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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妮·马克思（女儿）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亲爱的医生！！！
您的来信和您亲爱的母亲的画像收到了，非常感谢。画像好极了，比原像还要好。我收到它很高兴。
听说您好了一些，我很愉快。但愿随着时间的推移，沉重损失给您带来的痛苦会逐渐消失。您想一想吧：
“经历了一场人生的风暴，她现在睡梦正酣——
再没有任何东西可使她痛苦了。”
［注：莎士比亚《麦克佩斯》第三幕第二场（文字有改动）。——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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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想，不是可以得到一些安慰吗？
我给门克夫人写了一封短信。非常感谢您及时提醒我，尽管我必须说明，在收到您的信以前我总还是已经想到给“小玛丽”写信了……不过……不管怎样，俗话说得好，通往地狱的路是用善意铺成的。
摩尔也给她写了一封短信。他身体好多了，在汉诺威时折磨他的痛苦的咳嗽总算差不多好了。他衷心问候您并请您原谅他不给您写信，因为他正在忙着读一本论述俄国农民状况的书［注：恩·弗列罗夫斯基《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编者注］（刚刚用俄文出版的，他读起来很吃力）。从这本书看来，俄国农民的状况恰好和富于想象的凯里所描绘的相反[586]，丝毫不值得羡慕。“俄国没有幸福”。这本书出版得正是时候，它很重要。摩尔要在他的第二卷[11]里公布这本书中的事实。
这些时候第一卷的法文翻译工作在继续进行。[359]一个月以后第三章[587]就可以译好并着手校阅了，至少几天以前访问过译者的保尔（拉法格）在信里是这样说的。
保尔在给我们的信里写道：
“在一所简陋的房子的一间陈设更加简陋的房间里，那儿只有两把椅子、一张桌子、一张床和几个书架”，——
他碰见凯累尔先生（译者）在埋头工作。凯累尔先生年轻、聪明、充满热情。保尔为他感到非常高兴，特别欣赏他的“充沛的工作能力和精力”。的确，谁能不和他一样感到非常高兴呢？这个年青人为了自己的研究（他研究好几种科学，但主要是研究社会科学）而过着相当贫困的生活。他的父亲是个有钱的工厂主，他管理他父亲的工厂七年，但是这种“狱吏的职业”使他厌恶了，他辞职不干了。
保尔在凯累尔先生家里还遇见两位社会主义者。他给我们来信说：
“社会党已在巴黎成立并且开始跃居首要地位；他们虽然没有报纸，但是在举行公共集会并且进行个别的宣传鼓动”。
毫无疑问，社会党是在西蒙之流、佩尔坦之流、邦塞耳之流、甘必大之流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法国人懂得，空桶格外响；他们看见过这些满口大话、架子十足的说教者是怎样逃跑的，他们不会相信这些人的善良意图，不会相信这些人的信念：“今天逃跑了，明天还可以战斗”。
这一星期伦敦最大的事件是芬尼亚社社员为要求政府释放被囚禁的爱尔兰人而举行的示威。[338]杜西从爱尔兰回来后[588]成了一个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激烈的爱尔兰人，因此她非说服摩尔、妈妈和我同她一道去举行大会的海德公园才肯罢休。这个伦敦最大的公园挤满了男人、女人和孩子。连最高的树枝上都爬满了人。据报纸估计，到会的将近七万人，不过这是英国的报纸，因此这个数字无疑是大大缩小了的。示威者拿着红色、绿色和白色的旗子，上面写着各式各样的标语，例如：“时刻准备作战！”“不服从暴君就是对上帝尽职。”还有许多红色雅各宾帽在空中飞舞，比旗子还高，这些帽子的主人唱着《马赛曲》；这个场面和这些声音恐怕大大地打搅了在俱乐部里享用波尔图酒的常客。
第二天即星期一，所有的报纸都猛烈地攻击这些该死的“外国人”，并且咒骂他们在英国登岸的那一天，因为他们要用自己血红的旗帜、嘈杂的合唱和其他恐怖行为来教坏安分守己的约翰牛……
喝茶的时候到了——我答应给杜西烤几个栗子；您得谢谢您自己的运气或者不如说谢谢这些栗子，否则我就要无尽无休地乱涂下去了。（您一定认为我总也停不下来了。）
全家向您致最衷心的问候。
亲爱的“医生”，忠实于您的 燕妮·马克思
我用您的大名鼎鼎的头衔称呼您，看来会使您感到惊奇。请相信我并没有因这个头衔而对您有忌妒之意。在“我们新社会”里将不怎么需要治疗身体的祭司；他们将和自己治疗精神的同行一起完蛋，不过目前希望您享受您的头衔——在它还存在的时候！附上维尔特的相片。
注释：
[11]根据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序言，整个《资本论》的出版计划规定还要出版两卷。第二卷应包括两册，用以分析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二册）和阐述资本主义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三册），而最后一卷即第三卷（第四册），马克思打算用来探讨经济理论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12页）。马克思逝世以后，由恩格斯整理付印，并把马克思的属于第二册的手稿作为《资本论》第二卷出版，把属于第三册的手稿作为第三卷出版。——第8、12、23、70、162、191、410、518、526、539、540、551、583、586、588、672、677、688页。
[338]1869年夏天和秋天，在爱尔兰广泛地展开了争取赦免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的运动（见注24）；在许多次群众大会上都通过了要求英国政府释放爱尔兰革命者的请愿书。英国政府首脑格莱斯顿拒绝了爱尔兰人的这些要求。1869年10月24日，在伦敦举行了声援芬尼亚社社员的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对示威游行的详细叙述见本卷第689页），在示威游行之后，总委员会通过了呼吁英国人民捍卫被囚禁的爱尔兰人的决议，并为此成立了由马克思、鲁克拉夫特、荣克和埃卡留斯组成的委员会。根据马克思的建议，问题提得更加广泛，总委员会于1869年11月广泛地讨论了关于不列颠政府对被囚禁的爱尔兰人的态度问题。在讨论过程中，马克思曾两次发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664—669页），并草拟了《总委员会关于不列颠政府对被囚禁的爱尔兰人的政策的决议草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33—434页和本卷第373—374页），这个决议草案于1869年11月30日由总委员会通过。——第361、645、689页。
[359]指《资本论》第一卷法译本，它是由第一国际巴黎支部成员沙·凯累尔翻译的。凯累尔于1869年10月着手工作。他曾把译稿寄给马克思，马克思作了修改（见本卷第623页）。凯累尔参加了巴黎公社，公社失败后流亡瑞士。工作没有完成。《资本论》第一卷完整的法译本是由约·鲁瓦完成的，1872—1875年以分册的形式在巴黎出版，后来装订成书（关于《资本论》法译本并见注42）。——第377、399、688页。
[586]指亨·查·凯里的《社会科学原理》（《Principles of social science》）一书。关于这本书的详细情况见本卷第377—388页。——第688页。
[587]指《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的第三章（《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在该卷德文第二版和以后各版中，相当于这一章的是整个第三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201—345页）。——第688页。
[588]爱琳娜·马克思于1869年9月6日至23日随同恩格斯和他的夫人莉希·白恩士在爱尔兰旅行。——第6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