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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鲁迅的随想
楼国华
（1980年1月7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七十年代》第129期，1980年10月出版，署名：一丁。
谈“报复”
周作人在《回想录》一四一《不辩解说》中说：“鲁迅平素是主张以直报怨的，并且还进一步，不但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还说过这样的话（原文失记，有错当改）：‘人有怒目而视者，报之以骂，骂者报之以打，打者报以杀。’”鲁迅是否说过这样的话，在他所有的文章里，我们找不到端倪，因为他虽主张“打落水狗”，却并未主张无缘无故“打狗落水”。
鲁迅是主张“报复”的，到晚年特别痛恨“犯而不杀”论，但他的主张“报复”，也只因为身受其害的缘故，对于“人有怒目而视者”，并不骂，对于骂者，也不马上拔出拳头来的。
对于青年人，鲁迅倒是采取不报复的时候为多，他说：“有青年攻击我或讥笑我，我是向来不去还手的，他们还脆弱，还是我比较禁得起践踏。”如果这样的青年一而再，再而三攻击他，那么也会使他愤怒，怨恨，“有时简直想报复”。我们记起他和长虹之间的“黑夜”和“月亮”之争，等到鲁迅出手一还击，长虹等辈确实迅即没入黑暗之中，这实在是他们太脆弱，禁不起践踏之故。但即使如此，鲁迅还是想留有余地的，因为他不想因此而“失去我的朋友”，而且他还有一种怪想头，即他不想因此为人家利用。
例子有二：
孙伏园因编《晨报副刊》，给刘勉己抽去鲁迅的《我的失恋》，一怒辞职之后，创刊了《语丝》。他在“得意之余，忘其所以，曾以胜利者的笑容”，对鲁迅说：
“真好，他们竟不料踏在炸药上了！”
鲁迅听了这话，说是“好像浇了一碗冷水”，心里就一面想：“真糟，我竟不料被埋在地下了！”
他对于这“意外被利用，耿耿了好几天”之后，还是照旧写文章投稿了。
他对长虹的反击是很有力的，但当有学生拿给他看《狂飚》，劝他回骂长虹时说：“你不是你自己的了，许多青年等着听你的话！”他吃惊地想：“我成了大家的公物，那是不得了的，我不愿意。”
把鲁迅捧做伟大的文化领袖或革命家的人，从不想想他内心私处不愿成为“大众公物”的感情。
鲁迅其实有其宽容的一面，而时时后顾的，只是他的退让，并不是“无力战斗”，所以他认为“退步须两面退，倘我退一步而他进一步，就只好拔出拳头来。”“倘有人骂，当一任其骂，或回骂之”。
周作人和鲁迅虽是兄弟，但对鲁迅的了解，其实不深，甚至因为个人之间的私怨，故意歪曲。如果鲁迅是个盛气凌人的，那不成了“破脚骨”[1]了？
据川岛回忆《弟与兄》，鲁迅与周作人闹翻后，鲁迅去八道湾取回书物，作人夫妇“突出骂詈殴打”后的次日，写了篇《破脚骨》的文章在《晨报副刊》发表，鲁迅从未在文章中作出任何暗示，对作人“报复”过，其间相去真是太远了。
一九二五年五月卅日，上海英租界惨杀中国工人学生，这是中国革命的血的开始，鲁迅于六月十六日写了《杂忆》，说到拜伦的助希腊独立、《扬州十日记》、《革命军》等等，然后说到“报复”，特别说到如下的感想：
“不知道我的性质特别坏，还是脱不出往昔的环境的影响之故，我总觉得复仇是不足为奇的，虽然也并不想诬无抵抗主义者为无人格。但有时也想：报复，谁来裁判，怎能公平呢？便又立刻自答：自己裁判，自己执行；既没有上帝来主持，人便不妨以目偿头，也不妨以头偿目。有时也觉得宽恕是美德，但立刻也疑心这话是怯汉所发明，因为他没有报复的勇气；或者倒是卑怯的坏人所创造，因为他贻害于人而怕人来报复，便骗以宽恕的美名。”
经过这样的反复推论与深刻自省之后，鲁迅又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写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作出结论：
“‘犯而不杀’是恕道，‘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直道。中国最多的却是枉道：不打落水狗，反被狗咬了。”
鲁迅从来走的是“恕道”，然后是“直道”，却从不走“枉道”，他对陈源、高长虹、周扬都是如此，可说毕其一生都是如此的。
谈“五讲三嘘”
鲁迅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到北平，三十日回上海，在北平时曾作过五次讲演，两次讲演有记录稿，经他看过，收入《集外集拾遗》。至于北平另有五讲出版，他在《答杨邨人公开信》中并不承认是他做的，“我也没有见过那一本书”，鲁迅常常发现人家记录他的讲词失实或甚至相反之处，故未经他寓目改正的讲稿，他一律不认。他本想出一本《五讲三嘘集》，未成，却闹出像引起杨邨人抗议的不快事情。据当时人回忆，后三讲的题目是：第三次讲“革命文学与遵命文学”，第四次讲“第三种人”，第五次讲“文艺与武力”。
别人的回忆自然有很多渲染之处，《鲁迅日记》记有演讲简单的日期、地点和演讲时间，只有第四次在师范大学讲的没有时间。演讲内容，据他十一月二十日致许广平信：“……至于所讲，那不消说是平和的，也必不离于文学，可勿远念。”至于听讲人数，则在二十三日致许广平信中有说及：“昨天往北大讲半点钟，听者七八百，因我要求以国文系为限，而不料尚有此数；次即往辅仁大学讲半点钟，听者千一二百人……”以后三讲的人数并无记录，他也不再涉及演讲的事，因为他回上海了。所以要了解当时情形，得靠参加者的“回忆”了。
但回忆总不免杂有回忆者的思想感情，这就会和事实有距离。对“五讲”的回忆有三篇，载《鲁迅回忆录》一、二集。
鲁迅在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出席了“左翼作家联盟”，作了有名的演讲，自此以后，他和梁实秋斗争，和第三种人斗争，和杨邨人斗争，更不放松地和左翼阵地内的田汉和周扬斗争，对于创造社的人，不仅不掩旗歇鼓，更公开骂之为“才子加流氓”，他从不以“左翼”的领导人自居。他两次去北平，第一次一九二九年，第二次一九三二年，目的都是探望母亲，第一次也有演讲，据日记所载讲了四次，后三次均有时间，“一小时”。第二次去北平讲演的时间，除第四次未记时间外，其余日记所记，均为四十分钟，甚至为二十分钟，据有记录的两篇演讲：“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今春的两种感想”确实很短，四十分钟可毕，其余二次未记录的演讲，也就可想而知了。只有未记时间，在师大露天讲的，时间一定长些，据于伶的“回忆”说：题目是“再论‘第三种人’”，他记演讲的大意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应该从五四的时候讲起。那时胡适之、陈独秀穿了皮鞋、西装踏进了文艺园地。他们以胜利者自居，要独占文坛。”这话简直不像是鲁迅说的，鲁迅是《新青年》重要的一员，他说过自己那时写的小说，确实是“遵命文学”。是遵主将之命写的，因为主将不主张消极；他又说过：“我必得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他何曾把胡适之和陈独秀一律看待过？历史事实表示，即使胡适之也没有“要独占文坛”的企图，何况陈独秀？
回忆作者，都把鲁迅的演讲，当做“左翼作家同盟”的活动，但其中一位作者却漏了一句：“因为事先文总书记老周曾说：‘组织情况不必多设什么，还不知来的目的怎样？’”这种对于鲁迅的猜疑，完全拆穿了左翼把他当做领袖的神话。
回忆文章都把鲁迅写成满身甲胄，到北平去战斗的领袖，可是这个“领袖”忙的是他母亲的病，此外，在他给许广平的信上，我们见到：
“北平似一切如旧，西三条亦一切如旧，我仍坐在靠壁之桌前，而止一人，于百静中，自然不能不念及乖姑及小乖姑……”（十一月十三夜一时）
“我并不操心劳碌，几乎终日无事，只觉无聊，上午整理破书，拟托子佩去装订，下午马幼渔来，谈了一通，甚快。”（十六日夜十时半）
“我到此后，紫佩、静农、寄野、建功、兼士、幼渔，皆待我甚好，这种是朋友的态度，在上海势利之邦是看不见的。”（十一月二十日夜八点）
信后又附一句：“我现在睡得早，至迟十一点，因无事也。”
“我独坐靠墙之桌边，虽无事，而亦静不下，不能作小说，只可乱翻旧书，看看而已。”（十一月廿三日下午）
“昨天到女子学院讲演，却是一些‘毛丫头’，盖无一相识者，明日又有一处演讲，后天礼拜，而因受师大学生之坚邀，只得约于下午去讲。”（十一月廿六夜八点半）
致许广平信中所说如与回忆文章一对照，可见作者的渲染距实际甚远。
后来鲁迅要出《五讲三嘘集》的事，似乎引起了上海出版家的竞夺，他于三三年三月十日致赵家璧信：“我还没有写北平的五篇讲演，《艺术新闻》上所说，并非事实，我想不过是闹着玩的。”
鲁迅的讲演并不是即兴之作，这都是他言行思想中所固有的，譬如《今春的两种感想》，说到中国人抗日工作的玩忽，早在六月十八日致台静农信中说过，他认为“中国人将办事和做戏太混为一谈，而别人却很切实”。所以，“抗得轻浮，杀得切实，这事情似乎至今许多人也还是没有悟。”
至于没有记录的第四讲《论“第三种人”》，其内容也决不会超出于他早已写过的论旨之外，一九三三年十月十日他“开始抨击第三种人”，一九三三年六月四日，他写了《又论“第三种人”》，这是以“现代派”为代表的，包括了苏汶、戴望舒、施蛰存、杨邨人等。在别的文章中，涉及“第三种人”的地方甚多。他认为“第三种人”是没有的，“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但在“五讲三嘘”喧嚷了一年之后，撑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大旗的杨邨人，怕鲁迅“嘘”他，写了公开信向他抗议，希望他“训诲”，不要“嘘”他，不要对他放冷箭。鲁迅在回杨邨人的信中说明“三嘘”的由来，那是“在一个酒店里，大家闲谈，说到有几个人的文章，我确曾说：这些都只要以一嘘了之，不值得反驳。这几个人中，先生也在内。……”鲁迅认为杨邨人有被“嘘”的资格。还算是看得起他的，至于张若谷，“浅陋得很，连做一‘嘘’的材料也不够，我大概要另换一位的。”但终于什么人也没有“嘘”，这些人既然只能一嘘了之，事过情迁，鲁迅也会觉得无聊，不了了之了。
“五讲三嘘”不过成了“南腔北调”的对手，鲁迅说这是在私塾读书时对“对手”的积习，不足为训的。另方面，却有人借“五讲三嘘”把鲁迅捧成“革命者”。
谈“娘东石杀”
不是浙东人，不知“娘东石杀”的意思，鲁迅在文章中从不引用“娘东石杀”的俚语，这句话等于国骂的“他妈的”，但“娘东石杀”的意思没有“他妈的”含蓄，而且偏于绍兴一带，别处的人不易了解，鲁迅只在几个同乡朋友的信中，引用这骂人的俚语，作为表示愤慨之用。的确，在绍兴人的乡谈中，再没有比这句话更包含着丰富意义的了。
早在一九一八年八月廿九日，鲁迅在给许寿裳的信中说：“当今世界当真仰东石杀者”，这是鲁迅文献中最初引用这俚语的矫矢。以后，一九二六年在给川岛的信里，多次引用，如四月九日，“此真‘娘东石杀’之至者也”。七月十四日，谈到同乡山阴莲塘居士所编的《唐人说荟》，“实在有点‘娘东硕杀’”，则骂他“所收的东西，大半是乱改和删节的，拿来玩玩，固无不可，如信以为真，倒上当不浅也”。十一月二十一日，他在厦门给川岛信，谈在夏大的生活：“若大不佞者，情状不同，一有感触，就坐在电灯下默默地想，越想越火冒，而无人浇一杯冷水，于是终于决定曰：仰东硕杀！我𡠍来带者。”这几句话中有三句土话（方言），“火冒”，“仰东硕杀”，“我𡠍来带者”，译成明白易晓的话，就是“光火”，“他妈的”，“我不想留在此地了”。
说了半天，究竟“娘东石杀”的真义如何，周作人诠释了鲁迅文章中牵涉到的许多人和事，也没有说到这句俚语。这句话是非常淫亵的，它表示不仅淫辱了对方的老母，而且淫辱得痛快淋漓。所谓“杀”，并非致命的“杀”，而是痛煞，快活煞，把一件事进行到极其量的“煞”。说“娘东石杀”时虽然在咬牙切齿之下，但说过之后，这种恨，这种积愤，也就有了发泄，而且发泄在对方的老母身上了。至于“石”，形声形意，不必多说。
鲁迅说发明“他妈的”的人是天才——然而是卑劣的天才。“娘东石杀”当然也是如此。
谈“徐耘阡”
一九三〇年四月十二夜，鲁迅致方善境信有云：“PK先生亦未见过，据朋友说，他名徐耘阡……”
徐耘阡是个世界语学者，有个时期，他独力支持世界语学会。他是不求闻达，只默默地工作的人。当时他住在应修人家里，周围都是共产党人，但他绝不卷入政治漩涡。一九二七年三月的某一天，他失踪了，过了三天回来，风尘满面，扑床便睡，后来知道，他和工人们一起在街垒后面和直奉联军作战，这就是北伐军未抵上海前工人的第三次暴动。他绝口不谈他的革命行动，难怪鲁迅不知道他。
他是上虞人，生活很简单，懒懒散散地，朋友们简直不知他如何生活的。但他很乐观，他是近代的颜回，人不堪其忧，而他不改其乐。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变后，上海北四川路横浜桥天寿里的共产党都星散了，他和一个活跃的从小县城政治舞台上退下来的女性同居了。从革命到恋爱，是那时许多年青人丧失了理想后的过渡，绚烂的归于平淡，火热的回向沉静，一阵子热闹过后，有的远赴异域，有的打入监狱，而他们二人则不知所踪。
几年之后，我从监狱中出来，爱人已和朋友同居了，爱女美代也夭折了，经过重大的心伤之后，我振起精神重理生活时，徐耘阡突然来看我，他表示慰问和义愤，我笑他思想落伍了。对于爱，我一向抱着一个理念，爱不伤害人，让弃我而去者自由地翱翔，不要去妨害她，不要去迁怒第三者，默默地自己饮下苦杯，䑛干血迹，不丧失所信所守。
又过了几年，从另一个朋友的口中，知道徐耘阡夫妇俩都死了，而且死在上海南市的一所善堂里，我心里抱歉，我竟没有动过访问他们的念头，直到现在，四十年后还留着他们对人生冷嘲的影子。
一九八〇，一，七。
[1] 作者注：绍兴一带对“二流子”、流氓，叫“破脚骨”，阿Q便是。
感谢 先知在1917 收集、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