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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保尔·拉法格[521]


巴黎
1886年10月25—26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东方事件稍稍拖延了。鉴于法国报刊(包括《呼声报》在内)在俄罗斯爱国主义的影响下对这一事件散布了一些荒唐的蠢话,我不得不谈谈许多详细情况。
  1878年冬,迪斯累里把四艘装甲舰派往博斯普鲁斯海峡;这就制止了俄军胜利进军君士坦丁堡和破坏了圣斯蒂凡诺条约。柏林和约暂时调整了东方局势。[522]俾斯麦得以使俄国人与奥地利人达成协议,根据该项协议,奥地利不公开地得到了对塞尔维亚的统治权,保加利亚和东鲁美利亚则被置于俄国的极大影响之下。这就是说,如果将来准许俄国人占领君士坦丁堡,那末奥地利就可以获得萨罗尼加和马其顿。
  但是此外,波斯尼亚已经给奥地利了,正如俄国在1794年把大部分波兰本土让给普鲁士人和奥地利人,然后在1814年再把它收回一样。[523]波斯尼亚是使奥地利经常流血的根源,是匈牙利和奥地利西部之间的一只纠纷的苹果,而且是土耳其的一个证据,证明奥地利人也象俄国人一样为它准备着波兰的命运。从此以后,土耳其和奥地利之间任何信任都不存在了——这是俄国的巨大胜利。
  在塞尔维亚曾经有斯拉夫主义、因此也是俄罗斯主义的倾向。但是自从它解放以来,它抄袭了奥地利资产阶级发展的全部办法。年轻人到奥地利去上学;官僚制度、法典、诉讼程序、学校,都照抄奥地利的样子。这是很自然的。但是俄国要防止这种情况在保加利亚重新出现,它也不愿意在这里为奥地利火中取栗。因此保加利亚从一开始就被建成为俄国的总督管辖区。官厅、军队中的军官和士官、全体官吏和整个制度都是俄国式的,送给保加利亚去当总督的巴滕贝克就是亚历山大三世的表弟。
  俄国人的统治(先直接,后间接),不到四年就破坏了保加利亚对俄国的一切好感,而这种好感曾经是情深意挚的。人民对于“解放者”的蛮横无理进行日益强烈的反抗,甚至象巴滕贝克这样一个没有自己的政治观点、只愿效忠沙皇、但是要求别人给予一定尊重的温和的人,也变得越来越不可驯服了。
  同时在俄国,事态也在发展着。政府用严厉的措施才得以暂时驱散和瓦解了虚无主义者。但是这还不够,还需要舆论的支持,必须转移人们对国内社会和政治困难的注意,最后政府还需要一点沙文主义幻影。在路易-拿破仑时期,莱茵河左岸曾被用来把革命的激情转移到对外政策问题上,俄国政府也同样建议不满的和激动的人民去征服君士坦丁堡,“解放”受土耳其人压迫的斯拉夫人,把他们联合成一个俄国领导下的大联盟。但是只引出这个幻影还是不够的,必须再做些事情,以便把这个幻影弄到现实中来。
  情势是有利的。对亚尔萨斯—洛林的兼并在法国和德国之间投下了一只纠纷的苹果,看来这使这两大国相互保持中立。奥地利单独是决不能对付俄国的,因为它的最有效的进攻武器——号召波兰人——永远操在普鲁士的手中。而占领波斯尼亚这一强盗行为,又造成了奥地利和土耳其之间的亚尔萨斯。意大利站在标价最高的方面,也就是说,站在俄国方面,俄国给它提供了的里雅斯特、伊斯的利亚,或许再加上达尔马戚亚和的黎波里。英国的态度如何?主张和平的亲俄派格莱斯顿,听从俄国的诱劝,在和平时期占领了埃及[524];这不仅造成了英法之间的长期不和,而且使土耳其人不能与掠夺了土耳其的(即把土耳其领地埃及攫为己有的)英国人结成同盟。此外,俄国人在亚洲的军事准备已有相当的进展,能够在战争一爆发就给英国人在印度增添许多麻烦。俄国人从来没有这样的好机会;他们的外交获得了全线的胜利。
  保加利亚人对于俄国统治的愤懑,成了积极采取行动的借口。1885年夏,北部和南部的保加利亚人开始受到诱骗,说他们可以合并(这种合并,圣斯蒂凡诺和约保证过,柏林条约又取消了);人们对他们说,如果他们再投入俄国这个解放者的怀抱,俄国就会执行自己的使命,完成这种合并,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保加利亚人应当首先赶走巴滕贝克。后者及时做了戒备,他破例地采取了迅速而坚决的行动。他实现了完全于自己有利的、俄国人本想用来对付他的那种合并。从此以后,巴滕贝克和俄国之间便开始了不可调和的斗争。
  这个斗争起初是隐蔽的,曲折的。人们让巴尔干的小国回想起路易·波拿巴的妙论,按照这种妙论,如果至今还是分散的民族,例如意大利或德意志,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民族,那末其他国家,例如法国就有权要求领土补偿。塞尔维亚吞下了这枚诱饵,向保加利亚宣战。俄国的胜利还在于:为它自己的利益而燃起的这场战争,全世界都看到是在奥地利保护下进行的,奥地利没有阻止这场战争,它害怕俄国派会在塞尔维亚上台。而俄国方面则瓦解了保加利亚的军队,它召回全体高级军官,一直到营长。
  然而,出乎一切意料,保加利亚人在没有俄国军官的情况下,以二比三的力量击溃了塞尔维亚人,赢得了惊愕的欧洲的尊敬和钦佩。[525]胜利的原因有二:首先,亚历山大·巴滕贝克虽然是一个很差的政治家,然而却是一个很好的军人;他用在普鲁士学校中学到的东西来指挥战争,而塞尔维亚人在战略和战术上都是模仿奥地利的。此外,塞尔维亚人六十年来生活在奥地利的官僚主义制度下,这个制度既没有给予他们有力的资产阶级,也没有给予他们独立的农民(农民的土地都已经抵押出去了),反而破坏和瓦解了曾经使他们具有对付土耳其人的力量的氏族共产主义的残余。相反地,在保加利亚人那里,土耳其人并没有触动这些多多少少带有集体主义性质的制度;这也是保加利亚人比塞尔维亚人更勇敢的原因。
  所以,对于俄国说来,这是一次新的失败;一切得从头开始。为对抗革命因素而煽起的斯拉夫主义沙文主义,一天比一天增强,已经成为政府的危险。沙皇前往克里木,俄国报纸报道他将在那里完成一番伟绩;他竭力拉拢苏丹[注: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编者注],说服他结盟,把他昔日的盟友(奥地利和英国)描绘成背叛者和掠夺者,而把法国描绘成一个完全受命于俄国并且盲目地跟着它走的国家。但是苏丹不听这一套,所以大批武装仍放在俄国的西部和南部暂时没有用处。
  沙皇从克里木回来了(在今年6月)。但是在这段时期,沙文主义的浪潮高涨,政府对于这种日益高涨的运动不去制止,反而连自己也越来越被卷了进去,所以在沙皇回到莫斯科后,不得不让莫斯科市长[注:尼·亚·阿列克谢也夫。——编者注]在他的献辞中大叫占领君士坦丁堡。[526]受将军们影响和庇护的报刊公开说,它们等待着沙皇对他的障碍物奥地利和德国采取行动;而政府却缺少勇气迫使报刊不说话。归根结蒂,斯拉夫主义沙文主义比沙皇更强有力;后者只好让步,否则斯拉夫主义者就要进行革命。
  此外,还有财政困难。谁也不愿意借钱给这个从1870年至1875年在伦敦已经借了七千万英镑(即十七亿五千万法郎)和正在威胁着欧洲和平的政府。三年前,俾斯麦使这个政府在德国借到了三亿七千五百万法郎,但是这笔借款老早就已经吃光了,而没有俾斯麦的签字,德国人是不会拿出一文钱来的。而这个签字只有以屈辱性的条件为代价才能得到。国家纸币发行量太大了,一个银卢布值三法郎八十生丁,一个纸卢布值二法郎二十生丁。武装耗费巨款。
  总之,得采取行动。或者是在君士坦丁堡问题上获胜,或者是革命。所以吉尔斯便到俾斯麦那里去向他介绍形势。而俾斯麦也很懂得这一形势。他本来是想节制俄国人的食欲的,第一是由于他厌恶俄国人的贪得无厌,第二是由于奥地利的利益。但是,俄国的革命意味着俾斯麦制度在德国的垮台。没有这个反动势力的巨大的后备军,容克地主在普鲁士的统治连一天也维持不住。俄国的革命会立刻改变德国的局势,它会彻底破坏对俾斯麦万能的盲目信仰(这种信仰把一切有产阶级都联合在他的周围),它会促进德国革命的成熟。
  俾斯麦对这一切是十分清楚的,他明确地了解到沙皇制度的存在是他的全部制度的基础。他急忙到维也纳去通知他的奥地利朋友,说面对着这种危险,无论是他自己还是他们,现在都不是过分强调自尊心问题的时候,必须给俄国人一点成功的面子,德国和奥地利为了它们自己的利益应该向沙皇屈膝。此外,如果奥地利的先生们一定要干涉保加利亚,他就撒手不管了;到那时他们就会看到结局如何。最后,卡耳诺基让步了,亚历山大·巴滕贝克成了牺牲品,于是俾斯麦便急忙亲自把这件事通知了吉尔斯。
  接着发生了巴滕贝克被军事密谋者绑架的事件,发生这一事件的背景使每一个保守的君主派,特别是那些也掌握有军队的王公们感到震惊。但是俾斯麦却去处理日常事务,他以这样便宜地脱了身而感到满意。
  不幸,保加利亚人表现了不合时宜的、被神圣俄罗斯“解放”的斯拉夫民族所不应该有的魄力和政治才能。他们逮捕了密谋者,并且任命了一个能干的、果断的、廉洁的政府(这是一种刚被解放的民族完全不应该有的品质!),这个政府要巴滕贝克回来。然而后者暴露了自己的整个弱点,逃走了。但是保加利亚人是改不了的。无论有无巴滕贝克,他们总是反抗沙皇的无上命令,迫使英雄的考耳巴尔斯在整个欧洲面前当众出丑。[511]
  沙皇盛怒可想而知。拉拢了俾斯麦,击败了奥地利的反抗,如今却受到这个小民族的阻挠,而这个小民族只不过昨天才存在,多亏他或他的父亲[注:亚历山大二世。——编者注]才享有“独立”,但却不理解这种独立仅仅意味着对“解放者”的盲目服从。希腊人和塞尔维亚人是已经忘恩负义了,可是保加利亚人却越出了一切界限。把他们的独立当成真的了,——哪里见过这样的事!
  为了免遭革命之灾,可怜的沙皇不得不向前迈出新的一步。但是一步比一步危险,因为这是在冒着引起俄国外交一向竭力避免的欧洲战争的风险。当然,如果俄国直接干涉保加利亚,如果这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那末俄国和奥地利的利益公开敌对的时刻就会到来。那时就不可能是局部冲突,而是全面战争了。鉴于现在统治欧洲的是一些骗子,所以不可能预料双方的阵容。俾斯麦是能成为俄国反对奥地利的盟友的,如果他没有其他方法制止俄国革命的话。但是更可能是奥地利将对俄国开战,德国只是在必要时才会去援助奥地利,以防它覆灭。
  在春天来临以前——因为在4月以前,俄国人在多瑙河不能展开大战,——他们尽一切努力诱骗土耳其入其圈套,而奥地利和英国对土耳其的背叛为此准备了基础。他们的目的是要取得达达尼尔海峡的占领权,从而把黑海变成俄国的内湖,变成一个攻不进的掩蔽所来建立强大的海军,从这里控制拿破仑所谓的法国的内湖,即地中海。但是这个目的还没有达到,而他们的为数不多的索非亚的拥护者已经把他们的秘密计划泄露出来了。
  局势就是如此。为了避免俄国的革命,沙皇需要君士坦丁堡。俾斯麦动摇不定,他很想找到一个避免这两种情况的方法。而法国呢?
  对于十六年来一心想要报仇的法国人来说,利用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十分自然的。然而,对于我们的党说来问题并不那么简单,正如这个问题对于沙文主义者先生们说来也不简单一样。一场联俄反德的战争可能会在法国引起革命或反革命。在发生革命而使社会主义者掌握政权的情况下,与俄国的联盟就会垮台。首先,俄国人就会立即与俾斯麦媾和,以便共同扑向革命的法国。其次,在法国掌握了政权的社会主义者,就不会通过战争来阻碍俄国革命。但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非常可能的是保皇派的反革命,与俄国的联盟会有利于这种反革命。您知道沙皇是多么渴望奥尔良王朝复辟,因为只有这个政府才允许他与法国结成巩固而有利的联盟。所以,一旦开始战争,就会使用保皇派军官来准备这个复辟。如果遭到一点点局部的挫折——这是难免的——就会讲:这是共和制的过错;为了取得胜利和得到俄国盟友无条件的支持,需要一个巩固的君主政府,一句话,需要菲力浦七世[注:奥尔良的路易·菲力浦·阿尔伯,巴黎伯爵。——编者注]。保皇派将军们自己将要消极怠工,这样才能把他们的失败归咎于共和制政府;瞧,在你们那里马上就要出现一个君主制。而一旦菲力浦登上王位,所有这些国王和皇帝就立即会彼此商量,他们将不是互相吞并,而是瓜分欧洲,吞并小国。在消灭法兰西共和国以后,就会召开新的维也纳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法国共和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罪孽可能成为夺走它全部或部分亚尔萨斯—洛林的借口。君主们就会嘲笑那些共和主义者们的愚蠢,竟然对沙皇制度与无政府主义之间结成真诚联盟的可能信以为真。
  此外,布朗热将军对凡是愿意听他讲话的人说,法国需要战争作为扼杀社会革命的唯一手段。这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那就是对你们的一个警告。这位心肠好而见识肤浅的布朗热是个吹牛大王,这对于一个军人说来也许情有可原,但是这表明他是一个缺少政治头脑的人。拯救共和国的不会是他。他处于社会主义者和奥尔良王朝之间,将与后者达成协议,只要这是必要的,特别是只要后者向他保证与俄国结成联盟。总而言之,法国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的处境也和俄国沙皇一样,革命的威胁已经出现在他们面前,而他们只看到一个解救的办法——战争
  在法国也象在德国一样,形势的发展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所以我们可以希望仅仅维持现状。如果革命在俄国爆发,它就会引起最有利条件的聚合。而全面战争则会把我们抛进一个无法预料、无法估计的事件的领域。革命在俄国和法国都会推迟;我们德国党的蓬勃发展会被迫停止,在法国,君主制可能会复辟。毫无疑问,这一切归根结蒂是会有利于我们的,但是这要失去多少时间,遭到多少牺牲,克服多少新的障碍啊!
  推向战争的力量到处都是非常巨大的。首先,到处采用的普鲁士军事制度,要全面贯彻,需要十二年到十六年的时间:经过这段时间以后,后备部队的骨干就都是有掌握武器能力的人了。这十二年到十六年到处都已过去了,到处都有在军队中服役十二年到十六年的人。因此,到处都已准备好战争,所以德国人在这方面不再有特别的优越之处。其次,老威廉大概快要死了;那时制度将有所变动。俾斯麦的地位会有所动摇,他可能自己掀起战争作为保住自己的唯一手段。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将会出现一种进攻德国的新的诱惑力,因为他们会认为处于内政变动时期的德国是不那么强大和不那么巩固的。而各地的交易所实际上已经相信,老头子刚一闭眼,战争就要爆发。
  如果您想知道我的看法,那末,对我们来说肯定无疑的是,这场战争如果开始,其目的只能是阻碍革命:在俄国,是要预防斯拉夫主义者、立宪派、虚无主义者、农民这些不满分子的总发动;在德国,是要支持俾斯麦;在法国,是要压制社会主义者的胜利的运动和(象整个大资产阶级所打算的那样)恢复君主制。因此,我主张“不惜一切代价争取和平”,因为付出这种代价的将不是我们。
  祝好。

弗·恩·


  《犹太人的法国》[注:爱·德留蒙《犹太人的法国》。——编者注]奉还。真是一本枯燥无味的书!

10月26日星期二下午三点半


  因此,您将于明天早晨收到这封信。


  注释:
  [511]指保加利亚的政治危机,这一危机是在1886年秋天与沙皇俄国政府的谍报机关相勾结的军事密谋集团推翻亚历山大·巴滕贝克的王位以后发生的。政变后立即成立的亲俄政府只存在了几天就被亲奥地利的摄政政府所代替。想恢复亚历山大·巴滕贝克王位的企图由于遭到俄国的公开反对没有成功。沙皇政府为了恢复自己的影响,并为选择俄国的候选人来占有保加利亚王位打下基础,曾派尼·瓦·考耳巴尔斯将军到索非亚去,结果没有达到上述目的,原因之一是以英国为首的西欧各强国所采取的立场。同年11月考耳巴尔斯被召回,沙皇政府与保加利亚断绝了外交关系。
  恩格斯在《欧洲政局》一文中对这个事件作了评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356—364页和本卷第545—553页)。——第535、550、636页。
  [521]这封信稍微作了些删节和文字上的修改后,以文章的形式发表在1886年11月6日《社会主义者报》第63号上,标题是《欧洲政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356—364页)。——第545页。
  [522]1878年6月13日至7月13日在柏林召开国际会议,俄国政府被迫把圣斯蒂凡诺初步和约提交会议复审。
  圣斯蒂凡诺和约是1877—1878年俄土战争后于1878年3月3日(俄历2月19日)缔结的。它加强了俄国在巴尔干的势力,引起了得到德国暗中支持的英国和奥匈帝国的激烈反
  对。
  英国、德国、奥匈帝国、法国、意大利、俄国和土耳其的代表出席了柏林会议。会议的结果,签订了柏林条约。当然这次会议未能消除列强在世界政治方面的紧张关系。——第545页。
  [523]1794年波兰贵族共和国的民族解放起义被镇压以后,1795年波兰便遭到俄国、奥地利、普鲁士的第三次瓜分。后来,根据维也纳会议(1814—1815年)的决定成立了波兰王国,作为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普鲁士和奥地利在第三次瓜分波兰贵族共和国时所分去的土地归入波兰王国。——第545页。
  [524]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英国和法国利用埃及政府的财政困难,建立了对埃及的财政监督;埃及人民为保护自己的民族独立进行了反对外国资本扩张的斗争。1882年,英国挑起了同埃及的冲突,开始了军事行动,占领了埃及,实际上把埃及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见注514)。——第547页。
  [525]保加利亚—塞尔维亚战争开始于1885年11月2日(见注356)。在战争头一个月,保加利亚军队就使塞尔维亚军队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并进入塞尔维亚境内。在奥匈帝国的压力下,保加利亚的军队停止继续向前推进,并于1886年3月3日在布加勒斯特在承认统一的保加利亚边界的基础上缔结了和约。——第548页。
  [526]1886年5月25日(俄历13日)在莫斯科举行迎接亚历山大三世从克里木归来的仪式上,莫斯科市长尼·亚·阿列克谢也夫在欢迎词中宣称:“我们日益坚信:基督的十字
  架将在圣索菲娅闪耀”(阿列克谢也夫指的是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娅大教堂)。——第5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