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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118]



　　请允许我也向读者告别。
　　“社会民主党人报”应当退出舞台。这不仅是因为曾经时常向其他政党作过这样的声明。更主要的还是因为，在变化了的条件下，“社会民主党人报”本身肯定会变，它的任务、撰稿人和读者都会变。然而，起过如此明显的历史作用的报纸，它的篇幅、而且只有它的篇幅才反映了德国工人政党生命中最有决定意义的十二年的报纸，——这样的报纸，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改变自己的面貌的。它应当像它原来的那样，否则就应当停刊。在这一点上我们大家的看法是一致的。
　　我们大家还同样一致认为，由于本报停刊必然会造成一个缺口。在德国出版的任何一个机关报，不论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都不能代替它。对党来说这只是一个相对的损失，因为党正进入另一种斗争环境，因而它需要另一种武器，另一种战略和策略。但是对于本报的撰稿人来说，特别是对我来说，这却是一个绝对的损失。
　　我生平曾经有两次荣幸地为报纸撰稿而完全得到了出版工作中一般所能有的两个最有利的条件：第一，绝对的出版自由，第二，深信你的听众正是你想要同他们说话的人。
　　第一次是1848年到1849年为“新莱茵报”[119]撰稿。这是革命的时期，在这种时候从事办日报的工作是一种乐趣。你会亲眼看到每一个字的作用，看到文章怎样真正像榴弹一样地打击敌人，看到打出去的炮弹怎样爆炸。
　　第二次是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这同样是一个革命的时期，在维登代表大会上重新恢复了党，此后党又重新“用一切手段”，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开始了斗争。[120]“社会民主党人报”就是这种不合法性的体现。对它来说既不存在必须遵守的帝国宪法，也不存在帝国刑法典和普鲁士邦法。“社会民主党人报”无视帝国的和各邦的法律，每周都违法地潜入神圣德意志帝国国境；暗探、特务、奸细、海关官员、增加了一两倍的边防岗哨——一切都无济于事；“社会民主党人报”按期到达订户的手里，差不多像期票一样准；任何一个斯蒂凡也不能阻止德意志帝国邮局把它分送到收件人手里。而且当时在德国有一万多订户；如果说资产阶级读者在1848年前夕只是在极其少有的情况下才出钱支持自己被禁止的刊物，那末工人却在十二年的过程中都非常认真地出钱维持自己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当我看到在编辑部、发行处和订户之间的这种安排得如此出色的无声的协作，这种组织得businesslike，也就是组织得井井有条的革命工作在一周复一周、一年复一年地一刻不停地进行，我这个年老的革命者的心里常常是多么高兴啊！
　　这个报纸也是值得为推销它而作出努力和经受危险的。这无疑是党曾经有过的最好的报纸。这不仅是因为只有它享有充分的出版自由。在它的篇幅上极其明确地和坚决地阐述并捍卫了党的原则，编辑部的策略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正确的。而且还应当补充一点。当我们的资产阶级报刊笼罩着一片死寂的时候，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却反映出我们的工人通常同警察的阴谋诡计作斗争时的那种生动幽默。
　　同时，“社会民主党人报”决不是党团的简单传声筒。当1885年党团的多数倾向于投票赞成航运津贴的时候，该报坚决支持反对意见，并且甚至在党团的多数用一道现在连它自己也觉得不能理解的命令禁止该报采取这个方针以后，还是坚持自己这样做的权利。斗争继续了整整一个月，在这段时间内编辑部得到了德国国内外的党员同志们的有力支持。4月2日宣布禁令，而在4月23日“社会民主党人报”刊登了党团和编辑部的联合声明，从这里可以看出，党团撤回了自己的命令。[121]
　　过了一些时候，“社会民主党人报”有机会领受了一下备受赞扬的瑞士避难权。[122]正如1830年以来在所有类似的情况下那样，在这里也暴露出了每当这种避难权真正应当发生效力的时刻，它却总是失灵的。在这方面没有任何新鲜的东西。自从1830年瑞士实行民主化以来，邻近的大国只准许这个小共和国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国内的民主实验，即它只能在与每次事件有关的大国的监督下实施流亡者的避难权。瑞士太弱了，它不能不做出让步。这不应当责怪它。马克思正是在提到荷兰、瑞士和丹麦的时候常常说，今天没有比具有伟大历史的小国的处境更糟的了。不过，现在终于是停止胡说什么在“自由瑞士”有神圣不可侵犯的避难权的时候了。
　　“社会民主党人报”是德国党的旗帜；经过十二年的斗争，党获得了胜利。反社会党人法已经破产，俾斯麦已被推翻。强大的德意志帝国曾经动用了它的一切有力手段来反对我们；党对这一点一直报以鄙视的态度，直到德意志帝国最后不得不在我们的旗帜面前降下自己的旗帜。现在帝国政府又企图在普通法的范围内来反对我们，因此我们也试图利用我们通过坚决运用不合法手段而重新争得的合法手段。至于是否要把关于“合法”手段那一条重新列入纲领，这并不那么重要。应当说法暂时用合法的斗争手段对付下去。不仅我们这样做，凡是工人拥有某种法定的活动自由的所有国家里的所有工人政党也都在这样做，原因很简单，那就是用这种办法能获得最大的成果。但是这必须以敌人也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为前提。如果有人企图借助新的非常法，或者借助非法判决和帝国法院的非法行为，借助警察的专横或者行政当局的任何其他的非法侵犯而重新把我们的党实际上置于普通法之外，那末这就不得不使德国社会民主党重新走上它还剩下的唯一的一条道路，不合法的道路。即使是在英国人这个最尊重法律的民族那里，人民遵守法律的首要条件也是其他权力机关不越出法律的范围；否则，按照英国的法律观念，起义就成为公民的首要义务。
　　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了，那将怎样呢？党将修筑街垒，诉诸武力吗？党一定不会使自己的敌人得到这种满足。党对历届帝国国会普选所赋予它的力量的认识，使它不会这样做。有百分之二十的选票投给了党，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然而这同时也表明，还有百分之八十的选票投给了联合在一起的敌人。如果我们的党在这时候看到，投给它的选票在最近三年内增加了一倍，并且在下届选举时还能期望选票有更大的增长，那末，除非它失掉理智，否则不会在今天百分之二十对百分之八十，而且面对军队的情况下进行暴动，因为暴动的结果毫无疑问会失掉二十五年来占领的一切重要阵地。
　　党有一个更好得多的、经受住了考验的手段。一旦有人对普通法适用于我们这一点提出异议，“社会民主党人报”就会重新出现。为这种情况而保存下来的旧的机构将重新进行活动，这将是一个更加完善、更加有力和重新整顿了的机构。而且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下一次德意志帝国一定撑不住十二年。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写于1890年9月12日和18日之间
载于1890年9月27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9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社会民主党人报”


　　注释：
　　[118]“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是恩格斯为该报停刊而写的。恩格斯的这封信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后，接着又于1890年9月30日刊登在奥地利杂志“社会民主党人月刊”（《Sozialdmokratische　Monatsschrift》）第9期上。1890年10月这封信被译成意大利文刊登在“正义报”（《Giustizia》）上。1890年10月3日该信刊登在“柏林人民报”第230号上，信的头两段被删掉。
　　恩格斯的这封信于1913年9月第一次用俄文发表在布尔什维克杂志“启蒙”第9期上。——第88页。
　　[119]“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Organ　der　Demokratie》）从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每日在科伦出版，总编辑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威·沃尔弗、格·维尔特、斐·沃尔弗、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和亨·毕尔格尔也参加了编辑部。作为民主派中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机关报的“新莱茵报”，起了人民群众的教育者的作用，它动员人民群众起来向反革命作斗争。决定该报对德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重要问题所持立场的社论通常都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
　　“新莱茵报”不顾种种迫害和警察当局的刁难，英勇地捍卫了革命民主派的利益，无产阶级的利益。1849年5月，在反革命全面进攻的情况下，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而下令把他驱逐出境。马克思被驱逐和“新莱茵报”的其他编辑遭迫害，使该报停刊。1849年5月19日“新莱茵报”用红色油墨印出了最后一号即301号。该报编辑们在致工人的告别书中宣布：“无论何时何地，他们将始终坚持工人阶级的解放！”——第89页。
　　[120]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大会于1880年8月20日至23日在维登（瑞士）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56名代表。这是在1878年颁布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情况下德国社会民主党举行的第一次秘密代表大会。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克服了由于党的活动条件的急剧变化而在党的领导人中间引起的惊慌和一定程度的动摇，在党员群众的影响下党的革命路线战胜了右倾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倾向。
　　代表大会讨论了以下问题：党内情况，社会民主党议员在帝国国会中的立场，党的纲领和组织，党的报刊，参加选举，德国社会民主党同其他国家的工人政党的关系，等等。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对于党的进一步发展和巩固具有重大的意义。代表大会谴责了以莫斯特和哈赛尔曼为首的无政府主义分子的言论，他们否认利用合法机会和利用议会等等的必要性，走上公开同党决裂的道路。莫斯特和哈赛尔曼被开除出党。同时代表大会不顾右派的立场，把1875年在哥达通过的那个纲领的第二部分中谈到党力求“用一切合法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用的“合法”这个词删掉，这样，代表大会就承认必须把合法的斗争形式同不合法的斗争形式结合起来。代表大会批准“社会民主党人报”为党的正式机关报。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各种机会主义表现，以及党的某些领导人对机会主义所抱的调和主义态度进行了原则性的批评，这对代表大会的工作起了有成效的影响。——第89页。
　　[121]恩格斯指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由于党团的多数和“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之间在对待政府的轮船公司津贴法案（见注110）的态度上持有不同意见而发表的声明，声明刊登在1885年4月2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4号上。在这个声明中党团不同意党的机关报有权在报纸上批评它的活动，认为对多数社会民主党议员在航运津贴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立场所做的原则性批评是无根据的攻击。但是，在这个声明公布以后，“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收到在德国的和流亡在外的党员寄来的大量信件，以及社会民主党地方组织集会做出的决议，坚决抗议社会民主党党团多数的机会主义立场及其对该报的攻讦。党团的多数被迫让了步。1885年4月23日该报发表了“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和社会民主党党团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任何限制批评的企图都意味着破坏党的原则和动摇党的基础。这样，社会民主党党团的多数就放弃了自己原先的声明。——第90页。
　　[122]1888年9月瑞士联邦委员会根据德国当局的要求，把“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许多工作人员和编辑，如伯恩施坦、莫特勒等人驱逐出瑞士，于是报纸迁到伦敦，从1888年10月1日起在伦敦继续出版。——第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