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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随感录（六则）
楼国华
（1981年9月）
〔说明〕本文刊载于《七十年代》第140期，1981年9月出版，署名：一丁。
鲁迅与“鼻”
今年二月四日，有人悼念顾颉刚，说他拟写《我的一生》，“鲁迅先生对我的批评，我想也要在这一本书里讲一讲，我对此也是不能不开口的。”他死时已八十八岁，不消说，他没有写成《我的一生》，因此也没有谈过鲁迅。
但鲁迅对他的批评如何，则有许多现成材料可以钩稽出来的。
一九二六年，鲁迅在北京住不下去了，和章士钊、陈源等狠打了一仗之后，于九月四日到了厦门，他是到夏大中文系教书的，还在国学院兼点课，初到时，他以为看不到灰烟瘴气的《现代评论》，是正人君子、文人学者执笔的刊物还不大风行的缘故；却不久就发现了国学院是由自称只佩服胡适之、陈源的顾颉刚霸占的。他在那里引荐的人就有五、六人之多，而且不断的在引荐人。其中一个叫白果，原是北京女师大的职员，现在是林语堂的秘书，于是他给许广平信说：“我是不与此辈共事的，否则，何必到厦门。”
主持厦大国学院的是沈兼士，他请来了朱山根（即顾颉刚），鲁迅说他模糊，而且断言“从此《现代评论》的色彩将弥漫厦大”，他自己决定一学期之后就离开。
朱家骅做了广州大学委员会委员之一，他电请鲁迅去当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于是他在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八日到了广州。
却不料顾颉刚跟着也到了中大。鲁迅在二月二十五日给川岛信说：“红鼻，先前有许多人说他好，可笑。这样的人会看不出来，大约顾孟余辈，尚以他为好货也。”
接着是四一五，李济琛屠杀了共产党人，恰巧鲁迅这时辞了职，日记：“四月二十二日，上午文科学生四人来，不见。”“二十三日，午中大学生代表四人来。”“二十九日，上午寄中山大学委员会信，并还聘书，辞一切职务。”
据中共文学史家的说法，鲁迅是不满对学生的屠杀，愤而辞职的。但据鲁迅自己说，倒是不愿与顾颉刚那样的现代派共事。他于四月二十日致李霁野信说：“我在厦门时，很受几个‘现代’派的人排挤，我离开的原因，一半也在此。但我为从北京请去的教员留面子，秘而不说。不料其中之一，终于在那里也站不住，已经钻到此地来做教授。此辈的阴险性质是不会改变的，自然不久还是排挤，营私。我在此的教务，功课，已经够多了，哪可以再加上防暗箭，淘闲气。所以我决计于二三日内辞去一切职务，离开中大。”
又于五月十五日给川岛信说：“我到此只三月，竟做了一个大傀儡。傅斯年我初见，先前竟想不到是这样人。当红鼻到时，我便走了；而傅大写其信，给我，说他已有补法，即使鼻赴京买书，不在校；且传于别人。我仍不理，即出校。现已知买书是他们豫足计画，实是鼻们的一批大生意，因为数至五万元。但鼻系新来人，忽托川这么大事，颇不妥，所以托词于我之反对。……”
鲁迅全集（4）（一九五三年版）第五〇〇页注：引用一九二七年汉口中央日报副刊第四八号，载鲁迅致孙伏园信云：“我真想不到，在厦门那么反对国民党，使兼士愤愤的顾颉刚，竟到这里来做教授了，那么，这里的情形，难免要变成厦大，硬直者逐，改革者开除。而且据我看来，或者会比不上厦大，这是我新得的感觉。我已于上星期四辞去一切职务，脱离中大了。”
这封信没有收入一九七六年版的《鲁迅书信集》，也未收入鲁迅研究刊物的鲁迅佚文。
鲁迅对于顾颉刚的嘲弄，散见致川岛（章廷谦）信中的不一而足，他用“鼻”“红鼻”来代替，而搜集在鲁迅全集（4）《三闲集》中的《辞顾颉刚教授令“侯审”》的信，更是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此后直到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在北京致许广平信，才又涉及到他：
“……涂次往孔德学校，去看旧书，遇金立因（按即钱玄同），胖滑有加，唠叨如故，时光可惜，默不与敲；少顷，朱山根叩门而入，见我即踌躇不前，目光如鼠，终即退去，状极可笑也。”
记得年青时初见《古史辩》时，颇骇怪顾颉刚“禹是一条虫”的假设，仿佛大禹治水的古史知识，像发生了一次地震。但除此以外，无法再跟他去钻故纸堆了。《古史辩》看到第三册为止，现已不留什么印象。叙述这段鲁迅辞职中大的因缘，不过证明他嫉恶若仇的对象，仍是“正人君子”，恰巧和顾颉刚狭路相逢，他便成了鲁迅集矢之的，在整个事件中，他没有一句话涉及清党和屠杀的事，这些流的血只够他瞠目结舌，他不可能借辞职表示他的“义愤”。
鲁迅不是“革命家”
鲁迅思想受辛亥革命失败影响最深，他的打落水狗论，就从这个教训出发的。
辛亥革命是一场倒清排满的民族革命，没有触及经济基础；所以鲁迅在生命快将结束的一九三六年十月九日，写《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时，慨叹于太炎先生与高尔基的不同，因为他“排满之志骨伸”，而一至“袁世凯又攘夺国柄，以遂私图”，就“失却实地，仅垂空文”，也就是如鲁迅所说，“枉然失了一条辫子”，“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在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
辛亥革命是阿Q式的，不到两年，赵太爷、假洋鬼子、柿油党，踏着烈士的血，又来了。
隔了十五年之后，鲁迅说到文坛的萎靡，索性说：“中国自民元革命以来……就因为没有新的山崩地塌的大波，也就是因为没有革命。”
他说这话的第二年，终于来到了革命的广州。可是他并不因广州在革命而兴奋，反而觉得那地方像是革命的后方，比起北京那样激烈的斗争来，他觉得广州“还是旧的”，他“只看见工会参加游行，但这是政府允许的，不是因压迫而反抗的，也不过是奉旨革命。”
抽象地说，鲁迅对革命也并不如此悲观，他认为，“革命无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么‘止于至善’，这人间世便同时变了凝固的东西了。”
更广泛地说，他认为，“革命是并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会进步，能从原虫到人类，从野蛮到文明，就因为没有一刻不在革命。”
他说的革命和进化论并无分别。
他说这话时，还在中山大学做教授，要谈论革命比较容易，而且说得可以很客观，尤其是他对“广州无爱憎，因而也无欣戚，无褒贬”，虽然“抱着梦幻而来”，却是保持着清醒的头脑的，所以他能根据事实推论“广州人民并无力量”，“这里可以做革命的发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发源地。”
他的话应验得非常快。四一五之后，他深痛“血的游戏已经开头”，而且经验到从未有的恐怖，他感得“妄想破灭”，甚至“看不出这出戏的收场”，这时他只能用老法子救助自己：“一是麻痹，二是忘却。”而且审察环境，必须坚持不走，他在五月卅日给川岛信：“事太凑巧，当红鼻到粤之时，正清党发生之际，所以也许疑我之滚，和政治有关，实则我之‘鼻来我走’（与鼻不两立，大似梅毒菌，真是倒霉之至）之宣言，远在四月初上也。然而顾（孟余）傅（斯年）辈为攻击我起见，当有说我关于政治而走之宣传，闻香港《工商报》，即曾说我因‘亲共’而逃避云云，兄所闻之流言，或亦此类也欤。然而‘管他妈的’可也。”
他是以魏晋乱世喻这时候的局势的，而以阮籍和嵇康二人的下场为诫：“后来阮籍竟做到‘口不臧否人物’的地步，嵇康却全不改变。结果阮得终其天年，而嵇竟丧于司马氏之手，与孔融、何晏等一样，遭了不平的杀害。”
他便在白云楼上编辑《唐宋传奇集》，就是想“苟全性命于乱世”，免得“在青天白日之下有缧绁之忧”。
他早就怕被人称做“革命家”，他在九月三日给李小峰信说：
“我到中山大学的本意，原不过是教书。然而有些青年大开其欢迎会。我知道不妙，所以首先第一回演说，就声明我不是‘战士’、‘革命家’。倘若是的，就应该在北京、厦门奋斗；但我躲到‘革命后方’的广州来了，这就是并非‘战士’的证据。
“不料主席的某先生——他那时是委员——接着演说，说这是我太谦虚，就我过去的事实看来，确是一个战斗者、革命者。于是礼堂上劈劈拍拍一阵拍手，我的‘战士’便做定了。拍手之后，大家都已走散，再向谁去推辞？我只好咬着牙关，背着‘战士’的招牌走进房里去，想到敝同乡秋瑾姑娘，就是从这样劈劈拍拍的拍手拍死的。我莫非也非‘阵亡’不可么？”
鲁迅在困难的危机四伏的环境中，谨言慎行，总算逃过“阵亡”的厄运，但那顶“革命家”的高帽子，他生前虽可声明推拒，死后却非戴上不可。他这顶高帽子的，首先是毛泽东，他在一九三九年，即距鲁迅死后三年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革命家。”
鲁迅自己却是这样说的，而且像是特地为的回答毛泽东这样说的：
“我疑心吃苦的人们中或不免有看了我的文章，受了刺激，于是挺身出而革命的青年，所以实在很痛苦。但这也因为我天生的不是革命家的缘故。倘有革命巨子，看这一点牺牲，是不算一回事的。第一是自己活着，能永远做指导，因为没有指导，革命便不成功了。”
毛泽东就是这样的“革命巨子”，中国革命终于在他指导之下成功了，鲁迅生前对这革命也是协力促其成功的，但他对于革命的观念，是如此彻底，往往远远超出革命者本身的理想。在反动势力达于顶点的时候，他公开嘲笑“革命破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但又预见“革命的完结，大概由于投机者的潜入，也就是内里蛀空。”
几十年后，鲁迅的警告，仿佛仍然如响斯应了。
关于一篇“佚文”
一九七五年八月，四人帮刊物《学习与批判》，发表了鲁迅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十日写的文章：《庆祝沪宁克服的那一边》。这文章发表在五月五日广州《国民新闻》的副刊上，鲁迅自己没有见到，这时他正躲在白云楼上，大概连报纸也不看了。“佚文”发现后，《学习与批判》捧他为这是“他世界观质变的契机，与中国共产党发生更密切的关系”。鲁迅死了多年，随便让人家怎么说都无关系，只是今年是他的百年纪念，又有人说要科学地研究鲁迅，说不要神化鲁迅，这当然是对的，对于这些争论，我没有资格参加，因为自从毛泽东御封鲁迅为“革命家”后，不论双方争论如何，鲁迅之为“革命家”的地位，总是不可动摇的了。
不过我读了鲁迅“佚文”之后，仍觉得鲁迅对于革命的了解，依然是他固有的意见，并不因他引用了列宁的几句话而有所改变。
他回上海之后，曾于十二月十七日在《语丝》上发表了《在钟楼上》，回忆那时广州的生活，他谈到那篇佚文，“给一处做文章时，我说青天白日插远去，信徒一定加多。但有如大乘佛教一般，待到居士也算佛子的时候，往往戒律荡然，不知道是佛教的弘通，还是佛教的败坏？……然而终于没有印出，不知所往了……”
这“不知所往”的文章，便是《庆祝沪宁克服的那一边》，但他当时所写的详细得多：
“庆祝和革命没有什么相干，至多不过是一种点缀。庆祝，讴歌，陶醉着革命的人们多，好自然是好的，但有时也会使革命精神转成浮滑。革命的势力一扩大，革命的人们一定会多起来。统一以后，我恐怕研究系也要讲革命。去年年底，《现代评论》，不就变了论调了么？和‘三一八惨案’时候的议论一比照，我真疑心他们都得了一种仙丹，忽然脱胎换骨。我对于佛教先有一种偏见，以为坚苦的小乘教倒是佛教，待到饮酒食肉的大款富翁，只要吃一餐素，便可以称为居士，算作信徒，虽然美其名曰大乘，流播也更广远，然而这教却容易信奉，因而变为浮滑，或者竟等于零了。”
鲁迅的话和历史对照起来看，说得多么正确，这是他从辛亥革命得出来的教训，当时他所看到的，更是切切实实的事实，因为他从北京南来，虽然不是想去广州革命，总是想逃避北京由段祺瑞、章士钊反动政权的压迫，却不道从厦门到广州，“现代评论派”学者也联翩南下，他在《答有恒先生信》中说：“听说他们已经别离了最佩服的‘孤桐先生’，而到青天白日旗下来革命了。我想，只要青天白日旗插远去，恐怕孤桐先生也会来革命的。不成问题了，都革命了，浩浩荡荡。”
鲁迅在《庆祝》文中别无新意，只是他对革命一贯的看法，发表出来时已在清党之后，即使引用了列宁的话，也没有当他共产党办——杀头。他在文中特别系念在北京被捕的老朋友李守常。过了两天，南北的共产党人一律被杀，鲁迅给吓得“目瞪口呆”，他还顾什么写的文章登在什么地方。
鲁迅引用列宁的话，主要在警告当时革命精神已趋于“浮滑”之故，把北伐战争当做“革命”，这是莫斯科到中国的共产党都是如此看的。鲁迅当然辨不出俄国的十月革命和中国的北伐战争有什么不同，列宁说：“现在敌人只是被征服，而距离消灭的程度还远得很。”是指十月革命虽然取得了政权，但后来得经过三年内战，才真正消灭了敌人。北伐战争，据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说法，那是四个阶级联盟的民主主义革命，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克服沪宁之后，资产阶级的目的达到了，还想革命下去的共产党人和工人，那就得“杀！杀！杀！”了。
笔者那时也是革命阵营中的一小卒，当北伐军的前锋一到上海附近，就按兵不进了，任由上海工人和直鲁联军火并。后来在南市体育场开庆祝会，青天白日旗如海，左等右等，等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出席庆祝会，他在保卫森严中，前呼后拥的来了。说了一通官话，毫无想象中的革命气息，到现在我只记得他手上的一副洁白的手套。庆祝会的狂热过后，政治空气越来越沉闷，顶着国民党名份的共产党人，心里徬徨得很，直到四一二由流氓组成的共进会从英租界向闸北工人纠察队进攻，才知道一向喊着万岁的蒋总司令一夜之间变成了反革命，那时许多共产党也就纷纷人头落地了。这距离鲁迅写文章只有二天，距离李济琛（他后来在共产党下面是民主人士，死后葬在八宝山烈士公墓）在广州杀人只有五天。这怎不叫以为敌人只是章士钊一流人的鲁迅大吃一惊，他真想不到敌人是在自己阵营内！分不清当时是什么革命的是共产党人，他们受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的控制。鲁迅从来不懂得这种政治，但他懂得中国历史的真理，一九三三年四月十日，即是他写《庆祝》文章之后六年的同一天，他写了《杀错了人异议》，说：“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之后，大杀党人，从袁世凯那方面看来，是一点没有杀错的，因为他正是一个假革命的反革命者。”“错的是革命者受了骗……”
他又说：“以我想，中国革命的闹成这样，并不是因为他们‘杀错了人’，倒是因为我们看错了人。”
“不以成败论英雄”
我曾说过鲁迅不以成败论英雄，势利观点，非他所有。为证明这话，我现在引他的一篇文章作证，那是《我的第一个师父》。
我们且不说这和尚的师父的生活，是如何的多姿多采，只说不以成败论英雄的问题。
话说他从《宇宙风》杂志上读到铢堂先生的文章，题目正是《不以成败论英雄》，作者认为“这在人群组织上实在要不得”，“因为崇拜失败的英雄，便是不承认成功的英雄”，也许，铢堂先生是另有见解的，鲁迅引这两句话，目的只在欣赏原本是寡妇，后来成为他师母的女人，由于她“不以成败论英雄”，才和为群众所追袭，躲进她家里去的和尚成了好事。
但他所引铢堂先生的话自然不止这二句，铢堂先生还说：“近人有一句流行话，说中国民族富于同化力，所以辽金元清都不曾征服中国，其实无非是一种惰性，对于新制度不容易接收罢了。”对于这理论，鲁迅只冷冷地说了句：“所以活该有‘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
我们知道，一九三六年前后，正是日本积极侵略中国的时候，在抗日战争中，尽多有失败的英雄，崇拜失败英雄容易激起群众的敌视，于是铢堂先生就更不满于中国人不易接收新制度的惰性，以致辽金元清不仅不曾征服中国，而且因为中国民族富于同化力之故，这些外来民族反倒给中国人所征服了。
鲁迅写《我的第一个师父》，原本只是写儿时的回忆，无端列入了铢堂先生的议论，着墨不多，却永远留下了一副汉奸的嘴脸！
不以成败论英雄，本是中国人衡量历史人物的传统观念，失败的英雄使人景仰，成功的英雄也使人崇拜，尽有先是成功的英雄而后又成为失败的英雄的，太史公司马迁并不因此看不起项羽，对他的无面目见江东父老表示深切同情。
铢堂先生劝我们不要专去崇拜失败的英雄，简直违反了民族气节。早在一九二六年，鲁迅曾经慨叹于“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战斗，少有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鲁迅是非常熟悉中国历史和中国民族性的。
曲解鲁迅诗的一例
今年是鸡年，写鸡的应时文章自然多，有牵扯到鲁迅和鸡，引鲁迅诗句“中夜鸡鸣风雨集，起然烟卷觉新凉”，解曰：“他有感于国统区里的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轸念人民革命，中夜睡不着觉。”又引“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解曰：“北斗横斜，天将回曙，而竦听之下，荒鸡且无一唱！这又写出了他忧愤于置身当时的环境，未闻足以振奋人心的革命佳音。”
我真替鲁迅担心，他瘦弱的身体，如何禁得起如此鸡叫？如果按照作者解释，听了鸡叫感慨，听不到鸡叫又感慨，想到人民革命睡不着，没有革命佳音又睡不着，鲁迅不是早折磨死了？
而鲁迅有时也告诉我们一些他真实的夜生活，他在厦门大学教书时，被供在一所大洋楼里，“寂静浓到如酒，令人微醺。”于是他感到“淡淡的哀愁”，可是给蚊子一叮，他便回到房里，坐在躺椅上，磨着蚊子叮的伤处，搔，掐，直到由痒转痛。他说：“此后的结果就更不高明了，往往是坐在电灯下吃柚子。”
这是鲁迅的真正生活，他不是夜夜在闻鸡兴慨，见月伤情的。
鲁迅死前告诉我们，“删夷枝叶的人，决定得不到花果。”懂得鲁迅这句话，才懂得鲁迅这个人！
“摘句”
鲁迅教我们认识一个人，要认识“全人”，如果偏而不全，那“很容易近于说梦”。
话是从“摘句”说起的。那时自称为“第三种人”的施蛰存，正在提倡和标点明人小品，鲁迅仅就标点而论，就指出许多点不断，胡点乱点的地方。后来谈到另一种引人入迷途的“摘句”，他举朱光潜的美学论文为例。朱先生说钱起的“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为“美的极致”；又说诗的最高境界是“静穆”，“屈原、阮籍、李白、杜甫都不免有些像金刚怒目愤愤不平的样子，陶潜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鲁迅认为这种说法的错误，由于“摘句”而来。钱起写的是求助功名的试帖诗，他只是在省试时拈到了“湘灵鼓瑟”这题目才做了这首诗，等到落第了，题在长安客舍的诗“就不免有些愤愤了”。虽然和屈原等人一样有些怒目，但“他长不到丈六”，意思是他不能和屈原争比伟大。
说到陶潜，他不仅有“悠然见南山”的诗，也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威猛志固在”的诗，他在“静穆”之外，有时也会“金刚怒目”。
所以鲁迅说一个勇士除战斗之外，也在休息，饮食，也在性交的。
他又说把文艺虚悬了一个“极境”，是要陷入“绝境”的。朱光潜摘取了钱起诗中的两句，“而踢开了他的全篇，又用这两句来概括作者的全人，然后用屈原等四个人的‘愤愤不平’，垫高了朱先生的美学说，其实屈原们是做了‘冤屈的牺牲的’。”
把鲁迅称做“革命家”的，正由于毛泽东犯了鲁迅所说的“摘句”之病的缘故，这是“引人入迷途”的，也是“神化”鲁迅的开端，后来从鲁迅笔迹中把这两句诗印成了对联，更显得鲁迅是那样真实的“革命家”了。其实“就诗论诗”，鲁迅主张“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的。”
我们不妨再刊一次鲁迅的全诗，让那些妄解曲解鲁迅诗篇的人们下个正确的解释吧！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
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感谢 先知在1917 收集、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