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列维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1年1月20日）

保尔·列维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

1921年1月20日

　　〔说明〕夏道源译自《共产国际史论文精选》1966年美国英文版第275—299页。
　　闲汉录自《国际共运史研究第6辑》

　　亲爱的同志们！
　　你们一定知道，我是作为德国党的代表去里窝那的。但是，我想将我在那里所获得的印象向你们汇报一下。我到里窝那以后，使我感到吃惊的第一件事就是共产主义派和塞拉蒂派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在这两派之间，紧张程度甚至达到了毫无政治联系或没有个人接触的地步。我一到那里，首先去见波姆巴西，然后去见卡巴契也夫^[1]。波姆巴西^[2]认为，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党内分裂，在塞拉蒂方面已经无法挽回。如果我们没有误解他的意思，他是对在这个时刻发生分裂感到很遗憾。但是，现在要避免分裂已经太晚了。卡巴契也夫同志（我以后同他会谈）甚至走得更远。他认为同塞拉蒂分裂是第三国际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所要达到的目的。我在取得这两位同志的同意以后，要求在第二天同塞拉蒂举行会谈。我在会谈-一开始就说，我已同克·蔡特金和你的朋友谈过德国问题。关于意大利党的情况，我们三人可能都未得到正确的消息，因此，请他向我介绍情况。这是塞拉蒂对我说的话∶他和他的议会党团决定消除改良主义分子。不过，照意大利的实际情况来看，现在断然这样做，非常困难。在意大利党内存在着两派的争论。现在要这样做，时机还未完全成熟。意大利党内两派的争论还没有达到足以这样做的严重关头。他认为每一派都没有采取使这种争论表面化的必要步骤。塞拉蒂曾举例说明这种情况。他说，议会曾就法西斯党徒和共产主义者在波洛尼亚发生枪战事件举行辩论。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共产主义派要求屠拉梯作为议会党团的发言人。要屠拉梯当发言人，在某种程度上，他，塞拉蒂是不赞成的。屠拉梯甚至主张各党派实行合作。在屠拉梯发表演说以后，波姆巴西和格拉齐亚德伊^[3]竟跑到屠拉梯跟前在议会里拥抱他（我认为这是意大利人的习惯），并且当众公开祝贺他的发言。塞拉蒂说，他谈这件事只是为了说明改良主义者和左派之间的分歧还未达到严重的程度。与此有关，他还谈到执委会1月9日的来信。这封信说；由于意大利的革命形势非常好，甚至连改良主义分子在那里也采取比较左的立场。塞拉蒂认为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党内的改良主义分子在意大利之所以比较左，是由于1912年在艾米利亚—勒佐会议上已经将最露骨的改良主义分子开除出去了。他坚决表示∶他一定将改良主义分子清除出他的议会党团，但是这件事必须这样来做，即要使群众理解清除他们的理由。他赞成和支持开除过去发表过改良主义观点的任何一名改良主义分子。
　　至于我本人，我坚决对塞拉蒂说，我拥护执行委员会，并且认为开除改良主义分子是绝对必要的。但是，我不同意它规定的清除右派的方法，因为这不能达到目的。特别是由于他们对群众具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同右派决裂应当采取公开的和明确的方式，必要时还应当采取严厉的方式。
　　我离开塞拉蒂以后，又同卡巴契也夫和拉科西同志讨论了一次。我向他们谈了我同塞拉蒂会谈的情况。我对他们说明了我的印象∶塞拉蒂和共产主义派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我没有得到塞拉蒂的任何积极的建议，因此，会谈是不成功的。我们商谈了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主张对立即开除改良主义分子的要求不让步，但是，可以考虑修改要求开除改良主义分子的决议。博尔迪加的决议说，凡是参加过艾米利亚一勒佐会议的人都应当开除。我的建议是；如果塞拉蒂的拥护者和共产主义派不能在这个决议基础上取得一致，就应当改为另一种写法。因为我希望避免给塞拉蒂集团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博尔迪加的决议有点使人难堪，结果使他们感到接受这种决议就是丢脸，而实际上他们在原则上是同意它的。当然，这样一种方法，只有党代表大会不把同塞拉蒂集团决裂正是作为它的目的，才具有意义。
　　我接受格拉齐亚德伊同志的建议，继续努力。他提出决议的措词（我手头没有决议监案，但我记得很清楚，几乎可以一字不差地复述出来）如下∶“凡是对第三国际丧失信心，或通过表决与行动表现不忠诚的成员，应一律开除出党。”卡巴契也夫同志表示反对，认为这样一种决议对屠拉梯集团米说，也是可以接受的，所以，它未击中要害。我认为屠拉梯集团不可能同意这样一种决议。不可否认，不论是第三国际，还是第二国际都正在努力争取无产阶级各派站到自己一边。如果屠拉梯集团接受这个决议，他们迟早会在共产党内无法适应下去。另一方面，他们也不宜再同第二国际实行联合。因此，我不同意这种见解。格拉齐亚德伊同志的方案也反对将塞拉蒂集团保留在第三国际中，经过长时问的争论，他未达到目的而离开了。博尔迪加同志后来参加了下面这次会谈。卡巴契也夫同志正式向他保证。共产国际的代表赞成博尔迪加对塞拉蒂采取不妥协的态度，并且全力支持他。因此，他们主张博尔迪加的决议原封不动，不作任何修改。至于我本人，我在会谈一开始就明确表示∶我只是德国党的代表，尽管我本人认为这样僵硬地坚持博尔迪加决议的写法是不明智的，但是，这要由执委会及其代表最后负责来做出决定，我当然会支持它。
　　这次讨论结束以后，发生了下面一件事。塞拉蒂同志来了，并且说已将他同我的会谈告诉了他的同志们。如果我愿意，他们也希望同我会谈。我回答说，我乐于这样做，但我想知道他们是否希望要执委会的一位代表也参加会谈，我本人赞成请他出席。塞拉蒂同志听说有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在这里，大吃一惊。我对这种反应也感到惊讶。我不知道我对塞拉蒂同志说有执委会代表在这里是否太急了，因此，我做了一个含糊的回答。塞拉蒂说，他对这一点毫不介意。我然后通知卡巴契也夫和拉科西同志。这两位同志建议波姆巴西—博尔迪加集团的许多成员也应当参加。塞拉蒂虽然也表示同意，但有点勉强。所以，我们最后放弃了这种想法。这次会议是在当天晚上举行的。拥护塞拉蒂的同志们发表的观点同塞拉蒂相似。他们都赞成开除改良主义分子，但是认为应当先创造各种前提，而这些前提目前还不存在。这次会议开了一个半小时，它对执委会代表那天上午提出的决议措词未起任何作用，因为任何一方都未能提出双方可以同意的方案。这次会议以后，当晚举行了一次由执委会两位代表、波姆巴西一博尔迪加集团指导委员会和我本人参加的会议。我根据德国的经验再一次说明了我的观点，并且几乎是逐字逐句地说∶对开除屠拉梯集团，应当立场鲜明，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但是，为了奠定对方同意的基础，我建议在措词上多用调和词句。我请这些同志们注意，他们千万不要低估党组织的作用。尽管意大利党的团结被公认为不如德国党那样坚强，但是，这个组织具有不容忽视的内在力量。同志们如果在意大利现存局势下不但开除改良主义分子，而且还要开除整个塞拉蒂派，这就会使他们的任务大大复杂化。我认为这是从议会党团指导委员会决定坚持他们不让步的立场以来，我根据自己的观察所得出的一点印象。但是，如果塞拉蒂集团的声明有表示同意的任何迹象，这种措词问题就可以重新加以考虑。
　　第二天上午，卡巴契也夫用执行委员会名义发表声明。我觉得我不能不说，即使从纯装面的理由来看，接受这种声明也是不利的。这个声明的打字稿共有96页。在代表大会上，而且当时是在意大利代表大会上来念它，实在太长，没有效果。另一个缺点是，这个冗长的声明几乎全是针对塞拉蒂。这件事在这次党代表大会上引起了非常强烈的反感，而这个集团代表了会上大多数的意见。塞拉蒂派在代表人数中显然占了3/4的多数。我自己下决心干预这次争论，并且在取得卡巴契也夫同意以后，为我们的论点进行辩护∶改良主义分子必须立即开除，但要说明做出这种决定的理由。不过，在此以前，我不得不结束我在这里的逗留，因为允许我在这次意大利之行所花的时间是非常短促的，而且已经过期了。鉴于卡巴契也夫声明留下的不利影响，我曾要求同塞拉蒂举行另一次会谈，并且向他逐字逐句地强调了下列说明∶我仍然认为分裂应当立即实行，而且是通过召开决裂的方式。不过，不论是我，还是克拉拉·蔡特金，或德国的其他同志，都不赞成卡巴契也夫的其他观点。我由于没有对塞拉蒂详细说明我的观点，所以想向他表明我注意到了卡巴契也夫对塞拉蒂集团所采取的敌视态度。我继续对塞拉蒂说，我回到德国以后要起草一个说明意大利局势的报告。我还要求他在莫斯科执行委员会有时问重新考虑它的立场以前，推迟作出任何有关他对第三国际的立场的决定。塞拉蒂随即重申他在同我第一次会谈后发表的声明，即他从未想过要去同维也纳第二半国际发生联系；他和他的集团过去是共产主义集团，将来也仍然是共产主义集团。如果第三国际开除他们，他将留在第三国际门槛前面，甚至跪在那里，但是，他决不会去参加第二国际。我回答说，这种立场是不可能长期不变的，他最后将不得不通过某种方式来采取一种立场。我在这次最后会谈中再一次向他肯定了立即开除改良主义分子的必要性，并且向他说明∶尽管我认为在过去发展的基础上难于做出立即决裂的说明，而在卡巴契也夫宣读的第三国际声明中又有某些缺点，因为它想从过去的发展中找出说明需要同改良主义分子立即决裂的论据，但是，我仍然相信，为了未来的利益，立即决裂是不可避免的。谁也无法预测在意大利什么时候会爆发革命运动。但是，如果共产党领导内部在这种时刻发生斗争和分歧，那将是一种致命的错误。这些斗争应当早日结束。我觉得最后这种论点对塞拉蒂留下了某种印象，于是，我及时结束了这次会谈。
　　不同的是，我当时不得不离开代表大会，而且是在塞拉蒂集团表明立场之前。因此，我现在写这个详细的报告，仍想按照我所看到的情况做一个明确的估计。这次会议给人留下了一个非常强然的印象。某些非常激烈的争吵，不仅是起因于意大利人的性格，而且是由于纯粹的无产阶级分子在那里开会的结果。至于各个集团的组成，据许多同我们很亲近的意大利朋友说，塞拉蒂集团的绝大多数成员是激进的革命者，其中许多人象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左派一样。我们的朋友们衷心希望这些成员将很快（他们定为2个月）转到他们的集团一边来。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和这种乐观主义。我要他们注意我们德国的经验和党的界限的意义，甚至在党员群众观点一致的地方也是如此。我们同独立社会民主是左派的关系，特别是在决裂以前同它的关系，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我向他们指出，他们同塞拉蒂集团的关系比我们同独立党左派的关系更不顺利。因为我们同独立党左派的群众从未发生过任何分裂和斗争，而他们在发生激烈的争论和分歧以后，现在正在脱离群众。这种情况将会对他们同革命群众的关系产生很长时间的影响，也许在2个月以上。我们的同志有一种说法；原则必须坚定不移，人数宁缺毋滥。我在回答时对我们的同志说∶如果要使党成为一个能够领导大规模运动的党，两者缺一不可。一个有拥护者而无原则的党同一个有原则而无拥护者的党，毫无区别。我认为我们的人在满怀希望的时候，总是错在过于乐观。不同的是，人们可以说，塞拉蒂的考虑将被证明是正确的。因为塞拉蒂说，如果现在在那个基础上发生分裂（塞拉蒂派对共产主义派），前者就同改良主义派决裂，因此，他们可能会成为一个聚集在意大利无产阶级周围的派别。由此可见，塞拉蒂显然正在考虑共产主义派内部的分歧。
　　我已说过，我担心塞拉蒂的考虑将被证明是正确的。博尔迪加看来决心很大，非达目的不可。但是，共产主义派是由许多集团和各种派别组成的。一个党如果没有坚定的核心而只依靠具有各种倾向和观点的派别，是否能够生存下去，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很可能是否定的，而不会是肯定的。我深信，党如果没有塞拉蒂集团这个左派，就会缺少核心。我还认为，尽管人们比我更不欢迎他这个人，但是，如果只要以接受塞拉蒂作为代表就能将这个左派争取过来，那就应当通过讨价还价，将塞拉蒂接受过来。
　　我的评论没有染上由激烈争论所引起的那种情绪，我知道它会减少这种评论的价值。这一点不适用于我，因为我未卷入这些斗争。为了对塞拉蒂集团和塞拉蒂本人作出正确的估价，我想在这方面补述一点情况。在塞拉蒂和卡尔诺同志^[4]之间存在着一种极端尖锐的私人对立情绪。这种对立之所以发生，是由于塞拉蒂同志正象其他同志一样，曾在莫斯科看到过卡尔诺给莫斯科的某些报告。塞拉蒂认为这些报告在他去俄国以前对他同卡尔诺同志之间所存在的政治信任和私人信任是一种最大的侮辱。我提这件事的目的不是想充当告密者（我决不会妄加评论，不要把我本人和塞拉蒂在这件事上的看法混为一谈，因为我对此事毫不了解）。我现在谈这件事，正是为了使你们重视它，以便得出公正的看法。
　　总之，我认为如果在目前情况下同塞拉蒂实行决裂，会使我们在意大利的阵地在未来的一个长时间内遭到削弱，使我们将胜利拱手让给维也纳国际。因为，不幸的是，不管塞拉蒂如何诅咒发誓，说他不想靠拢维也纳国际，即使象我设想的那样，这是他当时非常真诚的想法，但是，如果我们硬要迫使他向右转，他在走投无路时就会逐渐走到右派那边去。我在这里不是专指塞拉蒂本人，而是指大批的革命无产者群众，他们将会疏远我们许多年。我甚至要冒昧地向你们指出，这种分裂会在其他国家产生巨大的影响，我们还得承担分裂那里的无产阶级的责任。我不想预测执委会的评价，但我认为，就执委会方面来说，在共产主义派已经同塞拉蒂决裂，而后者仍然表示希望留在共产国际以后，现在应当做出一个新的决定，派一位享有特殊权力的密使——当然，不是德国党的成员——去意大利，在那里立即做出决定，才是明智的。塞拉蒂认为我们由于这次分裂而失去了许多重要的权力中心，这是完全正确的。例如，塞拉蒂指出，在意大利有8000个市镇，其中2500个都有社会党人当市长。塞拉蒂说得对，这个事实意味着有获得武器和进行秘密工作的大好机会。这2500名市长都拥有地方警察权力。这些市长对招募卡宾枪手、储存武器等等，是起决定作用的。我在意大利期间从报上读到的一些报道说明，这些市长都不象迷恋职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市长那样重视自己的职务。法拉纳市市长在要去里窝那出席代表大会时，曾和另一位同志一起在车站被捕，因为他们被怀疑去支持或积极鼓励清除拉法纳几个法西斯分子的活动。这个例子说明塞拉蒂集团完全了解这些机会，并且要利用它们。但是，如果失去这些阵地，就会一事无成。如果在无产阶级的心目中，似乎认为我们应当为这种损失受到责备，那就会使我们遭受巨大的损害。

^[1] 赫里斯托·卡巴契也夫（Христо Стефанов Кабакчиев，1878年1月2日—1940年10月6日），保加利亚共产主义政治家、革命家和历史学家。参加了保加利亚共产党一大的工作，会上通过了他制定的党的纲领宣言。并当选保共在共产国际二大（1920年）上的代表，同年出席了德国独立社民党代表大会和意大利社会党代表大会。

^[2] 尼古拉·彭巴奇（Nicola Bombacci，1879年10月24日—1945年4月28日），一战期间的意大利社会党领袖之一，1921年参与创立意大利共产党，二十年代中期被开除出党，三十年代投靠法西斯阵营，1943年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北部成立“意大利社会共和国”（Repubblica Sociale Italiana）后，他当上了墨索里尼的顾问，死心塌地效忠法西斯主义。1945年4月，在逃往瑞士途中被意大利共产党游击队抓获，并于28日被处决，次日与墨索里尼一起暴尸广场。

^[3] 安东尼奥·格拉齐亚德伊（Antonio Graziadei，1873年1月5日—1953年2月10日），意大利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4] 尼古拉·马尔科维奇·柳巴尔斯基（Николай Маркович Любарский, 1887年？月？日—1938年3月11日），化名“卡尔诺”（Carlo），俄罗斯共产主义革命者，苏联外交人员。出生于敖德萨的一个犹太家庭。1905年他加入了社民工党，1908-1917年流亡欧美。1917年回国进行外交工作。1920年，他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特别代表被派往意大利。之后继续从事外交工作。1937年，被捕并被关押。1938年1月5日被判死刑，3月11日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