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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0年12月26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附上的《日内瓦国境通报》关于《福格特先生》的广告[138]的剪页,单凭那特大号的字体就可以使人看出,布拉斯对福格特是多么爱戴。此外,在《国境通报》最近五号上有很好的文章。
  昨天佩奇告诉我,伦敦到目前为止已卖出八十本。可是他抱怨说,在曼彻斯特“简直一本也卖不出”。
  据我所知,除去《改革报》发表了一系列短评(赞许的[139])并说将于下星期登一篇长文以外,德国报纸上至今没有发表什么东西。奥格斯堡总汇报》很奇怪。它已收到两篇详细的批评文章:一篇是讨厌家伙比斯康普写的,另一篇是洛·布赫尔先生给附刊写的。然而至今没有登出一个字。但以后瞧吧。
  就这样。
  1.路·西蒙[注::见本卷第126和131页。——编者注]。书差不多已经完全弄好了,有一天晚上很晚的时候,我为校对的事到希尔什菲尔德那里去,顺便先跑到西蒂区朋友莱茵兰德尔的营业所去坐了一会儿。他非常愉快地告诉我,小赫希斯特(律师的儿子)已从巴黎来到伦敦,在这里的一个企业就业。莱茵兰德尔从巴黎那时起就十分了解赫希斯特父子。后来有一次我在莱茵兰德尔那里见过这个小赫希斯特,他是个不会得罪人的小伙子,不仅没有任何政治观点,甚至没有任何政治概念。他曾经在一个大概姓克尼格斯韦特[注::指克尼格斯瓦特。——编者注]的银行家(这个著名的波拿巴主义者的姓我现在记不十分确切了)那里当过职员,而路德维希·西蒙曾经在那里当过营业所主任。莱茵兰德尔向赫希斯特详细打听过这位温存的库尼贡达。他说:啊,我们营业所的人不喜欢他。虽然他是营业所主任,但是他胆小得每个行动都要问老板,业务也很不熟悉,容易激动,此外,他大部分时间都去搞政治了。著名的艾·阿布几乎每晚都在他那里,同他一起工作;我亲自看见过他们校对他们的共同著作之一。经过莱茵兰德尔反复询问才弄清楚,这部共同著作就是《一八六○年的普鲁士》[注::艾·阿布《一八六○年的普鲁士》。——编者注]。路德维希·西蒙在波拿巴主义者克尼格斯韦特的营业所里似乎吹嘘过他和艾·阿布的关系,于是在政治上象一个新生婴儿似的、对谁也不怀疑的小赫希斯特,以为他告诉莱茵兰德尔的是对路·西蒙非常荣誉的事情。最可笑的是,后来在戚美尔曼那里的一次午宴上(小赫希斯特没有被邀请),莱茵兰德尔非常天真地问老赫希斯特,关于我对路·西蒙的揭露他有什么看法?老赫希斯特声称,他已经多年根本不再从事政治了,政治已经两次毁灭了他,可是在他看来我的揭露是不可信的。但是莱茵兰德尔坚持说我是有很“可靠的”材料的。
  2.布林德极疯狂地进行报复。他宣布中止了同佩奇公司的业务往来。这是“盲人的报复”[注::文字游戏:布林德的原文为Blind,是姓,也有“盲人”的意思。——编者注]。老瑞日卡!
  3.关于弗莱里格拉特——因你给他的冷酷的嘴脸上贴了膏药,他今天将感到很舒畅——以及关于他和布林德亲近的物质基础,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我早些时候就写信告诉过你了[注::见本卷第123页。——编者注]。确切的情况是这样的。
  在席勒纪念活动期间(1859年),这位高贵的诗人通过他的代理人布林德起初把你所知道的那篇赞美诗[注::斐·弗莱里格拉特《为席勒纪念活动而作。1859年11月10日。旅居伦敦的德国人的颂歌》。——编者注]提供给水晶宫的经理处。经理处如要获许出版这篇著名的赞美诗并且在席勒纪念活动的那天在水晶宫出售,必须付给他四十英镑现款。这位重商主义的诗人自己还要保留以后销售的权利。经理处很客气地感谢了这种善意,建议弗莱里格拉特先生自己经营出售他的赞美诗。
  于是这位高贵的人物看来是自己掏腰包在希尔什菲尔德那里把这篇肮脏东西印了两万本。生产费是四十英镑。按照这位高贵的诗人的计划,收入的一半献给席勒协会,而另一半归自己养家,这样,扣去花费(每本的价格是六便士),诗人就能为自己获得纯利二百一十英镑,除此之外还可以在全德国吹嘘一通自己的慷慨。
  但是这个算盘打错了。在整个英国也许(总共)卖出了几百本,而且这还是在对许多人施加极大压力的情况下卖出的。
  因此事情就非常糟糕了。就在这个时候布林德开始从早到晚、从晚到早地活动,迫使伦敦席勒委员会支付印刷费,经过激烈的争吵以后,他终于达到了目的。原来这就是痛哭流涕的原因[注::普卜利乌斯·忒伦底乌斯《安德罗斯岛的姑娘》第一幕第一场。——编者注]
  至于一大堆存放在仓库里的书,弗莱里格拉特交给他的盲人朋友去销售,而这个不知疲倦的小滑头早在11月(1860年)就用阴谋手段在伦敦举办自己的席勒纪念活动,以便出售弗莱里格拉特的破书。无怪乎弗莱里格拉特不论过去和现在都“置身于”他的布林德“近旁”。[注::见本卷第123页。——编者注]弗莱里格拉特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懂得自己的私利,对他来说商业利益(这里自然也包括诗人的荣誉)高于一切。
  还要提一下布林德在这种情况下还演了一出很说明他的特点的滑稽剧。
  这个深谋远虑的布林德事先没有告诉朋友弗莱里格拉特和朋友金克尔,悄悄地(用大家都知道的一百英镑基金中的钱)刊印了关于席勒和勃鲁姆的一些初步的东西或初步的一些东西。清晨七点半,当大家还在规规矩矩做梦的时候,他就把一只装着他的“激进传单”的匣子放在宫殿[364]门口了。从《晨报》借来的送信员给他看守着匣子,并把这种胡写的东西塞给每个参观者。如有人问价钱,那就根据他的衣着向他索取六便士,三便士,直到一便士。谁要是不问,他就免费取得这种胡写的东西。所以,还没有轮到金克尔的演说或弗莱里格拉特的赞美诗之前,这个巴登的滑头已经捷足先登,把他的破烂硬塞给随便遇见的任何人了。
  祝好。孩子们又在家了。向鲁普斯问好。

你的 卡·马·


  谢谢你的文章[注::指弗·恩格斯《奥地利革命的发展》。——编者注]



  注释:
  [138]布拉斯主编的《日内瓦国境通报》1860年12月22日第12号上刊登了刚刚出版的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的广告,并列出各章的标题。——第132页。
  [139]《改革报》1860年12月10日第148号和12月19日第152号,刊登了两篇关于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的短评。1860年12月15日第150号附刊和12月19日第152号刊登了广告,说马克思的《福格特先生》一书刚刚在伦敦出版,并列出各章的标题。——第133页。
  [364]水晶宫用金属和玻璃构成,是为1851年在伦敦举办的首届世界工商业博览会建造的。1864年4月,在水晶宫举行了庆祝会,欢迎加里波第到英国。
  1844年詹姆斯·格莱安当大不列颠内务大臣时,为讨好奥地利政府,下令英国邮政管理局容许警察暗中检查意大利流亡革命家的信件,其中有从1837年起作为政治流亡者居住在伦敦的马志尼的信件。在这些信件中,发现了邦迪埃拉兄弟给马志尼的信,他们在信中说明了他们计划远征卡拉布里亚,以期在意大利举行反对那不勒斯波旁王朝和奥地利统治的起义。1844年6月,远征的参加者在进行这次远征时被逮捕,邦迪埃拉兄弟被枪杀。——第136、3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