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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解体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失败
〔美〕保罗·斯威齐
1991年12月
来源：原载于《每月评论》1991年12月号，中译文来自于《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2年第2期（总第52期），陈邦勋译。
译者按：下文是美国《每月评论》主编P·斯威齐接受日本记者小此木雪采访的谈话，谈话时间约在去年9、10月，本文标题为译者所加。
小此木雪问（以下简称问）：（1991年）9月6日，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在接受ABC（美国广播公司）记者彼得·詹宁斯的电视采访时宣布他们的社会主义模式已经失败。你怎样看待他们的回答？
P·斯威齐答（以下简称答）：这只能说那种试图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努力在实践中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只依据那个特殊的历史经验来判断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我认为这在方法上是不正确的。的确，苏联和其它一些革命后社会曾经尝试去实现作为一个完整社会主义的某些理想。但是它们从未达到那些超出最初步阶段的目标。而且通常应记住，这些变化都发生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势力、帝国主义势力一直企图遏制这种制度。它们生怕这种制度一旦成功，就会给它们所剥削和歧视的阶级树立一个可怕的榜样。
戈尔巴乔夫明确说那种模式已经失败了。但我不认为这种断言是正当的。说社会主义的理想已经破灭，也完全不正确。社会主义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而产生。社会主义理想主要就是否定资本主义。所以社会主义的存在实际上是对资本主义存在的一种反映。俄国革命没有坚持下来并取得成功，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死亡。
问：你怎样界定他们的“失败”，或者你认为他们的失败是什么？
答：已有大量的著作论述自俄国革命以来形成的社会形式。我的观点、也包括那些认为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的大多数人的观点是：那不是社会主义。它更象是一个阶级社会，一个剥削社会，但也还不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那种模式即一个有阶级剥削的社会的失败并不仅仅归因于它内部的虚弱及各种矛盾，而且还要归因于外部的一个比它更有力的敌人在军事上、经济上给它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两方面的压力加在一起促使这种制度倒塌了。
问：它与社会主义的区别何在？你怎样描述当前形势的特征？
答：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来看——我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话的——社会主义必须被看作资本主义对立面的最初阶段。既然把资本主义的特点描述为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通过竞争性市场体制来配置生产性资源和分配产品，那么，社会主义存在的必要条件就应是：至少在关键性的生产资料上实行公有制和在配置生产要素和分配产品方面用计划取代竞争性市场。这些是社会主义存在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而同样关键的是：拥有生产资料和控制计划进程的民众应该是商品和劳务的实际生产者，而不是一个与之分离的老板和经理阶级。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者所向往的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实行国家所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而且也是一种实行工人民主的政治体制。
在我看来，俄国革命的确首先实现了社会主义的两个必要条件——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和计划经济。革命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最初也是准备实现工人民主的，但是因为在这里一时难以说清的太多、太复杂的原因，他们没有成功。代之而来的，是在斯大林及其后继者们领导下，明显地产生了一个有老板和经理的新统治阶级。这个新统治阶级本身就是通过共产党及其独自形成的“特权阶层”来加以组织和进行更换的，它为自己攫取了控制经济、国家武装力量、安全部门的无可争辩的权力。但如果比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们所建立的一个对被统治阶级进行文化和意识形态控制的强大的统治阶级来，那它就算不上是一个强有力的统治阶级了。
依靠这些背景情况，我想我们就能懂得为什么70年代末开始出现的经济危机，到80年代初便发展成为整个制度的普遍危机了。经济危机本身来自斯大林在20年代末所采用的已被耗尽的外延型工业化模式，这种模式依靠可获取的不断更新的劳动力和原材料供应来维持可观的增长率。随着这些新供给来源的枯竭——这注定迟早要发生——增长率下降了，而且是以降低生活水平、减少社会公益为代价的。与此同时，美国里根政府通过大幅度增加军备计划来向苏联不断施加外来压力。计划体制及其庞大官僚机构除了这种外延的增长模式外，对别的就一无所知，它们完全无力解决这一模式的深层危机。
这就是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时的情形，他是作为苏联统治阶级中日益壮大的改革派的领袖出现的。他的计划由三部分组成：（1）改革，试图通过用私有企业和自由市场取代官僚主义计划来重新搞活经济；（2）公开性，即把人们从强制控制中解放出来，以此激发公众去支持改革事业；（3）通过取消对东欧卫星地区的支持、按美国要求对装备进行控制和放弃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来结束冷战和军备竞赛。
以上这些社会变革即使在最有利的条件下也只能是逐步而缓慢地进行，这一点我们现在回顾起来就看得很清楚了：这些新政策实施的结果必将把经济推向深渊，会摧毁现存统治阶级的基础而一事无成，会把这种多民族联盟是否合法的问题揭露出来，而该问题起因于沙皇帝国，在苏维埃时代仅仅因为实际使用武力或用强大武力作威慑才使联盟得以延续幸存。
问：你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和市场之间有怎样的关系？
答：依我看来，问题不在于你用不用市场，或市场是否存在。市场现在存在，将来也会存在。一个复杂而发达的经济在实际运行中，是难以设计出另外的东西来取代市场的。而真正的问题在于是市场统治经济，还是市场只作为一种工具来实施计划。我认为已有很多著作论证了在全面计划控制下使用市场的逻辑上的可能性，例如，通过财政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手段可以保证市场不致成为一种工具，使已经比别人有能力、有钱、有财力、有物力的人处境更有利。换言之，资本主义的问题是市场不可避免地倾向于报答强者而使弱者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就如《圣经》所说，“将给予他，却不从他那里取走哪怕是他所拥有的任何东西。”这就是市场趋势。它们能加以控制，尽管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市场失控趋势将始终存在。我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中心问题，它只能通过实践，而不是依靠事先拟定的抽象框架来解决。
问：你认为如果苏联曾实行民主并且使计划同有限但有效的利用市场结合起来，苏联人民能成功地建立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吗？
答：那是希望，在未来的某个时期也许可能。但我认为在苏联所处的历史条件下那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时苏联贫穷、技术不发达，而且处在比它更为强大的敌人的持续压力之下。我并不责备苏联领导人在那样的时代不去开拓一个可操作的市场机制。我想在那时是不可能的。
问；利用市场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好处是什么？是确定商品所包含的物化劳动的价值，还是通过竞争能带来效率？
答：一个社会主义经济应该清楚它所生产的产品消耗的全部成本。对于每个产品的成本消耗，它都应该有精确的把握。但这并不是说它对商品都要确定一个与其成本等量的价格，但它必须清楚，如果一个产品的定价高于其成本，那应该有一个正当的理由。反之，若是定价低于成本，那也应有正当的理由。这是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社会同实行自由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社会在经营方式上的基本区别。我认为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各行业之间生产资料的分配问题。在计划经济中，资金是按照计划而不是按照私人资本家的利润预测来分配的。分配的指导原则是工人们的需求，也包括那些不能工作的人的需求，这些人可能太年轻或太年老，也可能因受伤或生病而境况不佳。报酬要与需求相协调。这正是市场经济所不能做到的。即使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也经常发现国家有必要对经济进行干预和作某些调整。这些调整经常遭到资方的反对，而且通常资方是强硬的，会有他自己的办法。这就是计划经济同现在被称之为市场经济即实际上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真正区别所在。
问：对那些仍认为我们所见到的苏联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你将怎样来回答？因为苏联具备两个基本条件——社会或国家所有制，和计划经济。
答：我在年轻时就自认为计划经济和生产资料国有制足以构成社会主义。事实上，我在1949年第1期《每月评论》上就曾这样说过。但是经验证明，认为苏联共产党及政府代表着工人阶级利益的那种说法是不实际的。领导人自己已经形成了一个决策一切的特殊集团，这个集团越来越脱离工人而且变得腐败了。
正是这一点妨碍了计划体制产生出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实际结果。如果没有民主，没有工人、群众或人民对计划的控制，那计划就象资本主义和市场一样会被用来剥削工人并损害他们的利益。
问：你说苏联经济失败是因为追加劳动力与原料的来源枯竭，对此你能详细谈谈吗？
答：当20年代末苏联开始推行它的工业化时，它所采用的技术都是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了的。为适应这些技术，它需要大量扩充的城镇劳动力和充足的原材料供应。那时它缺乏推动技术进步的能力，而且实际上除了在军事领域，它也从来没有去开发这种能力，以至于在技术领域，随着一个又一个五年计划就越来越落后于资本主义了。结果，苏联为保持适当的增长率以满足不断增长的民用和军用需求，就不得不依赖持续扩展的劳动力和原材料供给。但由于种种原因——人口增长率降低、战争损失、农村剩余劳动力来源枯竭，使这种外延性经济增长模式的能力受到了限制。这是70年代开始出现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下跌，而到80年代初达到危机性比率的根本原因。克服危机的办法就是必须从外延的增长模式转换成内涵的增长模式。但这是远远超出一个僵化而官僚的计划体制的能力范围的，因为它每走一步都要受到旧体制的制约。
问：如此说来你认为对于苏联来说，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什么？
答：我认为把苏联转变成资本主义社会，这根本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而这正是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大多数领导人以及我们从西方报刊上看到的即将成为领导人的人所赞成的办法。但是它不可能在500天里完成，甚至在10年里也完成不了。而且即使它将来完成了，结果也极可能是出现一个被称之为“拉丁美洲化”的苏联，使整个经济实际上落入受控于与一小撮外国垄断集团与银行有关的新殖民主义集团之手。恐怕这倒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我并不认为这是解决苏联问题的办法。
我认为另一个办法就是发展一种新的社会模式，或者最好说是发展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模式，回到俄国革命最初的愿望和理想上，并结合从后半个多世纪的经验中所可能学到的教训。我脑中没有什么蓝图，而且也不相信需要有什么蓝图。需要的是基本原则——继续坚持公有制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和全面的然而是分权的、灵活的计划，创造性地利用可调控市场，除此之外还要有真正的而非形式上的民主。
这是一个现实的计划吗？我当然不敢肯定。但我觉得形势比乍一看来要有利。正常情况下，社会中阻挡基本变革的是那些利益将遭受损失的统治阶级。但在苏联现在已不是正常时候了。如我早已指出的，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已经削弱了可以被称为斯大林主义统治阶级的势力，这个阶级从30年代巩固其权力而在近两年失去了其支配地位。该阶级的许多成员在经济和国家机关中仍处于掌权地位，但他们已失去其集体的一致性和推行其意志的手段。另一方面，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目标所要创立的建立在恢复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新统治阶级，至今尚未产生，而且几乎可以肯定在最近的将来也不会产生。另外，象近来一些事情已急剧显示的那样，在苏联完全没有具有凝聚力的权力结构。而客观地讲，却有一个相对壮大并发展较好的拿工资的工人阶级。他们也缺乏集体的一致性和表达意愿的任何组织手段，更不用说采取行动去实现他们的共同利益了。
在我看来很清楚的一点就是：真正解决苏联问题的唯一希望取决于该工人阶级。如果它作为一个阶级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利益并进而组织起来去保护其利益，我想它就会不可避免地朝着这种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这样也就回答了你的最后一个问题。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如果”，而且至今还没有发现任何可以让人乐观的理由。在我看来，现在的不稳定和混乱局面恐怕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还会有许多现在尚不能预见、甚至难以想象的事情发生。到那时，我认为未必就不会重新产生一个战斗的工人阶级。
感谢 希哲 收集、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