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游荡世界的幽灵：马克思，《资本论》的诞生（2006）
第一章 孕育
尽管《资本论》通常被归类为经济学著作，但马克思是在打下多年哲学与文学的底子后，才转而研究政治经济学，这些学术基础构筑了该书的根基，而他自身的疏离（alienation，按：也常译为“异化”）经验也强化了他对这样的经济体系的分析力道：这样的经济体系使人们彼此疏离，也使人与自己身处的世界疏离——在这个世界中，没有生命的资本与商品形成骇人的力量，奴役著人类。
马克思从一八一八年5月5日诞生的那刻起，就是个局外人。身为一个犹太男孩，却生在基督徒占多数的城市——特利尔（Trier）。特利尔位于普鲁士的一个行省，其官方信仰属福音派（Evangelical Protestantism）。拿破伦战争时，莱茵省（Rhineland）被法国占领，在他出生前三年，这个省分又重新被普鲁士帝国兼并。特利尔的犹太人也因此屈从于一条职业禁令：他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Heinrich Marx）必须改宗路德教，才得以从事律师工作。怪不得年轻时期的马克思即开始思索异化问题。“我们并不总是能选择我们自认适合的职业”，十七岁时，他在学校的作文里写道，“我们在社会上的关系，在我们有能力对它们起决定性的影响以前，就已经某种程度上被确立了。”
马克思的父亲鼓励他广泛阅读。法国占领的这些年，亨利希培养出政治、宗教、生活与艺术的法式品味：他的一个孙子曾形容他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十八世纪‘法国人’——一个真正了解伏尔泰与卢梭的法国人”。马克思还有一位智识上的导师，是他父亲的朋友威斯特华伦男爵（Baron Ludwig von Westphalen），他是温文儒雅的自由派政府官员，向马克思介绍诗歌与音乐（以及他的女儿燕妮〔Jenny von Westphalen〕，后来成克思的妻子）。一同散步时，男爵会朗诵荷马与莎士比亚的文学段落，马克思牢记了这些伴他度过年轻岁月的作品，日后也用它们来增添文趣。成年后，马克思重新上演他与威斯特华伦一同度过的快乐时光，周日带着家人上汉普斯特公园[1]野餐时，他朗诵莎士比亚、但丁与歌德的作品。正如普罗尔（S. S. Prawer）教授描述的，马克思全家人都得活在他“经常即兴援引英国文学典故”之中。他每个场合都会引经据典：不论摆平政敌、增添文趣、夸大笑话、鉴别情绪，或者为枯燥的抽象概念注入生命，就像资本借夏洛克[2]之口为剥削工厂的童工辩解那样（见《资本论》第一卷）
工人与工厂视察员从卫生和道德的角度提出抗议。但资本回答说：
我的行为没有越轨，我要求我的权利！
那就是我的契约上规定的罚金和抵押品！
[3]
大学时，马克思“习惯摘录所有读过的书”，这个习惯终生不辍。这段期间的阅读书目显示他在知识探索上有早熟的眼界。他撰写一份法哲学的报告时，仔细研究温克尔曼（Winckelmann）的《艺术史》（History of Art）；自学英语和意大利语；翻译塔西陀（Tacitus）的《日耳曼尼亚》（Germania）和亚里斯多德的《修辞学》；阅读培根（Francis Bacon）的著作，同时“花了许多时间研究莱马鲁斯（Rcimarus），我欣然专注于他谈论动物的艺术本能的著作。”《资本论》里无比广博的参考文献，正是这种兼容并蓄、兴趣广泛又不时离题的研究风格所致。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比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他对德谟克利特的描述非常像是自我的写照：“西塞罗称他为博学之士（virerudius）。他通晓物理、伦理学、数学，各种综合性学科与每一门艺术。”
有一段时间，马克思似乎不确定该如何善用他的博学。取得博士学位之后，他曾经想过当哲学教师，后来却认定自己无法忍受成天与教授为伍。“谁想一直跟智识上的卑鄙之徒交谈？那些人做研究只是为了在世界每个角落钻牛角尖！”此外，自从离开了大学，马克思的思想已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由抽象转向实际。“由于真正的哲学是其时代的思想精髓”，他在一八四二年写道，“到那时候，哲学不仅在内部透过其内容，还在外部透过其形式，与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与互动。”那年春天，他开始为科隆（Cologne）的一份新自由派报刊——《莱茵报》（Rheinische Zeitung）撰稿，六个月后晋升为主编。
马克思在从事新闻工作时不计后果地好战，以至于他大部分的成年生活都得在流亡与政治孤立中度过。他为《莱茵报》写的第一篇文章，既猛烈抨击普鲁士帝国的偏狭专制，也攻击自由派反对者的软弱。他不仅乐于同时在政府与反对党间树立敌人，也把矛头指向自己的同志，他谴责青年黑格尔学派“粗暴吵闹又无赖”。马克思接任主编职务才两个月，省长旋即要求柏林的审查部长以“轻率而无礼的批评”为由控告他；贵如俄罗斯沙皇尼古拉（Nicholas），也为了他一篇反俄的批评文章大感不快，要求普鲁士国王整肃《莱茵报》。该报在一八四三年三月被迫关闭，这也证明二十四岁的马克思，已挥舞着一支恫吓并激怒欧洲各国君主的文笔。马克思体认到待在普鲁士没有前途，于是接受搬到巴黎的邀请，担任一份为流亡海外的德国人所创办的新期刊——《德法年鉴》（Deutsche-Franzbsische Jahrbicher）的共同主编。他只开出一个条件：“我已订婚而即将步入礼堂，我不能、不可以也不会在没有未婚妻相伴的情况下离开日耳曼邦联。”
一八四三年六月，马克思和燕妮缔结连理。那年剩余的夏日，在等待巴黎的召唤之时，他与新婚妻子在时尚的温泉胜地克罗茨纳赫（Kreuznach）度过漫长的蜜月。不在河边散步时，他就把自己关在工作室里，以炽盛的力度读书、写作。马克思总是喜欢把自己的想法写在纸上，而他在克罗茨纳赫时期的笔记本保留了他当时的思想历程：
在路易十八时代，宪法是国王的恩赐（钦赐宪章），在路易腓力（Louis Philippe）时代，国王是宪法的恩赐（钦赐王权）。一般说来，我们可以发现，主语变为谓语，谓语变为主语，被决定者代替决定者，这些变化总是促成新的一次革命.……。国王创立法律（旧君主制），法律创立国王（新君主制）。
这个简单的语法换位也显示了德国哲学的缺陷。黑格尔已假定“国家观念”是主体，社会是其客体，而历史的呈现却恰恰相反。事实上，只要把黑格尔上下颠倒一下，问题即可解决：宗教并没有创造人类，而是人类创造了宗教；宪法并没有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了宪法。尽管马克思是从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那儿取得这一观念，当时，费尔巴哈在新出版的著作中指出：“思维来自存在，存在并不来自思维”，但马克思拓展了这个观念，把它从抽象哲学延伸至物质世界。正如他在一八四五年发表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写到：“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资本论》的基本命题就在这儿了，虽然尚处于孕育阶段。无论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就表面上看起来多么辉煌，仍然是灾难一场，因为它把人变成商品，变成可以用来交换其他商品的商品。除非人能够声称自己是历史的主体而非客体，否则永远无法逃离这样的专制暴政。
一八四三年秋天，《德法年鉴》的三位负责人：马克思、记者卢格（Arnold Ruge）与诗人赫尔维格（Georg Herwegh）抵达巴黎，在法国社会主义者傅利叶（Charles Fourrier）思想的鼓舞下，于瓦诺街（RueVaneau）创立了一个“共产村社”或公社。不过这一段公社生活的试验很短暂，犹如这本短命的期刊：在编辑们拆伙前，杂志仅仅发行了一期。随后，马克思为《前进报》（rorwarts）撰稿，这是一份由流亡德国人出版的共产主义双周刊，就在这份刊物上，马克思首度表述，他深信阶级意识是革命的推进剂：“德国无产阶级是欧洲无产阶级的理论家，正如英国无产阶级是其经济学家，法国无产阶级是其政治家。”他如此写道。这预示了恩格斯后来的评断：马克思主义本身是这三种血统的混合。他当时已熟稔德国哲学与法国政治，现在他准备自学英国经济学，以自己的方式系统性地阅读斯密（Adam Smith）、李嘉图（David Ricardo）与弥尔（James Mill）的著作，随手不间断地记下许多评论。这些通常被称为“巴黎手稿”的笔记，就是后来《资本论》的早期草稿。
巴黎手稿的笔记本I一开始便直截了当地主张：“工资是由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斗争所决定，而胜利必定属于资本家。资本家没有工人，能比工人没有资本家活得更久。”如果资本只是工人劳动的累积成果，那么只有当“愈来愈多的劳动产品从他手中被取走，当他自己的劳动愈来愈形成他人的财产、并与他自己相对立，同时他的生存工具、活动工具愈来愈多地积聚于资本家的手中”时，一个国家的资本和收入才会增长。即便在最有利的经济条件下，工人的命运也不可避免地“过度劳动与早死，沦为机器，成为资本的奴隶。”他的劳动变成外部的存在，“独立于他、并且与他相异的存在，形成与他对立的自主力量；这意味著，他赋予对象的生命是作为敌对和相异的东西与他对立。”这个意象来自马克思最爱的作品之一——《科学怪人》（Frankenstein）：一则描述怪物反对其创造者的故事。尽管有些学者指出，青年时期与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思想有“根本的断裂”，然而，纵观这两时期的分析与其恐佈的措辞，都明显属于同一人的作品。他在二十多年后的《资本论》中指出，那些资本主义用以提高其生产力的手段“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从而使劳动失去内容，并且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把工人的生活时间变成劳动时间，并且把工人的妻子儿女都抛到资本的札格纳特车轮下。”[6]
一八四四年八月，正当燕妮去特利尔探望母亲的时候，正值二十三岁的恩格斯来到了马克思在巴黎的公寓。他们之前曾经在《莱茵报》的办公室有过短暂的会面，之后不久，马克思对恩格斯提交《德法年鉴》的一篇文章《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Umrisse zh einer Kritik der Nationalikonomie）产生极深的印象。其中的原因很明显：虽然他现在已相信社会与经济的力量是驱动历史的主因，然而他对于资本主义还没有实际的知识。在这方面，恩格斯正好可以指导他，他是一个在曼彻斯特（Manchester）拥有工厂的德国棉花制造商的儿子与继承人。曼彻斯特位于工业革命的心脏地带、同时也是“反谷物法联盟”（Anti- Corn Law League）的创始之处。在这个城市里，充满各式各样的宪章运动活动者（Chartists）、欧文主义者（Owenists）和社会主义的活跃分子。恩格斯在一八四二年秋天搬到兰开夏（Lancashire），表面上，是要熟悉家族事业，但实际的目的却是观察维多利亚时代的资本主义对人类的影响。白天，他是一个棉花交易所的勤奋经理；几个小时后，他便改变位置，开始紧案发掘这个城市的无产阶级街区以及贫民窟，为他早期一部经典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1845）搜集材料。
虽然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巴黎一起度过了十天，但是所有有关那一次盛大会面的交谈内容，仅仅记载于四十年后恩格斯的一句话：“一八四四年夏天，我在巴黎拜访马克思时，我们在所有理论领域的意见都完全一致，从此就开始了我们共同的工作。”他们是如此完美地互补：马克思有知识上的财富，而恩格斯有关于财富的知识。马克思写得很慢，也很痛苦，往往伴随着数不清的修改涂抹痕迹；恩格斯的手稿却条理清楚、优雅明净。
马克思的一生大多处于混乱与贫困；恩格斯却一辈子拥有全职工作，还持续产出丰富的著作、书信和报章文字，甚至还有闲暇享受资产阶级上流生活的乐趣，在马厩饲养马匹，在地窖藏有红酒。然而，尽管他表面上占有优势，从一开始他就知道自己不会是主导的一方。在毫无抱怨或嫉妒之下，他接受了自己的使命：在经济与思想上支持马克思的写作。“我完全不了解”，他写道，“谁能妒忌天才呢？天才如此特别，我们这些没有天分的人最初即明瞭，这是我们达不到的。只有心思狭窄的人才会妒忌天才。”
他们之间没有秘密，也没有禁忌：他们的通信尖刻地混杂了历史与八卦、晦涩的经济学和小男生的玩笑。对马克思来说，恩格斯代理着一种类似母亲的角色——寄给他零用钱，担忧他的健康，并且不断警告他不要忘记做功课。最早留存下来的信件是从一八四四年十月开始的，恩格斯催促马克思赶紧把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笔记整理成书：“快把你收集的资料公之于世，你早该这么做了！”三个月后，他更耐不住性子：“你还是先试着完成政治经济学书籍好了，就算你有不满意的地方，不要紧！人民已经成熟了，我们要打铁趁热……所以请尝试在四月前写完。要像我这样，给自已设定一个时限，告诉自己在这个时限内一定要完成。”然而这却是一直无法实现的希望：直到二十年后，《资本论》第一卷才付印。
事实上，恩格斯也并不是全然无可指责。就在他与马克思的巴黎会面不久后，他便提议马克思一起合写一本不超过四十页的小册子，来批评那些更激越的青年黑格尔派。几天后，当恩格斯完成他自己的那二十页后，他“一点都不惊讶”马克思在几个月后，已把它膨胀至三百页。马克思是那种无法抗拒干扰的作家，比起无声地为那本巨著付出晦暗苦功——当时暂定的题目是《政治学与国民经济学批判》（Kritik der Politik und Nationalikonomie）——他更喜欢在小册子和单篇文章中获得立即的满足。尽管他已答应要在一八四五年夏季结束前，将这本经济学著作的手稿交给德国出版商列斯凯（Karl Leske），但他写完目录就把它丢在一边了。“我认为在发表正面的立论之前，先发表一部反对至今所有德国哲学与德国社会主义的论战性文章，是很重要的”，他向列斯凯解释：“这是为了使读者对我的经济学观点有所准备，我的观点在根本上是与德国迄今为止的学术思想对立的……如有必要，我可以提供从德国、法国寄来的许多信件，向您证明读者们正迫切期待这部著作的出版。”类似的故事不仅于此：一直到一九三二年，上文说的这本论战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Die Deutsche Ideologie）才找到出版商。马克思写道：“既然我们已经达成了我们的目的——澄清自己的问题，我们就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
然而他依旧无法、或不愿意全神贯注在他这本经济学著作，接下来的几年又出现更多论争上的干扰：《哲学的贫困》（Misere de laphilosophie）是一部百余页的著作，主要是为了批评普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流亡中的大人物》（Die gro Ben Manner des Exils）是一部冗长的尖刻之作，主要是为了嘲飘流亡的社会主义者当中一些“更值得注意的蠢货”以及“民主党饭桶”；《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The Secrer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是一部反俄的长篇大论；而在《帕麦斯顿勋爵》（The Story of the Life of Lord Palmerston）中，他试图证明一名英国外交大臣是俄国沙皇的特务；另外，《福格特先生》（Herr Vogt）则猛烈抨击一位波恩大学自然科学教授，后者因为将马克思称为骗子、讥讽他白吃白喝而激怒了马克思。“以牙还牙，报复让世界运转。”他喜孜孜地哼唱著，尽管他已花了一年中大好时间与福格特斗争。
国内局势的持续动荡也进一步阻碍他的工作进度。一八四五年一月，普鲁士驻巴黎公使为了一篇文章向国王路易腓力提出抗议，马克思在文中奚落威廉四世（Friedrich wilhelm IV），于是法国内政部长立即关闭了这份杂志，并下令把作者驱逐出境。欧洲大陆仅剩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一世（Leopold I）还愿意接纳马克思，条件是他得提出不会再发表“任何有关政治局势”文章的书面声明。马克思认为这并不妨碍他参与政治，于是他请求恩格斯到布鲁塞尔与他会合，在那儿，他们成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Communist Correspondence Committee）以保持与西欧社会主义团体的“持续来往”，到了一八四七年，这个委员会转变为伦敦新成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Communist League）的一个分支，这个同盟邀请马克思起草一份宣言。后来马克思交给他们的就是《共产党宣言》，可以说是历史上读者最多也最有影响力的小册子。
一八四八年最初几个星期，当马克思正在写《共产党宣言》时，他认为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Bourgeois capitalism）已完成其使命，即将被自身的矛盾埋葬。现代工业把孤立的工人赶到工厂，已经创造了条件，让无产阶级能够团结为一股无可抗拒的力量。“因此，资产阶级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由于他认为他是在排练一幕丧礼，所以他对失败的敌人表现得雍容大度。有评论者曾经将这个宣言描述为“对于资产阶级的一场抒情诗庆典”，第一次读它的人可能会被马克思给予对手如此慷慨华丽的溢美之辞感到惊讶：
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别的任何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已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交换价值……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
他将在《资本论》中更深刻与复杂地回应这个主题，不过现在没有时间详述。在《共产党宣言》开头第一句话（“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及其同样著名的结尾（“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证明了这是一篇鼓动文章。虽然是一篇在起义发生前匆匆写就的文稿，但其中却蕴含著无比才智。
一个令人欣喜的巧合的是，一八四八年二月，就在这本小册出版的当周，革命真的爆发了。革命以燎原之势横扫欧洲大陆。随着路易腓力的退位以及法兰西共和国宣告成立，惊慌失措的比利时政府命令马克思在二十四小时之内离境，永远不许再回来。幸运的是，他刚刚接到巴黎临时政府的邀请：“正直忠实的马克思先生……暴政使你流放，如今自由的法国打开大门，迎接你以及那些所有献身于神圣事业、为博爱奋斗的人们。”然而他在巴黎仅仅待了一个月就旋即转往科隆，希望能够扩大在德国的革命。他选择的武器仍然是文字：他创办了一份新的日报——《新莱茵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这份报刊在短暂的生命中，不断遭到官方的骚扰。七月时，他因“侮辱、毁谤检察总长”而遭法官传讯；九月颁布戒严令之后，科隆的军事首长下令报社停刊一个月；次年二月，在任何革命的可能性消失殆尽之后，他被以“煽惑叛乱”的罪名起诉，但是他在法庭上的精彩演说却说服了法官，使他获判无罪。然而，最后在一八四九年五月，普鲁士当局还是起诉了报社的半数成员，并建议将另一半成员驱逐出境，包括已丧失公民权的马克思。
他在一八四九年六月回到巴黎，回去后却发现，全城正处于霍乱流行病以及保皇党人士的掌握之中。政府下令将他驱逐到位于布列塔尼（Brittany ）的莫比昂（Morbihan），这个地区正有疾肆虐，于是他前往欧洲唯一仍然愿意收留流亡革命分子的国家避难。一八四九年八月二十七日，马克思乘船赴英国，从此一直留在那里，直到一八八三年过世为止。“你必须快点来伦敦一趟”，他写信给当时正在瑞士游览的恩格斯：“我们在伦敦有事要忙了。”
在马克思抵达伦敦几个月后，他在摄政街（Regent Street）上某块窗看到一具电力火车引擎的模型，当时，他突然变得“激动兴奋”。据目击者指出，“那并不是单纯的新奇之感，其中隐含了经济学上的意义。”他告诉身旁和他一同观看的人说：“问题解决了，但其结果难下定论。经济革命发生后，政治革命也将随之而来，因为后者只是前者的表现罢了。”走过摄政街的人，可能不大会停下来思考这个特洛伊“铁”马将带来的政治与经济后果，但对马克思来说，这才是最重要的事。一八五零年六月，当他拿到大英博物馆的阅览证后，花了接下来近一年的时间苦读经济学著作与过期的《经济学人》。到了一八五一年四月，他宣告说：“我已经研究得差不多了，再过五个星期我就可以把所有经济学类的书籍全读完，接下来，我得在家里研究政治经济学，然后到博物馆做其他学科的研究。”大多数时刻，他在博物馆从早上九点坐到晚上七点，但他为自己设下的任务似乎永无止境，“我正在研究的材料真是千头万绪，无论我如何竭尽心力，仍然无法在六到八个月之内结束”，他于六月时写道：“而且在现今这种茫茫然的贫困处境之下，我还有种种持续不断的现实干扰………”
从马克思与燕妮抵达伦敦的那一刻起，他们就不断被一次又一次的家庭危机困扰。他们当时已有三个孩子，第四个孩子甫于一八四九年十月出生。一八五零年四月，由于拖欠房租，他们被赶出切尔西（Chelsea）的公寓，暂时寄居于一个犹太制鞋带商位于苏活区第恩街（Dean Street）的家里。在那儿，他们度过了一个悲惨的夏季，直到搬到另一个较稳定的住处以前，大部分时间生活在赤贫边缘。后来燕妮再度怀孕，还时常生病，于是恩格斯不得不舍弃他在伦敦从事新闻业的理想，前来救援。他回到厄曼与恩格斯公司（Ermen & Engels）位于曼彻斯特的办公室，在那儿一待就待了二十年，虽然相当程度上是为了帮助这位杰出而困顿的朋友，但实际上他也扮演着敌方侦察兵的角色，提供马克思有关棉花交易的内幕资讯以及国际市场状况的专业评论，此外，也定期金援马克思，这些钱若不是从零用现金箱拿的，就是使了些手段从公司帐户里提取的。
即使获得这些援助，马克思一家的生活依然困苦不堪，甚至濒临绝望边缘。在他们居住的两房公寓里，所有家具和摆设破旧不堪，满是灰尘，包括父母、小孩、管家，全都睡在后面一间小卧室里，另外一间则当作书房、游戏室与厨房。有个普鲁士特务曾用欺诈的手段进入这间小公寓，他给柏林上司的汇报是这么写的：“马克思过的真是一个波西米亚知识分子的生活……尽管他经常一连几天无所事事，但如果他有许多工作要做，他会日以继夜、丝毫不知疲倦地工作。他没有固定的就寝与睡眠时间，往往彻夜工作，然后中午和衣躺卧沙发，一直睡到傍晚，一点都不受世界的干扰。”经常发生的家庭悲剧仍不时打断这种一团混乱的生活。马克思夫妇最小的儿子圭多（Guido）在一八五零年十一月突然死于抽搐昏厥；一八五二年复活节，一岁大的女儿弗兰契斯卡（Franziska）因严重的支气管炎而死去；另一个马克思最疼爱的儿子埃德加尔（Edgar）也在一八五五年三月患肺结核而死。由于过度悲痛，马克思近乎神志不清，在棺木下葬时他向前走了一步，葬礼中大多数人相信他当时也想一同投入墓穴，还好有人及时伸手拉住他。
弗兰契斯卡过世后，恩格斯写信慰问马克思：“但愿你和家人可以搬到比较卫生的街区、比较宽敞的住处。”不论弗兰契斯卡是否因贫困而死，贫困的确占据了她父母的全部生活。愤怒的债主，包括肉贩、面包师傅、法警等，经常上门讨债。马克思于一八五二年二月写道：“就在一星期前，我的生活可真是痛快极了，我无法出门，因为就连我的衣服都拿去典当了，另外由于不能赊帐，我也没肉可吃了。”同年稍晚，他向恩格斯透露：“这八到十天来，我只能提供家人面包与马铃薯，今天是否还能获得这些，还是个问题……我要怎样才能脱离这糟透的狼狈处境呢？”那时他身为《纽约每日论坛报》（New York Daily Tribute）的欧洲通讯员，每星期提供两篇文章，一篇两英镑，恩格斯另外也提供他生活补贴，但仍然不够用，这也是他未能全心全力专注于这本经济学著作的另一个原因。
“虽然这一切情势如此，但工作要赶紧结束”。他在一八五一年六月写道：“总有一天必须强制结束。”这看来有点滑稽，显示马克思缺乏自知之明：他可以轻松摆脱朋友与政治的联系，但他终究无法放弃他的著作——特别是这一部涵盖了统计、历史和哲学的巨著，它最终将揭露资本主义的可耻秘辛。愈是深入研究撰写，似乎离完成之日愈远，恩格斯在一八五一年十一月建议他：“重要的是，你必须以一部伟大著作重新回到公众面前……你绝对必须打破长期缺席于德国书市的状况。”接着计划又因更多“持续干扰”而搁置。一八五一年十二月法国发生政变后，他随即应美国一份新周刊《革命》（Die Revolution）的要求，写出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接下来的几年，他又耗费许多时间在流亡同志间的同党操戈，马克思强调，这些可不是宣泄气愤的活动，而是重要的政治介入。因为倘若不揭穿假社会主义救世主的真面目，对群众而言，他们会比真正的君主还具有吸引力。他宣称：“我坚持与伪自由派奋战到底。”
最终把他拉回经济学研究的，是发生于一八五七年秋那场令人期待已久的国际金融灾难。最初，纽约一家银行垮台，接着危机犹如迅速蔓延开来的启示录一般，向奥地利、德国、法国与英国遍布开来，当时大病初愈的恩格斯匆匆回到曼彻斯特等著看好戏——陡降的价格、每日皆有银行破产、极其强烈的恐慌，“棉花交易所里头的景象实在相当有趣”，他向马克思说道，“许多同事对我突然异乎寻常的高昂兴致感到非常恼火。”当时，马克思也受到这股戏剧般的精神时刻感染，从一八五七年到一八五八年的整个冬季，他每天在书房里工作到凌晨四时，校对整理他的经济学论文，这是“为了在洪水来临前至少把一些基本问题搞清楚”。尽管洪水终究没有到来，但马克思仍继续修筑他的方舟，相信总有一天会派上用场，当发现自己的基础数学能力不足以应付繁琐的经济学公式时，他立即快速复习代数，他解释道：“为了公众利益，绝对必须彻底了解这个问题。”他在夜里匆匆写就的稿子增加到了八百多页，这些档案在一九三九年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公布之前，一直不为人知；到一九五三年德国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ckonomie ）出版后，这些手稿的内容才获得广泛传播。虽然这部著作篇幅极长，却不完整，马克思本人将其描述为一部不折不扣的草稿。不过，作为一八四四年巴黎手稿与一八六七年《资本论》之间佚失的环节，这本书展示了马克思思想的连续性，当中论述有关异化、辩证法与货币意义的大幅章节，呼应了一八四四年手稿中的某些段落；两者最显著的差异，是他在一八四四年时将哲学与经济学看作各自独立的不同学科，但现在他将两者结合起来了。（正如同德国作家拉萨尔〔Ferdinand Lasselle〕所评论的，他是“一个变成经济学家的黑格尔，变成社会主义者的李嘉图。”）在别的地方，那些针对劳动力与剩余价值的分析，读起来就像是《资本论》论述篇章中的草稿。
马克思经常声称自己这时期的作品为“经济学鬼扯淡”，在这个带有蔑视的短语中，无疑存在一种愧疚感。早在一八四五年时，他就预告有关政治经济学的专著已告一段落、即将完成，但是在接下来的十三年中，他却不断重复、修饰延迟出版的托辞，以至于他的友人们几乎等到心焦难耐的地步。他们估算这本书耗费的时间，认为这一定会是一本爆炸性的巨著，可以立刻摧毁资本主义这个破瓦颓垣的大厦。他在给人在曼彻斯特的恩格斯的日常报告中，也维持著一种工作正迅速进展的假象。一八五八年一月，他欢欣鼓舞地宣布“我已经推翻了迄今存在的所有利润学说。”然而，事实上，那些他在大英博物馆以及案头上度过漫长时光的成果，就只是一大叠摇摇欲坠、无法发表的笔记，里头尽是随手记下的短句。
一八五八年初，拉萨尔向马克思提出一份与柏林出版商敦克尔（Duncker）的合约（敦克尔的妻子刚好是拉萨尔的情妇）。马克思知会出版商说，他将把“对资产阶级经济体系的批判”分为六大册，分期交付：一、资本（包含一些绪论章节）；二、土地所有制；三、雇佣劳动；四、国家；五、对外贸易；六、世界市场。第一册预计于五月付梓，接着第二册在几个月后排印，接着是其他。然而，就像他经常面对急迫期限所表现出来的那样，他身体亮起了红灯，“这星期以来我为肝病所苦，我无法思考、阅读、写作或做任何事。”他在一八五八年四月向恩格斯吐露。肝病的困扰使他每次只要或坐或写几个小时，“之后就得躺在床上好几天”。
这是令人熟悉的悲叹。恩格斯多年后重读这些旧信时说：“唉，我们早已习惯这些无法完成工作的借口了。”如同马克思自己承认的：“我的疾病总来自头脑。”不过确实有其他干扰存在：他的女儿艾琳娜（Eleanor）患了百日咳，他的妻子“精神崩溃”，当铺老板和赊销员不断上门讨债，马克思也如此酸刻自嘲：“我猜大概没有人可以在这么缺钱的情况下，还写得出关于货币的文章吧。”尽管那年夏天他什么也没写，但他于一八五八年九月时承诺，手稿将于“两个星期”内完成并交寄，可是一个月后，他又承认“稿子还须几个星期才能寄出”。似乎所有事情都对他不利，甚至连全球经济危机都快要结束了，这让他脾气大坏，也给他带来了一次“最严重的牙痛”。
十一月中，在过了最初截稿时间的六个月后，拉萨尔代柏林出版社温和地询问这本书是否快要完成。马克思的回复是，这本书之所以耽搁，“只是试图向拉萨尔证明他付的钱能得到最大的价值”。他的解释如下：
在我写的所有东西中，我从文体上察觉了肝病的影响，而我有双重的理由不允许这部著作因我身体的问题而受到损害：
它是我十五年的研究成果，是我一生中的黄金时期。
这部著作首次科学地阐明了社会关系的重大意义，因此，我认为应该对党负责，不让这东西受肝病期间出现的那种沉重呆板的笔调所损害……
再过四个星期这本书应该即可完成，事实上我才刚开始着手撰写。
拉萨尔必定感到很意外。他在二月左右还确信文稿已近“最后阶段”。同样地，恩格斯亦大感震惊。一八五九年一月，马克思将手稿寄到柏林之后，他告诉恩格斯说：“手稿大约可排印十二张（一百九十二页）（三册），而且，请先别被吓到，虽然它的标题是‘资本一般’（Capital in General），但事实上这几册还完全没有谈到任何关于资本的主题。”在这些繁冗的夸夸其谈后，最后拿出来的却只是薄薄的一卷，其中半数内容还是其他一些经济学家的理论摘要而已。唯一有趣的部分，是一段自传性的前言，当中描述了他透过阅读黑格尔以及在《莱茵报》的新闻工作中归纳出的结论：对于公民社会的剖析，必须透过政治经济学来进行。
出版日即将到来时，马克思表现出大吹大擂的十足勇气，他预估这个现在题为《政治经济学批判》（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的大作将会在文明世界获得广泛的翻译与崇敬。但他的朋友却吓坏了：德国社会主义者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说，他从未读过让他如此失望的书。这本书几乎没得到什么书评，“由于德国人沉默的阴谋，我长期以来暗自对卡尔的书所抱的希望已完全落空了”，燕妮抱怨，“第二分册也许会使这些瞌睡虫从昏睡中苏醒过来吧。”
在第一册出版后的几个月，就该出版第二册了，马克思这时稍微调整了一下截稿日期，把一八五九年十二月定为“最后期限”，在这期限以前，他要完成有关资本的论述，这部分的内容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令人难以理解地被忽略掉了。然而，接下来几年，他又把他的经济学笔记原封不动地摆在桌上了，因为他与波恩大学的福格特（Karl Vogt）展开论战，为此他撰写了许多报刊评论，经历了一场毁谤的诉讼案，也写了一整本书。与福格特的论战告一段落后，新的普鲁士国王因庆祝加冕典礼，决定特赦政治流亡者。这大大增加了马克思回国办报的希望，他想办一份以《新莱茵报》为范本的刊物。这促成了一次漫长却毫无结果的筹款之旅。他在一八六一年春天返回德国，旅费由拉萨尔赞助；一八六二年，为了回报，马克思也款待赴伦敦参加第二次世界博览会的拉萨尔。“这家伙可耗费我不少时间”，接近难熬的第三个星期，马克思开始抱怨了：“更糟的是，这个傻瓜以为我现在‘闲来无事’，仅在做些‘理论工作’，所以就可以跟他一起消磨时间！”
拉萨尔对“理论”的轻视，成为马克思矢志完成这项工作的激励。他之前与福格特的争论使这项工作严重中断。现在没有记者工作使他分心，于是马克思再次回到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为破坏资本主义的最后一击补足弹药。他在一八六二至一八六三年间记下的笔记超过一千五百页。“我正在扩充这一卷”，他解释：“因为那些德国恶棍是以篇幅来估计一本书的价值。”那些曾经挫败他的理论问题，如今已如杜松子酒一般清澈、振奋人心。就拿关于农业地租的问题来说吧（或称之为“可鄙的收租产业”，这是他的说法）：“很久以来，我便怀疑李嘉图的立论是否完全正确，现在我终于揭穿了骗局。”李嘉图混淆了价值和成本价格。农产品的价格高于实际的价值（以投入的劳动时间作为衡量标准），地主以更高级的地租形式侵占了两者间的差额；但是，在社会主义体制之下，这个差额将以工人的福利分配给他们。即使市场价格不变，产品的价值（它们的“社会特征”）将彻头彻尾地改变。
马克思对自己的进展感到开心，从而过分乐观。一八六二年底，一个来自汉诺威（Hanover）的崇拜者——库格曼博士（Dr. Ludwig Kugelmann）写了封信，询问《政治经济学批判》何时可望出版。“第二部分终于完成了”，马克思回应道：“只剩最后付梓前的校正和润饰工作。”同时，他也第一次透露，他放弃使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卷）这一累赘的书名了，相反地，他认为，厚重的书应该使用精练的名字，因此“它将以《资本论》为名出现。”
事实上，在他的原木料进入“最终修饰”以前，还有许多木工要做，但很快新的干扰又使他分心离开工作坊。自一八五零年共产主义者同盟（Communist League）垮台以后，马克思即婉拒所有邀他加入政治团体的请求，“我坚信对工人阶级来说，我的理论研究比参与这些组织有更大的作用。”不过，到了一八六四年九月，他接到国际工人协会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的邀请，希望他参加由英法工团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组成的联盟的成立大会。他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出席了这场活动。尽管他只是以沉默的观察者参与这次会议，但那晚，他获大会选入总委员会，到了一八六五年，他俨然成了实际领袖。
这可是一件旷日费时的任务。他在一八六五年三月写给恩格斯的信中，概述了他一周的日常工作：星期二晚上给了总委员会，一直吵吵闹闹到三更半夜；第二天在科芬园（Covent Garden）有个公共集会，纪念波兰起义一周年；星期六和星期一贡献给了委员会会议，讨论“法国人问题”，这两天都开会到凌晨一时；接着就来到星期二了，在总委员会里头，英国与法国的成员又掀起冗长的争论。除了这些要务外，为了筹备下周接踵而来的选举权会议，我这儿“还经常有人往来不断”，“真是浪费时间啊！”他抱怨道。恩格斯也这么认为：为什么当他这位朋友本来应该在书桌前写《资本论》时，他却愿意把时间耗费在签署会员证以及与那些急躁的委员争论呢？“我一直认为，在国际协会中，天真的博爱不会维持多久”，在法国闹出了两次内讧后，他这么警告：“它还将经历更多类似的阶段，会耗费你许多时间。”
整个一八六五年的夏季，马克思每天不断呕吐（由于气候炎热与随之而来的身体不适所致），还患了红斑症。突然来访的客人也增加了新的干扰：燕妮的弟弟从从德国来，马克思的妹夫从南非来，另一个外甥从马斯垂克（Maastricht）来访。还有那些熟悉的债主沿门列队“不断敲著门，使每天变得愈来愈无法忍受”。不过就在这些纷纷扰扰旋风中心的静谧时刻，他那不知名的巨著即将于年底完成了。《资本论》已有一千两百页的手稿，带著许多墨水污渍以及无从辨识的潦草笔记。在一八六六年的新年时节，他坐下来誊写复本，“经历这么长时间的产痛后，舐净这孩子”。
仅仅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他便完成这份工作，甚至连肝病与红斑症都无法挫败马克思：当臀部的疖疮发疹让他痛得如坐针毡时，他就站在桌上誊写最后几页。（服用那些作为麻醉剂之用的砒霜“使我变得运钝，我需要清醒的头脑。”）恩格斯极富经验的眼力也迅速察觉在某些段落中带有红斑症的痕迹，马克思也同意，这些地方有些灰色的乏味色调。但“无论如何，我希望资产阶级毕生都会记得我的红斑”，他咒骂道，“他们这些卑鄙的东西。”
当马克思完成最后一页，他的疖疮便消失了。恩格斯告诉他：“那本拖了你如此久时间的该死的书，是你不幸的主要根源，如果不把这担子抛掉，你就永远不会也不能脱离困境。”感觉身体无比硬朗后，马克思在一八六七年启程前往汉堡，交送书稿并监督印刷，就连出版商期望他在年底提出剩下两卷的要求也无法抑制他高昂的情绪。“我希望而且确信著，再过一年，我的情况即可大为好转”，他如此预料。那些看到该书部分内容的人所表现出的反应鼓舞了他，为他带来希望：他的名声将传遍整个欧洲。就用埃卡留斯（Johann Georg Eccarius）这个来自共产主义者同盟与国际工人协会的老战友的话来说吧：“这时，先知本人已拥有所有智慧的精华。”
[1] 译注：Hampstead Heath，伦敦北郊自然公园。
[2] 译注：Shylock，莎士比亚的作品《威尼斯商人》中冷酷无情的放高利贷者。
[3]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台北：联经，二零一七），页二七三。
[4]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台北：联经，二零一七），页一二三。
[5]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台北：联经，二零一七），页八零。
[6]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台北：联经，二零一七），页六一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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