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弗朗兹·法农《大地上的受苦者》（1961）
第二章 自发性的伟大和弱点
对暴力的反省思考，使我们意识到，国族主义政党干部和群众之间，存在一种差距和不同的节奏。在所有政治组织或工会里，群众和干部之间，照例总有一道鸿沟，群众要求立即并全面改善他们的状况，而干部则衡量资方可能制造的种种困难，限制并压缩群众的要求。因此，经常可以看到群众对干部根深蒂固的不满。在每日的请愿后，干部庆祝胜利，而群众则有完全被出卖的感觉。是透过请愿示威的频繁，工会斗争的增加，促进了群众的政治化。一个政治化的工会干部知道，一场地方冲突不会具决定性的阐明他和资方关系。被殖民地的知识分子，研究他们所尊敬的母国之政党运作，谨慎组织相同的政党来动员群众，向殖民地当局施加压力。殖民地的国族政党与知识分子与商业精英的形成，是同时代的产物。精英们将赋予组织一个基本的重要性，而组织中的恋物癖成份，经常将走在对殖民社会理性研究的前头。政党的概念是从母国进口的，这个现代的斗争工具，紧贴在一个千变万化、不平衡的现实上，而在这个现实中，奴隶制度、农奴、以物易物、手工业和股市交易并存。
政党的弱点，不只在机械的利用一个原本是要带领无产阶级，在高度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进行斗争的组织。这个组织受限于组织型态，本该进行一些创新和适应。绝大多数落后地区的政党最大的错误、先天的瑕疵，是依照传统图示，找最有政治觉悟的成员谈话，也就是那些代表不到百分之一居民的城市无产阶级、工匠和公务员。
然而，无产阶级尽管已经理解政党的宣传，读过他们的文件，但并未充分准备响应未来国族解放的残酷斗争。诚如我们几次指出，在殖民地内，无产阶级是被殖民者中最受到殖民体制爱惜的核心。城市里萌芽的无产阶级，相对获得优待。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没什么好失去的，还可能赢得一切。在殖民地国家，他却可能失去一切。的确，他是被殖民者中，那代表了就殖民地机构的正常运转而言，不可或缺或无法代替的一部分：包括出租车司机、矿工、码头苦力、通译、护士等等。这些人构成了国族政党最忠实的支持者，而且，由于他们在殖民体系内占特权地位，因而构成了被殖民者当中「资产阶级」的一部分。
因此，我们可以理解，国族政党的支持者首先是城市居民，即基层管理人、劳工、知识分子和商人。他们的思想类型，已具有比较富裕的技术环境的特征。在这里，「现代主义」是国王。就是这些同样环境的人士，要与厌恶开化的传统斗争，要改良习俗，并与构成国族底盘的旧基石斗争。
农村群众的作用
国族政党里头的压倒性多数，对农民群众十分不信任。这些群众的确带给他们惰性和无所事事的印象。国族主义政党的成员（包括城市劳工和知识分子），很快就给予农村负面的评价，就跟殖民者一样。但是，如果想了解政党为什么如此蔑视农村群众，就必须考虑这个事实：殖民主义经常借由将农村僵化，来强化或巩固它的统治。由于农村到处都是回教隐士、巫师和部落头目，群众仍旧生活在封建时代，有着殖民主义的行政长官或军人所维持的中世纪全能统治。
年轻的国族资产阶级，尤其是商人们，要跟这些封建领主们在各方面竞争。隐士和巫师阻止病人去找医生，长老会议的判决使律师无用武之地。当地籍司法行政长官和政治势力，可以开办一宗买卖或一条运输线，部落头目们可以借宗教和传统名义，反对引进新贸易和新产品。
新兴的被殖民商人和贸易商阶级，为了发展，必须冲破种种限制的栅栏。当地土著顾客群，代表着被保留给封建主的猎物，多少被禁止买新产品，他们因此构成了一个大家竞争的市场。
封建领袖，在西化的青年国族主义者和群众之间，筑起了一道屏障。每当精英们朝农村群众做出努力时，酋长、共同体的大老、传统权威人士就会出面警告、威胁并把他们逐出团体。这些被占领国所认可的传统权威人士，很不高兴看到精英们企图渗入农村去发展。他们深知城市的人，会对封建制的永久性原则提出否认。因此，他们的敌人不是占领权力；总之，他们跟占领者是和睦共处的，而这些具有现代观念的人打算瓦解这个原始社会，并从他们的嘴里夺走面包。
西化份子对于农村群众，体会到一些令人联想到在工业化国家的无产阶级内部所发现的感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历史，显示了农村大众经常成为革命的绊脚石。工业国家的农村群众通常是最不觉悟的、最无组织和最无政府主义的一群。他们所表现的特征是：个人主义、不守纪律、贪财、易怒又容易心生气馁，这一切定义了一种客观上的反动行为。
我们之前了解到国族主义政党模仿西方政党模式和主张，因此，在大部分情况下，他们不会向农村进行宣传鼓动。事实上，如果对殖民地社会进行合理的分析的话，如果这个分析有被做出来的话，就会向他们指出，被殖民的农民们生活在一个结构依旧完整无缺的传统环境，而在工业化国家里，工业化的进步使这个传统环境产生裂缝。在萌芽状态的无产阶级内部，人们可以发现个人主义的行为。由于抛弃了农村，因那里有着难以解决的问题，没有土地的农民涌向城市，挤在贫民窟里，力图渗入由殖民者建立的港口和城市，构成了流氓无产阶级（lumpen-prolétariat）。广大的农村群众们则是继续生活在一个一成不变的环境，而剩余的人口没有其他资源，只好涌向城市。待在原地的农民顽固守住自己的传统。在殖民地社会，他们代表维持共同体社会的守纪律份子。的确，这种一成不变、僵化又萎缩的生活，可以穿插出一些宗教狂热的运动或部落战争。但是农村群众自发的守纪律和利他主义，个人在共同体面前消失了。
农民不信任城市人。城市人穿得像欧洲人，讲欧洲人的话，跟欧洲人一起工作，有时还住在欧洲人区。农民把他们当作是抛弃国族遗产的叛徒。城市人是「叛徒、变节者」，他们似乎跟占领者和睦相处，并在殖民体制下努力奋斗成功。所以人们经常会听到农民说，城市人没有品德。我们在这里并不是面对城乡之间的典型对立。这是被排除在殖民主义利益之外的被殖民者，和利用殖民地剥削、从中分一杯羹的被殖民者之间的对立。
殖民主义者更利用了这个对立，来斗争国族主义政党。他们发动山上人、乡下人反对城市人。他们挑动内地反对沿海，好让部落重新复活。所以，看到卡隆吉（Kalondji）加冕为卡赛（Kasai，位于刚果的一个省分）国王时，就像几年前看到他在迦纳首长会议时，顶撞恩克普玛（N’Krumah）那样，不必大惊小怪[1]。
政党并未在农村建立它的组织。这些政党，不去利用现存的结构，为这些结构注入国族主义或是进步的内容，却企图在殖民体制的架构内推翻传统的现实。他们相信能够使国族这条船扬帆，然而，殖民体制的锚链却仍沉重。他们不去会见群众，不把自己的理论知识为人民服务，却企图根据先前的方案把民众框起来。从首都到农村，他们到处安揷一些无名小卒或太年轻的人，打算让这些中央机关授权的领导们，像指挥企业里的基本单位那样，去领导村子或村落。传统的人受到忽视，甚至刁难。未来的国族历史，应该是把村子的历史，把国族和部落的传统冲突历史，写进号召人民、决定性的行动中，然而，这些历史却被随便践踏成地方小传记，也就是只有国家新闻是重要的。在传统社会中备受尊敬和无可置疑的德高望众的老人，却当众受到嘲笑。占领者地方当局不会放过利用这些积怨的机会，并随时了解这个可笑的权利机关所通过的各种决定。建立在精确情报基础上的警察镇压、突袭奏效了。从中央派下来的领导人，和新评议会的成员统统被捕。
这些遭受的失败，证明了国族政党的「理论分析」正确。这些因企图吸收农村群众而产生的乱七八糟经验，加深了他们的不信任，并凝聚了他们对这部分人民的攻击性。甚至在国族解放斗争胜利后，又重蹈覆辙，使得去中央以及自治倾向得以滋养。殖民地时代的部落主义，让位给国族阶段的地方主义，并制度化成一种联邦主义。
农村的群众虽然没受到国族主义政党多大的影响，但他们无论是在国族意识成熟的过程中，或是接力国族主义政党的行动，或更少见的纯粹为了取代这些党的贫乏，都扮演了决定性的作用。国族主义政党的宣传，总是在农村群众的内心得到回响。在农村，人民不忘记反殖民时代的种种。妇女们依旧在孩子耳边哼着曾经伴随战士们抵抗征服的歌。村童在十二、三岁就知道那些参加过最后几次反抗的老人的名字。他们在村子里作的梦，并不是城里孩子所作的那种奢华或考试及格的梦，而是梦见自己成为战士，这些战士的壮烈牺牲故事，至今仍令人感动流泪。
当国族主义政党企图组织城市萌芽的劳动阶级时，我们在农村参与了一场表面上几乎不可理解的爆发。例如，一九四七年在马达加斯加那场著名的起义。殖民当局十分制式化，把它视为一场农民暴动。事实上，今天我们知道，事情更加复杂：大型殖民公司在二次大战期间增加势力，并且夺占了全部闲置的土地。在同一时期，人们谈到可能将犹太难民、卡比利亚人（阿尔及利亚的山上人）、安地列斯人移民进岛上，还纷纷谣传，下一步是南非的白人和殖民者共谋要占领本岛。因此，战后国族主义者的候选人纷纷当选，并立即组织了马达加斯加革新民主运动党（MOUvement démocratique de la rénovation malgache,MDRM）的各支部。殖民主义者为达目的，使用最传统的手段；大量逮捕、在部落间进行种族主义的宣传、扶持一个无组织的流氓无产阶级建立新党。这个所谓「马达加斯加穷人党」（PADESM）的致命性挑拨，正好带给殖民当局维持秩序的合法保证。然而，这种事先准备好清除一个党派的行径，在这里却造成大幅影响。农村群众三、四年来一向采取守势，突然发现到自己处于死亡边缘，就决定狠狠抗击殖民主义的武力。人民手持标枪，大多时候拿石块和棍子，投入国族解放的大起义，我们知道结果如何。
这些武装起义，仅仅代表了农村群众介入国族斗争而使用的手段之一。有时候，农村接力了f的骚动，接力了城市中成为警察镇压目标的国族政党的动乱。消息过分放大传到农村：领袖被捕、机枪滥射、黑人血溅城里、小殖民者大肆屠杀阿拉伯人。于是仇上加仇，激烈的仇恨爆发了，邻近的警察局被包围，警察被拉扯，教师遇害，医生因不在而幸免等等。绥靖部队大批出动到现场，飞机出动轰炸。于是，叛乱的大旗展开了，战争的老传统又出现了，妇女们鼓掌，男人组织起来并在山上占领阵地，游击战开始了。农民自发制造普遍的动乱不安，殖民者怕了，陷入要战争或谈判的困境。
对于农村群众在国族斗争中这种关键性的闯入，那些国族政党的反应又如何呢？我们看到，大部分国族政党没把武装行动的必要性列入宣传里。他们并不反对持久的起义，但也只是满足于去相信乡下人的自发性。大体上，他们把这一个新因素当作天上掉下来的大饼，向上苍祈求继续搞下去。他们利用这天赐的饼，但并不试图去组织起义。他们并不派干部去农村使农民政治化，去启迪觉悟，提高战斗水平，他们只希望这些群众乘势追击，不要慢下来。农村的运动没有受城市感染，各自根据自己的辩证法去发展。
国族政党并不尝试对乡下人下达明确的命令，尽管后者已完全准备听令。他们没向群众提出目标，只期待这种运动无限期地持续下去，以及轰炸机不要平息这场运动。所以，我们清楚看到，即使在这种情势下，国族政党也没有利用这种可能性把农村群众拉进来，使他们政治化，提高他们的战斗水平。他们对乡下保持不信任的犯罪立场。
政治干部躲在城里，让殖民者明白他们和造反者没关系，或跑到外国去。很少看到他们去山上见人民。例如在肯亚，在茅茅团叛乱期间，没有一个知名的国族主义人士宣称他归属于这个运动，或试图捍卫这些人。
多产丰富的解释并没有出现，亦无国族内不同阶层之间的对质。而且，由于独立是发生于农村民众被镇压之后，殖民主义和国族政党和解后，我们会发现，这种不理解更加剧烈了。农村居民对政府的结构改革方案，甚至是进步的社会革新，都抱持保留态度。因为，体制目前的负责人，在殖民地时代，确实从未向全体人民说明政党的目标、国族的方针、国际问题等等。
殖民时代，农村居民和封建领主对国族主义政党的不信任，则让对这些政党的仇视，在国族时期继续下去。殖民主义者的秘密机关并未在独立后解除武装，这让不满继续维持下去，而且给年轻政府制造各种麻烦。总之，政府只有为自己在解放时期的懒惰和经常蔑视农村而付出代价。国家可能有一颗理智的，甚至是进步的头脑，但庞大的身体仍旧虚弱、倔强和不合作。
于是，将出现一种尝试，即试图通过中央集权和加紧控制人民，来摧毁这个身体。这就是人们常听说，在落后国家必须有一定程度的独裁的理由之一。领导不信任农村群众。例如，某些政府在国族解放后很久，仍旧把内地看作是不安定地区，除非在军队演习时，否则政府首脑、部长们不敢冒险深入内地。内地无异是陌生国度。吊诡的，国族政府对待农村群众的某些行为态度，令人联想到殖民政权。「我们不太清楚这些群众会做出怎样的行动。」年轻的领导人毫不迟疑的说：「如果我们要让这个国家走出中世纪，必须用棍子。」可是，如我们之前看到的，那些政党在殖民时代对农村群众的为所欲为态度，只是损害国族统一，损害国族的加速启动。
殖民主义有时候刻意要分散和瓦解来自国族主义的压力。地方当局并不挑唆酋长和长老们反对城里的「革命家」，而是把部落和一些团体组成政党。面对城市政党开始「体现国族意志」，并开始对殖民体制构成危险时，一些小集团诞生了，一些基于各种倾向、各种地方主义和族群的党派出现了。一个部落形成一个政党，并由殖民者在背后作顾问。圆桌会议可以开始了。统一主义党派被许多潮流淹没了，部落政党反对中央集权，反对统一，责备统一党的独裁。
后来，这个策略被国族内的反对派所利用。占领者在两、三个进行解放斗争的国族政党中作出选择。选择的方式是很典型的：当一个政党达到国族一致的支持，并以唯一的对话者姿态要占领者接受时，占领者就玩弄手腕，尽量拖延谈判。拖延，被用来分散这个党的要求，或将其中某些「极端主义」份子排斥在领导中心外[2]。
相反的，如果没有一个政党具压倒性，占领者就优先照顾那个他认为最「理智」的党派。不能参加谈判的国族主义政党，于是谴责另外那个党和占领者的协议。从占领者那取得政权的党，意识到竞争对手蛊惑人心和混乱的立场所构成的危险性，企图摧毁这个对手，并宣布其非法。受迫害的政党除了躲到市郊和乡下地方外，没其他办法。这个党就开始煽动农村群众起来反对那些「海边地方的卖国求荣者、首都的堕落份子」。他们利用各种借口：宗教的理由、新当局那种创新并与传统一刀两断的措施；人们利用农村群众那种厌恶进步开化的倾向。所谓革命的主张，事实上是建立在农村群众的落后、激情和自发性的基础上。人们到处谣传山里骚动、农村不满。有人信誓旦旦地说在某个角落，警察向农民开枪、派兵驰援、现存体制就要垮了。反对党没有明确的政纲，除了取代现在的领导小组外，别无目的，他们又重新把命运交给自发的、暧昧不清的农村群众手中。
农民是唯一自发的革命势力
相反的，反对派有时候不依靠农村群众，而依靠进步份子和新兴国族的工会。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号召群众抵制劳工的要求，把这些要求丑化成反传统主义的冒险家手段。我们从前在政党层次上观察到的一切，经过一些必要修正后，可在工会的层次上观察到。起初，殖民地的工会就是母国工会的分支，其指令是母国指令的回声。
当解放战争进入明确的关键阶段，一些工会的土著决定建立国族工会。从宗主国进口的»组织被当地大肆抛弃。这个工会的创立，是城市居民对殖民主义施加压力的新因素。我们曾说过，殖民地的无产阶级是处于萌芽状态，并代表一部分受优惠待遇的人。在斗争中诞生的国族工会，是都市人组成的，他们的纲领，首先是政治纲领和国族主义纲领。但这个在国族斗争的关键阶段诞生的国族工会，实际上是自觉的和活跃的国族主义者的合法组织。
被政党蔑视的农村群众继续被排斥在外。当然，也会有个农业劳动者的工会，但这个工会的创立，只是因应「向殖民主义展现一个统一战线」的形式需要。宗主国工会培养出来的工会负责人，完全不懂如何组织农村大众。他们失去了和农民的接触，首先关心的是如何吸收冶金工人、码头苦力、瓦斯和电气的职员等等。
在殖民阶段，国族主义的工会形成了一个惊人的核心部队。在城市里，工会无论何时皆能够冻结、瘫痪殖民经济。由于欧洲移殖民者通常被安置在城市里，示威行动对他们造成莫大的心理影响：没有瓦斯、断电、没人清除垃圾、商品堆在码头任其腐烂。
这些殖民地城市，即宗主国的离岛，对工会的行动十分敏感。以首都为代表的殖民地堡垒，不堪忍受这种痛击。但「内地」（农村群众）在这场对决中，仍是局外人。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从国族的观点来看，工会的重要性和国族之内的其他人之间，有着不成比例的落差。独立后，被吸收到工会的工人，有一种空转的印象。他们所设定的有限目标，在达成的一瞬间，相较于国家建设工作的无止尽，显得如此不稳定。面对与权力经常紧密结合的国族资产阶级，工会领袖发现，他们不能再局限于以劳动者为中心的风潮。由于工会天生远离农村大众，不能在市郊以外传播指令，它就采取愈来愈政治的立场。事实上，工会成为政权的候选者。他们千方百计迫使资产阶级走投无路：反对在国内保有外国基地、告发商业协议弊端、采取反对政府外交政策的立场。现在已经「独立」的工人，仍旧在空转。刚独立后，工会发现，他们如果表达那些社会要求，将得罪全国的其他人。比起其他人，工人的确是体制里最受惠的。他代表了人民中最宽裕的那部分人。打算为劳工、码头苦力争取改善生活条件的示威，不只不得人心，还会引起农村贫困群众仇视的危险。所有工会主义都被禁止的公会，只能原地踏步。
这个不健康的状态表示，在客观上需要一个诉诸全民的社会纲领。工会突然发现，内地也应该接受启蒙和组织；但，在自己和农民之间设下一个传送带，从未成为他们关心的重点，而农民恰恰是构成国家唯一的自发革命势力，这将证明工会的无效性，暴露纲领的不合时代性格。
工会领袖沉溺在政治和偏重劳工的行动中，竟然机械的准备搞政变。但是，在这个场合，内地还是被排斥在外。这只限定于国族资产阶级和工会之间的纷争。国族资产阶级重新抬出殖民主义的旧传统，夸耀警力和军力；工会则组织集会，动员数万成员。农民对这些国族资产阶级和不管怎么说总是吃饱的工人，耸肩观望。因为他们意识到双方都把他们看作助力。工会、政党和政府只会以不道德的不择手段驱使农民，把他们当作盲目的、迟钝的力量，甚至当作暴力来利用。
相反的，在某些状况下，农村群众准备以具决定性的方式，同时介入国族解放斗争和未来国家将选择的远景当中。这现象对落后国家具有基本的重要性。因此，我们必须详细检讨这一点。
我们看到，国族主义政党一方面拥有摧毁殖民主义的意志；另一方面又想跟殖民主义和睦相处。在这些政党内部，有时会产生两个过程。首先，一批知识分子高尚的分析殖民地现实和国际形势后，会开始批评国族政党意识形态上的空洞及其战术上的贫乏。他们不懈的向领导们提出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什么是国族主义？你们在这些话的背后设了什么？这些话有何含义？为什么要独立？而首先你们想如何达到独立？」同时也对方法论上的问题提出要求，认为要对其进行严谨的讨论。在选举的方法上，人们会建议增加「另外的方法」。在初步的小争论中，领袖们很快就摆脱他们通常形容青年的激情。但是这些要求既不是激昂的表示，也不是青春的标志，拥护这种立场的革命份子很快就会被孤立。披着老经验外衣的领袖们，准备无情的甩掉这些「冒险家、无政府主义者」。
党机关对一切革新表现出反抗的样子。面对一场不知会以何等面貌、力量、方向呈现的风暴，领导阶层的态度是战栗不安，对此，革命的少数派发现自己陷入孤立。第二个过程，与遭受过殖民地警察迫害的上级和下级干部有关。这些干部透过不懈的奋斗、牺牲和模范的爱国主义，才达到领导的地位。这些人来自地方基层，通常是一些泛泛工人、季节工甚至是失业者。对他们而言，在国族政党内活动，并不是为了搞政治，而是选择从动物状态进入到人的状态的唯一办法。这些备受党内顽固的合法主义所苦恼的人，将在他们被托付的活动范围内，表现出首创的精神、勇气和斗争的意志，这些表现几乎机械地把他们导向殖民主义的镇压武力。他们被逮捕、受刑求、被判刑、受大赦，他们利用坐牢期间厘清自己的思想，更加坚定自己的决心。在绝食斗争中，在监狱那个共同坟墓的团结一致中，他们盼望着解放，这对他们而言意味着一个机会，可以开始一场武装斗争。但与此同时，在监狱外，备受来自四面八方攻击的殖民主义，却开始主动接近国族主义温和派了。
我们于是旁观了党内的非法主义及合法主义两种倾向的断裂过程。少数非法者感觉到他们不讨人喜欢，人们避而远之。党内合法份子会戒慎的支持他们，但双方已形同陌路。这时，非法份子会接触几年前就已听懂他们在讲什么的知识分子。一个与合法政党并行的地下政党，就在这种接触下建立起来。但是，当合法政党接近殖民主义，并企图从内部改变之际，这种针对不可回收份子的镇压力量，就更加强化了。这就把非法份子逼入历史的死巷。
被城市逼走的人，首先躲进市郊的周围。但是警察网络又把他们赶出去，迫使他们逃离城市、逃离政治斗争的场所。他们逃入深山、地方、乡下找农民。农民从一开始就收容他们，使他们躲过警察的追捕。战斗的国族主义者决定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农村大众，而不再跟警察在城市里捉迷藏，他们绝不吃亏。农民的大衣，将以意想不到的温柔和劲道，将他包裹，不露出一点蛛丝马迹。这些人真正成为内地的流放者，事实上则变成了游击队员。他们不得不随时转移地方以逃避警察，为了不引起注意而在夜间行军，他们将有机会走遍并熟悉自己的故乡。他们忘了咖啡馆，忘了讨论下一次的选举，忘了对某个警察的愤懑。他们听到的是真正国家的声音，他们的眼看到的是人民巨大、无限的悲惨。他们意识到时间宝贵，这些时间曾经浪费在无益的批评殖民体制上。他们终于懂得要改变，而不是改革，不是改善。他们在一种晕眩中明白，城市的骚动始终不能改变和震撼殖民体制。
这些人养成跟农民谈话的习惯，他们发现，农村群众始终未停止用激烈的言词，提出关于自我解放的问题，像是暴力、从外国人手中夺回所有土地、国族斗争、武装起义等。一切都很单纯。这些人发现了一个永恒处于不动中的人民，他们表里一致，不动却完整保留了自己的道德价值和对国族的热爱。他们发现了慷慨大方、准备牺牲、急切和勇敢奉献的人民，他们坚如磐石。我们明白，这些被警察追捕的战士，和跺脚的群众，以及本能的反叛者一旦碰触，就会爆出一种具备异常威力的混合气体。从城里来的人向人民学习，并为人民开设政治和军事课程。人民磨好武器。事实上，课程持续不太久，因为群众摩拳擦掌，在重拾与肌肉亲密接触的同时，导引着领袖加快脚步，揭开了武装斗争的序幕。
游民无产阶级的兴起
起义使政党不知所措。事实上，他们的方针始终是断言：所有武力的尝试都是无效的，甚至政党的存在，就是对所有起义的恒常谴责。有些政党私底下偷偷分享殖民者的乐观主义，庆幸自己与这个疯狂之举无关，有人说，这件蠢事将受到血腥的镇压。但是，点燃的星火迅速燃遍全国。装甲车和飞机没有获得预期的胜利。面对如此惨重的损失，殖民主义开始思考。甚至在作为压迫者一方的人民内部，也开使出现这样的声音提醒关注情势的严重性。
至于人民，开始在小茅屋里和睡梦中哼着新的国族韵律，他们在心底不停低唱对光荣战士的赞歌。起义已蔓延全国，现在轮到那些政党被孤立了。
然而，起义领袖意识到，有一天必须把武装起义扩展到城市，这种意识绝非偶然。它接受那支配国族解放的武装斗争之辩证法。尽管农村代表取之不竭的人民力量，尽管游击队在那里使地方更加动荡，但殖民主义从不怀疑自己的体制固若金汤，根本不觉得自己陷入危险中。于是起义领袖决定把战争送进敌人家里，也就是说，送进那安静而雄壮的城市里。
在城市组织起义带给领袖们一些难题：我们之前看到，大部分出生在城市或在城市长大的领袖，逃离了他们原来的环境，因为他们经常受殖民地警察的追捕，又经常不容于党内谨慎及理智的干部。他们隐藏在农村，既是为了逃避镇压，更是因为不信任旧的政治组织。这些领袖在城市内的自然触角，是党内知名的国族主义者。确切地说，我们之前看到，他们最近历史的开展，是与那些胆小怕事、紧皱眉头沉思殖民主义罪行的领导，侧身错开的。
此外，游击队里的人，对他们过去的老朋友——那些他们认为是最左倾的人——初步的试探后，将进一步肯定他们的理解，甚至是打消重见老友的意愿。事实上，从地方发起的起义，要透过被堵在城市四周的农民深入城里，这些人在殖民制度下尚未找到一根可以啃的骨头。地方人口急速膨胀，被殖民体制征收土地而离乡背井的人，不倦的围绕各个不同的城市打转，希望有一天人们会允许他们入城。就在这群众里，在贫民窟里的人民，在游民无产阶级的内部，起义将找到它在城市的长矛。游民无产阶级，构成了被殖民人民当中，最自发和最激进的革命势力。
在肯亚，当茅茅团造反以前的几年，我们看到，英国殖民当局强化了恫吓游民无产阶级的措施。一九五〇至五一年，警察和传教士合作无间的对付来自农村和森林、大量涌入城市的肯亚青年，他们由于未能找到市场出卖劳力而偷窃、放荡、酗酒。殖民地的青少年犯罪，是游民无产阶级存在的直接产物。同样在刚果，从一九五七年起，采取了一些严厉的措施，把那些扰乱既存秩序的「年轻小流氓」赶回乡下去。传教团被委托去开办了一些收容所，当然，是在比利时军队的保护下。
游民无产阶级的组成与发展，是一个现象，顺应它自身的逻辑，不是传教士的大量活动和中央机构的法令所能阻止的。这个游民无产阶级像一群老鼠，不管用脚踩，用石头砸，都会继续啃树根。
贫民窟投入在被殖民者的生物决定法则当中，不惜任何代价要入侵敌人的城堡，必要时将通过最秘密通道。如此被构成的游民无产阶级，并对城市的「安全」形成沉重的压力，它意味着一个无可救药的腐败，和深植在殖民统治心底的坏蛆。于是，拉皮条的、流氓、失业者和普通罪犯就像坚定的劳动者那样，从下而上的投入解放斗争。这些无所事事的、失去社会地位的人，通过军事和决定性的行动，重新找到国族的道路。他们在殖民社会乃至支配者的道德中，都不能找回自己的尊严，现在恰恰相反，除了通过手榴弹和手枪的力量，他们没资格进入城里。这些下三滥和失业者面对他们自己和面对历史，重新找回了尊严；妓女也一样，年薪两千法郞的女佣，绝望的妇女们，所有那些在疯狂和自杀间徘徊的男男女女，开始前进，并坚决的参加觉醒起来的国族大行进。
国族政党无法理解这个加速它们瓦解的新现象。侵入都市的叛乱改变了斗争的面貌。当时全部投入农村的殖民地军队，现在又匆匆撤回城市，以确保人身和财产的安全。镇压的力量分散了，到处出现危险。是国族的土地，是整个殖民地陷入恐惧不安，陷入如鬼神附身的着魔状态中。农民武装团参与的是零星分散的军事包围。城市起义则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氧气气球。
起义领袖们看到积极热情的人民对殖民主义机构决定性的打击，而加强了他们对传统政治的不信任。每次的胜利，证明他们今后对所谓漱口剂、咬文嚼字、「吹牛学」和无效的煽动的反对,是正确的。他们对政治、对蛊惑人心的宣传，感到深痛欲绝。这也是为何，一开始时，我们见识到一场真正的关于自发性的神圣胜利。
诞生于乡村、多方繁衍的农民起义，不管它在哪里爆发，就证明了国族无所不在、普遍高密度的存在。每个武装起来的被殖民者，就是今后活着的国族的一小部分。这些农民起义陷殖民体制于危险，在动员它的兵力的同时使它分散兵力、随时威胁着要扼杀它。农民起义遵循一个简单的法则：使国族存在。没有政治纲领、没有演说、没有决议、更没有政治倾向。问题很清楚：外国人滚蛋。让我们组成一个共同阵线，抵抗压迫者，让我们用武装战斗，来加强这个阵线。
只要殖民主义持续不安下去，国族事业就会发展，并成为每个人的事业。解放的蓝图已画好，并关系到整个国家了。在这个时期里，自发性是国王，主动性是各地区域性的。在每一处山顶上，一个小型政府组成了，并发号施令。在山谷和森林中，在丛林和村子里，到处会遇到一个国族权力机关。每个人以行动使自己的国族存在，并致力获得区域性的胜利。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全面的以及彻底的立即战略。每个自发组成的小组，其目的和纲领就是解放当地。如果说，到处是国族，那么国家就在这里；再进一步，它就只是在这里，战术和战略混淆起来，政治艺术单纯变成军事艺术，政治活动家就是战士，打仗和搞政治被视为一件事，而且是同一件事。
游击战起，国族倾覆
这些被夺去的与生倶来的权利，习惯生活在斗争和敌对的狭隘圈子里的人，即将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下，清洁和净化国族的地方面貌。在一场真正的集体狂喜下，一些敌对的家庭决定抹去一切、忘记一切，和解情况倍增。重新勾起深埋、根深蒂固的仇恨，是为了能确实消除它。国族获得承认，促进了觉醒。国族的统一，首先是集团的统一和团结，是消除旧的纷争，和最终泯灭宿怨。同时，净化包括一些当地人，他们因某些活动，因勾结占领者而损坏国族声誉。相反的，叛徒和卖国贼将受审讯和惩罚。人民在制定法律的持续步伐中，发现自己在当家作主。从殖民沉睡中醒来的每一点，在这种无法忍受的气温下生存。村子里盛行吐露真情、惊人的慷慨、使人无法生气的善意、永远坚定不渝的为「事业」而死的意志。所有这一切，都使人联想到共同体、教会和神秘的信仰。没有任何一个当地人，不被这带动国家的新节奏所感动。一些密使匆匆赶往邻近部落。他们组成起义的第一个联络体系，并带动尚无动静的地区活动和发展起来。一些著名的顽固敌对部落，兴高采烈，并且流着热泪放下武器，发誓鼎力相助。人们如兄弟般亲密的在武装斗争中，跟昔日的宿敌重逢。国族的范围扩大了，这是迎接新部族上场的陷阱。每个村子发现，自己是革命的绝对代理人和行动的中继站。部落之间、村与村之间的团结一致，表示国族的团结一致，首先在增强打击敌人方面看出来：每个组成的突击小队、每次爆发的新战火，表明每个人在围捕敌人、迎击敌人。
这种团结一致，在以敌人发动的进攻为特色的第二期里，表现得更加清楚。在爆发后，殖民地兵力又重新集结、重新组织，并开启了对应于起义性质的战斗方式。这种进攻，再度把第一期那种令人惬意的、极乐的气氛问题化。敌人发动进攻，并把重兵放在一些定点上。地方突击队很快被包抄。尤其，当他们倾向同意正面作战时，更容易被包抄。第一期流行的乐观主义，使突击队不屈不挠，甚至失去判断力。他们深信，山顶即是国家，不接受撤退，不容边打边撤。出现多起失败之后，他们也开始怀疑自己；因为突击队最终还是受到地方袭击的考验，此刻正如同整个国家的命运就在这里上演。
但，我们懂的这种企图和殖民体制算账，立即结清自己命运的狂热意志，被谴责为快餐主义般，是一种自我否定。最日常的、最实际的现实主义，被昨日情感的抒发所取代，也被永恒的幻觉所取代。事实的教训，被机枪扫射的尸体，引起对事件的重新解释。残活的简单本能，支配着一种更加游移不定、多变的态度。这种战术的改变，是安哥拉人民解放战争最初几个月的特征。我们记得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五日，两、三千名安哥拉农民的突击队冲向葡萄牙军的阵地。男女老幼、武装的和非武装的、勇敢亢奋的、密密麻麻的人，一批接一批冲向殖民者、士兵和葡萄牙国旗的统治区。一些村子、机场被包围，被无数次的攻击，成千上万的安哥拉人遭到殖民主义者的机枪扫射。安哥拉起义领袖不久就懂得，要真正解放自己的国家，就得另外找办法。因此，几个月来，安哥拉领袖霍尔登·罗贝托（Holdern Roberto）在考虑不同的解放战争模式和利用游击队战术后，重新组织了安哥拉国民军。
在游击战中，事实上，战斗不再是人们所在之处，而是人们前往之处。每个战士，在赤脚之间把行走过的一部分卷入战争。国民军不是跟敌人一决死战的军队，而是向一个村子又一个村子移动，向森林撤退，当瞥见敌人在纵谷中掀起一片尘土时，就高兴的跺脚。部落开始移动，人民大搬家，更换阵地；北方人向西移动，平地人上山，没有一个战略位置属于优位。敌人自以为在追击我们，而我们始终能设法处理，遁入敌人后方，就在它认为我们被歼灭的时候攻击它。此后，是我们在追击敌人。敌人用尽一切战术和火力，给人的印象是不知所措和陷入困境。我们唱歌，高声唱。
在这段期间，起义叛乱的领袖，理解到必须启蒙团体、教育他们、灌输理论、组织军队和集中权威。这个分散的国族，武装起来的国族，必须修正和超越分散的状况。曾经逃避城市那种徒劳无益的政治气氛的领袖们，又重新发现，政治不是作为麻痹和蒙骗的手段，而是作为加强斗争和把人民准备好，使他们朝往国家这个清晰方向前进的唯一方法。领袖们意识到农村起义，不管它多么崇高伟大，也需要加以监督和引导。领袖们被带往去否定农村起义这种运动模式，并把它导向革命战争。他们发现，斗争的成功，必须以目标明确、方法明确为前提，尤其，农村群众必须对他们努力的暂时动力有所认识。利用大众心中的怨恨，我们可以坚持三天，必要时坚持三个月，但我们无法因此就在国族战争中获胜，无法使敌人恐怖的机器垮台，如果我们忘了提高战士的觉悟，就不能改造人。壮烈的勇气、漂亮的口号是不够的。
此外，解放战争的发展，给领袖们的信念决定性的一击。事实上，敌人改变了战术。在粗暴的镇压上，结合了伺机放松的姿态、分裂阴谋及「心理战」。敌人成功的到处利用挑拨离间者，进行反颠覆活动，使部落斗争死灰复燃。殖民主义为了实现它的目标，雇用两种当地人。首先是传统的合作者，长老、首长、巫师等等。我们之前看到，农村群众规规矩矩的沉睡在日复一日的平静生活中，继续尊重宗教领袖、贵族的后裔。部族像单一个体那样，遵循传统长老所指示的道路。殖民主义借助于教士的高位，以大量的金钱，让这些心腹为自己服务。
殖民主义也会在游民无产阶级中找到一大群差遣部队。因此，任何国族解放运动都不可忽视游民无产阶级。这个阶级总是会响应起义的号召，但如果认为忽视他们就能起义，那么，这群饥饿的和失去社会地位的人不会投入武装斗争，而且是站在压迫者那一边。[3]压迫者绝不错失时机，去挑拨黑人互相吵架，欣然利用游民无产阶级的头脑不清和无知的毛病。如果起义部队不先把这支预备队尽速组织起来，它将重新站在殖民者那一边充当佣兵。在阿尔及利亚，提供保安队和梅沙立主义[4]的，是游民无产阶级；在安哥拉，是他们充当葡萄牙军队的开路先锋；在刚果，在开赛省和喀坦加省的地方独立主义示威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批游民无产阶级；而在利奥玻维尔（Léopoldville），他们则受到刚果的敌人利用，组织一些反卢蒙巴的「自发性」集会。
敌人分析叛乱势力，愈来愈仔细研究由被殖民的人民所构成的全部敌人，意识到其中某些阶层的意识形态弱点和精神不稳定。敌人发现，在一个严格的、组织十分严密的起义先锋队旁边，有一大群人，因为他们习惯于生理的悲惨、卑屈、不负责任，他们对叛乱的参与，经常会萌生很多问题。敌人就利用这些人，不惜代价，敌人用刺刀或惩一儆百来刺激自发性。美金和比利时法郞流入刚果，而在马达加斯加则增加了反荷瓦族[5]的暴行，阿尔及利亚征募一些新兵——名副其实的人质——补充法国兵力。起义领袖完全看到了国族正在倾覆。一些部落，全体组成保安队，而且配备了现代武器，出发作战，并侵入划为国族主义环境的敌对部落。起义开始时那种壮大的一致性变质了，国族的团结瓦解了，到达决定的转折点。于是，群众的政治化被认为是历史的必要性。
一系列的局部战斗
这种耸动的唯意志主义，打算一下子将被殖民者带往绝对主权，这种确信，以为我们可以以同样的速度、在同样的光芒下，随身搬走国族所有的小碎块，这种建立希望的力量，这一切，从经验上看来，则显露了极大的弱点。只要被殖民者想象，以为他可以不经过渡，即能从被殖民状态到独立国家的自主公民状态，只要他自以为是的相信直接用肌肉上阵的幻景，那么，被殖民者在认识的道路上，就不会有真正的进步。他的意识还停留在初步的阶段。被殖民者热情投入斗争，尤其是武装斗争，这我们之前已经看到了。实际上，农民更是积极参加起义，狂热程度远胜于之前面对反殖民生活方式时都不曾停止过的紧皱面孔。从永恒不变，在各种计谋之后，从那令人联想到魔术师精彩表演似的平衡体系，农民一向对殖民强制保持着相对的主体性。他们甚至相信，殖民主义不是真正的胜利者。农民骄傲，对入城、对接触外国人建设的世界持保留态度，当殖民地政府代表靠近他时，总做出后退的动作，这一切都不断表示，农民以自己的善恶二分法，来对抗殖民者的二分法。
反种族的种族主义，是一种捍卫性命的意志，是被殖民者面对殖民压迫所做出的响应的特征，这明确代表了投身斗争的充分理由。但是，人们不会为了仇恨或种族主义的胜利而支持战争，忍受高压，甚至眼看着自己家破人亡。种族主义、仇恨、憎恶，虽然是「复仇的正当欲望」，却不能成为解放战争的养分。这些意识中的闪电，把肉体抛向乱哄哄的道路，将它投入几乎是病态的梦幻状态中，在那里，他人的脸使我晕眩，我的血召唤着他人的血，我那呆滞的死亡召唤着他人的死，最初之时的这个巨大狂热会减退消逝，如果它打算靠自己的养分维生。殖民军队无休无止的暴虐，的确把激情的因素导入斗争中，给了战士仇恨的新动机，和去干掉殖民者的新理由。但是，领袖日复一日的意识到，仇恨是无法构成建国纲领的。如果你只依靠对手（他当然老是增加罪行）加深鸿沟，而把所有人推回到起义上面，那就必败无疑了。在任何的情况下，敌人会设法争取某些居民的团体、某些地区、某些首领的同情。在斗争的过程中，殖民者和警察会被下达一些命令，他们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变得更「通人情」。他们甚至在殖民者—被殖民者的交往中，称呼当地人「先生」或「女士」，增加了礼貌和殷勤，使被殖民者有种印象，好像他们见证了改变。
被殖民者不单单只是因为饿得要死、眼看他的社会瓦解，就拿起武器，也是因为殖民者把他看作牲畜，像对待牲畜那样对待他，这些措施令他十分敏感。仇恨被这些心理上的发现平息了。技术专家和社会学者指出了殖民主义的伎俩，并对各种「情结」深入研究：欲求不满情结、好战情结、可殖民化的情结。殖民者提升土著，试图通过心理学及理所当然花几个小钱，来解除他们的武装。这些卑劣的手段，这些表面的、而且拿捏恰到好处的弥补，获得某些立竿见影的成效。被殖民者如此渴望，渴望有什么东西能使自己变成人——甚至只是打了折扣——这渴望达到如此抑制不住的地步，使得这些施舍可以局部的动摇他。他的意识非常不稳定，非常不透明，一点点火花就会感动。欺瞒愚弄，威胁着最初那对未加分化的光明的强烈渴求。那些惊天动地的、全面性的要求，被撤回了也收敛了。一只急着想吞掉一切的狼，一阵想引发真正革命的狂风，若是斗争持续下去的话，将会产生出令人辨认不出面貌的危险，事实上也是如此。被殖民者随时有可能因为什么随便的让步，被解除武装。
起义领袖战栗的发现了被殖民者的不稳定性。他们首先茫然，然后通过新的迂回办法，懂得解释的必要性，以及把意识从困境中彻底解脱出来的必要性。因为战争持续下去，敌人更加组织起来,变得强大，猜测出被殖民者的战略。国族解放斗争不是一蹴而成，史诗是每日的生活，是困难的，人们忍受的痛苦超过殖民时代的所有一切。在城里，殖民者似乎改变了。我们的人比以前更快乐，人们受尊重。日复一日，投入斗争的被殖民者，以及应该支持他们的人们，不该动摇。他们不该想象已达到目的了。当人们给他明确斗争目标时，他不该想象这是不可能的。再说一次，应该要向人民解释，人民应该要了解他要往哪里去、怎么去。战争不是一次的战役，而是一系列的局部战斗，老实说，没有一次是决战。
因此，我们有必要节省兵力，不要让他们一下子全部投入万劫不复。殖民者的后备军比被殖民者更加强大和具有优势。战争继续下去，敌人在坚守，大规模的说明不是为了今天或明天而做。事实上，它从第一天就开始，而且不会因为不再有对手而终止，仅仅是因为对手，基于种种原因意识到，结束这场斗争和承认被殖民者的自主权，对他们有利。斗争的目标不该仍旧停留在最初之时的那种未分化的程度。如果不对这点有所防备，就有可能碰到这种情况，人民每每在敌人稍做让步时，就会思考为什么要延长战争的理由。人们习惯了占领者的蔑视，习惯他们不惜一切代价维持压迫的坚强意志，以致于任何主动的宽宏大量、一切显示善意的行径，都令被殖民者又惊又喜，倾向高歌赞颂。必须使用多重解释，向积极活动份子说明清楚，让他们不被殖民者的让步蒙住双眼。这些让步算什么，不过是一些让步而已，它并不针对从被殖民者的观点来看那本质的部分，我们可以肯定，如果让步不触及殖民体制本质的部分，那它就不是针对主要部分。更精确的说，占领势力那种凶暴的型态可能完全消失。这种戏剧化的消失，表现出占领者减少开支和防止兵力分散的积极作为。但这种消失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没有别的，而是把国家的命运更加强制的框住。举历史上的一些例子，可以帮助人民深信让步这种骗人的把戏，以及不惜一切代价实施让步，对于某些国家而言，是造成更加全面奴化的结果。人民全体战士应该认识到这个历史法则。这种让步就是套在头上的枷锁。当澄清工作没有完成，我们就会惊讶于，某些政党的领袖容易跟前殖民者达成莫名其妙的和解。被殖民者必须相信，殖民者不会给他什么。被殖民者通过政治或武装斗争获得的，并不是因殖民者的慈悲或善意而得到，只说明了殖民者不可能让步。更进一步，被殖民者应该知道，这些让步，不是殖民主义所造就，而是他自己造就出来的。当英国政府决定在肯亚议会上多赐给土著几个席位时，无耻的或头脑不清的人才会说，是英国政府造就这些让步。难道看不出，这是肯亚人民所造就出来的吗？被殖民者、被掠夺的人民必须丢掉一直成为他们特征的那种心理状态。被殖民者在万不得已下，可以接受殖民主义的和解方案，但绝不妥协。
斗争，揭开社会现实
所有这一切的说明，这些陆陆续续的启发意识，这种走向认识社会历史的道路，都只有在组织内、将人民编制、框架起来，才有可能掌握。这个组织，是利用起义初期由城市来的革命份子和随着革命的发展而重返农村的革命份子而建立起来的。是这个核心，构成了叛乱政治组织的雏型。但是，农民在经验中累积了自己的知识，也显示他们有能力领导人民的斗争。在处于备战状态的国族和领袖之间，产生了相互启迪和补充的作用。传统的机构强化了、深化了，有时甚至完全改造了；仲裁所、长老会议和村民会议改造成革命法庭，变成政治、军事委员会了。在每个战斗队、每个村子里涌现出一批政治委员。他们开始开导那些不理解地方情况的人民。这样，政委就不再害怕那些如果不再说明清楚就会使人民迷失方向的问题。武装的积极活动份子，看到许多土著继续他们在城市里的生活，仿佛山上发生的事与他们无关，仿佛不知道最重大的运动已经展开了，他们对此感到愤怒。城市一片宁静，日常生活照常过下去，给农民一个苦涩的印象：整个国族的大部分人都坐在外场。这引起农民的反感，并加强了他们整个对城市人的蔑视和谴责。政委们应当引导他们透过觉悟，来看出立场上的细致差异之处：人群中某些特定份子，他们握有一些独特利益，这些利益并不总是与国族利益迭合。于是，人民才会明白，国族独立使得现实的多重面向——有时是分歧和对立的——显露出来。这些阐明在斗争时候具有关键作用，因为它使人民从广泛但未分化的建国主义，过渡到社会与经济的意识。人民的斗争在刚开始时采取了殖民者的原始善恶二元论：白人和黑人、阿拉伯人和欧洲人；他们在斗争过程中发现，有些黑人比白人更白，他们发现，即使将来有一面国旗和形成国家的可能性，也不会使一些人放弃他们的利益和特权。人民终于明白，有些土著像他一样，并无迷失方向，恰恰相反，似乎利用战争，来加强他们的物质利益和新生的权力。他们进行不正当的交易，并大发战争财，不屑一顾那些始终无条件自我牺牲而把鲜血洒在国土上的人民。用原始的手段对抗殖民主义战争机器的战士，意识到自己在推翻殖民压迫的同时，又协助建造另一个剥削机器。这个发现是令人不悦、痛苦以及愤慨的。以前很简单，一边是好人，另一边是坏人。当初田园牧歌似的不真实的光明，如今已为涣散意识的昏暗所取代。他对着背叛尖叫，但必须修正这种尖叫。背叛不是在国族的层次上，而是社会的，必须要教导人们喊捉贼。人民在艰辛走向理性的认识中，同样应该抛弃他对统治者过分简单化的看法，族类在他眼前碎裂化。他在自己的周围，见识到一些殖民者并不参与犯罪的歇斯底里，他们与整个族类有所区别。这些人谴责殖民战争，我们却不加区分的将他们投入外国人整体中，真的会引爆议论的，是当这族类的典型过渡到另外一边，变成黑人或阿拉伯人，并接受痛苦、刑求、死亡时。
这些例子平息了被殖民者对外来移民的普遍仇恨。被殖民者热情的接近这些人，并以一种感情丰富的竞相许诺，而倾向绝对信赖他们。在被视为残暴和无情的后母的宗主国里，许多舆论，有时是相当知名的声音，提出意见，他们毫无保留地谴责政府的战争政策，建议最终要考虑被殖民者的国族意志。一些士兵逃离殖民军，另一些则明确的拒绝为反对人民的自由而战，他们坐牢、受苦，因这群人民之名，为独立、为管理自身事物的权利而战的人民。
殖民者不再单纯是应该被打倒的人。某些殖民主义中的成员，比国族的某些子孙们，更加接近，而且是极度的接近国族主义斗争。在两个意义上，种族的和种族主义的层次被超越了。人们不再发给所有黑人或穆斯林一张真实身份证书。不管哪个殖民者走近时，人们不再总是急忙找大刀或枪了。意识艰辛的通向局部的、局限的、不稳定的真实。可以想见，这一切是十分辛苦的。使人民成熟的任务，将同时因为组织的严密和领袖的思想水平，而变得容易进行。意识型态的力量，会历经斗争的展开、对手的伎俩、胜利和失败，而转化和增强。领袖们展现他们的力量和权威，通过揭露错误，利用每次意识的倒退来吸取教训，确保新的进步条件。每个地区性的事物消长，都被放在所有村子和所有政治网络层次上进行检讨。起义证明了自身的理性，也表达了它的成熟，每次只要它将人民的觉悟，往前推进了一步。尽管周围一些人有时会认为，将问题细致化会构成危险，如此一来，会使得人民此一大整体内部产生裂缝，但领袖对于一些原则相当坚持：那些从国族斗争中得出的原则，以及从人类为争自由所进行之普遍斗争中所得出的原则。在典型的革命家里，存在着反对微妙的差异和蔑视个案的粗暴思想，但相似的粗暴，也存在于典型的反革命、冒进、无政府主义者当中，如果不立即克服这种纯粹、完全的粗暴，势必导致运动在几个星期后失败。
逃离城市的国族主义战士，被领袖们那蛊惑人心、改良主义的手法严重刺伤，对「政治」大失所望，然而，他们在具体实践中，发现一个与先前政治完全不同的新政治。这个政治，是嵌入历史之中的负责人、领袖们的政治，这些人，以肌肉和大脑肩负了解放斗争的领导大任。这是国族的、革命的和社会的政治。被殖民者现在将要认识的这个新现实，只有通过行动才存在。斗争粉碎了旧殖民地的真实，揭示了一些未知的方面，带来了新的意义，并指出这些事实所掩盖的矛盾。战斗的人民，依靠斗争，呈现出这个新现实，和认识这个新现实，奋勇向前，从殖民主义中解放出来，并事先对所有朦蔽企图，对所有盲目的爱国心有所警惕。只有由人民所行使的暴力，由领导层组织和启发的暴力，才能使群众辨别社会现实，解答这个问题。如果没有斗争，没有在实践中去认识，那么只剩下狂欢和喧闹；仅限于极小范围内的再适应，权力上层的一些改革、一面国旗，而在下面，则是广大未分化的群众，继续活在「中世纪」的混沌状态里，无休无止的运动。
〔译注1〕 卡隆吉本来是卢蒙巴领导下的「刚果国族运动」的稳健派，后来却结合他的巴尔巴部族人反对卢蒙巴。
〔译注2〕 例如一九二〇—三〇年代台湾的民主运动蓬勃发展，日本当局（台湾总督府）准许台湾士绅成立台湾民众党（一九二七年七月），先决条件是他们必须先跟蒋渭水等「过激派」划清界线，表明「不含任何政治斗争」的态度，迫蒋渭水妥协。民众党只能作为「代表舆论，以合法手段达成政策的交涉团体」，这一策略立刻分化了台湾人的反对力量。
〔译注3〕 例如清代统治台湾时期（1683—1895），每逢动乱，统治者就先利用地方头头去招募罗汉脚（游民）组成所谓「义勇」，镇压朱一贵、林爽文等的叛乱。这些人死了再送进忠烈祠——义民庙享受春秋两祭。
〔译注4〕 梅沙立·哈基（Messali Hadj），反对国族解放阵线的温和派阿尔及利亚人。
〔译注5〕 荷瓦族（Hova），泛指全马达加斯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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