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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
亲爱的保尔和亲爱的白鹦鹉：
你们知道福斯泰夫对老年人的评价是，他们全都是老奸巨猾的人［注：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后篇》第三幕第二场。——编者注］。因此我避而不谈我长期没有写信这一确凿的事实，就不会使你们感到奇怪了。我立刻谈实质问题［注：贺雷西《诗论》。——编者注］，同以往的罪过一刀两断。
首先我必须坦率地告诉你们，我对劳拉的健康十分担心。我不知道该怎样解释她长期的深居简出。她不和杜邦这样的我的一些朋友见面，更增加了我的疑虑。只要某些情况许可，我就到你们那儿去，唯一的目的是看看我的孩子。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出版以后，我到巴黎恐怕不会十分安全。因此，你们在信里丝毫不要涉及我的秘密计划。
小富希特腊［注：沙尔·埃蒂耶纳·拉法格。——编者注］想方设法让他的外祖父随时了解当代的书刊，我非常感激。韦莫雷耳的书［注：奥·韦莫雷耳《1848年的人物》。——编者注］使我很开心。总的说来，我同意他对1848年自然选择没有确定他们扮演那种角色的人物的评价。不过他对某些人物过分认真了，例如对奥迪隆·巴罗这个高傲的微不足道的人物就是这样。对于这些临时性的而决非命定的人物［注：俏皮话：“临时性的”一词（暗指赖德律—洛兰和1848年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的其他成员）的原文是《provisional》，同“命定的”（《providential》）发音相近。——编者注］多多少少不自觉地——例如赖德律—洛兰的情况就是这样——代表的那个阶级的内部细微差别，他是缺乏认识的。有些东西是不成功的，例如，他曾经一再企图为冒险家、空想家和批评家的这种奇特混合体辩护，而且使用的方式又很精巧。我指的是艾·日拉丹。至于说到他对于这些人的活动而不是这些人本身的评论，那末他在每一步上都表现出纯粹蒲鲁东式的无知和傲慢。
关于那个工人艺术家，我必须说，他不合我的口味。唯一使我中意的东西是布朗基的画像。我把它寄给了比斯利，好让他能摆脱那个老娼妇丹尼尔·斯特恩的书［注：丹·斯特恩《1848年革命史》。——编者注］带给他的奇怪的成见。他在我们这里吃饭时曾天真地问过我，布朗基是不是也是布莱德洛一类的不值得尊敬的人物之一。对于这种完全按约翰牛精神对革命活动家作出的评价，我不能不暗中嗤笑。我问他，他的英雄卡提利纳是不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512]。
《人民报》[513]最使我开心的情况是，这些博学的蒲鲁东主义者被迫以文人的面目出现，就是说扮演他们所非常鄙视的、但又是他们所能扮演的唯一的和真正的角色，而扮演这种角色是唯一适合他们做的事情。这是历史的讽刺的一个绝妙的例证！
保尔对他同鲁瓦埃小姐的那段奇遇的生动叙述[514]，恩格斯和鄙人我都感到开心。他的失败我毫不感到惊奇。他大概记得，我在读了她为达尔文的书写的序言以后，就立刻对他说过，她是资产阶级的代表。英国社会的生存斗争——普遍的竞争，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515]——使达尔文发现残酷的生存斗争是“动物”界和植物界的基本规律。但是达尔文主义［注：指社会达尔文主义。——编者注］与此相反，却认为这是证明人类社会永远不能摆脱自己的兽性的决定性论据。
关于《哲学的贫困》，我确实不知道我在这一方面还能做些什么。事情从一开始就搞坏了。本来应当立刻把书接收下来并表示感谢，但现在要挽回局面已经太迟了。我写信给迈斯纳，要他注意福格勒，但是我们揭穿这个流氓也未必能有什么收获。最糟的是，菲韦希不仅把书积压在他那儿，而且使它停止了流通。如果他重新登出广告，该书每册按二法郎出售，那是有可能把书卖掉的。拉法格应当本着这个精神和他商量。[180]
恐怕我不能为正在筹办的新报纸[244]做很多事。无论如何我要尽力而为。考威尔·斯特普尼永远不会提供一万二千英镑贷款。这个好心肠的傻瓜把自己的资金非常荒谬地零零碎碎地浪费掉了。《社会经济学家》就是靠斯特普尼出钱维持的。这是那个自以为是克伦威尔［注：套用英国谚语“每个人都自以为是克伦威尔”（《Be every man his own Cromwell》），意思是：“自以为了不起”、“自吹自擂”。——编者注］的老侯里欧克的出版物中最无聊的东西。没有一项可疑的慈善事业是斯特普尼不去插手，或者更确切些说，不去投资的。因此，尽管你们希望他在更大的规模上开展自己的活动，但是他对此既没有愿望，也没有能力了。
我们的国际在德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提出的我们的新方案，即只允许个人入会，会员证收费一便士，在会员证的背面用德文、法文和英文印上我们的原则，证明是正确的。荣克一天天变得越来越象个小业主了。他象个先知一样郑重预言或者编造无尽无休的胡说，在这方面他所表现的那种油腔滑调、装模作样和自满自负，简直变得令人不能容忍了。杜邦对他讲了这一点，并且补充说，他（荣克）还有一个习惯，即在谈话的时候双手插在兜里，把钱币弄得铮铮作响。不过实际上他并不怎么坏。
我的老相识——俄国人巴枯宁——策划了一个不大的反对国际的狡猾阴谋。他在和平和自由同盟的最近这次伯尔尼代表大会[516]上同它闹翻并退出这个组织以后，加入了我们协会的日内瓦罗曼语区支部。他很快就把我们好样的老贝克尔缠住了。贝克尔时刻渴望采取坚决行动，但他非常缺乏批判能力。他容易受诱惑，是个象加里波第那样的热心人。于是，巴枯宁秘密地准备组织“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它将同时既是我们的国际的一个分部，又是一个新的独立的国际性组织，宣布自己的“特殊使命是研究”无产阶级运动的“最高哲学等等的原则”；实际上这个计划如果再加上狡猾的手腕就会把我们的协会置于俄国人巴枯宁的领导和最高控制之下。他进行活动的方法是非常独特的。他背着我们把他的新纲领[222]（由老贝克尔带头署名）寄往巴黎、布鲁塞尔等地；他还向那些地方派遣了自己的特使。前不久他们才把这些文件寄给伦敦的总委员会。我们用一项正式的决议击退了这个乳臭未干的俄国人的进攻。我们所有的分部一致赞成这个决议。当然，老贝克尔现在对我是心怀不满的，席利根据他的消息也会对我不满，但是，尽管我个人同贝克尔是友好的，我不能允许这一瓦解我们协会的最初尝试得到成功。 杜邦是否告诉过你们，英勇的韦济尼埃已被当作卑鄙下流的造谣者赶出了著名的法国人支部？［注：见本卷第143页。——编者注］在这以后他成了《蟋蟀报》公认的英雄，这家报纸公开反对“伦敦总委员会”及其在布鲁塞尔的助手“多疑”。
好吧，再见，我亲爱的孩子们，代我吻小富希特腊。
并且不要忘记 老尼克
注释：
[180]指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一书的销售问题。该书于1847年在布鲁塞尔写成，同时由两个出版商出版——在布鲁塞尔由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福格勒出版，在巴黎由弗兰克出版。弗兰克于1865年把自己的企业卖给了出版商菲韦希。到1868年，由于第一国际内部对蒲鲁东分子的斗争加剧，对这本书的需要量急剧增加，而存书已成珍本。因此马克思于1868年10月写信给巴黎的出版商，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该出版商已完全停售《哲学的贫困》。拉法格就这个问题谈判的结果不详。——第173、580页。
[222]指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纲领和章程《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纲领和章程》（《Programme et Règlement de I’Alliance internationale de la démocratie socialiste》）。这两个文件于1868年在日内瓦以单页的形式用法文和德文出版。1868年11月29日约·菲·贝克尔将两个文件寄请国际的总委员会批准。12月15日总委员会表示反对接纳同盟加入协会，12月22日马克思同恩格斯交换意见之后写成的通告信《国际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382—384页）稍加修改后被一致通过。通告信揭露了同盟的分裂主义策略（见本卷第220—221页）。通告信作为机密通知分发给协会的所有支部。——第218、581、661页。
[244]指出版法国政治周报《文艺复兴》（《La Renaissance》）的计划，该报原定1869年创刊。在预定的报纸撰稿人中，有布朗基主义者（雅克拉尔、特里东等人）和共和主义者（兰克）。拉法格积极参加了该报的筹备工作，他写过两篇文章：一篇是批判蒲鲁东主义的文章；另一篇是扼要阐述《共产党宣言》基本原理的文章。拉法格曾打算请马克思为该报撰稿。但出版计划未能实现。——第246、316、318、580页。
[512]马克思在这里暗指比斯利的《党的首领卡提利纳》一文，该文发表于1865年5月15日—8月1日《双周评论》杂志第一卷，文中卡提利纳被描绘成一个革命者。——第579页。
[513]看来马克思指的是韦莫雷耳的书中引用的法国报纸《人民报》。该报是蒲鲁东派机关报，1848—1850年在巴黎出版；最初叫《人民代表》（《Le Représentant du Peuple》），从1848年9月至1849年6月13日叫《人民报》，比·约·蒲鲁东曾任该报编辑。——第579页。
[514]从拉法格1868年12月写给马克思夫人燕妮的信中可以看出，这里指的是拉法格同法国女作家鲁瓦埃商谈关于把《资本论》第一卷译成法文一事。由于鲁瓦埃的资产阶级观点，不得不拒绝她的帮助，因此这些商谈毫无成果。关于《资本论》的法译本并见注42和359。——第580页。
[515]“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Bellum omnium contra omnes》）是英国哲学家托·霍布斯的用语，见他的著作《论公民》和《利维坦》。——第580页。
[516]和平和自由同盟（见注27）伯尔尼代表大会于1868年9月举行。——第5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