有五十人的纽约支部。我记得这件事，因为我们组织有一条规定，支部人数不应超过五十人。达到这个人数的支部要分成两个支部。1929年的第一次大会上我们将这个规章写入章程。当时我们可以将全国的成员分为两个支部，但我们希望在声势壮大的时候再这么做。我记得，1933年，我们首次要执行这条规定时，出现了如何划分支部的问题。
1933年5月1日和2日，穆尼全国大会在芝加哥举行，该会议由斯大林主义者发起，但许多工会都参加了。我们派了一个代表团去参加大会，而我有机会在数千人面前讲话。经历了长时间的小圈子内斗后，这真是一次全新的体验。从此我开始了与艾伯特·戈德曼（Albert Goldman）[1]的政治合作，他当时仍在共产党内，但快要与他们的路线决裂了。他和我在穆尼大会上所作的关于联合阵线的演讲都直接抨击了斯大林派的政策。这次行动埋下了戈德曼被开除和之后加入我们的伏笔。这是极其富有成效的合作的开端。
《战士报》报道，我从芝加哥开始巡游，就两个题目演讲：“德国无产阶级的悲剧”和“美国的革命道路”。纽约曾有一批斯大林派知识分子，他们曾参加过共产党，或是在共产党外围工作过，德国事变暴露了斯大林主义路线的明显错误，这使他们愤怒不已。最终他们与共产党决裂，加入了我们。这是我们第一次获得大批的人员。在此之前，我们只能一个一个地发展成员。现在有一伙人加入了我们，一群知识分子。这是一件有象征意义的事。必须把知识分子的动态当做征兆来用心研究。在思想领域内，他们要比工人进展得快些。他们就像树顶上的叶子，风吹来时摆动得最早。当我们看到，纽约的一群相当认真的知识分子开始同斯大林主义决裂时，我们必须意识到，这是一个即将脱颖而出的运动的开端，更多的斯大林派的工人将要来到我们这边。
1933年的最后几个月内，进步工人行动协会的行动产生了重要进展。他们吸收的工人队伍越来越激进，并且显然意识到了共产党对激进工人的吸引力正在减弱，在这些因素作用下，进步工人行动协会在匹兹堡召开大会，试探性地宣布成立一个新政党。之所以说是“试探性地”，是因为它选出了一个负责组建“美利坚工人党”（American Workers Party）的临时委员会。
那时，本杰明·吉特洛的小集团从洛夫斯通中分裂出去了。社会党内持中派主义立场的左派的大发展，以及青年社会主义者联盟采取越来越激进的立场，也发生在这一时期。所有的工人组织当中都发生了骚动和变化。有政治眼光的人都能看出，形势正在变化，没时间继续坐在书斋里反复考虑原则了。此时是根据这些原则采取行动的时候；此时是正确把握时机的时候，是利用其他组织和运动当中发生的新进展而提供的机会的时候。
我得说我们没有放跑任何一个机会。我们没有等待任何邀请。我们主动去找他们。我们在《战士报》的头版发布了一则告示，号召建立一个新的政党和新的国际。我们邀请所有对建立新的革命党和新国际有兴趣的人与我们一起讨论纲领的基础，无论他们可能是谁。我们说，我们已有一个纲领，但这不是给你们的最后通牒。这只是我们为了讨论而提出的草稿。如果你们对于纲领有其它的意见，那就让我们开诚布公，以平和的、同志式的方式来讨论。让我们一起尝试解决纲领上的分歧，齐心协力建立一个统一的新党。
我们开展了争取建立新党的运动。我们有一个其他组织所没有的巨大优势，正是这个优势使我们能确保自己的主导权，那就是我们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我们有一个定义明确的纲领，这使我们具有一点的主动性。其他左派分子没有太大把握采取主动。于是就由我们来带头。我们每一周——事实上是一直——都在为成立新党摇旗呐喊，我们给这些人写信，给他们的刊物，写了针对他们决议的同情性的批评文章。我们指导自己的普通同志，训练他们与其他组织的普通成员建立联系，让他们对全面讨论产生兴趣，由此，我们扫清了道路，为把所有严肃真诚的革命分子团结到一个党内做好了准备。同时我们自己的组织正在壮大，吸引了更多的注意，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和尊重。所有的激进派圈子都尊敬托洛茨基主义者，认为我们是真诚的共产主义者，并把托洛茨基尊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因为他先别人一步，理解了德国事变。尽管饱受迫害，尽管困难重重，我们仍然坚持了自己的路线和立场，因此我们赢得了人们的敬佩。我们的组织得到了整个工人运动的尊敬。当促使各个左翼组织统一进一个党的时机到来时，这成了我们的重要资本。
历经五年的斗争后，我们根据一个坚固的纲领巩固了自己的队伍。他们已经在重大的原则性问题上受到了教育，获得了解释它们和把它们应用于日常事件的能力。我们从过去的经历当中吸取了经验教训，做好了准备。在许多方面，过去的经历的确有些悲凉和消极。但正是这段孤立、艰苦的时期，这段学习、讨论和吸收理论思想的时期，在运动全面开花的新时期到来时，为我们的蓬勃发展打下了基础。接着我们为策略的剧变做好了准备。我们的队伍在那时充满着新的希望和雄心壮志。到了1933年底，我们坚信，自己踏上了在美国重建真正的共产党的道路。我们坚信未来属于我们。前头还有许多斗争在等着我们，但我们认为自己能度过难关，走上正路。历史已证明我们的这些设想是正确的。从那以后，形势开始急剧变化，继续对我们有利。从那时起，我们取得了不断的进步。
[1] 阿尔伯特·戈尔德曼（Albert Goldman，1897—1960），原名阿尔伯特·维布伦（Albert Verblen），出生于芝加哥，曾当过裁缝，1919年参加世界产业工会，1920年参加美国共产党。1933年因接受托洛茨基主义被开除，此后投身托洛茨基主义运动，1934年参加了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罢工。1939年起开始担任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四国际美国支部）的全职干部。1941年社工党因违反史密斯法案受审时，他担任了社工党的辩护人，但他随后也被监禁。在狱中开始批判社工党与第四国际，1945年建议社工党与沙赫特曼的工人党合并，合并失败后，于1946年退出社工党，参加了工人党。后退出工人党，参加了美国社会党。——校对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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