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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姜君羊信

谢山

1994年9月20日



君羊兄:

  《漫谈》(指谈陈独秀研究应开放禁区──編者) 一文很好,我很欣赏。阅后已转给刘平梅,他会直接复你的。

  《漫谈》的阅读对象应不仅限于几个朋友,应尽可能让一些对此问题认识模糊的人们看看,当可澄清一些思想上的迷惑。尽管目前还不易找到公开发表的机会,但应以此作为努力方向。

  为此,对于一些我们熟知而群众尚未了解的事实要多加补充。我认为此文如能再补充以下几点,也许内容可更充实些。

(一)关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


  标题除对右倾机会主义加引号外,似宜还可加上“所谓”两字。

  对于陈独秀一开始就反对加入国民党,3.20事件后,提出退出国民党,4.12后和马日事变后都一再提议退出,每次都受到第三国际的否定和训斥。这些事实要写得具体些,让人们了解真相。文中用“尽管”是不够力的。

  文中引了中共六届七中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不要仅列一个右倾机会主义,说这结论不符合事实;应把相继的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都列出来,特别要强调当时白区的党损失了百分之百,苏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惨痛教训,这不关陈独秀事了吧!陈独秀以后的每一个领导人都犯错误。当时中国党只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无条件的执行国际命令,这不正说明国际路线送葬了中国革命的一连串罪恶,进一步说明了对斯大林路线的斗争,不是派系或个人之间的斗争,而是有关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前途的生死成败问题的斗争。作为中国人,对这些惨痛的血的教训,更应永矢勿忘。

  对斯大林应负的责任一段,可加引中苏论战九评中的第二评《斯大林问题》说他在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对中国革命出了不少错误主意,不过由中国人自己负责。(手头无书,大意如此,写作要查证原文)这段末可加几句:

  “一方面大肆宣扬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英雄,另方面对‘大人物’不敢惹,宁可犠牲群众也要盲目服从国际命令,这算什么群众观点?”

  文中引中国人受儒家的伦理道德影响太深,“为贤者讳。”在一般人这么说是可以的,这是现在把一切落后的错误都推给几千年封建承担的流行看法。在我们看来就不同了,这是斯大林制度下的一个特征。人人都不能有大脑,随着指挥棒转,明知事实不是如此,也要说违心话。特别在反右和反右倾机会主义后更甚,舆论一律。这正是斯大林主义的“特大发明”,不是什么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旧意识,现在正是缺乏封建道德中那种犯死直諌,宁死也要说出真话的硬骨头。信仰共产主义真理的战士,却要从旧封建道德中找出一句“为贤者讳”,为自己的错误作辩护,不觉得可鄙又可悲吗?(这一段与《漫谈》的主旨无关,只是附笔提及,我们要分清斯大林制度中的特征,不可人云亦云。)

(二)陈独秀转向托洛茨基的问题


  此段引马员生《旅欧纪事》很好。说明陈独秀转向托派并不是为了洗刷“错误”而另找“出路”。当时经过大革命失败的惨痛经历的党员,都有类似感受。文末似可加几句:“因为陈独秀当时在领导岗位上,对第三国际的训令指示以及由此所造成的后果的全过程亲身经历,比一般党员知道得更清楚更全面,作为一个全心全意投入革命的共产党员,所受的震动,所引起的反思,自然更为深刻巨大。”此处还可引鲁迅的话:从旧阵营过来,知之很深,幡然转变,也更深刻。(手头无书,仅记大意,如写作要查证原文。)

  此段中提及托洛茨基档案还未向学术界全部公开一语,似应说明未向中国学术界公开,因为存在美国斯坦佛大学的老托档案已公开了几年了。

(三)关于托派


  此段不仅要澄清前苏联三十年代的三起大冤案,还应补充对中国托派被诬蔑为“汉奸”的澄清。

  王明、康生于抗战初期从苏联回国,按当时莫斯科审判案的调子,在1938年初就掀起了“托派汉奸”的叫嚣,诬说陈独秀每月向日本间谍机构领取三百元的津贴。这一荒唐的弥天大谎,不但骗不了人,当时许多社会人士纷纷联名在报刋发表公开信为陈辩诬,斥为凭空蔑造。连中共党内一些老党员也认此为天方夜谭。1939年1月聂荣臻在他的晋察冀司令部中对肖克说:“陈独秀是三百块大洋能买得了的吗?”时至令日,1984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宣传陈独秀问题的一个通知中也承认:“三十年代王明、康生诬蔑其为汉奸亦非事实。”1991年《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的新注也说:“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主张抗日……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流行着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造成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巻第516页注9)。事实上,在抗日战争最艰苦时期,中国托派的一位中央领导人就在上海被日军逮捕,酷刑不屈,惨死狱中。(这位烈士就是1936年给鲁迅写过信,并被鲁迅以公开信形式扣上用日本人的钱辩报的暗示,以后此文又被编入了语文课本,广为流传。现据胡风的文章,此信是冯雪峰事前代拟,当时鲁迅已病得不能起坐了。见《鲁迅研究月刋》1993年第10期郑老(超麟)文章。此事应予辩正。)

  从中国托派于1931年5月开始成立,当月就被国民党逮捕了大部份中委,第二年十月,包括陈独秀在内的中央又被国民党一网打尽,以后托派组织不断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破坏。直至1949年国民党从大陆溃退前,在上海还抓了一批托派。甚至在宣扬资产阶级民主的香港,也曾逮捕监禁过托派。这个被国民党和帝国主义不断逮捕迫害的政治党派,竟在几十年来被咒骂为“帝国主义间谍、匪幇”,对照事实,能不令人哑然失笑,然而又是悲愤万分吗?

  我认为补充以上的事实,突出反国民党和抗日,对说明托派形象是很重耍的,应尽量运用近几年官方意见的转变,更为有力。这只是一个主题轮廓,具体的写法和采用那些事实,可进一步商酌。

  (略)

  此信是接《漫谈》时写的,因你不在南宁,所以待到中秋日才寄邮。收信后盼复,一则谈谈你对以上各点的看法,再则我可知道此信未寄失……

1994年9月20日中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