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游荡世界的幽灵：马克思，《资本论》的诞生（2006）
第三章 来世
在《资本论》出版了一世纪后，英国首相威尔逊（Harold Wilson）曾自豪地夸耀自己从未读过这本书。“我大约只读到第二页，而其中的注脚差不多就有一页长。我觉得才两句正文就有一页的注脚，这实在超过我的负荷。”但稍微看一眼《资本论》第一卷，就会知道这是夸大其词：一开始的几页的确有若干注脚，但事实上都没有超过几个句子。威尔逊可能是为了说给那些想像（或者实际上）被这本书的“困难”所阻碍的读者听的。
马克思在他的序言已经预料到这种反应。“本书第一章，特别是分析商品的部分，是最难理解的。其中对价值实体和价值量的分析，我已经尽可能地做到通俗易值。”[1]他认为价值形式本身并不困难。“然而，两千多年来人类智慧对这种形式进行探讨的努力，并未得到什么结果[2]……因此，除了价值形式那一部分外，不能说这本书难懂。当然，我指的是那些想学到一些新东西、因而愿意自己思考的读者。”[3]
就连恩格斯也不大有信心。当《资本论》正付排版时，他提醒马克思，在进行理论性的论证时，若没有把它们分成一些比较简短的、具有独立标题的部分的话，会是严重的缺陷。“虽然看起来多少有点像教科书，但是对广大读者来说可能比较容易理解。大众，甚至学者，如今多已不再习于这种思维方式，因而作者必须尽可能使读者感到亲近易读。”马克思也确实针对校样做了修改，但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润色。看过最终校样后，恩格斯绝望地询问：“你怎么可以把这本书的外部结构搞成现在这样！第四章几乎占了两百页，但只分成四个部分……还有，思维的历程经常被各种例证打断，而且在提出例证之后，应该用例证来说明的观点却从未好好加以总结，以致于往往从一个论点直接跳入另一个论点。这实在使人感到疲倦，同时也非常混乱。”
其他崇拜者也发现，当他们使劲阅读前面较为晦涩的章节时，视线往往变得模糊不清。马克思曾写信给汉诺威的友人库格曼（Ludwig Kugemann），信中说：“请务必告知您的夫人，〈工作日〉、〈合作、劳动分工和机器〉与最后〈所谓原始积累〉的章节是最易于吸收的。请务必向她解释任何她无法理解的术语，如有其他疑问，我很乐意帮忙。”当著名的英国社会主义者莫里斯（Wiliom Morris）阅读《资本论》时，他“彻头彻尾爱上那些关于历史的章节”，但也承认自己“在阅读这伟大著作里纯粹的经济学部分时，脑筋陷入一团混乱。然而不管怎样，我读我能懂的部分，希望在阅读中多少能攫取一些信息。”（从各方面说来，这证实了是一项顶好的投资：当年莫里斯手中的那本装饰着华美皮革封面的《资本论》第一卷，在一九八九年五月时以五万美元在拍卖会上售出。）
《资本论》首度出版时，读者的反应出奇平淡。原因可能纯粹来自于无法理解，而非政治上的敌意使然。“我的书没有引起回响，这让我很不安。”马克思曾苦恼地这么说。为了试着激起公众的注意，恩格斯还寄了几篇带有敌意的匿名评论给德国的报刊杂志，并叫马克思的其他朋友也照做。“重要的是，这本书必须一而再、再而三地被人们重复讨论，无论用什么方法”，他告诉库格曼，“就用咱们的老友耶稣基督的话来说吧，要像鸽子一样驯良，像蛇一样灵巧。”库格曼确实尽了全力，在汉诺威诸多报刊上发表了文章，但由于他自己也没搞懂这本书的内容，因而这些文章也未具启发意义。为此，恩格斯还大动肝火：“库格曼的脑袋变得一天比一天简单了。”
《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的首千本花了将近四年才售罄。虽然马克思后来在一八七二年第二版的跋中说：“《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是对我的劳动的最好的报酬。”[4]但实情却是，许多任务人几乎不大可能在坊间看到这本书——尽管狄慈根（Joseph Dietzgen）已在社会主义的《民主周报》（Demokratisches Wochenblatt）上撰写一系列文章，向他们介绍了该书的重要内容。燕妮亦曾言：“恐怕再也没有哪几本书是在比这更困难的情况下写成的吧！如果广大劳动工人稍微知道，为了完成这部单单只是出于保护他们的利益而写的书，而必须做出如此大的牺牲的话，他们也许就会对本书表现出多一点兴趣。”然而，考量到它的长度、难度以及如此陌生的主题，他们怎么办得到呢？正如马克思本人指出的，“在德国，直到现在，政治经济学一直是外来的科学。”[5]
尽管如此，在其他地区却出现了对于关注《资本论》的兴趣。早在一八六八年一月，第一卷出版两个月后，位于伦敦的《周六评论》（Saturday Review）即在一份特别针对新近出版的德国图书评论中提及《资本论》，评论者总结道：“该书作者的观点也许已达到了我们所认为的有害性，然而其论证的合理、修辞的力道以及他赋予政治经济学中最枯燥问题的魅力，则是无可争辩的。”五个月后，《当代评论》（Contemporary Review）出现了一则短评，评论者尽管带着一点爱国心，对德国经济学表现出蔑视（“我们并不认为卡尔·马克思有许多东西可以教我们”），但仍称赞作者没有忘记“人的欲望——‘免于饥渴的欲望’，正是这些欲望构成了科学的基础。”
《资本论》的俄文版在一八七二年春面世。当时它之所以能够通过沙皇的审查，是因为这本书完全无法应用于俄国，于是人们便认为它不太可能具有颠覆性。（然而审查部门还是删除了作者照片，他们担心肖像有可能引起个人崇拜。）他们判断，以本书内容之晦涩难解，肯定“没多少人想读，能理解的更是少之又少”；然而，三千本的印刷，多数在一年内就卖掉了。当马克思的著作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不是无法取得便是乏人问津的时候，处于前资本主义时期的俄国报刊却不吝给予好评。他在写给恩格斯（译按：应为库格曼）的信中提到：“这是命运的捉弄：二十五年来，我不仅用德语而且用法语和英语不断与俄国人进行斗争，他们却始终是我的‘恩人’-。……他们总是追求西方提供的最极端的事物。这是不折不扣的美食癖。”他特别对于《圣彼得堡月刊》（St Petersburg Journal）上的一篇短评感到欣慰。论者赞扬他的文章“极为生动”，还补充说：“就这方面而言，这位作者绝不像多数德国学者一样卖弄枯燥晦涩的语言，使一般读者读来头痛欲裂。”
然而法文版的产出过程就麻烦多了。虽然在一八六七年德文版出版后不久，翻译的工作即开始进行，但是在接下来的四年中，至少有五位译者做了试译，后来却全被否决。最后，马克思将这份好运送给了一个来自波尔多（Bordeaux）的教师鲁瓦（Joseph Roy）。审阅了最初几章后，马克思认为鲁瓦的译笔“整体还不错”，但他有时太过逐字直译了，“于是，为了使读者更容易理解，我不得不以法文重写全书。”在征得马克思的同意后，出版商决定将这本书分册出版（使其“更容易到达工人阶级的手里”），接着在一八七二年九月，法文版的《资本论》第一册问世了。
在马克思寄居的国家里，许多预期出现的评论最后却得来长久的静默。律师麦克唐纳爵士（Sir John MacDonnell！）在一八七五年三月的《双周评论》（Fortnightly Review）上写道：“尽管马克思住在英格兰好一阵子了，但是他在这儿几乎是徒具虚名。人们以辱骂来向他致意，甚至根本不读他的作品。”马克思相信一种“麻木愚蠢的特殊天赋”是每个英国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而一直到他过世以前，《资本论》尚未出现英文版的这个事实也证实了他的偏见。麦克米兰公司（Macmillan & Co.）曾去函恩格斯的一位朋友萧莱马（Carl Schorlemmer）（曼彻斯特大学的有机化学教授），信上说道：“惠函收悉，可是出版《资本论》英译本之事，我们目前暂不考虑。”那些少数想要学习这本著作的英国人，必须费力阅读德文版、俄文版或是法文版。激进的英国记者、同时也是《国家改革者》（National Reformer）的出版人福克斯（Peter Fox）在看到德文版后，说他感觉自己就像获得了一头大象，却不知该如何是好。为了寻求协助，一位工人阶级的苏格兰人巴兰（Robert Banner）写了一封信给马克思，表达他的恳切之情：
难道它真的没指望被翻译出来吗？英语世界里，从未有倡导劳苦大众的书籍出现，我们年轻的社会主义者手中接触到的书籍，全都代表了资本的利益，这导致了我们的诉求在本国的落后。倘若有了一本从社会主义立场来处理经济学的书，您很快就会看到这个国家将出现一场运动，终结这该死的状况。
那些最需要这本书的人，也许是最不可能理解它的人；那些受过教育的菁英可以读懂，却没人愿意读。如同英国社会主义者海德门（HenryHyndman）所言：“我们击剑时，大多（特别是在英格兰）已习惯在剑尖上放一枚又大又软的钮扣。但马克思用白刃凌厉攻击他的敌人，这看来有失体统，以致于我们那些绅士派的虚伪斗士与玩弄心理游戏的人多半不大可能相信，这个不留情面的争论者，这个愤怒攻击资本与资本主义的人，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刻的思想家。”
海德门本人是个例外。早在一八八O年读过《资本论》的法文译本后，他便向作者投以诸多夸张的颂词，使得马克思感到有必要与他见上一面；虽然海德门声称自己“渴慕求教”，然而在两人的会晤中，他滔滔不绝、口沫横飞，是话最多的一个，因而马克思开始害怕这位“自满的话匣子”。他们之间无可避免的决裂出现在一八八一年六月，海德门在自己写的社会主义宣言《所有人的英国》（England for AIl）中，有两章是从《资本论》剽窃来的，未经作者允许也未曾致谢，仅在前言的一个注释中承认“关于二、三章的内容，我受惠于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与具有原创性的作家的作品，我相信他的著作很快就可以与我多数的同胞见面了。”马克思认为这极不适当——为什么不提《资本论》或是作者的名字呢？海德门蹩脚的说辞是：英国人“畏惧社会主义”、“害怕受教于外国人”等等；然而，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书中第八十六页都提到了“社会主义的梦想”，这当然是无法缓和英国人的恐惧的；任何稍有脑袋的读者看到前言，一定都能猜到这位匿名的“伟大思想家”是个外国人。这纯属剽窃行为——没有逐字照抄《资本论》，又在少数段落中加入愚蠢的错误。
就在和英国的信奉者闹翻不久，马克思又获得了另一位信徒，尽管这回他事先刻意避而不见。巴克斯（Ernest Belfort Bax）生于一八五四年，学生时期即因巴黎公社事件而激进化。一八七九年，开始为一份知识分子期刊《现代思想》（Modern Thought）撰写一系列的长文，谈论那个时代的思想巨人，包括叔本华、华格纳与马克思。巴克斯在德国研究过黑格尔哲学，大约是他那一代英国社会主义者中唯一一位接受辩证法，并将其视为生活内在动力的人。他形容《资本论》的“经济学说体现了革命性，具有深远的重要影响，堪比天文学上的哥白尼体系，或力学上的万有引力定律”。马克思当然非常高兴，盛赞巴克斯的文章是“前无古人之作，充满着对于新思维的热忱，同时又勇敢对抗英国的庸俗”。
然而，尽管这位遭到鄙视的海德门犯了过错，在这个庸俗的国家，他在传播马克思思想上的贡献比巴克斯或任何其他人都来得多。身为一位热忱的信徒，他在一八八三年出版的著作《英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基础》（The Historical Basis of Socialism）中，引述了马克思的用语（这次他注明了作者的名字）。他甚至成立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民主联盟（Democratic Federation，也就是后来的社会民主联盟〔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领导成员包括巴克斯、莫里斯、克莱因（Walter Crane）、马克思的女儿艾琳娜与她的情人艾维林（Edward Aveling）。海德门在联盟大会上发表了一次关于《资本论》的激越演说，促使年轻的爱尔兰作家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在一八八三年的夏天走进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学习《资本论》的法文版。马克思自己也曾在这里发掘了书中许多原始材料。萧伯纳回忆道：“那是我事业的转换点，马克思是一个启示……。他打开我的视野，让我见识到历史与文明，提供我全新的世界观，也提供我生命的目的和使命。”他写道：“《资本论》达到了一本书所能成就的最伟大功业，即改变读者的思想。”
萧伯纳对《资本论》的热情从未稍减，从他六十多年后出版的《大众政治知识》（Everybody's Political What's What）一书的内容即可证明这点。书中的开头有段夸张的赞辞：
直到十九世纪，当马克思从那些无人阅读的蓝皮书中摘录了工厂视察员的报告，并且揭开了资本主义的全部残暴行径时，悲观和犬儒主义达到它们最黑暗的深渊。他充分证明了资本在追求他所称为Mehrwerth（我们翻译为剩余价值，包括地租、利息和商业利润）的时候，是残忍无情也肆无忌惮的，即便遭遇肢体残缺、大屠杀、娼妓、蓄奴、吸毒和酗酒等情事亦在所不惜，只要他们保证带来比慈善事业多出百分之一个先令的利润。在马克思之前存在着大量的悲观主义，《圣经》的《传道书》中便充满此类消息，莎士比亚的《李尔王》、《雅典的泰门》与《科利奥兰纳斯》（Coriolanus）皆触碰到这点，但只停顿在那儿，斯威夫特与高史密斯（Goldsmith）也是如此。在他们之中，没有人可以像马克思一样记录来自官方数据的案例。于是他创造出对“新世界”的需求，不仅鼓舞了现代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甚至在一九四一年成了热情的保守主义者和教会人士的纲领口号。
萧伯纳没能向他的费边社（Fabian Society）伙伴成功宣扬马克思的福音（他在一八八四年加入费边社）。他的朋友威尔斯（H.G. wells）将马克思斥为“沉闷、自我中心又恶毒的理论家”，“为最低级廉价的人类冲动提供了装腔作势的哲学姿态”。在主要的理论领导者韦伯（Sidney Webb）的带领下，费边社成员使英国的社会主义脱离阶级斗争与革命的概念，导向这样的信念：随着普选权的出现，政府可以通过社会立法改善工人阶级的福利与经济体系的效率，这也形成了英国工党（Labour Party）一九〇〇年建党时的主要信条。曾有一个古老的玩笑嘲讽道，工党其实更受惠于卫斯理公会（Methodism），而非马克思。也许这是略嫌夸张的说法。工党的支持者及国会议员中包括了许多社会主义者，如果不说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Marxists）的话，他们也许会称自己为马克思的追随者（Marxians）；一九四七年，该党甚至重新发行了《共产党宣言》，“承认自己受惠于马克思与恩格斯，因为这两人长久以来鼓舞着整个工人阶级的运动。”尽管如此，工党的领导者仍旧坚持英国首相威尔逊的观点，认为马克思的遗产无关紧要，实际上还可能危害一个中间偏左的立宪主义政党。
在马克思的家乡德国，他的思想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Sozial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SPD）的主导意识形态，这个意识形态于一八九一年在埃尔福特（Erfurt）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得到确立。但当时制定的纲领分为两个不同的部分，预示了日后革命派与修正主义者的长期斗争。马克思的信徒考茨基（Karl Kautsky）起草了第一部分，重述《资本论》中人们熟悉的理论，如垄断的趋势与无产阶级的悲惨境遇；第二部分则由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撰写，处理更直接的政治目标——普选权、免费教育以及累进所得税。伯恩斯坦曾在一八八〇年代生活於伦敦，受到早期费边社的影响。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也曾因此抱怨：“伯恩斯坦用英国人的眼镜来看世界。”
伯恩斯坦在埃尔福特代表大会之后的十年中公开否定了马克思大部分的思想遗产，驳斥其价值理论是“纯粹抽象的概念”，无法解释供给与需求的关系。考茨基起初还不太愿意批评他的老战友，甚至有时还说些像是在鼓励他的话：“你已推翻了我们的策略、我们的价值理论、我们的哲学，现在一切都取决于你拿什么新思维取代旧观念了。”到了十九世纪末，伯恩斯坦的立场已昭然若揭。资本主义远远不会被那些不可避免的、即将到来的危机推翻，反倒可能持续发展，为社会大众带来繁荣。如果合理地加以管控，甚至可能证明资本主义是社会进步的动力：
有人认为，当前社会的发展，证明有产阶级的人数已相对或绝对地减少，这个观点其实完全错误。无论就相对或绝对的面向而言，他们的数量都增加了……。社会主义的前景依靠的不是社会财富的减少，而是增加。
虽然德国社民党继续将自己界定为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组织，但实际上已转变为一个由渐进主义者和技术专家领导的日渐成功的议会政党。
身为一个擅于嘲讽他人的行家，马克思要是知道自己的命运，或许也会自嘲（或至少苦笑）：这个先知在自己的国家没得到多少殊荣，更别提他所寄居的英国了；他启发了剧烈的社会变革，但却发生在他始料未及之处——俄国，一个《资本论》几乎从未提及的地方。不过到了晚年，他开始为自己的缺漏感到遗憾：《资本论》俄文版的成功使他开始思索，在那儿是否存在某种革命潜能呢？
《资本论》的俄文译者丹尼尔森（Nikolai Danielson）来自圣彼得堡，是当地民粹主义运动（Narodnik Movement）的领导者。他相信俄国可以从封建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残害灵魂的描述使他们相信，如果可以的话，他们应当设法避免这个阶段的经济发展。此外，由于俄国的农村已初具土地集体所有制的雏形，若仅懂只是为了服膺某些被宣称为不可避免的历史法则就解散农村公社，并将其交给私人地主的话，似乎太荒谬了。对于更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如普列汉诺夫（Georgy Plekhanov ），他们认为丹尼尔森的愚笨观点近乎自我欺骗。这些正统派相信，社会主义必然要等到俄国实现工业化之后才能趋于成熟—马克思在《资本论》出现后的十年间似乎也这么认为。一八七七年，马克思写信给一位反对其历史决定论的民粹主义者，信中指出，如果俄国希望追随西欧国家的榜样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她应当先把大部分农民转变为无产阶级，否则就达不到目的；一旦投入资本主义的怀抱，她必将和尘世间的其他民族一样，经历其无情铁律的支配。”
然而马克思持续思考俄国的发展情况，当时的局势有可能颠覆他的理论。革命运动的规模也许很小，但却非常坚决有效：一八七九年到一八八一年间，民粹派的一个游离派别“人民意志”（The People's Will）进行了七次暗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行动，最后终于成功了。（六年后，人民意志也试图暗杀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在他们当中，有一位叫乌里扬诺夫〔Alexander Ulyanov〕的青年，他弟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Vadimir Ilich Ulyanov〕就是后来众人熟知的列宁。）随后而来的大量逮捕以及审讯使得许多俄国革命者流亡海外。普列汉诺夫与几位同志一同潜逃瑞士，其中还包括了查苏利奇（Vera Zasulich），她在一八七六年犯下枪击圣彼得堡总督的案子，然而，她在法庭上的正直表现竟使陪审团宣判她无罪。尽管有这样的纪录，她却不同意俄国社会主义中不断涌现的暴力与激进风潮，这风潮似乎早已忘却了《资本论》中规定的经济必要条件。然而，农民与无产阶级的问题持续困扰着在日内瓦湖畔的查苏利奇与她的流亡同志们。一八八一年二月，她写信给马克思，希望马克思提供一个权威性的观点。“您并不是不清楚《资本论》在俄国受欢迎的程度”，她写道，“然而您不知道的，是《资本论》在我们讨论农民问题中扮演的角色。”她希望马克思说明“对我国农村公社的可能未来，与世界各国将不可避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的想法”，以解决争论。
他被这个问题困扰了几个星期之久，为此写了不下五张的回应。马克思最终简短地回复查苏利奇，信中提到，他“所谓的理论”被误解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历史必然性“是明确限于西欧国家”。西方各国从封建主义转向资本主义的过程，体现了一种私有财产制向另一种私有财产制的转变，然而，就俄国农民的情况来看，“相反地，他们的公有财产可能被转变为私有财产。对此，《资本论》的分析并没有提供任何肯定或否定农村公社生命力的论据。”这段话此四年前的评论更鼓舞人心——但比这封回函的初稿要谨慎许多。在初稿中，他解释了俄国农民为何、如何能摆脱西欧国家的命运：
在俄国，由于诸多情况以独特的方式结合，至今仍存在于全国各地的农村公社似乎可以逐渐摆脱其原始特征，并且作为集体生产的要素，在全国的范围内直接发展。…….为了挽救俄国公社，我认为一场俄国革命是必要的。为此，政府与“社会的新栋梁”正在尽一切努力，准备让群众接受这场灾难。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情况下发生，如果它集中所有力量确保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后者将可以很快成为俄国社会新生的要素，成为使俄国优于其他仍遭资本主义奴役的国家的要素。
在马克思寄出他的回函最后定稿的五天后，一个来自“人民意志”的团体在圣彼得堡向亚历山大二世的马车投掷炸弹。沙皇被暗杀了。
马克思长久以来坚持的信念是，革命仅能通过工人阶级的集体行动，而非个人冒险或恐怖行动来完成。在这一点上，人们猜测他大概会与查苏利奇与普列汉诺夫站在同一阵线，而不会支持那些不成功便成仁的炸弹客。然而，在一封写给女儿燕妮的信中，马克思透露了一些想法。他在信中提到，那些瑞士流亡者“只不过是一些空论家、糊涂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在俄国‘战争舞台’上的影响力完全等于零”。相反的，圣彼得堡的暗杀者“是一些真正做大事的人。他们不装腔作态，反而是一些简单、实干的英雄人物。……他们竭尽一切使欧洲相信，他们的行事手法（modusoperandi）是一种俄国独有的，也是历史上无可避免的行动方式。无绘赞成或反对，人们应当像面对希沃斯（Chios）大地震一样，停止道德说教。”
人们无法想像年轻时期的马克思会采取这种态度：多年来，他不断谴责那些冀望于政变、暗杀与谋反的社会主义者。然而到了一八八一年，他病了，也身心俱疲。多少年来，他期待着一场适当的无产阶级革命，但现在看来，他似乎早已等得心焦难耐，任何一种类型的革命都好。次年春天，当他的外孙出生后，他感慨这孩子“出生于历史的转折点。……他们面对的是史上从未出现过的革命年代。糟的是，我现在人‘老了’，以致于只能预见，却无法亲眼看见。”
一九一七年革命的设计师都引用马克思的话，特别是《资本论》篇幅中的内容，以作为某种神圣权威，用以证明其观点的正确性。一九〇O年，当托洛斯基被流放于西伯利亚一个恐怖的、到处爬满虫子的村庄时，他在当地研读这部著作——当时他一边看书，还要“一边赶走书页中的蟑螂”。列宁声称早在一八八八年即读过此书。当时他十八岁，在祖父公寓的厨房里读它。他使用《资本论》（或是其中符合他目的的段落）作为攻击对手的武器。（高尔基〔Maxim Gorky〕曾提到，列宁的演说带有“钢刀般的冷峻光芒”。）尽管列宁第一部重要著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 in Russia）是一本用来补充马克思著作的作品，但它缺少《资本论》中的讽喻与义愤。正如威尔逊的评论所言：“列宁所有作品都是实用性的，都是为了完成某种立即的目的而存在……。他只是一个想要说服他人的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立即目的就是使他的同志相信这样的事实：由于一八八〇到一八九〇年间铁路、媒矿、钢铁厂与纺织厂的高速发展，他们的国家已脱离了封建主义。工业无产阶级的确仅局限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但这却强化了他们身为先锋阶级应履行的职责：他们有义务表达其他地区农民与工匠的不满。他写道：“在新的工厂里，剥削已十分严重，并以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丝毫不带有使人困惑的细节。工人可以轻易看出是资本在压迫他们……。这正是为什么工厂工人是全体被剥削群众的先进代表。”不过在他后来的小册子《怎么办？》（What Is To Be Done？）中，他又补充道，工人太专注于他们自身的经济斗争，以至于无法产生一种真实的革命意识：
人们经常谈到自发性。然而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发展却使其受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支配；因为自发的工人运动即工联主义，工联主义意味着工人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奴役。因此，我们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要反对自发性，使工人运动摆脱这种投到资产阶级羽翼下的工联主义式的自发倾向，从而把它吸收到革命的社会主义党的羽翼之下。
列宁并不看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许多关于缩短工时与追求更好工作条件的倡议，他认为这些只不过是浪费时间；相反地，他认为工人应当将自己交由像他这样的职业革命家来领导：“当代的社会主义运动只能产生于深刻的科学知识基础上……。然而，这种科学的代表人物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从这些句子中，可以看出一个日后暴君的雏形。
自命为“十诫”的承担者，列宁常喜爱提醒同志他们有着略逊一筹的知识地位。“不从头到尾把全部黑格尔《逻辑学》读透，就无法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第一章”，他在《哲学笔记》（Philosophical Notebooks）中写道，“因此，半个世纪以来，从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真正理解马克思。”当然这话并不包括他自己。但是，关于列宁自己的阅读和写作，他也不见得有多少深刻的“科学知识”。托洛斯基有段敏锐的观察，他像观察任何其他人一样密切观察他：
马克思的全部思想体现于《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资本论》。即便他从未被命运驱使，成为第一国际的创立者，在后世他依然有着我们今日广为人知的形象。而列宁的全部体现于革命行动中，其科学著作仅仅只是行动之前的准备工作。
甚至我们也许可以说，那些著作根本无关准备工作。列宁在一九一七年时写道：“夺取政权是起义的任务。而起义的政治任务在夺取政权之后就会清楚了。”历史学家沃尔夫（Bertram Wolfe）指出，马克思在这儿被颠倒过来了：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最终经济决定政治的信念“成了列宁的观点，他以足够的决心认为权力本身——即赤裸裸的政治权力——也许可以完全决定经济。”难怪苏联的主要官方思想被统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只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最喜欢的座右铭是：“怀疑一切”（deomnibus dubitandum），然而，没有一个试图在共产主义俄国中实践这句座右铭的人可以活得久。与其说马克思本人实践的马克思主义是个意识形态，不如说它是一个批判过程，一个持续不断的辩证法论证，但列宁和斯大林却将它们僵化为教条。（当然，之前也有其他的社会主义者是如此。一八九四年五月，恩格斯写信给一位纽约的德国移民左尔格〔FriedrichAdolph Sorge〕，信中抱怨道：“和你们那儿的德国人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完全一样，社会民主联盟竟然把我们的理论变成了正统教派的死板教条；这些教条，不是工人根据他们自身的阶级感情得来，而是被迫当成信条，不加思索地囫图吞下。这就是为什么这两个党如今依旧只是宗派，如同黑格尔所说的，它们从无通过无到无。”）你甚至可以说，苏联的解体是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成就：一个中央集权的、秘密的、官僚控制的经济体制证明了它不符合新的生产力，因而促成了生产关系的变化。戈巴契夫（Mikbail Gorbachev ）在他一九八七年出版的《新思维》（Perestroika）1书中承认了这点：
三四十年代形成的管理体制已渐渐与经济发展的需求和条件产生矛盾。其积极的潜能被耗尽了。它日渐成为阻碍，而由此产生的制约机制日后对我们危害甚大……
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产生了对社会主义下的商品—货币关系与价值规律角色的偏见，人们也常常声称它们与社会主义相对立、不兼容。除此之外，再加上对于经济核算的低估，导致了价格紊乱以及对于货币流通的漠视……愈来愈多的迹象显示个人与全体人民的财产相异化，公共的利益与劳工的个人利益缺乏协调。
继俄国之后，宣布自己是共产主义国家的主要是中国。它在一九四九年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马克思、列宁关注的都是城市无产阶级，但毛泽东认为，倘若农民也由像他这样“正确”的领导人所指导的话，便可以成为一股革命力量。他避开了急剧工业化的苏维埃模式，将农村发展置于首位。这鼓舞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些第三世界国家都没有任何可以称得上工业的产业。但毛泽东的计划却导致中国农民的灾难：一个旨在使农业集体化、促进小规模农村工业的方案（大跃进） 造成大饥荒。方案才推行两年，就在一九六O年遭放弃了。这个事件适逢中苏关系破裂的时刻，当时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公然嘲笑大跃进的失败，毛泽东则谴责赫鲁晓夫是“走资派”。话虽如此，自从一九七六年这位“伟大舵手”去世后，中国也开始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成为世上发展最快的工业经济体，但依然坚称它才刚到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尽管已舍弃毛主席的所有诫命，北京政府仍然将自己界定为马列主义者，不过，也许“市场—列宁主义”（Market-Leninist）是更合适的字眼。
如同基督教有无数对立的教派，马克思主义也包含许多显著分歧与不相称的面貌：布尔什维克（Bolsheviks）与孟什维克（Mensheviks），斯巴达克派（Spartacists）与修正主义者（Revisionists）、斯大林主义者（Stalinists）与托洛斯基主义者（Trotskyists）、毛主义者（Maoist）与卡斯楚主义者（Castroites）、欧洲共产主义者（Eurocommunists）与存在主义者（Existentialists）。马克思本人已预料到，在他死后无从抗议的时候，他的名字会被“马克思主义者”亵渎，对此他莫可奈何。为了斥责一八七零年间的法国社会主义者，他曾对那些遭到欺瞒的门徒说过一句极受欢迎的名言：“如果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那庆就我所知，我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许他真的不是。二十世纪的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革命最常发生于那些缺乏发达工业经济、缺乏资产阶级或缺乏大量雇佣劳动无产阶级大重的国家。一九八三年，当世界上半数国家仍由那些自称为马克思继承者的政权所统治时，马克思主义学者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注意到一个悖论：
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在西方获得胜利，这个事实意谓它在西方尚未形成官方意识形态，因此得以成为严肃的学术研究对象，不受政府控制。正是在西欧与美国这些资本主义国家，人们最认真地研究马克思。的确，可以公平地这么说：相较于许多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国家，西方有更多货真价实的马克思主义者。
从阿尔巴尼亚到津巴布韦的共产主义国家，当地的马克思主义是由官方界定的，毫无进一步讨论的空间（或者连讨论也不被允许）。然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义成为众声喧哗的议论焦点与多数学者谨慎细微的重新评价的对象。一九三零年代，所谓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包括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阿多诺（Theodor Adorno）与马库色（HerbertMarcuse）等学者——催生了一批新的被称为“批判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摒弃了列宁与布尔什维克的经济决定论。法兰克福学派与同一时代的其他思想家，比如说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共同质疑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无产阶级意识的态度。葛兰西认为，资本主义维系其霸权的手段，是欺骗或压迫劳动阶级，使其将资产阶级文化当成规范来接受，一方面为某些观念与实践赋予权力，一方面排除其他的价值与实践。为了挑战这种共识与破除它的伪装，工人必须通过新的大众教育系统，发展“反霸权”（counter-hegemonic）的文化。
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更加重视政治过程中的上层建筑（马克思所谓的上层建筑，包括文化、制度与语言），但他们如此重视上层建筑，以致于有时再也不思考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了。他们无法改变世界，只好通过后来广为人知的“文化研究”，专注于解释世界——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文化研究在许多大学校园树立了领导地位，改造了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与文学等学科的研究，连原欲（libido）都受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审视。精神分析学家赖希（Wilhelm Reich）曾试图调和马克思与弗洛依德。他提议，只有从性压抑与传统家庭结构的专制中解放出来，工人才能真正获得自由（尽管马克思认为自由性爱是一种“野蛮”的前景，认为这基本上如同“普遍的卖淫”）。新左派导师马库色在他一九六四年出版的《单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 Man）中写道：“性融入了工作与公共关系之中，因此更容易获得（受到控制的）满足，技术的进步与更舒适的生活允许了原欲元素有系统地纳入商品生产和交换的领域。”
这个领域的界定比马克思所想像的还要宽广许多，包括了任何形式的文化商品：无论是一双尖头皮鞋、一张报刊照片、一叠流行音乐唱片或是一盒麦片早餐，都成了可以“解读”的“文本”。早期受法兰克福学派影响的理论家对大众文化的批评，后来逐渐被另一种研究取代了，研究的是人们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接受及诠释这些日常文本。由于文化研究出现了“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从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进而转向后现代主义——它往往像是一种完全规避政治的方式，尽管许多实践者仍然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坚持的戏谑逻辑是：不存在任何确定性或现实，而这最终导致了一种自由流动与价值中立的相对主义。
根据这种相对主义，他们可以毫无顾虑地同时赞扬美国流行文化与中世纪的迷信。尽管这些评论者藐视宏大的历史叙事以及普遍的自然法则，但其中许多人似乎已接受了资本主义的胜利，视其为某种永远无法改变的生活事质。他们试图在一些边缘空间为自己颠覆性的冲动寻求庇护，在那样的空间里，胜利者的统治地位看来没那么稳固，于是他们热情地追求异国情调，寻找无法收编的事物，从不明飞行物的阴谋论到施虐与受虐的执迷崇拜。传统马克思主义对于物质生产条件的重视，如今被一种消费的快感迷恋所取代了（肥皂剧、购物中心和大众市场的媚俗），然而这个后果，用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伊格顿（Terry Eagleton）的话来说，就是“巨大的语言膨胀，那些在政治现实中看起来已无法想像的事物却仍存在于论述、符号或文本领域中。文本或语言的自由或可弥补整个体制的不自由。”伊格顿写道，新的敌人是“任何一以贯之的信念体系—特别是各种形式的政治理论与组织结构，它们试图分析与介入整个社会的各种结构。因为，这样子的政治似乎恰恰早已失败了。”我们不可能针对垄断资本主义提出系统性的批判，因为资本主义本身就是一种虚构，就和真理、正义、法律以及所有其他“语言建构物 （linguistic constructs）一样”。
也许有人会好奇，这到底是哪里偏离了马克思呢？马克思不正是力求做出如此的系统性批判吗？尽管理论家们欢欣鼓舞地解构电视广告或糖果纸，但似乎没有人愿意将解剖刀指向《资本论》的文本。可能是因为他们害怕犯下文本弑父的罪行。后现代主义历史学家卡普拉（DominickLaCapra）认为：“也许这就是一部权威文本遇过最糟糕的例子吧。它需要的是重读，而不是直接地逐字阅读，后者完全是为了契合单一作者的声音。
顺着这个脉络，对马克思文本所做的最著名的重估是《读资本论》（Lire le Capital, 1965），这本书是阿图塞（Louis Althusser）与其学生合著的论文集。他们在开篇表明了意图：
当然，我们全都读过，所有人都读过《资本论》。近一个世纪以来，我们显然每天都可以阅读《资本论》，在历史的戏剧与梦幻中，在它引起的争议与冲突中，在工人运动的失败与胜利中，我们阅读它。它是我们唯一的盼望与命运。自从我们“来到这世上”，就通过那些为了我们而读《资本论》的人的作品和演说，而不断阅读《资本论》——无论其解读是好或坏，无论其作者已死去或健在，这些人是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是恩格斯、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列宁、罗莎·卢森堡、托洛斯基、斯大林、葛兰西；是工人组织的领导者，也是他们的支持者与反对者。我们多多少少读了一些《资本论》，读了一些时局为我们“选择”的“片段”。甚至，我们所有人都读过《资本论》第一卷，从“商品”到“对剥夺者的剥夺”。
然而有一天，我们必须逐字阅读《资本论》。阅读文本本身……
和其他读者一样，阿图塞也是戴着符合自己处方的眼镜来完成这项任务的。他是第一位提出在青年马克思与老马克思之间存在“认识论的断裂”（epistemological break）的人。他坚称，一八四零年代的马克思与二十年后书写《资本论》的马克思之间存在一道不可跨越的鸿沟。尽管沙特（Jean-Paul Sartre）在青年马克思时期的哲学著作中发掘一种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自我解放历史的丰富灵感，阿图塞却强烈反对青年马克思对于道德、异化与“人类能动性”（Homan agency）的兴趣。对河图塞而言，历史是一个“没有主体的过程”，根本不值得研究或分析：个人、甚至全体个人都无法逃脱或挑战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教育、宗教与家庭）的非人化力量，这些力量生产并维系了支配性的信念体系。
阿图塞将马克思从列宁及其继承者强加的狭隘经济决定论中解救出来，却也同时将它束缚于同样局促的紧身衣之中。在阅读《资本论》的过程里，他把马克思的巨著化约为一部纯科学著作，一本未曾受过黑格尔影响的作品（尽管马克思本人曾欣然承认他获益于黑格尔，特别是一开始讨论商品的章节）。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不过是结构性的实践理论，脱离了政治、历史与经验。
阿图塞的反人文主义逻辑意谓人无法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好些年后，他以这个观点为自己的杀妻脱罪。在更大的范围，这个观点也帮共产党开脱罪行（阿图塞是共产党的老党员）：他认为，苏联的大规模谋杀行为并不是犯罪行为，不过是理论上的错误罢了，或者，借用阿图塞为斯大林主义提出的那个骇人听闻的委婉说法：“它是‘理性的非理性存在’的新形式。”如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汤普森（E. P. Thompson）在其生气蓬勃的论战性著作《理论的贫困》（The Poverty of Theory）中所言：“我们可以将阿图塞主义的出现视为意识形态内部的一种总体警察行动 （police action）的表现，也可以视之为一种在理论层次上重建斯大林主义的尝试。”他同时补充道，阿图塞坚持一种全然概念性的、不受历史或经验污染的马克思主义，这暴露了阿图塞“对于历史实践只具有肤浅的认识”。因为在真实的世界中，“经验往往没敲门便擅自走了进来，声明实体（substance）的死亡与危机。”事实上，这段话比汤普森本人意识到的还要准确。阿图塞的无知程度在他死后出版的回忆录《未来永远持续》（The Future Lasts Forever, 1994）中表露无疑，书中他承认自己是个“骗子、诈欺者”，有时会为了自身的目的而杜撰引语。“事实上，我对文本的哲学知识相当有限。我……懂一点斯宾诺沙（Spinoza），根本不了解亚理斯多德、诡辩学派（Sophists）和斯多葛派（Stoics）。我对柏拉图和帕斯卡相当了解，对康德一无所知；我懂一点黑格尔，最后，读过马克思的一些段落。”
他是如何蒙混过关的？对于自己的伎俩，阿图塞的解释坦率得令人惊讶：
我有另一项本事。从一个短语的简单转折出发，我觉得自己就可以想出（好个幻想！）我没有读过的作者或著作的基本大意或方向，甚至是其特定的思想。显然我具有某种直观的能力与看出关联性的特定天赋，或是一种确立理论对立面的能力。这使我得以根据一个作者所反对的作者出发，来重构我认定的这个作家的思想。通过勾勒出对比与区别，我可以很自然地继续下去，进而关述一个支持它的理论。
多亏了这些直观力，《读资本论》中偶尔出现的洞见使得这部著作还颇为出色，尽管阿图塞只读过马克思的某些段落。他认为，《资本论》应该视为“针对一个从未提过的问题提出的重要回答，而马克思也只能通过大量运用必要的概念基础，才得以提出这样的回答……。马克思生活的年代没有为他提供（而他也无法获得）一个适当的概念来思考他自己的作品，这个概念就是结构作用于其元素的有效性。”
换言之，马克思制作了一个延迟爆炸的诡雷，等着有人提出他已经回答过的问题。这可以在一八六七年他完成《资本论》第一卷不久后写给恩格斯的信中得到证明。在信中，他预料“庸俗经济学家”将对《资本论》持反对意见：“如果我想把所有这一类怀疑都预先打消，就会损坏数个辩证的关述方法；这个方法的好处是，它可以不时设下陷阱，迫使他们过早暴露他们的愚钝。”你不禁回想起巴尔扎克〈无名的杰作〉中的挖苦嘲讽：画家那幅污渍点点、毫无定型，看来糟透了的杰作的唯一失败之处在于：他早了一百年把它创作出来。事实上，它正是二十世纪的一幅抽象艺术。如同威尔逊所言，马克思拥护无产踏级，并围攻资产阶级自我满足的堡垒，从而将这样的观点带入经济学：“对他的时代而言，这个观点的价值恰恰与它带给这个时代的陌生感成正比。”
尽管如此，在《资本论》出版后的半个世纪，庸俗经济学家丝毫没有兴趣反驳马克思。他们选择忽视他。他们将资本主义体制视为永久的必然性，而非历史的一个过渡阶段，在其内部包含了自身绝症的根源。
马克思将利息、利润与地租视为无酬劳动，而学院内的经济学家则将资本所有者获取的利息视为“对禁欲的奖励”（reward of abstinence）。对于维多利亚时代晚期与爱德华时期英国经济学界的主导人物马歇尔（AlfredMarshall）来说，那些积累资本而非消费资本的人，是在履行一种“等待的牺牲”（sacrifice of waiting），因此应为自己高尚的节制行为得到报偿。
正统经济学认为生产过剩（马克思视之为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根本不会出现。根据赛伊（Say）的市场法则，供给会创造需求：生产和销售某些商品而取得的收益，会提供购买其他商品的购买力。这种自动复原的机制确保了失业问题只会是暂时的偶然瑕疵。失业者会愿意接受更低的薪资；这使得工资下降，从而降低他们所生产的商品价格，而这又提高了对商品的需求，增加了商品销售量，因此，失业者得以重返就业。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经济波动与严重的失业问题促使人们重新思考资本主义。最终，人们承认资本主义包含了系统性的缺陷。有些经济学家甚至开始质疑它是否得以永远存续、维持不变。希克斯（John Hicks）教授在他一九三九年的著作《价值与资本》（Value and Capital）中指出，在缺乏强大到足以维持投资的新发明的条件下，他怀疑“是否可以指望资本主义这样的体制能够长期维系下去”。他补充道：“你不禁会认为，也许过去两百年来整个工业革命只不过是一个巨大长期的繁荣。”在马克思过世那年出生的凯恩斯（J. M. Keynes）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The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1936）一书中提到：
“我将食利者（rentier）的存在视为资本主义的一个过渡阶段，当它完成自己的任务后就会消失。”
凯恩斯，这个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挑战了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会自然趋向自我平衡的概念。在个别的企业与行业，“失业使工资降低，从而恢复充分就业”这样的观点也许是正确的。但假使所有的工资都被削减，那么所有的收入就会降低，需求也将停滞。这么一来，雇主也失去雇用更多劳工的诱因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罗宾逊（JoanRobinson）这么说：“在人群之中，任何人只要站在椅子上，都可以把队伍的行进看得更清楚；但假使所有人都站在椅子上，就没人可以看得更清楚。”在凯恩斯之前，多数经济学家将资本主义偶尔出现的危机视为可以忽略的反常现象。但凯恩斯则将之视为不稳定体制中一个无法规避的节奏，和马克思指出的一样。但凯恩斯将马克思斥为“来自经济学思想底层世界”的怪人，其理论“没有逻辑、过时、科学上谬误，对现代世界丝毫没有益处与可行性”。由于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家的批评与凯恩斯对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家的批评有许多相似之处，凯恩斯对马克思斥责之猛烈是让人感到惊讶的。如同罗宾逊在一九四八年的评论：
在他们两人的理论中，失业问题都扮演重要的角色。他们都认为资本主义带有自我衰败的种子。就都反对正统均衡理论这点来看，两者的体系是站在一块儿的。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与学院派经济学家出现了足够的共同之处，使得彼此的讨论成为可能。尽管如此，英国仍少有学院派的经济学家严肃地研究马克思。
毫无疑问地，有些人会因为他晦涩难解的风格而裹足不前。虽然罗宾逊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的危机理论与凯恩斯极为相似，但她也承认“我也许过分强调了两者的相似性。《资本论》的后两卷……极其晦涩，并引发了各种解读。水是深色的，或许正因如此，任何凝视它的人只能看见自己的容貌。”
然而，人们之所以忽略马克思与凯恩斯的联系（甚至是完全忽略马克思），主要原因或许主要是政治性的。凯恩斯本人是个自由主义者，而非社会主义者，他曾骄傲地宣称“在阶级斗争中，我属于有教养的资产阶级这一边”，而凯恩斯主义成了二十世纪中期西方经济学家与政治人物大力支持的新正统思维。当时正处于冷战时期，也是马克思的名字等同于敌人的时期，那时几乎没有任何非马克思主义者愿意和马克思产生瓜葛。
奥地利出生的经济学家熊彼德（Joseph Schumpeter）却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例外。大概没有人比熊彼德更拥护资本主义了。这个热情的捍卫者至今在许多美国创业家眼中仍然是个英雄，但他的名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1942）一开头就用五十四页的篇幅评价了马克思的成就。文中出人意料的宽容，一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产阶级的赞扬。他承认，马克思身为一个先知，问题在于“错误的视野与有瑕疵的分析”，特别是他对工人将日益悲惨的境遇的预言；然而，“马克思把工业变化的过程看得更清楚，比他同时代的经济学家更清楚全面地了解其关键作用”，因此成为“第一位卓越的经济学家，他看到，并系统性地讲授经济理论如何可能变成历史分析，历史叙事又如何可能变成以理性为基础的历史（histoire raisonnee）”。几页之后，他抛出一个提问：“资本主义可以存活下来吗？”接着回答：“不，我不认为可以。”在这么一本原先设计要坚定捍卫企业家精神的书中，这或许是个相当奇怪的评论。当然，熊彼德和马克思不同，他无法从中感到一丝喜悦。（“如果一个医生预测他的病人即将死去，并不表示他希望如此。”）他的想法是，资本主义的创新——新的产品、新的生产方式——是一种“创造性破坏”的力量，而这个力量对它自己而言也许变得太成功了，也因此变得深具破坏性。
到了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熊彼德与马克思两人预言式的警告似乎都证明是错的。当时，共产主义面临它死前急剧的动荡，自由主义的美国式资本主义似乎可以安稳占据统治地位——也许将永远持续下去。一九八九年，福山（Francis Fukuyama）声称：“我们现在见证的，不只是冷战的终结或战后历史某个特定时期的结束，而是历史的终结：也就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变的终点。”但历史很快就回来复仇了。一九九八年八月，俄国经济崩溃，亚洲货币崩盘，遍布全世界的市场恐慌使得《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怀疑我们是否已“在短短十年间，就从全球资本主义的胜利来到了它的危机。”这篇文章的标题是“重回《资本论》”（DasKapital Revisited）。
就连那些从体制中获益最多的人也开始质疑资本主义的存续能力。家财万贯的投机商索罗斯（George Soros）曾因亚洲及俄罗斯经济崩遗而遭指责，他在一九九八年出版的《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危机中的开放社会》（The Crisis of Global Capitalism: Open Society Endangered）一书中警告，在资本家将所有其他人践踏于脚底之前，必须控制住他们的游牧本能：
资本主义体系本身没有显示任何趋向平衡的趋势。资本家试图使利润最大化。如果任其手段行事，他们将持续积累资本，直到出现失衡的情况为止。马克思与恩格斯在一百五十年前对资本主义体系做过非常好的分析，我必须说，在某些方面，他们要胜过古典经济学的均衡理论…….。他们的悲惨预言之所以没有成真，主要是因为民主国家的政治介入发挥了抗衡的作用。不幸的是，我们又再度面临从历史教训中得出错误结论的危险了。这一次，危险不是来自共产主义，而是来自市场基本教义（market fundamentalism）。
冷战时期，当共产主义国家将马克思的作品视为绝无谬误的圣书来膜拜——在斗争的另一方，人们谩骂他，说他是魔鬼的化身。然而随着柏林围墙倒塌，他在最不可能的地方获得了新的崇拜者。“我们不应过早庆祝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失败”，右翼经济学万尼斯基（Jude Wanniski）于一九九四年写道，“我们今日所处的世界，社会流动性还比马克思的时代要强，但是更新的过程却没有得到保障。马克思正确指出的反动力量必须由接下来的每个世代来克服，这是我们今天面临的巨大任务”。万尼斯基创造了“供给面经济学”（supply-side economics）这个用语，他认为繁荣的关键是生产而非需求。他说《资本论》是其理论的主要灵感来源。身为自由贸易与金本位的支持者、官僚主义的敌人、崇尚克朗代克精神（Klondike spirit）[6]的经济学家，马克思是“古典理论与实践的巨人之一”——同时也是天才预言者。当他指出资本主义播下了自身毁灭的种子时，是“极为接近真理的”：“也就是说，倘若资本主义需要残酷无情的竞争，而资本家又竭尽所能摧毁竞争的话，那么我们的体制本身就是无法永续的——就和吞食幼兽的动物一样。”
一九九七年十月，《纽约客》（New Yorker）经济通信记者卡西迪（Jobn Cassidy）报导了一位在纽约工作的英国投资银行家的谈话。这位银行家说：“我待在华尔街的时间愈久，就愈相信马克思说的是正确的。要是有哪个经济学家可以再造马克思，使其成为完整的理论的话，诺贝尔奖就是他的了。我绝对相信马克思的方法是看待资本主义的最好方式。”这话激起了卡西迪的好奇心，于是他第一次拾起了马克思的著作。在读了这位思想家的著作后，他认为他的朋友是正确的。他发现了“关于全球化、不平等、政治腐败、垄断、技术进步、高级文化的衰落、现代生存境况使人衰弱的本质等精彩篇章——这是经济学家如今正重新面对的问题，有时，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正沿着马克思的脚步前进。”卡西迪引用卡维尔（James Carvill）一九九二年为柯林顿（Bill Clinton）助选时打出的那句著名口号（“笨蛋，问题是经济！”）说：“以马克思自己的术语来说，这就是‘历史唯物论’，如今这个概念已被广泛接受，所有不同政治观点的评论者都使用这个概念，比如卡维尔，然而却没有任何人将之归功于马克思。当保守主义者主张社会福利国家注定因压抑私人企业而失败，或苏联因跟不上西方资本主义的效率而垮台，他们都采纳了马克思的论点：经济是人类发展的动力。”
莫里哀（Moliere）笔下的资产阶级绅士惊奇地发现，自己四十多年来都在说着散文却不自知；西方许多资产阶级就和这位绅士一样，不自觉地吸收了马克思的想法。金融记者布肯（James Buchan）在一九九零年代阅读了马克思之后，激发他写下《凝固的欲望：对金钱意义的探究》（Frozen Desire: An Inquiry into the Meaning of Money, 1997）这部精彩的著作。他在书中解释道：
马克思已深入我们西方思想的底蕴之中，甚少人意识到自己受惠于他。今天，我认识的所有人都相信，自己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是物质环境的产物——就如同马克思曾写到的：“相反地，是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而生产事物的方式若发生变化，会深刻影响人类事务，影响力甚至延伸到工作场所或工厂之外。
我们之所以熟知这些概念，主要是通过马克思，而不是通过政治经济学。同样地，我认识的所有人都认为历史并不只是一件接着一件该死的事件……而是一种关于人性（自由？幸福？人类潜能？总之是某种美好的事物）逐渐成为现实的过程。马克思没有发明这种看法，但他使其蔚为潮流。
甚至连《经济学人》的记者米克斯维特（John Micklethwait）与伍尔德里吉（Adrian Wooldridge）这两位热烈鼓吹加速资本主义（turbo-capitalism）的啦啦队长，也承认他们从马克思那儿获益良多。“身为社会主义的先知，马克思也许有点过时”，他们在二零零零年出版的《完美大未来：全球化机遇与挑战》（A Future Perfect: The Challenge and Hidden Promise of Globalization）一书中写道，“然而身为‘国家的普遍相互依赖”的预言者（这是马克思对全球化的说法），他似乎仍具有惊人的重要性.…。他对全球化的描述，即使在一百五十年后的今天，仍然极为敏锐。”最让这两人担忧的是，“全球化愈成功，似乎愈激起抵抗”——也就是说，马克思的立论也许是正确的：“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与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从脚下被挖掉了。资产阶级生产的，首先是自身的掘墓人。”尽管怀着必胜的信念，米克斯维特与伍尔德里吉仍旧惴惴不安，担心全球资本主义造成的创造性破坏“也许某天会出现一个自然的失速点（stall point），一个人们再也无法忍受的时刻。”
资产阶级的衰落与无产阶级的胜利尚未实现。然而，马克思在揭示资本主义这头巨兽的本质时的精准，已遮蔽或超越了他犯的错误或未能实现的预言。当一切坚固的已烟消云散，《资本论》对于支配我们生命的那些力量及由此而生的不稳定、异化与剥削的生动描绘，将永远不会失去共鸣，也不会失去将世界置于其焦点之下的能力。如同一九九七年《纽约客》那篇文章的结尾所言：“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马克思的著作便值得阅读。”马克思根本从未埋葬于柏林围墙的碎石瓦砾中，也许现在才是他显露其真实意义的时候。他依然可以成为二十一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
[1]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台北：联经，2017），页一。
[2]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台北：联经，2017），页一。
[3]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台北：联经，2017），页二。
[4]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台北：联经，2017），页七。
[5]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台北：联经，2017），页八。
[6] 译注：一八九〇年代，加拿大育空（Yukon）地区的克朗代克河附近发现金矿。消息于一八九七年传至美国，引发克朗代克淘金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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