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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左派”的意见
——参加“中国统一前景座谈会”的书面发言
楼国华
（1979年7月）
〔说明〕本文刊载于《七十年代》第114期，1979年7月出版，署名：一丁。
读了《七十年代》五月号“中国统一前景座谈会”的记录，确实引起了我莫大的兴趣。有人说，他在香港只看到有右派知识分子，没有听到有左派的知识分子，他举“友联”为例，说人们认为它是右派。所以他问究竟左派在哪里？什么是“左派”？那是个抽象名词，如果从各人所表示的立场约莫断定，至少坚持革命和阶级斗争的人，不从与现实调和出发，应该是属于“左派”了。
座谈会谈“革命”的有金思恺先生。他认为从中共方面来说，解放或统一应该都有革命的意义，这得研究台湾的“内因”，“对台湾进行阶级分析，决定革什么命，明白的区分敌我”。他认为三十年来的中共，对这些问题从未有过“一篇深入的研究文章，也未提出明确的口号”。不管如何，他认为“解放台湾是大陆革命的延伸”。金先生虽然没有提出台湾如何进行革命的方法，他总不相信邓小平所说的那种表面的理由：“台湾可以维持自己的政治制度，我们先统一，然后在统一的结构上减少对立，产生对话，将来再谈制度上的统一问题。”
出席座谈会的社会俊彦，没有一个谈到三十年来中共对台湾问题的历史演变。一九四九年中国解放时，国民党把台湾当作政权的最后建立地；一九五〇年六月，爆发了朝鲜战争，五四年六月，美蒋缔结共同防御条约，第七舰队游弋台湾海峡，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美国从日本到巴基斯坦，完成了对中国的包围。毛泽东念念不忘解放台湾，可是形格势禁，无可奈何。中苏交恶的原因之一，就是赫鲁晓夫违背诺言，为了和美国搞和平共存，半途撤消了对毛泽东解放台湾的军事援助。
交恶的详细内容，外人不易知道，但赫鲁晓夫的《回忆录》证实了如下的揣测。一九五八年七月中旬，美英帝国主义出兵干涉中东伊拉克和黎巴嫩的革命，国际战争危机，一触即发；赫鲁晓夫为了缓和局势，主张召开“五大国首脑会议”，由苏、美、英、法、印度参加，他们排除中国，倒不是故意抬高印度、轻视中国，而是怕美国反对，会议不易召开之故。当时中国的头号敌人是美国。
赫鲁晓夫的提议刚发表，《人民日报》立即在社论（《不能袖手旁观》）上作如下表示：“帝国主义者从来就是欺软怕硬，只承认力量的。只有进行坚决的斗争，才能教训这些惯于进行侵略、干涉和战争冒险的帝国主义强盗，迫使他们接受和平。”
但如何和远在中东的侵略者斗争呢？中共的计划是乘机在远东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让美国东西不能兼顾，苏联应该支持中国，以此援助伊拉克和黎巴嫩的革命。可是这计划和赫鲁晓夫不惜代价避免战争的主张相反，于是作为中国同盟的苏联面临了抉择，遵守同盟条约介入中共解放台湾因而引起和美国的战争，还是违背条约、袖手旁观，让中国自己去冒战争的危险？
赫鲁晓夫匆忙赶到中国来，七月卅日，和毛泽东进行历时三天的谈判，依事实推测，谈判并无结果。八月二十四日起，中共炮轰金门、马祖，表面上，赫鲁晓夫写信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声明苏联忠于中苏互助条约，将尽可能维护两国的安全，事实上，声明之后并无实际行动，结果毛泽东不得不以单日炮轰金门的闹剧下场。
中苏共的矛盾终于由量变成质，毛泽东发明了三个世界论，社会帝国主义代替了美帝，乒乓外交后，中美友谊日益增长，现在建交已成，美蒋互助条约废弃，对台湾问题，自然顺理成章地用“统战”代替了“解放”，据邓小平说，即使动用武力，那也在五年之后了。
谈统战，对象自然是国民党，好似国民党的统治台湾，是名正言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未结束时，开罗和波茨坦会议已决定，台湾归还中国。日本投降后，国民党以征服者的姿态来到台湾。它将自己一贯的贪婪腐败，嫁接在日帝留下的统治机构之上，穷凶极恶地压榨和抢劫当时台湾六百五十万人民。结果促成了一九四七年二•二八的全岛起义。
台湾人民的武装起义，在大陆革命影响之下，原本大有可能把国民党撤到台湾的残余势力摧毁的，但因有美帝直接的军事插手，终于失败了。为了巩固国民党的统治，美帝进行了有系统的经济支持，并策划了一系列的社会变革，主要措施有下列诸端：
一、授意并协助国民党施行所谓土地改革；
二、以赠予及借贷方式，将大量美元向国民党垂死的政经机构输血；
三、一九六五年美援终止，美帝继续由特定机构支持国民党政府，并鼓励私人资本投资台湾；
四、一九六五年起，日本垄断资本积极回到旧时的殖民地，作为美资的角逐者与帮手。
迄今为止，国民党对台湾人民的法西斯统治并未松手，但卅年来的经济变化确实很大，跟着大陆与国际政治上的推移，就使人发生与国民党第三次合作的幻想。
参加座谈会的人士，多着眼大陆与台湾二者之间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差异，丝毫没有涉及二者在阶级关系上的改变，唯一能考虑台湾革命问题的金思恺先生，也只抽象地说：“对台湾要推动什么阶段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的？这当然不是随便定的，而是要靠阶级分析。”我试想从金先生停止的地方讨论下去，即分析一下台湾的阶级关系。
第一，国民党大吹大擂的所谓“土地改革”，根本不能解决台湾农村的深刻矛盾，只是将矛盾的形式略加改变。一九六九年八月十五日出版的官方杂志——《中国经济》，早已断定“台湾农村已面临崩溃边缘”（《当前台湾农村的危机及其解决之途径》，作者陈哲三），新租佃关系盛行，“耕者已无其田”。政府以肥料换谷，谷贱肥料贵，农民所得不足以偿赋税，各式各样的官方组织骑在人民头上，比旧式地主的剥削更苛酷，高利贷横行，精壮农民被迫大批离开土地。土地改革的结果，大多数农民的直接敌人，已不是地主而是政府及其控制农民的各级代理人。
“土地改革”只有利于旧式的地主，使他们因“征购”结果转化为新的工商业者。
第二，在大量美日资本输入和控制之下，台湾最近十多年来的工业化十分迅速。从六十年代后期起，台湾的经济结构已有明显改变。如果粗疏地计算，一九五二年的工厂登记为九千九百六十六，一九六八年为三万三千零五十七，到一九七七年，增加到四万五千，二十五年间增加四倍半，这是一个很大的跃进。
但若从各类工业的性质，各个工厂的所有人，工业利润的分配与利用等等方面加以考察，那么问题很清楚，它仅仅有利于帝国主义、国际垄断资本，及与之相结合的台湾官僚资本。
台湾的工业化，主要为了内外垄断资本的利益，以国家民族的进一步屈服为代价，这是以彻底殖民地化换来的表面的工业繁荣。
台湾的工业化，首先建筑在台湾工人的血汗上面。据统计，台湾工人的工资只合美国工人的十五分之一，约等于香港工人的三分之二；这个工业化同时又建筑在农民的血汗之上，蒋政府以奴隶总管的身份，半抢半购地夺取了农民的生产品，使农民陷于赤贫地步，以此压低工资，降低原料价格，让国际资本谋取暴利。这个工业化，又牺牲台湾中小型工业的利益，在帝、官、大工业机构控制之下，小本经营简直无丝毫抗争图存的余地。
第三，这个工业化却造成了帝、官、大工业机构垄断资本的真正掘墓人——新兴的台湾无产阶级。一九五〇年代初期，台湾的工人（包括工、矿、交通）不过三十万人，到现在，据不精确的估计，这个阶级已剧升至一百八十万人。
这是极有利于台湾人民自求解放的一个因素，也就是金思恺先生所要研究的“内因”之一。当大陆革命长期斗争的年代，中国产业工人阶级始终没有超出四百万人（见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在六亿人口中的四百万，约为总人口的一百五十分之一。可是今天台湾工人阶级却占了总人口一千六百万中的一百八十万，超过了十分之一！大陆过去的工人阶级，分散全国，台湾则以土地狭小之故，集中在几个城市。
中共虽然以无产阶级代表自命，但事实上它的成员中并无大量的真正工人参加，这情形多少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曲折道路，也多少决定了中共胜利前后的特殊面貌，特别是它的官僚主义堕落的性格。
台湾的客观条件，已决定了代表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必然会依时产生。
上面粗疏的分析，应该可以答复金思恺先生提出的问题了，仅仅就台湾的“内因”言，未来的台湾革命只能是社会主义！
谈台湾问题的人，无不主张“台湾是中国的，台湾的文化、生活习惯都是中国的，有统一的理由”等等，这颇引起参加座谈的翁松燃先生的气愤，他是从台湾出来的，代表台湾人的感情，他问：“在统一问题上，是不是可以不必听台湾人的意见呢？”台湾人，记得台独分子刚冒出头来的时候，香港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登广告，发声明，反对台独，理由只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的一部分，颇有大汉族主义的意味。台湾独立，不决定于台湾人某一阶层的意愿，而是决定于台湾政治及经济的需要。台湾人除了二三十万高山族之外，最大部分是三四百年来从中国大陆移过去的福建人与客家人。在一八九五年被日帝占据之前，他们一直保持与大陆的密切关联，五十年的日帝统治，并不能将广大的台湾人同化，台湾人民反而因殖民主义者的高压而强烈要求民族解放。这种民族意识，是与中国大陆认同的民族意识。
但这并不等于说，在台湾人一贯反对外来统治（包括荷兰占领、满清征服、日本割据、国民党统治各个时期）的长期斗争中，不曾形成一种特殊的“民族感”。他们在四百年苦难中形成了一种共同感情，反对外来的统治集团的一切压制与剥削，并要求由台湾人自己起来掌握自己的命运。
台湾归还中国初期，台湾人万众一心地接受这个决定，年长一辈的乐见“国土重光”，下层与年青一辈，尤其是其中觉悟较高的一部分，则愿和大陆兄弟联合一起，共谋中国的统一解放（当时的台共便采取这个态度）。台湾人的此种感情，由于国民党彻底腐败与专横，很快就消失了。他们的幻灭，与大陆“沦陷区”人民在收复后所表现的幻灭相同，国民党的劫收失尽“沦陷区”的人心，仅仅四年，整个大陆就解放了。
国民党剥夺了台湾最大多数人民的基本权利，台湾人不仅痛恨国民党那架直接的压迫机器，而且敌视从大陆突然涌来的外省人，把他们整个当作压迫民族看待。
在台湾人反对外省人这一斗争的推动之下，台湾一部分与日帝有历史关系，或新近与美帝结合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客，提倡台湾独立，鼓吹台湾“民族”主义，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共对台湾问题上的错误，主要在于根本无视台湾人反对外来统治的深刻感情，并把此种感情与少数上层分子投靠美帝的右派“独立运动”等同起来。再者，中共根本否认台湾人民有凭自身革命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与前途，因而完全不理会台湾人民提出的任何要求。
中共以前提出的“解放台湾”口号，是“吊民伐罪”式的，现在提出的“统一战线”口号，简直要联合国民党召开统治台湾人民的分赃会议了。
中共历来宣传“台湾自古以来乃中国领土”，“台湾人民是中国人民的骨肉同胞”，在台湾人民要求自决或独立前面，这种宣传毫无力量。它们绝对无助于台湾的真正解放，却只能加强台湾人民的地域成见，帮助极右派的台独运动，甚至帮助国民党进行“革新保台”的政治欺骗。
中共一向视台湾只是国共之间的问题，或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那意思只是说，台湾问题的解决，毋须经过台湾人民的革命，甚至毋须台湾人民参加意见，他们的命运只能交由国共两党或中美两国来安排。这是十分错误而又反动的立场，它确实是“大汉族沙文主义”的表现，是“另一种形式的压迫”。可惜的是参加座谈会的有识之士，对这一点并未彻底的指出来。
中共对台湾的一贯政策，一向以军事压力为主，以政治外交为辅，现在虽然提出统一战线，仍未否定必要时军事解决的可能，这种策略上的交互运用，始终以台湾的实际统治者为对象，这种从外面与从上面来解决被压迫人民的办法，完全是官僚机会主义的。毛泽东和邓小平宁愿相信国民党，不愿相信台湾人民的革命力量，即使优势的军事行动取得了胜利，在被征服地区也只能实行或大或小的社会性改革，而摧毁了当地人民的真正革命。以征服代替革命，反而会造成极度紧张的社会矛盾。台湾人民由于前已说过的特殊的“民族感情”之故，一定会使紧张的社会矛盾趋于爆炸程度，与新的统治者极度对立。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见只有革命才能解决台湾问题，又从台湾的社会矛盾、革命动力或社会前途来看，这革命必然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在革命蜂拥而起的初期，革命会经过一个“民族”的与“民主”的阶段，即貌似“全民”的时期。革命目的主要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可是在革命过程中，立即会展开阶级斗争，即反对以国民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并侵犯帝国主义的财产，为了取得革命胜利并巩固它，必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革命运动的规律，过去的大陆革命如此，未来的台湾革命也如此，金思恺先生说得好，“解放台湾是大陆革命的延伸”（我理解金先生所说的“解放”两字是台湾的“自我解放”，即革命）。
好了，我以文字参加了一次座谈会的讨论，简直超出了讨论应该允许的时间和范围，但我还未批评其他参加者的意见哩，也许将来有机会再谈吧！
感谢 先知在1917 收集、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