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刘少奇 -> 《批判资料 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合集，1967年） 106） 在上海市党员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1957年4月87日） 同志们： 市委要我向同志们讲讲话。我和市委的同志们谈了一些问题。最近时期，我到几个地方去跑了一下，跑了五个省：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同这五个省的同志都谈过，也找过一些工人代表，学生代表、民主人士谈过一下。当前的问题，毛主席作过报告的，就是如何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这个问题，我现在也来谈谈这个问题。现在就我所感觉到的，以及同市委的同志们谈话中间所提出来的一些问题，讲一讲。现在你们对这个问题正在讨论。讨论中有很多意见，有一部分意见的摘要我已看过了。对于某些意见，我可以谈一下。 （一）什么是国内的主要矛盾？听说有很多同志在讨论这个问题：现在国内主要矛盾到底是什么矛盾？国外的主要矛盾大家都清楚了，不要讲了。现在就是我们国家内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我想问题应该这样提法；到现在的时候，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的矛盾？现在在我们国内是不是敌我矛盾是主要矛盾？现在恐怕不能这样讲了。现在国内敌人已经基本上被消灭，地主阶级早已消灭了，资产阶级也基本上消灭了？反革命也算是基本上消灭了，还剩下一点残余，剩下一点尾巴，所以不能说现在在我们国内敌我矛盾还是主要的。也还有少数反革命分子，对于这些少数反革命分子要提高警惕，他还可以作乱的，还可以进行破坏活动。地主阶级的残余也还在农村里面，也有些人还是要作破坏活动的，资产阶级中也有一小部分人还是不服气的。对这些人要提高警惕性，丧失警惕性，麻痹警惕性是不对的，不看到这一点，是不对的。但是他们已经基本上消灭了。我们说国内主要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上结束了，或者说基本上解决了，那就是说敌我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那就是说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是敌我矛盾。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是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矛盾，那是主要矛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在土地改革以后，主要矛盾就转了，把帝国主义赶走了，地主阶级经过土地改革也消灭了，官僚资产阶级也消灭了，主要矛盾就变成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公私合营以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主要矛盾也解决了。党的八次大会讲了这个问题，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主要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 这些矛盾都基本解决了，那么现在什么矛盾是主要的？就提出了这个问题。现在应该讲人民内部的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已经有同志提出这个问题。我看可以这样说。文章上面这样写了，现在国内主要矛盾大量的表现在人民群众与领导者之间的矛盾，大量的表现或者集中的表现、主要的表现在人民群众内部的矛盾。那么，自然人民内部矛盾是主要矛盾，这个问题就答复了。 那么人民内部的矛盾是什么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还是非对抗性的矛盾？我们说，人民内部的矛盾，一般的说来，基本上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但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在某种条件之下，也可以转化为对抗性的。这里特别注意一个条件，在某种条件之下，可以转化为对抗性的，特别在处理得不好的时候。如果我们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处理不好，处理错误了，本来不是对抗性的矛盾，结果也变成为对抗。在一定的时候，一定的地方，一定的条件之下，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发展成为对抗的。其他某些个别的情形也有对抗性的，如一个人打死了人，杀人犯之类，刑事罪犯，违法乱纪，这些情况，虽然在人民内部是个别的，然而也是不断的会有所发生的。这些矛盾你能说是不对抗的吗？那也很难讲。但这些是个别的情况。在一定时候，一定的条件之下，在个别的情况之下，有这种对抗性。但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一般的讲来，基本上是非对抗性的耻 因此，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应该是什么方针呢？矛盾的性质是非对抗性的，那么处理的方针就不要以对抗的办法来处理，也是要用非对抗的办法来处理。是什么性质的矛盾，就用什么方针、什么办法来处理这个矛盾。既然是非对抗的矛盾，处理的方法、处理的方针就不能用对抗的方针，而应该采取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达到团结的目的，就是团结一一批评一一团结这样的方针，这不是处理对抗性矛盾的方针。处理对抗性的矛盾不能用这样的方针。团结一一批评一一团结的方针是处理非对抗性矛盾的方针。处理对抗性的矛盾不能用这个方针的。这个方针就是强调同一性。矛盾有两方面，矛盾有两重性：有同一性，有斗争性。处理的方针可以着重它的同一性，因为它原来是有同一性的。强调同一性，而不是强调斗争性，只在必要的时候，进行适当的斗争一一中间不是有一个批评或者斗争嘛，必要的时候进行适当的斗争一一而这个斗争也是为了团结。斗争的目的是为了团结，批评的目的是为了团结，为了加强团结、巩固团结。所以处理方针是强调同一性，不是强调斗争性。如果我们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强调同一性，而是强调斗争性，使人民内部的矛盾没有必要地紧张起来，没有必要地激烈化起来，在人民内部造成紧张局势，那就是错误的，那就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错了。因此，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与处理敌我矛盾有不同的方针。处理敌我矛盾是强调斗争性，使矛盾紧张起来，使斗争激烈化，以致于把矛盾的对方压倒、消灭，这是处理敌我矛盾的方针。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是不是采取这样的方针呢？是不是也是使矛盾紧张起来，使它激烈化，压倒对方，甚而至于进一步把对方消灭呢？不能这样]很显然，如果采取那样的方针，那我们就要犯错误，这就是基本方针上错误了，基本态度上是错了。 在你们讨论中，有人提出这样的意见：人民内部矛盾不是主要矛盾。那么什么是主要矛盾呢？有人说，今天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的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这话对不对？我看这话也对，也可以这样讲。今天我们国内的矛盾，的确是无产阶级思想与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但是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非无产阶级思想？非无产阶级思想在那里？什么地方表现出来？照这个提意见的同志的想法，我估计大概是这样的；就是群众，工人，学生是非无产阶级思想，而我们共产党员、我们干部、我们领导者、我们厂长、我们校长、我们政府的负责人，是无产阶级思想。大概他们是这样想的。人民群众是非无产阶级思想，而我们领导者是无产阶级思想，我估计他的意思是这样的。如果这样讲，我看就错了。 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首先就是我们党内的矛盾。我们共产党内部，我们干部中间，或者说你们在座的那一个人的脑子中间，是不是有点非无产阶级思想？你们脑子里尽是无产阶级思想？一点非无产阶级思想都没有？有没有那么一点？你们那一个可以担保说我的脑子里面非无产阶级思想一点没有？你们在座各个同志的脑子里都有若干非无产阶级思想，有些人并且还不少。那么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首先在你们自己的脑子里就矛盾起来了。在我们共产党内部也有这种情形。人民群众中间当然也有很多非无产阶级思想，特别是广大的小资产阶级，还有资产阶级思想。但是在工人阶级、人民群众里面就一点没有无产阶级思想？他们尽是非无产阶级思想？恐怕也不能那样讲。我们党内有很多问题，主观主义是什么思想？是无产阶级思想？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是无产阶级思想？教条主义是无产阶级思想？争名夺利是无产阶级思想？评级的时候升了两级，还睡了不起来，那是无产阶级思想？所以说如果讲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在今天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是必须我们大家研究来加以解决的问题，那末首先要在共产党内部解决，而且要在共产党的干部中间先来解决，要把我们共产党干部中间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以及本位主义、个人主义等等搞掉一点。 用什么办法搞掉？我们党内干部中间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用什么办法来跟它斗争，来使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减少？用大民主的办法好不好？还是用小民主的办法？用解决敌我斗争的办法好不好？还是用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达到团结这个办法？那时候你们觉得用小民主的办法你们都受不起，为什么要对我批评，最好一点民主都没有。因此，我们觉得关于无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问题，要这样分析，要这样看：现在在我们党内有相当多的人有非无产阶级思想。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命令主义，个人主义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是在我们党内、干部中间，是比以前搞得更少了，还是更多了一点，发展了一点？如果说是更多了一点，那我们就有一个任务，就要把这个东西整少一点，总要越搞越少才好，越搞越少我们才会进步。 因此，就是讲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是主要的，那么这个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矛盾，首先就是共产党内部的矛盾，不是什么敌我矛盾。在今天我们中国的情况之下，就是说在帝国主义已经赶走、地主阶级已经消灭、资产阶级已经基本上消灭的条件之下，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人民内部，而且也表现在共产党内部，表现在我们共产党的干部中间。所以这个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这个矛盾是不是也有阶级性？当然有阶级性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有农民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今天还有地主阶级思想。这些思想是反映过去的阶级的思想情况，不是、或者大部分不是反映今天的。今天的农民是新的农民了，今天的资本家也是新的资本家了，今天的城市小资产阶级跟农民是新的了，是合作化了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了，今天的资本家也是公私合营了的新式资本家了。如果我们讲到非无产阶级思想，讲到农民阶级的思想，讲到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地主阶级的思想，是讲过去的，是反映了那个阶级存在的时候。所以这里面当然也有阶级的问题，但是这是反映在人民内部。 有人说，今天我们中国国内的情况，工人阶级与农民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如果说工人农民有矛盾的话，也应该说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因为工人阶级是人民，农民也是人民，工人与农民的矛盾难道不是人民内部矛盾？你说是敌我矛盾？而且今天的农民，刚才已经讲了，已经不是过去的农民，已经在起变化而且基本上已经起了变化，他已经是合作化了的农民，已经是新式的农民，今天来讲农民阶级，这阶级二个字是值得考虑了，他已是集体化的农民了。所以工农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矛盾。 有人说，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这个刚才已经讲过，曾经有一个时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公私合营以前，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曾经是国内的主要矛盾。但是这个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因此，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现在也成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公私合营以后，资本家已经把工厂交出来了，除开极少数的分子以外，他已经不愿意反抗社会主义了，有很多人已经接受社会主义了。在这种情形之下，矛盾就转化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曾经有对抗性的，可以转化为非对抗性的，转化为人民内部的矛盾。 还有人讲，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是主要的，或者说先进与落后的矛盾是主要的，因为这是八大决议上讲的。如果有人这样讲，因这是八大决议上面讲了的，你说我不赞成，当然赞成。但这个矛盾是什么矛盾？是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现在的上层建筑是什么？上层建筑是谁？谁在代表上层建筑？今天的国家谁来代表？是不是在座同志们都代表一下子国家？那么你们就是上层建筑，你们就是代表国家，当然包括我、我们。我们、你们代表国家，共产党就代表国家。其他的上层建筑中间还包括思想，文学艺术，报纸这些东西。这些上层建筑就是今天的国家、政治、文化，这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你能说是敌我矛盾？代表上层建筑就是你们，就是我们，你说我们不算人民，算敌我矛盾？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今天的生产关系是什么生产关系？所有制是什么所有制？是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生产关系包括所有制与分配关系。现在分配关系里面表现矛盾最多了，那么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内部的矛盾，是全民所有制内部的矛盾，是集体所有制内部的矛盾，这也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先进与落后，这也是人民内部的先进与落后的矛盾。总而言之，这些矛盾，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先进与落后，这些矛盾在过去曾经是表现为敌对阶级之间的矛盾。过去是反动阶级代表落后，而革命阶级代表先进，是阶级矛盾，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过去的上层建筑曾经是反动的上层建筑，生产关系曾经是反动的生产关系，是地主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上层建筑曾经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买办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上层建筑。所以，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先进与落后的矛盾，曾经表现为敌我矛盾；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变了，国内形势有了根本变化，现在这些矛盾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现在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现在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现在的先进与落后，表现在人民内部，不是表现在反动者与革命者之间，而是表现在人民内部。这是因为反动的统治阶级已经被消灭，资产阶级也基本上被消灭，这个情形变了，所以这些矛盾现在已成为人民内部的矛盾。而这种矛盾是永远都有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先进与落后，永远都有这个矛盾，到一万年以后还有。 还有人说，人民群众与领导者之间的矛盾，或者说人民群众与官僚主义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的，也可以说是大量表现或者集中表现在人民群众与领导者之间，表现在人民群众与官僚主义者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的。这样讲大体上是对的。那末人民群众与人民群众的领导者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在座的同志们都是领导者，人民群众与你们的矛盾你说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还是敌我矛盾？如果是敌我矛盾，谁是敌人了是人民是敌人，还是你们是敌人？就发生这个问题。人民群众与官僚主义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人民群众与我们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之间的矛盾，可不可以这样讲；一般的讲来，基本上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所谓基本上，所谓一般讲来，是除开了一种特殊情形，除开了特别恶劣的官僚主义、顽固的官僚主义、反人民的官僚主义、违法乱纪、大贪污犯等等一小部分少数人以外，一般的犯了官僚主义错误，人民群众就不赞成他，就要反对他；这个矛盾到底是什么矛盾？是不是算人民内部的矛盾？还是算敌我矛盾？恐怕要算人民内部矛盾才好吧！如果不算人民内部矛盾，那么我们要受不起，在座的同志，恐怕你们也受不起吧？还是要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达到团结才好了这样你们才好办，不然，就不好办。恐怕这种官僚主义厂我们做领导者在目前情况之下，多多少少总要犯那么一点，完全没有官僚主义，恐怕这个事情是很为难的。我就有不少官僚主义。官僚主义这个东西，在目前中国的情况之下，几乎是很难完全避免的，领导机关、领导者，稍稍要犯一些的。每一个人，我们共产党的每一个干部都值得检讨一下，检查一下，到底自己有多少官僚主义？说“我没有官僚主义”的那种人，你不要相信他，恐怕那种人官僚主义还更多。当然恶劣的、很顽固的、与人民群众完全对立起来的官僚主义还是少数。但是在某些情况比较严重的、已经引起人民的反对的这种官僚主义，现在已经不少，不是很少，而是相当多，在各个方面都有。 另外还有同志说，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矛盾是什么矛盾？是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是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如果讲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是讲思想问题，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是有矛盾的。这个矛盾是不是对抗性的呢？从思想上讲是对抗性的。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是对抗性的，是不可调和的。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可不可以调和呢？我看是不可以调和的。两个主义的体系是不能调和的。唯心与唯物是不能调和的，一个是真理，一个是非真理，是谬误。真理与谬误、是与非中间的矛盾是不是对抗的？我看是对抗性的。因此我们说要辨明是非，要把是非辨明白，是是还是非，要辨明白，不是说把是非调和起来，不是说调和是非，而是说辨明是非。所以是非不能混淆起来，而是要把它分得清清楚楚，不是混淆是非，不是调和是非，是辨明是非。要寻找真理，把谬误去掉。唯心与唯物，真理与谬误，是与非，这些从思想上讲是不可调和的，这个矛盾是对抗性的。 但是唯心与唯物曾经表现在敌我阶级之间，敌对阶级之间，唯心与唯物、真理与谬误、是与非，曾经表现在敌我之间，敌对阶级之间。在以前，帝国主义是唯心，革命者是唯物，真理是革命者的。谬误是帝国主义，是蒋介石，是地主阶级，或者是资本主义的拥护者，发国难财的，发横财的。帝国主义、地主阶级、蒋介石他们是非，而革命者方面，人民是是。唯心与唯物，真理与谬误，是与非，曾经表现在敌对阶级之间。所以这种唯心与唯物、真理与谬误、是与非之间的矛盾，它的对抗，表现在阶级之间的对抗，表现在敌我之间的对抗。而今天，帝国主义已经被赶走了，蒋介石被打倒了，地主阶级已经消灭了，资产阶级问题也解决了，那么是不是还有唯心与唯物、还有真理与谬误、还有是与非？还有。那么表现在什么人中间？它表现在人民内部，不是表现在敌我之间，不是表现在敌对阶级之间，而是表现在人民内部。人民内部有唯心主义跟唯物主义两种思想，人民内部有些人是有真理，有些入是谬误的，人民内部有是有非。所以，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情况变了，这些问题不表现在敌我阶级之间了，而表现在人民内部了。因此，这些矛盾是非对抗性的，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在思想上来讲是对抗的。解决的方法是什么呢？当着这些矛盾表现在敌对阶级之间的时候，我们采取对抗的办法，采取打倒的办法，采取一棍子打死的办法，来解决唯心与唯物问题，解决真理与谬误问题，解决是非问题。你看我们只说帝国主义就是非，不说帝国主义还有什么好处，还有什么是，我们只说蒋介石是王八蛋。当着唯心主义表现在敌我阶级之间的时候，譬如胡适，我们采取一棍子打死的办法。我们对蒋介石是一棍子打死，对帝国主义是一棍子打死，对胡适也是一棍子打死。当着这些问题表现在敌对阶级之间的时候，我们解决的办法是采取对抗的办法，打倒的办法，一棍子打死的办法。而当着今天唯心与唯物、真理与谬误、是与非的问题表现在人民内部，那我们解决的办法是采取什么？要采取和风细雨、小民主，小小民主，而不是采取一棍子打死的办法。是采取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采取和风细雨的办法。如果不是采取和风细雨的办法，采取粗暴的态度来解决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解决党内的思想问题，这是错误的。过去我们党犯过这个错误。在教条主义统治的时候，对于我们党内的斗争也是采取一棍子打死的办法。现在我们是不是还要采取那种办法？现在我们大家总是有点不服气，说人民内部矛盾是主要矛盾，不大服气，总想要搞一个敌我矛盾是主要矛盾才好，以便于一棍子打死。这表现了很多同志们的心情，我看提出这些问题，他们的心里焦急了，来反对党现在所提出的这个方针，不赞成这个方针，要和党来比。那么我就问你，唯心主义在你们脑子里有没有？特别是提出这些问题的同志们，他脑子里有没有？他就是百分之百的唯物主义？他就是百分之百的真理？一点谬误也没有？他的就是是，一点非也没有？如果说在我们党内同志们还有主观主义的话，而主观主义是什么东西呢？主观主义就是唯心主义嘛！恐怕提问题的人教条主义更多。教条主义是什么？教条主义就是唯心主义。提这些问题的人，他的脑子里有不少的唯心主义，不少的非真理，不少的谬误。我问你，那一棍子打死好不好？在你们脑子里有唯心主义，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也是对抗的，不可调和的，那就一棍子打死好不好？你们有教条主义的时候我们就一棍子打死，你们有经验主义的时候也一棍子打死。那你们就不赞成了。打别人可以，打自己就不赞成了。因此，要推己及人。当着你自己脑子里有唯心主义的时候，你不愿意人家采取粗暴态度来对待你，那末当着别人脑子里有唯心主义的时候，你也不要采取粗暴的态度去对付别人。推己及人嘛！我看这样比较好。如果采取粗暴的态度来解决思想问题，那就是很不好的。我们曾经有过经验，打来打去，打的一塌糊涂，问题还是解决不了。一棍子打死的办法，结果我打死你，你打死我，问题还是解决不了。我们过去也有过经验的。 所以，在目前什么是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可以答复说；人民内部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刚才提出这样多问题，我已经讲过了，这些问题可以这样讲，也可以那样讲。这些问题都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什么是主要的，下面我还要讲。 这里有一个问题，矛盾有对抗性的矛盾，有非对抗性的矛盾。矛盾是一切，一切都有矛盾。世界就有矛盾，全部世界，整个世界，是一个矛盾的世界，一切都有矛盾。但是矛盾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在基本上带对抗性的矛盾，另一类是基本上不带对抗性的矛盾，所以要分为两类。矛盾有这两类，这是客观存在。客观上存在这两类矛盾，一类是带对抗性的，一类是非对抗性的，因此，处理矛盾的方法，也有两种方法。处理带对抗性的矛盾是一种方法，而处理非对抗性的矛盾又是另外一种方法。如果我们把对抗性的矛盾当作非对抗性的矛盾来处理，那是错误的。本来一个矛盾是对抗性的，如果我们把它看成是非对抗性的，因此我们处理也是当作非对抗性的矛盾来处理，那我们就要犯错误。比如修正主义就是这样。修正主义强调劳资合作。本来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在欧洲那些国家，在西方国家是对抗性的矛盾，而社会民主党人说西欧那些国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是非对抗性的，主张劳资合作，主张经过改良，把资本主义改良一下就可以变为社会主义，就可以实行社会主义。那就是说，他把对抗性的矛盾看成非对抗性的矛盾，而处理又是不强调阶级斗争，而强调阶级妥协，强调用妥协的办法，来实行社会主义，来消灭资本主义，所以他们犯了错误，基本上犯了路线错误。这是一个例子，这种例子还多得很。把对抗性矛盾当作非对抗性矛盾来处理是错误的。另一方面，把非对抗性的矛盾当作对抗性的矛盾来处理，也是错误的。本来这个矛盾不是带对抗性的，但是我们把它看作有对抗性，看作是对抗性的矛盾，而处理它的时候又采用那种处理对抗性的矛盾的办法来处理，那我们也就要犯错误。比如托洛茨基主义，曾经说工农矛盾是对抗性的，托洛茨基曾经主张压榨农民来建设社会主义。本来工农之间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他把它看成是对抗性的，而处理的方法用处理对抗性的矛盾的方法来办。我们有些同志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当作对抗性的矛盾来处理，把人民群众当敌人。本来人民群众内部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应该采用非对抗性的办法来处理，但是他把人民群众当作敌人，采取一种压制的办法，当作对抗性矛盾来处理，这就基本上犯错误。比如我们党内对犯错误的人采取一棍子打死的办法，本来，一般讲来，党内的矛盾，除开如陈独秀、托洛茨基派、张国焘之外，一般的党内意见不同，主张不同，那是党内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在辩论中间，不允许对别人采取一棍子打死的办法。如果把非对抗性的矛盾当作对抗性的矛盾来处理，这就犯错误。 因此，首先是认识矛盾，把矛盾认识清楚，要具体研究，具体审察，具体分析。对于问题来了，看这种问题，这种现象，这种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还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如果确定它是对抗性的矛盾，处理方法就不同；确定它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处理办法又不同。认识矛盾，而后决定处理的方法、处理的方针。对矛盾认识不清楚，矛盾的性质确定错了，那末处理方针也要犯错误；处理方针错了，那就一系列的要错，一系列的具体办法要犯错误。我们说，人民内部矛盾一般讲来基本上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因此，一般讲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能采取处理对抗性矛盾那样的办法来处理。如果采用处理对抗性矛盾那样的办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那是根本方针上面犯错误。当然，事情是复杂的，这两类矛盾可以互相转化的，对抗性矛盾会转化为非对抗性的矛盾，非对抗性的矛盾在一定条件之下，也会转化为对抗性矛盾。矛盾转化了，处理的方针也要随之转化。比如我们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在我们党内犯机会主义错误的人，曾经在一个时期是非对抗性的，后来可以转化为对抗性。比如陈独秀主义，陈独秀主义老早就存在的，在党内曾经是非对抗性的，可以同他辩论的，可以允许在党内解决。果然我们党内曾经有很多同志犯过陈独秀主义错误，后来转化了，后来改正了，但是有那么一部分人犯了陈独秀主义错误死硬不改，坚决不改，坚持并且在党里面进行分裂活动，组织另外的派别，组织托洛茨基、陈独秀派。在那一个时候，进行分裂活动，组织一种特殊的派别，在党内，那个时期陈独秀机会主义就变为对抗性了，变为对抗性矛盾了。王明路线，是党内的一个机会主义路线，我们批评了这个路线，改正了这个路线，但是还没有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一直到现在，虽然王明同志还没有承认错误，到第八次大会，他还没有承认错误，但是他还没有搞分裂活动，也没有反党、跑到敌人那里去，所以这个矛盾，还是没有变为对抗性的，还是党内矛盾，还是非对抗性的。立三路线，是党内的非对抗性矛盾。刚才讲了，就思想上讲，就是非问题来讲是对抗性的，但是他表现在党内，表现在无产阶级的内部，党的内部。李立三不是敌对阶级的代表，不是表现在敌对阶级之间，而是表现在无产阶级内部。张国焘曾经是非对抗性的，后来跑到敌人那里去了，那还不是对抗？还有一个高岗，但高岗不同。上面谈的派别是用一种纲领来争取同情，来取得党的领导权，而高岗则是进行阴谋活动，是另外一种性质，是对抗性的，但如果他改正错误，不进行阴谋活动了，那还可以转化。这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这是讲党内。人民内部一样，人民内部问题，例子可以举得很多，就是说在一种特殊条件之下，两类矛盾可以互相转化，原来对抗性的，可以转化为非对抗性的。例如中国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中国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原来根本上是带对抗性的矛盾，因为资产阶级剥削工人，但是后来，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它也可以转化为非对抗性了，它可以和平改造了。其他某些人民内部矛盾也是这样。 所以我们共产党并不是一种斗争的嗜好者，并不是嗜好斗争，而是那个矛盾非斗争不可，不可调和，是对抗性的矛盾，要去解决对抗性矛盾，就要强调斗争。我们并不是嗜好斗争，这是客观决定的。当着矛盾可以不用对抗的办法，可以转化为非对抗性的时候，我们就不采取斗争的办法而采取团结的办法来解决矛盾，但是问题是要解决矛盾。我们共产党一方面不是斗争的嗜好者，另一方面在必要时也不害怕斗争，在需要用强硬的斗争的办法来解决矛盾的时候，那共产党是不吝惜斗争的，可以斗争的。但决不是我们主观上喜欢斗争，凡是可以不用一棍子打死的办法来解决矛盾的时候，总是用比较和缓的办法来解决。因此，在我们人民内部的矛盾，本来是非对抗性矛盾，可以不用对抗的办法，可以不用一棍子打死的办法，可以用小民主的办法，可以用和风细雨的办法，来解决矛盾。因此我们主观上没有必要去强调斗争，故意的、人为的使斗争激烈化，使斗争紧张起来，似乎要釆制造斗争的样子，似乎要斗一下我们才舒服，好象我们就有那么一种嗜好，不斗一下就不过瘾。是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的。不是主观愿望决定的，是看客观矛盾的性质，看客观是不是可以解决问题，矛盾是不是可以解决。只在必要的时候才采取强力的办法、压服的办法。凡是可以采取说服、教育、团结的办法来解决的时候我们都是采用说服、教育的办法来解决，就是用小民主的办法来解决。因此现在说人民内部矛盾是不是有危险？是不是一说人民内部矛盾是主要矛盾，好象就会斗得一塌糊涂了，那不会的。我们就是主张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不那么斗，主张用和风细雨，主张搞点小民主，因为这是非对抗性的。这是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提出来的什么是国内的主要矛盾这个问题。 （二）此外，我再来讲几个具体问题。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当前表现得比较紧张的有那几个问题？我和市委的同志们也谈了一下，我也拣出几份材料看了一下，我以为有以下几个问题是比较紧张的。 （1）关于学生升学的问题。高小学生，中学生毕业了，很大一部分升不了学，这个问题在社会上很紧张，这也是人民内部的问题，是个矛盾。情况大体是这样子：大概今年全国的学龄儿童，年龄已经到了，可以进学堂读书了，七岁八岁了，学龄儿童应该进学校读书，而不能入学，没有学校可进的，有多少人呢？大约有×万人。有×万学龄儿童应该进学校而没有学校可进。现在的小学生有×万，已经进了学校的有×万，还有×万没有学校可进。这是第一个情况。第二、小学毕业了，高小学生毕业的要升初中，没有中学可进的，有×万。今年大约高小毕业的有×多万人，只有×多万人可以升初中，还有×万人不能升学。初中毕业生今年不能升高中，不能进中等技术学校等等的有多少人呢？有×万。今年毕业×多万，有×万升学，有×万大部分不能升学，高中毕业了要升大学，有多少人不能升大学呢？有×万，也许是还多一点。一个×万，一个×万，一个×万，一个×万，二个×，二个×。这是讲整数。出入可能也很大的。这个问题是个紧张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的矛盾，牵涉到一切的人，牵涉到社会上很多的人，农村、城市、工人、学生、家长、机关干部、军队。不能升学怎么办？四月八日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那篇社论叫做“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恐怕不少同志已经看过了，没有看过的，我劝同志们去看看那篇文章，我还希望这篇文章提到各方面的人民中间去讨论一下，在农民里面讨论一下，工人里面讨论一下，机关干部里面讨论一下，军队里面讨论一下。特别是工人里面，那些青年学徒，最近不是艺徒和青年工人不满意，要闹事吗？要他们去讨论一下。恐怕他们讨论一下有好处，讨论一下可以少闹一点事，他们讨论一下，就可能解决他们一些过高的要求一一现在青年工人和学徒有些过高的要求。我们机关干部也更讨论一下那篇文章。我们机关干部大多数是初中毕业的、高中毕业的，在机关里面工作总是不高兴，总还是不满足。那就讨论一下那篇文章吧！我看讨论一下那篇文章以后，就可能比较满足了，可以比较满意了。那篇文章上面还有一层意思没有讲，我可以在这里口头讲一下。那个文章上面是这样讲的，就是小学毕业生、初中毕业生、高中毕业生如果不能升学，绝大部分要到农村里面去，要下乡。农村里去干什么？不是去当干部，而是要去种地。至少种个三，五年地，首先去种地。主要的方针是这样讲的。他们说要当干部，农村里也需要干部，但那篇文章中讲，劝你们最好不要当干部，而要去种地。为什么这样讲？我觉得应该把这种办法看做是我们党我们的国家培养政治工作干部的一种重要方法。现在要把我们这些初中毕业生、高中毕业生、高小毕业生下乡种地，进工厂做工，看作是一种培养政治工作干部的重要方法。政治工作干部怎么培养法子？我们现在有各方面的大学培养干部，有工业大学、农业大学、其他方面的大学，但是我们没有培养政治工作干部的大学。在资本主义国家是有的，大学里面有政治系，我们这里没有。我们这里有党校，我们党校是培养政治工作干部的，但是党校不是什么高中毕业进党校，而是工作多少年，工作七、八上十年，才进党校，学那么一年二年。我们也没有这种大学培养政治工作的干部。以后我们政治工作干部是否还需要？我看是需要的，那干部那里来？来源如何？有很多学生有一条讲不清楚，要他们下乡种地、进工厂做工，特别高中毕业生，讲不通，说是我高中毕业了，读了十几年书，下乡去种地、进工厂做工，太可惜了，是浪费，讲没有前途，即使不讲丢人。我的看法不同，我的看法觉得恰恰这些人下乡去种地，或者进工厂做工就不浪费，或者可以说前途更好。我想我们是否可做这么一个规定，从前我和市委的同志们谈了一下，我们的党，或者我们的国家，将来是不是可以做这么一个规定，凡是做我们党、政、工、团的干部的，做党，政、工、团的领导人，党委的领导人，象乡村的乡的支部书记、乡长、县委书记、县长，城市里面的工厂党委书记、区委书记，市委书记、区长，市长、工会主席，青年团书记，也可以说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凡是做这种领导人的要具备很多条件，其中要有这么一个条件，就是说必须要种过地的或做过工的。你看可不可以？没有种过地，没有做过工的，不准当乡长，不准当县长，不准当区长，市长，不准当党和国家以及青年团，工会的领导人。就是说要是工人、农民出身以及其他的劳动者出身，吃过苦头，懂得生产，有那种知识，他才好做这些工作。这当作一关，要过这个关。凡是要当党和国家的干部，党政工团干部，都要过这个关，要过种地这一关，过做工这一关，不过这一关，资格就不够，条件不够。同志们考虑一下看可不可以？这个我看是有理由的。现在我们乡下很需要有文化的中学毕业生、高小毕业生，现在我们一个合作社有几百户，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里面有一个高中毕业生，或者二个三个高中毕业生，不算多吧，难道几百户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里高中毕业生一个都没有算好吗？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有一、二、三个高中毕业生，有十来个初中毕业生，有百来个高小毕业生，我看是很好的，很需要的，这样才可以把合作社办得更好。而这些高中毕业生、初中毕业生、高小毕业生不是一去就当干部，而是去了先种地，要种三、五年地，或者更多一点。种了三、五年地之后，然后可以当生产队长，也可以当合作社的社长。如果没有种过地，他能不能当生产队长？他能不能当合作社的社长？我看是很难当，如果当了，也当得不会那么好，无论如何，种过几年地总是比较好。没有种过地就要当合作社的社长或者队长，那总是差的，总是不那么好的。没有种过地，也没有当过合作社的社长，可不可以当乡长？我看当乡长也不那么好的。种过地也当过社长的，再当乡长总比较好。没有种过地，没有当过社长，没有当过乡长，当县长好不好？当县委书记好不好？当青年团县委书记好不好？我看也不好。这是讲真的，你说有没有道理？党政工团在农村里要种过地的，在城市里要做过工的。你当工会主席，你当青年团书记，你当党委书记，区委书记之类，没有做过工，没有当过工人，恐怕总要差一点，当过的总要好一点。当军官的一定要当过兵，以后没有当过兵的人，不准做军官。这样可不可以？我和几个省委谈过，同上海市委也谈过，他们哗我来讲一讲，跟你们商量商量。我提出问题来，同你们大家商量，如果你们大家不赞成就拉倒，如果大家赞成，你们也可以与别的人商量商量。你看这样可不可以？这是讲青年学生。如果要我们关心青年的前途，使青年的前途将来更好，发展得更好，我看我们就这样关心法。你们去种地，你们去做工，将来对你们的前途更好，不但不是浪费，而是恰恰应该这样。不是对于你们的前途更糟糕了，而是对于你们的前途更好。这是讲刚刚毕业的学生。 除学校的学生以外，我们机关里还有不少青年干部。现在机关里干部也多了，特别青年团的干部、工会的干部。青年团的干部是年青的，青年团的干部知识分子太多了，青年团里的知识分子气味我闻了一下，是比较多的，因此，他们的片面性也比较多的。是不是你们青年团下这样一个决心，要他们这些人轮流出去，轮流去种地、去做工，乘年青的时候，出去锻炼锻炼自己，进工厂，下乡，下乡去住在那个地方，不是当干部，而是去真正的种地，真正的体验一下生活。是不是我们党的机关、其他机关青年干部，年纪还轻的，三十岁以下，或者四十岁以下，还可以搞的，我看是否可以下去种几年地，是否应该呢？我看不会对你们有害处的，会有好处的。你说要我关心你们的前途，这就关心了。怎么关心法？的确这个问题是这样子。在以前我们考验干部，锻炼干部用什么办法？当革命没有胜利的时候，我们用革命斗争来考验，用革命斗争来锻炼，革命胜利后，我们有土地改革，有社会主义改造，可以锻炼，可以考验。以后，革命斗争也没有了，土地改革也没有了，社会主义改造也没有了，在什么地方考验？在什么地方锻炼？那就应该在劳动生产中间，特别在体力劳动中间，以及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中间，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关系中间来锻炼我们的干部。就是以前曾经参加过革命斗争，参加过土地改革，也参加过社会主义改造的，年纪还轻的，但是那个阶级斗争已经过去了，那些事情用不着了，那些经验闲起了，有那个本事可是没有用了，英雄无用武之地，现在再没有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铪我们消灭了，我们有经验，熟悉的事闲起来没有用了，而不熟悉的事情迈着我们去做，就是要领导生产，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这二件事情，领导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我们不熟悉的事情，逼着我们要做，强迫我们去做，强迫着我们这么办。因此过去有过阶级斗争的经验，有过革命斗争的经验的干部，年纪还轻的，为了取得生产斗争的知识，为了取得处理人民内部问题的知识，我们派他去种几年地，做几年工，年纪又轻，还来得及，我看是只有好处，不会有坏处。年纪太大了的，身体不好的，那就没有办法了。恐怕我们是已经不成了。年青的时候，我也做过一点工，也种过一点地。我学过打铁、学过翻砂、学过铣床、学过钳工、也学过模样，没有正式当过工人。我说做一做有好处。这一个规定不是不合理的。苏联的高中毕业生现在能够进大学的有多少？我间过他们的教育部长。最近他们韵高教部长来了。现在苏联的高中毕业生只有百分之七的人可以升大学，有百分之九十三的人不能升大学，要去种地，要去做工。他说准备将来升大学提高一点，最多也只能达到百分之十，有百分之九十的高中毕业生不能升大学。苏联有这个规定：中学毕业之后必须要种二年地，做二年工，才准考大学，才有投考大学的资格。我们中国将来是不是也可以规定这么一条，考大学的时候必须做过工，做过工才许考大学。现在恐怕这样也没有办法。现在我们大学生太少了，大学还没有毕业人家就要他去工作了。你们想一想看，是不是将来也会有这么一天，大学毕业生太多了，用不了？如果有那一天到来的话，我看是好事。大学毕业生多了，用不完了，在那个时候，大学毕业生也要他去做几年工，种几年地，才准毕业，你看好不好？种几年地，做几年工，是不是对于我们工作有什么妨碍，对你们发展前途有什么妨碍了大家讲要有理想，要有发展，要有前途，什么样才有前途？没有吃过苦，自己没有真正去种过地，没有去做过工，没有那些经验，总而言之我看是要差一点，发展前途要受到限制。是不是这样去做会妨碍其他的事情？我看不会妨碍。比如科学研究，研究农业科学的，种几年地对农业科学，科学研究是不是有帮助，还是有妨碍？恐怕只有帮助。研究机械学的，做几年机械工人，对他研究机械学是有帮助，还是有妨碍？研究钢铁的去炼几年钢，炼几年铁，那样对他研究钢铁是有帮助，还是有妨碍？所以要使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结合起来，不要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开来。使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家，那是剥削阶级的方针。人民自己内部，知识分子不要特殊化。已经特殊化的没办法，年纪大了。年青的知识分子，后一代的知识分子，我看应该一方面是知识分子，一方面是体力劳动者，是工人、农民。要是我们以后，我们的后辈，后代的国家领导人，党的领导人，青年团的领导人，工会的领导人，甚而至于科学家都是工人农民出身，劳动者出身，所谓政治领导，主要的是领导工人农民，工人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你要做党的领导工作，做政府的领导工作，没有当过工人农民能领导得那么好？我看就不那么相信。所以这个当作一关，你看可不可以？现在还没有规定，那一年规定也不知道，是不是规定也不知道。跟你们谈一谈这个问题。最近不是说中学毕业生他不愿意下乡种地，说种地浪费了，说没有前途吗？我说前途更好。恐怕这样一讲，他们下乡种田也就高兴一点了，而不是倒霉的下乡种地，垂头丧气的下乡，而是高高兴兴的挺起腰子下乡，他会说，我就是要实现我的理想，发展前途更好。 青年中间现在强调他们的理想，我在很多地方接触一些青年学生，他说他们有高尚的理想，当着理想不能实现的时候，它们就是不得了，要闹事。问他们的理想是什么？他们的理想有几个不干；种地不干，做工不干，当小学教员不干，一进师范学校不干，还有很多不干的。要干什么呢？就是要进工业学校，或者是要当工程师，等等。我问他，你为什么要干工程师，不当教员呢？不种地呢？他说钱太少了，工钱太低了。当工程师钱多点。于是这里有这么一个问题；理想和钱多，他的理想是跟钱多结合起来的，跟着钱多走。什么事情钱多，他的理想就是那个。如果这样也叫理想的话，我看这个理想就是有点庸俗化，是庸俗的理想，理想不高尚。这样的理想到底是什么思想？是无产阶级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还是下乡种地、进工厂做工是无产阶级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下乡种地、当小学教员、进师范学校，中国还有×万学龄儿童没有入学，说是我有这理想，要实现，想法子努力使全国×万学龄儿童统统入学，普及中学教育，钱少一点我也干。这样的理想是资本主义的？还是钱多的理想是资本主义的？这也是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我们赞成青年有理想，而且赞成所有的人有理想，那个理想应该跟人民的利益、人民的长远的利益、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结合起来，不只是个人利益，不只是钱多。能够牺牲个人利益，虽然吃点亏，为人民利益，为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而奋斗，这种理想就是高尚的。自己牺牲一点。舍不得一点牺牲那叫什么理想？那不叫理想。因此我们觉得到底是下乡种地、进工厂做工是比较有理想的，可不可以这样讲？为了这一点，甚而至于将来我们党和国家是不是要这么一个规定，看看你们的意见怎么样？也可跟学生去讨论一下。 城市学生下乡问题。上海的学生下乡，现在城市里没有事做，工厂里面容纳不了这么多初中毕业生、高中毕业生，太多了。听说你们就有×万，上海有中学毕业生×万。高小毕业生是不好叫他下乡的，初中毕业生、高中毕业生可以下乡的，但是城里面的学生一部分在乡下没有家，一部分他有家可归的，我看还是可以动员他们下乡，乡下没有家的，是不是国家可以给他安排一下，也可以动员他们、组织他们下乡去种地，因为在城里没有事做，不能进工厂，只有一部分人进工厂，其他的人不能进工厂。当然他们可以自学，还可以办些学校。那些还不能解决的话，我想还可以动员一部分；国家可以替他们安排，与农业生产合作社商量好，说服他们下乡种地。这也是一种安排。 （2）关于学徒问题，艺徒问题。听说上海有好几万学徒，有×万多，全国各个地方有几十万学徒。大概现在闹事的里面，学徒闹事的不少，我所接触的就是很多学徒闹事，有好多起。我感觉我们解放以来学徒制度的规定有些不合理的。一个是学习手艺的时间，恐怕是太短了。还有学的工种，学的手艺很简单，就是学那么一样，还不只是一个工种，而且是一个工种里面的一个工序，车的只能车，磨的只能磨，铣的只能铣，而且只能铣那一下，铣那一样。因为学的工种很简单，如果调一件工作给他做他就不能做了，磨的不能铣，铣的不能车。恐怕将来改换机器、调换工作，对于这些工人，对于他们将来找职业、劳动调配以及其他很多问题，很不利。应该在年青的时候多学几门手艺，多学几门本事吃饭，这一样不能做，可以做那一样，那一样不能做，可以做另外一样，多学几样。待遇问题，对学徒的待遇一般的偏高了一点，刚刚在学习的时间，工资就是二十几元，三十几元，有到了四十元的。而且保证学一年毕业之后就是要保证他三级工，就要评级。一评级不是评第一级、第二级，而是评第三级。所以我们这个八级工资制实际上不是八级只有六级了，因为一，二级根本没有，实际上他们就是取消了第一级第二级了。因此过去在规定学徒的制度的时候，这些地方是不合理的，以后恐怕要修改一下。但是虽然不合理，可是答应了人家。招人家来当学徒的时候，就这样同他们讲了，还有些有书面合同，签了合同，保证了，答应了，许了愿，还签了合同，现在不能实行，不能按照合同那么实行。学徒多了几十万，学了一年之后没有工资可发，闲在那个地方，他们要求评级，而且要评三级，结果那还不是闹事。学徒要求按照你曾经许的愿、答应了的、签订的合同实行。学徒这样的要求是不是也有点理由？因为你答应了，签了合同，为什么他就一点理由也没有？所以他们是有一些理由来要求的。但是我们有些厂长甚至一些政府的部长、局长，对于这件事情轻率地处理，命令主义地处理，就是说不升级，也不讲道理，不讲清楚，没有事做就把他调到别的厂去做，调他去做别的事，简单的行政命令，不说明理由，没有跟他们协商，就这样处理，结果就闹起事来了，他们就不去了。在这个地方我也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厂长，以至中央政府的部长是不是有权利片面地修改合同，或者废除合同，你们说是不是有这个权利？今天到会的有不少的厂长、经理、局长在座，国家是否给了你们这个权利，说是你们已答应了人家的事情，有口头合同或者书面合同，但你们不与人家协商，没有取得人家的同意，可以片面地废除合同或者修改合同，答应了人家的事就不实行，你们是不是有这个权利？如果有的话，那一个人给你的？对于这个事情，厂长根本无权，部长也没有权，局长也没有权。答应了人家的事，要兑现，要实行。如果现在不能实行，刚才讲，制度规定得不合理，有些不合理的，答应得人家太早了，答应错了，我看这不实行是对的，因为那个合同是错的，许愿许错了，合同签错了，因此不可能实行。那末厂长也好，部长也好，党委书记也好，要与人家协商一下，说明理由，要取得人家的同意，说是我们答应了你的，有口头合同的，或者有书面合同的，那个合同上面有点不合理，但是我们答应了，这个算我们的错误，是我们部里的错误，政府的错误，或者厂长的错误，领导上面的错误，现在不能实行，请你们谅解，谅解我们领导上犯的错误。就要这样同学徒讲一讲。因此请你们牺牲一点，你们暂时不要升级，不要评级，再等一年二年，有工作的时候优先派你们，优先派你们的工作，不先派别人，现在没有工作，要你们等一等。这样，学徒也可以讲得通的。如果他们通了，就算是他们的光荣，说他们是照顾大局的，他们是照顾你们的困难，照顾你们这些领导人犯了错误，原谅你们，他们得个光荣，他们也服气了。你们认了错，他们原谅了你们，他们说暂时可以不派工作，只要你不要开除我就算很好了，不要我下乡种地就算好了，能够进工厂了，进了厂就算是好的了，信任我了，因此我们可以等一等，可以不评级，然后你们可以鼓励他们，说你们算是照顾大局，算是有觉悟的，觉悟还不低，还是高的，也算他是无产阶级思想。这样他们就服气了，心甘了。可是有些厂长不讲这些，很多的厂长不讲这些，他不这样讲，开始就不认错，说是我并没有错，我这里没有工做，要把你们调到那个地方去，你们不去，你们还要闹事，骂人家一顿，结果事情就闹起来了。厂长、部长、局长，管理工厂是有一定的权力的，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他可以指挥工人做这样，做那样，调到这里，调到那里。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他有这个权利可以这样做的。但是对某些事情，厂长也好，部长也好，局长也好，是没有权力的。比如修改合同，答应了人家不兑现，又如从外厂调工人来，把厂里的工人调到外厂去，没有同人家商量好，没有动员好，就是这么一拨，下一个命令，吗人家去，你们没有这个权利。这里我想讲一点，劳动部、劳动局里的劳动调配科、人事科之类，群众路线很少，用官僚主义的办法，调拨劳动力，调拨工人同调拨货物差不多，跟厂长一商量，什么地方一商量，经过什么一批准，一个命令，就调几千、几百人到什么地方，到那个厂，这个厂里人多了，那个厂里面人少，调到那里，根本没有跟人家商量，没有群众路线。调拨劳动力调拨的是人，不是货物，要得到他同意，要跟他商量，还要签订合同，调他到外厂去还要签订合同。我想只要讲明白道理，得到人家同意，人家可以去的。因此许多学徒今年不能评级，这个是有理由的，因为他们没有工做，可以说明白理由，讲清楚，他们可以不闹，而合同是修改了。但是其中有一小部分，家庭有困难的，实在没有办法，要特别照顾一下的，那也应该照顾。所以今年除开学生问题以外，学徒问题也是个紧张问题，是闹事中间的一个问题。 （8）在学徒里面讲一讲青年工人。我看现在青年工人生活真好。我看了一些工厂，许多青年十几岁或者二十来岁，没有结婚，当然没有家属，七、八十元一个月，纱厂女工，十几岁，六、七十元一个月，一个人，我看他很阔气。你们在座的人，如果你们按人口平均，你们每一口人能够平均几十元一个月？恐怕很少的人能够可以平均到七+八十元一个月，六、七十元一个月。但是那个青年工人，纱厂女工，小姑娘，一个人就有六、七十元一个月。我在石家庄找个纱厂女工谈话，你看纱厂女工她提什么要求，她说我们这里跳舞场就在食堂里面跳舞，地板很粗的，不滑，说我们石家庄没有好裁缝，要搞衣服要搞一点好裁缝才好，买了好料子也没有好裁缝做衣服。她的问题是那么个问题。我说青年工人待遇很高的，这些青年我就同他们讲，我说现在是你们生活最好的时候，将来你们是不是能够保持这样高的生活水平呢？我看是不能保持。将来一结婚，一生小孩子，钱就不够用，生活会降低。而现在青年工人的生活，钱是这么多，但是还是要闹事，学徒闹事，青年工人闹事。将来一结婚，生活水平一降低，是不是更要闹事？我看如果现在不加强教育的话，那是会闹事的。因此青年工人的工资恐怕也评得太高了一点，而这些青年工人是可以低一点，这么高对于他们将来也不利。因此既然已经给得这么多，再减少也不可能。因此现在青年工人还有许多要求，首先是要房子结婚，说是我要结婚，没有房子，宿舍紧张得很。 宿舍问题也是个紧张问题。不是什么车身宿舍紧张，而是家属宿舍紧张，要接家属、要结婚没有房子。和几个厂长谈话都提出这个问题。我看家属宿舍这个问题你们可不可以最近几年解决。据我研究了一下，恐怕不可能解决，至少最近二十年、三十年之内是无法解决的。要跟工人讲清楚，房子问题解决不了，只能解决一部分，至少二。三十年之内无法完全解决，不能满足。做不到的事情要给工人交待。做不到。我跟几个工厂的工人讲了，我说如果你们这个工人统统要满足家属宿舍，现在宿舍问题不是集体宿舍，除开一些小的公私合营的工厂店员有些集体宿舍还没有解决以外，我想集体宿舍是应该解决的，恐怕也可能解决的。家属宿舍恐怕不可能解决，至少不可能完全解决。算了一下，我说你们所有工人统统要解决家属宿舍，要盖多少房子，要化多少钱？现在房租收得很低，公家盖的房子房租收得很低。不够维持这房子的水电费、修理费，工厂每年还要贴。因此，家属宿舍盖得越多，国家就贴得更多，工厂的成本越高。那末统统要解决，要投多少资？要盖多少房子？每年要贴多少？成本要增加多少？我看你去算算账。一个工厂为单位算账，一个城市为单位算账，我要几个城市出个题目算个账。我说你一个城市里面，所有的工人，所有的店员，所有的机关职员，所有的教职员，所有的服务行业的人员，一统统把家属宿舍盖起来，你们要盖多少房子？要投多少资？要贴多少？增加多少人口？你们办不办得到？我出这个题目给他们，大家讲这个办不到。办不到你就告诉工人说：办不到，是事实，工人是听道理的。 但是我也想了一下，从历史上看，什么人在城里面做事可以接家属到城里面来住？几百年以前，几十年以前，几百年以前历史上这样讲。出门做事的人是一辈子不能回家的，除非告老回家。最近因为农村城市火车通了，因为城市里的妇女职业增加了，客观条件也改变，可以回家了，城市家属比较多一点，这是近代。前清时代、北洋政府时代、国民党时代，这三个时代离开我们很近，什么人在外面做事、城里面做事可以带家眷的？你们去想一想。一个县政府只有那个县太爷可以带家属，县政府的科长就不能带家属。省政府的科长能不能带家属？处长有多少带家属的？你们去算算。中学教员，小学教员能够带家属带到城里来教书的有多少了店员有多少带家属到城里来的？就是过年时候放些假回家了。军官，什么军官可以带家属到外面来做事情？国民党时代，北洋政府时代，前清时代，连、排长几乎是都不能带家属的，营长一小部分，团长能够贪污就能带家属。过去就是这样讲的，凡能够剥削，能够贪污的就能够带家属，不能剥削、不能贪污，靠那几块钱薪水吃饭的人，除大学教授、高级知识分子、医生之类可以带家属，少数高薪的人可以带家属，此外所有靠工钱、靠薪水吃饭的人，大多数不能带家属。我们革命胜利还只有六、七年七、八年，已经盖了这么许多房子，增加了这么多家属，说是还是少了，骂政府：“你们不顾全我们的困难”，青年报也登报了，说是“无情的银河”，说是夫妻之间两个地方工作三年不见面，这是无情的了。三年不见面，这算长吗？那么好哇，统统解决家属宿舍问题，是不是把国家所有的钱盖家属宿舍，还要不要五年计划？还是要五年计划，还是要家属宿舍？搞了家属宿舍我看就不能搞五年计划。五年计划也不要了，恐怕这样大家也不赞成。所有的人要把家属接来，到城市里住，结果很化不来。城里面生活程度高得多，把家属留在乡下，生活水平就低得多。原来薪水不够的，城里面过不了活，根困难的，把家属一送下乡，生活就好了。因此，是否可以改一改，少接点家属，每年放假回家，或每年可以接家属来住一个月，我们公家可以开放馆，住一个月的旅馆，搞一个放假的制度，那末工人、干部使他地方化，远地工人少搞一点，外地工人除开必要的少搞。这要研究一下，考虑一下，要有一个政策。宿舍问题是个紧张问题，大家要闹的，要有一个政策。怎么解决？解决到什么程度？用什么办法？而不解决又怎么办？要和工人讲清楚？要有个理由。 因此，我想青年工人是否可以这样，他不是有钱吗，也没有结婚，只一个人，六、七十元七、八十元一个月，是不是很多青年工人要他们自己盖房子，组织房屋合作社，青年工人，你们要结婚，你们现在钱也多，你们就自己盖房子吧！你们自己不盖将来就没有房子给你结婚。这样可以不可以？他们真有钱嘛。组织房屋合作社，他们积些钱，每个月交多少，房子还是国家替他盖，他要几间房子，要多少平方米，盖什么格式的房子。盖起来之后，他有几个好处、第一个，他可以永久不交房租，他这一生就可以不交房租了，房子的所有权属他，他自己不住可以出租，可以出顶，可以出卖，他调工作调到远地去，可以把房子卖了，卖几百元钱，到另外一个地方也可以买几间房子。这是青年工人。还有薪水比较高的工人，他自己有能力盖房子的，我看让他们现在就把房子盖起来，将来结婚，对他们将来的生活也是个照顾，等于存款，等于存款存到房子上面，并没有蚀本，而有好处，可以永久不交房租，使得他们将来结婚了以后生活水平不致于那末降低得快。这是关心他们的，替他们作长远打算，替青年工人作长远打算。现在不把房子盖起来，将来你要去造房子，又要去结婚，一方面造房子，一方面又要吃饭，薪水又不能增加那么多，那么困难是够受的。但是现在要青年工人自己盖房子，那末现在有些工厂、国家盖的房子必须把房租加起来，现在房租太低了，说是总工会有这么一个规定，劳动部有个规定，房租不能超过工资的百分之五，这个规定恐怕不妥当，你们这里已经改了，说是加到百分之十，我看你们做得很好，上海市委这个规定冲破百分之五，加到百分之十，我看很必要。就是必须使那些住国家房子的人房租相当高，然后工人会自己盖房子，不然他总是伸出手向国家要。 （4）临时工人问题。临时工人现在也是闹事比较多的地方。有人认为临时工人问题保存下来不合理，是不是可以把他变为正式工人，有这种提议。这个问题我有这么一种看法，请你们考虑一下。我们国家的基本劳动制度现在有二种；一种是临时工人的制度，还有家庭雇请的保姆，煮饭的，手工业合作社雇请的一些人，农业生产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也雇请一些人。国家雇请的临时工，这么一些人，这是一种制度。这是一种什么制度？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叫做劳动力的自由市场。就是我有工作我就雇请你，工作做完了，合同期满了，我就可以解雇，可以不请了。需要的时候雇请、订合同，不需要的时候解雇，按照合同解雇，这是一种制度。另外一种制度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正式工，包括我们的机关干部在内。就是包下来，有工作当然雇请，没有工作，工作做完了，也不解雇工人，不管你有工作没有工作，总而言之不解雇这也是一种劳动制度，这是第二种。这种劳动制度，包下来的这种劳动制度，对于工人阶级也可说是最大的利益之一，最大的好处之一，是保证工人不失业，保证工人没有失业的顾虑，凡是包下来了的正式工人，失业的顾虑就没有了，有保证了。现在这种制度也不能改，如果要改的话我看也会要打破脑袋的，不能改。但是这种制度，全世界没有，只有中国有。资本主义国家当然不是这样，资本主义国家，他实行的就是刚才我说的第一种制度，不管正式工人也好，临时工人也好，他需要的时候请你，签订合同，合同期满，他不要了就解雇。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如此，苏联也是如此，苏联，东欧这些国家都是如此，需要的时候雇请、签合同，不需要的时候，他就可以解雇，按照合同解雇。它不仅对于工人如此，对于机关干部，对于共产党，对于我们这些人，都这样子，对国家干部都这样子，包括你们在座的也都实行这种制度。在他们那里，党的干部也是这样子，需要的时候请你，不需要的时候、合同期满了解雇。最近波兰不是闹大民主吗，大民主一闹，几乎所有省委书记、省委委员、政府的一些部长都是解雇了，解雇了以后在工厂里找工作做，他那里也不觉得奇怪。匈牙利不是闹事情吗？闹事情说是增加十五万失业工人，所谓增加十五万失业工人是什么呢？就是解雇了十五万人，开除了十五万人，他也不闹事，他认为那是正当的。而在我们这里就认为是不正当，说是在座的那一位，把你们解雇了，那就是国家犯了罪了，要告状了，法院要提起诉讼了。所以包下来的这种劳动制度，有它的好处，叫做“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这个政策是个正确的政策。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不开除工人，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免得失业，大家心上心下，顾虑自己要失业，害怕自己没有工作，难办，使大家安心，这有好处。但是国家实行这么一个制度是有困难的，是难办的。就是一进入到国家工厂里面来了，机关里面学校里面一进来了就不出去了，不管你有事情做也好，没有事情做也好，就不走了。这事是不是有困难呢？现在是人多了，机关里的人多了，工厂里的人多了，难办，发生困难，这个困难我说应该在机关里面、工厂里面展开讨论一下，据我的意见请你们市委考虑一下，是不是讨论一下。就是说现在包下来制度不改，但是国家是不是有这么一种权利：一方面国家保障工人不失业，把你们包下来，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但是国家对工人、对职员，对你们有一个要求，有权利要求你们，就是说有这种工作做，就做这种工作，有好的事情做，就做比较好的事，好的事情做完了，没有事情做，剩下工人来了，国家有权利要求你们去做那一个比较困难一点的工作，比较钱少一点的工作，比较待遇低一点的工作，你要做，国家有权利要求你们，跟你们说清楚理由。比如学徒招多了，一方面国家还是把他们包下来，还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多了几十万学徒，还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但是说明理由，今年没有工作可以派，也不能评级，有别的事情，我看是可以派他们做别的事情，如派他们下乡去修农具，你没有事，我给点钱给你，你下乡去修农具。你看是不是可以这样，有这么一个权利。机关里面、工厂里面人多了的时候，没有工作可以做，可以要求多下来的那些人，在公平合理调配之下，去做别的事，而那些事是比较困难的，钱比较少的，待遇比较低的，你有义务要去做。这个也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这是安排，安排不那么好，就是要苦一点。如果说，一方面我要你包下来，第二我只做好事，比较困难，钱比较少、待遇比较薄的事情我就不做。只干好事，好事也没有了，干完了，那怎么办呢？那样办得通吗？我看那样办不通，不可能。一方面又要你包下来，另一方面只准你给好事给我干，好事又只有那么多。我曾经跟几个工人谈过话，跟几个干部也谈过话，我说如果你一方面只干好事的，另一方面又要人家包下来，最好你来当厂长，你来当厂长，叫厂长去当工人，这个不好吗？厂长的工作最好，这不是好事吗？你来当厂长，但是你对他们要实行一条，他也只干好事。那个是办不通的，无论什么人办也办不通的，是不可能的。因此，我想临时工人的制度，还应该保存下来。临时工人中间还有个问题，就是他的待遇比正式工人不一样，这个倒可以改善一点，临时工人的待遇可以改善。现在临时工人要求转正式工，他们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待遇不一样，要求增加待遇，另二个是要求能包下来，主要的要求还是要求国家包下来。现在不能包下来，待遇可以商量，不要与正式工人的待遇相差得太远，这个地方可以考虑的。所谓临时工变正式工是什么道理呢？就是你要包下来，就是这个道理。今后不能解雇了，你要也不能解雇，不要也不能解雇了，没有事情做也得发工钱，就是这个道理。他要求的就是这一条，除开待遇以外就是这一条。因此恐怕要向工人讲清楚一下，就是说二种基本劳动制度，你们是愿意实行第一种劳动制度，还是愿意实行第二种。现在第一种制度是国家需要的，请你们签订合同，不需要的按照合同解雇，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制度，就是国家包下来，不管需要不需要，都把你们包下来，但是国家有权利要求你们，如果人多下来了，要求你们去做比较困难一些的工作，苦一点工作，要去，不能不去，讲清楚理由。去当然大家去，共产党员也去，青年团员也去，干部也去。不是只要工人去，我们共产党员就不去，干部一个也不去，干部的家属也不去，那工人认为不公平的要公平，共产党员与非共产党，干部与工人平等待遇，要去，不能不去，这是第二种制度，现在工人要求第三种制度，你要包下来，没有事做也不能解雇，但是你不能派我去做比较困难的工作，我只能做好事，这是第三种制度。工人要求的是第三种。现在应该向工人讲清楚，第三种不可能。肯定答复他：做不到，不要含含糊糊。如果你一定要做，那就你来做好了，我们下台，请你们来，我们来当工人，那工人好当。只能实行第一种和第二种，那么看还是实行第一种，还是第二种？我看工人还是愿意实行第二种的。因此第一种制度是不是可以扩大一点，可以雇请，也可以解雇，免得解雇的时候要闹事，有话可讲。第一种制度的工人应该增加些什么？我想是不是可这样；以后雇请新工人，增加学徒，外调的工人，或外面调来的工人，以及个人雇请的保姆、厨司之类，统统签订合同，以后新加工人都把合同签好，不要将来讲话不算数。工人现在骂我们，我同工人谈过话，问他们为什么闽事，他们说你们说话不算话。我们现在说话算话，来的时候就签好合同。而合同上面有期限，签订新工人或者是签一年或者签二年。学徒签好合同，多少时候学习完毕，学习了之后不一定马上就派你工作，要你等一下，合同上面写好。毕业的学生，毕了业没有签合同的，可以不派工作。学校毕了业的学生，大学生也好，中等技术学校以及初中毕业生也好，为什么你毕业了，就一定要派工作呢？等一下都等不得？就要闹事？也没有说话不算数，我没有讲过这个话，毕业了一定派你的工作，要等一下。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这是我们的方针，但是有的时候没有那么方便，要等一下子，等那么几个月，这应该等，没有理由讲的。是否可以这样，以后请工人，请学徒，外调的工人，外面调来的工人，以及个人雇请的工人，一律都签订合同，合同上有期限，到期了，可以再签订合同，需要的时候可以再签，不需要时可以解雇，而解雇的时候有个理由。所以一方面我们还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另一方面我们又有一个合同，免得到那个时候，几十万学徒，同人家签了合同，结果我们没有理由可以讲了，合同上没有写那一条而且包了，学一年之后一定评你三级工，答应了那一条。所以以后，这些学徒合同上面要签下这一条：学几年毕业，毕业了之后，不一定派你的工作，工作另定。有那么一条，然后他就是毕业了之后没有工作做也不闹了，一闹的时候就说他说话不算数，不是我们不算数，是你不算数，我说了话的，说毕业了之后不一定派工作，你为什么要闹呢？这是临时工人与劳动制度问题。当然，如果说有些工人解雇，生活上困难，那要救济，这是另一问题。一方面解雇，另一方面保证他们有饭吃，增加失业救济金。就是说没有派工作是有饭吃的，失业救济金是可以保证人家吃饭的。就是签了合同，合同期满以后，至少可以调换他的工作，不讲解雇，在他的要求之下，这样的工作没有，调做另外一种工作，那个有理由。这个问题我在中央机关也谈过，同志们讨论一下，是不是可以这样做？当作一种意见，研究一下子看。这样做恐怕是有好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使人民内部矛盾减少一些，搞点规矩，搞点制度，讲清楚问题，说明白二种劳动制度，恐怕对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有帮助。现在有些工人，以及我们的干部、机关职员，不要只是讲工人要求过高，是不是在座的人也有要求过高的？你们是不是也有？你们要求过高是不是也是无产阶级思想？而工人要求过高就是非无产阶级思想？我是这样问你一下，我不下判断就是了。恐怕要这样讲一讲，使工人免得提出过高要求。那个要求是过高的，一方面要求你包下来，另一方面比较苦的工作不去做，这个要求是过高的，做不到的。这是不能全部实行的，苦事不做，好事没有了，又要你包下来。苦了不做，你必须包下来，一定要做好事，这三条是不是过高要求？’做得到做不到？我刚才把这个制度讲一下就可以了解了，这个要求是过高的了，是做不到的。以后可以有一个新工人进厂就签合同；老工人签合同当然现在还做不到，可是新工人刚刚才来的时候，学徒才来的时候我们就要签合同了，逐步的把工人的合同搞多了，可以使劳动调拨以及许多问题就好办了，比较好办一点，免得出这么多问题。 （5）物价问题。最近物价不是有些涨了吗？涨了的物价大约有这几样东西；盐涨了一点，听说是百分之十二，上海来说，猪肉涨了百分之六点八，食油涨了百分之十一至十八，桐油涨了百分之二十五，高级纸烟涨了百分之三，呢绒（做干部制服的呢绒）涨了百分之二十五，还有其他农业产品副业产品、手工业产品也涨了价。这也是个紧张问题，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有的人骂了：“刚刚加了工资，东西就涨价，工资等于不加，你们是骗人的。”银行里面存款也少了。我想涨价分二部分，一部分是中央决定涨价的，一部分是自由市场，应该由地方处理的问题。刚才讲的几样东西是中央决定涨价的。猪肉涨价、食油涨价、桐油涨价，这几样东西涨价，是因为收购价格涨了，从农民那里收购来，涨了价了。猪肉，因为国家向农民买猪涨了价，因此，肉价也涨一点。油料涨了价，所以食油也涨了价。桐油，收购价格涨了，现在桐油的收购价格还不如抗战以前，因此涨了。这个涨是必要的，正确的。中央去年就讨论了这个问题，决定了，中央有通知，说明了理由，不涨价就不行，不涨价你就没有肉吃；人家就不生产白猪了，油料就不能增加生产，桐油就不能增加生产，不涨价对于生产有妨碍。为了刺激生产，涨点价。不是有人讲农民生活苦吗？你们不是说要改善农民生活吗？现在猪肉涨价、食油涨价、桐油涨价，你们又反对，又反对改善农民生活，这不是矛盾的吗？这是为了刺激生产，在农民那个地方涨点价，因此在城市里面的消费者也涨点价。这是有理由的，应该这样办的。此外盐涨价和高级纸烟涨价，呢绒涨价，盐涨价是加了一点税，盐税增加了一点，全年大约是增加了五千万盐税，全年之内加了五千万盐税，中国有六亿人口，平均起来一个人不到一毛钱。卷烟和呢绒涨价，卷烟是高级卷烟，我抽的这种是涨了价的，呢绒涨了价，目的是国家要积累一点，财政上增加一点收入，在你们身上要多搞点钱，要涨价。另外呢绒生意很好，说是呢绒要脱销，说纸烟也要脱销，高级纸烟说是不够卖，可想是很多人要抽高级纸烟，很多人要穿呢子衣服。既可以穿得起呢子衣服，抽得起高级纸烟，涨点价也应该，不然你就少抽一点。多抽一点，穿点呢绒对国家也有所贡献，我抽一支纸烟等于贡献国家一支纸烟，因为纸烟抽百分之百的税，抽一支纸烟等于贡献国家一支纸烟。我想这个不应反对。这个抽在干部身上，高薪水的工人身上。我问了一个工厂里的厂长，我问他工人对于高级纸烟、呢绒涨价，工人中间有没有什么？回答说根本与他们无关，只有少数高薪工人有点影响，主要受影响的是我们干部。其他农副产品以及小土产之类涨价，恐怕地方商业部门处理得好，可以少涨一点价，而且涨了的时候可以把它压平一些，有些东西涨点价，可以刺激生产，也有好处。这个地方，有些应该涨的，有些不应该涨，工作上是有缺点，应该改进我们的工作，使农副产品、手工业产品少涨点价。有人讲，物价一涨，工资等于不加。我看不是这样。工资加了一些，物价涨了一点，国家也回收了一点，回收得很少，不到百分之一； （6）自由市场问题。自由市场引起一些问题，也是人民内部的问题。自由市场也有两方面的作用，有有利于国计民生方面，也有有害于国计民生方面。因此我们对自由市场的政策也是利用、限制、改造。对自由市场要有适当的限制。限制的办法，我想是有这几种办法。有经济办法。自由市场，你们这里还有地下工厂，地下工厂凡是赚钱太多的，国家也可以经营，国家去经营与他竞争一下，使他的市场缩小一些。这是采用经济办法来限制自由市场的发展。一个是税收的办法，经济办法有困难，就可以加税。再有一个是行政办法，还有些经济办法也困难，税收办法也困难，就采用行政办法。大概有这么三类办法。把行政办法当作最后手段，最好不用，最好不采取。自由市场这个问题，我想对于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方面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我们社会主义经济特点是有计划性，是计划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应该有计划性，是计划经济。但是计划性把多样性、灵活性搞掉了。计划只能计划那么多样，而实际上社会经济生活是几千种，几万种、几十万种。而计划又不能计划那么几千、几万，几十万的，只计划那么多少类，结果搞得简单了，呆板了。这在苏联有经验教训，苏联的计划经济是实行了，但把多样性、灵活性搞掉了，搞得很少，搞得简单、呆板。如何使我们的计划经济，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有这几个特点；既有计划性，又有多样性，又有灵活性。提出这个题目，你看怎么办？因此，要利用自由市场，一方面可以辅助我们当前经济上的不足，另一方面，它可以指导我们搞多样性和灵活性。商人怎么办的，私人怎么办的，自由市场怎么办的，我们社会主义就跟上去，照样办。他去钻空子，就是因为我们社会主义经济有空子可钻，他才钻，既有空子人家钻了，那么我们就要弥补我们这个空子。把空子一弥补起来，多样性就有了，也可以搞点灵活性了。私商很灵活的，地下工厂很灵活，这一样能够办，他就马上办，看到不能办了，他马上变到另一样，他就那么灵活。那么私商、地下工厂既然那么灵活，我们社会主义不能那么灵活？也可以灵活一下嘛。所以让这个自由市场包括一点私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市场，资本主义的活动余地，让他钻我们的空子，我们就照他一样来填补空子。尽他钻，钻了几百，几千、几万、几十万样，结果我们就可以填他几百、几千、几万、几十万样，结果我们就不只有计划性，而且又有多样性，又有灵活性，迈得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就可以搞得比苏联好一点，既有计划性，又有多样性，又有灵活性。为了这个，所以就必须增加地方与企业的自治权力，以及个人的活动，经济上的个人活动，要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加以允许。一家农户他可以搞副业，他可以喂鸡，他可以喂猪，甚至允许他有个人计划，一个合作社有合作社的计划，一个乡有乡的计划，有乡的权力，一个企业有企业的计划。地方也能够经营一些东西，能够有权力或者增加税收，减少税收。地方有这个权力，经营什么，不经营什么，价格要增加，还是要减少，使地方，合作社，都有这个权利，有自治权，要有适当的自治权。这可以使社会主义经济与私商斗争，跟私商竞争，弥补它的空子，把私商慢慢的挤掉。一方面允许他，一方面挤掉他一点，填补了社会主义的空子，这也是个体制问题。增加地方企业自治权，个人活动的自由。自由的范围必须有这个，没有这个，就不能有多样性，不能有灵活性。 （7）还有农民生活苦，这个问题也讲一下。讲农民生活苦。我们党内也这么讲，党外也这么讲，学生也这么讲，知识分子也这么讲，民主人士也这么讲，工人也这么讲。不晓得你们听到没有？我说那就好呀，你们大家都讲农民生活苦，只有我们不这样讲，讲农民生活不苦，我们少数几个人就很孤立。我说这个话不是完全正确的，有一部分真理，但是不是完全的真理。的确有一部分工人比农民生活好，特别刚才讲的青年工人。还有一种工人，他在城市里面做工，家属在乡下，这种人生活好。城里面做事，城市里赚钱。乡下消费，这些人的生活比较好，比较阔气，但是把家属一接进城来就穷了。当然还有高薪水的人，国家机关的干部等等。但是，不是所有的工人都比农民生活好，还有一部分农民比工人生活好，有这么一部分农民比工人生活好的。我们具体研究过，大部分的工人与农民的生活差不多，差一点，差不多。有些人讲差很多，我看是讲差不多比较接近实际。现在全国农民平均收入六十元一年，每个人六十元，工人工资平均收入每个月是六十元。表面上一看，相差很大，一个工人一个月收入六十元，农民一个人一年只收六十元。但工人是一家，农民是一个人。如果拿一家算，家里人口相等，农民每一个人一年六十元钱，假使五个人的话，一年收入三百元。工人也是五个人的话，每个月六十元，一年就是七百二十元。农民收入三百元，工人收入七百二十元，一个在乡下，一个在城市，二种消耗水准，二种生活水平。乡下的生活水平是要低得多的，要低一倍到二倍，因为他吃小菜不要钱，柴火不要钱，水不要钱，很多东西不要钱，有相当一部分自然经济。假如城里面也是五口人，七百二十元钱过一年，乡下是三百元钱五口人过一年，这个二者的生活水平差不多。因此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大多数农民与大多数工人的生活水平，差一点，差不多。可不可以这样说？说差很多，是不接近实际，不合实际。还有一部分工人比农民生活苦，有没有这样的工人？现在工人里面说是有百分之十左右靠救济的，据说是子女太多，五、六个小孩子，七，八个小孩子，钱只赚那么四五十元、五六十元一个月，四十元一个月的不是比农民生活好，而是比农民生活苦。我想实际情形恐怕要进行这样的具体分析，不能笼统地讲，农民苦了，工人好了。那样讲不完全是真理，不完全符合实际。 我在几个地方看了一下，问了一下，为什么有这个议论了到处地方有这样的议论，所有的人都这样讲，农民苦，工人好，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因此弄得学生要他下乡就是不好，吃了亏，机关干部也不愿意下乡。我考虑了一下，农民生活苦这种议论那里来的？来源之一是我想是这么个来源，你们看对不对？就是城里人下乡好吹牛，乡下人进城市他诉苦。你看这个是不是符合事实？城里人，我是讲所有的城里人，包括工人、职员，学生、教职员，以及我们的干部、共产党员，青年团员，跑到乡下去都是吹牛的。我看过这样的人，北京有一个勤务员要下乡回家去，他本来没有皮鞋，没有钱买，没有法子买双皮鞋，他是勤务员嘛，结果间人家借了一双皮鞋穿了回家去。本来没有手表，要问人家借一个手表回家去。回到家里他不说他当勤务员，他说我是当什么干部，多少钱一个月。他是吹了牛的。我还有个保姆，在延安替我带小孩子，带到北京来了，她是替我带了几年小孩子，听说她出来已有六、七年了，解放以后她的父亲到北京来看她，看他这个女儿，我这个保姆无论如何不让她父亲到我家里来，无论如何不让她父亲知道她到现在还替人家带小孩子。她理由是什么呢，她说我已经出来了六，七年了，还到过延安，现在还替人家带小孩子，没有当干部，那是多么丢人！因此她就骗了她的父亲，她就不让她的父亲到我的家里来，到别的地方住了，请了一下客，看了一看，她也吹一下牛皮，当干部，多少钱一个月，这是我亲自看到的。军队里有个团长要回家去，本来没有汽车，到了家门口，走到分区司令部借一部汽车开到家里，以表示他做官了，做得相当大了，因此有汽车回家。这是我看了电报的。这是讲的我们机关工作人员，共产党员、军官。那么其他的工人下乡、店员下乡、其他民主人士下乡，吹不吹牛？就是说城市好，他的好，有点“衣锦还乡”的味道，外面富贵了，回家去要摆些架子。这种情形自古以来就有。孟夫子说过一个故事，叫“齐人有一妻一妾”，说有个齐国人（现在山东就是那个时候的齐国），他有个大老婆，有个小老婆，大约是个破落的贵族，没有饭吃了，但是偏偏向他二个老婆吹牛，说是他出去了，什么贵族请他吃饭，吃了酒席，什么什么等等。可是家里是没有饭吃，二个老婆有点怀疑了，有一次他出去，他二个老婆跟在后面去看他，钉他的梢，钉到一天，没有到什么地方去，跑到一个人家在祭坟，祭坟的坟山里面，大概祭坟的那个在中间，有什么粮食、肉、东西，向人家要饭，要了就吃了。他回来了，跑回来又向老婆吹牛，又说自己在什么地方吃了酒席，怎么怎么样，二个老婆老早看到了，他在家里孤立了。这是孟夫子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这是二千多年前的事。所以我们城里人吹牛恐怕是有历史传统的，一直到现在没有改，到我们共产党这个地方没有改。而乡下人向城里人讲，写信也好，进城也好，总是诉苦的。本来不那么苦，他也讲苦一点，本来家里还有饭吃，还有粮食，他说粮食没有了。其目的是什么呢？其目的要你寄几块钱回家去。这个我也有证据，我那里也有个人回去了，他的父亲母亲向他诉了一顿苦，住了几天的时候，看到他们家里还是有饭吃，然后就问他的母亲，到底你们有没有饭吃了说那还是有的。所以农民生活是苦，现在还是苦的，但是不是那么苦。因此这二方面讲的话都不完全真实，都有虚假性，城里人讲的话有虚假性，乡下人讲的话也有虚假性，不要听了什么话就照那么讲，要分析一下。：方面讲的话当然有真的，但是其中包括了相当一部分是假的，是吹牛的，是夸大了的，夸大了农民的苦，夸大了工人的好，有一部分是假的。但是所有城里人下乡都采取这么态度，下乡也这样讲，写信也这么讲，没有一个城里人讲我在城里面很苦，睡的床是双层铺，吃饭也是饿肚子，排队，买不着东西，城里人下乡都不大讲这些。所有城里人他在向乡下人吹牛的时候是等于什么呢？等于煽动五亿农民起来反对城里人，反对工人阶级，对工人阶级不满，扩大工农矛盾，妨害工农联盟。但是这种宣传是一种自发的，但是普遍的，是带着虚假性的，带着破坏性的。对工农联盟带着破坏性的，带着虚假性的，也是普遍的、没有领导的、自发的这么一种宣传。这个东西你们做宣传工作的人是不是有什么办法可以改一改，有什么办法没有？要城里人不那么吹牛好不好？讲真话，有什么办法使城里人下乡讲真话，讲老实话，不要吹牛。历史传统几千年是不是可以改一下，这个传统我看不好。乡下人也讲老实话，恐怕要改变乡下人就为难了。城里人先改一下好不好？人家已经抱怨你们了，说你们生活太好，你们在天上，人家在地下，你们现在还吹牛。是不是可以先把城里人教育一下，把话头改一下可不可以？ （8）还有个问题，听说有很多工厂、多数工厂以至于机关、甚至于学校有少数不愿意劳动的工人和干部，不守劳动纪律，不好好工作，又要吃好的，又要穿好了，钱要得多。是不是有这种人？我经过的几个地方，几个地方都提出这个问题。说是他们那个地方有许多工厂有那么三、五个人，机关里面也有，住招待所住了好几年，你说他有病，也不是有病，他有劳动能力，但是他就不愿意做事，要吃饭，要钱。在你们讨论中间的材料上也看到提出这个问题来。对于这种人怎么办？人家把这个当作一个理由，说是提出人民内部矛盾，要这样解决，对这些人是更不好办了。我看更好办了，这也是一个人民内部矛盾，要解决。我看对于这种人，有劳动能力而不愿意劳动，就是不愿意做事，又要吃饭。这种人是不是违法的？是不是违反我们国家的法律？我看是违法的，对于这种人应该把他看为是违法的，是违法的行为。因为宪法上已经写了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有劳动的义务，有遵守劳动纪律的义务，有遵守国家法律的义务。当然生病了，没有劳动能力了，丧失劳动能力了，那不去讲它，我是讲那个有劳动能力的也不劳动，也不工作，又要吃饭，这种人应该看作他是违法的。据说这种人，工人群众并不同情他，他已经孤立，人家都不赞成他，我说应该改造这种人。这种人最难改造，但是必须改造，不能容许长期不过问，不加改造，那是不行的。 改造的办法，我想应该有这样一条，列宁讲过，在十月革命时有这么一条，他在法律上有这么一条，叫做“不劳动者不得食’，不劳动的人不准吃饭。有劳动能力，你也不劳动、不工作，就不应该给饭吃。他们有那个法律。我们的法律上也有，有劳动的义务。我看应该实行这一条，具体办法怎么搞，那完全可以商量。对机关干部不愿意工作的也采取这一条。军队里面也有，住在招待所多少年，他也没有什么病，他就是不愿意做事情，天天在那里发牢骚、抱怨，我看对这种人，应该实行这一条，不做工作没有饭吃。具体办法，我想是这样的：凡是有这种人的工厂、机关、学校，这种地方，组织一个小组，专门督促这些人，找这些人谈话，研究他们为什么不愿意劳动，是不是可以说服？研究他们的具体问题，细心地研究，向他们提出要求，要他们必须做工作。他们可能讲出一肚子牢骚，说是那一天对他们不起，或者三反五反整了他们一下，或者什么东西等等那么一些怨气。那些怨气可以讲，但是现在我要求你们的，不是讲那些问题，现在我要求你们工作，你们不工作就没有饭吃，做多少工吃多少饭，做得多多吃，做得少少吃。要给他们劳动，要给他们工作。如果这样做，仍旧有的人不工作怎么样呢？我说这种人应该开除。假如一个工厂有五个人的话，你先开除一个；看那四个怎么样？那四个还不改，你再开除一个。采取这个办法。开除了你还要管他，不要不管，小组还要管他。开除了，在外面他就没有饭吃了，没有饭吃他就去抢去偷了，去抢去偷，公安部抓了去劳动改造就是了。如果他不抢不偷，他就没有饭吃了，他流浪、要饭了。也许还有亲戚朋友，到亲戚朋友那个地方去吃，但亲戚朋友处也不能吃那么久，吃完了还不是没有办法。等到他没有办法的时候，这个小组再可以找他谈话，间他是不是可以改正，是不是愿意劳动？如果愿意劳动，我再介绍你工作，或者回原来的工厂，或者介绍做别的事。我看有一些人开除一下，饿他二个月，还是会改的。有些人就不改了，就是要饭他也不愿意劳动了，不愿意劳动，我看就办一个劳动教养所，迭劳动教养所。小组一定要负责到底，要把这些人完全改造好，安顿了之后，等劳动教养所改造好了之后，这种人还要回工厂。所以这个小组是个经常组织，不要解散了，一直负责到底，把这些人改造好为止可不可以这样？机关里面、工厂里面、学校里面凡有这种人的地方你就这样去办。现在对他们没有人负责的。法院也不负责，公安部也不负责，总务科没有办法，工会也没有办法。只有搞个小组来对他，请你们研究一下，是不是可以这样做？是不是也可以选择几个工厂典型试验一下？ （9）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讨论中间有这么一个问题，工人打架，打得头破血流，送到派出所，派出所不收，送到检查院，检查院不管？怎么办？打架没有人管了，不只是打架，还有其他的事情。有人提出这么二个问题作为反对百家争鸣，反对百花齐放的理由，一个是少数不守劳动纪律的人，不愿意劳动的人，一个是打架犯案的事情没有人管了，法院不管了。我在别的地方也碰到这个问题。河北省他们提出这个问题，农业生产合作社有那么几个人，拿了一些麦子，拿了一些豆子，拿了一点东西，没有立刻处理，社员看到了，大家来拿一点，你偷了一些麦子，我也可以俄他一点，他还可以搞一袋子，那个人怕吃亏的，多搞一点，搞他二袋子。这样一搞搞乱了，结果合作社没有办法了，秩序就维持不了了。工厂里面恐怕也有这个问题。我要他们去研究一下。据他们讲，对于这种人，曾经是乡村里面就送到县政府，送到法院里面，县政府就关他七、八天，然后又把他放走。这一放走，三方面不满意，一方面他本人不满意，他只拿了一些麦子，结果你关了他七、八天，七，八个劳动日损失了，损失很大，群众也不满意，我们刚刚花了这么大的力送到你那里，关七，八天，你就放他回去了，麦子他还是拿去走了，经济上受了损失，没有赔，政府里面觉得关了七、八天也就够了，结果就放回去，放出去群众不满意，本人也不满意，政府也吃了亏，关他七、八天，就吃了七，八天饭。。’三方不利，对政府、群众、本人都不好。结果我就告诉他们一个办法，这种人不要政府去处理，不要法院去处理，乡村里面的调解委员会就可以处理那些问题。凡是有这些事情，彼此吵架，偷了点东西，组织乡村里面的调解委员会（他们现在改成调处委员会），去处理。这些事情不要这到法院里面，不要送到县政府，不要送到公安局、公安部去处理，就是由人民群众、合作社、工厂、工会里面自己处理。城市里面也有这种事情。我们派一个河北的检查长下乡去调查的时候，与他们去商量，农民赞成这个办法。偷了一些麦子叫他赔出，偷了东西叫他赔偿，除了赔偿以外，还可以罚他一点，罚一个劳动日，二个劳动日，或者五个劳动日以下，十个劳动日以下，别的权利没有。这样一做，听说是三方面都满意。群众满意，群众为什么满意呢？他赔了，经济上没有损失。本人也满意，当然赔是赔了，罚是罚那么一个劳动日，二个劳动日，免得你送到县政府关上七、八天，那损失更大。那么政府也满意。河北建议把调解委员会改成调处委员会，我说你们城里面是不是也可以这么搞。工厂、街道把调解委员会改成调处委员会能够处理那么一些问题，什么打架的问题之类。打架打伤了人，重伤，伤害人了，那就违反法律了，按刑事案件处理了。根本没有什么重的伤害，就是破了一点皮，流了那么几滴血，打了那么一拳头，根本也没有什么大问题，你说送到派出所、送到检查院怎么办？不构成刑事案件，你不构成刑事案件，可是确实也打出一点血来，你说怎样办？这种事情应该由调处委员会、工会、工厂里面工人自己处理这些问题。赔偿一点，出了一点血，送到医务所去看一看，化几个钱，赔你一点，赔点医药费，或者道个歉，赔个礼，请你吃点什么东西，不是你们讲请客吗？请客请那末几桌就也为难了，算是赔了那么一点，问题不是解决了吗？赔偿一点医药费，尽可以采用这样的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这就是当前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间比较紧张的几个问题，也是你们讨论中间提出的问题。就讲这么几个，其他的不讲了。 总起来讲，人民内部的矛盾，现在是大量的表现在分配问题上，大量的表现在人民群众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问题上。刚才讲人民内部的矛盾，那一个是主要的？恐怕突出的表现在人民群众同我们国家、经济机关、学校的领导机关、同我们领导者之间的矛盾这个问题上。更确切地讲，是表现在人民群众与官僚主义之间、官僚主义的错误之间。大量的，突出的表现在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与人民群众的矛盾这个问题上。虽然有些问题不属于领导方面的范围，刚才讲农民生活苦，这个问题是工人农民的矛盾，工人生活好，农民生活苦，是这一部分人民与那一部分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他也怪你领导者。学生不能升学，这一部分学生升学了，另一部分学生不能升学，他也怪你领导机关。刚才讲二个工人打架，打出血来了，法院也不收，他也怪你领导机关。少数工人不守劳动纪律，不愿意劳动，又要吃饭，工人不满意，他也怪你厂长，怪你领导机关。你们没有办法，他们那样不做工作你也发钱，我迟到五分钟，就要扣我的钱。目标是对着领导机关的。他不满意那几个人，实际上他也是对你领导机关的。我们是在领导国家，站在领导的地位，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一切的事情没有办好，领导上都有责任，人民会来追问我们，而我们也应该负责任。对于这一部分人民跟那一部分人民的生活上不够公平合理，这一部分人多了，那一部分人少了，房子分配不合理，升学不合理等等，人民就追问我们国家、党、政府、经济机关的领导人，这些问题应该负责任。因此人民群众跟领导机关之间的矛盾，现在是突出的表现出来，也可以说是主要矛盾，而真正的矛盾产生在领导机关犯了官僚主义。如果领导机关不犯官僚主义，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他就可以不闹了，矛盾就缓和了，解决了。即使群众中间有过高的要求；有不合理的要求，有错误思想，领导上没有官僚主义，你也可以而且应当解释清楚，矛盾就不会紧张起来。…人民内部矛盾特别表现在分配问题上面。现在我们是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就有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分配的制度是根据所有制来的。现在我们有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一种是全民所有制，一种是集体所有制，因此，也就有两种分配制。这两种分配制可以从这个地方看出来，比如一个乡里面有两个合作社，一个合作社一个劳动日五毛钱，另一个合作社一个劳动日是一元钱，两个合作社劳动目的价钱虽然相差一倍，但是两个合作社并不打架的，并不说我这个合作社要分你那个合作社什么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两个集体。可是在一个集体内部就不行了，在一个合作社的内部，你分的劳动日是一元钱，我分的劳动日是五毛钱，那就不行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个集体内部。全民所有制也不行了，上海的纱厂挡车工一元钱一天，北京的纱厂五毛钱一天，那行不行呢？虽然不是在上海，路隔几千里，那也不行的。为什么？因为它是全民所有制。因此，在全民所有制里面大概有这个问题，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大量地突出地表现在分配问题上。不是讲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吗？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表现在什么地方？我看是大量的表现在分配问题上。你那里多分了一点，我这里少分一点。农民说工人多分了，农民生活苦，工人生活在天上。小、学教员讲你们青年工人分多了，你们刚刚学一年就是六七十元钱一个月，我学了三年、当小学教员当了几十年，也只有六七十元钱一个月，他们说你们青年工人分多了。这不是分配问题吗？有房子的人，没有房子的人，你房子住多了，我要结婚，没有房子。总而言之，各方面都是分配问题。升学也是这个问题，你的孩子能升学，我的孩子不能升学，这也是分配问题。物价高涨也是个分配问题，物价高涨大家抱怨。什么评级，评了你升级，我不升级，这也是分配问题。总而言之，很多问题，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表现在分配问题上面。 生产关系是要适应生产力的，如果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就要妨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如果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就是说分配关系适合生产力，就要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大家就努力干，劳动热情就提高了。你多分了我少分了，大家不愿意干，生产力就受到阻碍，在分配问题上就表现出来。所以我建议所有的同志们要好好研究这个分配问题。一个合作社内部的分配，整个国家的分配，多少积累，多少消费，军政费占多少，这个工业部门那个工业部门占多少，生产人员和非生产人员占多少，教育局文教费占多少，还有小学教员分多少，青年工人分多少，干部分多少，房子占多少等等。总而言之是个分配问题。这些问题是个生产关系。分配问题的原则，是按劳取酬，公平合理，如果不按劳取酬，不公平合理，就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如果按劳取酬贯彻得比较好，分配得比较公平合理，大家满意，就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这是个提高生产力的办法，发展生产力的办法。 很多人都想在全民所有制中多分一点，大家都想多分一点。评级没有评到的，升了二级还不够的，他就想多分一点。自己的孩子想升学，不是想多分一点吗？房子也想多分一点。小学教员也想多分一点，青年工人要想多分一点，学徒要想评级也想多分一点，谁也想多分一点。但是谁多分了一点，谁真正多分了一点，不应该分的多了一点，大家都反对，大家都不赞成。你看是不是这样？如果是分到你所不应该分的，不应该得的你多分了，谁看了也反对，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个全民所有制，东西不是你的，是他们大家有份的。这个地方有个好处，这是社会主义民主的物质基础，群众敢于讲话，他有权利讲话，在所有制上他有权利要怎么分，要怎么办。所以人民群众更关心民主，社会主义的民主。不仅在政治上他要关心，而且在经济生活、生产上他也关心。你们多分了，他就少分了。这是关心他们自己的生活水平，关心他们自己的命运，他是不能不管的。这也是社会主义民主必须扩大的一个物质基础。 这个地方比较有点问题的就是我们领导机关、领导干部，人民群众是有些不满意的，有若干，不是有很多不满。我们在座的同志是应该自己自觉一点，就是说我们领导干部是不是多分了一点，人民群众就说我们，说你们多分了一点，你们的生活太好了，你们的房子住得太好了，你们什么东西太好，他们不大满意。也确实有这样的事。在乡村里面，合作社主任劳动日占多了一点，自己的亲戚朋友本来不该给劳动日的，也给了他几个。工厂里也这样讲，厂长、党委书记、青年团书记奖金多分了一点，此外还有亲戚朋友送进厂等等，多搞了一点。这样群众就反对，就影响生产力的发展，就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群众对这个分配关系就不满，而且最后就闹事，打好闹事的基础。有很多闹事的基础是我们领导机关领导者自己打好基础的。你们有个永大染织厂不是闹事吗？工人提出的意见有这么一条，说我们这个工厂里面有二套制度，干部是一套制度，我们工人又是另外一套制度。只有永大厂这样做？别的工厂是不是这样？机关，军队，基本建设单位，恐怕这个制度要改。在工厂里面干部一套制度，工人一套制度，很不利，脱离群众。我参观了一些工厂，厂长、总工程师、或者党委书记住的房子是一幢幢的公馆，是新盖的，处长又是一幢房子，科长又是一幢房子，其他干部又是一幢房子，工人宿舍是另外一幢房子。这个地方分的等级很清楚，甚而至于厂长、处长、科长的办公室里面，住的宿舍里面，几个台子、几个沙发、几个凳子都有等级的。军队里面也有，什么团长、营长、师长、连长、排长，不只在薪水上面订出来，而且在营房里面也是摆几个凳子，多少平方米都有分别的。就是工人讲的，干部一套制度，工人一套制度。我看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在我们里面开始萌芽了这种等级制度，社会主义之下的等级制度。等级制度是一种封建制度，我们照抄封建制度。开始有一些等级，并且不只是工资上有什么级，连住房子、桌子、凳子都有什么级。如果有这种制度开始萌芽，我看应该废除，应该彻底废除，不要什么等，根本不要级。你该住多少间房子就多少间房子，多少凳子就多少凳子，凳子要自己买，要出钱。工会的干部说他们是第五等干部，很不高兴，讲了几年了。我听到过，说他们是第五等干部。我向一个工会干部讲过，我说你们第五等干部还不满吗？你要几等你才满意啊！我说你五等干部最好不要，你不要一等干部二等干部，连五等干部也不要，什么等也不要，当平民去好了，根本不要等，当平民，你就变成头等千部了。不要等级，当平民，我看就是头等干部。那些生活待遇上等级很高的我看是危险的，将来会跌交子，这个不好的。这方面我看应该有所改变。 人民内部之间的矛盾一发展起来就闹事了。我在有些地方研究了一些闹事。现在有些群众的闹事，我研究一些具体的问题，几乎全部是为了经济性质的切身问题。政治性质的罢工、罢课、游行、示威很少发生，我看也不容易发生。在我们国家发生政治罢工、罢课、游行、示威也很不容易。但是人民群众内部有不少的政治思想问题。这些政治思想问题如果我们能够及时地加强政治思想教育，解决这些问题，是不会发生闹事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政治思想教育有些地方在加强，但有的加强得不好，群众有很大的反感，说是教育群众，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就是整群众，只批评群众，自己不自我批评，加强劳动纪律教育也是整群众。如何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如何加强劳动纪律教育，很有必要改善方法。 群众闹事中间，反革命分子是可能参加的，但是反革命分子在今天，他只能够利用群众切身经济问题和群众的政治思想问题，来鼓动群众起来闹事。反革命分子也利用群众中间的问题，群众的切身经济问题和政治思想问题，鼓动群众起来闹事，反革命分子不能够用反革命的纲领和反革命的口号来动员群众闹事，这不可能。所以即使群众闹起事来，有反革命分子参加，也要当人民内部问题处理。先把群众的人民内部问题处理了，使群众安定下来，然后，才能处理反革命分子的问题。因为反革命分子闹起事来他是利用群众的切身经济问题跟他们的思想问题闹起来的，你不解决群众的问题，你就不可能肃清反革命。群众中间闹事起来提出的要求，我研究了一些，大部分是合理的，是可以实行的，一小部分是不合理的，或者是不能实现的，是过高的。但是这一小部分不合理的不能实现的要求，经过认真的解释，向群众讲清楚道理，群众也并不坚持的。今天我讲了好几个问题，比如学生升学的问题是群众很不了解的，学徒不执行合同，不评级，也是很不容易解决的，又要我们包下来，可是困难的工作又不去做，这个也是很难解决的。但是你向他讲清楚道理，他也就不坚持了。所以群众是有相当高的觉悟。你们那边有个永大染织厂闹起事来之后，那个厂里面的党也瘫痪了，厂长也不能指挥了，一个专业公司的经理去召集开会，结果那个会根本不是经理会，而是变成了个工人大会，工人掌握了会场。共产党员不起作用了，工会也不起作用了，你看什么领导也没有了。可是工人一方面闹事，一方面按时上班，按时下班，生产没有降低。你看，你们这些领导，厂长也没有了，党也不起作用了，工会也不起作用了，公司经理也不行了，可是他那个秩序维持得很好，比你们领导的时候维持得好些，按时上班，按时下班，工作照常进行，一方面闹事，一方面进行工作，他们分了班的，一班生产，一班休息，一班闹事。我问同志们，这样闹事的群众到底是群众的觉悟程度低呀还是高？恐怕要你们去组织这样的闹事，你们还组织不了这么好。群众觉悟是高的，他站在有理、有利的地位，有理、有利、有节。当然群众觉悟不高的也有，但是你经过解释，可以讲清楚。大体上群众闹事我看是经过这样几个阶段：首先是提意见、提要求，然后是派代表交涉，如果交涉没有结果，然后他就开会，向北京告状，出墙报，向人民日报写信，如果还没有效果，然后就请愿，就闹事。大体上所有闹事，我研究了很多，并不是突然的起来闹。有的是经过了好几个月，经过了半年，经过了很久，采取了各种办法，官僚主义不理，解决不了问题，最后来请愿、闹事、罢工、罢课。大部分这样，开始讲闲话，所以劝告同志们要听闲话，群众的闲话不可不听。凡是闲话一来，你们去解决问题就可以不闹事。不要等群众提出要求，刚刚有了闲话，你听了，有问题就去处理，这个就比较好。因此应该允许小民主，允许群众提意见，提要求，派代表交涉，开会，向北京告状，出墙报，向人民日报写信。要允许这些事，要听闲话，就是说要允许小民主。不允许小民主，势必要来个大民主。如果你那个地方不允许小民主，必然要发生大民主的。 闹事的原因，我跟工人代表谈过话。工人讲为什么闹事呢？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叫说话不算数，合同不兑现，答应了的，招工招来的时候许愿许多了，结果不能兑现。第二个叫一脚踢开，不要的时候一脚踢开，不讲清楚道理，刚才讲的劳动调配、人事科之类就是这个办法。第三个是厚此薄彼，待遇不公平，就是刚才讲的对干部是一种制度，比较厚一些，对工人比较薄一些；对这部分人厚一些，对那部分人薄一些，对自己的亲戚朋友厚一些，对其他的人薄一些。还有一些工人的合理要求，领导机关长期不解决，这刚才已经讲过了，这也是一个原因。所以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是引起闹事的原因，总起来讲是这样子。 官僚主义有二种，一种叫命令主义，一种叫尾巴主义。官僚主义上面有责任，我看下面也有责任。中央不负这责任，部里面不负责任，这不公平。凡是中央负责的，部里面负责的，局里面负责的，应该把责任担负起来。但是还有很多事情不是部里的，不是中央的，是下面做的，工厂，基层单位应该负一定的责任。上面的责任和下面的责任我看也应该有个公平。 对付闹事的办法。没有闹起来以前就不理，闹起来以后就惊惶失措，恐慌得很，害怕得很。这并不证明我们这些厂长、部长、局长之类，腰杆子那么硬，不是的。一个小的闹事就吓得个要命，这就不是那么神气十足的，很害怕。没有闹起来不理，闹起来以后惊惶失措，一惊惶失措就采取压制的办法，很多地方采取压制的办法。压制的办法，有强压，有用强力，有开除的，有抓人的，甚至开枪打死人的。……还有个比较软的压迫的办法，我研究了这么一些问题，他也不开除，也不抓人，也不怎么样，就是派很多干部同你来纠缠，动员工人的家属，找工人的家属去分化工人的团结。工人闹事只有二、三十个人，结果开七、八百人的会，大会上斗争，批评二、三十个。他实行大民主，实行大民主来压服少数几个闹事的人，用这些办法。总而言之是个压。这样的办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我们同志们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上面，有几个基本观点是错误的。 第一个观点，就是站在人民之上的观点。我们的厂长、局长、领导人感觉自己是站在人民之上的，把群众、把他管的工人、或者学生、农民看作是属自己管的手下人。他的话是这样的：“我是管你们的，而你们归我管的，你们应该听我的话，而我可以不听你们的话；我有权利命令你们，你们没有权利命令我，我命令了你们不能不办，不能不照着做，而我可以不听你们的话。”这个态度是什么态度？我想这个态度是根本上错误的态度，是官僚主义的态度。他自己开始就把自己放在与人民对立的地位，与人民群众对立起来，把自己放在一种地位，这种地位是跟人民群众对立的，也可以说把自己放在一种反人民的地位。他已经不把自己看作是人民内部的一分子，而把自己看作是站在人民头上的。这个观点，恐怕不是无产阶级观点，不是群众观点，而是剥削阶级观点、官僚主义的观点、官僚主义的态度。恩格斯讲过这个话：他说我们党、政府、国家、经济机关的领导人，本来是社会的公仆。公仆，就是勤务员。本来是人民群众的公仆，社会的公仆，结果由公仆的地位转变成为人民的主人了，转为社会的主人。现在我们恐怕有不少的同志有这个态度，他自己已经变为社会的主人。人民群众的主人了，自己还不自觉。这是不对的，是错误的。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人，领导人，厂长，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的公仆，是他们的勤务员，没有权利当主人的。因为不这样，他就不把群众当作跟自己一样的人来看待，处理人民群众内部的事情，就不把普通的工人、普通的农民、普通的学生看作是与我们党员一样，与我们干部一样，与在座的人一样。普通的工人、农民、学生、六亿人口，我看应该看作跟我们在座的人一样，一样看待，一视同仁。处理他们的问题，普通工人、农民，学生的问题只应该与处理在座同志们的问题一样，采取那么一种态度来处理。当然，我们与普通群众有所不同，因为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是领导者，有所不同，但是要一视同仁的看待。应该信任群众。你们要信任群众，群众才会信任你们。厂长、校长、局长，首先信任群众，群众才会信任他们。开始就不信任群众，群众就不会信任他们的。这是第一个观点。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可是据我看，有不少的同志有这个观点，站在人民之上的观点，做人民主人的观点，把人民当作手下人的观点。 第二个观点，就是只去分清楚群众的是非，而不分清领导上的是非。不是讲人民内部问题是是非问题吗？是非问题不是要分清是非吗？分清是非，分清谁的是非呢？他只去分清群众的是非，至于他自己的是非，领导上的是非，他自己是不分的。群众要求分他的是非，他说你们没有权利分我的是非，你们没有权利过问我的是非。有点事情要他向人民群众承认错，作点检讨，他说要向党、向上级作检讨可以，向群众作检讨那不行的。你答应了人家，跟人家签了合同，你要平气，你现在错都不认一句，又不平人家的气，几十万人，那人家怎么会服呢？分清是非只分清楚别人的是非，而不分清他自己的是非，自己不分，别人去分他的是非，他又不准。而他分的时候又是这样的：分群众的是非时只讲群众非，说群众错了，群众还有什么好的地方，他就不讲了，抹杀群众中间的是，只讲群众中间的非。而讲到自己，讲到领导上，就只讲自己的成绩，不讲自己的缺点，只讲自己的是，不讲自己的非。结果就是这样；非的就是群众，是的就是“老子”。这样你看是不是片面性？符合不符合事实？所以应该全部分清是非，首先要分清领导上的是非。凡是群众有事情来了，要分清是非的时候，首先检查领导上有那些错误，那些不错，首先分清楚领导上的是非，然后再去分清群众中间的是非，人家才会服。分清是非的时候不只是说群众中间的不好，他的缺点，他的错误，他好的地方也要讲。这样才全面，人家才服。 第三个观点，是以力服人，不是以理服人。凡是有什么问题发生了，就是用力量去压服。压服群众，使他服你，闹起事来就是压，而不是用道理去说服人家。群众中间闹起事来了，他不是想尽法子使群众闹事解消，使矛盾的斗争缓和起来，不是强调团结，不是强调统一，而是强调斗争，强调压迫，不讲道理，使矛盾激化起来，凡是那里闹起事来，他就使矛盾紧张起来。这是违背上面所讲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非对抗性的矛盾这个方针。应该缓和，人民内部的事情应该妥协解决。 第四个观点，就是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凡是群众中间闹起事来，就分群众的界线，问他的动机如何，去查人家的历史（当然，历史也是应该查一查的，分出这里面有没有反革命），当作反革命事情来处理的，即把人民当敌人，把人民群众当作敌人。如果把人民当作敌人，这个问题就根本错了，实际上是把自己当作人民的敌人了。当然，对犯官僚主义错误的人，群众里面也有过分的，他也不当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也有过分的，这个也要教育群众。对于某些犯官僚主义错误的人，除开特别恶劣的，违法乱纪的那些分子以外，顽固的官僚主义者以外，对于一般的犯官僚主义错误的人，还是应该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达到团结。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当然是错误的，把敌我矛盾当人民内部问题处理，这也是错误的，这个现在虽不是主要的，但是现在也有。有人讲胡风问题也是人民内部问题。胡风问题是敌我问题，不是人民内部问题。匈牙利的纳吉路线、修正主义，他们就是把敌我问题作为人民内部问题来处理，这吗右倾机会主义，叫修正主义。把人民内部问题当作敌我问题来处理，叫“左”倾机会主义，叫拉科西路线。斯大林的错误也是这个错误，把人民内部问题当作敌我问题处理。现在我们感觉到各个地方，各个工厂、学校里面，很多基层单位都积累了很多问题，我所发现的，恐怕你们这里也是这样子。因此，积累的这些问题要集中解决。以后是不是可以这样子。每年集中解决一次或者二次，就是要人家提意见，要工人开小组会，学生、机关职员开小组会，号召他们提意见，把意见都提出来，要求都提出来。提出来之后，无非是每个厂提几百条，提几百条综合起来只是那么多条，全市综合起来也只有那么多条。综合起来，集中解决，能够办到的就办，商量，讨论，不能办到的就向工人解释，如何解释法，市委、区委好好讨论一下。这样集中解决问题，就可以不要好久，就可以使人民中间积累起来的那些问题，主动解决了，而不至于闹事。现在已经积累了不少的问题，我召集工人代表、学生代表谈过话，一谈的时候就谈不完，谈到晚上十二点钟，他们还不断地要谈。证明问题，积累起来了，谈不完。恐怕你们这里也是积累起来了。比如说资本家的问题，让他们谈出来，你们去解决。所以我觉得在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面有两条路线，有正确的路线，有错误的路线。在这个问题上面有两条路线之争，这个问题搞错了，就要犯路线错误。我们在处理阶级矛盾的时候，左了是“左”倾机会主义，右了是右倾机会主义，正确的叫马列主义。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样，左了叫“左”倾机会主义，右了叫右倾机会主义，正确的叫马列主义。马列主义是正确的，“左”的右的都是错误的。我想这个问题提出路线问题，请同志们考虑。我们提这个问题恐怕有点作用，不提路线问题人家不大注意，一提就是说怕路线错误，最好好好研究一下吧！就是这个问题，搞不好要犯路线错误的。路线有这么两条；一条是左的，是拉科西路线，或者叫斯大林路线；一条是纳吉路线，修正主义的路线；正确的是马列主义路线。这样来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 群众路线问题，我在很多地方看了，谈了，感觉到有些地方不大讲群众路线，特别是工厂的厂长、局长、部长，群众路线不那么讲，脱离这个群众路线。八次大会那样强调群众路线，结果实际上我们一天一天离开群众路线了。你看是不是这样子？处理人民内部的问题，对付这些闹事的问题，我们的群众路线，现在不是搞多了，是搞少了。群众路线越搞越少，这是个危险。特别是这些厂长、局长，这些行政上的负责人，似乎觉得我们当厂长的人有不要群众路线的样子了，那不对。一切厂长、局长、部长都应该按照群众路线办事，离开群众路线你们一定要犯错误。甚而至于党委、工会，也对于群众路线不那么讲，讲得比较少，不是那么多。所以群众路线不是那么讲了，人民民主不是搞得那么多。本来我们国家是人民民主国家，我们那些厂长是不讲人民民主的，他只讲厂长一长制，人民民主的制度他就不讲了。因此工厂里面组织工人代表大会这些问题恐怕是很有必要。我今天就讲到这里，完了。 |