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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社会基础分析
泰德·格兰特
（1941年8月）
写作时间：1941年8月
出处：《工人国际新闻》，第4卷，第8期（1941年8月）
翻译：汉文成留侯 校对：汉文成留侯
俄德战争现已进入第二个月，这使我们有机会评估双方力量的对比。工人和农民的英勇抵抗首次阻挡了德国闪电战机器的进攻。苏联士兵的顽强抵抗完全打乱了纳粹的作战表。德国军队为其领土扩张付出了极大代价，苏联声称已对德军造成一百万伤亡，这一数字恐怕并非夸张。
此外，斯大林宣布的“焦土政策”完全剥夺了纳粹在其占领区的任何直接经济收益。他们征服的只是被毁的废墟和荒芜。希特勒参考西方战役的经验，原本预期会轻松取得胜利。此外，芬兰战争的经验，由于当时俄国群众对该战役并不热衷，使得德国帝国主义者完全低估了俄国人民在面对帝国主义攻击时的抵抗力。希特勒想成为征服世界的拿破仑，然而拿破仑早就可以告诉他，道德因素的作用是物质力量的三倍。
德国资本家和世界帝国主义者基于对俄国工农的压迫，误以为俄国人民可以轻易被击溃。托洛茨基曾预言，日本军国主义者和德国法西斯分子所谓俄国人民“等待天皇和希特勒军队‘解放’”的想法，纯属痴心妄想。斯大林过去两年的妥协强化了德军的这种错觉。尽管官僚体制对俄国造成破坏，十月革命的基本成果依然存在：资本家阶级未能夺回财产，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从未恢复。正是这一点使得尽管群众对官僚制度厌恶，仍团结起来捍卫其成果。正如英国工人即便不满贝文和西特林，也会团结捍卫其工会不受资本家的攻击。
至今，纳粹军队尚未面临真正的考验。在法国，资产阶级只顾保存财产，一旦德军突破，便立即投降。法国士兵和工人因斯大林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的行为而士气低落，只作了半心半意的抵抗。在其他国家，资产阶级同样出卖人民，德军在欧洲行军如履平地。这种现象使纳粹产生了无敌的错觉。
然而今天，戈培尔不得不承认俄国士兵战斗到死。“当机枪被坦克摧毁，士兵并不投降，继续用手枪战斗。”在德军占领区，人民充满敌意，进行游击战。正是这种热情和自我牺牲精神遏制了德军的进攻。如果政策得当，这将确保俄国工农战胜纳粹军队，并在欧洲建立社会主义。但正如预料的那样，斯大林无法发动革命战争。
俄国官僚体制被迫对抗希特勒，因为没有其他选择，因此以扭曲的官僚方式捍卫苏联。苏联官僚阶层——军官、管理人员、技术人员、艺术家和高级官员，共约一千万，意图继续吞噬四分之三的生产成果，剩下的四分之一由其他人消费，他们为此而战斗。尽管斯大林希望希特勒失败，但他并不希望德国发生无产阶级革命，因为社会主义革命在德国会意味着社会主义欧洲。社会主义欧洲的胜利将使自信满满的俄国工农回到国内，立即恢复对政府的掌控，推翻克里姆林宫的篡权者。斯大林主义是在国际工人阶级失败的背景下上台的，德国无产阶级夺权这样的巨大胜利将扫除斯大林主义！
官僚制度在国内政策中的内在需求在斯大林的外交政策中得到体现。若俄国领导层相信欧洲和世界工人阶级，通过日常传单和电台向德国工人揭露其统治者的战争本质，号召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德国，并配合俄国工农的不屈抵抗，这将标志着全球局势的转折，宣告资本主义的终结。然而，相较这一不可辩驳的列宁主义立场，我们看到的是对丘吉尔和罗斯福“民主”帝国主义者的依赖。第三国际不仅误导俄国群众，使其对英美帝国主义的真实意图一无所知，还在全球工人阶级中传播幻想，宣称其为“解放各国而战”。在莫斯科广播中我们听到：
“当德军在多佛海峡和英吉利海峡边缘庆祝他们对民主英国的胜利时，英国人在死亡威胁前展示了其远见卓识的领袖下潜在的巨大力量。”
《泰晤士报》7月17日的报道说：
“如同近年较小的危机一样，各地工厂和农场纷纷向莫斯科发送决议书。过去，这种决议往往非自发而来，但其措辞现在颇具象征意义。英苏同盟不仅在莫斯科报纸上受到欢迎，这些决议也在各地被赞颂，证明苏联政府不怕让最偏远的地方知道自己已与曾被称为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势力结盟。”
而斯大林在其讲话中提到：
“英国首相丘吉尔关于援助苏联的历史性声明以及美国政府的宣言，表明了他们对我们国家的援助意图，这在苏联人民心中引起了感激之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由此我们看到，苏联刻意误导群众，使其对英美帝国主义的真实意图毫无警惕——这些帝国主义以世界霸权和全球剥削为目的，其长远目标是重新在苏联恢复资本主义。
另一方面，丘吉尔及其同僚公开宣称对共产主义的厌恶，并暗示他们打算在合适的时机清算账目。丘吉尔从未收回他对共产主义的攻击，并且曾公开表达对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优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偏好。丘吉尔之所以援助苏联，仅仅因为他深知斯大林主义的反革命作用，且莫斯科的民族主义伪善言论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倘若不是因为斯大林主义的反革命作用，丘吉尔宁愿投靠希特勒以摆脱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威胁。
丘吉尔和罗斯福相信苏联内部和外部的斯大林官僚集团的角色，指望德俄两国互相消耗。如一位土耳其记者所言：“如果希特勒和斯大林能够互相削弱，那将是再好不过的事。”这样，英美帝国主义便可摧毁苏联体制，称霸全球。
苏联的内部发展
但在苏联社会内部会发生什么呢？为了自保，斯大林必须激发群众的革命能量，再次武装数以千万计的工人和农民。然而，这些群众不会长期容忍官僚的罪行与愚蠢。无知而不受控制的官僚特有的管理不善、低效和腐败，在战争的压力下将更加显而易见。同时，战争将对苏联的工业和交通运输施加巨大的压力，群众的艰难处境也将因“前线优先”政策而进一步恶化。只有在牺牲基本公平分摊到整个社会的情况下，如列宁时代那样，这一政策才不会激起群众强烈的合理不满。
随着战争的进行，将军、海军上将和其他高级官僚的浪费与腐败将激起群众极端的不满和敌意。这正是基于“民族团结”进行前所未有的沙文主义宣传的原因。列宁教导我们在公式和口号下看清社会本质。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战争时期的“民族团结”呼吁常常是掩盖社会内部利益对立的伪装。当然，在今天的俄国，保卫祖国的号召是正确的，但在列宁时代，重心将始终是工人阶级的祖国。保卫俄国工人国家意味着保卫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尤其是欧洲和德国的工人！
在英国干涉战争的枪火下，布尔什维克在内外宣传中对抗击英军的俄国士兵发出呼吁：“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英国的枪炮、炸弹和士兵向我们降下死亡，英国存在两个：一个是工人的英国，一个是金融资本家的英国。”苏联官僚无法在内外做出如此简单而真实的呼吁，正是因为人民与贪婪的官僚集团之间已经形成了深刻的裂痕，这就是苏联内部“民族团结”呼吁的社会本质。
如果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纳粹未能取得决定性胜利——这是在斯大林体制下所能期望的最好结果，那么战争将演变为血腥的消耗战，而苏联社会内部的矛盾将达到极限，不可避免地爆发。
和所有濒临崩溃的政权一样，斯大林对保持权力的执念体现在他对军队的措施中。将前线分为三个指挥部并非基于苏联的军事需要。战时的统一指挥显然是指挥各个战线协调作战的最佳方式。而斯大林削弱铁木辛哥的总司令地位，反映了他对权力滑落至军队手中的恐惧。在芬兰战争后，取消实际上作为政府卫兵的政治委员制度标志着军队的胜利。斯大林被迫因肃清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给予将领们更大自由，但他害怕权力失控，即使面对历史上最强大的敌人，斯大林再度引入秘密警察确保自上而下的控制。然而无论如何，这无法阻止权力最终流向军事官僚，如同所有的军政体制一样。
在工业和交通运输领域，随着经济的崩溃，各企业的负责人将越来越多地表现得如同企业的实际所有者。计划经济本应预设群众的主动合作、参与和监督，即便在官僚的桎梏下，和平时期仍保持了一定的进步。然而在战争时期，官僚的压制使得整个计划经济必然瓦解。1941年的“十五年计划”被自动搁置。在这些矛盾加剧和战争加速的背景下，一部分高层官僚可能会倾向于寻求资本主义“盟友”的帮助，通过恢复资本主义来解决矛盾。
另一方面，承受战争主要负担的工人和农民将被武装和组织起来（尽管在秘密警察的控制下），他们曾因惧怕资本主义干涉而容忍官僚压迫，但他们不会对官僚的腐败与低效继续宽容。随着时间的推移，官僚控制瘫痪苏联防卫组织的事实将变得越来越明显。人们将逐渐认识到，只有恢复工厂的工人控制，恢复苏维埃和苏维埃民主，才能挽救工人国家免于灾难。届时，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纲领将焕发新生。
“单一国家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幻想在纳粹的攻击下已被击溃。不论战争结局如何，苏联经济将遭受严重的破坏和削弱。从革命视角来看，“焦土政策”当然是唯一正确的策略，但这仍是绝望之举。数千万民众将逃往苏联内部，受破坏的地区将需要数年才能恢复。即使获胜，苏联经济将愈加依赖西方富裕强大的“民主国家”。
即使在沙皇时代，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在人力和经济上榨取俄国的资源。在圣彼得堡的沙龙中，资产阶级曾讥讽道“英国愿意战斗到最后一滴俄国士兵的鲜血”。当时，尽管与俄国结盟抗击德国帝国主义，英法资产阶级也试图将俄国变为英法殖民地。如今，华盛顿和伦敦显然将希特勒的进攻视为天赐良机，既可削弱其强大的德国对手，又能在此过程中遏制工人国家。苏联的集体所有制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对立是当今社会最根本的对立。
这也是为何，即便在官僚做出各种妥协和屈膝后，苏联政权，即便在被削弱的形式下，仍无法得救，除非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能够介入。如果世界资本主义在这场它发动的血腥战争中幸存下来，不论谁胜谁负，俄国终将难逃被法西斯野蛮主义吞噬的命运，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将在俄国宣告开始。
共产国际作为一个国际组织的终结
丘吉尔和罗斯福对事态发展的冷酷且清醒的判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斯大林正竭尽全力协助他们将这种判断变为现实。堕落的共产国际从一开始就被与石油和锰矿一同“出卖”以安抚希特勒，如今则以换取机床和“喷火式”战斗机的承诺为筹码。不仅在盟国，甚至在被占领的领土上，共产国际也在按丘吉尔的指令行事。在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尽管共产党可能拥有工人阶级大多数的支持，它们却将追随者置于代表伦敦的戴高乐和贝奈斯的旗帜之下。
但世界帝国主义的计算如同建在流沙之上。在德国和欧洲，比在苏联内部更甚，纳粹官僚和德国帝国主义者与德国工农之间，以及德国帝国主义与被征服国家的工农之间的矛盾正濒临崩溃点。战争的发展将使五大洲都陷入资本主义所播下的“鲜血、辛劳、眼泪和汗水”的恶果中。民众对这种血腥且毫无意义的屠杀的强烈反抗将不可避免。托派正是基于这一乐观前景制定了他们的纲领。
在英国，资产阶级因共产党背叛，“清除红色威胁”而得意洋洋。《泰晤士报》满意地指出，希特勒入侵俄国已“将叛离的共产党少数派拉回到国家努力之中”。人们希望这将是已经步履踉跄的共产国际的最后一转。共产党内的革命分子不会长久支持丘吉尔的政策。或许幸运的是，共产国际尚未成功渗透和腐蚀英国工人阶级的关键部分。在欧洲，法西斯主义的鞭笞是工人阶级为社会民主党和斯大林主义的罪行所付出的代价。但在英国，我们有机会吸取过去数十年的教训。英国工人阶级可以在摧毁欧洲反动势力、拯救并重振十月革命遗产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但前提是必须对金融资本的政府进行更为坚决和不可调和的斗争。只有第四国际的纲领主张这样的道路，而共产党中那些已经“用脚投票”的革命分子必须被吸引到我们的旗帜之下。
欧洲和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命运已被帝国主义战争紧紧系在一起。要么是一个社会主义的英国和欧洲，要么是法西斯的英国和欧洲，以及作为工人国家的苏联的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