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这本书的书名长一点，但能够很好地表达本书的宗旨。我使用“形成”，因为这是一个在动态过程中进行的研究，其中既有主观的因素，又有客观的条件。工人阶级并不像太阳那样在预定的时间升起，它出现在它自身的形成中。

“阶级”一词使用了单数，而不用复数，其理由正是本书探讨的一个问题。单数和复数自然不同，复数可以进行描述，其含义既清楚又不清楚，它把一些不连续的现象松散地联系在一起：这里是裁缝，那里是织工，堆积在一起而形成工人阶级的复数。

但我说的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它把一批各各相异、看来完全不相干的事结合在一起，它既包括在原始的经历中，又包括在思想觉悟里。我强调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而不把它看成一种“结构”，更不是一个“范畴”，我把它看成是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确实发生（而且可以证明已经发生）的某种东西。

不仅如此，对阶级的看法还有赖于对历史关系的看法。如其它关系一样，历史关系是一股流，若企图让它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刻静止下来并分析它的结构，那它就根本不可分析。最精密的社会学之网也织不出一幅纯正的阶级图形，正如它织不出“恭敬”与“爱慕”这些概念一样。关系总要体现在真人身上，而且还要有真实的背景。我们不能有两个泾渭分明的阶级，其存在各自独立，然后再把它们拉进彼此的关系中去。我们不能有爱而没有恋爱的人，不能有恭敬而没有地主与长工。当一批人从共同的经历中得出结论（不管这种经历是从前辈那里得来还是亲身体验），感到并明确说出他们之间有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其他人不同（而且常常对立）时，阶级就产生了。阶级经历主要由生产关系所决定，人们在出生时就进入某种生产关系，或在以后被迫进入。阶级觉悟是把阶级经历用文化的方式加以处理，它体现在传统习惯、价值体系、思想观念和组织形式中。如果说经历是可以预先确定的，阶级意识却不然。我们可以说具有相似经历的相似职业集团对问题会作出合乎逻辑的相似反应，但决不能说这里面有“规律”。阶级觉悟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会以相同的方式出现，但决不会有完全相同的方式。

有一种说法很有诱惑力，即假定阶级是一个“东西”，但在马克思自己的历史著作中，这并不是他的本意。然而这个错误却使许多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受到损害。有些人说：“它”，即工人阶级，是确实存在的，而且几乎可以用数学方法来精确测定，例如有多少人对生产资料是处于某种关系之中等等。一旦这种假定确立起来，阶级觉悟也就推导出来了：如果“它”适时地了解到自己的地位和真实的利益，那么“它”就应该有阶级觉悟（但实际上却很少有）。这里有一个文化上的上层建筑，通过它，人们极缓慢地意识到这一点。这种文化上的“落后”与走形使人不能容忍，所以就很容易产生某种替代的理论，即党团派系、理论家等等，由他们揭示阶级觉悟。但这种觉悟并非现实中的觉悟，而是理论上应该如何如何的觉悟。

在意识形态的分界线上，另一边也每天都在犯同样的错误。其中一种说法是完全否定阶级的。由于把肤浅的阶级概念强加给马克思，而这种概念又很容易被击破，于是就有人说：关于阶级的任何概念都是胡思乱想出来的，是强加于证据之上，而阶级根本就没有发生过。另一种说法则靠一个奇妙的转换把阶级的动态观点变成了静态观点：“它”，即工人阶级，是存在的，而且可以多少准确地界定为社会结构中的一个部分；但阶级觉悟却不是个好东西，它是精神不正常的知识分子发明出来的，因为，在发挥着不同“社会功能”的集团间破坏其和谐共存（由此而延缓经济成长）的任何东西都是“不合理的失调现象”。^[1]问题应当是：如何才能最好地“处理和疏导”它的抱怨。

如果能记住阶级是一种关系，而不是一个东西，那就不会这样来思考问题了。“它”之存在，既没有典型化的利益与觉悟，也不像病人躺在整形医生的手术台上那样让人随意塑造。我们不会像某位作者那样本末倒置地来看问题，他在研究阶级问题时，一头栽进了方法论的牛角尖，而不去考察真实历史背景下的真实阶级地位，于是我们听说：

问题的关键是：这个人如何才能进入某种“社会功能”？还有，那个特别的社会组织（连同其财产权和权力结构），是如何出现的？而这些，就是历史问题了。如果让历史停留在某一点上，那就不会有阶级，而只会有一堆人加上一堆经历；但如果在社会发生变化的一个适当的时间段上来观察这些人，就能看到其相互关系及思想与建制的模式。阶级是人们在亲身经历自己的历史时确定其含义的，因而归根结底是它惟一的定义。

我对某些社会学家在方法论上的见解也许理解不深，但我希望，我这本书至少对理解阶级有所贡献。我相信，阶级是社会与文化的形成，其产生的过程只有当它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自我形成时才能考察，若非如此看待阶级，就不可能理解阶级。这本书可以看做是英国工人阶级从步入青春到早期成熟的一本传记，1780至1832年间，多数英国工人开始意识到他们之间有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统治者和雇主们对立。统治阶级当然也不是铁板一块，他们在这些年中之所以还能抱成一团，是因为面对反叛的工人阶级，他们间的某些对立化解了（或降到相对次要的地位上）。因此，在1832年，工人阶级的存在是英国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因素。

本书的写作如下：第一部考察18世纪留传下来的人民传统，这些传统在18世纪90年代严酷的雅各宾骚动中发挥了作用。第二部从主观因素转向客观因素，即工业革命时期不同工人集团的亲身经历，而在我看来，这些经历的意义特别深远。这个部分还企图对工业中新产生的劳动纪律的特点作出评价，以及卫斯理宗与劳动纪律有什么关系。第三部谈人民激进主义的历史，从卢德运动开始，到拿破仑战争结束时那些可歌可泣的年代。最后，还对19世纪20和30年代的政治理论和阶级觉悟的某些方面进行探讨。

因此，本书不如说就是一组论题彼此相关的论文集，而不是首尾相连的叙述文。在选择这些论题时，我常常意识到我正在向流行的正统观点挑战，比如说，这里有费边社的正统观点，它把工人群众看成是自由放任政策的被动的牺牲品，只有少数一些卓有远见的组织工作者不在其例（其中最突出的是弗朗西斯·普雷斯）。经济史学家以经验为基础，他们也有他们的正统观点，他们把工人看成劳动力，看成移民，看成一系列统计数字的原始资料。此外，还有所谓的“天路历程”正统观点，它在这一整段历史时期中上下搜索，要找出各种各样的先行者——诸如福利国家的先驱、社会共和国的前辈、以及（最近流行的）理性工业关系的早期实例等等。当然，所有这些正统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它们都扩大了我们的知识面。但对第一、第二种观点我要说：它们很容易忽视工人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忽视他们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自觉作出的贡献；对第三种观点我要说：它用后人的眼光来看待历史，而不顾及历史本来的面目。只有成功者（即他们的愿望预示了后来的发展的人）才被记住了；走不通的路，迷失的事业，还有那些失败了的人则统统都被忘记。

我想把那些穷苦的织袜工、卢德派的剪绒工、“落伍的”手织工、“乌托邦式”的手艺人，乃至受骗上当而跟着乔安娜·索斯科特跑的人都从后世的不屑一顾中解救出来。他们的手艺与传统也许已经消失，他们对新出现的工业社会持敌对态度。这看起来很落后，他们的集体主义理想也许只是空想，他们的造反密谋也许是有勇无谋；然而，是他们生活在那社会剧烈动荡的时代，而不是我们；他们的愿望符合他们自身的经历。如果说他们是历史的牺牲品，那么他们现在还是牺牲品，他们在世时就一直受人诅咒。

我们在作判断时，就不能把这一点作为惟一的标准，即人的活动是否被后来的历史发展所证实。不管怎么说，我们自已也不是在社会进步的最终点上，工业革命时期，人们失败了的某些事业，也许能让我们看清至今仍须整治的某些社会弊病。此外，还有两个特别的原因使这个时期尤其引人注目，就是：第一，在这个时期，人民运动特别注重平等与民主的原则，我们虽然时常夸耀我们的民主生活方式，但在那些关键的岁月里发生的事，却又常常被人们忘记或忽视；第二，今天这个世界，大部分地区仍存在工业化带来的种种问题，存在着为建立民主而带来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和我们在工业革命中的经历相比何其相似——那些在英国失败了的事业，说不定会在亚洲或非洲取得胜利。

最后，我要对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读者说几句道歉的话。我没有涉及他们的历史，这不是出于沙文主义，而是出于衷心的敬意。因为阶级既形成在经济中，也形成在文化中，所以我十分当心，不把英国的经验普遍化（我确实谈到了爱尔兰人，但不是在爱尔兰的爱尔兰人，而是到英格兰来的爱尔兰移民）。苏格兰的经历尤其和我们一样，它既激动人心，又充满痛苦，雅各宾派在苏格兰的宣传鼓动甚至更加激烈，更加英勇。但苏格兰的事毕竟不同，加尔文教不是卫斯理宗，虽然在19世纪初很难判断哪一个教派更不好。英格兰没有像高地移民那样的农民，群众文化也相当不同。很可能，直至19世纪20年代，都可以把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经历分得一清二楚，因为到这时为止，双方的工会和政治联系都是时断时续的，而且很不成熟。

本书写于约克郡，因此常常使用约克西区的史料。我要感谢利兹大学，感谢S.G．雷布尔德教授，是他们使我在几年以前开始研究这个项目，而最后就写成了这本书；我感谢利维霍姆基金会，是它给了我高级研究员的身份，使我能最终完成这本书。我在给学生上课时，也从学生那里学到许多东西，这本书中提出的那些问题，有许多就曾和他们讨论过。我还要感谢各部门主管，是他们准许我引用了手写的资料和有版权的资料，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将特别写在全书的最后。

我还应该感谢其他许多人，如克里斯托弗·希尔先生、阿萨·布里格斯教授和约翰·萨维尔先生，他们对本书的部分书稿作出过指正，虽说他们并不对我的观点负责。R．J．哈里斯先生在编辑本书时极有耐心，因为本书突破了一套丛书的限制，而最初这本书是写给那套丛书的。佩里·安德森先生、丹尼斯·巴特先生、理查德·科布先生、亨利·科林斯先生、德里克·克罗斯利先生、蒂姆·恩赖特先生、E．P．亨诺克博士、雷克斯·拉塞尔先生、约翰·雷克斯博士、E．西格斯沃思博士和H．O．E．斯威夫特先生都曾在不同方面给予帮助。此外，我还要感谢多萝茜·汤普森夫人，她也是历史学家，而她又是我的妻子，本书的每一章都曾和她讨论过，我们之间的关系使我能够借用她的观点，也能借用她笔记本上的资料。她的贡献不表现在这一点或那一点上，而表现在看问题的整体方法上。

1963年8月，于哈里法克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