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德〕恩斯特·布洛赫《希望的原理》（第1卷）（1959）
12．关于人的基本冲动的各种见解
但是，人的身体必然谋求某物，特别是优先谋求某物。那么，我们感受到的、想望的，即当下现存的主要的冲动发条是什么？众所周知，弗洛伊德把性冲动（der geschlechtliche Trieb）规定为最初的和最强烈的冲动。照此说来，里比多（Libido）控制人的生命，无论时间上还是内容上，它都是人的生命的基础。据说，婴儿的吮吸行为就已经与性的欲望相联系，而且绝大部分吮吸行为都是由于性的欲望的缘故而发生。甚至饥饿也被隶属于性冲动，饱和意味着性紧张的缓解。与自身身体的关系以及外部关系，特别是与周围人的关系到处都显现为主要的性冲动。在弗洛伊德那里，并非只有里比多是惟一的原动力，至少里比多并不是肯定的欲望意义上的原动力。与此同时，后期弗洛伊德强调了对否定的欲望，即死亡冲动（Todestrieb）的追求。人的创造性意志不仅被归入男女交配行为，也被归入人所面对的死亡。例如，多细胞动物从一开始就趋向死亡，青年时代就已经开始致命的退化过程，例如，血管萎缩等，这样，某种固有的冲动便冷却或走向死亡，这是毁灭的、攻击的冲动。弗洛伊德总是想把这一点认识为具有里比多色彩的、人所固有的性虐待狂欲望，由于同样的里比多，始于里比多的生命的喧哗就重新归于哑口无言，或者遭到破坏[6]。
破坏愿望以这种方式表现出来，那就是，或者在快乐中，把自身的身体培植得极度贫乏，或者在快乐中采取各种各样的苦行主义倾向。对于陌生的身体和对象，死亡冲动表现为极其残忍的暴虐行为，令人信服地毁灭他人的明显的陶醉。但是，死亡冲动也是里比多欲望，据信，这方面暗示残暴行为与性的欲望之间的一般联系，尤其是暗示某种殉情感（das Gefühl des Liebestods）。无论如何，在此死亡与爱的核心总是停留在性欲上，因此人总是激情澎湃、彷徨不已。
自我冲动与压抑
在人的性冲动之外，只是事后才增添另一种狭隘的力量。当然，人之中，这种狭隘的、尖锐的力量也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是自身的自我（Ich）。弗洛伊德义无反顾，一再表明，在人之中除了性冲动之外，还有与此相似的死亡冲动以及某种纯粹的人的自我冲动。如果仅仅存在里比多，在我们之中就既不会形成心理冲突，也不会形成神经官能症。但是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在肉体的“黑暗的本我”（dunkles Es）及其冲动旁边存在自我。与性的能量相对立的是自我冲动（Ichtrieb）。
弗洛伊德说道，是的，全部精神分析都基于下述工作：“从自我的冲动中，将性的冲动敏锐地分离开来”。这个自我时而赞成，时而否定和审查心中的冲动，因而意识完全依赖于自我。自我拥有某种权力，而这种权力将我们的心灵生活联系在一起。自我具有这种权利，那就是，“在夜间去睡觉时，总是行使梦的审查职能”。每当性的冲动及其内容偏离恰当路线时，自我冲动就从那个地方立刻压抑这种冲动及其内容。这样一来，尽管在此“里比多”着手一切工作，但是我们的心灵生活却是二元的。
生命“在从事关联的自我与从自我分离开的压抑之间”活动。当这种紧张导致尖锐对立时，这种紧张便恰恰导致致命的冲突。从自我那里发生“压抑”（Verdrängung）。通过这种压抑，某种心理努力不仅被意识排除在外，也被其他价值和确信排除在外。而且，精神分析提出下述任务，即废除各种抵抗，这些抵抗乃是自我在同被压抑的东西相违背时表现出来的抵抗行为。
自我通过满足愿望设法拒绝反感，但是他设法以自身的方式满足愿望，即审查冲动，使之伦理化，尤其是考虑到这种愿望在“现实”中的可实现性。根据弗洛伊德的说法，这种伦理化的东西，亦即与弗洛伊德的市民环境合拍的惯例乃是自我的冲动获得的路线。借助于此，甚至形成里比多的突破，就是说，突破通常规定一切冲动进程的那个快乐原则（Lustprinzip）。成年人，或者说得确切点，弗洛伊德从市民社会角度所理解的市民社会中的个体的人就在“现实”轨道上奔跑了。这个现实也就是弗洛伊德所称呼的那个市民环境，例如，商品世界及其意识形态。换言之，由于自我的冲动，人削弱了狄俄尼索斯式的性冲动和快乐原则。“如此受教育的自我变得‘可理解的了’。因此，在市民社会的个人那里，快乐原则不再占统治地位，取而代之的是现实原则（Realitätsprinzip）。在此尽管欲望被延迟、被缩小，但是归根结底，现实原则同样想要指向快乐，不过由于考虑到现实而成为确定的东西罢了。”
但是，如果果真存在自我，那么对审查，对里比多冲动的升华来说，“现实”本身或市民社会的外部世界就显得不充分。此外，即使在自我旁边有“超我”（Über-Ich）或“自我理想”（Ich-Idea）也是显得不充分[7]。与自我相比，超我具有截然不同的内容。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超我体现我们父母的教育，超我制造用以代替虔诚的一切形象。自我代表外部世界的权力，而超我乃是“从中一切宗教得以形成的萌芽”。这样，超我代表父母，就像从前父母管教孩子一样，超我观察、威胁和操纵自我。照此方式，超我给自我提供榜样，进而成为理想形态的根源。
但是，恰恰因为像父母一样继续施加影响的机构，在超我中容易蕴含着某种危险的东西。一方面，良心十分严格；另一方面，义务感十分阴暗。从父母方面看，超我时常保持过去的传承和理想，尽管如此，超我围绕清醒的自我，并朝向里比多画出一条曲线，从而在黑暗中，它与内在世界的本我（Es）浑然一体，占据某种共同的黑暗。
所有这一切议论都加入了原初的里比多理论，至少在晚期弗洛伊德那里，情况就是如此。这样就出现了某种不寻常的“冲动”与“上层建筑”（Trieb-Überbau）。当然，前者多半应是借助于精神分析而重新归于缩小的东西，而后者，亦即有关超我的内容则应当仅仅涉及由“幻想”组成的外部世界。在此，超我不仅仅是宗教，而是改变世界的前提条件。恰恰在超我中，内部世界本身发现其辩护人，但是与人的“无意识的本我”，即与里比多或被压抑的冲动相比，这个内部世界总是停留在最后的位置上。
根据弗洛伊德的说法，按其动物侧面和超我侧面，这个里比多的“本我”总是停留在肉体上可满足的冲动领域，停留在环绕我们的动物领域。这个本我总是通过“我们‘经历到的’、未知的、不可克制的情感力量”（应当说，通过由弗洛伊德制造成里比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陌生统治）而巧妙地起作用。与此相比，精神分析乃是“帮助自我渐次征服本我的一种工具”。但是，借助于此，里比多的基本冲动重新变得无拘无束，这意味着它既没有在压抑中萎缩，也没有在自我理想的联系中发挥超出自己的力量。尽管弗洛伊德想要在被压抑的东西、无意识的东西中揭示合理的东西，确切地说，想要降低虚伪的、神经症的霉味，但是，此后到来的未来仅仅是私人里比多和某种文明“不满”[8]中的一天而已。在这种文明中所缺少的无非是精神分析的穿堂风。
压抑，情结，无意识与升华
即使不是浅尝辄止，而是触及了方方面面，在此性冲动问题依然是未解决的问题。规矩的姑娘不愿承认性冲动这一事实，庄重的自我压制性欲。这样，性就更加沸腾和催逼人，它不可能在现存生活和文明容许的生活中得到发泄。根据弗洛伊德的发现，性欲及其愿望精巧地隐蔽在沉默、伪善和谎言等厚厚的编织物中。这是因为里比多不只是位于社会虚伪之中，而是位于个人自身之中。由于某一检察机关（Zensur）的审查，我们真正的本质无法踏上意识的门槛。这个检察机关封锁一切，它压抑和诽谤“性动机”，一旦压抑得不到完全实现，它就抗拒自身的认识。
对于弗洛伊德来说，在此就像惟一的基本冲动一样，里比多也是保持不变的，同样，人的此在的本质内容也是保持不变的。因为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自我仅仅是控制机关，自我仔细审查里比多带来的背包，它要求里比多调整自己，如果可能的话，要求“升华”（sublimieren）为某种精神性的东西。
但是，自我本身是非创造性的。自我借助于道德化的检察官来进行压抑，并且仅仅在表面上排除被压抑的东西。未满足的、彻底地哑口无言的愿望或多或少沉入无意识（Unbewußte）之中。在那里，这些愿望腐烂，形成神经官能症的紧张和情结。然而，患者却完全不了解病因，只是某种被遗忘的、没有消逝的爱好以各种伪装的形式在继续工作。弗洛伊德已经试图在日常心理变态中指出了里比多的芒刺，例如在患者的失言中，过失中，在明显偶然的无意义的失败中，他发现了这种芒刺。未镇定的冲动、未完成的体验、被遗忘的伤痛和幻灭等情绪继续燃烧，这些情绪从自我意识中消逝无踪，但并没有从心灵中消逝无踪。从这里产生出各种表面上无根据的反常症状，例如，敏感性、过激的反应、强迫神经官能症行为，最终，无意义地独立化为各种无内容的综合情绪：情结（Komplexe）。
在此，所有幽灵或弗洛伊德式的幽灵都浮现了：阴茎嫉妒、阉割情结、俄狄浦斯情结等等。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全部情结都基于某种性的刺激，进言之，这种情结固定在幼年的被遗忘的精神创伤上。从童年的经历中，产生阉割情结以及所谓憎恨父亲的俄狄浦斯情结（尽管正如切斯特顿[9]所言，俄狄浦斯是一个确实不具有俄狄浦斯情结的惟一的人，因为直到最后他也不知道，他打死的拉伊特斯是他的父亲，他娶的女人约卡斯特是他的母亲）。在此，所涉及的这些奇异的、震耳欲聋的内容全都起源于“停留在无意识中的、被中断的、在某处受到干扰的过程”。因此，如果神经官能症患者有意识地走出被压抑的地下室，成功地意识到神经官能症症状的无意识条件，他就会恢复健康。这就是说，他的自我获得了对抗其本我的主动权。一旦一个人了解到自身情结的病因，他就能够治愈自身。但是，只有精神分析才有助于患者意识到自身的情结。为此，患者必须学会私人侦探技巧，例如艰苦地钻透人的心理的深层，注意到看似次要的、特别是无足轻重的建议，但是，对听起来过分美化的意识形态（诸如母性“圣洁”一类的东西）也要采取怀疑态度。这一切私人侦探技巧都是必不可少的，为的是使患者了解到神经官能症症状，并唤起对自身病症的意识。这方面，主要街道，即王道（via regia）乃是尽人皆知的“梦的解释”。确切地说，解释夜梦本身，在夜梦中，进行检查的自我进入昏睡状态，坚实的外部世界变得不可觉察了。按照弗洛伊德的解释，每个梦都是某种无意识的愿望幻想的满足。如果我们分析乔装打扮的象征意义，我们就能破解做梦所欲望的东西。神经官能症患者到处都对这种破解采取典型的抗拒态度，千方百计地想要忘记被遗忘的东西，并且极力伪装自身的神经官能症症状。
但是，在此我们已经认真地注意到，依照弗洛伊德解释，对被意识到的东西的抵抗仅仅在于患者的意识之中，而不在于无意识自身的材料之中，即不在于弗洛伊德所规定的那个无意识之中。除了怪诞不经之外，本质上无意识还仅仅涉及里比多的内容，这种无意识主要是一种压抑的产物，或至少是压抑的避难所。在此意义上，压抑本身乃是一种过程，“借助于这一过程，某种意识能力行为，即某种属于前意识（Vorbewußtsein）的行为无意识地发生变化，从而被向后推移到无意识的体系之中。如果无意识的心灵行为根本没有获准进入最近的前意识系统，而是在审查的门槛上遭到拒绝，那么我们就把这种情形命名为压抑。”
这样，被意识到的东西的里比多无非是指示这样一扇门：即重新进入的、卷起的、从前的门。精神分析从一开始就从事下皮层的回忆，这是一项孤独的、与世隔绝的工作，正如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所言，这是探险地下室和地狱之河（acherontisch）[10]的工作。
因此，在弗洛伊德那里，无意识仅仅构成了我们可以把某种东西搁置起来的领域，或者说，无意识充其量是像一个封闭了的环一样环绕意识的东西。换言之，无意识是一份氏族遗产，它环绕在有意识的人周围。“借助于超我，自我以某种对我们来说十分神秘的方式获取在本我之中积聚的远古时代的经验。”由此可见，精神分析的无意识绝不是所谓进步要素意义上的“某种尚未被意识到的东西”，相反，这种无意识由“退行”（Regressionen）组成。因此，在这种无意识中被意识到的东西仅仅表明过去存在过的东西而已。
在精神分析学的法西斯主义者C·G·荣格[11]那里，这一点表现得更加明显，他把里比多及其无意识内容完全还原为史前时代的东西。按照荣格的观点，在无意识中仅仅居住着氏族史的原始回忆和想象，而这种回忆和想象被荣格虚假地命名为“原型”（Archytypen）。据说，所有人的愿望图像都回归到这种黑暗中，其目标仅仅意味着史前时代。荣格甚至把黑暗视为如此五彩缤纷，以至于在它面前人的意识黯然失色。作为光的蔑视者，他极力贬低人的意识。
与此相对照，尽管弗洛伊德维护了明亮的人的意识，但是，这样一种意识恰恰是为本我之环所包围的意识本身，亦即为某种固定的里比多的固定的无意识所包围的意识本身。在他那里，即使是富于创造性的艺术作品也没有摆脱这种固定的结构。艺术作品仅仅是自我封闭的里比多的升华（Sublimierung）而已：想象力乃是满足冲动的替代品。弗洛伊德说道：“于是，需要解决的任务就是以这种方式迁移冲动目标，使这些目标不在外部世界中遭遇失败。”性冲动可以教化为博爱，可以教化为他人乃至为人类的幸福安康而献身的精神。高度升华的里比多造就艺术家对自身创作的喜悦，但是，同样造成非艺术家对艺术作品的乐趣和补偿性的满足。
但是，这种艺术作品总是以不羁的塑造方式满足人的愿望：女人、结婚、英雄以及壮美的和悲惨的葬礼等。艺术作品给剧院前排座位的男人提供毕生所渴望的东西，而且提供夜间美梦般的辉煌的黄金素材。艺术作品的观察者和共同体验者就这样镇定自身的愿望，从而对此不再感到痛苦和悲伤。
但是，这种类型的一切“净化”（Katharsis）都是暂时的、虚假的：按照弗洛伊德的解释，艺术仅仅借助于幻象（Illusionen）起作用，而这种幻象很容易被不满足的愿望所欺骗。在此，弗洛伊德采取一种机械论立场，与巴甫洛夫的见解相距甚远。按照巴甫洛夫的见解，高级心理过程恰恰通过它所把握的环境变化的持续影响而对类似情绪的变化和生物机体的变化起作用。因此，这种高级心理过程绝非仅仅是附属物，更不是无本质的替代方式。然而，弗洛伊德仅仅停留在性的里比多以及与自我冲动和意识最低点的里比多冲突上，此外，他还认为，从这种冲突中，各种幻象不可遏止地冉冉升起。
权力冲动，陶醉冲动，集体无意识[12]
但是，在如此含糊理解的身体中，并非总是活着性冲动。弗洛伊德著书立说之后，他就遭到了他的弟子们的公开反对。这些弟子纷纷改弦易辙，要么标明截然不同的冲动力量，要么给“里比多”重新镀金。所谓个体心理学的发起人阿德勒[13]尝试了第一种立场，C·G·荣格则借助于神秘的铜绿尝试了第二种立场。因此，正如弗洛伊德对二人提出的指责一样，“压在一切人身上的性欲问题一下子被排除了。”至少看上去，在其他冲动发条的系统中，性欲问题是可以排除的问题，在人的生命中，这个问题并不是惟一的和全部的问题。
阿德勒从资本主义立场出发，在雌雄两性基础上，干脆把权力意志（Willen zur Macht）规定为人的基本冲动：人首先想要支配和压倒他人。人一心想要飞黄腾达，想要永远停留在上面。在人那里，母系到父系的家庭关系变迁恰恰证实了个体方面是胜利者。按照阿德勒的看法，虚荣心、野心、“男人的抗议”等都是人的激情，从中最明显地显露出人的基本冲动。不仅如此，如果虚荣心受到伤害，性的野心受到挫败，那么这正是大部分神经官能的疾病根源。对阿德勒来说，性本身仅仅是获取最终目的，即权力的手段而已。“这种主导思想也整理里比多、性冲动和性变态倾向等，至于这些倾向来源于何处乃是次要问题。”[14]
在神经官能症的发展之初，患者深受不安全感和自卑感的威胁。一旦权力冲动得不到满足，就产生自卑情结（Minderwertigkeitskomplex）。但是，就像伤口上的肿胀的皮肤一样，仿佛这是针对未来身体伤害的一种保护性预防措施。例如，在两只肾脏中，如果有一只受损，那么另一只就发挥双倍的功能，从而心灵的自卑感就从自我那里得到过度补偿。部分补偿通过伪装和虚构来进行：权力意志成为假象意志（Wille zum Schein）。但是，部分补偿也通过提升来进行：于是，权力意志在一种美丽的、想象的世界中取得补偿。当然，人们也许看不出这东西是从哪里获得其素材。因为权力意志本身必然是光秃秃的意志，所以它在内容上肯定得不到升华。
尽管如此，在权力意志中，本质上保持不变的是想要领先的目标设定。这种目标设定代替了单纯的、先天的、从下沸腾的冲动，即代替了弗洛伊德的性的里比多。单个的人借助于榜样或仅仅借助于伪装和虚构来构筑自己。“令人痛苦地感受到的不安全感缩小为最小的限度，而这个限度重新转向明显的对立面，转向正相反对的东西。于是，感到不安的人就把这种与不安全感正相反对的对立现象当作一切愿望、想象、努力的核心项目，并把这一切设定为虚构目标。”这样，人形成自身的性格。在这种个体心理学中，根本不出现与单个人无关的东西。阿德勒甚至认为，“为了不错过向上的路，为了完善保险转制，他在自身变宽而混乱的心灵领域里标明持久作用的主要路线。”
在弗洛伊德那里，原则上一切个性从一开始就业已造就并栽培好的，进言之，在很大程度上，这种个性不是通过单纯的目标意志，而是通过一种无意识的意识造就和栽培好的。因此，原则上，“目的因”（causa finalis）支配人的意志，生物学要素从属于从资本主义角度感兴趣的目标，在此，所谓目标就是适应个性安全，提升个人情感。借助于此，阿德勒从里比多驱逐了性，并用个体权力取而代之，从而他的冲动概念通向了从叔本华到尼采的那条越发鲜明的资本主义道路，并且这一规定还从意识形态的和精神分析学视角反映了这条道路。
弗洛伊德的“里比多”概念与叔本华的“生命意志”概念是相吻合的。叔本华把性的要求标明为“意志的焦点”。与此相对照，在字面上、部分在内容上，阿德勒的“权力意志”与晚期尼采的基本冲动规定相一致，在此，尼采最终战胜了叔本华。换言之，在精神分析学中，富于攻击性的帝国主义倾向的尼采理论战胜了有利可图的欲望－不满－肉体倾向的叔本华的理论。经济上的竞争使得人们无暇考虑性问题，因此人们不是强调淫荡的色欲，而是强调经济上的上进心。商人的酷热白天掩盖了花花公子及其里比多的酷热之夜。
但是，好景不长，因为变得令人乏味的白天越来越不那么吸引人了。回首过去，在小市民那里，越来越强烈地滋长出这种愿望，那就是渴望无忧无虑地、或多或少在混乱的黑暗中稍事休息。尤其是，丧失了所谓像从前一样“指向高度的道路”。19世纪末，垄断资本不仅夺走了自由企业家的利益，也断送了他们的前途。相比之下，对于人们更具有吸引力的并不是某一看得见的目标，而是所谓指向某种深不可测的深度中的道路。
因此，荣格令法西斯主义兴奋不已，但他不是倡导权力冲动，而是倡导陶醉冲动（Rauschtrieb）。在他说来，正如与性欲一样，权力意志乃是从狄俄尼索斯视角加以一般化的里比多的一部分。特别是，在他那里，权力意志完全变为“屠杀陶醉”（Schlachtrausch），从而这种冲动不再是对个人目标追求的陶醉。
也就是说，在荣格那里，里比多简直成了远古时代未分化的一切冲动和厄洛斯的原始统一。里比多无处不在，从早餐到圣餐，从性交到神秘合一（unio mystica），从萨满男巫师乃至狂暴战士（Berseker）的极度兴奋的嘴到弗拉·安吉利科[15]的狂喜，到处都能找到里比多的踪影。因此，在此尼采同样战胜叔本华，但是，他是通过肯定一种具有狄俄尼索斯致幻剂的墨斯卡灵战胜了对生命意志的否定。因此之故，与弗洛伊德的情况不同，这种神秘的里比多方面的无意识并非充满冲突和斗争，并且不想消解在现代意识之中。按照荣格的观点，过分文明化的、富于自我意识的现代人的神经官能症恰恰根源于一种偏离现象，即无意识中成长的东西，即远离“原始的思考和感情”的东西。
在此，荣格不仅与狄俄尼索斯式的法西斯化的倾向相吻合，而且部分地与柏格森的活力论哲学相吻合。当然，柏格森已经采取了脱离派[16]和自由主义立场，同时不是利用知性而是利用直觉，不是利用封闭的秩序和僵死的几何学，而是利用创造性的生命骚动。但是，与柏格森的“生命热情”（Elan vital）截然不同，法西斯主义者荣格全盘接受了柏格森在活力论中所发现的那种浪漫主义和反动主义的扭曲世界观。这种情况也适合于多愁善感的阴茎作家D·H·劳伦斯[17]和诸如彻头彻尾的人猿泰山[18]哲学家路德维希·克拉格斯。
柏格森的“生命热情”曾是向前进取的态度，这种态度与19世纪90年代风行一时的“青年风格”或“脱离派”一脉相承，这种口号并不包含任何倒退性的束缚，倒是包含了自由的口号。与此相比，劳伦斯和荣格热情讴歌自由奔放的原始的爱情时代，扼腕痛惜现代人不幸脱离了这个黄金时代。因此，人们在肉体中寻找夜间的月亮，在血液中寻找无意识的太阳。
克拉格斯以抽象方式玩弄同一的“公牛角”。像早期浪漫主义者一样，他不仅自觉地倒退到中世纪里，而且自觉地倒退到“洪积世”[19]里，恰恰在那里，居住着荣格所探讨的非个人的、阎王殿的里比多。
荣格教导说，尽管存在自我和个人，但是，它们到达不了灵魂的深处。人格仅仅是一种假面具或公益地扮演的角色而已。在个性中，毋宁说，作为人格起作用的是生命压力（Vitaldruck），按照荣格的解释，这种生命压力是从更深邃的、更古老的社会阶层中，从诸如民族一类的神秘集体中产生的。“个体不仅仅是单个存在，而是以自身生存的集体关系为前提。因此，个体形成过程不是导向个别案例，而是导向某种日益增强的、一般的集体关系。”[20]
在阿德勒那里，经济上的竞争和自由竞争刺激更高的价值，激起更尖锐的个体心理学，但是，在此这种个体心理学走向“民族心理学”和“心理综合学”，这恰恰体现了向古代集体的退行。非人格的、非人的无意识油然而生，但这种无意识把当时的个体经验远远甩在后面，因此，它不过是人类对古代遗留物的单纯记忆而已。照此说来，原始记忆栩栩如生地存活在我们动物般的祖先时代里，也就是说，鲜活地存活在比“洪积世”早得多的时代里。为此，荣格使用由西蒙[21]导入生物学的“深刻印象”（Engramme）概念，这一概念用来指称机体质料的全部记忆以及记忆痕迹。这些记忆是作为原始的动物计划形成的，但是，它们同样完全保持着古代存在过的东西的无意识。因此，荣格的心理综合学不是变成人类内部生活中的白天和外部世界的一部分，而是变成“若有所思地”想出某物的东西，并且借助于通常业已存在的象征返回到孕育了“白天”的“夜”。“就像简化成因果方法的分析在其组成部分中分离象征一样，综合方法为了寻求某种一般的可理解的表达方法而浓缩象征。”
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具有血统史的古代因素，他深信自己发现了这些因素，而在他的学派中，甚至相信“发掘出了”最初陆地上动物的原始记忆。因此，总的说来，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具有个体特征，亦即这种无意识得到满足有两个途径，一是借助于个人所获得的压抑，二是借助于源自现代个人的刚刚过去的往日的压抑。相比之下，荣格的无意识完全是一般的、远古的、集体性的，换言之，“在数千年的文明之外，特别在个人生活的一些岁月之外，横亘着一条五十万年的岁月沟壑。”在这种无意识根源里，不存在任何新东西，有的只是这种根源所包含的决定性的古老的东西。一切新东西本身都是无价值的，都是与价值相对立的。
根据荣格和克拉格斯的观点，新东西仅仅是今天的破坏本能，即通过智力去分解古老的想象力根源。同样，神经质的冲突乃是这种冲动根源和想象力根源在智力方面的疾病。或者如同劳伦斯所言，在人的肉体中月亮已经消逝，在人的血液中太阳已经消逝。因此，神经官能症患者不应完全疏远自身中依然存在的无意识，与其转向“古老的生命力量”，毋宁转向集体无意识的引导。
心理综合学（Psychosynthese）就是这样逃避当下，憎恨未来，寻求原始时代。这一点如同词源学上所意味的东西一样，即与过去神秘结合（reli-gio）[22]。在极度兴奋的萨满男巫师的嘴与艾克哈特大师[23]的宗教神秘主义之间，似乎并无任何本质区别。当然，萨满男巫师更好。因为不言而喻，最粗野的迷信比启蒙运动更占优势。因为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在女巫妄想中比在纯粹理性中流出更浓的血。
于是，其中发生了什么事情，荣格有意识的自我被剥夺了肉体。他甚至把里比多完全驱赶到黑暗之中，驱赶到作为目标的无意识中。弗洛伊德认为，患者必须记起无意识，以便摆脱无意识。但是。荣格认为，患者必须记起无意识，以便他自己完全沉浸于无意识之中，而且在他看来，无意识位于最深处，位于远古层次上。这样，里比多就成为古代的东西了。血与土壤，尼安德特人与第三纪由此也就融为一体了。
借助于心理综合学和抒情诗的表达方式，荣格和克拉格斯的信徒哥特弗里德·本恩[25]如此命名了无意识：“在我们的心灵中，我们携带从前的民族的灵魂。当后来的理性在梦和陶醉中放松时，民族的灵魂就借助于自身的礼俗仪式，借助于前逻辑的精神类型向上喷涌。我们花一小时之多参与神秘的祭典。如果逻辑的上层建筑归于消失，意识就疲惫地冲击比月亮年龄更久远的存在，意识开启自身的外皮，永久的斗争界限就归于打破。于是古老的东西，亦即无意识就显现在神秘的自我变迁和统一化之中，显现在到处都永恒存在的从前的体验之中。”
荣格越发强烈地把里比多与这种古代的无意识连接起来，同时他恰恰把这个起源理解得如此朦胧、如此泛泛，以至于非理性的东西不论意味着什么，它都同样能够发现相互交换的场所。实际上，这里是黑夜，所有的母牛都显得一片漆黑。在荣格看来，夜正是把里比多加以无限扩大的、在自然之腹中集体化的那个里比多，而这个里比多现在也被称作“世界灵魂”。
在荣格那里，他所想象的东西与厄洛斯、柏拉图、印度的神志学、炼金术和占星术图像、普罗提诺等搅和在一起，乱七八糟地打旋，最终一切都在“比月亮年龄更悠久的”里比多中联合起来：“在涉及里比多这一心理学概念时，我在这里总是记起柏拉图和赫西俄德关于厄洛斯的宇宙论意义以及太阳神的神秘形象，即厄洛斯的父亲，亦即最初形成的‘闪闪发光的东西’……太阳神的神秘意义等于印度的卡玛，卡玛乃是爱神，他也是宇宙原理。”[26]
在这一心理深渊上，荣格还附加了越过这一深渊的宇宙论要素。按照他的理解，心理深渊和宇宙世界是统一的：“在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那里世界精神乃是人的智力能量。”荣格的里比多就这样开启了“未消化的和返祖现象的秘密”的整个袋子，简直是一派胡言乱语。用荣格自己的话来说，在身后拖着这个袋子“就像身后拖着一条不可视的恐龙之尾；这条恐龙小心翼翼地截断了尾巴，从而成为神秘主义的拯救之蛇”。[27]因为按其意义，洪积世是最接近旨在开创一切的厄洛斯的时期，在那里，厄洛斯离开意识，沿着前逻辑路线回溯那个时期。
这个里比多的解剖学场所不是脑脊髓系统，而是远古的交感神经。因此，荣格关于里比多的推理法本身几乎是不充分的、过分解释性的，这种思考方法始终停留在神话学上。例如，按照荣格的观点，所谓对母亲的感情维系并非意味着任何与个别的母亲的关系，而是意味着某种远古的普遍的母亲图像。这种感情维系与母性女神盖娅或大地之母，即与古代的本体（Ge-wesenheit）相联系，并且同样建立在爱的女神艾斯塔特、爱西斯、马利亚基础之上。因此，在此里比多角色干脆成了某种进一步拯救的“原始图像”，通过每一个个别的母亲的角色来显现和赢得“地球母亲的原型”。原型一般，即布吕尔[28]的“集合表象”乃是一个标语，借助于此，荣格的里比多召唤集体意识。
按照荣格的见解，无意识，而且只有无意识通常才为原型所挤满：蛇、厨房、火、火上的锅、深水、大地、旧路标等都是若干原型范例。在当今人们之中，恰恰神秘地混合着各种原型图像，据说，这种类原始图像是高度兴奋的：谁谈论原型，谁就无异于用数千个舌头说话。因为依照荣格的说法，具有智力创造性的人与原始时代动物人的冲动生活图像相中介，与血和土壤的巨大共鸣相中介。但是，在荣格看来，集体无意识不仅是这一类健康的场所，也是人的想象力的全部基本形式：荣格所梦想的更出色的、更美好的世界乃是人种的灵魂，原型的时代。
因此，荣格的“从明亮处赶往黑暗处”的说教蛊惑人心，特别富于欺骗性。如果资本主义受害者的意识在业余时间中也变得麻木不仁，那么资本主义企业只会运营得更加顺利。正因如此，荣格把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全面加以一般化和古代化。荣格认为，无意识不应从理性主义角度加以解决。在此，并不发生任何升华，然而在弗洛伊德那里，升华本身至少导致文明。
当经济情况好转时，弗洛伊德的弟子荣格还从“犹太人的心理学”观点出发，宣布了自己的见解。在他那里，富有价值的不是升华，而是充满血的假象和狂欢图像本身的那个“神圣而黑暗的原始之夜”。这种力量本身业已秩序井然，从而它是生活在秩序中的惟一的东西。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一样，在此荣格也许与某种重要的想象存在（Phantasiebestand），即与原型存在相碰撞。尽管他从浪漫主义那里获得了“夜”的概念，但他从未曾划分的浪漫主义的半瓶醋知识中查明这个概念。所谓“心理综合学”是惟一可以整批地使用原始图像的心理学，而且这种心理学可以利用受资本主义指使的形形色色的神秘主义空话。显然，这一混乱不堪的里比多报告包含着德国的法西斯主义。至此，梦游者荣格的意识绝非无可非议的。
按照荣格的说法，从法西斯主义立场上看，大部分犹太人对智力的憎恨行为也是“借以补偿今日社会损失的惟一手段”。而且，为了阻挡未来，证实野蛮性，封锁革命，法西斯主义需要一种美化原始时代的死亡礼拜。不管怎样，基本冲动变成这样一种基本冲动，它只会趋向狄俄尼索斯称作“莫洛赫神”[29]的那个地方。人们把某种“退行－基础”（Regressio-Grund）当作医学和道德来赞扬，而对于这种退行－基础来说，一切人性都重新变得陌生了。
正如我所言，在一定程度上，弗洛伊德与荣格之间表现出某些意见分歧：前者至少从自由主义立场出发想要阐明某种东西，后者则陷于法西斯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尽管两人都谦虚地提到共同致力于“深蕴心理学”。自由主义者弗洛伊德想要使人意识到被压抑的东西，反动分子荣格却想要把被意识到的东西还原为被压抑的东西，进而把它更深地推回到无意识中去。在弗洛伊德那里，无意识是可控制的东西，而且只要它是从个人角度获得的某种东西，它就局限在个人周围。但是，荣格向无意识致敬，并使其完全定居在古代集体之中。此外，针对一切观察到的东西，诸如雾、神功、禁忌等到处波动的生命力，他都采取无限制的宽容态度。
然而，我们又要说：就基本要旨而言，老师弗洛伊德与具有“性变态”倾向的弟子处在同一个平面上。从发展史上看，两人都仅仅把无意识理解为某种过去的东西，即理解为沉入地下室并仅仅存在于其中的某种东西。尽管两人在退行的种类和扩大方面有显著差别，但他们都认为无意识指向过去，或者位于业已存在的意识之内。他们恰恰不具有某种新东西的前意识，如果谈到与冲动理论本身有关的问题，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与整个精神分析学派联系起来。精神分析学家们只强调冲动这一调味品而绝口不谈食物，此外，借助于神秘主义的概念方式使冲动离开活生生的肉体。以这种方式，恰恰形成某种里比多、权力意志或原始狄俄尼索斯等偶像，尤其是形成这种偶像的绝对化。其实，人的身体只想保存自身而不想拥有任何其他东西，但是，精神分析学家却把绝对化的偶像理解为与人的肉体全然无关的东西。因此，在弗洛伊德、阿德勒，特别是在荣格那里，这一点根本没有作为经济社会条件的变数加以讨论。
但是，如果我们想要明确地标明人的基本冲动，我们首先应当承认，在历史质料上，按照人的个别阶级状况和时代状况，冲动是不断地发生变化的，因此冲动也可以按照人的意向，或作为冲动方向加以把握的。最重要的是，精神分析学家所强调的基本冲动绝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基本冲动，这种冲动是局部的，因而也是片面的。精神分析学家的所谓各种冲动并不能决定性地说明“饥饿”（Hunger）这一人的基本冲动。饥饿乃是精神分析学到处加以省略的基本冲动。作为使人活下来的朴素冲动，饥饿冲动是先于精神分析学的所谓各种冲动的。饥饿冲动是自我保存的冲动，在一切变化无常的冲动中，也许只有这种冲动才是人的最基本的冲动，因为只有这种冲动才使其他冲动开始进行工作。
[5] 在本节中，布洛赫探讨了“性冲动”这一人的基本冲动。但是，在他看来，比性冲动更紧迫、更重要的冲动是消除饥饿的冲动，即自我保存的冲动。——译者
[6] 在此，可以看出，布洛赫对弗洛伊德的性冲动学说持批判态度，因为弗洛伊德否认爱欲本能（eros）与死亡本能（thanatos）之间存在质的区别，进而不加分别地把二者笼统归结为所谓“里比多”（性欲）。——译者
[7] 由此开始，布洛赫指出了弗洛伊德自我本能说的弱点。——译者
[8] 此处指弗洛伊德的《文明及其不满》，（1930）。——译者
[9] 切斯特顿（Gilbert Keith Chesterton，1874—1936），英国作家、批评家。——译者
[10] 此处指希腊神话中的一条阴间河流。——译者
[11] 荣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瑞士心理学家，精神病科医生，受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影响，奠定了分析心理学的基础。弗洛伊德致力于市民社会的个人心理结构，与此相对照，荣格则致力于人种中的集体无意识以及原型。主要著作有：《里比多的变迁与象征》（1912）、《心理学的类型》（1921）等。——译者
[12] 在本节中，布洛赫批判地探讨了阿德勒的权力冲动，荣格的陶醉冲动和集体无意识等。——译者
[13] 阿德勒（Alfred Adler，1870—1937），个体心理学的创始人。他原是弗洛伊德的追随者，后由于不赞同弗洛伊德的“泛性说”，于1911年与弗洛伊德关系破裂，创建了“个体心理学”理论体系。代表作有：《机体自卑感研究》（1907）、《理解人类本性》（1918）、《个体心理学的实践与理论》（1920）、《自卑与超越》（1932）等。——译者
[14] 阿德勒：《神经质的特征》，1922年，第5页。
[15] 弗拉·安吉利科（Fra Angelico，1400—1455），意大利佛罗伦萨画派画家。——译者
[16] 脱离派（Sezessionnismus），19世纪末德国的一个艺术流派。——译者
[17] 劳伦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1885—1930），英国诗人、小说家、散文家。主要作品有《儿子与情人》（1915）、《彩虹》（1915）、《恋爱中的女人》（1920）、《查特莱夫人的情人》（1928）等。——译者
[18] 人猿泰山（Tarzan），美国作家E·R·巴勒斯所作《人猿泰山》中的主角。——译者
[19] 地质学上的洪积世（Diluvium）时期，即第四纪（Quatrernary Period），可划分为更新世（Pleistocene Epoch）和全新世（Holocene Epoch），开始于大约二百万或三百万年前，具体时间并未确定，现在也是第四纪。第四纪有两件大事，一件是发生大规模的冰期，一件是人类和现代动物的出现。——译者
[20] 荣格：《心理学类型》，1921年，第637页。
[21] 西蒙（Richard Wolfgang Semon，1859—1918），他提倡铭记论（深刻印象），把假定的、在细胞内形成的记忆的痕迹称为印记或强烈印象。所谓“印记”或“强烈印象”是指在神经细胞里所发生的像化学变化一样的现象，而西蒙径直把它与物质遗传因子相类比。——译者
[22] 在德语里，宗教Religion一词源于拉丁语religio，其意思是重新结合。——译者
[23] 艾克哈特（Meister Johannes Eckhart，1260—1327），德国神秘主义神学家﹑哲学家。——译者
[24] 在本节中，布洛赫尖锐指出，荣格何以是一个梦游病患者或性变态患者。——译者
[25] 哥特弗里德·本恩（Gottefried Benn，1886—1956），德国诗人、医生。——译者
[26] 荣格：《里比多的变迁与象征》，1925年，第127页。
[27] 荣格：《关于集体无意识的原型》，1935年，第227页。
[28] 吕西安·莱维－布吕尔（Lucien Lévy-Bruhl，1857—1939），法国社会学家、哲学家、民族学家，法国社会学年鉴派的重要成员。——译者
[29] 莫洛赫神（Moloch），古代腓尼基人所信奉的火神，以儿童作为献祭品。——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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