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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斯洛伐克：涉及的问题
泰德·格兰特
（1948年4月）
出版时间：1948年4月
出处：《未断的线索》（1948年4月）
翻译：汉文成留侯 校对：汉文成留侯
几个星期以来，世界资本主义阶级一直在对捷克斯洛伐克针对资本家的措施哀嚎不已。斯大林主义者使用的方法被与希特勒的手段相比较。这种宣传充满了资本主义的虚伪。它们并非反对斯大林主义者的强制手段。事实上，他们不仅宽容，甚至积极支持希腊反动派的恐怖主义，希腊反动派旨在建立半法西斯政权，而他们当年同样宽容并协助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对抗工人阶级。
作为回应，斯大林主义者既没有也无法给出马克思主义的答案。他们假装这些变化是“按照宪法”进行的。这进一步加深了劳动者对事件的困惑，因为他们明白这些说法与事实不符。这个变化是在工人阶级的支持与参与下完成的。街头武装工人们的示威让资本主义分子意识到抵抗是徒劳的。正是这种武力威胁确保了和平的变革。
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人和农民无疑全心全意地支持这一变化，因为其进步性特征。
工人们不能不支持这些措施：将自1945年大规模运动以来仍由私人拥有的重要工厂进行国有化；70%的印刷厂、整个化工行业、所有冰箱厂和所有雇员超过50人的建筑公司、所有大型酒店和批发贸易。任何行业或贸易中，超过50人以上的企业现在都不允许继续由私人拥有。
外贸的垄断地位已经正式建立。
农民们坚决支持这些改革。尽管斯大林主义者没有像俄罗斯布尔什维克那样，首先将土地国有化然后再交给农民，他们却将土地分配给农民并作为私有财产交给他们。
托洛茨基关于被占领地区的观点
这些是托洛茨基主义者所支持的进步性特征，尽管未能进行土地国有化。它们是工人国家的必要经济基础。为了实施这些措施，斯大林主义者被迫依靠群众的主动性和压力。正如托洛茨基在1939年所指出的，当谈到如果斯大林侵占波兰可能出现的局面时：
“然而，更可能的是，在预计将成为苏联一部分的领土上，莫斯科政府将进行大地主的没收和生产资料的国有化。这一变数最有可能发生，并非因为官僚仍然忠于社会主义纲领，而是因为他们既不渴望也不具备与占领地区的旧统治阶级分享权力和特权的能力。这里有一个直接的类比：拿破仑通过军事独裁停止了革命。然而，当法国军队入侵波兰时，拿破仑签署了一项法令：“废除农奴制”。这一措施并不是出于拿破仑对农民的同情，也不是出于民主原则，而是因为拿破仑的波拿巴独裁并不是基于封建制，而是基于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因为斯大林的波拿巴独裁依赖于国家财产而非私有财产，红军侵占波兰，必然会导致废除私人资本主义财产，以此将被占领地区的政权与苏联的政权相一致。”
“这一革命性措施——‘剥夺剥夺者’——在这种情况下是以军事-官僚的方式实现的。对新领土上群众独立行动的呼吁——如果没有这种呼吁，即使是极其谨慎地表述，也无法建立一个新政权——将在第二天毫无疑问地被无情的警察措施镇压，以确保官僚对觉醒的革命群众的主导地位……”（《二战中的苏联》，1939年9月）
在利用工人阶级的压力对抗资本阶级后，斯大林主义者将抛弃所有工人控制的元素。完成这一过程的速度将取决于捷克工人阶级的抵抗力，由于该国的工业化，其文化水平远远超过俄罗斯工人。斯大林主义者无法容忍捷克斯洛伐克存在工人民主，因为这必然会对苏联的俄罗斯政权产生不利影响。
这一点被道格拉斯·海德确指出，海德曾是《每日工人》的新闻编辑。在接受《每日邮报》采访时，他说道：
“在‘共产国际信息局’的第一次会议上，哥特瓦尔德
[1]被指责为‘小资产阶级共产主义’，因为他曾试图制定一个适应捷克斯洛伐克西方文化和自由传统的政策。”
“哥特瓦尔德的想法是将共产主义塑造为适应他国家的需求——这个国家与俄罗斯截然不同。但在苏联的支持下，他没有理由再争辩，而最近在布拉格发生的事件揭示了他如何彻底屈服。”
面对工人阶级的压力，哥特瓦尔德害怕这种政策将带来未来的后果。
行动委员会的未来
捷克事件发生后不久，政府官员发布了关于行动委员会有限角色的声明。《电讯报》于3月6日报道：“总部对地方行动委员会未受限制的活动表现出一些关注。中央行动委员会已命令所有其他委员会停止干预军队清洗。因此，今后所有‘清洗案件’必须直接上报国防部。”
新政府中的共产党司法部长切皮克声明：“行动委员会不是第二种权力。它们的任务是通过为政府行动提供群众基础，来协助国家防卫。”
捷克当局在工人和农民设立的行动委员会与由政治党派从上而下任命的委员会之间做出了根本区别。尽管它们被称为相同的名称，但两者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国家阵线[2]的行动委员会任命所有不同党派的官员，这简直是对民主的讽刺。
他们已明确表示，行动委员会不会扮演1917年俄国革命中苏维埃或工人委员会的角色。列宁领导下的俄国布尔什维克政府是建立在苏维埃基础上的，苏维埃是最灵活、最民主的组织形式。这些机构的成员由地方工人和农民直接代表。通过这种方式，列宁指出，不需要任何单独的国家机构，工人和农民可以自行管理国家。由于俄国的落后和革命的孤立，他们未能实现这一目标。在捷克斯洛伐克这样一个高度文化化和工业化的国家，可以立即引入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政权。工人和农民可以立即开始管理国家，而无需为保护特权而设立特殊的国家机构。
按选区选举产生的议会远没有基于委员会的直接代表制度那样民主。议会制代表是最容易官僚化的，远离人民。
工人国家的经济基础已经实现。但为了使国家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行事，单靠对资本家的没收是不够的。国家机构的民主控制是朝着共产主义社会迈进的必要前提。所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强调了这一点。
列宁将工人国家的本质归结为四个基本原则。在资本家被没收和生产资料国有化之后，将会有：
· 选举苏维埃，所有官员都有罢免权。
· 没有官员的工资超过普通工人的平均收入。
· 废除常备军，用武装人民代替。
· 不设常驻官僚机构。每个人轮流履行国家职能。当每个人都是官僚时，就不会有人能成为官僚。
“我们组织大规模生产，从资本主义已创造的基础上出发；我们工人依靠我们作为工人的经验，建立严格的、铁的纪律，并通过武装工人的国家力量支持，将国家官员的角色简化为仅仅执行我们作为负责、适度支付的‘经理’（当然，具备各种技术知识）指令。这是我们的无产阶级任务，只有通过这一点，我们才能开始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基于大规模生产的这种开始，本身就导致了所有官僚制度的逐渐‘消亡’，逐步创造出一个没有引号的新秩序，一个通过每个人轮流履行控制和核算职能而逐渐简化的秩序，最终这些职能将作为特殊阶层的专有职能消失。”（列宁，《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431页）
俄国的落后和革命的孤立使得这一进程无法实现。但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文化水平基础上，共产主义方法的优势将向全世界展示。在真正的共产主义领导下，这些措施可以立即实施。但这并不是斯大林主义所希望的。斯大林曾表示，俄罗斯需要的是一个越来越强大的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在斯大林主义领导下将朝着同样的方向发展。不会有国家机构和国家安全局[3]的逐渐消亡过程。
工人阶级所拥有的所有权利将被扼杀，无法控制的官僚机构将像在俄罗斯一样践踏群众。
从长远来看，捷克工人将无法容忍暴虐的官僚体制。经验将教会他们，斯大林主义不是共产主义。他们将认识到，需要推翻官僚体制及其警察机构，建立他们自己对工业和国家的直接控制，实行工人民主，如卡尔·马克思所阐明的那样。这是巴黎公社的模式，并将在1917年俄国革命建立的政权中付诸实践。
[1] 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是1946年起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总理。
[2] 国家阵线是1945年的联合政府。1946年选举后，共产党成为主要影响力量，在‘布拉格之春’后完全控制了政府。
[3] 俄罗俄罗斯秘密警察，克格勃的前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