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毛泽东 -> 19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 （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 特务之多，原不足怪。在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及其附属国与占领地，欺骗与强迫千百万青年，加入法西斯组织，并与其服务。中国买办封建的法西斯化的国民党，虽有抵抗外国法西斯侵略的作用，但从二九二七年以来就是反共反人民的，设立了庞大的特务系统。抗战期间，虽则一面利用共产党抗日，但是一面又极力反共，欺骗与强迫广大青年加入其组织，并将其中一部分变为职业特务，从事子反共破坏活动。日本法西斯则利用中国人作特务，其数量亦是很多的。故特务是一个世界性群众性的问题，不认识此点，就不能釆取正确方针。 这一次我党在整风中审查干部、并准备进一步审查一切人员，不称为肃反，不采取将一切特务分子及可疑分子均交保卫机关处理的方针，而采取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方针，就是因为这是一个群众性的问题。离开了机关、学校、部队、工厂、农村的广大群众及其各级联系群众的强有力的干部，就无法最妥善地最彻底地解决这个重要问题。 上述首长负责的整个方针，是和内战时期，曾经在许多地方犯过错误的肃反方针，根本对立的。这个错误的方针，简单地说来，就是逼供信三字，审讯人对特务分子及可疑分子采用肉刑，变相肉刑及其他威逼的办法，然后被审人随意乱供，诬陷好人，然后审讯人员及负责人不加思索地相信这种绝对不可靠的供词，乱捉、乱打，乱杀。这是完全主观主义的方针与办法。抗战时期，山东湖西地方的错误肃反事件，也是重复这样方针与方法的结果。这种错误思想的余毒，在许多干部中，特别是保卫工作干部中，至今还是严重的保存着，只有采取上述首长负责的整个方针，才有充分可能肃清这种主观主义的错误思想，而使这次审查干部，乃至审查一切人员，走到最妥善最彻底之目的。 首长负责，就是将大多数有问题的人，留在各机关学校部队，信任与责成当地各级行政首长负责审查（但若干被坏人掌握的部门不在此例，对于这些部门，必须首先改造领导）。延安是分普通、反省、保卫三种机关进行这个工作的。对于有问题的人，责成普通机关，即各党政军民学校机关自己处理的约占百分之八十；送反省机关，例如西北公学、行政学院办理的约占百分之十；送保卫机关，例如社会部、保安处、军法处处理（逮捕审讯）的约占百分之十。三省在整个审查过程中又互相交流，某些人由普通机关送入反省及保卫机关，某些人在反省与审查清楚并表示改悔之后，又由反省及保卫机关送回普通机关。凡是普通机关乃反省机关的特务分子及嫌疑分子，大多数均照常在原来的工作岗位及学习岗位上，仅为保障机密，防止破坏及自杀，才将某些人移动工作，或加以监视。各机关学校均严密地组织自己的自卫军，在一定时期内实行戒严，除可靠人员携带通行证及互相出入外，一切有问题的人都暂时禁止个人外出自由，只许随大众集体行动。 自己动手，就是从当地最高负责同志至各伙食单位的首长，均须亲身参加审查干部的大会、小会、劝说、询问及研究，以便收集经验，指导运动。空口指挥，坐着不动的官僚主义态度是错误的。 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就是从每一伙食单位的全体人员中，以最可靠的一个行政首长为中心，围绕着他组织几个小核心，再围绕着小核心组织十几人，乃至几十人的中核心、大核心，围绕着这些核心的乃是广大群众。大多数有问题的人，均须经过核心组的谈话与群众的质问、劝说、斗争及展开热烈的坦白运动。各级核心，即是各级学习委员会及支部委员会与小组长，这些人须是完全可靠的，而且是从整风及审查干部过程中，逐渐的形成起来的。 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就是各级领导人员，除在当时当地一般地提出审查任务并推动大家去做之外，还必须选择个别单位，集中力量，给予突破，才能取得经验，造出范例，推动其余；然后再对所有各单位一个一个的给以具体的总结与指示。经常不断耐烦耐劳，审查工作才能彻底收效，不犯错误，和少犯错误。 调查研究，就是调查与研究每一个人的历史，找出其矛盾，发现其问题。每一单位，须由领导核心，根据所有人员平日的言行，经过慎重考虑，拟定两种名单，一种是估计无问题的，一种是估计有问题的，经过上级在慎重考虑后的批准，然后对于有问题的，一个一个的，予以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禁止主观主义的逼供讯方法。 分清是非轻重，就是用调查研究方法，第一分清其是不是两条心的特务，或叛徒，或隐瞒自己参加过其他党派的人们，决不可把半条心的人（共产党员，但有非无产阶级思想及犯错误者）与二条心的人混为一谈；第二分清其犯罪之轻重，或者是情节很轻的普通分子（占多数）或者是情节较重的中等分子，或者是情节很重的头等分子（后二者占少数）。不可以为凡被提出的，一定都是特务，或都是重要特务。每一个被提出的人，虽被提出或被逮捕，但他究竟是不是特务及是轻是重，全靠我们用调查研究方法，收集材料，加以分析，才能清楚，这就是分清是非，分清轻重的任务。如果是被冤枉了的或被弄错了的，必须予以平反，逮捕的宣布无罪释放，未逮捕的宣布最后结论，恢复其名誉。在审查运动中，一定会有过左的行动发生，一定会犯逼供信错误（个人的逼供信与群众的逼供信），一定会有以非为是，以轻为重的情形发生，领导者必须精密注意，适时纠正。对于过左偏向，纠正太早与纠正太迟都不好，太早则无的放矢，妨碍运动的开展，太迟则造成错误，损伤元气；故以精密注意，适时纠正为原则。 争取失足者，就是对于一切大小特务，叛徒、或被日本被国民党一时利用的普通分子（占多数），原则上一律采取争取政策，即宽大政策。延安审查出二千多大（其中有一部分人被弄错了或被冤枉了，准备在最后清查时给了平反），至今未杀一人，其罪大恶极，反复无常，绝对坚决，不愿改悔者，自应处以极刑，但这种人是极少数的。前方及边境地区环境特殊，或对某些个别分子有早日镇压的必要，但总方针应是毫不动摇地，干方百计地，耐心地，热情地，争取他们。在大会小会及个别谈话中，向他们说明，世界法西斯末日已到，国民党腐败黑暗，决无前途，共产党则光明正大，前途无限，从思想上瓦解他们。延安经验证明，绝大多数这类分子是能够被我们争取转变为一条心的，许多人转变得很好。整风的任务就是将半条心的人们转变为一条心。审查干部的任务就是将两条心的人们变为一条心。日本及国民党很久以来，就釆取争取与软化共产党员为其服务的反革命方针，很少杀人。我党必须采取争取大部至全部特务分子为我们服务的方针，否则我们就是失败的。不要有怕特务跑掉的恐惧心理。当然不是故意放纵，让其跑掉，但是不可因怕跑掉而主张多杀。在某种情形下，宁可让他们跑掉，亦不可多杀人，跑掉是比杀掉为有利的。只有少捉不杀，或少捉少杀，才可保证最后不犯错误，留得人在，虽有冤枉，可以平反（确实冤枉的必须平反，绝无犹疑余地）。多捉多杀则一定会犯不可挽救的错误。 培养干部，就是应该从一切参加审查及被审查的人员中，培养出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的人，学会调查、研究、侦察、讯问、审查等一全套的理论与技术。例如延安三万党政军，一万老百姓，应该培养出四千至八干人，善于这一套。从一九四三年四日起至八月止，延安头一期参加审查工作的一万干部数千杂务人员中，已经培养出二千多个这样的人。只有这样，才能打破保卫工作神秘化的观点，才能使特务不易再侵入，才能与将来准备大批的锄奸干部，肃清、争取并改造许多的特务破坏分子。在培养干部的任务中，应该包括党员与特务两部分人在内，就是说，不仅要注意培养共产党员（这当然是主要的），而且要着重注意，将反革命分子转变为革命的锄奸干部，愈是大特务转变过来就愈有用处。这个政策日本及国民党也是很早就釆取了，用以对付共产党，并且收到了成效。延安几个月来已经争取一大批特务分子很好地转变过来为我党服务，便利了我们的清查工作。 教育群众，就是此次在审查干部以及进一步审查一切人员中，一再要发动广大群众与核心骨干一起进行。这样不但培养了干部，而且使群众有了充分的经验，积极性发扬了，眼睛打开了，觉悟性提高了，党才真正巩固了。如果没有群众的发动、参加、受锻炼与提高觉悟，党的真正巩固是不可能的。脱离群众，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审查干部，也一定是达不到目的的。我党在过去审查干部问题上所犯极端恶劣的形式主义的错误，其根本原因。就是在组织问题上的右倾观点与审查干部时的脱离群众。为了培养干部与教育群众，一般的上级不可代替下级，此地不可代替彼地。例如中央局或区党委，如果代替下级审查一切有问题的人，一则全部代替是不可能的，二则即使可能（例如代替下级审查大部分干部），也会使地委、县委、区委及乡村支部袖手旁观，毫无审查干部、审查党员、审查其他坏人肃清特务分子的经验，并使有问题的人脱离当地群众，脱离工作岗位，而不易审查清楚。从沦陷区调人来根据地审查是必要的，在根据地内抽调一部分人集中审查（例如进党校、抗大、开整风班）也是必要的；但一般的代替下级，代替他处，则是错误的。为了防止下级发生偏向，上级事前应作充分的思想准备与组织准备，并派人下去帮助，调人上来研究，密切注意，毫不放松，这样就可以解决偏向的问题。 以上指出了主要的方针与经验，希望各地同志研究采用，并依据你们的具体环境，创造你们自己的经验。 根据各地材料，各地整风须延长至一九四四年，审查干部可在整风中掺杂着进行。凡发现了特务活动并且有了思想准备与组织准备的地方，就可动手审查他们。先从一部分重要机关开始，取得经验，并巩固这些机关，然后逐渐推广于其他部门及其他地方，决不可普遍地同时进行。在那些还没有思想准备与组织准备的地方，在领导机关掌握在坏人手里的部门地方，便决不可轻易发动审查干部，这类地方，仍然应该着重整风或改造领导，准备审查干部的必要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