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五卷——关于雅科比提案的辩论

关于雅科比提案的辩论

　　科伦7月17日。我们终于又等到了康普豪森先生所说的“大辩论”，这次辩论进行了整整两天。
　　这次辩论的问题是大家都知道的：一方面是政府提出的关于立即实施国民议会决议的保留条件，另一方面是雅科比的提案：承认国民议会有权不等任何人批准立即通过具有法律效力的决议，但不同意国民议会关于中央政权[143]问题的决议。
　　这样的问题竟能引起争论，仅仅这一点就足以使其他民族困惑不解。但是我们住在橡树和菩提树的国家中，因此不值得大惊小怪。
　　人民派代表去参加法兰克福议会，并授以全权宣布议会是凌驾于全德国及其各邦政府之上的最高权力机关；议会由于有了人民交给的自主权，就应该通过关于德国宪法的决议。
　　但是议会没有立即宣布它的凌驾于德国各邦和联邦议会之上的自主权，反而胆怯地回避一切与此有关的问题，而且态度始终是犹豫不决、动摇不定的。
　　最后，它接触到了决定性的问题，即任命临时中央政权的问题。表面上它是独立的，而事实上是听命于各邦政府的（各邦政府通过加格恩来影响它），它亲自选举了各邦政府早已给它指定的帝国摄政王。
　　联邦议会承认已举行过的选举，并在一定程度上强调这次选举只是得到它的批准才具有了法律效力。
　　但是汉诺威甚至普鲁士以保留条件的形式提出了反对意见，而普鲁士的保留条件正是11日和12日讨论的基础。
　　因此，这次模糊不清的讨论很难怪罪柏林议会。罪过在于动摇不定的、软弱无力的、毫无魄力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本身，如果它的决议只能称作废话连篇的话。
　　雅科比简短而精确地（他常常是这样）论证了自己的提案。他使左派发言人的处境非常困难；除了关于中央政权诞生的经过这一严重败坏国民议会名誉的问题以外，他说出了关于这个提案所能说的一切。
　　果然，左派的议员在他发言后几乎没有谈什么新东西，而右派的情况就更糟：他们的发言不是流于空谈就是流于法律上的诡辩。两派议员喋喋不休地重复着别人说过的话。
　　第一个让议会接触到右派论证的荣誉属于施奈德尔议员。
　　他从基本的论证说起，他认为提案本身就自相矛盾。提案一方面承认国民议会的自主权，而另一方面却建议妥协议会谴责国民议会，从而使妥协议会凌驾于国民议会之上。谴责只能由个别人提出，而不能由整个妥协议会提出。
　　这个巧妙的论证（显然右派非常以这个论证自豪，因为它贯穿在右派的所有发言中）提出了崭新的理论。根据这个理论，在对国民议会的关系上，妥协议会的权力比个别人为小。
　　继第一个基本的论证之后是第二个即共和政体的论证。德国多半是由君主立宪的各邦所组成的，因此它应该有个立宪的不负责任的元首，而不应该有共和政体的负责任的最高元首。这个论证在第二天就受到施泰因先生驳斥：他说德国按其中央政治机构来说一直是共和国，诚然是个善良的共和国。

　　施奈德尔先生说：“我们受命全权草拟关于君主立宪的协议，而法兰克福的议员却被授以类似的全权，即同德国各邦政府协商制定德国的宪法”。

　　反动派把自己的愿望冒充为既成事实。颤抖的联邦议会根据没有丝毫法律权力的所谓预备国会的要求，召开了德国国民议会，在这样的时候是根本谈不上协商的，因为已召开的国民议会在当时是被认为有自主权的。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巴黎六月的日子不仅使大资产阶级的希望复活了，而且使已被推翻的制度的拥护者的希望也复活了。每个顽固的容克地主都在幻想恢复自己旧时的鞭笞制度，从音斯布鲁克的皇宫到亨利七十二世世袭的城堡都传来了“协商制定德国宪法”的要求。的确，法兰克福议会本身应该承担这个罪过。

　　“所以，国民议会按照自己的职权选举了立宪的最高元首。但是它也按照人民的意志行动；绝大多数主张君主立宪。我将认为国民议会的其他决议甚至都是不幸的。这不是因为我反对共和制：在原则上我承认共和制（这里我并不自相矛盾）是最完善的和最高尚的国家形式，但实际上我们离它还远得很。在我们还没有相应的精神面貌以前，我们不可能有这种形式。当我们还没有共和主义者，即没有不仅在热情奋发时而且在任何时候都能自觉地慷慨地使个人利益服从全体利益的高尚人物的时候，我们是不能盼望共和制的。”

　　要证明柏林议会中体现了哪些美德，还能有比施奈德尔议员的这些高尚而谦虚的话更好的东西吗？的确，如果过去还可以怀疑德国人是否适宜于共和政体，那末现在，在我们的辛辛纳图斯-施奈德尔的真正的公民美德和异常质朴而高尚的忘我精神的榜样面前，这种怀疑就应该烟消云散了！但愿辛辛纳图斯充满勇气和信心，相信自己，相信无数高尚的德国公民；这些公民也认为共和制是最高尚的国体，但是认为自己是拙劣的共和主义者；对共和制来说他们已经成熟了，他们会象对待君主专制那样，以英雄的驯服态度来对待共和制。正直人的共和制将是一切曾经存在过的共和制中最幸福的：这是一个没有布鲁土斯和卡提利纳、没有马拉和六月风暴的共和制，这是“饱食的美德和有购买力的道德”[144]的共和制。
　　但是辛辛纳图斯-施奈德尔大错而特错了，他高喊：

　　“在专制制度下，共和主义的特性是无法培养的；共和主义的精神不是呼之即来的；我们必须首先用这种精神来教育我们的子孙！目前我认为共和制只是一种极大的灾祸，因为它是无政府主义，徒具被侮辱了的共和制之名，它是以自由为幌子的专制制度！”

　　相反地，德国人——正如福格特先生（从吉森来的）在国民议会中所说的那样——是天生的共和主义者，辛辛纳图斯-施奈德尔要用共和主义的精神来教育自己的孩子，倒不如用他自己在年轻时代严以律己时所用的那种旧时的仁慈的德国风尚、谦虚和敬畏上帝的精神来教育他们。正直人的共和制不会是无政府主义和专制制度，它只会使辛辛纳图斯-施奈德尔所擅长的那种低级政客的纵谈阔论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而已。正直人的共和制决不会有玷辱了第一个法兰西共和国的一切恐怖和罪行，它没有染满血污，它不仇恨红旗，它将创造奇迹，会使每个正直的市民能够在极其虔诚和幸福的情况下过着宁静的生活。谁知道，也许这个正直人的共和制甚至会把行会及其对没有加入行会的手工业者的一切可笑的控告重新还给我们！这个正直人的共和制不是空想，而是最实际的现实。它在不来梅、汉堡、卢卑克和法兰克福，甚至在瑞士某几个州中都存在着。但在目前暴风骤雨的时代，它到处都遇到危险，到处都濒于灭亡。
　　因此，辛辛纳图斯-施奈德尔振作起来吧，放下铁犁和甜菜地，抛弃啤酒和妥协，骑上马去拯救遭受危险的共和制、你的共和制、正直人的共和制吧！

弗·恩格斯写于1848年7月17日
载于1848年7月18日“新莱茵报”第48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注释：

　　[143]1848年6月28日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通过决议，建立由帝国摄政王（奥地利大公约翰被推选担任此职）和帝国内阁组成的临时中央政权。临时中央政权没有自己的预算和军队，没有任何实力，它只是德国各邦君主反革命政策的传声筒。——第258页。
　　[144]引自海涅的“1829年”一诗。——第2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